阿玛尔纳书简

阿马尔那泥板书信中所见的古代近东大国外交方式

[日期：2009-03-29]

来源：古代文明 作者：袁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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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阿马尔那时代是近东历史上的和平外交时代，五大国支配着外交的走向和国际关系的格局。在大国外交中，存在3种外交方式，礼物交换、王室联姻和信息沟通，这3种外交方式构成了当时外交的主要形式，促进了和平外交的持续发展。

关键词：阿马尔那泥板书信 近东 大国外交

1887年，在现代埃及的阿马尔那（Tell el-Amarna）发现了古埃及第18王朝与亚洲国家的外交书信。此后，在埃及、小亚、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不断有新的泥板出土。到1979年共有382块泥板（其中350块是外交书信）面世，这些泥板按照最初的发现地被命名为阿马尔那泥板。阿马尔那泥板是用当时的近东通用语言阿卡德语和其他楔形文字写成。在翻译和解读阿马尔那泥板书信方面，集大成者当属挪威亚述学者克努森。1[1]

*

本文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提炼修改而成。为此，向我的导师吴宇虹教授表示感谢。同时，

本文也是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古代近东外交研究”（52WQ7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1] J. A. Knudtzon, Die El-Amarna-Tafeln, 2 Vols., Leipzig: J. C. Hinrichs, 1907-1909。该书

对阿马尔那泥板书信所进行的分类排序已成为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经典排序方法，并沿用至今。

近年来，莫兰对阿马尔那泥板书信重新进行了翻译和注释。他的工作代表了学界最新研究成果。2[2]

阿马尔那泥板书信不仅反映了古埃及的外交关系，而且也反映了当时整个近东世界的外交关系，所以，学界将书信所在的时代称为“阿马尔那时代”。3[3] 在这个时代，埃及、亚述、赫梯、巴比伦、米坦尼等大国之间都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外交关系，无论从外交的地域范围来看，还是从文明的互动水准来看，这个时代的外交都是盛况空前的。大国之间互派使节，互赠礼物，互结秦晋之好，大国外交空前活跃。阿马尔那时代的近东外交代表了古代近东外交的最高成就。因此，通过阿马尔那泥板书信，研究当时近东

2[2] W.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该书首次翻译了用胡里安语写成的书信。此外，该书在翻译中省去了泥板书信的拉丁化转译，直接将之译成了英语。

3[3] 传统意义上认为，阿马尔那时代是指埃及第18王朝晚期的一段历史时期，具体来说，从法

老埃赫那吞迁都埃赫塔吞到图坦卡蒙放弃埃赫那吞改革，即公元前1348年—前1321年，参见C. Aldred, “The End of the EL-?Amārna Period”,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 43 (1957), pp. 30-41；C. Aldred, “The Beginning of the EL-?Amārna Period”,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 45 (1959), pp. 19-33；C. Aldred, Akhenaten: King of Egyp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8, p. 291；D. O?Connor and E. H. Cline eds., Amenhotep Ⅲ: Perspectives on His Reign,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p. 271。现在，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了上述狭义的概念存在着一些问题，他们认为人们错误地将阿马尔那时代指代为埃赫那吞统治的时代，参见D. B. Redford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 Vol. 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50。随着学术界对阿马尔那时代的深入研究，一些学者提出了广义上的阿马尔那时代的概念，即古代近东国与国关系的一个时代，即约公元前1550年—前1200年，参见M. Liveran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1600-1100 B. C.,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2。本文把阿马尔那书信所覆盖的年代范围和近东政治格局的演变历程相结合，应该将阿马尔那时代锁定为阿蒙霍特普二世统治的第30年到图坦卡蒙统治的总结，即公元前1361年—前1321年或前1320年。

的外交关系和外交制度，不仅可以复原古代近东的外交面貌，而且还可以构建起古代近东的外交惯例和外交制度的基本框架。

自阿马尔那泥板书信发现之日起，西方学界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这批外交书信的价值。他们一边释读泥板书信，一边对这个时代的外交展开了一些基础性的研究。4[4]此后，不断有新成果问世。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当属科恩等人编著的学术论文集《阿马尔那外交》。5[5]但是，对于阿马尔那时代大国外交方式的研究，至今没有看到整体性的、综合性的论述。目前，学界对王室联姻研究的比较充分，6[6]从研究侧重点来看，这些研究主要从外交实务方面着眼，但在外交制度上的研究有所欠缺。与王室联姻的研究相比，礼物交换和信息交流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面世的研究成果也很少。在礼物交换方面，利韦拉尼仔细考察了阿马尔那泥板书信中的礼物交往，提出了礼物交换的4个原则， 4[4] 德国学者尼布尔（Carl Niebuhr）利用阿马尔那泥板书信提供的材料写作了《阿马尔那时代》

