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翻译史及一些详解

中国翻译简史

我国的翻译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打开这一翻译史册，我们可以看到翻译高潮迭起，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这一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我们的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简单说来，中国的翻译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汉代-秦符时期； 二、隋-唐-宋时期； 三、明清时期； 四、五四时期； 五、新中国成立至今。

一、汉代-秦符时期

中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诸侯国家相互之间交往就出现了翻译，如楚国王子去越国时就求助过翻译。当然这种翻译还谈不上是语际翻译。中国真正称得上是语际翻译的活动应该说是始于西汉的哀帝时期的佛经翻译。那时有个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国来口传一些简单的佛经经句。到了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八四年），佛经翻译就正式开始了。译者安世高是安息（即波斯）人，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后来月支人支娄迦谶（又叫娄迦谶）来到了中国，他翻译了十多部佛经。支娄迦谶译笔生硬，基本上是字对字、句对句地翻译，中国读者不易看懂。中国翻译界现在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支娄迦谶有个学生叫支亮，之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是当时翻译佛经非常有名的译者。与\三支\同时从事佛经翻译的还有竺法护。他也是月支人，是当时的佛经翻译名家，总共译了一百七十五部佛经，对佛经在中国的流传贡献不小。竺法护和\三支\一道被人称作月之派。不过，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

到了符秦时代，佛经翻译活动就组织有序了。当时主要的组织者是释道安。在他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由于释道安本人不懂梵文，惟恐译文失真，因此他主张严格的词对词、句对句（word for word, line for line）的直译。当时的佛经《鞞婆沙》就是按此方法从梵文译成汉语的。为了把握好译文的质量，释道安在此期间请来了著名的翻译家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鸠氏考证了以前的佛经翻译，批评了翻译的风格，检讨了翻译的方法。他主张意译，纠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提倡译者署名，以示负责。他翻译了三百多卷佛经文献，如《金刚经》、《法华经》、《十二门论》、《中观论》、《维摩经》等。其译文神情并茂、妙趣盎然，堪称当时的上乘之译作，至今仍被视为我国文学翻译的奠基石。到了南北朝时期，梁武帝特聘印度佛教学者真谛（Paramartha,499-569）到中国来翻译佛经。真谛在华期间共翻译了四十九部经书，其中尤以《摄大乘论》的翻译响誉华夏，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较大。

二、隋-唐-宋时代

从隋代（公元五九0年）到唐代，这段时间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时期。隋代历史较短，译者和译作都很少。比较有名的翻译家有释彦琮（俗姓李，赵郡柏人）。他是译经史上第一位中国僧人。一生翻译了佛经23部100余卷。彦琮在他撰写的《辨证论》中总结翻译经验，提出了作好佛经翻译的八项条件：1）诚心受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诚心热爱佛法，立志帮助别人，不怕费时长久）；2）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旁人讥疑）；3）荃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闇滞（博览经典，通达义旨。不存在暗昧疑难的问题）；4）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涉猎中国经史，兼擅文学，不要过

于疏拙）；5）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6）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深爱道术，淡于名利，不想出风头）；7）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精通梵文，熟悉正确的翻译方法，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8）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兼通中训诂之学，不使译本文字欠准确）。彦琮还说，\八者备矣，方是得人\这八条说的是译者的修养问题，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在彦琮以后，出现了我国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俗称三藏法师）。他和上述鸠摩罗什、真谛一起号称华夏三大翻译家。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从长安出发去印度取经，十七年后才回国。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组织最为健全的译场，在十九年间译出了七十五部佛经，共一三三五卷。玄奘不仅将梵文译成汉语，而且还将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是第一个将汉语著作向外国人介绍的中国人。玄奘所主持的译场在组织方面更为健全。据《宋高僧传》记载，唐代的翻译职司多至11种：1）译主，为全场主脑，精通梵文，深广佛理。遇有疑难，能判断解决；2）证义，为译主的助手，凡已译的意义与梵文有和差殊，均由他和译主商讨；3）证文，或称证梵本，译主诵梵文时，由他注意原文有无讹误；4）度语，根据梵文文字音改记成汉字，又称书字；5）笔受，把录下来的梵文字音译成汉文；6）缀文，整理译文，使之符合汉语习惯；7）参译，既校勘原文是否有误，又用译文回证原文有无歧异；8）刊定，因中外文体不同，故每行每节须去其芜冗重复；9）润文，从修辞上对译文加以润饰；10）梵呗，译文完成后，用梵文读音的法子来念唱，看音调是否协调，便于僧侣诵读；11）监护大使，钦命大臣监阅译经。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翻译实践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意即\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他还在翻译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翻译技巧。据印度学者柏乐天和我国学者张建木的研究结果显示，玄奘运用了下列翻译技巧： 1）补充法（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增词法）；2）省略法（即我们现在常说的减词法）；3）变位法（即根据需要调整句序或词序）；4）分合法（大致与现在所说分译法和合译法相同）；5）译名假借法（即用另一种译名来改译常用的专门术语）；6）代词还原法（即把原来的代名词译成代名词所代的名词）。这些技巧对今天的翻译实践同样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与玄奘同时的还有失义难陀、义净、一行、不空等译者，也都译了许多佛经。唐末无人赴印度求经，佛经翻译事业逐渐衰微。

到了宋代，佛经翻译已远不如唐初的极盛时期。在北宋的乾德开宝年间，宋太祖曾派人西去求经，印度也派名僧东来华夏传法。宋太祖也曾在开封的太平兴国寺内兴修了译经院，专事佛经翻译。虽译场组织极其完备，译经种数几乎接近唐代，但质量却不如唐代。当时有名的僧侣译者主要有天息、法护等人。在翻译理论方面颇有贡献的要数赞宁（俗姓高，今浙江德清人）。他曾归纳了以往译经的各种情况，提出了解决翻译过程中各类矛盾的六种办法。这是对我国唐代翻译理论的继续和发展，是我国翻译论库中的宝贵财富。到了南宋，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佛经翻译已是寥寥无几，史书的记载中无一例翻译。在其后的元代，统治者曾下昭拔合恩巴、管主八等人翻译佛经，但译作只有十几部，翻译理论方面的探讨更是无从谈起。翻译事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三、明清时代

在明代的二百多年历史中，佛经翻译呈现一片衰落的局面。佛经译者只有智光等一、二人，译了几部经书。但到了明代万历年间直至清朝\新学\时期，我国出现了以徐光启、林纾（琴南）、严复（又陵）等为代表的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家。明代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测量法义》等书。清代的林纾

