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 - 图文

1964年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毛泽东一语定爆

【前言】

1955年以来，中国咬紧牙关，不惜国力财力秘密研究原子弹。大跃进后中国经济困难，中央曾考虑暂停研制，然而陈毅元帅一句话“中国人就是要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终于让意志战胜了一切困难。

1964年10月16日，我国西部地区新疆罗布泊上空。中国第一次将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 毛泽东对研制原子弹的决策，有着历史发展的过程

1945年8月，美国人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几天以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1946年8月6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延安枣园树下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出了流传于世的一句话“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1951年下半年，法国科学院院长、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他是居里夫人的女婿，法国共产党员)让从法国回国的中国科学家传话给毛泽东：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志愿军在甚为劣势装备的条件下，英勇无比，取得节节胜利，美国的当权者为了挽回战局，多次企图对中国使用原子弹。1950年11月30日，合众社报导，杜鲁门总统说：“他已考虑同朝鲜战场有联系的原子弹问题”。美联社也随即报导：“杜鲁门总统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有必要这样做的话”。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12月份去南朝鲜“访问”，1953年初，他下达命令，将携带核弹头的导弹秘密运到日本的冲绳岛，为向中国发射核导弹而做准备。甚至到1955年，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时，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授权，总统可以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根据这一授权，美国军方研究制定了用原子弹攻击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多种方案。

毛泽东面对美国当权者不断对中国进行的核威胁，完全意识到：为什么美国当权者动辄就要向我国进行核威胁？为什么美国敢于这样做：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及其运载工具，中国没有核遏制力量，没有同样的打击报复手段，没有抗衡的力量。

毛泽东面对国际形势变化的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对原子弹在战略上蔑视，逐步在战术上重视起来。

1954年秋，我国最初发现有铀矿。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汇报人把铀矿石标本和探测放射性

的盖革计数器拿到会上，当场演示发出嘎嘎的响声，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下去，一定可以搞起来。”他还强调说：“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一次对中国核工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他作出了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标志着核工业建设的开始。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毛泽东论断：“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中国的核工业全面上马了。原子弹正式开始展开研制了。

赫鲁晓夫翻脸不认帐，撕毁援华协议，企图扼杀我国核工业。历史却是如此讽刺性巧合，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之日，正是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之时。

1956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能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给中国以援助。 1956年10月3日，中苏两国领导人举行最高级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我们对原子弹、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每次都是以搞原子弹要花费很多钱，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核武器贮存时间长了，还要变质淘汰，重新投资生产，中国不必再搞为借口，搪塞过去，没有同意。 1956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性变化，先后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这两个国家倒戈，不再听从赫鲁晓夫的指挥棒，此时，赫鲁晓夫迫切需要中国对他的支持，在其向中国援助尖端技术的问题上，改变了原来的态度，有了松动，出现转机。

中苏两国经过多次谈判，于1957年10月，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此项协议主要内容是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其具体内容为：

苏联同意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技术资料；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包括原子弹、导弹在内的部分尖端武器的制造技术；苏联派有关专家来华帮助开展研制工作。

但是，好景不长，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协议，只执行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出现了大问题。中苏两党出现政治分歧，并进而扩大到国家关系的恶化，赫鲁晓夫为了讨好美国，在1959年访美前夕，向中共中央发来一封信，改变了原来协议的承诺，他在信中说苏联正与美国、英国进行禁止试验核武器协议的谈判，为了避免谈判受到影响，不利于达成协议，苏联政府决定两年内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赫鲁晓夫从美国戴维营回来后，宣扬所谓戴维营精神，于1960年7月16日，苏联完全撕毁了协议，苏联政府正式照

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尽管中国政府一再挽留，此时的赫鲁晓夫态度坚决，头脑发胀，一意孤行，于1960年8月23日，将在我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00多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并且把重要的图纸资料全部带走。特别严重的是，苏联原来援助中国建设的核工厂，有的建设了一半，有的还未完全建成，苏联停止向中国提供原来订购的配套设备。 毛泽东在此严峻形势的压力下，审时度势，发出：只有一条路，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的口号。他又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还的。

核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顶住压力，奋发图强，先后排出了数千个技术难题，奋力攻关，逐项攻克，尤其是有的技术难题在相当陌生的情况下，认识再认识，攻关再攻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