（Die Amarna-Zeit, ?gypten und Vorderasien um 1400 V. Chr. Nach dem Tontafelfunde von El-Amarna, Leipzig: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1903）。该书以埃及为中心，对阿马尔那时代的近东外交关系进行了研究。

5[5] R. Cohen & R. Westbrook eds., Amarna Diplomacy: 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

ions,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6[6] 舒尔曼（A. R. Schulman）在其论文《埃及新王国的外交婚姻》（“Diplomatic Marriage in

the Egyptian New Kingdom”,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38, No. 3 (Jul., 1979), pp. 177-193）中，对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对外联姻进行了考察，其中对阿马尔那时代埃及与西亚地区的大国的王室联姻重笔浓描。迈耶（S. A. Meier）的论文《外交和国际婚姻》（“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Marriage” , in R. Cohen & R. Westbrook eds., Amarna Diplomacy: 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65-173），从大国之间的文化价值取向的角度论述了王室联姻在阿马尔那时代外交中的作用。布赖斯（T. Bryce）在其著述《古代近东王室之间的书信》（Letters of the Great King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3）中，对大国书信中的婚姻主题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论述，他认为阿马尔那时代的王室联姻是王国之间强化政治关系的一种有效手段。

7[7]而布赖斯从礼物交换的数量、国王对于礼物数量和质量的抱怨、礼物交换的道德约束以及礼物运送的风险等方面分析了阿马尔那时代大国之间的礼物交换。8[8]在信息交流方面，科恩指出，阿马尔那书信本质上都是政治情报，他的研究成果是我们所能见到在这个方面的惟一的研究成果。9[9]

综上所述，西方学者在阿马尔那时代大国外交方式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其研究还存在缺陷。外交史家由于不懂得古代的语言文字，其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大打折扣，而亚述学者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语言学方面或者年代学方面，在外交等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本文立足于阿马尔那泥板书信，运用语言学、外交学的理论，就阿马尔那时代的大国外交方式进行综合考察。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阿马尔那泥板书信，大部分是在克努森所做的拉丁化基础上，同时参照其他资料，重新翻译而成。10[10]其余部分则直接从贝措尔德等人编著的《大英博物馆所藏阿马尔那泥板》中的楔形文字原文译出。11[11]因此，凡是文中夹注的阿马尔那泥板书信（按照国际惯例简写作EA），除了特殊说明外，均为笔者翻译。

一、礼物交换

7[7] M. Liverani, “The Great Power?s Club” , in R. Cohen & R. Westbrook, eds., Amarna Di

plomacy: 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5-27.

8[8] T. Bryce, Letters of the Great King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pp. 95-106.

9[9] R. Cohen, “Intelligence in the Amarna Letters” , in R. Cohen & R. Westbrook eds., Ama

rna Diplomacy: 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85-98.

10[10] Hans-Peter-Adler, Das Akkadische des K?nigs Tu?ratta von Mitanni, Alter Orient und Altes Testa

ment 201, Kevelaer: Butzon & Bercker, 1976; W.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11[11] C. Bezold and E. W. Budge, The Tell el-Amarna Tablets in the British Museum with

Autotype Facsimiles,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1892.

在人类交换的历史中，物质的交换从来都是最主要的内容。在阿马尔那时代，礼物交换是近东大国外交的主要内容之一，受到了大国的普遍关注。在阿马尔那泥板书信中，大国因为礼物交换而争吵不休，就某件礼物进行冗长的谈判和协商。在许多泥板书信的末尾，都列出了礼物清单，更有甚者，整块泥板就是一份礼物清单。通过研读阿马尔那泥板书信，我们发现这些礼物可以分为：惯常的问候礼；土木工程建设所需的紧急性、援助性礼物；王室联姻的嫁妆和聘礼；使节个人的礼品。

第一类，惯常的问候礼。这是泥板书信中最为频繁地提到的礼物，它包括普通的问候礼和节日祝贺礼两种。在阿马尔那泥板书信中，通常会这样提到普通的问候礼，“与此同时，我给你送去某某东西作为你的问候礼品??”例如，在EA 19: 80-85中，12[12]“与此同时，我送去（以下物品）作为我的兄弟的问候礼??”在EA 9: 36-38中，“我送给你3斤上好天青石、5辆木头战车上的5套马作为你的问候礼。”关于节日贺礼，阿马尔那泥板书信提到的比较少，例如，在EA 3: 30-31中，“我送给你25个男子与25个女子总共50人作为你的（新）门庭贺礼，”在EA 5: 18-33中，“与此同时，我将通过舒特提（Shutti）给你送新房的礼物??”

