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多元的古代社会 2010-2011学年第一学期

教 案 封 面

教研室： 教学管理部 课程名称：《中国古代史》 课程负责人： 任课教师：于宝航

教学年度： 2010 —— 2011学年第1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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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12日 2010

教 案 正 文

课次 授课章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第一讲 多元的古代社会 难点：传统视野中的黄金时代；初民的精神世界和学时安排 文化生活。 2学时 重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新认识。 1 演示法2学 教学难点、重点及学时分配 教学方法： 演示法 讨论题：中国文明起源一元还是多元？ 思考题：中国传统“大同”与“小康”社会的区别？ 授课方式：理论 教学方法：演示法 教学后记 备注 教 案 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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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多元的古代社会

第一节 叙 说

中国古代历史中的远古时代即文明社会诞生之前的史前社会阶段。

据科学家推算，地球的形成至今已有46亿年以上，最原始的生物出现在地球上，距今已有33亿年之久。按照地质年代划分，距今33亿年到距今25亿年之间是太古代，其后的近20亿年是元古代。各种细胞藻类、无脊椎动物以及爬行动物的趋于繁盛是在距今6亿年到7千万年之间的古生代和中生代。从7千万年前开始直到今天的新生代，是哺乳类动物和人类繁衍的时代。地质年代分类的“代”之下有“纪”和“世”两个层次。距今7千万年到300百万年之间是地质年代的第三纪，其中有古新世、始新世、渐新世、中新世、上新世等五个阶段。距今7千万年到4千万年的古新世和始新世是灵长类动物出现和发展分化的时代。古猿类出现在距今4千万年到2500万年之间的渐新世。距今2500万年到距今300万年之间的中新世和上新世，是古猿向人逐渐演化的时期。从300万年前开始的地质年代上的第四纪，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的时代。第四纪的更新世从距今300万年到1万年，是原始人向现代人演化的阶段。更新世之后的全新世从距今1万年左右开始，人类在这个时代阔步走上历史舞台，演出了地球上最雄伟壮观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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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远古人类活动的地理环境是经过漫长时代演变才形成的。从地质学上的太古代以来，我国地壳就处在北方相对稳定、南方变动频繁的状态。在元古代，北方有晋陕古陆、内蒙古陆、鲁西古陆、胶东古陆、淮阳古陆等，南方则仅有扬子地块。除了这些古陆和地块以外，当时的大郡分地区还被浅海覆盖。后来，经过多次地壳变动，才逐渐形成了华北古陆和扬子古陆这两个较大面积的陆地，奠定了中国大地构造的基本轮廓。到了中生代，华北和华南地区逐渐连成一片完整的陆地，海浸地区缩小。当时的地壳变动，不仅有沧海桑田般的缓慢发展，而且有急剧猛烈的迅速变化，假若借用《诗经·十月之交》篇的语言来形容其情况，那便是“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在新生代，我国西部地区迅速升高，青藏高原横空出世，成为世界屋脊。与此同时，因西高东低而形成的百川汇海的壮观局面也已经出现。一般认为，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变化对于人类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新生代第四纪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不仅使我国西部地区强烈隆起，而且使周围大范围内的气候发生剧变。寒冷气候的出现摧毁了大片热带雨林，造就了开阔而干燥的疏林草原环境。原先栖息在温暖而且果实丰富的森林中的古猿，被迫适应环境和气候的变化，逐渐由“攀树的猿”向“正在形成中的人”1[1]转化。据研究，在发现元谋猿人化石的地层中亚热带孢子花粉从底层向上有越来越少的趋势，还出现了松、杉、桦等比较耐寒的新成分，这反映了当时气候变冷的趋向。在发现大量石器的山西西侯度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地层中现有20多种动物化石，其中大多数是适应干冷气候的草原动物，说明这一带在有人类活动的时期已是疏林草原环境。

生活在中新世和上新世之际的古猿，一般认为是现代猿类和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人类学家又称之为“人猿超科”。它的一些属、种逐渐向人的方向发展，最后超出猿科的界限，而转向人科。古猿阶段化石的主要代表之一是距今1400万年到800万年之间的腊玛古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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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种类型古猿的化石分布得比较广，除了我国以外，还在巴基斯坦、印度、土耳其、希腊、匈牙利、肯尼亚等国家有所发现，但化石资料以我国云南禄丰最为重要和丰富。从70年代中期以来，所发现的禄丰腊玛古猿的化石有颅骨3个、下颌骨5个、头骨碎片23片、古猿牙齿600多枚、指骨2根。和腊玛古猿共生的有多种动物，其中哺乳类动物就有30多种。根据地层和共生的动物群的情况进行分析，可以推测当时腊玛古猿的生活环境是亚热带湖泊、沼泽边缘以及林间草地。80年代中期，在云南元谋也发现了腊玛古猿和介于腊玛古猿与早期直立人之间的古猿化石。许多材料表明，腊玛古猿可能是同类型古猿系统中时代较晚并且很接近早期人类的一种类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比它和人更接近的同时期的猿化石。关于人类起源的地点，恩格斯曾经推测，“在好几十万年以前，在地质学家叫作第三纪的地球发展阶段的某个还不能确切肯定的时期，据推测是在这个阶段的末期，在热带的某个地方——大概是现在已经沉入印度洋底的一片大陆，生活着一种特别高度发展的类人猿”。②古人类学家根据腊玛古猿的材料，多认为人类的起源地以“亚洲南部更可信”①，特别是禄丰腊玛古猿丰富资料的发现，“为人类起源亚洲说提供了新的论证”②。由于我国云南一带相继发现了森林古猿、腊玛古猿以至早期人类的宝贵而丰富的化石资料，由于这个地区受到喜玛拉雅造山运动的直接影响，在几千万年以前为猿类提供了向人进化的客观环境，所以说我国应当是人类最主要的发祥地之一。

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猿分离的时间在距今500万年左右。从世界范围看，这个时期的化石资料尚无发现。现在所见到的最早人科成员化石是南方古猿阿法种。

南方古猿阿法种的后裔发展到距今250万年左右，逐渐向两个分支发展。一个分支发展成为东非能人，另一个分支发展成为南猿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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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这后一个分支演变为粗壮种并趋于灭绝。从50年代末期开始，非洲东部坦桑尼亚奥杜韦峡谷一带发现不少古人类化石和石器，其所代表的人类被称为“能人”。70年代初期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畔发现编号为1470的东非能人头骨，其生活的时代距今约200万年左右。此外，在埃塞俄比亚的奥莫河谷也发现有能人的化石。石器的发现表明能人已经制造工具。能人在体质方面的重要特点是脑容量有较多增加，1470号头骨的脑容量已达775毫升，头骨颅内总体形态和人相似，可能已经有了语言的能力。被称为“奥杜韦文化”的东非能人石器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最早阶段，当时的人已经开始了社会群体生活。

继“能人”之后的远古人类称为“直立人”。直立人的分布区域已经遍布亚洲、非洲和欧洲。70年代中期，在东非发现一个相当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其脑容量为850毫升。80年代初，在肯尼亚西北部的纳里奥科托姆发现一具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意义的少年男性直立人骨架，包括颅骨、下颌骨、脊椎骨、股骨等70余件。在亚洲，以我国的发现最为丰富，例如元谋猿人、北京猿人、蓝田猿人、和县猿人等，都在科学研究上有极重要阶值。在亚洲除了我国以外，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发现的印尼的瓜哇猿人也很出名。在欧洲，直立人的材料以希腊和法国居多，匈牙利和德国也有发现。火的使用是直立人文化发展的重大突破。我国山西芮城西侯度经古地磁法鉴定距今180万年的地层中，发现有用火烧过的鹿角、马牙等物，被认为是人类用火的最早物证。肯尼亚的切斯旺贾发现有140万年前人类用火的证据。这方面材料最为丰富的是北京猿人遗址厚达数米的灰烬层。欧洲直立人使用的石器多为手斧形，其大小一般如手掌，左右对称，刃缘平直，比能人所经常使用的以砾石制造的砍砸器有不少进步。

