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博新陈列讲解稿定稿

新陈列讲解稿

一 黄河文明的摇篮——史前时期（115万年—公元前21世纪）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古老的华夏民族就是在黄河流域生息繁衍、成长壮大的。陕西境内考古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丰富而齐全，分布范围比较广泛，从关中到陕南、陕北都有典型的重大发现，文化高峰迭起并首尾相连，再现了陕西乃至中华民族充满生机的童年。 ㈠ 远古先民

1. 蓝田人（复员景观）

1964年，考古学家在陕西蓝田县公王岭和陈家窝分别发现了一具头骨化石和下颚骨化石。蓝田人头骨化石的发现对探索和考察人类起源具有重大意义。这是蓝田人生活场景的复原，从这个虚拟场景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人类童年生活的状况。

（1） 蓝田人复原头像（独立柜）

依据蓝田人头骨化石复原而成。据科学检测可知，这是一位年约30岁左右的女性。蓝田人的相貌特征比较原始，前额低平，眉骨粗壮，吻部突出。大脑容量仅有780毫升，为现代人类的一半左右。蓝田人生存的年代距今约115万年，是迄今已知亚洲北部最早的直立人。 （2）大型刮削器、砍伐器（坡面柜）

这些形状不规则的大型刮削器和砍伐器是当时蓝田人用来狩猎和采集食物的工具。这些石器比较粗糙、原始，并且具有一器多用的特点。考古学上把使用粗糙打制石器作为生产和生活用具的史前阶段称之为旧石器时代。 辅助展品说明：

A陕西、中国、世界古人类化石与旧石器主要遗址对照表

从这些图表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早期人类活动的分布情况。 B地质年代、考古学年代、史前对照 2．大荔人

继蓝田人之后，1978年在陕西大荔县附近发现了一具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大荔人头骨化石发现的意义十分重大：它是我国目前为止，完整的人类头骨化石中最古老的，同时又是古老人头骨化石中最完整的。它的发现对于研究世界东半球人类的进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古人类学家认为大荔人的体质特征与“北京猿人”及现代黄种人之间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应是正在形成发展中的黄色人种。

（1）大荔人头骨

据科学检测，大荔人已石化的头骨化石距今约20万年，地质年代属于中更新世末期，是一位年纪约20岁左右的男性头骨。其大脑容量约为1120毫升，体质特征介于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间，是早期智人中的古老类型。 （2）石器一组

与大荔人头骨化石一同出土的还有一些细小的石器、石片和石核。这一时期的石器器型普遍较小，长度一般不超过4厘米，重量约在20克左右。以刮削器为主, 其次是尖状器和少量的石锥、砍砸器以及石球、石片等。大荔人小巧的石器多由采自河床的砾石加工而成，单刃多于复刃。 （3）梁山石器一组

位于陕南汉中市南郑县汉水南岸的梁山遗址在地质年代上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梁山遗物以石制品为代表，已经发现的有1000多件，包括石器、石核和石片这三类，其中石器最多。石器中的砍砸器占百分之四十三左右，是梁山旧石器遗址中最有代表性的器物。石球也是梁山遗址石器的主要类型。梁山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汉水上游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空白，其石器风格除了具有华北旧石器文化传统外，还具有华南以砾石石器为主的特点。这种文化并存的特征为研究我国南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及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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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展品说明

原始人石器加工图

当时的石器加工以向一面打击者为多，一般一次成型，简单粗糙，很少再加工。 （二）氏族的社会生活 氏族的概念

氏族是指人类早期由实行族外群婚的血族逐渐形成的一个界线分明的社会集团。逐步形成的氏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他们实行集体劳动，共同居住，平均消费。 1．老官台文化

老官台文化距今约8000—7000年，因1955年首次发现于陕西华县的老官台而得名，是陕西省境内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新、旧石器时代主要有三个区别：一是有无磨制石器 ；二是有无制陶；三是有无定居与原始农业。从老官台文化遗存可知其已具备了新石器时代的典型特征。 （1）三足钵、三足罐

老官台文化中的典型器物。陶器的出现是人类第一次用火将一种物质改变为另一种物质, 也就是将柔软的粘土烧制成了坚硬的陶器。这一改变为人类吃熟食提供了条件，从而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也促进了人类体质与思维能力的进化。 （2）带孔石铲、有肩石锄

