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再谈与遵义会议有关的三个问题

第二篇 再谈与遵义会议有关的三个问题

一，《遵义会议决议》是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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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发表于《炎黄春秋》2000年第九期，《张闻天研究文集》第四集，均有删节。

《遵义会议决议》1 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军事路线的第一次全面批判，也是对中国革命战争中形成的正确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思想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它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一直得到公认的。但是长期以来却没有人提到它的起草者是谁，甚至曾被误传为毛泽东，据说还曾收入1948年有的地方上自行编的《毛泽东选集》。2 但在建国后正式编《毛泽东选集》时，有人提出将此文收入，遭到毛泽东本人的反对，说那是张闻天起草的。可此说一直没有向外公布。第一次公布《决议》系张闻天起草这一重要史实的，是1979年8月25日在张闻天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的《悼词》。《悼词》中同时还指出，这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3 原由曾彦修、徐达深、何方起草的稿子上没有这些内容。据张闻天夫人刘英提供的材料，有不少重要内容是送审中胡乔木加上的。她说，“胡乔木对悼词作了修改，增加了这样一些重要的话：张闻天同志‘是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间的重要领导人’，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他是我党历史上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胡乔木的修改得到了邓小平的批准。”4 事实上，这些重要的修改，除其中的“被选为总书记”1982年根据陈云意见改为常委分工“负总责”外，起草决议等各点后来就成为党史研究中的定论，有关党史的著述和许多领导人的回忆录都一律遵守这些口径，同时也都将“总书记”改为“负总责”。

关于《决议》为张闻天起草，已被此后发现的陈云在遵义会议开过不久的被称为《传达提纲》5 所证实，并为史学界公认，已经没有争议。但是《决议》的起草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却由于缺乏证据仍然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八十年代初编辑《张闻天选集》，在为收入《决议》作题解时我就曾提出不同意见，但未被采纳，而得到的解释是：第一，张闻天不懂军事，自认外行；第二，《决议》反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初始表述。所以在1985年出版的《张闻天选集》有关题解中就作了这样的处理：“受会议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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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特别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起草了这个决议。”6 同悼词稍为不同的是，这里加上了“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这句话。

对悼词的提法后来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把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变为“根据毛泽东发言”。 例如伍修权1982年在《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一文中的说法就是： “会议后期，委托张闻天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精神， 起草了……。”7 如果说，个人的回忆录不足为凭，可以不论，但后来出版的权威史书也竟然采用此说。例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传》就更加以具体化，分别定为：“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8 “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9 这就是说，决议的起草不但是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而且这样做还是会议的“决定”。再后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也进一步发挥了原先的观点，说成是“张闻天同志根据毛主席发言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10 可能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和规矩，其他许多谈到这个问题的文章和书籍，大多要加上《决议》是根据毛泽东意见或发言起草的话。这几乎成了一种公式，而且说法一样，一般都是只下结论，不讲根据，所以很难令人信服。其实，只要细加考究，就会发现这一说法存在很多问题，实在说不大通。

首先，这一说法是前后自相矛盾的。《毛泽东传》在做出“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的结论之前，对会前准备就作了这样的描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会上“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11 这一叙述看来可能比较合乎实际，证之以后的陈云《传达提纲》，其中提到“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12 按照文意顺序，只能是洛甫的提纲和毛王的意见。杨尚昆回忆的描述就更具体：“我清楚地记得，遵义会议上的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是闻天同志作的。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13（这也确实是张闻天保持了一辈子的习惯作法：重要发言和报告都有一个详细的书面提纲）。既然如此，张闻天受委托起草会议决议，为什么要撇开“经过共同讨论”、代表三人“联合发言”、且为与会者“完全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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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提纲”，而只“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呢？这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而且陈云的《传达提纲》也只是说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并没有说会议“决定”要“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如果会议真有这个意向，那为什么不指定毛泽东自己起草呢？这在遵义会议后和延安整风前也并不是少见的。总之，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决议之说，显然有悖常理，不可能合乎事实。还是《张闻天传》中的说法比较合理，显得真实：“在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是以他作‘反报告’的提纲为基础，依据会议讨论中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及其他同志的发言形成的意见，在行军路上，写成《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献的。”14 但是也有些党史研究者，一方面从张闻天当时的地位、威望、思想和理论水平等的论证得出结论说，会议委托他起草决议并非偶然，他也完全胜任；另一方面却又要勉强加上根据毛泽东意见或发言的话，自觉不自觉地落进前后自相矛盾的陷阱。