距今20—10万年之间，直立人向智人发展。上个世纪50年代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附近发现的尼安德特人是早期智人的代表之一，其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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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已达1400毫升以上，但是前额低斜，眉脊突出，全身骨骼特别粗壮，还带有许多原始性质。庞大而笨重的尼安德特人，在向晚期智人发展的时候突然销声匿迹，这其间的原因现在还不清楚。晚期智人的形成一般认为是距今4万年以前的事情。上个世纪60年代末在法国维泽尔河流域的克罗马农山洞发现有晚期智人的化石材料。克罗马农人身材魁梧，脑容量达1600多毫升，能够创制大幅岩洞壁画，其发展水平可以作为欧洲晚期智人的代表。晚期智人的分布已经遍布亚、非、欧、美、澳五大洲。我国晚期智人的材料丰富而且重要，历来为世所重。在晚期智人阶段，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所以各地人类遗传造成了肤色、毛发、鼻唇等的体质和面貌的差别，逐渐形成了黄、白、黑、棕等几大人种。在晚期智人后期，人类社会步入文明时代，社会面貌日新月异，远古时代遂告结束。 远古时代即社会发展史上的原始社会。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原始社会可以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大的阶段。 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绝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归入旧石器时代的范畴。就世界范围看，处于能人阶段的奥杜韦文化可以说是早期旧石器文化的代表。打制的砍砸器占奥杜韦文化石器的一半以上。比这种砍砸器进步的石制手斧普遍发现于亚洲、非洲、欧洲各地。一般的手斧具有较长的中轴线和对称的两个曲边，有比较整齐的刃缘，呈扁桃形，反映了石器制造技术的进步。石斧文化绵延的时间很长，几乎与直立人相始终。我国蓝田猿人、北京猿人的大量石器都可以归入这个范畴。旧石器时代中期与早期智人阶段相合。这个时期的石器很少有石斧出现，而以用石片制作的刮削器和三角形的尖状器为主。在考古学上，这种石器文化以最早发现地——法国的莫斯特——来命名，称为莫斯特文化。在欧洲，尼安德特人是莫斯特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尼安德特人已经有墓葬习俗。本世纪初在法国的拉·费纳西山洞首先发现了尼安德特人的墓葬，表明这座山洞可能是当时的专门墓地。在匈牙利的塔塔发现有随葬的雕成舌形椭圆状的猛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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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板，表面光润，可能是当时人的护身符。考古发现的我国旧石器中期文化也相当丰富，如大荔文化、许家窑文化、鸽子洞文化等都具有相当典型的意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大约延续了二、三万年，在欧洲一般以时间先后为序划分为佩里戈尔期、奥瑞纳期、格拉韦特期、梭鲁特期、马格德林期等五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石器以石叶工具占主要地位，此外还有骨器和木器。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地发现不少这个时期的艺术作品。德国的沃吉尔海德发现有奥瑞纳文化时期的用猛犸象牙雕成的野马像。在马格德林文化期，欧洲出现了许多洞穴壁画，仅法国就有70多处。在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分布得很广，如峙峪文化、小南海文化、山顶洞文化、水洞沟文化、纹川文化等都有重要而丰富的遗存，就连西藏、台湾、贵州、云南等地区也有不少发现。据统计，我国南方地区所发现的旧石器晚明遗址就有100多处。

从距今大约1万年左右开始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石器时代。①原始农业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最突出、最重要的特征，陶器的制造、磨光石器的广泛流行、原始畜业的出现等，也具有重要影响。地处欧、亚、非三洲交汇点的西亚地区农业发展得比较早。约旦河谷的耶利哥和伊拉克东北部的耶莫都曾发现距今六七千年的典型农业村落。我国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起源的时间和西亚地区约略相同。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河姆渡文化以及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的粟类、稻谷堆积和石制、骨制农具的大量发现，对于新石器时代农业情况的研究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新石器时代，金属的使用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土耳其中部安那托利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现有距今五六千年的铅制饰物、铜珠、铜矿渣等。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发现有许多使用金属的物证，特别是西部地区更为典型。有些专家把新石器时代后期称为“铜石并用时代”，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演进，文明的曙光在新石器时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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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就已经显露。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墨西哥、秘鲁等都是文明出现较早的地区，其中，远古文明没有间断地延续至今的仅有我们中国。我国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7000多处。这些遗址表明，当时已经有了不同的文化区域，各种文化相互影响、渗透、融合，促进和加速了各个地区社会的发展。

就社会组织情况看，在人类的童年，开始还没有系统的社会组织机构，当时还只有松散的原始人群，婚姻形式还是乱婚杂交。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的思维水平的提高，婚姻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由原来没有任何限制的杂交，排除了祖先与子孙、父母与子女的婚姻，变成按辈份通婚。人类社会逐渐发展到血缘家庭公社时期。在人类体质、智慧和劳动技能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氏族公社逐渐代替家庭血缘公社，成为社会主要组织形式。可能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随着族外群婚的发展，氏族制度逐渐萌芽。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氏族聚落在河谷和平原地区普遍出现。氏族制度的繁荣是在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常有村落遗址发现。有些村落的人口，据估计可有数百人，多者可达上千人。新石器时代中期，由于氏族间联系的加强，部落和部落联盟开始出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在许多发达地区往往出现国家的雏形。考古发掘已经找到不少最初的城堡，这些城堡对于考察当时的社会情况很有意义，“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耸入文明时代”①。

19世纪美国的杰出学者摩尔根曾经依据大量的民族学资料，将人类社会的演进划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代，并将蒙昧、野蛮两个时代分别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时期。他认为高级野蛮社会临近结束时，“标音字母的发明和使用文字来写文章，到了这个时候，文明也就开始了”②。摩尔根的许多观点曾被马克思、恩格斯所称赞。所谓蒙昧时代，相当于原始社会前期，亦即旧石器时代；所谓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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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时代则相当于原始社会后期，亦即新石器时代。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摩尔根说这一阶段始于铁器制造，是就欧洲情况而言的，我国的情况并不如此。我国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是从人们初步制造和使用铜器开始的。关于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恩格斯说，“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①。我国有丰富的古史传说，黄帝、炎帝、颛顼、帝喾、蚩尤、尧、舜、禹等，已经不是无名氏，而是赫然有名、彪炳史册的历史巨人，有些还是站在文明时代门槛上的重要人物。

我国的考古事业发展很快，不断有远古时代各个阶段的资料涌现。简要刊布这些考古资料的主要有《考古》、《文物》、《考古学报》等专业杂志。详细发表各种相关资料的专著主要有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青海柳湾》、《西安半坡》、《大汶口》、《宝鸡北首岭》、《姜寨》、《元君庙仰韶墓地》、《淅川下王岗》、《邹县野店》、《胶县三里河》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和《文物》编辑委员会编的《文物考古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是关于考古资料的综述汇编，颇便参考。记载古史传说较多的文献有《山海经》、《尚书》、《大戴礼记》、《史记》等书的部分篇章。专家们的主要论著有《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文物出版社，1984）、《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张忠培《中国北方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等。由于新的考古材料层出不穷、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强，所以关于我国远古时代的历史研究一定会有更大发展。

第二节 中国境内的远古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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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世中期我国境内大部分地区的气候温暖而湿润，虽然到了更新世晚期，我国北方地区的气候经过几次暖湿和干寒的交替，但是总的来看气候和环境还是有利于原始人类繁衍和发展的。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很广，其地点多在山前地区或者两条河流的汇合处。这样的地方便于采集、狩猎和生活，符合初期人类发展的需要。

一 猿人的广泛分布

随着材料的增加，我国远古人类出现的时间有愈来愈向前延伸的趋势。就目前我国对地层时代划分的标准而言，有的专家曾经建议“到与早更新世相接的上新世地层中去寻找最早的人类和他们制造的工具”①。不过，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我国最早的原始人类距今还只有200万年左右。80年代中期，在四川巫山县龙骨坡发掘出猿人乳门齿2枚、恒门齿2枚、带有两颗牙齿的左下颌骨1块。据测定，“巫山猿人”的时代距今201—204万年。②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于1965年发现了“元谋猿人”。主要发现有猿人的左、右上内侧门齿两颗，属同一青年男性个体。后来在元谋猿人化石所在的褐色粘土层里，发现用石英岩打制的刮削器四件，在这个地区还采集到其它的石制品十几件。在厚约3米的三个地层中零星散布有炭屑，还并存有烧骨，是否人工用火的遗迹，现在尚不能断定。和元谋猿人化石并存的有多种哺乳类动物化石，这些动物有许多是食草类动物。一般认为，元谋猿人距今大约为170万年左右。山西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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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侯度发现的早更新世遗址有用锤击法打制的砍斫器、刮削器等30多件，还有人工砍斫过的残鹿角两件以及一些烧骨。西侯度文化可以追溯到180万年以前，但没有猿人化石发现。河北阳原县的小长梁和东谷坨发现有各种石器800多件，同时发现的动物残骨有一些带有明显的人工修理痕迹，其文化距今100万年左右。