这些石器明显经过了二次加工，说明当时对石器的加工，已从简单粗糙的打制方法进步到二次加工磨制的方法。人类当时已从单纯靠采集狩猎获取生活资料，发展到使用石铲和石锄来从事原始的农耕活动。 辅助展品说明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表 2．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约7000—6000年，因首先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仰韶文化属于母系氏族文化繁荣阶段，当时的人们以母系血缘为家族纽带在一起生产生活，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生活。陕西境内的仰韶文化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最具代表性的遗址主要有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等。 （1）红陶尖底瓶（半坡）

尖底瓶是仰韶文化中典型的器物之一，也是半坡人最常用的汲水器。它的器形特点是：小口、鼓腹、双耳、尖底。尖底瓶具体的用法是先将绳子系于双耳之上，当尖底接触到水面时瓶身便自然倒下，当水注满时则又自动立起，汲水非常方便。尖底瓶还有两大优点，一是口小，水装满后不易溢出；二是瓶腹部两边有耳，穿绳后便于背挎和手提。尖底瓶这种自动汲水的奇妙现象，恰是近代物理学中重心原理和定倾中心法则的最早运用。虽是一种巧合，但体现出半坡人所具有的智慧和创造。

（2）葫芦瓶（北首岭）

模仿葫芦造型做成各式陶器是黄河流域这一时期陶器的一大特点，以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最为典型。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葫芦的种子，说明当时已经开始栽培和利用葫芦。葫芦功能的多样性和葫芦造型的可变性，是葫芦形器皿得以发展和延伸的基本条件。 （3）陶甑（姜寨）

甑是人类最早利用蒸汽来加工食品的炊具。陶甑与陶罐和陶盖配套使用，蒸饭时，先将盛食物的陶甑放置于盛有水的陶罐之上，盖上陶盖，接着在罐下烧火,水烧开后，蒸汽通过甑底部的孔眼将甑里的食物加热蒸熟。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各式各样蒸笼的雏形。陶甑的出现，结束了人类只能吃烧烤或煮食物的历史。 （4）石器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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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光的石斧、石锄、石铲、石镰都是半坡人使用的农具。早期的半坡人把石刀绑在手上收割谷穗。半坡晚期，人们发明了石镰，并开始把石器绑到木棒上进行使用，这样的做法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石磨盘、石磨杵是姜寨出土的细化食品的工具。 （5）鱼骨叉、石网坠

据考古资料可知，这一时期人类至少使用三种捕鱼方法：第一种是用鱼钩钓鱼。使用的是带倒刺的鱼钩，鱼一旦上钩就很难逃脱；第二种是叉鱼法。鱼叉通常是用兽骨的角料磨成，尖端非常锋利，两边都有倒刺。人们将鱼叉固定在标杆的顶端，直接投掷叉鱼；第三是用鱼网捕鱼。石网坠就是人们张网捕鱼系于网上的器具。 （6）骨锥、骨针

这里陈列的骨锥和骨针是当时人们用来缝制兽皮和麻织物的器物，主要是由兽骨、象牙或鹿角制成。在当时要制成这样一枚骨针是十分困难的，首先要把骨头劈或锯成很薄的条状，然后刮削成为锥形，再将其磨光后钻眼。经历了长期的劳动实践，人们摸索出了先钻孔后磨针的制针方法，这种方法磨针成功率比较高。 （7）骨质项链

装饰品的出现反映出人们对美的追求与向往。这条由数千枚细小骨片穿制而成的项链出土于姜寨遗址一个少女的墓中。每个细小的骨片上都有孔，骨片切割匀称、大小统一、加工细致。 （8）骨笄、陶笄

各种质地的发笄是当时人们束发的工具，相当于后来的簪子。无论是骨制、陶制还是石制的发笄都光滑细腻。当时人们把头发挽起来主要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劳作，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装饰作用。 （9）人面鱼纹盆(姜寨)（独立柜）