第二类，大国之间因工程特需的援助性礼物，其实质是一国以工程为幌子向他国索要物品。巴比伦王卡达什曼恩利勒一世（Kadashman-Enlil I）、布尔那布瑞阿什二世（Burna-Buriash II）都曾以修建重大工程为名，向埃及要求黄金；（EA 4: 36-50；7: 63-65；9: 15-16）亚述王阿淑尔乌巴里忒一世（Assur-uballit

12[12] EA 19: 80-85中的EA指的是阿马尔那泥板书信，19指的是书信的顺序，即第19封书

信，冒号后的80-85指的是书信中的第80到85行。此后出现的类似文中夹注同此。

I）写信给埃及法老埃赫那吞说：“我正在维持和建设一座新宫殿。请送给我它装饰所需求的和（其他）需要的黄金；”（EA 16: 16-18）米坦尼王图什腊塔（Tushratta）以修建葬祭庙为由请求埃及送给他黄金。（EA 19: 44-48；29: 144-147, 163）

第三类，嫁妆和聘礼。这类礼物数目巨大，品目繁多，价值连城。从婚姻类别上看，互送嫁妆与聘礼的婚姻属于有偿婚姻。13[13]“有偿婚姻在闪米特人的各个支系中均曾流行一时，在巴比伦，男子在看中某个女子之后，就须给其父送去聘金或聘礼，”14[14]我们从《汉穆腊比法典》中可知，男子娶亲前向岳父交纳聘金的做法是一种的习俗与惯例。不仅如此，“在古代巴比伦，新娘出嫁时，通常从娘家带来嫁妆。”15[15]显然，在阿马尔那时代王室联姻中，继续奉行有偿原则。在大国联姻中，往往会彼此赠送很多礼物，甚至我们可以看到整封泥板书信就是一份礼物清单，如EA 13，14，22，25。

从本质上说，嫁妆和聘礼是一种借王室联姻而实行的交换行为。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巴比伦王威胁埃及法老的话语中看得一清二楚：“如果在这个收获季节，在4月或者在5月，你送来了我信中所要求的黄金，我就会把我的女儿给你。

13[13] 从成婚的程序来看，可以将婚姻分为：抢夺婚、有偿婚、聘娶婚和宗教婚。有偿婚，即

男方给女方一定报偿而成为成婚条件的婚姻。具体可以分为买卖婚（古罗马平民的婚姻，中国婚姻）、交换婚（换亲）和劳务婚（男子在成婚前或后到女子家庭服一定期间劳务为成婚条件的婚姻，中国少数民族），聘娶婚，是指以支付一定数量的聘金、聘礼为成婚条件的婚姻，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买卖婚。参见李忠芳：《两性法律的源与流》，北京：群众出版社，2002年，第45-48页。

14[14] [芬兰]E·A·韦斯特马克著, 李彬译：《人类婚姻史》，卷2，北京：商务印书馆，200

2年，第805页。

15[15] [芬兰]E·A·韦斯特马克著, 李彬译：《人类婚姻史》，卷2，第819页。

请你愉快地送给我你愿意给的黄金。如果在4月或者5月，你没有送来黄金，我就不能做完我所从事的工程。在我完成了我所从事的工程之后，你还有什么理由送我（黄金）呢？即使你送我3000担黄金，我也不会接受，我将退还给你，也不允许把我的女儿嫁给（你）。”（EA 4: 41-50）

第四类，使节的礼品，即出使国给予派出国使节的礼品。在图什腊塔的书信中提到他赏赐礼物给埃及使节，（EA 21: 27）而巴比伦王抱怨他的使节没有在埃及获得礼物赏赐。（EA 1: 67-68）尽管使节所获得的他国的赏赐物品，有可能属于使节的个人财物，但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因为使节是国家之间互相派送的，因此，这种派送使节的相互性也延续到了使节所获得的礼物上，即使节所获得的礼物也具有了相互的、交换的性质。