60年代中期，在陕西蓝田县东的公王岭和县西北的陈家窝发现有中更新世时代的猿人化石，被称为“蓝田猿人”。公王岭发现有猿人的头盖骨、鼻骨、右上颌骨和3颗臼齿，属于同一个30多岁的成年女性。头盖骨甚低平，骨壁极厚，脑容量约为780毫升，具有比较原始的特征。专家们对化石的年代有不同的测定，一般认为公王岭猿人距今约为100万年左右。陈家窝发现有猿人的1个完好的下颌骨并附连13颗牙齿，属于老年女性。陈家窝猿人距今约50余万年。蓝田猿人遗址发现有数十件石器，还有四五十种动物化石。和蓝田猿人时代接近的有“郧县猿人”，70年代中期发现于湖北郧县梅铺龙骨洞。化石材料有4颗牙齿和1件人工打击痕迹清楚的石核，以及20多种时代比较古老的哺乳类动物化石。此后不久，又在郧西县的白龙洞发现两颗猿人臼齿，时代与郧县猿人相近。

“北京猿人”的发现和研究，是本世纪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的重大收获。北京猿人遗址在北京西南的周口店龙骨山，原为一个长约140米、宽约20米的山洞。文化堆积层厚达40多米。自1921年到1966年历次发掘所得猿人化石材料有头盖骨6个、头骨和面骨碎片14块、下颌骨15块、股骨7段、胫骨1段、肱骨3段、锁骨1根、月骨1块，零散和附连在凳骨上的牙齿153颗。这些化石材料分属40多个个体。北京猿人头骨有较多的原始性状，头骨低矮，其最宽大的位置在颅骨基部，前额低平并且明显向后倾斜，眉脊骨粗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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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前突出，颅骨很厚，平均厚度几乎为现代人的一倍，面骨粗大，眼眶深而宽阔，鼻骨很宽，鼻梁较平扁，颧骨高而向前，上颌明显突出，下颌宽大并向下后方倾斜。牙齿的齿冠和齿根都比较粗大，咬合面有复杂的纹理。北京猿人的肢骨虽然带有一些原始性质，如股骨稍稍向前弯曲、因管壁厚而使髓腔较小、股骨主干上部平扁等，但是其总体特征则与现代人相近。这是长期劳动所形成的体质进化的结果。根据五个成年人头骨化石测算的结果，可以知道北京猿人的平均脑容量为1088毫升，比南方古猿的脑容量大一倍。北京猿人遗址有四层面积较大并且较厚的灰烬层，有的灰烬层厚达6米。灰烬层里不仅有木炭，而且有因被烧烤而布满龟裂纹的石块和石器、因烧烤而扭曲变形的鹿角、烧烤过的朴树籽和各种兽骨等。北京猿人的用火遗址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内容最丰富的古人类的用火遗迹。北京猿人遗址所发现的各种石器有17000千多件，此外还有大量石片和石核。据研究，北京猿人采用砸击、锤击、碰砧等方法制造石器。石器分为刮削器、尖状器，石锥、雕刻器、砍砸器、石球等六类，其中以刮削器、尖状器居多。根据各种方法测定，北京猿人底部堆积层形成于70万年前，顶部堆积形成的时间距今23万年左右。北京猿人在周口店一带先后生活近50万年之久。

80年代初期所发现的“沂源猿人”的时代距今约40万左右。主要化石材料有猿人头盖骨1块，眉骨两块，肱骨、肋骨、股骨各1块，牙齿6枚。所有材料分属两个成年猿人个体。据观察，其眉骨的粗壮和牙齿的原始性都与北京猿人相似，同出的动物化石有许多也见于北京猿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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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京猿人的时代大体相当的有70年代末在河南南召县杏花山发现的“南召猿人”和80年代初在安徽和县龙潭洞发现的“和县猿人”。南召猿人遗址发现右下颌臼齿1颗，石器300多件。和县猿人遗址发现近乎完整的属于男性青年个体的头盖骨1个、附连两颗臼齿的左下颌骨1个、牙齿9枚和一些头骨残片，还发现了石器、成批的骨角器以及烧过的骨头、牙齿、灰烬等，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40种。和县猿人的脑容量约为1025毫升，与北京猿人接近。据测定，和县猿人的时代距今约24—28万年。近年在南京江宁县汤山的石灰岩溶洞里也发现有早期人类头骨化石，其时代与和县猿人相距不远。

“金牛山猿人”发现于80年代中期，遗址在辽宁营口县西金牛山的洞穴里。主要化石材料有一个较为完整的猿人头骨，此外还有脊椎骨、肋骨、腕骨、掌骨、趾骨、髋骨、尺骨、指骨、跗骨等比较罕见的猿人骨骼化石50余件，并且这些材料全部属于一个个体，从而为研究猿人情况以及准确复原猿人体貌提供了方便。据测定，金牛山猿人的时代距今28万年左右。70年代中期，在金牛山西部的一处裂隙与洞穴堆积层中发现有旧石器时代初期和晚期的文化。其初期文化，从石器的打片技术、尖型以及加工方式等方面的情况看，都与北京猿人的石器相似，具有明显的共同性。

猿人的化石和遗址在我国有广泛的分布，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发现猿人文化的地方还有山西芮城匼河村、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大窑村、湖北大冶石龙洞、贵州黔西观音洞、辽宁本溪庙后山、安徽巢县与水阳江两岸、陕西洛南和汉中梁山等地。按照古人类学的划分，这些猿人都属于“直立人”的范畴，其生活的时代属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大约在距今200万年至25万年之间。这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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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人类经过漫长世代的劳动实践，使人类社会缓慢进步。采集和狩猎是当时最主要的生产活动，至迟到北京猿人时期，人们已经知道用火和熟食。在这个阶段，石器加工技术有所进步。较早时期的石器，如西侯度遗址、元谋猿人遗址、匼河文化遗址等所发现的石器多以石英或砾石为原料，采用锤击法进行十分粗糙的加工，其刮削器只是简单地打击出凹凸不平的刃缘，并不进行再次加工。经过几十万年的发展，到了蓝田猿人时期，部分石器就有了第二次加工的迹象。到北京猿人时期，则大部分石器的边缘部分都已经进行了二次加工整理，未经修整的则只占很少部分。从北京猿人的材料看，处于第8—13层的早期石器多用软质砂岩为原料，采取简单地碰砧法和锤击法进行十分粗糙的加工，成品率低，器形不规整；处于第1—7层的晚期石器多用优质石料，属于最晚时期的顶部的石器还用燧石为原料，器形趋于长薄并且规整，类型增加，多见制造工艺比较复杂的尖状器、石锥、圆头刮削器和雕刻器，尽管还存有一器多用的原始性，但是从总体水平上看，晚期的石器制造技术还是比早期大有提高。再从用火的情况看，北京猿人遗址的灰烬层厚可达6米，而时代比北京猿人晚的猿人遗址则没有发现这样厚的灰烬层。这种变化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后期的猿人逐渐掌握了某种人工取火的办法，不再需要日夜燃烧篝火以保存火种的缘故。这些情况表明，在劳动实践中，猿人的思维能力逐渐发展，深化了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猿人时期的物质生活极其匮乏，据统计，在北京猿人的40个个体中有半数是夭折的，大多死于40岁以下。

二 早期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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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智人又称为“远古智人”，过去曾被称为“古人”，生活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在大约距今25万年至4万年之间。考古发现所见我国境内的早期智人的材料比较丰富，有了比猿人更广泛的分布。

70年代末期，在陕西大荔甜水沟的砂相砾层中发现一个保存完好的头骨化石，属于一位年龄不到30岁的男性青年，定名为“大荔人”。大荔人头顶低矮，眉脊粗壮，骨壁很厚，与北京猿人接近。但是其顶骨较大，枕骨隆凸前面呈凹陷状，鼻骨窄长，眼眶近乎方形，虽然颧骨较为朝前，可是吻部并不突出，脑容量达1120毫升，这些特点又比北京猿人进步。大荔人遗址出土石制品181件，以石英岩或燧石为原料，用锤击法制造，形体较小，加工比较粗糙。同出的动物化石有肿骨鹿、古菱齿象、犀牛等近十种。大荔人属于早期智人中的古老类型，是直立人向智人过渡形态的代表。据测定，大荔人的时代在距今23—18万年之间。