其次，长征一开始，张闻天就同毛泽东接近起来，一路行军又走在一起，不但经常议论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而且如张闻天在《反省笔记》中所说，还“在政治局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15 周恩来1944年11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也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16 可见，毛泽东的意见，会前已多次讨论和交换过，张闻天也早已了解，无须只等这次会议上的发言。而且根据张闻天的习惯和他们之间的一贯作法，张闻天根据“经过共同讨论”写出的“反报告”提纲，必定给毛王看过，他们有什么意见也一定会提出，并且作了反复磋商和一再修改，最后才能成为代表三个人的“联合发言”。由此可以断定，毛泽东在张闻天作了“反报告”（也是他们的“联合发言”）之后的发言，既不会同张相互重复，也不能相互矛盾，而只能是表示同意和支持，然后作些补充，或对某些问题加以强调、发挥和提高。根据这样一个发言是无法起草出会议决议的，而且会议也不会作出根据一个人的发言起草决议的“决定”。如果现在通行的这种说法属实，而毛泽东的发言又确像一些人描写的那样全面系统，甚至说成“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7 那就只能是：或者和共同商定的《反报告》基本重复；或者毛在事前酝酿中没有把大部分意见和盘托出而要留作自己发言。二者必居其一。按理这两种情况都不会发生，因此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决议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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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也难以成立。

还应提到的是，在政治局最后审查通过《遵义会议决议》的同时，还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布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据一些研究者的分析考证，这个《决议大纲》可能就是张闻天会前起草的那个提纲，经本人略加修改，使之成为传达和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的中央书记处文件，和《决议》的内容只是详简之分，而不是另起炉灶。18 何况反报告提纲是在会上得到“完全同意”的，从法理和情理讲，起草决议都只能以它为蓝本，再吸收会上毛王周等人发言中的一些意见。而对于起草者张闻天来说，这样做不但是顺理成章和执行会上的决定，而且也比较容易完成任务。因为从遵义会议结束到决议的写成和通过，紧打满算只有二十天左右。这期间，红军一直处于行军作战的流动状态，张闻天除必须随军行动外，还得经常（几乎每天）参加和后来主持中央的会议、为书记处起草和签发一些重要的文件电报，而《决议》的起草工作也要查对有关资料和文件（如国际指示和一些人过去的文章或发言等）。环境动乱和时间紧迫，更要求起草决议尽量省事。而以自己的报告提纲为基础和框架进行加工，自然比较得心应手一些。根据会上一个发言起草，就要另起炉灶、有更多磋商，在内容和结构没有根本不同又没硬性规定的情况下，大概是不会有人找这个麻烦的。

另外，张闻天终其一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坚持独立思考，不肯人云亦云。胡乔木自己在《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中就说，“综观张闻天同志一生，我觉得，敢于独立思想，敢于独立地系统地提出和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理论见解，这是他的品质高尚之处。”19 张闻天几十年的经历表明，他所写的文章和发表的意见，总要出于自己认为成熟的考虑（被迫的交代和检讨、反省除外），即使贯彻上面指示或吸取别人意见，也要自己融会贯通，决不生吞活剥。例如他无论在东北做地方工作还是进入外交战线，在向下面传达中央会议时，都是要综合会议精神并结合所在地区或单位的实际进行传达，如同布置工作一样，从不照本宣科地只念几个领导人的讲话记录。这也是我跟随他工作十多年的亲身体会。为此，下面曾提过不少意见，特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在外交部，大家都想知道领导同志特别是毛主席具体说了些什么，要求很强烈，他这才接受大家意见，大约从1958年起开始宣读毛泽东的一些讲话，但往往还要加上自己的理解（他以前那种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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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也是1959年被批判的一项内容，作为反对毛主席的证明）。在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时尚且如此，何况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才被大家推举为政治局常委，地位还在原有常委张闻天自己和周恩来之后。要张闻天不依大家同意的报告提纲而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决议，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而且，张闻天受委托起草决议，主要还是由于他本身的条件，即不仅因为他当时在中央仅居博古之下的地位和公认的思想理论水平，更重要的还是他作的“反报告”和提出的提纲为会议定下了基调，得到会议“完全同意”，可以作为起草决议的基础，也表明他已和“左”倾中央及其路线宣告决裂，站到了正确路线方面。据研究张闻天的专家张培森、程中原等同志研究考证，20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的转变、能够站出来作“反报告”和受委托起草决议，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自身的思想基础。张闻天原本就同王明、博古他们的思想观点有差别，进入苏区参加实际工作后又逐渐觉悟，越来越多地批评一些极左政策。特别是福建事变和广昌战役后，他已同博古、李德的领导和指挥直接进行斗争了。进苏区两年，一直处于战争环境，整天接触和谈论的都是军队和打仗。他又是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委员，要经常参加军事问题的讨论。形势也在迫使他对军事问题进行学习、思考和研究。因此不能说张闻天完全不懂军事。长征前写的一些文章就是证明。如《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等，都直接谈到军事问题，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的几种表现，提出了若干正确思想观点。《遵义会议决议》不但反映了这些观点，还采用了很多表达这些观点的用语。这也证明，张闻天起草决议是以他的“反报告”提纲为基础的。

