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儒林外史》中严监生这一形象概述

我看《儒林外史》中严监生这一形象

〔摘要〕:严监生我国清初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一个人物形象，以往评论多把他视为贪婪无比的吝啬鬼。本文立足于对作品分析并通过将其和世界文学画廊中那些典型的吝啬鬼形象比较，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严监生虽然吝啬，但并不贪婪，没有成为“鬼”，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胆小怕事，勤俭本份的封建土财主。此外针对把二严相提并论，扶正赵氏、严监生临死伸出两个手指的等流行观点，表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严监生，名大育，字致和，是我国清初吴敬梓笔下的一个人物，见于《儒林外史》第五回《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对于这个人物的评价，今人多有贬词。受到外国文学，如果戈理的《死魂灵》和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影响，在以往的评论中把他列入到了世界文学吝啬鬼的长廊之中，在很多文学史评中、及电视、电影里都把其视为一个贪婪成性，视钱如命的吝啬鬼而大加鞭挞。其实严监生本不过是一个懦弱胆小，勤俭本分的土财主而已。如何看待和分析这个人物？我觉得还是应立足于作品提供的情节，把他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里，拿他跟世界文学长廊之中真正的那些典型的吝啬鬼们加以比较，看看到底有什么不同，同时也要看看作者对待自己笔下这个人物到底是个什么态度，这样才能得出相对准确和真实的结论来。

一

鲁迅在评价中国古典小说写法时说：“好人完全好，坏人完全坏”“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一点好处也没有。”（见鲁迅《中国古典小说历史变迁》）这段话实际上道出了中国古典小说在描写人物是常犯的那种“善无一不善，恶无一不恶”简单化的弊病。然而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则突破了这一传统模式。在他的笔下出现了很多有着丰富而又复杂性格内涵的人物，如范进、王玉辉、马二先生，这些人物形象都写得血肉丰满栩栩如生。作者在力求写出人物其生活中本来的真实面目，即便是对于那些完全否定性的人物，也很少作不适当的夸张。在严监生这一人物的描写上，也体现出了这一点，不是“欲打、欲骂、欲杀、欲割，惟恐人不恶之”而是在写出其否定性特征同时，又写出了其蕴含人性的温馨；既在给予其嘲笑同时，又给予其很多的同情。

在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社会里，积累和保护财产是人们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尤其在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封建的农业大国里，这种现象更为突出。吝啬和勤俭持家有时候很难分得清楚。严监生的所谓“吝啬”，如果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和周围的人或同类那些小生产者们比，并不显得特别，可以说反映了一个时代人的特点，把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那种狭隘性和和保守性凸现了出来，具有某种典型性。单从理财的角度来看，严监生只是一种苛刻过分的勤俭节约的代表，他充其量是个省吃俭用、苦守祖上遗留财富的土地主而已，这种类型的人在当时社会里比比皆是，如果把严监生放置其中，并不显得特别，从他身上也看不到那些畸形病态的东西。作者之所以把他生前的省吃俭用突出出来加以描写，其用意无非是为其后来家产落入到他人之手作某种铺垫，从而说明世道的险恶。作者本意并没有将他作为一个什么吝啬鬼来加以刻画，而后人扣之以“吝啬鬼”的大帽子，不仅有违作者的用意，而且这个“吝啬鬼”的帽子似乎也有点太大了。

吝啬鬼第一个特点就是残酷和不近亲情,对财富的占有欲,使他们失去了常人行为和心态。不能说严监生不吝啬，他的这种吝啬只是一般小生产者的吝啬，并没有使他由人变成了鬼。把严监生和《死魂灵》中波留希金比，这两个人物都有保守、吝啬的特点。波留希金有上千农奴，财物堆积如山，但却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财富的占有欲在泼留希金身上恶性膨胀，发展到了一种丧心病狂的地步，泯灭了他身上一切人性的因素。残存在泼留希金头脑中唯一的念头就是积聚财富。他的聚敛财富也完全是病态的，既不是为了自己挥霍，也不是为了留给儿妇女发，他是为聚敛而聚敛。由于惊人的吝啬，他割断了一切亲情关系，变得冷酷自私。他的女儿来看他时，他是出于一时高兴，他才慷慨地将一个放在桌子上的纽扣送给外孙当玩具。泼留希金这个人物，正如小说中另一人物说的：“这样的吝啬鬼，是人想不到的。”相比之下，严监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严监生“钱过百斗，米烂成仓”自己平时连一斤猪肉都不舍得吃，但他却舍得花银子请别人喝酒，自己有病舍不得吃药请医生，老婆病了却“每日四五个医生用药，都是人参附子”，自己从不肯轻易为自己破费钱财，但却肯送给两位舅子大笔银子。吝啬并没有割断其亲情关系，泯灭其人性。他爱惜孩子和老婆和他爱惜家产一样。作者在写他追念前妻王氏，就倾注了十分的感情：