“许家窑人”于70年代中期在山西阳高许家窑村和与其紧临的河北阳原侯家窑发现，是目前我国旧石器中期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最丰富、规模又大的遗址。这一带所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主要有顶骨11块、枕骨2块、附有4颗牙齿的左上颌骨1块、右侧下颌枝1块、牙齿2枚。这些化石材料分属10多个男女老幼不同的个体，其年龄既有幼儿，又有年过半百的老人，平均寿命在30岁左右。化石材料表明许家窑人的头骨骨壁较厚，顶骨内面较复杂，颅顶较高，头骨最宽大的部分比较靠上，吻部不太突出，下颌枝低而宽，牙齿粗大，齿冠结构比较复杂，其纹饰和北京猿人的牙齿相近。总的看来，许家窑人的体质特征既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又比较接近于现代人。有的专家推测许家窑人是北京猿人向智人过渡的一个类型，是曾在周口店地区居住数十年之久的北京猿人后裔外迁的一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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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的文化遗物中，石制品、骨器和哺乳类动物化石的数量都很多。许家窑人的石制品至今所发现的有3万多件，其类型虽然和北京猿人的石器属同一传统，但在技术上却大有进步。例如用厚石片加工而成的龟背状刮削器，其形状劈裂而平直，背部隆起，周围边缘为刃口，可用于剥皮、刮肉、加工兽皮等操作。还有一种短身圆头形的刮削器，圆弧形的刃缘多经过精细的加工。石器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钻孔器、砍斫器和石球等多种，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石球。这一带遗址中发现的石球有1500多件，最大的重1284克，最小的只有112克。当时制造石球要先拣取较好的砾石，打击成粗略的球形，再反转打击去掉棱，使它成为荒坯，然后左、右手各持一个荒坯对敲把坑疤去掉，做成滚圆的石球。这种制造技术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根据民族学和民俗学的材料推测，石球在使用时要用棍棒或绳兜进行投掷。用这种方法狩猎有很大威力，能猎取比较凶猛的和距猎人较远的野兽。凡是发现石球的遗址都伴生有人类吃过的较大型动物的骨骼化石，许家窑一带就有300多匹野马的遗骨，还有披毛犀、羚羊等大型或奔跑迅速的动物。许家窑文化遗址所发现的动物骨骸数以吨计，但未见一具完整的个体，甚至连一个完整的头骨也没有发现，而全部是人们食肉以后又砸碎的抛弃物。显然，大量的石球不仅反映了石器制造技术的进步，而且反应了当时狩猎业的迅速发展。许家窑人的时代距今10万年左右。

“丁村人”是50年代初期在山西襄汾丁村一带发现的，共有20多处旧石器中期的文化地点，都散布在汾河两岸。这里有旧石器时代早期直至晚期的丰富文化遗存，其晚期文化距今约7万年左右。这里发现了属于一个十二三岁儿童的两颗门齿和一颗臼齿化石，其臼齿咬合面结构形态在猿人和现代人之间，齿冠舌面中部低陷呈铲形，与现代黄种人较为接近。这里的砂砾层中还发现一个大约两岁小孩的右顶骨化石，它比北京猿人小孩的顶骨薄，显示了人类体质的进步。丁村人所用石器的原料是附近东山上的角质岩砾石。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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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制品有两千多件，石片和石器一般都比较粗大，类型有单边或多边砍砸器、石球、三棱大尖状器、鹤嘴形厚尖状器、刮削器等，其中以三棱大尖状器最具特色。这种石器采用有三棱的厚大石片打击而成，手握部分宽厚，尖端锐利对称，和鹤嘴形厚尖状器一样，其作用也是用于挖掘植物和砍琢。丁村人所用的石球重量一般在500—1300克之间，形体规整，加工精细。从石器类型的多样性和制造技术看，丁村人的石器已经有了较明显的专业分工。

在我国远古人类区域分布上位于东南方的代表是50年代末期发现的“马坝人”。当时在广东曲江马坝狮头峰的岩洞中发现有额骨、顶骨、眼眶和鼻骨，虽有残缺，但对于复原当时人的体貌亦有重要意义。这些化石属于一个中年男性，仍有相当的原始性质，如眉脊粗壮，鼻骨较宽等，但是马坝人的头骨比北京猿人高，眉脊上方不再深陷，而是与额骨相续，脑容量估计有1225毫升，这说明它比北京猿人已经有了不少进步。和马坝人一起被发现的哺乳类动物化石有熊、熊猫、犀牛、鹿、剑齿象等多种。马坝人的时代比许家窑人要晚，属于更新世中、晚期。

“长阳人”发现于50年代中期。当时在湖北长阳下钟家湾龙洞发现附有两颗臼齿的左上颌骨和单独的一颗臼齿。其上颌的倾斜度没有北京猿人显著，所以前部不显得突出，表现了进步的性状。但是其臼齿较大，咬合面有许多皱纹，构造比较复杂，犬齿隆凸明显，鼻腔底部较为平坦等，又表现出不少原始性。同出的还有熊猫、东方剑齿象等十多种哺乳类动物化石。洞内没有发现人类居住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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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遗物，据分析，可能和马坝人一样，化石材料都是由洞外被洪水冲进洞内的，其时代与下钟家湾所发现的相近，都属于更新世中期稍晚的阶段，大约与马坝人相近。

70年代初期，在贵州桐梓云峰岩灰洞内发掘到门齿和臼齿化石各1颗，还有10多件石制品、炭屑、两块烧骨以及25种动物化石。“桐梓人”的化石材料估计属于一年轻个体。从文化层堆积情况看，这些遗物都是被水冲进洞内的，该洞并不是古代人类的居住地。岩灰洞所发现的石制品皆用锤击法打片制成，其中有一件带尖角的刮削器，前端被加工成鸟喙状的相当薄的刃口，十分锐利，反映了精细的加工技术。

发现著名的北京猿人的周口店龙骨山，曾于70年代初期发掘新洞，发现了1颗左前臼齿化石和几十件石制品，还有厚达1米左右的灰烬层、动物烧骨和大量动物碎骨化石。“新洞人”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是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中间环节。这里所发现的哺乳类动物有40余种，多达几千个个体，说明当时的狩猎很有成绩。新洞的烧骨中鹿类最多，其次有鼠、象、蛙、鸟等，为当时人们熟食后所残留。新洞还曾发现磨过的骨片，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磨制骨质品。在北京猿人遗址以南70米处和以东两公里处也发现过旧石器中期的文化遗存。这些情况表明在北京猿人以后，早期智人仍然长期在周口店一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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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境内早期智人的化石和文化遗存在南方和北方都有不少发现。早期智人所创造的旧石器中期的文化具有承上启下的性质，这个时期的人类体质也处在明显演进的阶段，因而呈现了更多的复杂性。石器制造技术的明显提高、石球的涌现以及许多遗址中所发现的大量凶猛动物遗骸，都表明早期智人生产活动的进步。

三 晚期智人

晚期智人又称现代智人，过去曾被称为“新人”，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大约距今4万年至1万年左右。我国境内，从北疆到南陲，从喜马拉雅山到台湾，许多地方都有晚期智人化石或文化遗存发现，地点数以百计。

