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从五四到当前的女性作家脉络

梳理从五四到当前的女性作家脉络

文学院1302卞少瑾011301054

女性主义发端于19世纪中叶的欧美，在20世纪初就已传播到了中国。对随后的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五四”女作家第一次以群体形象在平等的人的位置上言说女性心声。她们在理性观念上自觉的妇女解放意识；而在深层心理上，其人生体验又呈丰富复杂的状态。

“五四”女作家群的出现绝非偶然现象，它是“五四”启蒙主义思想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在五四运动时期，女作家的视角从社会转向女性自身,以陈衡哲、冰心、凌叔华、冯沅君、黄庐隐、石评梅、苏雪林以及稍后出现的林徽因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现代女性作家进行人生与文学的双重探索。陈衡哲首先提出“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她的文章蕴含着现代个性主义内涵的人生观，彻底否定了卑弱顺从的传统女性意识，使她的文章刚强而有哲思。冰心、石评梅、陈学昭等“五四”女作家都在自己的创作中正面抒发了肩负社会责任的主人翁情感，彻底反叛了女性“从父”、“从夫”、“从子”的封建礼教。同时冰心的短篇小说《离家的一年》、《寂寞》，散文《寄小读者》、《山中杂记》，陈衡哲的短篇小说《孟哥哥》等，体现了她们对童真的赞美，她们不仅从哲理和诗意的角度肯定儿童世界的纯净美好，而且还兴致勃勃地去深入探究儿童拙稚的内心世界，捕捉儿童生活中的天真童趣。但我认为在“五四”中讨论最多的是关于爱情、婚姻问题讨论。冰心、庐隐、冯沉君、黄白薇等女作家从不同方面强烈表达了现代女性对于自由的性爱、情爱的追求。庐隐以《丽石的日记》、《海滨故人》、《象牙戒指》；冯玩君的《隔绝》、《隔绝之后》、《旅行》、《慈母》四篇系列小说；但是，尽管她们在尽力割断与封建的中国文化传统的联系，却始终无法从血脉中除去浸淫已久的封建余绪。这一矛盾表现于创作当中，就形成了女性文学萌发期特有的闺阁气息。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向消歇，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的相继爆发，致使中国社会的阶级、民族矛盾不断尖锐。以丁玲、白薇、沉樱、谢冰莹、杨刚、萧红、罗淑、草明、赵清阁、罗洪等为代表的第二代女性作家出现了。面对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她们目光从自身的婚姻等问题转向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工农大众。丁玲率先实现了这种“外转”，她的《我在霞村的时候》 并没有把笔触放在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拼杀上，也没有讴歌英勇不屈的“女英雄”，或勤劳支前的“女模范”,而是重在描写战争带给女性的深重苦难，特别是无法弥合平复的心灵创伤,由此揭示了民族战争表层以下女性传统道德积淀的难以苏醒，相较于莎菲的绝叫宣布了那个时代女性脱离社会革命的个性解放的末路,预示了新女性将从新的方向寻找自己的归属，《我在霞村的时候》已经触及到了国民灵魂与民族秘史的内在层面。萧红的小说《生死场》将中国广大的乡土世界中男男女女的生存真实、生存悲哀呈现了出来，精神死灭后的蒙昧与混沌充斥了整个空间。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女作家尽管她们竭力表现革命，却往往陷入“革命十恋爱”的创作模式中，即使是像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草明的《原动力》这样在文学史上颇受好评的作品，虽然在思想上突破了原先的阶级局限性，艺术上突破和超越了当时既有的创作模式，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她们原先作品所具有的那种独特的女性魅力和光泽。抗战后期,女性文学再次从社会转向女性自身。以丁玲为代表的解放区女作家在反映解放区的斗争和生活的同时,仍然密切地关注着革命运动中的妇女的命运。她的《在医院中》、《秋

收的一天》以及杂文《三八节有感》中,丁玲一再流露出她对解放区存在的封建意识以及妇女自身弱点的忧虑。

三四十年代最令人瞩目的是沦陷区的一大批女作家:“十里洋场”的张爱玲、苏青；先在长春后移居北平的梅娘；东北流亡作家肖红、白朗、但娣、吴瑛、蓝菩、朱妊、左蒂、杨絮等，她们分散在一度被日寇占领的不同地区,却共同创造了四十年代令人惊叹的“沦陷区女性文学”。张爱玲是上海沦陷时期出现的一位卓有成就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多以“十里洋场”上海为背景,表现处在“洋场却顽固地保留着中国式封建心灵的女性心理,揭示了那些落后于时代的女性无可挽回的衰落命运。苏青以她的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一举成名，小说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琐事，展示了妻子对丈夫在性关系上的矛盾心理。东北沦陷区的女性文学，由于处于异邦统治的特殊环境下，与同时期关内的女性文学相比，显示了更为强烈的女性意识。在男性和生存不可两全中,左蒂等笔下的女性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表明中国女作家的女性意识已逐渐走向成熟。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大批妇女走向社会， 与男人一起参加各种社会工作；另一方面，这一强大的时代话语，人为地抹杀了男女界限，遮掩了女人的属性，使女性失去了对自身性别的认识。更为遗憾的是,十七年的女性文学受“左”倾思潮的严重干扰而陷入歧途，因此,女性文学并没因女子获得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独立而走向繁荣,而是进入了真正萧条的时期。五六十年代也有几位女作家的作品很受欢迎，如杨沫的(青春之歌)、宗璞的《红豆》、茹志娟的《百合花》等，都是当代文学的精品。在这种环境下，女性文学的情感特征被当成资产阶级情调，她们表现自我的天地被封闭，这样就不可能产生具有影响的女作家群。直到“文革”后的新时期，才有更大一批女性作家崛起。