正如我们上面所说，近东大国的礼物交换是大国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大国外交的主题之一。但是，这种礼物交换不是无条件的，只有彼此承认并且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才会有这种物质交换。巴比伦王布尔那布瑞阿什二世在写给埃及法老的一封书信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自从我的父亲与你的父亲互称朋友以后，他们互送美好的问候礼品，他们从没有扣留彼此需要的好东西。”（EA 9: 7-10）这句话生动地说明，大国之间确立友好关系是礼物交换的前提，而礼物交换则是维持大国友好的必要条件。

利韦拉尼仔细考察了阿马尔那泥板书信中的礼物交往，他认为存在4个标准或原则：不能要求礼物；必须给予礼物；必须接受和感谢礼物；礼物必须对等交换。16[16]参照他的分析，结合原始材料，我们认为，在礼物交换中大国普遍遵

16[16] M. Liverani, “The Great Power?s Club”, in R. Cohen & R. Westbrook, eds., Amarna

Diplomacy: 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4-26.

循的原则是：一，大国之间必须礼尚往来，彼此互赠礼物；二，礼物数量持续增长的原则，即礼物的数量要随着关系发展而增多，每一个国王都期待着得到超过先王的礼物赠送；三，承诺必须履行，先王来不及实践的承诺，继位之王应该继续履行；四，礼物交换在价值上要对等，不对等是不友好和轻视的表现。事实上，这4个原则中任何一项的背离，都会招致友邦的不满和抗议，只有遵守这4个原则，大国之间礼物交换的渠道才能畅通无阻。在大国交往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始终存在着背离这4条原则的事情在发生，但大国对礼物交换的抗议和抱怨，恰恰表明了这4条原则的存在。

在阿马尔那泥板书信中，存在大国为礼物交换而激烈争吵的例子，归纳起来，争吵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礼物的质量和数量上。当着埃及使节的面，巴比伦王卡达什曼恩利勒一世将埃及送来的30斤黄金熔化，只是因为埃及所给的黄金的数量没有达到他的要求。（EA 3: 14-17）米坦尼王抱怨埃及送来的黄金质量太差，（EA 20: 46-51）巴比伦王也曾提及埃及的黄金质量有问题。（EA 7: 66-72; 10: 18-22）亚述国王阿淑尔乌巴里忒一世的说法更为直截了当，他抱怨说埃及给他送来的黄金太少，其价值远远不够支付使节往返的开销。（EA 16: 26-31）

除此之外，大国之间还存在履行诺言的争端。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曾经答应送给米坦尼国王图什腊塔礼物，但是没有立即付诸实践。埃赫那吞继承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王位后，拒不履行其父对米坦尼的礼物承诺，这种不友好的行为招致了米坦尼王图什腊塔的强烈抗议。（EA 26: 33-42; 27: 32-34; 41-44; 29: 70-76）

那么，近东大国在礼物上的争吵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礼物的多寡以及能否及时送达成为大国关系好坏的晴雨表，礼物数量多则意味着关系进一步密切，拖延礼物则意味着关系的倒退，这一点可以从米坦尼王图什腊塔的话语中看出来。米坦尼王一再要求埃及法老送给他“10倍于”过去的“友爱和礼物”，很明显，他将礼物多寡与两国友好联系了起来。在他的意识里，礼物与友好是同一的，是同义词。亚述王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他说：“如果友谊对于你是美好的事情，请送给我更多的黄金。”（EA 16: 32-33）显然，亚述王认为要想加深两国的友好关系，就应该更多的互赠礼物。正如萨卡尼尼所指出的，从现实层面而言，只有当不断地、充足的、对等物质交换，即问候礼的交换有效运转的时候，兄弟关系、友情关系等等才会变得真实。17[17]

二、王室联姻

王室联姻历来就是国家处理棘手外交问题的方法之一，同时也是密切国家间关系的有效途径之一。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结诸侯之信”，往往“重之以婚姻，”18[18]秦国和晋国经常联姻，结成了“秦晋之好”，鲁国和齐国世代通婚，形成了姻亲之国、甥舅之国，显然，“春秋战国王室之间的互相婚娶是增进和发展两国关系的纽带。”19[19]此后，中原王朝出于边境安宁的目的，将公主嫁给边陲政权的首领，如昭君和亲；也有出于密切中原王朝同边疆

17[17] C. Zaccagnini, “The Interdependence of the Great Powers”, in R. Cohen & R. Westbro

ok eds., Amarna Diplomacy: 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44-45.