“柳江人”是50年代末期在广西柳江通天岩的岩洞中发现的，化石材料包括1个完整的头骨、两段股骨以及髋骨、椎骨、肋骨等，脑容量为1480毫升。柳江人明显具有原始黄种人的特征。柳江人应当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较早阶段的智人。“资阳人”是50年代初在四川资阳黄鳝溪发现的，主要有颅顶部分保存完整的1件头骨以及腭骨化石，还发现1件刮制三棱状骨锥。“普定人”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贵州普定县新寨村的穿洞发现的。人类化石有完整的下颌骨、上颌骨残部、牙齿等，分别属于老年、中年和儿童个体，后来又发现一个较完整的头骨化石。这个遗址出土石制品上万件，骨、角器近千件，还有用火遗迹和动物化石10余种。其中的骨角器是很有特色的文化遗存，骨器种类有锥、铲、叉等，角器则是用鹿角磨制而成的铲。“左镇人”是70年代初在台湾台南县左镇乡的菜寮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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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地点发现的，化石材料有人类的顶骨、额骨、臼齿等。据估计其时代在距今2万年到3万年之间。“保山人”是80年代后期在云南保山塘子沟发现的，主要有上颌骨两件、头骨和下颌骨各1件、牙齿3枚，分属4个青、中、老年个体。遗址还出土石器、骨器等500余件。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其石器全部为打制品，并且没有发现陶器，因此其文化仍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可以视为南方地区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一个类型。我国南方，发现晚期智人化石的还有江苏泗洪、浙江建德、广西都安、贵州水城和桐梓、云南呈贡和丽江等地。具有丰富文化遗存的首推四川汉源的富林遗址，70年代初期在这里发掘时，仅在30平方米的小范围内就出土石制品5000多件。“富林文化”大约距今两万年。四川铜梁西郊曾经发现300多件石器，制作石器的原料要从20公里以外处运来。“铜梁文化”距今约2500年至2万年，其石器制作简单而且粗糙，明显落后于同时期其它遗址石器的水平。这应当是各个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水平不平衡的表现。“猫猫洞文化”是70年代中期在贵州兴义县猫猫山的岩厦下发现的，出土有人类化石7件、骨角器10件、石器1000多件。其中的一件骨刀颇具特色，它上薄下厚，经精细磨制而通体光洁，左侧和顶端的刃口十分锐利。猫猫洞文化距今14000年左右。“长滨文化”是60年代末期在台湾台东县长滨乡的八仙洞发现的，主要发现有用各种砾石做成的石器3000多件，还有骨针、骨铲、骨锥等骨器。这些石器、骨器和南方各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标本基本一致。“长滨文化”的时代距今约五六千年，虽然已处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但其文化风貌则全属旧石器时代，这应当是各地文化发展不平衡性的表现。从时代先后和文化内涵的一致性来看，南方各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显然是“长滨文化”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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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北方地区晚期智人的遗址分布也很广泛20年代初期有内蒙古乌审旗萨拉乌苏发现一枚幼童门齿化石，被称为“河套人”。50年代以来，在萨拉乌苏遗址又进行了多次发掘，发现人类的顶骨、枕骨、额骨、下颌骨、肩胛骨、肱骨等共20多件，还有大量石制品以及动物化石。河套人的时代在距今5万年至3500年之间。60年代前期在山西朔县峙峪发掘出人类的1块枕骨化石，石制品1500余件，其中有一件用薄长石片磨制的尖端周正的燧石箭头，为弓箭的最初使用提供了物证。峙峪遗址还发现有用半透明水晶制成的钺形小石刀，是将短柄镶嵌在骨木把内使用的复合工具。峙峪遗址所发现的密集成层的大量动物化石，以野马、野驴最多，可见当时的狩猎经济已经有了较集中地捕获一两种动物的专门化倾向，狩猎水平也有不少提高。“峙峪人”大约距今2800年左右。“学田人”是80年代中期在黑龙江五常县学田村发现的。出土有人类顶骨和股骨化石各1件、骨器两件、石制品三件，以及大量的猛犸象、野牛、披毛犀、鹿等动物化石，距今约24000年。距今22000年左右的“哈尔滨人”是80年代初期在黑龙江哈尔滨西南的阎家岗发现的。除了发现人类化石、石器、骨制品以外，阎家岗还发现用500余件各种哺乳类动物骨骼相互叠压而成的排列有序的古营地遗址，这在旧石器时代文化中颇具特色。“前阳人”是80年代初期在辽宁东沟县发现的，在前阳的洞穴遗址中出土了头盖骨、下颌骨、股骨及牙齿化石，距今18000年左右。80年代初期在辽宁海城小孤山的仙人洞发现了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其下层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现了人类的牙齿和股骨化石，所发现的石器相当粗糙，器形不规整，这与当时的人着重制造骨、角器有关。“小孤山人”所磨制的骨针十分精细，比山顶洞人所制的短而稍粗，针眼挖制而成，若芒状的针尖甚锋利。除了几件骨针以外，还发现有磨制的骨锥、标枪头和一件角片制的鱼叉。鱼叉长84毫米，有两排不对称的倒刺，为当时已有渔猎经济的物证。穿孔兽牙、穿孔蚌壳是小孤山人的装饰品。这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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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都与著名的山顶洞人相似。在辽宁喀左县大凌河畔的鸽子洞曾于70年代初期发现旧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存。洞内有堆积较厚的文化遗存，发现有顶骨碎片、颞骨残块、髌骨和1颗小孩臼齿化石，半米厚的灰烬层里有烧骨、木炭、烧土块和石器。“鸽子洞文化”的石制品有300多件，其中有石器260件，其成品率和精致石器的比例都超过了北京猿人。石器类型趋向稳定，刮削器数量最多，一般经过精细修理，刃缘匀称，刃角锐利，其中以单凸刃刮削器的制作最精良。鸽子洞所发现的哺乳类动物化石有20多种，其中有岩羊、披毛犀等动物，说明当时气候比较寒冷。鸽子洞文化距今约四五万年左右。我国北方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还有不少，如河南安阳小南海、河北阳原虎头梁、山西沁水下川、内蒙古呼和浩特大窑村、黑龙江呼玛十八站等地都有丰富遗存。

可以作为晚期智人代表的是“山顶洞人”。①山顶洞遗址位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分为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窨等四个部分。洞口高4米，下宽5米。上室为居室，南北宽8米，东西长约14米，石笋地面中部有一堆灰烬。洞口和上室发现有幼儿残头骨、骨针、装饰品和少数石器。下室在洞穴西半部稍下处，有一垂直陡崖与上室相隔。下室发现三具完整的人头骨和部分骨架化石，分属于青年妇女、中年妇女和老年男子等3人。人骨周围散布有赤铁矿粉末，并有许多装饰品。下室深处为竖井式深洞的下窨，发现许多没有经过扰动的兽骨架。遗址所发现的石器数量很少，仅有25件，这可能与山顶洞人大量采用木器、骨角器有关。除了一些经打击而制成的骨器和有磨痕的下颌骨以外，山顶洞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工具是1件骨针和1件有刻纹的鹿角棒。骨针残长82毫米，最大直径3.3毫米，针身浑圆，针尖锐利，通体光滑，显系刮削和磨制而成。鹿骨棒为赤鹿角制成，截断面和主干都经刮削和磨光，并在磨光的基础上雕刻花纹，有的专家推测它是一件原始艺术品或者象征权力的器物。装饰品有钻孔小砾石1件、穿孔海蚶壳3件、有孔的鲩鱼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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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骨1件、穿孔兽牙125件、钻孔石珠7件、有刻道的骨管4件，许多装饰品的穿孔都呈红色，系被赤铁矿染过，由于长期佩带，所以装饰品的孔和边缘往往磨得很光滑，只有一部分还保有钻孔或挖孔时留下的锯齿状边缘。装饰品的出现说明当时的人已经有了爱美的观念。这些装饰品还有可能是猎获者的纪念，每有猎获物便拔下一颗兽牙，佩带在身上，以示勇武。这应当是英雄观念的萌芽。山顶洞人的墓葬说明诞时已经有了最初的宗教意识，也说明人们的思维有所发展，因此才会产生一定的葬俗。将赤铁矿粉末撒布在尸体周围，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具有特殊含义的举措。葬俗还说明当时人们的关系比以前更加密切，很可能在这个时期氏族制度已经萌芽。

晚期智人所生活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阶段虽然只有两三万年时间，远远没有旧石器时代早、中期漫长，但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速度却前所未有地加快了。这个时期的人们不仅继续使用传统的打制技术来制造声器，而且较广泛地采用了磨制和钻孔、挖孔的技术，并且采用这些新技术去制造骨、角器和装饰品。近年，在湖北江陵荆州镇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的居住遗迹。在这个地方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中部发现有5个由砾石和石制品围成的圆形石圈，石圈直径约4米，圈内散布一些加工细致、形制规整的尖状器和砍斫器。这个发现使人们初步窥见了旧石器时代我国原始人类在平原地区生活的场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各个地区的文化发展出现了复杂局面，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从而为新石器时代区域文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劳动技术的进步、生产活动的发展、装饰品的出现、埋葬习俗的萌芽等方面都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抽象思维已经发展到了一定水平，这些都预示着远古人类的蒙昧期行将结束，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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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石器时代

从距今大约1万年左右的时间开始，我国大部分地区陆续进入新石器时代。陶器制造的开始、农业的出现、居民村落的普及、氏族制度的形成等，是这个时代区别于旧石器时代的主要标识。新石器时代延续了五六千年之久，到距今4000年左右结束。这是远古历史上的“野蛮时代”，是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的过渡阶段。我国至今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7000多处，正式发掘的有100多处。自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以来，各个地区产生的不同风貌和水平的文化发展，到了新石器时代逐渐形成了绚丽多姿、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了解其发展源流和相互关系，对于分析和研究这个时代的社会历史情况有重要作用。在新石器时代，主要的文化区域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南地区、西南地区、北方地区等几个大的区域。在每个区域中各个地区的文化往往有差异，为了比较准确地反映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所以在考古学上便把比较重要并且延续时间较长、覆盖面较大者，定名为某种文化，在这以下又分为若干类型。按照时间顺序，新石器时代可以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大体说来，仰韶文化以前是早期，在距今10000—7000年之间；仰韶文化属于中期，在距今7000—5000年之间；龙山文化是其晚期，在距今5000—4000年之间。