再说，会议“决定”让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或发言起草决议，也和他们两个人的身份太不相称。即使按好久以后才形成的作法，根据领导意图（更不用说一个人的意见或发言了）起草会议决议，那也是秘书（或写作班子）的事，总不致让才推举出来担任第一把手的张闻天起秘书的作用。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更加不可能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起草，至今还没见到毛泽东、张闻天等直接当事人的说法。如果决议确系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那么基于决议在党史和毛泽东思想形成上的重要地位，在建国后编《毛选》时大概是会收进去的，毛泽东也不一定会反对。收入《毛选》中的文章就有一些是别人起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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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发言中也批评刘少奇“扩大化”，是“非辩证法的发展观”，说党“只有几个极短时期犯过总路线的错误，在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大革命末期与立三时期） ”，其他时期只是在若干问题上犯过原则性的错误。这就是说，王明博古时期也不是路线错误了。最后，刘少奇不得不进行检讨，承认自己认识有片面性，把问题扩大化了，“至于党的路线的正确，我是不否认的”。42

如果说，这个时期仍然需要等待多数人的觉悟，还有策略的考虑，那么在党史上被说成是批判王明的六届六中全会总可以少一点顾忌了吧，但事实是提法仍然相反。六中全会通过的毛泽东所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的提法是，“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其“特点是在战争中的错误”。就是说，这次错误只限于反五次“围剿”中的军事方面。接着还直截了当地表明，“要指出：当时的这种错误并非党的总路线的错误，而是执行当时总路线所犯的战争策略与战争方式的严重的原则错误。”43

其实，也不仅六中全会，而且如上所述，以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为主要目的的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好久，认识仍比较模糊，还一再发生变化。这从上引胡乔木的叙述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实际上是，直到1945年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把路线错误的性质最后确定下来。建国后，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经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作了一些修改，加上了王明博古的名字。后来更进一步演变成王明路线，一般不再提博古的名字了。44