18[18] 《国语·鲁语上》，见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册），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57 页。

19[19] 裴默农：《春秋战国外交群星》，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35页。

少数民族政权关系的目的，将公主嫁给少数民族首领的，如唐朝的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

在近东历史上，国家间的联姻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早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埃布拉（Ebla）君主伊尔卡布达姆（Irkab-Damu）与埃马尔（Emar）的君主之间就曾进行过外交联姻，20[20]但是晚期青铜时代（约公元前1600—前1200年，包括阿马尔那时代在内），这么大规模的王室联姻在古代近东历史上是空前的。布赖斯指出，在晚期青铜时代，王室联姻是加强大国之间政治、军事同盟的重要手段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主就成为了珍贵的外交资源。21[21]迈耶说，王室联姻将晚期青铜时代的各种各样的文化联结在一起。22[22] 如果说礼物交换是从物的角度将大国联系了起来，那么王室联姻则是从人的角度将大国联结了起来，为赤裸裸的物质交换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拉丰特总结了古代近东王室联姻的历史后指出，联姻的一般步骤是：请求者提出请求；接受者表示许可；特使往来以面见公主、协商嫁妆和聘礼、迎娶公主；前往他国以及到他国后举行庆典。23[23]结合阿马尔那泥板书信提供的有关这方面的信息，我们将这个程序简化为3个步骤：

首先，一国向友邦提出联姻的请求，一般情况下，这种请求由使节携带泥板书信向他国提出。例如，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派遣使节向巴比伦王卡达什曼恩利勒一世提出联姻要求——“我想要你的女儿。”（EA 2: 6-7）阿蒙霍特普

20[20] H. Klengel, Syria, 3000 to 300 B. C. M.,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2, p. 29. 21[21] T. Bryce, Letters of the Great King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p. 107.

22[22] S. A. Meier,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Marriages”, in R. Cohen & R. Westbrook e

ds., Amarna Diplomacy: 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65-66.

23[23] B. Lafo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 Birth of a Complete

Diplomatic System”, Diplomacy & Statecraft, 12 (2001), p. 52.

三世派遣特使马耐（Mane）向米坦尼提出了联姻要求，“愿我的兄弟送来你的女儿做我的妻子和埃及的女主人。”（EA 19: 17-19）一般而言，近东大国为了在外交中赢得主动，往往故意拖延，而不是很爽快地答应他国的要求。巴比伦王卡达什曼恩利勒一世对于埃及的联姻请求，先是以不知道已经嫁到埃及的姐妹的生死为借口不同意联姻，（EA 1）继而提出按照对等准则要求迎娶一位埃及公主，（EA 2：4）直到提出的条件满足后才将公主嫁给了埃及法老。米坦尼王图什腊塔对埃及与米坦尼几代国王间的联姻所做的回顾，给我们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其祖父阿尔塔塔马一世（Artatama I）在埃及法老提出7次请求后才同意将公主嫁给埃及法老，而其父亲舒塔尔那二世（Shuttarna II）则是6次。（EA 29: 16-20）但是，也有例外存在。巴比伦王布尔那布瑞阿什二世在埃及先王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嫔妃（巴比伦公主）死后，主动向埃及法老埃赫那吞提议，再将一名巴比伦公主嫁到埃及。（EA 11: 5-9）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否背离了大国之间的联姻的步骤呢？只要考察一下巴比伦的外在处境就可以理解了。当时巴比伦的北方敌人——亚述正在谋求自立，竭力走大国政治的道路，想方设法取得埃及的承认和支持，在这种形势下，巴比伦出于牵制和抑制亚述的外交战略，主动提出要将公主外嫁埃赫那吞。

其次，他国接受并答应联姻要求后，两国的使节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进行协商，如嫁妆、聘礼、迎娶的方式等，这个过程往往异常繁琐，十分冗长。下面我们就埃及与米坦尼的协商过程为例进行说明：图什腊塔同意阿蒙霍特普三世的联姻要求后，允许埃及特使马耐面见公主，（EA 19: 21-22）接着图什腊塔向埃及提出黄金聘礼的要求，（EA 19: 56-57）并为此派遣特使吉里亚（Giliya）与马耐到埃及面见法老。（EA 19: 71-77）不久之后，埃及派遣特使马耐返回米