仰韶文化也被称之为“彩陶文化”。彩陶是指在陶器的内、外壁上用含铁量较高的一种矿物质颜料绘制出各种花纹和图案。彩陶的纹饰主要有两种：动物纹和不明意图的几何纹。人面鱼纹盆是彩陶的代表作之一，画上的人面和鱼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只见人面戴着一尖顶饰物、圆圆的脸、三角形的鼻子，嘴上还衔着两条小鱼。关于它的含义国内外专家看法各异，有近三十种解释，其中较普遍的观点有三种：1、人面鱼纹是当时图腾崇拜的产物；2、是巫师作法时戴的面具，绘在陶器上的人面鱼纹则是代替巫师主持祭祀活动的专用图案；3、当时人口增长率很低，人们希望像鱼一样繁衍子孙。不论怎么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和鱼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在人面鱼纹盆的底部还有两个圆圆的小孔，这是干什么用的呢？原来，当时小孩的成活率不是很高，小孩夭折后，父母会把孩子的尸骨放到一个瓮中，再把人面鱼纹盆扣到瓮的上面，并埋葬在房屋附近。这两个小孔就是为了方便小孩的灵魂自由出入的，从那时起人们已经产生了灵魂不灭的观念，并相信存在死后的世界。 （10）陶塑人头像(黄陵) （11）陶埙、陶铃(姜寨)

陶埙是我国最早的吹腔乐器之一。具体的演奏方法是用嘴吹顶端的孔，用手指按住边上的孔，然后根据手指的起落吹出不同的乐曲。原始社会时期，埙还是单音孔、二音孔或三音孔，发展到商周时期为五音孔，汉代有六音孔陶埙，现在经过改良的埙则有八音孔和十一音孔等。陶埙的声音悠远空灵，非常好听。

（12）贴塑蛇纹罐（西安南殿）

贴塑是制陶的一种装饰技法，即将泥塑或捏出一定的纹样粘贴在陶器之上，起装饰和美化作用，这种装饰纹样又被称为附加堆纹，有着很强的立体美感。 （13）骨雕人头像（何家湾）

1982年出土于陕西省西乡县何家湾遗址，高2.5厘米。人头像是以兽类肢骨为材料雕成，面部呈上宽下窄的倒梯形，五官清晰，眼睛大而圆，眉毛左右相连，鼻子凸起，嘴唇微噘，流露出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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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厚的表情。这件骨雕头像制作粗旷、简练，刻划准确、生动，是迄今所见最早的骨雕人头像，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 （14）刻符陶钵

仰韶文化中，出土了很多陶器上刻划着具有一定规律和共性的符号，姜寨遗址中发现的刻划符号有38种，半坡遗址中发现了27种。这些符号显然不是无意识留下的痕迹，考古学家认为它们与甲骨文、金文非常类似，可以说是汉字的雏形，它们对研究探讨汉字的起源具有一定的意义。

辅助展品说明

A半坡房屋模型（复制品）

半坡人居住的房屋有方顶和圆顶两种。早期的房屋主要为半地穴式建筑，但由于空间狭小、潮湿阴暗，不利于居住，后逐渐改为地上建筑。房屋结构采取的是木骨涂泥的加固方式，是我国土木混合建筑结构的雏形。

B仰韶文化时期制造陶器工序图

早期的制陶方法为泥条盘筑法，即先将泥搓成泥条，然后将泥条盘绕成所需的器形，最后再用手或陶拍将器物拍光抹平。当时的陶器以手制为主，少数经过慢轮修整。用轮旋转修整的陶器比手拍的更圆润。

C复合工具的使用（斧、锛、簇、鱼叉、磨的安装、使用等）

早期的复合工具主要是石与木的结合，石为器，木作柄，等于手臂的延伸。 D女子纺织示意图

3．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因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历城？龙山镇而得名，距今约4900—4100年之间。这时男子逐步取代了妇女在生产、生活中的支配地位，人类进入了父系氏族繁荣阶段。这时制陶、农耕、畜牧业等都有了一定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数量和种类也大大增加，私有财产开始出现，人类迈向了文明社会的门槛。陕西省境内的龙山文化分布广泛，其中以渭河流域最为密集，考古学家称其为陕西龙山文化。 （1）斝(姜寨)

