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湖南人与现代中国》有感

最近看了一本书《湖南人与现代中国》。最开始知道这本书是因为网上的书榜将一本叫作《天国之秋》排在前列，查询《天国之秋》的时候，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湖南人与现代中国》。因为我是湖南人，所以对这本书的兴趣油然而生!加之，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外国人有关研究湖南、湖南人的书，让我更加迫切的一睹为快。

看这本书，让我有机会知道一代又一代理论上的先哲们、一个又一个行动上的先驱们为了湖南崛起于中国、为了中国崛起于世界所进行的不懈探索和艰辛努力。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王夫之，为清末近代以来一批湖南的仁人志士拨乱反正提供了传统儒家哲学理论上的指导，被各种解构，被赋予多样的现实意义，为他们所用。王夫之排满的传统卫道士形象，逐渐成为饱受帝国主义欺压和满清腐朽统治的汉民族主义人士的精神祖宗。这些湖南人好不容易才发掘他，越发掘越觉得王夫之精神之万丈光芒!照耀着改良人士和革命志士前赴后继、不绝于世。为什么格外珍惜王夫之?除了自跟湖南产生过联系的屈原以来，能够为人道的湖南人寥寥几人，周敦颐和王夫之。毕竟，楚，南蛮之地;楚人，未开化之族群。他们好不容易找到王夫之，就必须格外的珍惜他，以摆脱湘人愚昧保守的形象。宣传王夫之，就是意味着突出湖南人。

湘军时代。直到清后期，时代给了湖南人登上历史舞台施展表演的机会，“扎硬寨”、“打死战”的曾国藩把握住了机会，以他为首的湘军集团让湖南人声名鹊起，湘人在那个时代代表着坚毅、勇猛,让后世的湖南人自豪、骄傲。是曾国藩在安庆的军营中，研读王夫之的著作，在书中找寻落寞时抚慰心灵的良方。是曾国藩敢冒王夫之著作排满字句之不韪，下令刊印船山遗书。镇压太平天国既是他人生最大功绩，也是最为汉族主义分子所诟病。除了用传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曾国藩，19世纪70、80年代，还有郭嵩焘这类受过西方文化熏陶洗礼的湖南人代表，他们首倡教育，即以中国传统教育为道德基础，融入西式教育实用主义。因为，传统的四书五经学习逐渐变成应付科举、求得功名，理论上的虚已经不能应对客观世界的变化，“之乎者也”在“坚船利炮”面前不值一提!他们追求的不止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希望西式教育能够改良湖南人的基因，如果有机会进而改变整个中国。可是，在那个整体都排外仇洋的清末，郭嵩焘能自保已实属不易，不敢苛求被接纳、被传播、被称道。但是，郭嵩焘创办的思贤讲舍和禁烟公社成为启迪维新人士的开端，为后面的维新运动打下基础。

维新时代。最让我改变认识的是谭嗣同，以前历史课本中将他描述成一名勇士和烈士。没有想到是，他在维新运动前就已经做了很多探索，在湖南办时务学堂、南学会，也是想以教育启人心智，影响了一批湖南后起之秀。谭嗣同的哲学造诣(道不离器等受刘人熙等人影响，溯源于王夫之，他对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的猛烈抨击(维护满族统治而屠杀太平天国汉族)与为维护清王朝统治而发起维新运动有矛盾之处。他关于王夫之“道不离器”学说的阐述和理解，指导着他用流血这个“器”来宣扬他改变社会的“道”，用短暂的一生来实现自己的信念。

革命时代。涌现的人物太多，诸如黄兴、蔡锷、杨毓麟、毛泽东等。黄兴起义屡败屡战，最终成为中华民国的主要缔造者;蔡锷在云南首倡护国运动，成为一面革命旗帜;杨毓麟是个复杂的人物，在他身上既有革命激进的一面，也有传统保守的一面;他们三位是挚友，受梁启超和谭嗣同创办的时务学堂、南学会等影响较深。毛泽东青年时代常常在刘人熙创办的船山学社听演讲，接触新思想。青年时代受影响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深究王夫之之思想，融合西方哲学家之思想，提出唯心主义之学说，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深以为然，创办新民学会(后期演变为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和自修大学。只是没想到的是毛泽东曾经宣扬过湖南独立，湖南自治。

从郭嵩焘的思贤讲舍到谭嗣同的时务学堂再到刘人熙的船山学社，最后到毛泽东的自修大学。尽管名称一再改变，传播的学说也不断演进，但是他们传承的一直是王夫之的精神，即追求独立、改变世界的精神。这是个从火苗燃烧成火焰再迸发为火山的历史过程，湖南精神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更可以燃烧世界。

历史的落脚点是现在。如何认识历史上的这些先贤以及他们的英勇事迹?我想，在于吾辈当自强，世界未有之大变局，需要我们成为弄潮儿，到中流击水才能浪遏飞舟;在于吾辈当自信，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之道和现代教育的创新之术，必然能够造就伟大复兴之势。吾辈寻着前辈的足迹自强自信，吾辈的后辈寻着吾辈的足迹自强自信，久久为功、绵延悠长。正如书中提到的南非作家蝗虫渡溪的比喻“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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