一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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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位于黄河中游的最著名的是“裴李岗文化”。这个文化于70年代后期发现于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面积约两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可达1米以上。遗址发现了石铲、石镰、磨盘、磨棒等很有特色的农具和粮食加工用具，所发现的陶器仅有红褐色砂质陶和泥质陶两种，均为手制，因此胎壁厚薄不匀。遗址发现114座长方形竖穴墓，以单人直肢葬为主。这种文化的“裴李岗类型”在河南密县、登封、长葛、郏县等地都有发现，分布区域主要在河南省中部偏北一带。裴李岗文化的“贾湖类型”分布在豫中偏南地区。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在80年代进行多次发掘，发现房基30多座、灰坑300余座、陶窑10余座、墓葬300多座，出土遗物数千件，最引人注目的是成组的龟甲和骨笛，龟甲上有与原始文字有关的契刻符号。裴李岗文化距今约七、八千年，前后延续在1000年以上。分布在今冀南、冀中一带而与裴李岗文化相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磁山文化”。70年后期和80年代中期在河北武安县磁山进行多次发掘，发现各种形式的灰坑、房屋基址和贮粮窖穴，还发现大量的粟以及石磨棒、四足石磨盘等。磁山文化所发现的猪、狗、牛、鸡等家禽骨骼说明其饲养业有了很早的发展。磁山文化距今7300年左右。在裴李岗文化以东与裴李岗文化相互影响的是“北辛文化”。70年代后期在山东滕县北辛村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遗物中除有大量骨角器和蚌器外，还有不少石器，其中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并存，颇具特色。陶器多为黄褐色的夹砂陶以及少量灰陶，遗址中发现两座婴儿瓮棺葬。北辛文化的时代在距今7300—6100年之间，分布在山东的中、南部和江苏的淮北地区，是这个地区后来的大汶口文化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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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黄河流域上游泾渭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老官台文化”。这个文化最早于50年代末在陕西华县老官台发现，可以分为早、晚两期。作为早期的“北刘类型”发现有半地穴式房址5座、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的墓葬50座，还有一些窖穴。陶器质地松脆，多夹砂，颜色不匀，但有目前我国最早的彩陶。北刘类型距今约7300—8000年。老官台文化的晚期称为“北首岭类型”，以70年代后期所发现的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的下层文化为代表。这个类型的文化距今约7000年左右，是北刘类型的继续和发展。老官台文化遗址多有红色宽带纹的彩陶，属于老官台文化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所见尤为丰富。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迄今尚无彩陶发现，与老官台文化有明显差异。在陕南汉中地区所发现的与老官台文化关系密切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李家村文化”。60年代初期在陕西西乡李家村发现了房基、陶窑，墓葬、瓮棺等早于仰韶文化的遗存，后来在汉水上游不少地方发现这类文化，其时代距今7000年左右。

北方地区时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有“兴隆洼文化”。80年代前期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发现了由灰土带所围绕的半地穴式房址120多座。陶器为手制褐陶，常附以压印纹、堆纹、网格纹等。石器有石铲、磨盘、磨棒、凿等。兴隆洼文化距今7000多年。辽宁阜新县查海遗址也有重要发现。遗址发现了具有红山文化特征的“之”字形纹筒形罐，还有锄、斧、刀、铲、磨盘、磨棒等比较齐全的石质农具。其年代距今7500年左右，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红山文化的前身，又被称为“前红山文化”。

长江流域时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有“彭头山文化”。这个文化于80年代末期发现于湖南澧县彭头山，发现有墓葬18座、灰坑15个，还有稻壳和稻谷的遗存，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资料。陶器制作工艺粗糙，较大的陶器多以泥片贴塑法成形，小的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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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直接用手捏塑。陶器大多歪斜，表面凸凹不平。石器多为打制，也有少数加工较精的磨制石器。彭头山文化距今在8200—7800年之间。80年代初期，在湖北秭归柳林溪和宜都城背溪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的文化被称为“城背溪文化”。除了石器以外，城背溪文化还发现了以夹砂红陶为主的陶器，夹砂灰陶、泥质红陶、掺炭或掺骨末的红陶以及磨光黑陶等，也占有一定比例。陶器上的纹饰以浅细绳纹为主，此外有线纹、戳印纹、锥刺纹、刻划纹等，也还有少量彩陶。器物形制比较简单。这种文化分布在长江岸边或临近长江的山头上。城背溪文化是作为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区域文化代表之一的大溪文化的先导，所以有人又把它称为“前大溪文化”。这种文化在湖南石门县皂市遗址的下层也有发现，其年代距今7000年左右。皂市遗址的文化可能与彭头山文化有先后承继的关系。在鄱阳湖一带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有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60年代前期在这里发现了打制和磨制的石器、骨角器以及因火候低而陶色不纯的夹粗砂红陶。其时代距今7000多年。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时间，长江流域的宁绍平原上河姆渡文化已经出现，太湖流域的马家滨文化也进入了它的早期阶段，可是这两个文化的繁荣已经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事情了。海南三亚市落笔洞和东方县新街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在这个时期的文化区域分布上应当是最南者。

二 仰韶文化时期的北方与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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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期最有典型意义的文化。它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这种文化的遗址迄今已经发现1000多处，其中心区域在黄河中游，遍布我国北方的陕西、河南、山西、河北等省的大部分地区，并远及甘肃、青海、内蒙古、湖北等省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和仰韶文化约略同时的主要有北方的红山文化、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黄淮流域的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东南一带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等。可以说新石器时代中期是区域文化发展十分繁荣的阶段。

仰韶文化是在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等的基础上发展而形成的。广泛分布的仰韶文化可以划分为许多类型。“半坡类型”因西安半坡村遗址而得名。该遗址发掘出房基40多座、各类墓葬200多座、陶窑6座，展现了仰韶文化时期的村落面貌。陶器均为手制，绝大多数为夹砂或泥质红陶，器表除了绳纹、弦纹等以外，剔刺纹是其最富特征的纹饰。其彩陶全部是红陶黑绘，所绘人面鱼纹、对顶三角纹、鹿纹等纹样都极有特色。这个类型著名的遗址除了西安半坡外，还有陕西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华县元君庙、华阴横阵、甘肃秦安大地湾等，分布在关中平原及其附近地区，其时代在距今6700—6000年之间。和半坡类型分布区域一致而稍广的是“庙底沟类型”。它是半坡类型的继续发展，距今在6000—5200年之间。这个类型的遗址中富有特色的器物有植物花纹或鸟形花纹图案的彩陶盆、双唇小口尖底瓶、曲腹钵、砂陶罐等。“西王村类型”，因山西芮城西王村遗址而得名，是庙底沟类型在晋西南地区的发展。其陶器的彩绘花纹简单，陶器中灰陶比例比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为高。“大河村类型”分布在豫中及附近地区，因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而得名。这个类型遗址中的陶器盛行白衣彩陶和双色彩陶，有一整套造型固定的彩陶器物。分布在豫北和冀南地区的仰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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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可以分为“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得名于河南安阳的后岗和大司空村遗址。“南杨庄类型”分布冀中及其附近地区，以河北正定南杨庄为中心。其陶器以泥质红陶和灰陶为主，彩陶只占很小比例。这个类型的年代距今5400年左右。总的看来，从距今7000年左右开始，仰韶文化延续了2000年左右的时间，不仅对于黄河流域的发展起了极大作用，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周围地区的文化面貌。

红山文化分布在辽西及其附近地区，是彩陶和细石器共存的一种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其陶器以横“之”字形纹和直线划纹为最富特征的纹饰。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除发现石砌建筑群以外还出土了两类陶塑裸体女像。凌源县和建平县交界处的牛河梁有积石冢、“女神庙”、大型祭祀遗址、墓葬等重要发现。其转山“金字塔”式建筑存有夯筑石砌圆形台阶，规模宏伟，基部直径100余米，残存高尚有20余米。红山文化的陶钵、圆腹罐等与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半坡类型的很相似，可以推测其时代是相近的。