（1852.11.8-1924.10.9）和他的合以口述笔记的方式翻译了一百八十四种西方文学作品，达一千万字以上。所译小说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呼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林纾本人不懂外文，因而他的译作删减、遗漏、随意添加之处甚多。但是林纾的翻译对于中国读者了解西方文学作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严复（1954.1.18-1921.10.27）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他从光绪二十四年到宣统三年（公元1898-1911）这三十年间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赫胥黎（T.H. 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亚当﹒斯密（A.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孟德斯鸠（C.L.S. Montesquieu）的《法意》（L‘esprit des Lois）、斯宾塞尔（H.Spencer）的《群学肆言》（On Liberty）、甄克思（E.Jenks）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等。严复每译一书，都有一定的目的和意义，常借西方著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译书往往加上许多按语，发挥自己的见解。严复\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鲁迅《二心集》），在参照古代佛经翻译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公元一八九八年出版）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有人因此认为严复偏重于\达\，把\信\、\达\相互对立起来。事实上，严复曾紧接着解释道：\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所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这说明严复并没有把\信\、\达\割裂开来，他主张的\信\是\意义不倍（背）\，\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事以求原意明显，为\达\也是为\信\，两者是统一的。但严复对\雅\的解释今天看来是不足取的。他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即所谓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严复自己在翻译实践中所遵循的也是\与其伤雅，毋宁失真\，因而译文不但艰深难懂，又不忠实于原文，类似改编。有人说严复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这个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严复重视译文文字润饰这一点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尽管严复对\信、达、雅\翻译标准的解释因时代的限制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许多年来，该标准始终没有被我国翻译界所废弃，原因在于：这三个字的提法简明扼要，又有层次主次突出；三者之中，信和达二者之中，信犹为重要。因此有些翻译工仍然沿用着三个字作为当今的翻译标准，但旧瓶装新瓶，已赋予新的内容和要求。例如，他们认为\雅\已不在是严复所指的\尔雅\和\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风格\问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严复出版《天演论》前数年，《马氏文通》的马建忠于公元一八九四年在他写的《拟投翻译书院议》中已发挥了他所认为的\善译\的见解。马建忠的\善译\标准包括三大要求：第一、译者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第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第三、译文和原文毫无出入，\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这些要求是很高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他本人专研究语法而没有搞翻译的工作，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被后人忽略了。

四、五四时期

\五四\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五四\以前的最显著的表现是以严复、林纾等为代表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和文学作品。\五四\以后，我国翻译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共产党宣言》的译文就

发表在\五四\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作品，特别是俄国和苏联的作品，开始由我国近代翻译史上卓越的先驱者鲁迅、瞿秋白等前辈介绍进来。鲁迅是翻译工作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他和瞿秋白两人关于翻译问题的通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应遵循的基本翻译原则。他译过许多俄国和苏联的优秀文学作品，如《毁灭》、《死魂灵》等。他和瞿秋白通过翻译实践，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鲁迅对翻译标准的主要观点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着原文的风资。\鲁迅竭力反对当时那种\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他针对有人所谓\与其顺而不信\而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一原则。当然，鲁迅这条原则有\矫枉必须过正\的意味，但与借此作挡箭牌的\硬译\、\死译\实无共同之处。鲁迅主张直译，是为了照顾输入新表现法和保持原作的风貌，这于借直译作挡箭牌的\死译\也是丝毫无共同之处的。他们二人对待翻译工作的态度都十分严肃，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五、新中国成立至今

一九四九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翻译事业也得到了解放。从那时起，翻译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一直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断迅速发展，取得巨大成绩，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日益充实完善。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翻译工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进行工作，逐步取代了抢译、乱译和重复浪费的现象；

（二） 翻译作品质量大大提高，逐渐克服了粗枝大叶、不负责的风气；

（三） 翻译工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开展了批评于自我批评，逐渐消除了过去各种不良现象和无人过问的状况；

（四） 翻译工不仅肩负者外译汉的任务；

（五） 对翻译标准的认识日趋统一，有效的推动了我国的翻译工作。特别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国广大翻译工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通过认真的辛勤的翻译劳动，介绍和交流先进科技知识、优秀文艺作品以及民族文化，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和世界和平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五四时期的一些翻译家：

鲁迅

鲁迅翻译观的变化,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追求直译、反对归化。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

鲁迅先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从实质上来讲,就是要使原文的内容、风格、笔锋、韵味在译文中得以再现。翻译涉及

原语(source language)与译语(target language) 两种语言及其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知识,有时非常复杂。所以,译者要想收到理想的翻译效果,常常需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仅仅懂得一些基本技巧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广泛涉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必须在两种语言上下工夫,乃至独具匠心。

鲁迅主张直译，目的是：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还要通过译文改造我们的语言。鲁迅不主张译文完全中国化。不完全中国化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他认为中国语法不够精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

1921年 《工人绥惠略夫》（俄国M·阿尔志跋绥夫作中篇小说。商务印书馆印行《文

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后归北新书局，为《未名丛刊》之一，今绝版。） 1922年 《一个青年的梦》（日本武者小路实笃作戏曲。商务印书馆印行《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后归北新书局，为《未名丛刊》之一，今绝版。） 《爱罗先珂童话集》（商务印书馆印行《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

1923年 《桃色的云》（俄国V.爱罗先珂作童话剧。北新书局印行《未名丛刊》之一。） 1924年 《苦闷的象征》（日本厨川白村作论文。北新书局印行《未名丛刊》之一。） 1925年 《热风》（一九一八至二四年的短评。印行所同上。） 1926年 《出了象牙之塔》（日本厨川白村作随笔，选译。未名社印行《未名丛刊》之一，今归北新书局。） 1928年 《小约翰》（荷兰F.望·蔼覃作长篇童话。未名社印行《未名丛刊》之一。今

版被抵押，不能印。）

《思想山水人物》（日本鹤见佑辅作随笔，选译。印行所同上，今绝版。） 1929年 《壁下译丛》（译俄国及日本作家与批评家之论文集。印行所同上。） 《近代美术史潮论》（日本板垣鹰穗作。印行所同上。） 《蕗谷虹儿画选》（并译题词。朝华社印行《艺苑朝华》之一，今绝版。） 《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日本片上伸作。大江书店印行《文艺理论小

丛书》之一。） 《艺术论》（苏联A.卢那卡尔斯基作。印行所同上。）

1930年 《艺术论》（俄国G.蒲力汗诺夫作。光华书局印行《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