“不觉到了除夕，严监生拜过了天地祖宗，收拾一席家宴。严监生同赵氏对

坐，奶妈带著儿子坐在底下。吃了几杯酒，严监生掉下泪来，指著一张橱里，向赵氏说道：“昨日典铺内送来三百两利钱，是你王氏姊姊的私房；每年腊月二十七八日送来，我就交给他，我也不管他在那里用。今年又送这银子来，可怜就没人接了！”

生听赵氏道：‘你也别说大娘的银子没用处，我是看见的；想起一年到头，逢时遇节，庵里师姑送盒子，卖花婆换珠翠，弹三弦琵琶的女瞎子不离门，那一个不受他的恩惠？况他又心慈，见那些穷亲戚，自己吃不成，也要给人吃；穿不成的，也要给人穿；这些银子，够做甚么？再有些也完了！倒是两位舅爷，从来不沾他分毫。依我的意思，这银子也不必用掉，到过了年替奶奶大大的做几回好事。剩下来的银子，料想也不多，明年是科举年，就是送给两位舅爷做盘程，也是该的。’严监著他说。桌子底下一个猫就趴在他腿上。严监生一脚踢开了，那猫吓的跑到房内去，跳上床头。只听得一声大响，床头上掉下一个东西来，把地板上的酒坛子都打碎了。拿烛去看，原来那瘟猫，把床顶上的板，跳蹋了一块，上面掉下一个大竹篓子来；靠近看，只见一地黑枣子拌在酒里，蔑篓横放著。两个人才扳过来，枣子底下，一封一封，桑皮纸包；打开看时，共五百两银子。严监生叹道：‘我说他的银子那里就肯用完了？像这都是历年积聚的，恐怕我有急事好拿出来用的；而今他往那里去了！’一回哭著，叫人扫了地。把那乾枣子装了一盘，同赵氏放在灵前桌上；伏著灵床前，又哭了一场。

因此新年不出去拜节，在家哽哽咽咽，不时哭泣；精神颠倒，恍惚不宁。” 这一段描写，何等凄凉动人！把严监生对王氏那种感情跃然于纸上。卧闲草堂本就体察入微评写道：“除夕家宴，忽然被猫跳翻篾篓，掉出银子，因而追念逝者，渐次成病，此也柴米夫妻同甘共苦之情，觉中庭取冷遗挂犹存，未如此可伤感也。”

由上可见，严监生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跟波留希金之流相提并论的，把他硬和那些吝啬鬼划上等号，就未免太牵强了。严监生只是吝啬罢了，离“鬼”尚远。如果说波留希金是以被夸张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那么严监生则是以活人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更显得真实生动。

我们可以看到吝啬鬼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贪婪。吝啬和贪婪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孳生兄弟。但是以此来衡量严监生，却发现严监生并不贪婪。我国宋元小说

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就把吝啬鬼的贪婪做了绝妙的定义：“虱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股，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痰唾留着点灯，捋松将来炒菜。”非常形象地说明了那些吝啬鬼们贪得无厌的共性。在泼留希金身上，就充分的体现了这一点。财富的占有欲，驱使他不择手段去掠夺，甚至使他下贱到去偷、去抢、去拣，就连路上的一块旧鞋底，一个铁钉，一片碎瓦片，他都不放过。果戈理写道：“经他走过之后，道路就用不着打扫了。”诸如阿巴公，葛朗台等世界文学画廊中著名的吝啬鬼形象，莫不如此，在他们身上很难找到一点属于常人的东西。和他们相比，严监生是望尘莫及的，像泼留金希之类的那些下流无耻的贪婪行为，在严监生身上是找不到的。

