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应用伦理问题的若干思考

科技应用伦理问题的若干思考

随着科技在人类社会中应用的越来越广泛，科技应用的伦理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科学发展及科技成果的运用由此对社会产生了一种“善恶”观念。爱因斯坦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而科技在社会的应用无非是产生两种结果，一是有利于人类社会，二是不利于人类社会，由此而产生科技应用在伦理道德上的两个标准——“善、恶”标准。科技应用的伦理问题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甚至同一国家或同一民族中的不同人群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但不管有怎样的不同，都不能够超越对人类社会是有利还是有害这样一个根本标准。这是因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创造的，它本来就是属于人类，应该为人类服务，而不是人类创造的异化。 江泽民同志指出，科技伦理的“核心问题是，科技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可以说，江泽民同志的这段话深刻地揭示出了科技应用的最根本的价值原则和价值取向，应该成为评判科技应用是非得失的一把标尺。 科技应用是一把双刃剑的说法。它在给人类带来莫大福祉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和痛苦。

在生态伦理问题上，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确实大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当我们为能住上高楼大厦而欢欣鼓舞时；为有彩电、手机而兴高采烈时；为能吃上反季节的新鲜蔬菜而自鸣得意时；为航天飞机进入太空而载歌载舞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切都是以巨大的资源消耗为代价的。我们在利用科技手段从自然界中获取我们想要的成果时，我们也把大量废弃物排向环境，引起大气、水源、土壤和动植物的污染，自然净化能力下降，自然的自我调节和净化能力急速下降，自然资源再生能力衰减，许多地方环境污染发展成为公害。可人们并没有就此而停止对高科技成果所带来的舒适生活的追求，因而就陷入了无何止的恶性循环当中。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迫使人们开始全方面地重新思考人和人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必须以一种全面的态度对待和支配自然界，以科学、道德、审美即真善美三者相互和谐统一的尺度对自然界进行全面的利用和支配，而不要一味地强化人类对自然界的攫取，使自然界满目疮痍。

在生命伦理问题上，生命伦理问题是随着生殖技术革命、人类基因组计划（英文缩写HGP）的发展而产生的伦理问题。生命伦理问题是最复杂的科学道德问题，因为它直接涉及人类最敏感的人伦关系。以生殖技术革命为例，就可以窥豹一斑了。现代生殖技术有三种：人工受精、体外受精和无性繁殖即克隆。从生殖技术的三种形式我们可以看出，一旦它们被广泛地应用于人类社会，社会中的许多传统道德将会受到严重的挑战和猛烈的冲击。首先，家庭关系将受到挑战和冲击。因为传统的家庭关系是建立在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的基础上的，而现代生殖技术的应用可能导致传统的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兄弟姐妹之间关系的分离，从而产生什么是父亲、什么是母亲、什么是兄弟姐妹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由现代生殖技术的应用引起的。在美国，已经有25个州作出了类似的法律规定。为他人妻子提供精液人工受精的男子不是孩子的合法父亲，不享有对孩子的权利和义务。同样的规定适用于女子。其次，现代生殖技术有可能导致“基因决定论”。现代生殖技术使夫妇可以选择基因，获得自己满意的后代，而基因作为先天的基础有一定的影响。这样往往会使人们产生一定的错觉：认为基因决定一切，而争相选择优质基因。不仅使基因的多样性变为基因的单一性，而且使人们忽略了勤奋、努力、奋斗等因素，以往的思想政治效果将毁于一旦。

人类社会只要应用科技，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科技伦理的困扰。但是，并不意味着人类在一些消极的科技应用伦理问题面前无能为力、束手无策。科技伦理问题的产生和发展是受到一定的社会条件、社会制度、科技工作者等因素造成的。因此，我们要解决科技应用所引起的

伦理问题，就要杜绝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采取多方位、多层次的系统思维方法进行综合整治。

加强科技应用的规范和立法，是摆脱科技应用伦理问题的关键。当前，相当多的科技应用所引起的不良伦理问题是由于科技的滥用、误用和恶用引起的，而这又是缺乏科技应用规范和立法造成的。为此要加强科技应用的规范和立法，确保科技应用合乎真、善、美的目的。日本于1980年曾通过一个《科学家宪章》，制定了科学家要遵循的道德原则。这些都表明，各国政府正积极制定有关的政策法规来限制科技成果的滥用或恶用。一些国际组织也积极制定各种宣言或公约来规范科技的应用。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11月10 日在29届大会上通过了《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指出应当利用生物学、遗传学和医学在人类基因组研究方面的成果，但是这种研究必须以维护和改善公众的健康状况为目的，任何违背人的尊严的做法，如用克隆技术繁殖人的作法，都是不允许的。明确反对克隆人。

加强科技工作者的思想道德教育。世界各国和一些国际组织虽然制定了规定或公约等形式来规范科技的应用，但是这些并不一定就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藐视规定、宣言或公约的大有人在。例如，2002年2月28日，联合国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就制定《禁止生殖性克隆人国际公约》展开讨论，却因意见分歧太大无果而终，这些表明在克隆人问题上，支持者不乏其人。因此，弘扬道德责任和道德人格成为这些规章、宣言和公约等形式的必要补充。科技工作者尤其是科学家作为科技活动的主体应当具有高尚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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