一。）

《文艺与批评》（苏联卢那卡尔斯基作论文及演说。水沫书店印行同丛书之

一） 《文艺政策》（苏联关于文艺的会议录及决议。并同上。） 《十月》（苏联A.雅各武莱夫作长篇小说。神州国光社收稿为《现代文艺丛书》之一，今尚未印。） 1931年 《药用植物》（日本刈米达夫作。商务印书馆收稿，分载《自然界》中。） 《毁灭》（苏联A·法捷耶夫作长篇小说。三闲书屋印行。）

林语堂

对中西方文化的了解以及其对中英两种语言炉火纯青的掌握为他在翻译方面的造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林语堂认为翻译艺术所依赖的有三条：\第一是对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有正确的见解。\林语堂认为以前论述翻译问题的文章，大多或泛论译法，或单论译名，\都是直接出于经验的话，未尝根据问题上的事实做学理的剖析\。而他提出\讨论翻译须研究其文字及心理问题\，换言之，即\翻译的问题，就可以说是语言文字及心理问题。\林语堂是在中国译学史上第一个最明确地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立论的\学理剖析\的基础的。他阐述了翻译的三条标准：忠实、通顺和美。他又从另一角度将这三重标准说成是译者的三种责任：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对中国读者的责任与对艺术的责任。\三样的责任心备，然后可以谓具有真正翻译家的资格。\他提出\忠实标准\的四义：非字译、须传神、非绝对、须通顺。对于\通顺标准\，他认为要做到两点：\第一，须以句为本位；第二，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而关于\美的标准\，林语堂认为\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一方面须兼顾的，理想的翻译家应将其工作当作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它，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使翻译成为美术的一种。他赞同\翻译即创作\，认为翻译文学作品的人，\须把翻译自身事业也当作一种艺术\。

林语堂在翻译上的成就，也可以说是他中年顶峰时期旅居美国的成就。从1935年的《吾国与吾民》，到1964年的《逃往自由城》和1967年的《中国绘画理论》，各种著作及译作一共三十二部，全是英文书：其中包括论述、散文、诗词、小说和传记，其中有翻译也有创作。从宏观的角度看，林语堂在海外的这个时期，他本人就象征了\翻译\。他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是翻译的化身。

郭沫若

郭沫若的翻译实践从1919年翻译歌德的《浮士德》开始，一直到1947年结束，历时约三十年的时间。 在翻译理论方面，郭沫若信奉严复的翻译标准（信、达、 雅），但他 更强调“雅”。就“直译”和“意译”的划分而言，他倾向“意译”。郭沫若“意译”倾向和对“雅”的强调主要体现在他的诗歌翻译实践中。另外，他在译诗理论方面坚持“诗人译诗，以诗译诗”的观点，并提出了“风韵译” 的诗歌翻译方法。对于非诗人的诗歌译者，他建议使用“两道手”的翻译方法，即先由对译语熟悉的人将原诗翻译过来， 然后再请译入语的诗人对其进行润泽。郭沫若从事了大量的翻译实践，因此他的翻译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郭沫若提出了文学翻译工作者的先决条件:一 译者的语言知识要丰富; 二、 对于原书要有理解; 三、 对于作者要有研究; 四、 对于本国文字要有自由操纵能力。 翻译作品有：

《菌梦湖》(小说)德国

《少年维特之烦恼》(长篇小说)德国 《雪莱诗选》(诗集)英国 《浮士德》(诗)德国

《石炭王》(小说)美国

《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沦)德国 《战争与和平》(长篇小说)俄国 《艺术的真实》(理论)德国

傅雷

傅雷认为，要忠实读者必须忠实于原著。忠实原作主要应做到两点：第一，理解要“化为我有”。傅雷认为，首先要“事先熟读原著，不厌其烦，尤为要著。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译”。第二，表达要“传神达意”。傅雷曾说过：“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如何做到“传神达意”应该做到以下三点：(1)进行中文写作。 (2)务必反复修改。 (3)重视译文其它附件部分，诸如索引、后记、注解和译文序等对于“传神达意”不可忽视的辅助作用，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内容和形式。

傅雷翻译的作品中，巴尔扎克的作品有：《高老头》、《亚尔培?萨伐龙》、《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于絮尔?弥罗埃》、《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比哀兰德》、《幻灭》、《猫儿打球记》。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及三名人传《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伏尔泰：《老实人》、《天真汉》、《如此世界》、《查第格》。梅里美：《嘉尔曼》、《高龙巴》。莫罗阿：《服尔德传》、《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此外还译有苏卜的《夏洛外传》，杜哈曼的《文明》，丹纳的《艺术哲学》，英国罗素的《幸福之路》和牛顿的《英国绘画》等书。

西方翻译简史

西方翻译史约两千年。这段历史为我们积累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前人的翻译经验，批判地吸收前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方法，以便继续提高我们的翻译水平，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西方翻译史是在公元前三世纪揭开它的第一页的。从广义上说，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公元前三至二世纪之间，七十二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西方的第一部译作是在约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塞》。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在公元前三世纪问世，因此可以说西方的翻译活动自古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它整个西方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 古代西方翻译

纵观全过程，西方的翻译在历史上前后曾出现过六次高潮或可分为六个大的阶段。首先是肇始阶段。公元前四世纪末，盛级一时的希腊奴隶社会开始衰落，罗马逐渐强大起来。但是，当时的希腊文化仍优于罗马文化，因而对罗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翻译介绍希腊古典作品的活动可能即始于这一时期或始于更早的时期。然而，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有文字记录的翻译确已问世。被誉为罗马文学三大鼻祖的安德罗尼柯、涅维乌斯和恩尼乌斯，以及后来的普劳图斯、泰伦斯等大文学家都用拉丁语翻译或改编荷马的史诗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米南德等人的希腊戏剧作品。这是欧洲也是整个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其历史功绩在于：它开创了翻译的局面，把古希腊文学特别是戏剧介绍到了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对于罗马以至日后西方继承古希腊文学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第二个翻译高潮涌现于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是宗教性质的。在西方，宗教势力历来强大而顽固，基督教教会一向敌视世俗文学，极力发展为 自身服务的宗教文化。作为基督教思想和精神武器的《圣经》，自然成了宗教界信仰的经典。《圣经》由西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必须译成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所普遍接受。因此在较早时期就有人将《圣经》译成拉丁语，到公元四世纪这一译事活动达到了高潮，其结果就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译本。以哲罗姆于382至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钦定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尤其在罗马帝国和中世纪初期，教会在文化上取得了公断地位，《圣经》和其他宗教作品的诠释和翻译得到进一步加强。随着欧洲进入封建社会，\蛮族\建立各自的国家，宗教翻译便占有更大的市场，《圣经》被相继译成各\蛮族\的语言，有的译本甚至成为有关民族语言的第一批文学材料。