龙山文化中彩陶消失，灰陶大量出现，黑陶、红陶较少。制造工艺主要以轮制为主，陶胎厚薄均匀，器物造型多样。由于生产力的进步，象征男性阳刚之气的饮酒器也大量出现。斝是典型的酒器，三足支撑，可以加热，用来温酒。 （2）陶盉(姜寨) （3）陶斛(紫荆)

（4）刻划鸟纹尊(米脂)

尊是盛酒器，流行于商和西周初期，有圆形和方形之分。早期为陶制，商周时期多为青铜制造，后世还有用漆木、金、玉等制作的。 （5）石钺(旬阳)

（6）玉铲、石铲（城固）

古代玉器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古代玉器作为物质文化，被广泛地应用于祭祀、礼仪、丧葬、装饰等领域。以其质坚、性温、美观大方而久享盛名。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以它“温润而泽”、“廉而不刿”，而为历代仁人君子推崇。

考古资料证明，早在七、八千年前我国就出现了玉器，是世界上公认玉文化最发达的国家。 玉器工艺脱胎于石器制作，而在石器衰落消亡后，玉器却在不断的发展而且越做越精美。

这里陈列的玉器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典型作品，此时用的玉料包含角闪石、大理岩、绿松石等，符合“美石”即广义上“玉”的含义。这些玉制品多为祭祀时使用的礼器，极少作为实用的生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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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使用。 （7）玉人头

这件玉雕侧面人头像出土于陕北神木，高4.5厘米。玉人目光平视，鼻梁隆起，五官比例准确。从其工艺可以看出当时玉器加工已经采用了开片钻孔和抛光技术。其用途可能与氏族、祖先崇拜与宗教巫术有着某种联系。

辅助展品说明 A陕西龙山文化分布图

陕西龙山文化，或称为客省庄二期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泾、渭流域。 B黄帝及黄帝陵

《史记·五帝本纪》和《礼记》上记载：“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就是说黄帝生下来就十分神奇，不满七十天就会说话，少年时就智慧过人，无所不知，长大后德才兼备，成人后聪明能干。 在后代人心目中，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同时也时一位英雄，一位领袖，是文明的使者，智慧的化身。人们把中华民族迈入文明之门时期的许多发明创造都归功于黄帝。传说皇帝命令他的部下仓颉创造了文字，隶首创造了数字，大挠创造了甲子，容成创造了历法，伶伦创造了乐律。黄帝的妻子螺祖发明了养蚕缫丝，黄帝本人和岐伯、雷公发明了医学。此外，宫室建筑、车船工具、货币的发明等等,也都与黄帝有关。

据说黄帝在位100年，死于荆山。后人对他的死有许多神奇的传说。传说他完成了治理大地的使命后化作神灵，天龙下界迎接他，他跨在龙背之上，近百名大臣宫女陪伴左右，伴随着优美的音乐升入天堂??。

黄帝陵北距西安150公里，座落于今天黄陵县城北侧的桥山上。黄帝陵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当优美，陵墓周围古柏似海，绿荫如毡，山上山下，郁郁葱葱，苍黛相映，壮丽幽静。陵墓四周近2000亩山地，共种植了8万多株柏树，其中的“黄帝手植柏”被誉为“世界柏树之父”。当地的老乡以“七搂八拃半，疙里疙瘩不上算”来形容柏树粗大，则更增加了它的古老色彩。陵墓位于古柏环绕的中心，陵高3.6米，周长48米，陵前的祭亭竖有郭沫若手书“黄帝陵”三字的石碑。陵墓南侧有一个数十丈高的土台，相传是汉武帝巡视塑方时，路过黄帝陵时所筑，人称汉武仙台。

黄帝陵是中华民族及其早期文明形成的象征，这里已成为中华民族祭奠自己共同祖先的祭坛。每年清明，海内外的炎黄子孙来这里寻根问祖，认同中华文化，爱国之情在这里升华，从而产生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c华夏、东夷、苗蛮所在地理位置示意图

这是我国传说时代三大部落的地理位置示意图。在龙山文化后期，即原始社会末期，中国历史进入传说时代，即历史学上的“军事民主制”时期。“黄帝”、“炎帝”和“蚩尤”是这个时期三大部落的首领。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最早居住在陕西的姬水流域和姜水流域一带，也就是今天的陕北南部和宝鸡地区。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联合起来打败了南方的蚩尤部落，“黄帝”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也成为了华夏民族从蒙昧跨入文明的象征。