自强不息，不断攻克难关，1963年3月，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11月29日，铀工厂生产出第一批合格产品；12月24日，同步聚焦爆轰产生中子试验成功；1964年1月14日，我国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浓缩铀，铀—235；1964年4月加工出第一套原子弹上用的核部件；1964年6月6日，在研制基地，爆炸试验了一颗准原子弹(除未装核材料以外，其他均是未来原子弹爆炸时用的实物)，取得理想的效果。为下一步正式原子弹爆炸成功打下了成功的基础。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取得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辉煌成果。此时，扼杀中国核工业的赫鲁晓夫被他的同伴赶下了台。 中央曾考虑暂停研制 陈毅：当了裤子也要造 上马与下马，中央分成了两派

1960年的11月，张爱萍在西北导弹试验基地，成功组织指挥了我国第一枚国产地对地导弹的发射。转年，“大跃进”的恶果赫然显现。吃饭都成了问题，不能为多打粮有所贡献，反要花大量人力物力的原子弹，是不是要搞下去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这种争论不仅表现在国防科研内部，而且中央的一些部门在制订计划时也有所表现。到这一年的夏天，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的时候，两种意见已经尖锐对立，形成了两军对垒的阵势。反对者的意见，理由似乎更充分，苏联公开宣布停止援助，技术上有很多困难，中国自己现有的工业基础太过薄弱，不足以保证原材料的供应，研制原子弹的困难太大。国家整个经济形势困难重重，各方面都要钱，而搞“两弹”花钱多，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如果硬拿，不仅影响常规武器的研制生产，而且会拖累国民经济的发展。最好的办法是暂时下马，等国家经济好转后再上，各方面的条件和准备也可以更充分。形象的说法是，不能为了一头牛，而饿死一群羊。这样的意见，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为多数人所赞同。但赞成“上马”的人的意见，是从战略上看问题，认为值得为长远的核盾牌多些投入。暂停只会使已经建立的基础废弃，队伍解散，再上马等于从头再来，这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

张爱萍回忆说，政治局开会，有些人提出上马，也有些人提出下马。有一部分人说，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我们的科学技术不行，再加上建国刚开始不久，我们的工业还落后，没有苏联的技术援助干不成，所以要下马。又不能不搞，又说等我们国家初步建设起来后再搞。另一部分就主张上马，主要是陈毅、聂荣臻、叶剑英、贺龙等几个元帅。

如果将争论的双方划成阵营的话，军方的态度是鲜明的。陈毅元帅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的话很具有代表性：“中国人就是要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这句话虽然广为人知，但与陈毅针锋相对的接下来的一句话却不为人所知：“老总啊，你还是把裤子提上吧，光着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弹的。”这样的话在没饭吃的年代，并不难理解，更不能说是完全错误，但在原子弹成功后，似乎被有意掩盖了。

刘少奇则建议把原子能工业的基本情况搞清楚了再确定。据张爱萍回忆，他在华东军区的老上级陈毅专门找他交代调查任务。张爱萍的态度也很明确，“再穷也要有一根吓人的打狗棍”。但他对陈老总说，自己只知道皮蛋、鸡蛋、山药蛋，不懂原子弹。这就是张爱萍的性格，实话实说。张爱萍当时主抓的是核基地建设，核研究的事有人在抓，他不愿意掺和。再说毕竟知根知底，说话也随便些。陈毅的话说出来也很直接，不懂你不会学啊？谁一生下来就会？言下之意，你不能光为原子弹研制搞后勤，该你出头的事，你得出头啊。说归说，下级服从上级是部队的传统，张爱萍不能拒绝。再说了，陈毅也不仅代表他个人，他是代表中央在点将。也许，事先就考虑到张爱萍有可能拒绝，所以才由他的老上级陈毅出马点将？ 张爱萍接受任务后，先找了第二机械工业部(即原子能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西尧、刘杰等人，后来又找了核物理学家、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朱光亚等组成了调查班子。

这次调查回来之后，张爱萍当然要向国防部长林彪汇报，林彪的态度同其他几位老帅的意见完全一致，同样很坚决。他说：“原子弹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响，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

这份名为《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长达五千言的报告得出如下结论：关键不在于投入，而在于组织协同；不在于再投入多少，而在于如何挖掘各部门的潜力；不在于争论上马下马之利弊，而在于如何行动，才能搞成。