（二） 中世纪西方翻译

中世纪中期，即十一至十二世纪之间，西方翻译家门云集西班牙的托莱多，把大批作品从阿拉伯语议成拉丁语。这是历史上少有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友好接触，也是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三个高潮。原来早在九世纪和十世纪，叙利亚学者就来到雅典，把大批希腊典籍译成古叙利亚语，带回巴格达。在巴格达，阿拉伯人又把这些著作译成阿拉伯语，巴格达一时成为阿拉伯人研究古希腊文化的中心。后来，在托莱多译成拉丁语的许多希腊典籍便是从这些阿拉伯文译本转译的。于是，托莱多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类似与巴格达的\翻译院\），翻译及学术活动延续达百余年之久，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三）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翻译

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思想和文学革新的大运动，也是西方翻译史上的一次大发展。特别是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欧各国普遍展开的十六世纪及尔后一个时期，翻译活动达到了前所未见的高峰。翻译活动深入到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涉及大古代和当代的主要作品，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一系列优秀的翻译作品。在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顺从民众的意愿，采用民众的语言，于1522至1534年翻译刊行第一部\民众的圣经\，开创了现代德语发展的新纪元。在法国，文学阿米欧先后用了十七年（1542-1559年）时间，译出了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简称《名人传》），查普曼1598至1616年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弗罗里欧1603年所译蒙田的《散文集》，乃是英语文学译著中一群灿烂的明星。而1611年《钦定圣经译本》的翻译出版社则标志着英国翻译史上又一次大发展。它以其英语风格的地道、通俗和优美赢得了\英语中最伟大的译著\的盛誉，在长时期里成为英国唯一家喻户晓、人手一册的经典作品，对现代英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文艺复兴时期乃是西方（主要是西欧）翻译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标志着民族语言在文学领域和翻译中的地位终于得到巩固，同时也表明翻译对民族语言、文学和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

文艺复兴后，从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十二世纪上半叶，西方各国的翻译继续向前发展。虽然就其规模和影响而言，这一时期的翻译比不上文艺复兴时期，但仍然涌现出大量的优秀译著。其最大特点是，翻译家们不仅继续翻译古典著作，而且对近代的和当代的作品也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歌德等大文豪的作品都被一再议成各国文字，东方文学的译品也陆续问世。

（四） 现代西方翻译

西方翻译的第六个大发展极端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翻译活动。二次大战后，西方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生产得到发展，经济逐渐恢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这是翻译事业繁荣兴旺的物质基础。由于时代的演变，翻译的特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时期的翻译从范围、规模、作用直至形式，都与过去任何时期大不相同，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首先是翻译范围的扩大。传统的翻译主要集中在文学、宗教作品的翻译上，这个时期的翻译则扩大到了其他领域，尤其是科技、商业领域。其次，翻译的规模大大超过了以往。过去，翻译主要是少数文豪巨匠的事业；而今，翻译已成为一项专门的职业，不仅文学家、哲学家、神学家从事翻译，而且还有一支力量雄厚、经过专门训练的专业队伍承担着各式各样的翻译任务。再者，翻译的作用也为以往所不可企及。特别是在联合国和欧洲共同市场形成之后，西方各国之间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和交往日益频繁、密切，所有这些交际活动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因为翻译在其间起着越来越大的实际作用。最后，翻译事业发展的形式也有了很大变化和进步。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兴办高等翻译教育，如法国、瑞士、比利时设有翻译学校或学府，英、美、苏等国在大学高年级开设翻译班（Translation Workshop），以培养翻译人员；（二）成立翻译组织以聚集翻译力量，最大的国际性组织有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简称\国际译联\）以及国际笔译、口译协会和各国的译协；（三）打破传统方式，发展机器翻译。这第三点实际上是新时期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自1946年英美学者首次讨论用计算机做翻译的可能性以来，翻译机器的研制和运用经过近四十年的曲折历程，已日益显示出生命力。它是对几千年来传统的手工翻译的挑战，

也是翻译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革命。目前，西方翻译事业仍处于第六次高潮之中；今后向何处发展，第六次高潮会持续多久，眼下尚难预测。

文艺复兴时期的关于翻译的详细内容：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翻译理论和实践都有了质的飞跃。14至16世纪，欧洲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指的是对古希腊罗马的文学、哲学和艺术的重新发现和振兴。它既是一场思想和文学革新，也是一场文化革命，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运动以传播人文主义思想为主要表现形式，在研究复兴古典文化及发展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过程中，翻译发挥着巨大作用，不仅翻译活动深入到思想、政治、科学、哲学、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涉及古代和当时的主要作品，在德、法、英等国都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优秀译品，而且翻译实践水平和翻译理论都比前一个时期跃上一新台阶。

（1） 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的翻译（德国和翻译理论发展始终与语言学的发展相

伴随）

15世纪时，德国翻译学家们一方面围绕着直译，意译进行争论，以维尔为首的直译派坚持拉丁语的统治地位，主张全盘照搬拉丁文法，以维护〈圣经〉的神秘性；16世纪时，德国语言学家们受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布鲁尼?阿雷蒂诺思想的影响，试图通过模仿拉丁语的语序，句法和词汇和习惯用法来改进德语风格，提倡意译，认为逐词翻译不利于读者理解。与此同时，还有语言学家们通过哲学、语言对比研究指出德语和拉丁语之间并无亲缘关系，而与希腊语、希伯莱语有密切关系，这样不仅提高了两种语言的地位，对于当时的翻译取材有直接影响，促进了〈圣经〉翻译和希腊古典作品翻译在德国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随着德国民族意识的进一步加强，德国学者们经过进一步的探索研究，不仅发表了一些语言学专著，如1501年培里康的〈希伯莱语语法〉，1506年赖希林的〈希伯来语的基本规则〉，1496年的温菲林〈德语语法〉，而且通过分析这些语言之间的本质差异，突出德语的本体地位，由此促进了德语民族化的日益发展，路德的宗教改革将此推向高潮。这也是贯穿16世纪德国翻译的指导思想。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的主要翻译家有布兰特、赖希林、伊拉斯谟、路德，文学主要译品是古典拉丁语作品的翻译，宗教作品的翻译则集中体现在〈圣经〉的翻译上。 塞巴斯蒂?布兰特（Sebiastian Brant,1457-1521），德国15世纪末，16世纪初著名诗人的翻译家。他曾用拉丁语和德语两种语言进行创作，不仅显示了他非凡的语言天才，而且揭示了两种文字之间的密切联系。他用拉丁语创作许多诗作，然后再译成德语，这两种语际间的实践还体现了以诗译诗的艺术，在当时翻译界和译论界引起轰动。1508年，他把古罗马诗人卡托的教谕诗集译成德语，还在诗集序言中用拉丁语写到：只要韵律允许，译诗应采用逐词译法，应当使译文同样具备诗的特征。布兰特的翻译实践模糊了翻译与创作间的界限，似乎更应合昆体良的翻译“竞赛”论。