由此可见，对于王明路线的提出，无论对全党还是对毛泽东本人来说，都有个过程，是随着情况的变化和政治的需要，经过不断变化才逐渐明确起来的，并不是一开始就看得清、提得准。这首先是由于毛泽东在学习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与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并逐渐掌握了路线问题在党内斗争中的重要性，往往可以用路线错误置政敌于“死地”，令其“彻底缴械”。所以延安整风一开始就提路线问题（上层），而且越来越强调。但也不是一开始就拿着帽子乱戴，总还有个了解情况和演变的过程。这也合乎当年毛泽东特别强调的，一切结论只能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对四中全会后党的历史的调查研究，只是1940年下半年收集和编辑《六大以来》才正式开展起来。在这之前，特别是内战时期，长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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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残酷的战争环境，居无定所，又缺乏资料，也没有时间和条件来全面研究党的历史和政治路线。而且从主观上讲，当时整天想的都是打仗，所以毛泽东对军事问题了解得透，思想比较成熟，对政治路线还了解不多，研究不够，在很长时间都没有形成独特的系统的看法。另一方面，当时的地位和处境，也使毛泽东不大容易了解中央的整个路线问题。所以胡乔木说，“一编《六大以来》，就发现了过去存在的许多问题。过去没有时间，没有机会研究四中全会的决议有什么问题。在30年代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发表这些文件的时候，毛主席对这些文件不可能有很多接触。”45 这就是说，毛泽东对四中全会后中央的政治路线也是在延安整风中才加以研究和逐步认识的，并不像一些人事后所猜想的那样，把毛泽东说成`“先知先觉”。例如研究党史很有见地的书——《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上面也说，在遵义会议上，“依据他（毛泽东）当时的认识水平，肯定知道‘左’倾领导人犯了政治路线错误”。这种猜测就太不实事求是了。其实，如果再深一层看，就不应忽视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即整风过程中路线斗争的变化。一开始清算的“左”倾错误被称为“博古路线”，还不是“王明路线”，时间也是从博古临时中央上台的“九一八”前后算起，说王明出头的四中全会，根本方面还是“正确的”。但由于王明不但不检讨，反而倒打一耙，批评抗战时期党的路线了，加上康生、刘少奇、周恩来等对四中全会特别是王明所写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揭发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才在整风后期冠上了王明的名字（但还只限于上层），时间也从四中全会算起了。

遵义会议上没有提出四中全会后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还因为那时政治上的分歧不像军事上的分歧那样明显。军事上，李德、博古的单纯防御路线和瞎指挥成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因素，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特别是同前几次反“围剿”胜利一对比，两条不同的军事路线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所以不但代表正确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思想的毛泽东，一开始就处于他们的对立面；就是原来犯“左”倾错误的张闻天、王稼祥，也早在长征前就已认识到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并起来进行斗争了。当时党内斗争也主要表现在军事方面，对毛泽东的打击和排挤，首先就是剥夺他的军事指挥权。至于在政治领域，两条路线的分界并不十分清晰，不像军事路线那样泾渭分明。例如毛泽东虽然曾被批为执行“富农路线”，但整个说来他在富农问题上还是“左”了。对临时中央提出的“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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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政策，没有见到他的抗拒和抵制，反而在1933年6月1日由他和项英署名发布的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中，实际上就包含有“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内容。46 特别在肃反问题上，还在四中全会前，毛泽东直接领导的一方面军和江西苏区就发生了令人痛心的严重扩大化（其实多是无中生有，连扩大化都谈不上，因为实际上红军和根据地中并没有什么“AB团”），反而是此后产生的“左”倾中央派人去纠偏(特别是后来进入苏区的周恩来)。据《肖克同志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中说，“仅1930年11月到12月的一个月里，在不到4万人的红一方面军内，就打了4400个AB团，”“永新县接连把六届县委都打成了AB团”。47 (1930年12月20 日毛泽东写的《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也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四万红军中肃出4400余名“AB团”分子。) 还有因错误肃反使矛盾激化的富田事变，也发生在四中全会前，同样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处理的。48 这些就都不能归罪于四中全会后的“左”倾中央了。至于搞过火的阶级斗争，以斗争推动工作，用强迫命令以至肃反的手段进行扩红等，在中央苏区甚至毛泽东的眼皮底下，前后都是很盛行的，有些甚至是毛泽东指示那样做的。

即使从现存文献看，也很难理出当时一条同第三期“左”倾路线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和比较系统完整的正确路线来。甚至在以清算“左”倾路线为主要目的的延安整风中，也是着重以后来的认识揭发和批判“左”倾中央的错误，而很少举出当时在政治路线上与之相对抗的文献。所以正确路线和错误只能竖比（前后），无法横比（同时）。这就是胡乔木说的编辑《六大以来》所起的作用：“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样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这“前后一对比”，可能是指毛泽东六届六中全会后的领导（也就是张闻天在《反省笔记》中检讨的，“我还不了解使毛泽东同志负起领导的全责，发挥他的全部的指导力量，如同近两年来所做的那样”）和遵义会议前“左”倾中央领导的对比。这也说明那时政治上的正确路线并不是很清楚，可能实际上并没形成一条路线，因此只能进行前后对比，而无法排列出双方同一时期在方针路线上针锋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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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献。

