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改革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文/孙立坚(作者系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

围绕实体经济完整的“价值链”(俗称“微笑曲线”)，探索今天“差异化、专业化、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模式，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一阶段的必然选择。今天上海自贸区内的“负面清单管理”机制，正好给了我们有幸参与到自贸区内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一次很好的调动全球金融资源、打造中国经济强国模式的绝佳机会。为此，我们根据“微笑曲线”中实体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需要，梳理出基于“国际经验比较”得出的以下“八大金融服务”的发展模块：

1.中国产业升级的紧迫感和外在压力必须要让金融服务模式去开拓一条全新的“企业家(科技创新)金融”的服务模式(微笑曲线的最左端，美国经验)。

现有的中国银行业的贷款模式无法胜任差异化业务特征的小微创新企业的融资需求。利用上海自贸区的发展平台，充分调动海内外社会高净值人群和成功企业的财富收入以及产业资本去支持回国创业的海归人才和受过良好高等教育训练的知识人才的创新业务。甚至可以引进海外成熟的天使基金团队，并动用一部分国家的创新资金，经由第三方项目评估的专业机构认证和专业金融部门的运作，来支持小微企业的创新。因为一旦项目成功，它的收益汇报与成熟产业相比，获利时间“长”而且“高”，这很符合政府的长期社会保障资金的运作要求。资料表明，在美国购买长期“高收益债券”的主体，不是个人投资者和权益类机构投资者，而是保险机构、养老金机构等长期资金管理团体。中国今天的这类与民生相关的长期资金却苦于没有很好的“价值投资”渠道和专业化能力强的金融团队。

另一方面，作为政策建议，我们还希望缺乏人力资源和资金优势的民营企业家，应该调整自己的盈利模式，抓住上海自贸区这次千载难逢的准入机会，从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向支持青年人才的“慈善家”转变，以自己积累下来的、宝贵的“产业资本”，和当下最称职和最专业化的海内外的“金融团队”相结合，然后再努力去寻找最有创新精神和才干的“青年企业家”。

2.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关键要让中小银行走专业化金融服务的融资模式，从而既能避免中小银行之间业务“同质化”所导致的过度竞争问题，又能培育中小企业走向业务“精益求精”的专业化发展模式(微笑曲线的左端第二环节，德国经验)。

中国大量中小民营企业是解决我国现阶段就业和市场活力的重要群体。在这方面，我们给出的政策建议是，要好好学习德国中小银行为中小企业发展的专业化金融服务模式：中小银行不仅从事商业项目投资的前期贷款，而且针对企业日后的任何金融需求，提供“一站式”的全套服务，银行与客户间能坚持稳定的“关系型金融”服务模式。这样的好处不仅不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因为银行首选的是偿还能力较高的好企业，否则在经济全球化竞争环境下的企业破产，就直接威胁到集中度较高的这类银行的资产质量；而且也避免了企业过度融资的问题，银行对企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的风险特征“了如指掌”，任何过度的贷款都有可能会威胁到银行的资产质量。

当然，在这种关系型的金融服务模式中，全方位的金融业务的开放，不仅是企业客户的需要，中小银行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需要混业经营的服务模式来支撑“一站式”金融服务的成本。资料显示，这类专业化银行最大的成本就是确保业务顺利进行的“人力成本”；否则，没有“人才保证”就无法满足对企业全方位金融服务的高要求。

3.自贸区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应该加快开放中国金融业的“投资金融”业务，从而更好地调动全球的金融资源和金融服务的能力，帮助中国企业实现“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微笑曲线的中部环节，左右分离部分。日本经验)。

由于国内“生产资源”的稀缺性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靠“成本优势”继续保持国际竞争力的格局也越来越难维持，所以，在提高要素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以缓解成本上升压力的同时，中国企业军团也无法避免其他发达国家（比如日本等国）曾经经历过甚至后来还一直坚持下来的制造业“走出去”的国际战略。但是，如果没有国际金融业务能力的银行和券商等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就无法成功。最多就停留在目前资源投资和设立办事处的水平上，根本无法确立中国跨国企业和跨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自贸区，要充分利用金融开放的特殊环境，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的金融业务平台和制度体系，从而促使中国企业在海外公平竞争的环境中，“由小变大，由大变强”的转型发展。

4.今天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丝毫不能离开政府公共服务的贡献(微笑曲线右端第一环节)，尽管在前一时期“政策红利”的影响下，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过度发展和土地财政的后遗症，给政府投融资能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未来“政

府金融”的服务体系，要更多地通过提高专业化和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和管理效率来推动(美国和新加坡经验)。