约翰?赖希林（Johanes reuchlin,1455-1522），德国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家，主要用拉丁语创作。1506年编篡了〈希伯来语的基本原则〉引起德国学术界对希伯来语的兴趣。1515年参与编写〈蒙昧者书籍〉，借用蒙昧神学家吻，模拟他们的拙劣拉丁文体，由此导致教会内部保守派与改革派之争。对于翻译技巧，他曾用逐词对译法过〈蛙鼠之战〉（1510）和〈苦行赎罪诗篇七首〉，但在〈希伯来语基本原则〉和其他的著作中反复指出：将希伯来语译成拉丁文不能采用直译，翻译的目的在于将读者引向原作，因为原作的思想在任何翻译中都是

表达不出来的。他对希伯来语的深入研究同时也大大裨益于他对〈圣经〉的研究。他认为，要阅读〈圣经〉，首先必须懂希伯莱语的语法，以便读懂〈圣经〉中每一个词的真正含义。他在〈圣经〉研究中不借助于译文和别人的译注，靠自己的理解阅读希腊语〈新约〉和希伯莱语〈旧约〉，把上帝、真理视为自己研究的最终目的。对于希腊文学，他认为原作的形式和原语紧密融合，无法在译语中得到保留。他还指出，荷马的作品只在希腊语中读来才具有活力，译成任何其它语言都会有损于文学作品的美好价值。赖希林的直译观是一种灵活的直译观，翻译应能够传达原作的形式和美感（文体），方能吸引读者，与此同时肯定了原作的中心地位，翻译模仿都只是一种近似的创作。

德西乌利?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mus,1466-1536），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荷兰文学家、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出生于荷兰鹿特丹的一个牧师家庭，早期受奥古斯丁影响，后留学巴黎，旅居英、德、意、瑞士各国，接受人文主义思想，反对经院哲学，成为北欧文艺复兴时期的最著名人物，他学识渊博，擅长语言研究，具有非凡的希腊和拉丁文学知识，对文学和风格问题发表过精辟论述，对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也有巨大贡献。 他曾翻译过里巴尼乌斯（古希腊修辞家）、琉善、欧里庇得斯等人的古希腊文学作品，并在原来手抄本的基础上于1516年首次编辑出版希腊语〈圣经?新约〉，后面附有他本人所译的拉丁文本和所作的译注。这个《新约》对照本的出版轰动欧洲学术界，对后世的《圣经》研究和翻译产生了深刻影响。伊拉斯谟对于翻译理论的贡献在于他对于翻译原本，译者的条件、翻译风格等方面深入的论述以及其人文主义理念。他和翻译主张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深入的论述以及其人文主义理念。他的翻译主张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归纳：

（一） 尊重原作，伊拉斯谟从人文主义思想出发，向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发起挑战书，指出中世纪时神学家们对《圣经》的解释不尊重原文本，而且《圣经》讲解人不懂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不能正确理解《圣经》原旨，解释存在谬误。无论是早期的神学家的，还是中世纪的神学家们，都是人，知识面都是有限的，他们对《圣经》的阐释都存在空想错误成分，有将《圣经》真理曲解僵化的倾向。他认为，研究《圣经》必须以《圣经》原本为最终标准，“应当尊重的是真理而不是权威。” （二） 译者必须具有丰富的语文知识。伊拉斯谟认为，要正确解释《圣经》就必须学习古希腊语；凡想从事神学研究的人都必须首先能读懂古典文学，从中学习希腊语的语义，词义和修辞学。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像赖希林一样，认为普通人有权阐释《圣经》和翻译《圣经》的权利，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语言知识的进步，应该鼓励《圣经》新的译本。他以自己的实践为当时乃至后世的《圣经》研究者开辟了一条研究途径。1505年他在英国译成第一个《新约》译本，并采用希腊语原文和拉丁语译文对照的排版方式，附译文序、翻译方法，以及他的语言对比方法研究及翻译动机。

（三） 翻译风格论 伊拉斯谟在1503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我采用西塞罗的原则：翻译过程中我的责任是考虑词义的重量，而不是所用词的数量。”（Robinson,2006:63）他还在1506年的一封信中指出，他的完全准确地致力于再现希腊诗的诗形及第几首诗的整体轮廓，忠实于原文在拉丁语所能传达的力量和意义的效果。他反对译者过度致变原文的风格。对伊拉斯谟来说，译文的风格和风格的性质应由读者决定。谭载喜将他的风格翻译原则总结为：风格是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要表现希腊语的修辞手段，以诗译诗，以单词译单词，以朴素语言译朴素语言，以高雅风格译高雅风格。