从严监生对待妻子王氏私房钱的事情上，也很难让人感到贪婪是这个人物的性格的主要特征。严监生从不过问自己妻子的私房钱，这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是不多见的。在我国封建社会，“子妇无私货”几乎就是一条戒律，而严监生不仅对自己妻子的私房钱从不过问，甚至对自己妻子把钱送给“庵里的尼姑”、“卖花婆”、“弹三弦的女瞎子”、“穷亲威”也从不加干涉，这充分说明了严监生不失为一位宽厚的家长。这样的情况，怎么敢想象会发生在泼留金之流身上呢？联想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他对等妻子和女儿的那种残暴和冷酷，让人不禁为之毛骨悚然。葛朗台妻子病重时，他想到的不是如何请医生给她治病，而是怎样侵吞自己妻子的私人财产。妻子刚刚去逝，他就迫不及待地逼着女儿在放弃母亲遗产继承权的文件上签字。当他知道女儿欧也妮把私人积蓄送给侄子查理时，他那副模样，活像一只发了疯的老虎，恨不得一口把女儿吞掉。什么夫妻之爱，亲子之情，兄弟之谊，全被金钱的血腥污水冲刷的荡然无存了。

比较之下，严监生却显得宽厚、富有人情味，他从没有非份之想，既没有像泼留金那样下贱到去偷、去抢、去拣，也没有像葛朗台那样残酷到去抢夺自己妻子儿女的财产。他收租子也好，把钱送入典铺也好，都是属于一般财主所作所为。至于他“每晚算账”和“打发管庄仆人下乡去收早稻”，也并为超出其本分，不能仅此就认定其贪婪无度。固然贪婪是私有社会一切剥削者的共性，但作为个体只要他没有超越当时社会共同遵守的规则，就不能认为其贪婪。如果不立足于作品情节提供的内容，而是仅凭人物的阶级成份，然后在作品中找了只言片语，如“收租子”、“每晚算账”，便无限夸大，说他“见钱眼开”“无比贪婪”，就难免

做出些背离作品的，不公允，不客观的评价。严监生不过是个老实本分，循规守法的封建土财主。由于作者并没有把贪婪做为严监生主要性格特征来写，因而，我们无法得出严监生“无比贪婪，对金钱嗜欲几乎成了一种本能”。（《儒林群丑的讽刺画卷》）的结论来。

二

清代有个叫张文虎的人曾告诫《儒林外史》的读者，要他们在读这部小说时：“千万勿负著者一肚皮眼泪”。（见《天目山樵识语》引自《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 》）P207页）吴敬梓讽刺艺术的独创性就在于他把喜剧性和悲剧性，可笑和可悲交织在一起。反映在严监生这个人物描写上，即作者在写出他的可笑的同时，又写出了他的可悲。作者是报着既讽刺又同情，既嘲笑又怜悯的态度来塑造这一人物形象的。

在《儒林外史》中，严监生和严贡生二人的性格是在互相对照中加以刻画的。以往的评论，多把二严相提并论，同视为恶棍。如清人刘咸炘在《小说裁论》中说：“二严二王者也，皆儒林之败类也。儒之大罪，在借圣言而躬恶行，张严二王是也，故首诛之。”今人也多持此观点，如《中国古典小说讲话》中就把二严相提并论，当做一路货色：“书中关于严氏兄弟淋漓尽致的刻画，是作者对于顶着贡生监生头衔的地主知识分子极为辛辣的讽刺。”（吉林大学中文系著，吉林人民出版社81年1月版），这种把二严相提并论的观点，没有准确把握作者对待这两个人物的不同态度。

严监生和严贡生是兄弟二人，严贡生为老大，严监生为老二。兄弟二人不仅性格不同，为人也不相同。严贡和是一个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的流氓恶霸的典型。作者在写这个人物时，主要是突出地写他的恶行，从而把他那狡猾、凶狠、欺诈的性格活现出来，使他那流氓无赖的嘴脸毕现于纸上。严贡生欺诈的性格，从他一出场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听说张静斋和范进前来高要县打秋风，便去大献殷勤。在他们面前严贡生大吹特吹自己和汤知县的关系，就好像汤知县真是他父母一般。他还自我夸耀：“小弟只是为人率直，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相爱。汤父母容易不大喜会客，却也凡事心照。”但他的话音未落，便从外边走进一个小厮来，说：“早晨关的那口猪，那人寻来了，在家里吵哩！”一下子便扯掉了他那所谓“从不晓占人寸丝半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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