这项重大工程，看起来盘子很大，但实际上很多东西都蕴含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之中。这也是之所以得出关键不在投入多少，而在于挖掘各部门潜力判断的原因。这也就是说，在对各部门的投入之外，并不需要增加太多的投入。报告说，共需人民币787万元，折合为110万卢布、120万美金。报告的效率为原子能工业的高效定下了一个基调。这对于平息上马、下马之争，无疑是一个好消息，更令人振奋的是，有了一个兼顾各方的新途径。 美国曾多次威胁打击中国核基地

核武器研究院广大科技人员，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之火熊熊燃起

自1958年起，为了迎接苏联援助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到来，核武器研究院以最快的速度，建成一个专用厂房和相应配套的研究室；广大科技人员几乎人人突击学俄文，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用上了，全院各个场所，一片俄语声，一时间好似一个俄语研究院；所有的人都在盼望早日得到这一样品和图纸资料，以便早日上马，早日出成果，早日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正在中国科技人员等待和盼望的时候，情况发展却不像想象的那样，1959年，来了一位苏联专家，可是，他对原子弹的技术问题却只字不提，怎么问他都

不说，就是重复一句话“你们都去工厂实习”。他的口袋里装着一本资料，上班拿出来看看，下班装着就走，从不让中国人接触，有人生气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哑巴和尚”。

到了1960年下半年，就连这个“哑巴和尚”也不来了。院领导正式传达了赫鲁晓夫的恶劣行径以及中央的决心：“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激起全院科技人员的义愤和奋发图强的激情。

与此同时，国家为核武器研究院向全国选调科学家和技术骨干，得到全国各部门的大力支持，选谁给谁，指谁调谁，不到一年的时间选拔了全国许多优秀的科技人员，先后来到核武器研究院，此时的研究院真可谓是人才济济。

调来的国际上知名专家有：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他是在英国获得两个博士学位和在英国担任教授的第一个中国人，著名物理学家、反西格马负超子发现者王淦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等，还有两弹元勋邓稼先和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以及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等，许多才华横溢的科技专家，他们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排除了种种阻扰，毅然回到国内，隐姓埋名，默默耕耘。他们带领核武器研究院广大科技人员，施展智慧，奋力攻关，为我国研制原子弹成功，作出了贡献。

当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三强，他在1946年和夫人何泽慧在法国居里夫人试验室，先后发现核铀裂变的“三裂变”、“四裂变”现象，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并由此而引发一系列的核物理研究。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慧也不定期地前来核武器研究院参加学术讨论会，发表了不少宝贵的见解。

核武器研究院在院长李觉将军的主持下，很快组建成三大部——理论部、试验部、总体部，排列出研制原子弹的各项技术关，分配到各研究室，再分工到各研究小组和个人，一场全面攻关、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激情之火，在核武器研究院燃烧起来。

很快，小型爆炸物理试验场、大型爆炸物理试验场和特种炸药车间相继建立。一到夜晚，各研究室仍然灯火通明，研究人员个个埋头钻研，孜孜不倦；大、小爆炸物理试验场，惊天动地的试验爆炸声，遥相呼应，试验数据不断报来，一个个成果呈现出来，必须攻下的技术难关接连取得可喜的进展。各项理论研究和实际试验工作，在热火朝天有条不紊地进行。 四年，经历了不知疲倦的四年，忘我劳动的四年，也是为国献身的四年。

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攻关如此有成就，进展如此之快，出乎国内、国际上的预料之外。 原子弹的重大技术关——同步聚焦被成功突破了

美国人在1945年制造出三颗原子弹，其中两颗是“内爆”型，一颗是“枪法”型，在广岛投下的是“枪法”型，在本国本土进行试验和在长崎投下的是“内爆”型。据1960年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内爆”型原子弹如果研制成功，就表明下一步可能研制出氢弹，“内爆”型是一种有发展前途的原子弹。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采用了“内爆”型。所谓“内爆”型是将大量高效能炸药起爆的能量压向内心，产生高温高压，将内心里的核燃料压缩后产生核裂变，释放出大量核能。但是，

杨奇清沉思了一下：“海关??可以，可是如果瓦特提出要去香港怎么办？ “可以找借口，他不是挺‘左’，挺友好吗？就说工作需要，让他暂时留下来。” 杨奇清点点头：“好！要婉转，不要打草惊蛇，要拖住他，给他开一条通道，让他把‘东西’给夫人，我们在机场张网！”

杨奇清像一位老练的渔翁，轻轻抛出了“钓饵”??