坦尼，传达了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的意见，（EA 20: 21-25）显然，埃及与米坦尼就具体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米坦尼开始准备嫁妆，（EA 20: 21-25）由于特使马耐和吉里亚事务缠身无法返回埃及，于是图什腊塔派遣另外一名埃及使节哈马西（Hamashi）返回埃及，将米坦尼的书信带给埃及法老。（EA 20: 33-35）之后埃及送来了黄金，米坦尼对黄金的质量很不满意，（EA 20: 46-51）图什腊塔提出了严正的抗议。两国为此经过交涉后，最终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两国的协商至此完成。除了在嫁妆和聘礼上进行讨价还价外，大国间就迎娶公主的仪式也得进行协商，巴比伦王对埃及用5乘战车迎娶公主很是不满，认为级别太低，档次不够。（EA 11: 18-24, 42-44）尽管泥板没有给出商谈的结果，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出两国最终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否则联姻是不能最终实现的。

最后，两国交涉之后，交付嫁妆和聘礼清单，将公主护送到他国，同时偿付嫁妆和聘礼。这一步骤完成后，联姻最终实践和完成。在巴比伦王布尔那布瑞阿什二世与埃及法老埃赫那吞的联姻中，我们看到了彼此交付的嫁妆和聘礼清单。（EA 13和14）很遗憾，他们之间的书信没有提到迎娶公主到埃及和举行婚礼的相关情况。在米坦尼王图什腊塔与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的联姻中，我们也看到了图什腊塔送给其女儿的嫁妆清单。（EA 22和25）但是，在现存的阿马尔那泥板书信中，我们没有看到阿蒙霍特普三世送给图什腊塔的聘礼清单。尽管阿马尔那泥板书信没有提供举行婚礼的信息，但是，我们从埃及的铭文中可以管窥一二。埃及文献对图什腊塔的女儿塔杜希帕（Tadu-Hepa）到达埃及是这样记载的：“在拉之子、底比斯的统治者阿蒙霍特普??陛下统治的第10年??惊奇的物品被带给了陛下：愿法老永生、昌盛和安康，那哈林（Nahrin，也即米坦

尼）的首领舒塔尔那的女儿吉鲁希帕（Gilu-Hepa）与她的闺房仕女317人，”24

[24]这件事情记载在埃及的圣甲虫型石碑上。在第18王朝时期，通常采用圣甲

虫型石碑来记载重大庆典，如阿蒙霍特普三世曾经采用了圣甲虫型石碑记载他与泰伊（Teye）结婚庆典。因此，在米坦尼与埃及的联姻上采用圣甲虫型石碑来记载这一喜事的做法表明了婚礼庆典的举行。

恩格斯在讨论中世纪王公之间的联姻时说：“对于骑士或男爵，像对于王公自己一样，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增加势力的机会；决定因素是家族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意愿。”25[25] 一般说来，阿马尔那时代近东大国之间进行王室联姻的主要目是为了密切彼此的友好关系，但是，若做具体的和进一步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将大国联姻的主要目的或意图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类，政治目的，即通过王室联姻来密切大国间的政治合作关系。这类的典型是米坦尼王图什腊塔与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的联姻。图什腊塔诛杀了僭越者皮尔黑（Pirhi），重新执掌了国家政权。几乎与此同时，米坦尼开始面临赫梯强有力的挑战，尽管米坦尼挫败了赫梯的进攻，但是为了确保王国的安全，米坦尼积极寻求与埃及复交的途径和方法。在这种背景下，两国的联姻就带有了很强的政治色彩，从米坦尼方面来说，联姻可以实现联合埃及抗击赫梯的外交战略，从埃及方面来说，联姻可以树立其政治大国的地位和保障北部势力范围的安全。

24[24] A. De Buck, Egyptian Reading Book, 4th ed., Leiden: Nederlands Instituut Voor Het Na

bije Oosten, 1977, p. 67; 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6-1907, § 867.

25[25] F.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48, pp. 111-112.

第二类，经济目的，即通过王室联姻来实现物质交流，最大限度地赚取经济利益。这类的典型是巴比伦王卡达什曼恩利勒一世与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的联姻。卡达什曼恩利勒一世露骨地对阿蒙霍特普三世说，他的女儿要嫁给能送他礼物的人，这招致埃及法老的嘲讽、挖苦，“也许，你周边的诸王是富裕的和强大的。你的女儿们从他们那里得到东西??（如果）你需要什么东西，我也会寄给你好东西，就像你把你的女儿送给你周边的幸运者一样（回报你）。”（EA 1: 56-62）卡达什曼恩利勒一世向埃及下达的最后通牒更是直接暴露了他的心机。他说，若埃及在规定的日期内送来黄金，就把公主嫁给他，否则就不将公主嫁给埃及法老。（EA 4: 41-50）