二 礼仪之邦的形成——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

西周是中国早期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其政治制度、经济形态尤其是伦理精神以及青铜铸造技术，展示了中华民族迅速成长的历程。陕西是西周的国都，地上地下丰富的文物资源，反映出当时的文明状况。我们这里向您展示的周不仅仅是西周王朝的文明，而且展示了周从一个弱小民族发展到诸侯国，继而取代商王朝建立起强大西周政权的发展历程。

周民族、周方国和周王朝的整个发展过程，在时间上分别与夏、商、周同期。周族的祖先后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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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夏代的第一个统治者“启”是同时期的人。 （一）周族的兴起 1、周人起源

周人的始祖是夏朝的农官，被称为后稷，原名“弃”，意思是“被抛弃的孩子”。据《史记·周本纪》记载，黄帝的曾孙帝喾（ku）有一位妃子叫姜嫄。一天姜嫄在野外因踩踏上巨人的脚印而生下一个男孩儿，她害怕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会给自己带来灾难，所以就想把他抛弃掉。可是接连抛弃了几次，这个孩子都大难不死，姜嫄认为有神灵在保佑，便决定把他抚养成人。

相传弃很小就显露出农耕的天赋，长大以后为农业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舜帝为表彰他，将弃封在邰地（现在陕西武功一带）。邰地接近姬水，周族便以“姬”为姓。周立国前的十五代祖先中，除后稷外，第四代公刘和第十三代古公亶父都对农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说明周是一个擅长农耕的民族，也可以说正是周奠定了中国古代“以农为本”的基本国策。 （1）石器一组（凿、锛、铲、刀等，郑家坡出土）

周族早期的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这时的石器加工更加精细，分工也更加明确。这里陈列的石凿、石铲和石刀等石器的样式一直沿用至今。 （2）陶纺轮、石纺轮（郑家坡出）

这组纺轮有陶制和石制两种。当时的纺织技术已有了较大进步，从纺轮的制作工艺可以反映出当时的纺织业的发展水平。 （3）陶鬲

鬲是一种炊煮器，类似于现在煮饭烧水的锅，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因为它三足中空，形似口袋，并且连在一起，因而被称为连裆袋足鬲。 （4）卜骨

卜骨是人们用来占卜的工具。当时人们认为天上的神灵主宰着人间的一切，死去的祖先甚至山川河岳都能给人们降福或者降祸，因此在行大事之前都要进行占卜。人们认为龟和牛羊都是有灵性的动物，可以预示天的旨意，因此多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占卜由专职的贞人负责，方法是先由贞人将所问之事向神灵祷告，然后用艾草捻成绒条，点燃后在事先凿好圆坑的卜骨背面灼烧，骨头受热以后就会出现裂纹，贞人根据裂纹的粗细、长短、方向和曲直等来判断事情的吉凶，最后将占卜的时间、所问事项和结果等都刻在卜骨上，于是就形成了中国最早的成型文字——甲骨文。甲骨文在商代已经成熟，西周运用也很普遍，为我们了解商时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5）铜甗（yǎn）、 铜鼎（尚家坡出）

甗是蒸饭的器皿，类似于现在的蒸锅，最初是陶制，后发展为青铜制造。甗在商代早期就已出现，一直沿用到战国后。甗有方圆之分，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半部为甑，下半部是鬲。甑是蒸煮器，用来盛放所蒸之物；鬲的三足中空用来装水，甑鬲之间放置有带孔的铜箅。甗早期为上下合体，后期变为上下分体铸造，使用时可分可合更为实用。

鼎是青铜器中最常见的器物，早期为炊煮器，类似我们现在煮肉的锅。后来随着礼乐制度的不断发展，鼎逐渐演变为一种礼器，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鼎最初也是陶制，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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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后来多为青铜制造。鼎分为三足的圆鼎和四足的方鼎。圆鼎较为多见，现在常说的“三足鼎立”就反映出它的造型特点。这件圆鼎造型简单，立耳，三尖锥形足，仅在口沿下有三道简单的弦纹，器壁较薄，是早期青铜器的典型代表。

