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检察制度漫谈(1)

中国检察制度漫谈(1)

[关键词]检察制度中国特色法律监督

[摘要]兼采两大法系的合理原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法律监督权是我国宪法创制的一种新型权力取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无疑会导致国家政治体制权力失衡。

近年来，围绕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尤其是检察改革，对检察权究竟是行政权还是司法权的争论一直是热门话题。许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的检察机关无论是机构设置还是运作机制都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应与国际接轨，将检察机关纳入国家行政机关序列。这种观点背离了中国国情。在共和国五十年的风雨历程中，检察机关为维护共和国法律的统一实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已成为共和国大厦的基石。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检察制度最早起源于十三世纪的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当时都处在西欧封建社会末期，英国检察官的前身是为国王办理财产诉讼的律师，法国检察官是由封建庄园的管家演变而来。当今世界上有三种类型的检察制度，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的检察制度，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检察制度，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检察制度。其中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检察制度都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

检察制度。资本主义国家奉行“三权分立”原则，从行政机关制约审判机关活动的需要出发，其检察机关大都隶属于行政机关，受政府法制部门的领导和监督。检察机关的主要权力是提起刑事犯罪案件，追究犯罪，以公益代表人的身份参加民事、行政诉讼。在刑事诉讼中，两大法系的公诉人地位又有所不同，英美法系奉行“当事人主义”，采取辩论式诉讼，公诉人地位与当事人平等，公诉人负责指控犯罪，法官只起居中裁判的作用。大陆法系奉行“职权主义”，公诉人要协助法官查明犯罪事实，公诉人地位高于当事人。社会主义国家的检察机关从属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并列，并独立行使职权，除提起刑事诉讼、出庭支持公诉外，还享有广泛的法律监督权。

一个国家选择哪种社会制度是由这个国家具体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及国情决定的。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近代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剥削，无论是李鸿章、张之洞的洋务运动，还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戊戌变法；无论是清末的预备立宪，还是国民党的五权宪法，都没能挽救中国屈辱的命运。只有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才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共和国，确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按照列宁关于法律监督的理论建立了中国的检察制度，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从建国初期完全照搬苏联模式，发展到今天涣发勃勃生机的兼

采两大法系的合理原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 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人大选举产生，对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受人大监督。现行《宪法》第129条和第13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宪法》的上述规定明确界定了中国检察机关的地位和性质，它既不同于行政机关，也不同于审判机关，而是一个独立的机关，它行使法律监督职权，监督法律的统一、正确行使。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法律监督权是我国宪法创制的一种新型权力。 首先，检察机关不是行政机关。

有些专家学者根据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上命下从，内部机构比照行政机关设置，办案实行首长负责制，案件请示汇报，检委会集体决策，人事管理按照行政模式等，便认为检察机关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实际上，这些不过是“检察一体化”的应有之义。检察一体化并不是中国的独创，这一制度已成为当今世界检察制度的共同特征。检察一体化有利于保证准确快速地惩治犯罪。如果各级检察机关各自为战，检察机关就无法完成宪法赋予的“监督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职能。至于办案机制存在太多的行政色彩，正是检察改革

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模式可资借鉴。

其次，检察机关是特殊的司法机关，不同于审判机关。 目前我国检察机关的职权主要有四种。1、对刑事诉讼的监督（包括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2、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监督（包括对直接受理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侦查起诉，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预防）；3、对民事诉讼的监督；4、对行政诉讼的监督。这四种职权基本上都与诉讼活动有关，如何行使也都有相应法律规定的严格程序，认为检察机关具有司法机关的特性，便是据此判定。然而检察机关行使这些职权时只有一种建议权或者说程序提起权，并不象法院一样，具有实体处分权力。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预防虽然与司法活动有关，但并不具备司法特性。

有的专家学者认为我国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侵犯了法院的审判权。尤其在刑事诉讼中，公诉人既代表国家对犯罪提起追诉，又对法庭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使法官的权威受到威胁，使当事人（主要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无法保障。这种观点背离了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实际，企图用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来适应中国的刑事诉讼架构，是不现实的。“当事人主义”并非普遍真理（不

然，为什么大陆法系多采职权主义呢？），它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比如诉讼成本较高，很多犯罪嫌疑人能轻易逃脱制裁等。中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模式是依据《宪法》规定的法院、检察院的职权，在综合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确立的，它既吸收了职权主义有利于打击犯罪降低诉讼成本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又大量吸收了当事人主义的原则和做法，使庭审的抗辩性大大增强，有效地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在中国法制建设的进程检察机关根据审判监督职能对错误判决裁定的抗诉使一大批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有效地维护了法律的公正实施，保障了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十年动乱期间取消检察机关致使全国法制紊乱的惨痛教训我们不能不吸取。 如果按照这些人的观点，取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无疑会导致国家政治体制权力失衡。我国现行的政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将检察机关变成纯粹的公诉机关纳入行政机关序列，就会出现“一府一院”的奇怪格局，行政权与审判权将失去制衡，形成不稳定架构。离开了检察机关这个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的监督，人大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的监督更无法操作，必将逐渐演变成单纯的立法机构。将反贪局划归最高行政机关管辖（或者直接并入监察部），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将大大削弱，独立行使职权难以保障，将无法遏制官吏腐败和司法腐败的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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