（四） 伊拉斯谟对《圣经》采取逐词译法，文中的歧义词由读者根据语境判断正确意义，他认为用词准确能帮助读者正确理解《圣经》。对于《圣经》的翻译风格，他还指出，有必要将《圣经》译成各种民族语，使各民族的读者能够各自理解；能够读到适合自己的译本。总之，伊拉斯谟的翻译思想对于《圣经》译本和世俗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和翻译家，基督新教路德教派的创始人。出身于图林根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入爱尔福特大学攻读法律，受到人文主义思想影响，毕业后研习神学，获维滕堡大学神学博士学位，并担任神学教授。1517年发表抨击教皇出售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不久后又多次发表演说，否定教皇权威。从1521年他着手翻译《圣经》。他先从希腊语翻译《新约》，译本于1522出版。后又从希伯来语翻译《旧约》，于1534年出版。路德的《圣经》德译本是西方翻译史上民族语言发展而直接产生的第一个译本，与古希腊语《七十子希腊文本》、安德罗尼柯的《奥德赛》、哲罗姆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以及英语的《钦定圣经译本》齐名，在西方古代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翻译过程中，路德遵循通俗明了、能为大众接受的原则，以图林根一带比较统一的公文用语基础，吸收中东部和中南部言中的精华，创造了许多新词汇，他的译文是德语的典范，是“第一部民众的《圣经》”。路德译本的问世不仅对德国人的生活和宗教产生了影响，创造了民众所接受的文学语言形式，而且对德语的统一发展做出了贡献。在翻译理论方面，他的观点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翻译需采用通俗、明了、能为大众所接受的语言翻译；他坚持人文主义的语言观，认为译者不应作单词的奴隶，真正的翻译是把拉丁语变成译者的本民族语。不同语言无法在结构、词汇上求得完全等同。既然《圣经》的读者对象是人民大众，那么翻译必须采用地道的德语，而不是拉丁化的德语；（二）只有使意译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再现原文形式，风格和精神；（三）首创翻译是阐释的思想，译者应尊重原文，保持语法和意思的联系，在翻译过程中使用意译法，为了深刻理解原文的精神，译者可以增补原文字面上没有但字里行间蕴藏的意义；（四）翻译应依靠集体智慧，集思广益。最后，他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提出了七条翻译原则：○1可以改变原文的词序；○2可以合理运用语气助词；○3可以增补必要的连词；○4可以略去译文里没有对等形式的原文词语；○5可以用词组翻译单个词；○6可以把比喻用法译成非比喻用法，把非比喻用法译成比喻用法；○7诠释文字的变异形式和解释的准确性。路德的成功实践对于后世的《对经》翻译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为意译派赢得了地位。（路德可以与唐玄奘的翻译实践相对比）但是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路德“七原则”以及“语法与意思间的一致性”又成为来束缚译者自由的另一重枷锁，翻译是他传播神学观念的途径，从精神实质上他并未真正接受人文主义的理念。因此他的神学解释法又受到伊拉斯谟等人文主义的批评。

（2）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翻译

法国是意大利的近邻，法语从词汇和语法结构方面都和拉丁语有极大的相似性。中世纪时法国宫廷崇尚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雇佣译员进行翻译，到15世纪末，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迅速影响法国，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大批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作品传到法国，打开人们的视野，促进了人文主义运动的开展；与此同时，大批学者向往古代拉丁语、希腊语作家，于是在法国出现了一股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翻译古典作品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品的热潮，翻译在法国人文主义运动的过程中再次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时期对法国翻译贡献的主要有艾蒂安?多雷和雅克?阿米欧。

艾蒂安?多雷（Etinne Dolet,1509—1546）法国古典语言学家，古典思想研究者，精通希腊语、拉丁语，撰写、翻译出版过多种关于语言、历史和哲学的论著，因传播人文主义新思想多次遭到当局监禁，三十七岁时被处以绞刑。多雷对于法国翻译事业的贡献除几本译著，语言学专著外，1540年他发表了《论翻译之方法》奠定了法国在西方控翻译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爱德蒙?加里在《伟大的法国翻译家》中称赞他是法国最伟大的翻译理论家，法国译论之父，并且被普遍以为是“西方近代翻译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提出翻译理论的人。” 多雷在《论佳译之方法》中的基本原则有以下几点：

（1） （2） （3） （4） （5）

译者必须完全正确理解所译作品的内容；

译者必须通晓所译语言和译文语言；

译者必须避免逐词对译，因为逐词不达意对有损于原意的传达和语言的美感； 译者必须采用通俗的语言形式；

译者必须通过选词和调整词序使译文产生色调适当的效果。

多雷的五个原则涉及到翻译的标准，译者的知识和素质、翻译的语言风格、翻语的方法以及翻译的风格，较为全面地概括了从理解到译文修改的整个过程的基本问题，许钧、袁筱认为，多雷的翻译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法国意译派理论的维形”。当代法国翻译理论家加里（Gallix）认为，多雷的原则”简洁而清晰，是他在欧洲第一次真正提出了翻译艺术的理论”。当代翻译家奈达、苏珊?巴斯奈特都高度译价多雷翻译基本原则。

1549年，法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就是七星诗社发表的宣言书《保卫各发扬法兰西语》，其作者是杜贝莱。这篇宣言书提出了民族语言的统一问题。宣言书指出，法兰西语的地位必须保证，通过向希腊语和拉丁语借词，创造新词以改变法语词汇贫乏、粗俗的状况，宣言书同时还涉及到翻译问题。例如对法语翻译能力的肯定，对劣质翻译家的批评，对于创造性翻译的阐释以及对不同类型翻译的要求，等等，在实践上都有积极意义。 雅克?阿米欧（Jacques Amyot 1515－1593）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翻译家之一。出身小商人家庭，早年在法兰西公学攻读古希腊和拉丁语言文学，后由王室推荐任布日尔大学教授，晚年因宗教战争生活悲苦。阿米欧的译事活受到王室的资助。主要译作有赫利奥多斯的《特阿革涅斯和卡里克勒亚》、朗库斯的《达弗尼斯与赫洛亚》、西库鲁的《历史丛书》、普鲁塔克的《名人传》等，其中以《名人传》的翻译最为重要，奠定了他在法国翻译史上的贡献。爱德蒙?卡里认为，阿米欧的翻译，“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军人和政治家，直至影响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议员和年轻的波拿巴。他让法兰西语言的光芒随着希腊作品的束光在整个欧洲闪耀。无疑是多亏了雅克?阿米欧，普鲁塔克才有幸获得了令人喜出望外的辉煌的第二次生命”。法国著名作家蒙田也高度评价过他的功绩：“如果不是这本书把我们从泥潭里拔出来，我们这些无知的人都完了。” 阿米欧在翻译中遵守的原则是：（1）译者必须吃透原文，在内文的迻译上狠下功夫；（2）译笔必须纯朴自然，不事藻饰。在《名人传》序言中他写到：“一个称职译者的任务，不仅在于忠实地还原作者的意思，还在于在某种程度上模仿和反映他的风格与情调”。作为翻译家阿米欧还具有读者的对立面，时而作为对手，时而作为仆人。很少有人看到整个翻译方程式中的补充项，即译者与读者的关系，阿米欧则深入到了这一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去。因为阿米欧在翻译时既考虑到了读者，也考虑到了作者，他所翻译的作品不仅富有情趣，而且具有生命力，总之是传世之作。（转引自许钧、袁筱一，1998：286）巴拉尔对于阿米欧的评述更注重他的文学艺术翻译的特质，文学翻译是一种美的艺术，阿米欧的译品能够提供创作性意译方法，强调内容与形式、意译与直译的统一，同时采用人民语言和学者语言两种风格的完好融合，在译者与读者之间创造了一种平衡机制。