以上仅仅是从主要目的角度来划分的，并不是绝对的。例如，巴比伦联姻主要目的是追求经济利益，但是也包含获取政治利益的目的在内；米坦尼联姻的主要目的在政治方面，但是不排除有着经济上的考虑。从埃及方面的考虑，不管是与米坦尼联姻，还是与巴比伦联姻，目的都具有双重性，既有政治上考虑，也有经济上的打算。

值得一提的是，学者们普遍认为，在“家天下”的阿马尔那时代，两国之间的友好在本质上是两国君主间的友好，正如布赖斯所言，像条约一样，王室联姻不是两个王国之间的关系，而是两国君主之间的关系。26[26]从理论上说，当一国君主去世后，由于一方已经不存在，所以这种友好关系便终结了，因此，需要继位者重新与他国君主确认兄弟关系，必要的时候再次联姻以确认和密切彼此的关系。尽管巴比伦王卡达什曼恩利勒一世的姐妹还活着，但是由于当今巴比伦王卡达什曼恩利勒一世的父亲已经过世，他的离世意味着他与阿蒙霍特普三世通过

26[26] T. Bryce, Letters of the Great King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p. 113.

联姻所确认的两国友好关系终结了。因此，对于两国而言，有必要再次联姻以确认两国的友好关系。于是，巴比伦新王卡达什曼恩利将他的女儿嫁给了阿蒙霍特普三世。米坦尼王图什腊塔掌握政权后，也通过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埃及法老来重新确认两国的关系。

三、信息沟通

英国学者阿伦·詹姆斯（Allen James）说：“联系是外交的核心，”“外交的必要性在于就各国问题与外国保持日常的联系。”27[27] 联系意味着国家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交流和沟通，而信息的有效交流会进一步密切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大国交往中，彼此之间经常互通信息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可以联系感情，避免误解，另一方面可以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有效应对共同的威胁。我们前面所翻译的大国间的阿马尔那泥板书信的功能本身就是传递信息，以实现大国之间的信息沟通。从类型上看，阿马尔那时代国与国之间信息交流可以分为3类：

一是日常的信息交流。由于阿马尔那时代的大国之间天各一方，再加上敌人的离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误解，因此，各国有必要进行持续的信息交流和沟通。日常的信息交流主要表现在国王的身体状况、远方亲人的情况、国家的工程建设等方面的交流。在EA 7中，巴比伦王布尔那布瑞阿什二世因为埃及法老埃赫那吞没有问候他的健康而生气，此后埃及的使节就此事与布尔那布瑞阿什二世进行了交流，化解了他的抱怨。此外，大国君主之间就某些事情进行了沟通，例如，巴比伦王卡达什曼恩利勒一世就外交礼节与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进行了交

27[27] 转引自金正昆：《现在外交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页。

流；（EA 3:18-29）由于巴比伦的使节没有看到远嫁埃及的公主，巴比伦王就公主的生死与埃及法老进行了争执，于是，两国之间就此事不断进行交流和沟通。（EA 1: 10-52）

二是突发事件的交流。在近东各大国之间，生活着一些半游牧部落，他们往往威胁着使节的安全。因此，对于这些事情，大国之间进行了沟通和交流，以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在EA 16: 36-42中，亚述王阿淑尔乌巴里忒一世就埃及使节被苏图人（Sutu）抢劫的事情，向埃赫那吞作了通报，这是两国君主在使节安全上所作的信息交流。在巴比伦与埃及之间的使节往来中，使节安全的问题相当突出。巴比伦王布尔那布瑞阿什二世的使节嚓勒穆（?almu）遭到了大马士革统治者比尔亚马扎（Biriamaza）和另一个小国统治者帕马胡（Pamahu）的抢劫，（EA 7: 73-82）为此，布尔那布瑞阿什二世向埃赫那吞通报了这一事件。此后，布尔那布瑞阿什二世就使节在埃及所属的迦南（也即巴勒斯坦）地区被杀的事件，向埃赫那吞作了通报，指出如果埃赫那吞不处理这件事情，那么事态会进一步恶化，会将巴比伦与埃及之间的信息交流通道切断。（EA 8: 13-41）阿拉西亚（Alashiya）的国王在写给埃及法老的书信中，对他的国家发生的瘟疫的情况进行了通报，希望埃及法老原谅他没有及时派遣埃及的使节回国。（EA 35: 35-39）

三是政治形势方面的交流和沟通。科恩对阿马尔那泥板书信的情报和信息交流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后指出，阿马尔那泥板书信中论述的主题之一就是政治情报，除了附属国的书信具有情报性质外，大国之间的外交书信也有情报交流的性质。28[28]出于维护共同利益的考虑，大国之间就一些重大事务彼此进行通报，