在黄河上游地区，得名于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的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很广，已发现遗址400多处。这个文化依时代先后划分，最早的是“马家窑类型”。其时代在距今5100—4700年之间。这个文化的制陶业比较发达，陶器多饰以图案化了的鸟纹。青海大通县上孙家村所发现的绘有五人连臂舞蹈纹的彩陶盆，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半山类型”陶器的器形和纹饰承袭马家窑文化而稍有变化，陶器彩绘既施于器表，也绘于器内。纹饰图案规整，堂皇富丽。半山类型的时代在距今4600—4300年之间，已经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之际的文化。半山类型的文化后来演变为“马厂类型”，其时代在距今4400—4000年之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其彩陶下腹部的符号花纹和“割体葬仪”的葬俗，都颇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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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汶口文化的区域在仰韶文化以东，得名于山东泰安和宁阳交界处的大汶口遗址。在这个遗址发掘了133座墓葬，出土陶器1000多件，有1/3以上的墓葬用猪骨——特别是完整的猪头骨——来随葬。其早期陶器均手制，烧制火候不高，多为红陶；中期以后，灰陶、黑陶增加；到了晚期则采用轮制技术生产大件器物。属于大汶口文化的江苏邳县刘林遗址、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江苏新沂县花厅遗址等都有殉猪现象，说明大汶口文化时期饲养业发达，所以才有用猪随葬的习俗。大汶口文化分布在鲁中、南和东南的丘陵地区以及江苏淮北一带。大汶口文化的时代在距今6300—4600年之间，延续近1700年之久，其后发展成为山东龙山文化。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大溪文化主要分布在川东、湖北的长江两岸，以及湘北的洞庭湖周围，得名于四川巫山大溪遗址。这个文化的墓葬除直肢葬式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屈肢葬，其中以仰身屈肢葬最为普遍，有的膝盖弯曲直到腹部，这在新石器时代的葬俗中颇具特色。大溪文化早期以红陶最多，以后黑陶、灰陶、彩陶等不断增加。大溪文化后期的近乎蛋壳的彩陶单耳杯等，制作精美，有较高的工艺水平。大溪文化中、晚期约在距今5380—4990年之间，其后演变为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文化与大溪文化的分布相同，其后期的时代在距今4800—4600年之间。薄胎近乎蛋壳的彩陶碗和圈足壶、多施橙黄色陶衣的彩陶纺轮、具有晕染作风的彩绘色衣和纹饰等是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物。

河姆渡文化得名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其区域在浙江宁绍平原东部地区。河姆渡遗址出土石、骨、陶、木质的工具几千件，特别是成批的骨耜和丰富的稻作遗存更为引人注目。河姆渡遗址有多种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等野生动物遗骨，说明渔猎和捕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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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重要的生产活动。当时的木构建筑以栽桩架板的干阑式房屋最有特色，也有一部分是栽桩式地面建筑，这些都适应了南方地区自然条件的需要。遗址所发现的牙雕、骨雕、木雕作品和璜、管、珠等饰物都制作碍十分精细。遗址的墓葬有缺少下肢骨或头骨的特殊现象。河姆渡文化的时代在距今7000—4800年之间。分布于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得名于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其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磨制较精。陶器纹饰以素面为主并常见鲜艳的红色陶衣，但未发现彩陶。属于马家浜文化的浙江余杭吴家埠遗址曾发现有堆积的大量龟甲，可能与原始的龟灵崇拜有关。马家浜文化的时代在距今7000—5900年之间。崧泽文化是马家浜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其时代在距今5800—5100年之间。这个文化的穿孔石斧数量增加，陶器质地较软，以圈足上装饰有三角形、长方形、圆形等镂孔为特色。在长江下游地区，和崧泽文化大约同时的有皖南的薛家岗文化。它得名于安徽潜山县薛家岗遗址。这个文化的内涵与崧泽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应当是互相影响的结果。薛家岗文化的时代在距今6000—4800年之间。

三 龙山文化时期文化区域的扩大

龙山文化以1928年因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的城子崖而得名，它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有影响的典型的文化。考古资料表明，龙山文化已经遍布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区域，在龙山文化以外，其它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也扩大了分布范围。这是社会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比过去迅速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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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范围内的龙山文化可以划分为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三个大的部分。

山东龙山文化在大汶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陶器制作普遍采用快轮，造型规整，器壁薄而均匀，技术精良，特别是漆黑光亮、薄如蛋壳的泥质黑陶更独具特色。当时制玉工艺已经专业化，能生产出精美的玉质礼器，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的成组玉器和日照两城镇遗址出土的刻花玉斧，都是典型器物。山东寿光县边线王村北于80年代中期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堡遗址，面积达5.7万平方米，为迄今所见龙山文化城堡之最大者。山东龙山文化的房屋建筑普遍采用挖槽筑墙和原始夯筑的技术，多有长方形土台式建筑，居室地面往往分层筑成。

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河南龙山文化分布较广，可以划分为五个地区性的类型。一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伊洛流域的“王湾类型”，其陶器多饰以方格纹，并极少有鬲。河南登封王城岗曾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的方形城堡。二是分布在豫北、冀南和鲁西的“后岗类型”，其陶器多饰以绳纹，邯郸涧沟遗址发现有丛葬坑。三是豫东和皖西北的“王油坊类型”，方格纹为其陶器的主要纹饰。淮阳平粮台发现面积达5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堡。四是豫晋陕交界处的“三里桥类型”，陶器纹饰以绳纹为主。五是豫西南丹江流域的“下王岗类型”，其陶器以灰陶、黑陶较多。郾城郝家台发现有龙山文化中、晚期的方形城堡。

以渭水流域为主并遍布陕北、陕南许多地区的陕西龙山文化一般分为早晚两期。陶器以灰陶为主，也有些红陶，器形和纹饰多有与其以东的河南龙山文化、以西的齐家文化的相似之处，反映了这几个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房屋以半地穴式为主，有内室和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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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室，正对斜坡出口处常有炊爨或保存火种的壁龛；在内室，有储藏粮食的袋形窖穴。临潼康家遗址发现有成行排列的100多座房屋基址，其布局为考察当时社会结构情况提供了资料。

齐家文化得名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遗址，在甘肃以及青海、宁夏、内蒙古等地广泛分布，其时代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齐家文化的制陶业比较发达，当时已掌握了复杂的烧窑技术，这与齐家文化颇具特色的冶铜业的出现很有关系。齐家文化的房屋多半地穴式建筑，居室铺一层白灰面，不仅坚固美观，而且防潮，很有特色。

分布在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是承继崧泽文化发展形成的，得名于杭州附近的良渚遗址，其时代在距今5000—4000年之间。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竹木制作、养蚕、丝织、麻织等都有重要发展。尤为令人注目的是发现了以琮、璧、钺为主的大量玉器，浙江余杭的反山和瑶山、江苏武进的寺敦等地都出土有良渚文化的精美玉器，不仅说明制玉工艺精湛，而且其器形和纹饰多反映了社会上层建筑的深刻变化。陶器形制繁多，泥质灰胎黑皮陶居多数。良渚文化的墓葬遗址也很有特色，一些大型墓葬的墓主可能属于当时的显贵阶层。

石峡文化是岭南地区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得名于广东曲江石峡遗址，其时代在距今5000—4000年之间。石峡文化发现大量石制工具和作为武器的石钺和石镞，特别是薄体利刃的长身亚腰式及双肩式的石钺更具特色。其遗址还发现有琮、瑗、璧等贵重玉器。其陶器盛行三足器、圈足器和圜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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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种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外，在内蒙古凉城、吉林和龙、黑龙江尚志、福建闽侯、海南陵水、云南沦源、西藏昌都、新疆哈密、台湾台北等地都有重要发现。

四 新石器时代的社会面貌

1 经济的发展

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南方与北方的农业发展在新石器时代即显露出地域差别。北方地区以粟为主，半坡遗址中的一些瓮、罐和室内小窖都发现有粟的遗存，多者一处可达数斗。属于马家窑文化的青海乐都柳湾墓地的多数墓内都随葬有装满粟的陶瓮，少者一个，多者达4个。南方地区多有稻作农业的遗物。河姆渡遗址普遍发现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等的堆积，最厚处超过1米。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除了石器以外，还有骨器、木器、陶器等多种，许多工具采用复合形式，如带木柄的石斧和石锛，装柄的骨镰和蚌镰，有柄的鹿角镐等。属于仰韶文化的河南临汝阎村遗址的沙质红陶缸和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山东莒县陵河遗址的灰陶陶缸，分别绘有石斧、石锛图像，显示了关于工具制造的捆扎组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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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畜饲养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即已出现，后来逐渐发展，当时的家畜有狗、猪、羊、牛、鸡、马等，其中以猪的数量最多。猪不仅供食用，而且用作祭品或显示财富的一种标志。属于龙山文化的邯郸涧沟遗址的一个灰坑中就有作为祭品的21个猪头骨，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的一座墓葬即随葬32个猪下颌骨。渔猎在经济中依然有重要地位。龙山文化的尾部带孔的双倒刺或三倒刺的鱼镖、牙质鱼钩，以及角镞、网坠等渔猎工具都很精良。许多遗址所发现的飞禽走兽骨骼就是当时猎获物的遗骸。