新时期拨乱反正之后,女性作家成群崛起，她们所描写的人的生活、所揭示的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心世界，其丰富性和复杂性，张洁、谌容、铁凝、戴厚英、 程乃珊、 王安忆、 张抗抗等大批女作家迈步走向新时代。她们最初的创作就是从揭露社会问题，恢复人的尊严开始的，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韦君宜的《洗礼》、张抗抗的《淡淡的晨雾》、《夏》等一批作品以前所未有的深刻反思建国以来的历史,揭示十年动乱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随着新时期女性文学向前发展，一批女作家很快从揭示女性外部困境，回到对女性自身力量的探求上，比如张洁的《方舟》、《他有什么病》、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顽强地向社会显示着现代女性的要求和不满。但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逐渐增强，致使她们表现出“雄性化”倾向，到1986年前后,出现了一些所谓“无性化”的作品，像王安忆的《小鲍庄》、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张辛欣的《疯狂的君子兰》等。新时期女性文学经过艰难曲折的跋涉，刘西鸿的《月亮,摇晃着前进》、《你不可改变我》、赵玫的《流逝》、陈洁的《火河》等作品一改以往的女性文学受控于情感而呈现出压抑的悲枪，没有对男性的挑剔与排斥，有的是对于女性自身冷静、客观的认识。标志着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从而标志着女性文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前行后,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突破与发展。

二十世纪90 年代初，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转型，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商品经济意识开始渗透到物质和精神的各个层面，冲击着人们固有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也冲击着文学的精神内核。 文化范式发生逆转， 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大众文化”的兴起。以卫慧、棉棉等为代表的“70 年代后”将作品直接抒写女性的身心体验，把女性性经验、性感受不加掩饰地暴露在

大众面前，把女性欲望渲染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从五四启蒙开始就苦苦追求的女性解放，女性价值的实现，如今又都被商业大潮冲回到了原点，女性解放之路更加举步维艰。无论是陈染的 《私人生活》、林白的 《一个人战争》，还是卫慧的 《上海宝贝》、棉棉的《糖》等，它们都是以女主人公的经历为叙事的基本框架， 聚焦于一些被社会公共的道德规范所排斥的个人经验，她们“只谈个人问题，不谈公共问题，只谈家中、卧室内、浴缸里，不谈社会、广场”。畅销书作为大规模文化工业生产的产品，它以大众的普遍口味为标准，注定是主题先行、 风格雷同的。棉棉的《啦啦啦》、《黑烟袅袅》和 《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吃》 讲的都是 “我”与“赛宁”大同小异的故事。甚至被人发现后者和 《一个矫揉造作的晚上》 的最末一节一字不差。不仅自我重复，相互重复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棉棉的《糖》 和卫慧的 《上海宝贝》 所描写的都市生活场景和人物的雷同， 更是令人咋舌， 甚至女主人公的男朋友一个叫 “苹果” ，一个叫“飞苹果”。作家之间的竞相模仿，使文学生产变成了一个模仿的秀场，作家沦为一个个文字工匠。既扼杀了作家的独特个性，阻碍了她们艺术创新的步伐，又扼杀了读者的想象力。她们不再像先锋派那样尝试新的东西，艺术的独创性日益缺乏。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已经定格在沉默的历史之中，二十一世纪初则出现了明显的分流状态，中国女性作家正游走在价值取向殊异的三条路线上。第一条路向是追求思想的深度、灵魂的厚度和精神的高度以及由此而来的写作，如张洁、铁凝、王安忆等；第二条路向是“为市场写作”，即追求文本的时尚化、欲望的消费化、市场的最大化和成名的迅捷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瞬间的轰动，这一路向常常与传媒、绊闻、事件纠扭在一起，如卫慧、九丹、木子美、竹影青瞳等；第三条路向是介于“为文学史写作”和“为市场写作”之间的既追求文学史的永恒又向往市场的轰动效应,代表作家有池莉和毕淑敏等。

其实纵观女性作家写作发展历程，无疑与政治、经济、外来文化等有密切的关系，女性作家的兴起、发展、成熟，到如今的商品化都经历了一段迂回反复的过程，中间有许多的狭隘之处，但不可否认，整个女性作家的发展是呈螺旋上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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