养老金的管理除了优化人口结构之外，还更要发挥资本市场创造财富的经验。事实上，今天从美国的运作模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养老金的收益来源，主要是通过股息和高收益债券回报来分享优质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不是通过资本市场的交易和变现能力来获取应有的投资回报。因为后者，已经在日本等国家实践中发现：一波老龄化的“变现”浪潮出现时，交易所产生的价格打压作用，使得实际获得的“资本利得”，根本没有像预期得那么高，从而无法解决养老金空账的全球化问题！所以，科技金融服务模式的成败与否，直接影响到未来政府养老金运作的收益稳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开放业务，要培养一批强大的中国企业军团，为未来中国资产市场财富创造能力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内生所决定的现象——即中国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元外汇资产的积累无法大规模地减少。所以，外汇储备的管理效率将直接影响到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信用、中国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中国经济分享“全球化红利”的能力。为此，我们唯一要注意的是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风险特征和流动性水平”这三个环节的协调和掌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自贸区运作模式，虽然和新加坡不同，侧重点不是在离岸美元金融业务上，而是在人民币离岸业务上，但是，中国金融机构和海外金融机构的竞争与合作，会锻炼中资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财富管理能力的提高，有利于我们美元主导的外汇储备资产的优化和管理。

5.全球国际收支平衡的压力和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代价，必然要求我们将制造业的生产环节延伸到绿色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环节(微笑曲线的右端第二环节)，为此，支持这种从前端的“产业金融”向后端的“商务金融”延伸和转型的任务，就必然成为上海自贸区率先应该完成的任务(香港经验)。

今天打造“物流金融”、“租赁金融”、“仓储金融”、“航运金融”等创新金融业务，对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和由此推动的服务业繁荣格局至关重要。但是，这种重视“轻型化、差异化、透明化”的商务金融服务模式，显然和传统的仅仅依靠抵押放贷的产业金融模式有很大差异！如何由此产生能够给金融机构带来主打收益的盈利格局，如何控制高违约的风险，这是接下来中资金融机构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对政府部门而言，商务金融“真实状态”的识别和提高商务金融运转的效率，可能是我们政府最需要补上的“专业课程”！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具

有比较优势的香港金融业和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可以在自贸区起步的阶段中，获得更多的合作和共赢的机会。

6.金融体系建设一定要把大众财富收入增长作为重要的努力目标。但是，由于当前国际金融环境的复杂性和监管水平的局限性，上海自贸区的亮点并没有在人民币财富金融管理的离岸业务上得到体现(微笑曲线右端第三环节部分，美国经验)。

由于中国固定收益类资产的金融市场发展不成熟，缺乏健康投资的安全资产。利用土地资源相对于货币的稀缺性，又观察到政府对房地产市场那种“避免硬着陆”的调控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做出房价今后只涨不跌的“安全性”判断。于是，这更加会导致这些社会大众把长期的闲资放在房地产市场中进行“储蓄”的后果。这样一来，中国货币今天使用的“低效率”(大量资金沉淀在房地产市场中)问题就会为明天的市场风险放大埋下了极大的后患。

因此，我们应该利用好上海自贸区的“先行先试”的契机，通过开放的市场引入更多更强的好企业，同时，也应该吸引海内外优质的坚持“价值投资”理念的专业化金融团队，共同打造中国大众“财富收入增长”的市场繁荣格局，以制度建设和完善作为改革的切入点，以对上市公司的质量追求作为监管的努力方向，来替代今天靠“资金市”和“政策市”支撑中国股市市值的尴尬局面。

7.消费金融业务(微笑曲线右端的第四环节)的过度扩张会惹来严重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所以，在加强征信管理的基础上，需进一步提高资产证券化的创新能力。上海自贸区的开放政策应该谨慎推进(韩国经验)。

消费金融业务的发展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要为真正有能力消费的群体提供便捷，而不是在没有征信和资产证券化能力的前提下，打着“刺激消费”的旗号，无视系统性风险，而贪图暂时的高回报，有意把未来可能的违约风险，留给了目前鼓励金融服务刺激消费的中央政府。很多擅长做“产业金融”的制造业国家都因为消费金融服务模式的扭曲，而出现过严重的金融危机。比如，上个时机80年代后期日本房地产泡沫危机，和本世纪初韩国LG集团信用卡业务危机都是这类问题的典型案例。为此，在上海自贸区内，应该把“消费金融业务“的开放，放到最后的负面清单管理的试验中。

8.上海自贸区金融服务业发展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拓展。虽然这次负面清单中限制了很多人民币离岸业务开放政策的实施，尤其比较集中在财富管理的金融领域，但是未来中国“全球化金融”服务模式的确立(微笑曲线的最右端)，将是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深化后的必然结果(英美经验)。

从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我们今天不能跳跃上述7个金融服务能力的提升，而直接进入到这个最高水平的金融服务发展阶段。当下，中央监管部门对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的“保守态度”，正是顾及到在国内金融市场、金融人才、金融工具和金融监管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若贸然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结果可能会得不偿失的问题。

总之，“负面清单管理”机制给中国金融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它倒逼改革，催生创新，但同时也孕育着到现在为止我们未知的风险。借鉴别人的经验，分析中国的国情，从而探索出一条未来可持续的开放与发展道路，是今天参与上海自贸区实践的所有企业、机构和监管部门都应该肩负的历史使命。（完） “负面清单”管理：中国经济管理模式的一项变革 2013年08月28日 20:38:19来源： 新华网 0