（3）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翻译

16世纪初，随着英国经济的飞快增长以及早期的海外扩张，国力强大，全国从政治、经济到学术研究者呈现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这为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展开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在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的伊利莎白时代达到鼎盛时期。这也是英国翻译史上第一个大发展时期，数量之多，译员之多，范围之广都是历史空前。据巴斯通（Barnstone）统计，伊丽莎自统治的前十年，翻译作品的数量是前50年的四倍。再者，翻译家的实践也受到皇家的保护。翻译家们抱着为国家、国王效劳的目的，翻译了许多古代历史作品，以指导英国的

时政。例如，金匠尼柯尔斯从法译转译的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550）、匿名译者译的希罗多德的《希腊波斯战争史》（1584）、萨维尔译的塔西陀的《历史》和《阿格利可拉传》（1591）、荷兰德译的李维的《罗马史》，和诺思译的《普鲁塔克的〈名人传〉》；此外，希腊和戏剧作品和哲学作品也得到翻译，主要译作有从意大利语转译的欧里庇德斯的剧作、罗马戏剧家泰伦斯的剧作、塞内加尔的《十部悲剧集》和普劳图斯的《孪生兄弟》，都成为伊莎白时代的经典作品，为英国戏剧创作发展铺垫了道路，萨士比亚的许多剧作都利用了古希腊罗马戏剧作品的题材和故事情节，他的多部历史剧也是受史学作品翻译的启迪而创作的。

近代文学译作主要是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包括薄伽丘、彼特拉克、班德罗、塔索、马基雅维利、拉伯雷、蒙田、和塞万提斯等人的作品。宗教作品的翻译也一直是主导英国翻译史的一条主要线索。在英国，基督教会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教会内部天主教派和基督教新教争权夺势，明争暗斗，《圣经》的翻译神职人员主张逐字直译，而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民族语运动的发展，英译《圣经》翻译也越来越面向读者，采用适合人民大众阅读的通俗文体，将学者的准确性和百姓的可读性结合起来，并促进了翻译理论与艺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家有道格拉斯、约翰?奇克、（John Cheke,1514—1557）荷兰德、查普曼以及廷代尔和W?富尔克（Ｗilliam Fulke,1538—1589）Mona Baker认为理论影响最大的是荷兰德、查普曼和廷代尔。

下面简要回顾１６世纪英国翻译界的几位主要人物

加文?道格拉斯（Carvin Doglas,1475—1522）苏格兰诗人和文学翻译家，１６世纪初出版译作维吉尔的史诗《伊尼特》。在译本序言中，他反对中世纪过于自由的意译法，批评卡克斯顿的《伊尼特》由于过分意译与原文相差极远，“就好比魔鬼和圣奥斯丁之间的差异一样”（转引自谭载喜）但他在实践中没有采用逐词对译法，而且自由的译法，遇到难词、难句、难韵脚用较多英语词来表达，结果译文长于原文，但他的译本增添了新内容，赋予作品新含义，具有一定价值。

约翰?奇克（John Cheeke,1514—1557）英国１６世纪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支持者，通晓多种语言，是当时的希腊语权威，曾任剑桥大学首席钦定教授，对剑桥的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用英语翻译过多部希腊作品和《圣经》。在翻译过程中，他反对使用外来词以保证译文的纯英语特色，但是由于英语词汇的局限性，他有时不得不采用粗俗、过时甚至偏远的词语，译文风格显得生硬，不合时宜。奇克的民族语言观此时由于过分偏激，在翻译中并不可取，但他对于后代译者影响很大。

当时译者们针对译本的语体的可读性展开讨论。谭载喜指出“当时（１６世纪）人们评介一部译作的伏劣，主要标准就是检验在文字上是否地道，是否易于为同胞所看懂。而且当时语言研究中也出现了外语语法和对比词汇研究，例如１５２０年一位译者在他的一个译本序言中指出：“要学会把拉丁文译成英文，首先应从最简单的拉丁文译起，先弄明白拉丁文原意，再用英文逐个译出拉丁单词，得出意思明了的句子；如果拉丁文的英译词不能译成有意义的句子，就应改用解释原意的英文单词，??”此外，还有译者采用逐词对译法，或者强调翻译的教学价值，如布罗上学尔之译《伊索寓言》，强调译文要靠近原文表达法，通过阅读两种语言，进行对比学习，采用最佳英文表达法，以更好地理解掌握原文。 尼古拉斯?尤德尔１６世纪英国著名翻译家，曾任伊顿公学校长，创作出英因第一部喜剧《拉尔夫?罗伊斯特?多伊斯特》；作为翻译家他于１５３３年译了泰伦斯的喜剧片断：１５４２―１５４５年他在伦敦从事职业翻译。主要译作有伊拉斯谟的《箴言录》、拉丁语《新约》中的《路加福音》。他赞成伊拉谟在译文中使用的多种翻译方法，认为翻译不应遵循僵死的规则，在翻译过程中较多地采用活译，以保证译文的可懂性。

诺思（Ｔhomas North,1535—1601）16世纪英国著名翻译家。主要译作有1557年在法语译

本转译的格拉瓦的《王子的计时器》，1601年从意大利译本转译的一部东方寓言以及1579年从法译本译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他的《名人传》译本采用散文文体，新颖典雅，译文质朴雅丽，不同于阿米欧的译本，也不同于普鲁塔克的典雅风格，可以称得上自己的一部创作，受到了萨士比亚的赞扬，并给萨士比亚的剧本提供了最佳素材。

约翰?弗洛里欧，以翻译蒙恬的《散文集》著称，他原藉意大利，因躲避宗教迫害逃往英国，主要译作有法国航海家卡蒂埃的《航海发现》（Navigatins and Piscovenies）(1580),《意英词典》（A word of words）(1580)《散文集》（1603）。他的译文具有奇特的想象力，用散文文体翻译散文文体，为英国散文文体的确立做出了典范。