28[28] R. Cohen, “Intelligence in the Amarna Letters”, in R. Cohen & R. Westbrook eds., Am

arna Diplomacy: 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85. 以便能够有效地应对。米坦尼王图什腊塔粉碎赫梯的进攻后，将战争的状况通报给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EA 17: 30-35）对于米坦尼和埃及来说，谁都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国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上崛起，因此，米坦尼将这个信息透露给埃及，以便共同应付这种新情况和新局面。另外一处提到大国之间信息交流的是在埃及与阿尔扎瓦（Arzawa）之间的书信之中，在信中法老埃赫那吞向阿尔扎瓦王说，赫梯的进攻已经被粉碎了。（EA 31: 22-38）科恩认为，对于阿尔扎瓦来说，赫梯被米坦尼击败已经不是什么新闻，法老提到这些表明他在国家间交换情报上的巨大兴趣。29[29]

不管是日常的信息交流，还是国际形势方面的沟通，都得由使节来完成，使节是信息交流的工具和载体。因此，正常、有序的互派使节是信息及时沟通的重要保障。因为只有使节的到来才能带来信息，只有使节在大国之间的奔波才能实现信息交流和互动。在阿马尔那泥板书信中，我们经常读到要求对方别扣留使节的语句，例如，巴比伦王布尔那布瑞阿什二世要求埃及法老埃赫那吞，“不要扣留我的使节，让他们尽快到我这里，”（EA 8: 46-47）他也强烈要求埃及法老埃赫那吞“尽快”给他的“使节交代情况，让他们回来，”（EA 7: 52）米坦尼王图什腊塔也发出同样的呼唤，“我派我的使节吉里亚到我的兄弟处，愿我的兄弟别扣留他！”（EA 19: 71-72）以上这些要求和呼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国家对于信息交流的渴望，同时，也说明了使节在信息交流中的地位。

四、余论

29[29] R. Cohen, “Intelligence in the Amarna Letters”, in R. Cohen & R. Westbrook eds., Am

arna Diplomacy: 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86-87.

阿马尔那时代，近东大国外交的显著特点是多极化，始终都是几个大国主导近东局势，而不是一个国家在此地区称霸。这个时代的也是近东历史的和平外交时代，和平是这个时代的主流。和平外交的方式就是礼物交换、王室联姻和信息交流。

阿马尔那时代的3大外交方式，只是人类一般交往方式在外交领域的表现。莱维·施特劳斯认为，人类关系史上交流的3大内容是信息、礼物和女人。30[30]在阿马尔那时代，大国外交是围绕信息交流、礼物交换和王室联姻这3大主题展开的，这种交流或交换构成了阿马尔那时代大国外交的主要内容。拉焦涅里说，从广义上讲，从阿马尔那泥板书信中可以发现构成外交政策——王室联姻、礼物交换、书信交换和使节定期往来——的各种各样的外交实践。31[31]布赖恩说，“礼物和使节的交换是友好关系的一种表达形式，”32[32]而“妇女则主要用于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是礼物”。33[33]

在阿马尔那时代，近东的五大国通过这3种外交方式进行外交往来，维持了和平外交的局面，也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发达的外交体系，引领了上古世界的国际关系潮流。正是因为阿马尔那时代这种外交方式的发达，所以一些学者这样评价阿马尔那时代的外交体系：“于是在这一个千年代（也即公元前2000年代）的后半期便出现了一个国际性的大国政治时代，这种大国政治可以毫不夸张

30[30] M. Liverani, “The Great Power?s Club”, in R. Cohen & R. Westbrook eds., Amarna D

iplomacy: 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0.

31[31] R. Ragionieri, “The Amarna Age: 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the Making”, in R. Cohe

n & R. Westbrook eds., Amarna Diplomacy: 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50.

32[32] B. M. Bryan, “The Egyptian Perspective on Mittani,” in R. Cohen & R. Westbrook ed

s., Amarna Diplomacy: 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77.

33[33] [法]乔治·巴塔耶著，刘晖译：《色情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0页。

地称之为世界政治（不过这里所谓的世界只能是局限于当时近东的几个已知地区）。”34[34]

[作者袁指挥（1977年—），历史学博士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300

34[34] [德]罗曼·赫尔佐克著，赵蓉恒译：《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8年，第212页。

387]

[收稿日期：2007年11月21日]

（责任编辑：郭丹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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