正当张文奇告辞出门时，杨奇清又说了一句：“你最好和外交部联系一下，听听他们的意见。”

“哎！”张文奇应了一声，骑上车子就跑。一路上，他的心情一半是喜悦，一半是急切。因为瓦特夫人出境时间越来越近了。

“我是公安部杨奇清，要向总理汇报案子。”

1967年9月5日。在首都机场，保卫人员经过一番努力，从瓦特夫人那里搜出了发报机和胶卷，以及外国情报机构所要的中国原子弹实验任务的详细情况。

洗出小样后，经分析鉴定，再把瓦特拍的可疑胶片冲洗放大，送往有关部门鉴定，证实他虽然表面身份是维尼龙设备安装专家，实际上他们搞的是放射化学，拍的是我核工业基地的地形图。这些底片经过特殊拼接，可以显示不仅有原子弹机密资料，还有7张是兰州军区完整的战备地形图，另外3张是兰州军用机场地形图。据此完全可以判断瓦特是个训练有素的特务！

经分析，他们通过海关往境外携带老鼠，目的是通过老鼠身上的微尘，测试我国西北原子弹基地放射物的试验数据，然后推算中国原子能工业的发展机密。 事不宜迟，马上向杨副部长汇报。

杨奇清拧着眉听着，在屋里不停踱步。突然他站住，抓起桌子上的红色电话机，说道：“我是公安部杨奇清，要向总理汇报案子！” 张文奇顿时睁大了双眼。 “我是周恩来呀。”

周总理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清清楚楚，真真切切。张文奇双手禁不住紧紧地按在沙发扶手上，侧耳倾听。

杨奇清简单扼要地汇报了案情。周总理边听边问，电话里的声音很清晰，张文奇都听呆了。

杨奇清放下电话，兴奋地说：“小张，听见了吧？总理说这个案子大有可为，一定要搞到底，配合外交斗争、外贸斗争。”

张文奇连说：“听见了，我听见了。”走出公安部大门，张文奇抬眼望天：天是那么的蓝，太阳是那么的亮！

不久出现了新情况，兰州的一个外国专家在某科研单位搜集我核弹头无线电遥测频率时被我方拘留了。

这时，一个长途电话打到北京找瓦特。此时瓦特尚不知自己处在被监视之下，接电话时，他脱口而出：“不是他，是许林德！”

许林德是谁？在何地？以什么身份在中国再现？

张文奇对这句脱口而出的话非常重视，敏锐的侦查嗅觉告诉他，许林德是一条大鱼！ 为了进一步了解许林德，弄清他的真实身份，张文奇决定以技术专家的名义随中国进出口公司考察组赴兰州化工基地。

后查明，许林德在兰州十分活跃，他常单独一人到处转，偷拍我禁区照片。

一直敌视中国的美国政府，得知中国开始秘密研制原子弹后十分关注，美国情报界通过各种手段，设法侦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情况。

11月的兰州，已经寒冷起来。许林德加快了搜集情报的行动，并做好随时出境的准备。 1967年12月初的夜晚，北京机场零星地飘着片片雪花。张文奇等几个侦查员早已在机场张网等待。

22点10分，许林德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时候，一眼看到了张文奇。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没想到！”

在机场检查室里，当场搜出了许林德携带的情报。这些情报上面明显地印着NSD密写标记。这些情报都以不分行、不分段、没有标点符号的格式书写，共72页，全部用英文大写排列，是美特工书写情报的特有方式。

更重要的是，发现了许林德精心携带的用塑料袋密封的粘在各种白色手套、手帕上的尘埃标本以及微型胶卷。这些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急需得到的情报。收集原子弹爆心附近的尘埃对测试原子弹当量及原料成分是相当重要的。 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突然消失

1967年12月12日的北京，西北风夹着小雨抽打着窗户。

杨奇清就在这个冰冷的早晨被带到秦城监狱。高墙铁窗，隔绝了这位党的忠诚战士与外面的联系。他心里有一桩桩、一件件难以放心的事情，其中就有张文奇正在侦破过程中的间谍案。