菲尔蒙?荷兰德（Philemon，Holland,1552—1667）英国16世纪，特别是伊丽莎白时代的总翻译家，博学多才，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古代文学和谚语以及修辞学。主要译作有李维的《罗马史》、普利尼的《博物学》、普鲁塔克的《道德论说文集》、绥通纽斯的《十二凯撒文传》和色诺芬的作品。他认为翻译要有明确的目的，为现实服务，他在《博物学》译本序言中写到：“本人既无缘分又不希望做到尽善尽美，创造出能与我所生活的可爱的时代息息相关，因此我要对本人在长久和平、安定的时期里所度过的时光和从事过的研究进行一番检验??因此，本人??竭尽全力，于工作及生活之余把时间用于满足同胞和未来时代的需要。”因此，他特别强调译本的实用性，主张用当代的术语来代替一些关键的罗马词汇，并在“晦涩难懂的地方增加解释性的词语或句子。”（转引自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荷兰德还注重译文风格，和同时代的其他译者一样，他使用（松散拖沓）节奏缓慢的散文风格，译文长于原文，和奇克一样，他出于对祖国语言的挚爱，在翻译中力求译文地道，避免采用矫揉做作的语言，强调通俗性，拒绝外来语，他还要求不同的体裁、不同的风格必须在译作中得到再现，不能把传记作品风格和科学作品风格混为一谈。

伊丽莎白时代诗歌翻译相地于散文翻译，戏剧翻译要弱一些，主要译介的诗人有维吉尔，奥维德和荷马，主要译作有托马斯?费尔于1558年译的维吉尔〈伊尼特〉，诗人克里斯托弗?马娄译的奥维德的〈哀怨集〉，乔治?查普曼译的荷马史诗。 乔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1559----1634)早年求学于牛津大学，从事过诗歌和戏剧创作，但使他扬名英国诗坛的还是他的译著。他于1598年用十四行诗体翻译了〈伊里亚特〉前七卷，1611年全部译完史诗，1616年又用英雄偶句诗体译〈奥德赛〉。他的翻译造诣精深，虽然在内容和风格上都不完全符合原作，改造了诗中的人物性格，对于原作的智慧价值观念和情感抒发都增加了道德说教的成分，但由于他的非凡诗才和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他的译诗极其成分，著名浪漫主义诗人济慈非常钦佩他的译诗，在自己的诗作中描述见到了荷马（似乎印证了查普曼的荷马“显灵”之说）。他的翻译还开启了16世纪和17世纪英国诗人对荷马史诗翻译的先例。19世纪英国著名评论家和作家马修?阿诺德对荷马史诗译本的译述也以此为导源。

查普曼在翻译理论上也填补了当时的某些空白。他反对过于严格，也不赞成过于自由，他鄙视译者因“逐字对译”而丧失本族语的活灵魂，“用生硬的语言给原作抹黑”，更是憎恨不求简练，使用繁文缛语以表达原意。他主张译者“认真掂量句子，用最合适译作语言的词汇和表达风格，形式来表现和装点译文”。必要时，译者应勇于“用鸡代替鱼，用鲸代替骆驼，或新造形象”，尽可能使译文在意思上和风格与原文比美。他的理论虽然修正了荷兰德等译者坚持的极其英文化又极其自由译文风格，同时主张在直译和意译、自由与约束之间达成一种折中。

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 1994----1536），著名宗教改革新家和〈圣经〉翻译家。为了满足新译本传播新教徒的需要，他将〈圣经〉的希腊语版译成英文，并利用新译本传播新教思想。教会当局对他的新译本大肆攻击，伦敦教主宣称指出其中错误二千多处，著名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也攻击他的译本，与此同时，牧师们还把他们能购买到的译本全部焚烧，

以抑制译本扩散。然而廷代尔毫不畏惧，1534年又译出〈旧约〉的首卷，1531年译完〈旧约?约拿书〉，1536年以伦敦教会以异教徒的罪名将廷代尔处以火刑。但是，廷代尔殉教以后，他的译以各种形式继续出版，影响深远，因而廷代尔也被誉为“英译〈圣经〉之父”。 廷代尔的〈圣经〉目的是为普通民众提供尽可能通俗易懂的〈圣经〉文本，他采用地道的英语词汇和生动的表达形式，将学术性，文学性和简明性融为一体，开辟了独特的〈圣经〉英译风格，成为后来英译〈圣经〉版本所仿效的对象，并极大影响着圣经〈钦定本〉的制定。 对〈圣经〉翻译理论有特殊贡献的另一位翻译家是威廉?富尔克。他是一位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圣经研究者，1589年他发表〈为忠实英译〈圣经〉辩护〉（Defence of the Sincere and True Translation of the Holy Scriptures into the English Tongue, 对《圣经》翻译的理论问题做了一些阐述。他的主要观点有以下两点：1、翻译与信仰无关。他接受了伊拉斯严谨语言学方法的影响，认为译者翻译《圣经》力量在于他的语言能力，而不是他是否信仰上帝，“即使是翻译动机不良，但只要译文符合原作的语言和意思，就不能说译者是不忠实于原文的异教徒。”他的主张是对奥斯丁等神学权威的挑战，目的是争取《圣经》的世俗化和译者的权利。 2、《圣经》翻译必须尊重语言习惯。 从以上概述可以看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依然以两条主要线索，一方面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和民族语言的日益发展，民族语成为各民族翻译的主要标准，同时也是欧洲翻译理论和实践前进的主要阶段。

以抑制译本扩散。然而廷代尔毫不畏惧，1534年又译出〈旧约〉的首卷，1531年译完〈旧约?约拿书〉，1536年以伦敦教会以异教徒的罪名将廷代尔处以火刑。但是，廷代尔殉教以后，他的译以各种形式继续出版，影响深远，因而廷代尔也被誉为“英译〈圣经〉之父”。 廷代尔的〈圣经〉目的是为普通民众提供尽可能通俗易懂的〈圣经〉文本，他采用地道的英语词汇和生动的表达形式，将学术性，文学性和简明性融为一体，开辟了独特的〈圣经〉英译风格，成为后来英译〈圣经〉版本所仿效的对象，并极大影响着圣经〈钦定本〉的制定。 对〈圣经〉翻译理论有特殊贡献的另一位翻译家是威廉?富尔克。他是一位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圣经研究者，1589年他发表〈为忠实英译〈圣经〉辩护〉（Defence of the Sincere and True Translation of the Holy Scriptures into the English Tongue, 对《圣经》翻译的理论问题做了一些阐述。他的主要观点有以下两点：1、翻译与信仰无关。他接受了伊拉斯严谨语言学方法的影响，认为译者翻译《圣经》力量在于他的语言能力，而不是他是否信仰上帝，“即使是翻译动机不良，但只要译文符合原作的语言和意思，就不能说译者是不忠实于原文的异教徒。”他的主张是对奥斯丁等神学权威的挑战，目的是争取《圣经》的世俗化和译者的权利。 2、《圣经》翻译必须尊重语言习惯。 从以上概述可以看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依然以两条主要线索，一方面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和民族语言的日益发展，民族语成为各民族翻译的主要标准，同时也是欧洲翻译理论和实践前进的主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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