制陶业是当时手工业的大宗。仰韶文化的彩陶、龙山文化的黑陶，无论器物造型、彩绘、纹饰，或是快轮制作、掌握烧制火候，都有相当水平。烧窑技术的发展表明当时已经具备了炼铜的条件。冶铜业发展最为突出的是齐家文化。甘肃武威县娘娘台遗址有铜刀、凿、锥、钻头，永靖县秦魏家遗址有铜锥、斧、指环，青海贵南尕马台遗址和甘肃永靖齐家坪遗址都有铜镜。这些铜器既有红铜，又有青铜；既有用冷锻法制造者，又有的采用冶铸方法。精细手工业的最突出成就表现在玉器制造和牙雕、骨雕技术的发展上。大汶口文化有剔地透雕或镶嵌绿松石的骨筒和象牙筒，还有玲珑精致的17齿象牙梳和雕花骨匕。良渚文化的大量玉器多雕琢有精美纹饰，采用浅浮雕、半圆雕、镂空、圆雕等技术，琢刻出繁密图像，还出现了主体纹、地纹和装饰纹的三重装饰，具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平。

2 社会组织的演变

新石器时代是氏族组织高度发展的时期。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条件下，氏族组织的规模不会太大，氏族成员间往往比较平等。裴李岗墓地的114座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排列密集并且有一定规则，以单人直肢葬为主，墓穴虽略有大小之分，但是随葬品却都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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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差别不大，随葬品皆为生产和生活的实用器物。这表明当时人们之间是基本平等的关系。半坡遗址的中心是一座大型的近乎方形的房屋，为氏族公共活动场所，在它北面的45座中、小型房子都面向大房屋，形成一个半月形。和半坡遗址类似，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也是一处典型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原始村落。这个村落的中心是一个面积较大的广场，其周围有五组建筑群，每组都以一个大型房屋为主体，大房屋周围分布十几或二十几座中、小型居室，所有房屋的门均朝向广场。这种原始村落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集团，每座房屋都是一个可以单独生活的单位，可以推测，属于对偶家庭范畴的小家庭已经是氏族组织的基本细胞。原始时代往往由几个氏族组成胞族，若干胞族组成部落。姜寨这样的村落应当是一个胞族的聚居地，其人口“当有450人到600人之多”①。属于“兴隆洼文化”的原始聚落遗址在其早期阶段，居住基址布局十分规整，可见其房屋是统一营建的。到了其晚期阶段，房址冲破了整体统一的格局，房屋室内面积变小，说明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有了变化。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氏族内部的家族势力逐渐强大，慢慢变成氏族内部很有影响的一个层次。新石器时代早期，如裴李岗文化和李家村文化，遗址的墓地上单人直肢一次葬是唯一的葬式。到了仰韶文化早期，这种葬式仍居主要地位。半坡遗址墓地的174座成人墓，除了26座以外，都是单人仰身直肢葬。陕西宝鸡北首岭和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墓地也是单人直肢葬为主，也和半坡一样出现了一些多人二次合葬的情况。到了较晚时期，合葬增多，表明家族影响加强。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陕西华阴横阵遗址墓葬的成年死者的墓葬基本上都套葬在大的集体埋葬坑内。据分析，每一墓坑的死者都属于一个家族，随葬的瓶，钵、罐等十分平均，看不出贫富贵贱差别。横阵墓地的氏族约有80人左右，每个家族有10余人。从其死后合葬的情况看，当时的家族已经处在比较稳固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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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华县元君庙的仰韶文化墓地情况与横阵相似，57座墓葬多数属二次合葬，少者两人，多者25人，应当是不同家族的墓葬。仰韶文化后期，没有发现比较完整的村落，但有分间式房屋出现，这可能是家族形态发展的反映。新石器时代中、后期，部落和部落联盟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反映在考古学上便是这个时期文化区域的扩大。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都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祭祀遗址，都非某一个氏族所能单独完成者，而应当由部落或部落联盟同心协力所筑成。

新石器时代的氏族内部的母系或父系只是区别人们世系、辈分的依据，而不是两个必然的先后承继的社会发展阶段。母系并不等于女权。仰韶文化时期墓葬中男性和女性的随葬品数量相差不大。当时社会上受到尊重的人物有氏族或部落首领、巫师、英雄等，而这些人物往往以男性居多。属于仰韶文化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墓地发现有罕见的用蚌壳摆成的龙、虎图形，其中间是一壮年男性骨架，显示出其特殊的社会地位。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在为数颇少的单人葬中以一男性老人的单人葬最隆重，其墓穴底部有二层台，台上堆砌数层砾石，形成石棺，还随葬较多的陶器。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新石器时代并非简单地分为母系、父系两个阶段，其社会组织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3 文化观念与原始艺术

用彩绘、雕塑、刻画等手段创造出生动而古朴的动物和植物形象，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色之一。仰韶文化陶器的内壁多绘有鱼、蛙、壁虎、鹿和鸟类的形象。半坡遗址的一个陶盆绘有四只构图简单的小鹿，充满跳跃奔突的情趣。临潼姜寨所出陶盆内壁绘有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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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盆沿踽踽而行的笨拙的大蛙，瘦弱纤细的腿爪与满背圆斑的肥硕颈腹相映成趣。河姆渡文化的雕刻精细的象牙制品中有双翼平展滑翔飞行的蝴蝶、引亢鸣啼的双鸟，陶塑作品里有略显肥胖的憨厚小猪，陶器往往饰有稻穗、叶子等的图案。当时所创造最多的是在人们印象中属于善良、温顺型的动物，它们或比例匀称、或憨态可掬、或色彩艳丽、或鸣啼悦耳，总是给人以亲切可爱的感觉。这个时代，特别是其早期和中期，极少见到凶残、丑陋的动物形象出现在艺术作品中，偶尔见到者也都按照人们的观念加以艺术处理，如陕西华县柳子镇所发现的一件陶鹰鼎，腹部中空，构成鼎身，双爪和下垂的长尾构成鼎的三足，整件作品给人的印象是它已经失去了攫取弱小动物的勇猛气势，凌空翱翔的猛禽已被剜空腹部而受到惩罚。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饕餮纹之类的狰狞形象，但那是行将来临时代的文化在旧时期里的萌芽，从本质上看它并不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东西，对善良、和谐的美的追求才是新石器时代艺术的主题。这与当时人们的原始民主平等观念与和谐、乐观的精神面貌是一致的。

新石器时代的艺术作品常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仰韶文化的陶盆内壁的上部绘有人面、鱼纹、花纹的组合图形，人面的双眼表现出一种安详静穆、若有所思的情态，好象是陶醉于鲜花的芳香，又像是在谛听游鱼的细微动静。画面上的大鱼小鱼均向人面游动，花纹也以人面为中心而展开，这可能是对人为自然的核心这一观念的表现。河南临汝阎村发现的一件仰韶文化时期的陶缸腹部画有《鹳鸟石斧图》，左边画一只肥润丰满的鹳鸟嘴叼一尾大鱼，右边以棕色勾画出一柄直立的石斧。鹳鸟衔鱼是自然界生生灭灭的一种象征，而木柄石斧则是人类力量的象征，整个画面表现了人与自然平行发展、和谐相处的主题。新石器时代各种社会矛盾还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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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激化的程度，暴力和征服之神尚未普遍降临人间，所以当时的人们往往以喜悦、乐观的情绪去观察世界，尽管物质生活匮乏，但精神状态却积极向上。

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有不少关于女阴崇拜、男根崇拜、男女同体等方面的观念。青海乐都柳湾马家窑文化遗址发现一件泥质褐色彩陶壶，上面塑绘裸体人像。人像胸前有一对男性乳头，还有一对丰满的女性乳房，下身的生殖器既像男性又像女性。这种男女同体的情况还见于辽宁东沟县后洼红山文化遗址的一件陶塑。这件作品一面为男性，一面为女性。相传远古时代原为兄妹后来配为夫妻的伏羲、女娲就是“二神混生”①即男女同体的神的形象。当时的人们普遍关切人类自身繁衍的问题，各种生育崇拜都是对于这个问题思索的结果。

青海大通孙家寨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彩绘舞蹈图案陶盆，是当时舞蹈情况的宝贵资料。这件陶盆的内壁上部画有三组舞蹈图案，每组有五位身材苗条匀称的年轻女子，其身躯稍微倾侧摆动，双腿稍屈，似乎是在准备迈出更为轻盈动人的舞步。每组人物手儿相牵，步伐相同，头上的发辫和身后的尾饰都随舞蹈节奏而向同一方向摆动。《吕氏春秋·古乐》说“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这件陶盆上的生动舞蹈形象，简直可以说是原始画家笔下的“葛天氏”乐舞。新石器时代的乐器已经有多种形制，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骨笛、河姆渡遗址的骨哨、郑州大河村和西安半坡遗址的陶埙，都是十分宝贵的实物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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