钓到许林德这条“大鱼”之后，张文奇突然发现找不到杨副部长了。当他猜出“小老头”的去处时，心里像被刀绞了一下。他担心，他难过，同时又多么想告诉杨副部长一个好消息：从许林德身上已搜出了进行特务活动的确凿证据，粉碎了这个间谍企图将我国西北重要军事机密带出境的美梦。

初战告捷的喜悦在张文奇心里没有存留多久，就被新的焦虑冲走了。

瓦特、许林德提供的口供十分重要，涉及我国外贸、外交战线的工作，但要扣人，可不是小事，会引起国际纠纷。这些情况必须向中央反映，由中央作出决策。可这时却找不到杨奇清了，下一步工作找谁决策成了问题的关键。对！找外贸部长李强，请他向周总理转告案子的进展情况。

张文奇平素是个很缜密的人，如今他也被自己这个大胆的想法惊呆了。事到如今，只有这么办了。他忽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双眼在暗夜里熠熠发光。

第二天上午，他穿过外贸部层层叠叠的大字报，迎着震耳欲聋的造反派广播站的“红色声浪”，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推开了李强部长办公室的门。

处在“文革”风暴中的李强十分镇定。他认识张文奇，没等张文奇说两句话，就打断了话头，说：“你别汇报了，告诉你，这个案子周总理批了，该公司在中国的人员限期离境，立即废除签订的合同，并要求他们赔偿经济损失。”

张文奇顾不上高兴，接茬说：“李部长，我是说这些外国人的间谍活动问题，我审查了许林德，他的问题比瓦特还严重，有关原子弹的机密、情报、资料，还有密写工具、信件都搞到了，可是我找不到杨奇清副部长啊。”说到这里，他发现李强的眉头拧了起来，屋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这些外国人享有外交豁免权，搞不好就会引起国际纠纷。但是如果让外国间谍把这些机密资料带走，这对我国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呀！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外交途径，通过中央领导同意。可是这些间谍马上就要离开中国了。

“你们辛苦了，要把案子搞到底。” “您是否能找一下总理？”张文奇急切地说。

李强没有说话，伸手拿起“红机子”，有力地说：“请接周总理办公室。”张文奇一听，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不一会儿，电话里有了声音，李强简洁地说了两句，随即把听筒伸到张文奇面前：“你直接跟总理说吧！”

张文奇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心“忽”地提到嗓子眼儿，也不知怎么地就接过了电话。只听见电话里传出声音：“我是周恩来。”

多少年以后，张文奇仍记得这个声音。他知道，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声音。

此时，他想哭，他想哭啊??他像受了委屈、折磨的孩子向长辈倾诉心曲，但他首先是个警察，警察有警察的职责。

于是，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说：“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员??”下面说什么呢？他想不起来了，只得又重复说道：“总理，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员。” 他听见周总理笑了，说：“你讲具体的。”

一想起案子，张文奇忘记了紧张，一口气把两个间谍的情况讲完了。

话筒里传出周总理抑扬顿挫的声音：“你们辛苦了，要把案子搞到底，配合外交战线、外贸战线的斗争，祝你们争取更大的胜利。”

张文奇不失时机地“叮”了一句：“案子的处理意见送上去了，请您快点批。” 周总理沉吟了一下，像是跟张文奇商量似的说：“请给我一点考虑问题的时间，好不好？”

“哎、哎。”张文奇连声回答。 很快，周总理办公室把批件送到了。

“北京市公安局：同意张文奇同志对国际间谍一案的处理意见??”