新华网北京８月２８日电（记者王秀琼 韩淼 何欣荣）负面清单”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热词。

在近日获批设立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负面清单”管理作为一项引人注目的制度变革得以针对外商投资“试水”。分析人士认为，该管理模式一经推广，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大“抓手”，同时也将对政府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提出巨大考验。

从“正面清单”到“负面清单”，一字之差，却是政府管理思维的巨大转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指出，“负面清单”就是法无禁止即合法，也就是说仅仅规定企业“不能做什么”，与限定企业“只能做什么”的管理模式相比，无疑会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

在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看来，“负面清单”管理与本届政府正在推进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向一致。他认为，目前对企业投资准入实行的审批制度至少有三方面问题：资源错配，谁拿到政府批条，谁就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宏观调控边际效率下滑，很多过剩产能其实是“批”出来的；还有腐败频发。 同时，这种转变也暗合中国改革开放循序渐进和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思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说，“负面清单”是在中国综合实力

已不同以往、抵抗经济变动冲击的能力大大增强的基础上，减少直接管制而更多采用间接管理，同时降低经济运行成本。

尽管目前仅在上海针对外商投资试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但受访专家普遍认为，这一模式也可以被推广到全国范围内的所有内外资企业。

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周禹鹏说，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一项国家战略而非地方战略，试验区内更多是制度创新而非政策优惠，国务院也已要求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负面清单”管理是经济管理的重要变革，不能仅仅局限于外资，对本国企业更应该如此，“因为市场秩序不管对内资外资都应该是公平的、非歧视性的”。

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对内放开，将形成一个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实际上，在外商投资之外的一些领域，中国的政府管理模式已经实行了从“正面清单”到“负面清单”的转变，只是并未冠以上述名称。梅新育举例说，进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最初就是授权特定地区、获得资格的企业开展此项业务，后来就是除了部分重点监管企业之外，其余全国全部放开。

一些人士担心，由于涉及到金融、航运等服务业的开放，中国实施“负面清单”管理的时机可能还不成熟，因为这些服务业与国外存在不小差距，扩大开放预计会带来一定的冲击。

张燕生将对外企全部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比喻为新一轮“狼来了”，“狼来了是要吃人的，外企在一些行业中比中资企业有竞争力得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ＷＴＯ研究院副院长屠新泉说，政府在列清单的时候，不可能完全预见新兴产业的发展，而国外的有关企业可能在这些行业先行占据市场优势，使得国内企业后来进入这些行业的困难大增。

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２６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说明时表示，为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加强风险管控，政府除及时制定和调整负面清单、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外，还将通过反垄断审查、金融审慎监管、城市布局规划、环境和生态保护要求、劳动者权益保护、技术法规和标准等手段，构建风险防御体系。 就宏观调控而言，政府对市场“放手”带来的一大变化就是不确定性的增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微观

政策要活”的同时，也强调“宏观政策要稳”。

“在微观层次的管理上面要推广‘负面清单管理’，在宏观层次的管理上则要反之，这一点决策者需要把握好。”梅新育说。

已不同以往、抵抗经济变动冲击的能力大大增强的基础上，减少直接管制而更多采用间接管理，同时降低经济运行成本。

尽管目前仅在上海针对外商投资试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但受访专家普遍认为，这一模式也可以被推广到全国范围内的所有内外资企业。

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周禹鹏说，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一项国家战略而非地方战略，试验区内更多是制度创新而非政策优惠，国务院也已要求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负面清单”管理是经济管理的重要变革，不能仅仅局限于外资，对本国企业更应该如此，“因为市场秩序不管对内资外资都应该是公平的、非歧视性的”。

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对内放开，将形成一个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实际上，在外商投资之外的一些领域，中国的政府管理模式已经实行了从“正面清单”到“负面清单”的转变，只是并未冠以上述名称。梅新育举例说，进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最初就是授权特定地区、获得资格的企业开展此项业务，后来就是除了部分重点监管企业之外，其余全国全部放开。

一些人士担心，由于涉及到金融、航运等服务业的开放，中国实施“负面清单”管理的时机可能还不成熟，因为这些服务业与国外存在不小差距，扩大开放预计会带来一定的冲击。

张燕生将对外企全部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比喻为新一轮“狼来了”，“狼来了是要吃人的，外企在一些行业中比中资企业有竞争力得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ＷＴＯ研究院副院长屠新泉说，政府在列清单的时候，不可能完全预见新兴产业的发展，而国外的有关企业可能在这些行业先行占据市场优势，使得国内企业后来进入这些行业的困难大增。

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２６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说明时表示，为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加强风险管控，政府除及时制定和调整负面清单、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外，还将通过反垄断审查、金融审慎监管、城市布局规划、环境和生态保护要求、劳动者权益保护、技术法规和标准等手段，构建风险防御体系。 就宏观调控而言，政府对市场“放手”带来的一大变化就是不确定性的增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微观

政策要活”的同时，也强调“宏观政策要稳”。

“在微观层次的管理上面要推广‘负面清单管理’，在宏观层次的管理上则要反之，这一点决策者需要把握好。”梅新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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