也许是由于有些错误，特别是肃反问题上的极左错误是大家都犯的，不能只归于第三期“左”倾路线，所以在延安整风中就没有得到清算，因而不曾认真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遂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大量制造冤假错案的极左政策成了长期不治的顽症，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严重后果。正是在延安整风期间发动的抢救运动，就几乎完全是打AB团时的认识和做法的翻版。而且事后还是不加清算，反而至今仍然肯定 “九条指示”的正确。50 这不能不说是同后来在肃反问题上继续不断犯类似错误有关。反之，如果对肃反问题上的极左思想和作法也能像对“左”倾教条主义那样批深批透，对历次运动中有过严重过火行为和犯极左错误的积极分子，特别是搞投机、充打手的，不一律采取保护政策，也许会避免或减少后来历次运动中制造那么多的冤假错案和伤害那么多的好人。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但是至今还没有彻底清算。

既然遵义会议没有提政治路线问题是由于“认识方面的原因”，那么为什么要说成是出于策略考虑呢？胡乔木是这样解释的：“我们常说遵义会议当时有意讲军事问题，避开政治问题，但是实际上当时紧张的战争环境不可能谈政治问题，而且毛主席也不可能想那么多。历史是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是发展的。这里面也可能有某种考虑的因素。毛主席有时也这样说，但不必一定强调这个。”51 这当然没有直接回答我们的问题 ，但提出“不必一定强调”毛泽东从前的说法，可能是担心暴露毛泽东本人的自相矛盾和违背实事求是精神。

其实，像这类在延安整风期间及其以前和以后对历史问题做出的极不确切的结论，又一直被肯定而需要根据事实进行拨乱反正和重新认识的问题，实在不少。这里只举一个被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大冤案西路军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既明显又典型，所以打算多讲几句，看看党史上一些事情被颠倒成了什么样子，也有助于理解遵义会议上没提政治问题系策略之说的不可靠。

所谓西路军问题，就是1936年红军会师统一指挥后，由于战略指导错误和统得太死，使原属四方面军的两万多部队（按，一方面军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几千人），在河西走廊遭到几近全军覆没的惨败（全军21800人，战死7000多，被俘9000多，俘后被杀害5600多，回家乡2000多，流落西北各地的2000多，营救回到延安的4000多），还被说成是张国焘路线造就的恶果，使生者和死者长期受到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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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而实际上，西路军是由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即军委，主席毛泽东）直接指挥的。1937年3月，当西路军面临绝境时，中央和军委在电报中已对这次失败“盖棺论定”，同张国焘以前的南下和另立中央相提并论，严厉谴责西路军领导人的所谓“机会主义路线”和“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的行为。在严厉指责西路军领导人的同时，延安也正开展对国焘路线的大批判。结果，西路军失败是“国焘路线的牺牲品”这一根本违背事实的错误结论，一直保持了四十多年，没有人敢提出质疑，连当年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李先念等也不得不说些违心话。直到毛泽东去世五年后，作为西路军工作的参与者和当事人陈云，才敢仗义执言，于1981年11月和1982年2月，两次同李先念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1982年，李先念根据陈云的建议和邓小平的批示，组织干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于第二年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的军事行动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1983年8月2日，邓小平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至此，长期被扭曲和诬陷的西路军问题总算在中央领导

52层得到了解决和澄清。徐向前才可以根据这个精神写他的《历史的回顾》了。 但

是此后的官方党史著作，虽然已改而肯定西路军系中央决定组成，进行了英勇悲壮的战斗，但却对失败责任和长期蒙冤或只字不提，或继续贯彻“为尊者讳”等延安整风创建的党史编纂学原则。53

西路军的冤案在毛泽东本人的文献中可以看得更清楚。还在西路军浴血奋战时，他已把西路军和“国焘路线”联系起来，说：“为敌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54（按，西路军是1937年3月失败的，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毛泽东在1941年2月23日为军政杂志社第一次铅印出版写的“著者识”中注明为“1936年秋”。1951年出《毛选》一卷时才改为“1936年12月”。但不管是哪个日期，都在西路军失败之前，按理是不可能得出这一结论的。这句话显然是事后增加或改写的。而据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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