一起外国间谍刺探我原子弹有关机密资料的间谍案就这样被及时地侦破了。□《民主与法制时报》 特约撰稿 时锋

经过繁忙而紧张的准备工作，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于1964年9月初基本就绪，比原计划提前了9天。

9月15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人在午餐会上研究了联合苏联，阻止或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

9月16日15时，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中央专委会就核爆炸时间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听取刘西尧依据9月9日由张爱萍、刘西尧署名上报的《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正式试验的工作安排汇报提纲》的内容。周恩来说要做两手准备：今年如果不试验，那原子弹放在哪里？会不会被人炸掉。有没有直接进行空爆试验的可能？要多考虑几个方案。第二天上午10点钟，周总理继续主持会议，首先听取了刘杰和赵尔陆关于核武器近期发展和调整核工业战略布局问题的汇报，然后研究第一颗原子弹正式试验的时机和近期继续发展核武器的战略设想等问题。会上对核试验的时机问题有不同的意见。

刘杰说，1964年8月份，我们这个原子弹定型了，同时原子弹铀-235的装料也完成了。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时间，就是从战略上考虑什么时候做原子弹爆炸试验。第二个问题就是究竟有没有把握，能不能响。再一个问题是爆炸以后，国际上究竟会怎么反应，后果怎么样。

这些都要从大的全盘来考虑。就在9月份，美国的卫星也都拍照下来了，扬言要对中国做扁桃腺的处理，要让中国的核能力绝育。U2飞机也不止一次地专门来侦察。形势是相当紧张的。

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怎样合适，首先看我们有没有把握。有一次中央专委开会，周总理亲自主持，他特别问我们，我们的原子弹有没有把握响？我们答复的时候就有点儿迟疑。为什么？因为那时确实没有十分的把握。总理也讲，假设我们试的时候没有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下一次怎么样搞法，这都要有预案。那时做了两颗596，有一个是备用的。总理这时特别强调说，敌人要破坏我们，我们最重要的是要上三线，准备我们第二套东西。在他考虑的方案里边，596爆炸试验的时间不光是1964年，甚至考虑了1967年，总理说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第二套也建设好了，可以集中试验，特别是核导弹。总理是在开专委会的时候讲这些意见的，在座的各位副总理也都发表意见，一种说现在就试，一种说应该再考虑考虑，等到我们三线建设起来以后再试也不迟。最突出的是罗瑞卿，他说我们今年试也好，明年试也好，后年试也好，都是一样的，你无非就是引起一番骚动而已。他说现在就应该试，真要等到1970年才爆炸的话，我们这些人也都退休了。

9月20日，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呈送了《关于首次核试验时间的请示报告》。9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早试与晚试两个方案，并研究了罗瑞卿的请示报告。毛泽东从战略上进行了分析，指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会议决定按10月份早试的方案进行。

实际上，如果真要晚试，就会有不少问题，比如有些电缆还得挖出来，再定下来要爆炸的时候又得重新布设，很麻烦。另外，还要防止敌对势力和人员的破坏。 曾用密语：邱小姐

李旭阁说，那时试验方式已经定下来了，塔架都搞好了，同时也布置了空投这一套，并对防止敌人破坏，采取了相应措施。总理决定，要把那些核工厂都做个翻版，在后方另搞备份。谈到原子弹的运输时，总理说知道这项任务的人不要太多了，不应知道的不要知道。路上如何押运，要实施封锁。我们去年出国，荷兰对飞机的检查最好，检查完之后封上，他们自己的人也不上去了。这个时期就根本不要写信了，你们自己除公事以外，也不要为私事打电话。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们今晚要开个紧急会，具体地规定多少条，从现在起就要搞好保密，什么消息也不要漏出去。刘杰就不要去外地蹲点调查研究了。

贺龙这时插话说，刘杰、刘西尧都不要去蹲点了。爆炸试验原子弹是天大的事。周总理接着说，保密问题，不能假手许多人。我这次得小病，传得很广。天晓得，多一个人知道，就当新闻。希望你们对家里人也不说。邓颖超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不向她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前几天开会的人不一定都通知。

李旭阁说，正开会中，张爱萍因为外交部安排有个活动，他要去会见外宾，提前要走。总理马上说，告诉外交部，今后张爱萍和刘西尧都不参加外交活动了。张爱萍起身要走的时候，总理讲你摸摸那兜里有没有纸，有没有记的东西，有记的东西掏出来。试验场几千人，保密的事更应该注意。记得张爱萍跟我说过，从试验场回去之后，他到国务院去看总理，邓大姐半开玩笑说，嚯，办了这么大件事儿也不说一声。张爱萍接话说，这是总理规定的，不让讲啊。我还听周总理秘书给我讲，他那个保密柜的钥匙都他自己拿着。

8月的戈壁滩气温高达43摄氏度，地表温度达72摄氏度。在这里穿上防护衣具两个小时，相当于一个炼钢厂的炉前工一天劳动的体力消耗。穿上以后，不一会儿汗水淌满靴筒，走起路来唧唧作响。

核爆炸后进出试验区一次为80公里，这意味着穿一次防护衣具最少要坚持5个小时才有可能获得数据。而防化兵经过一年训练，才能坚持两小时，只有少数人达到3小时。 “同志们，我们必须达到5小时，拿到试验成果！”许瑛咬咬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是唯一的办法。

开始时，队员一闻到浓重的胶皮味道就吐酸水，来不及摘下面具就吐了。秽物堵住了通气活门，队员摘下面具甩甩，再戴上苦练。半天半天地练，不吃不喝，不拉不尿。 即使这样，装甲兵团依然苦中作乐，因防护面罩滤毒罐像一个长长的猪鼻子，他们便戏称这种训练为“猪八戒过火焰山”。

训练半个月，队员均已达到指标要求。有队员竟可穿着防护衣具连续工作8小时，创下基地最高纪录。防化兵目瞪口呆：这伙装甲兵，莫非都是铁打的？

每个战士的心里都清楚，这件事关乎祖国命运。他们苦苦支撑着，在帐篷外用石头拼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几个大字。

在距离帐篷更远的地方，这片埋葬着冷兵器的楼兰古国遗址上，最具杀伤力和破坏力的尖端武器——原子弹，已安然停在爆心的铁塔上。 那一刻即将到来。 冲向爆心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次原子弹试爆炸日。

许瑛带领队员最后一次进场，各自检查所辖布点和仪器设备。随后，装甲兵撤到离爆心50公里外的观察点上。

“零前20秒。”扩音喇叭里，一个女声响起，战士立即屏住呼吸，许瑛听到自己胸口“扑通扑通”作响。

“10、9、8??3，2，1，起爆！”那时，装甲兵没有5000度的防护墨镜，许瑛要求队员起爆前，用手捂住眼睛，把头垂下，以防光辐射刺伤眼睛。“这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他告诉战士们。

“起爆”的指令已经下达了几秒钟，可是同志们没有听到想象中的爆炸声。“莫非是颗臭弹？”有人想抬头看个究竟。

这时，许瑛猜想肯定跟声音的传播速度慢有关，他叉开指缝向爆心望去。此时，蘑菇云已经直抵云霄，他高喊：“成功了！”

随着他的喊声，同志们一跃而起。眼前这朵蘑菇云不断翻滚。 随后，巨雷般的爆炸声终于传到了观察点。

此时，“全副武装”的装甲兵们坐在坦克里按捺不住，揣着胶片盒和剂量笔就要冲向爆心。但是，这次原子弹爆炸属地爆，地表的放射性沾染严重超过人体承受能力，剂量笔在远离爆心几十公里处就响起警报。装甲兵均被场区周围的关卡守卫截拦在外。

爆炸后43小时，放射性沾染的剂量有部分散失，许瑛才接到上级通知：装甲兵去爆心回收试验仪器。

装甲兵驾驶坦克50公里到达爆心后，进行回收工作不超过一小时，怀里的剂量笔就会“吱吱”作响，警示放射性剂量已经超标。“还没真正开始干活，就必须撤出去换下一批，”许瑛说，“很多战士不想离开，直到被组长呵斥才乖乖爬到车上。”

连续工作近一个月，装甲兵团取得了厚厚一沓试验数据。许瑛在总结大会上说：“周总理当初指示，能一次完成的试验必须一次完成，我们真的做到了！”

“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多年以后，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如是说。

1996年7月29日，我国政府宣布从7月30日开始暂停核试验。30年间，先后10万人次参试，共进行核试验42次。(感谢原装甲兵核效应试验大队一分队队长郭洪祥及队员张化龙对本文的贡献)(本报记者孙乾)

1988年，邓小平又一次指出，如果六十年代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标志。

实验基地的生活条件就是这样，帐篷随时可能被刮走

一群当年的科研人员，与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

谁有了原子弹，谁就在国际社会上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中国原子弹成功后，又用了两年多，又成功爆炸了氢弹，它比原子弹的威力更大。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4个月，

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8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8个月。就在1964年底，中国把欠苏联的贷款连本带息全部偿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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