辅助展品说明： A先周世系表

弃（后稷）——不喾（ku）——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YU——公非——高圉——亚圉（yu）——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太王）——季历（王季、公季）——昌（西伯、文王）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从弃到周武王建立西周王朝之前，周经历了十五代。夏初开始，周就活动在夏王朝的西部，夏末政权出现混乱时，周的第二代祖不喾率部族迁移到戎狄地区与他们杂居。商朝初年，公刘为振兴农业，率族人迁到豳地（现陕西旬邑县西），改进生产工具和武器，为周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商代中期，周发展成为商西部的大邦。至第十三代祖古公亶父时，周人迁至周原，在这里周人进一步发展农业，兴建城邑，设立官制，建立起国家的雏形，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之后古公亶父年幼的儿子季历继位，被商王朝封为“牧师”，就是商王朝在西方的方伯之国。季历死后，他的儿子昌继位，史称周文王。文王政治开明，广纳贤才，并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文王晚期，周人势力已经是东达江淮、南及江汉、西南入巴蜀，大有“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势。这些都为其灭商和建立强大的西周王朝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2、周原立国

公元前十二世纪，周族第十三代祖古公亶父时期，周人居住的豳地经常受到戎狄的侵扰。古公亶父便率部南迁至今天岐山一带，在那里定居下来。岐山位于渭水之北，土地肥沃，适合种植和狩猎，加之歧山山脉又是阻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天然屏障，所以周人在这里不断繁衍壮大。周人定居在这里以后，这一地区就被称为“周原”。周人在周原居住了七十八年，共经历太王、季王和文王三代，因此这里出土了大量建筑材料、甲骨、青铜器还发现了宫殿基址群，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周方国的繁荣景象。 （1）三足瓮（扶风）

1985年4月扶风县出土，通高68厘米。平沿，大口微潋，腹部呈桶形，三个乳状袋足。此瓮除口沿部分外，通体装饰有细绳纹。瓮是用泥条盘筑法制成，三足与瓮身是分开制作拼接而成的。说明在这一时期，泥条盘筑法仍是制作陶器的主要方法。这件瓮是储藏粮食或盛放其它物品的容器。 （2）空心砖

1976年在歧山凤雏村发现了一组大型的西周建筑基址，同时在扶风县召陈村也发现了大型的西周建筑基址群，这里是当年周人的活动范围。两处建筑基址中出土了大量建筑材料，空心砖就是其中的一种。空心砖不但可以减轻自重、省工省料、容易烧制，还可以起到隔音保暖的作用。早期多用作台阶的踏步，后来逐渐被广泛运用。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空心砖，为研究西周陶制建筑材料增添了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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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筒瓦、板瓦

周方国时期关中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人们在修建房屋时为了泄水方便，多把屋顶修成“人”字坡或四面坡。由于这样的屋顶坡度较大，为防止瓦下滑，人们就在瓦上加了瓦钉，将瓦钉插入屋顶的泥中固定，就不会下滑了。周原的召陈宫和凤雏宫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瓦。当时的瓦有筒瓦和板瓦之分，板瓦用做仰瓦，筒瓦为覆瓦，来覆盖两瓦之间的垅缝。凤雏宫和召陈宫遗址分别是西周早期和中晚期的建筑遗存，凤雏宫遗址中发现的瓦数量相对较少，说明在周初期用瓦还不普遍，制瓦业也处在初级阶段。召陈宫遗址中出土瓦的数量大、种类多，到了周晚期，瓦变小、变薄，烧制火候更高，逐渐向规范化发展。 （4）拐头水管

从周原发掘的西周建筑基址中可以发现，西周时期人们已经开始使用陶制水管和开挖水沟的方法来排放污水。陶制水管被做成一头大一头小的形状，便于套接使用。召陈村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件带格箅的灰陶筒状水管，它装在一排水管的第一节进水口处，用于过滤水中的杂物。陶水管多为直管，带拐头的水管比较少见。水沟分为明暗两种。明水沟在地表就可以看到，暗水道则利用筒瓦或石块覆盖在水沟上，再覆土，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地下阴沟。

辅助展品说明： A 商代疆域图

商是起源于东方的民族,从公元前1600年至前1046年。商代疆域东到大海，西达陕西西部，东北到辽宁，南到长江以南，控制范围远远大于夏朝。 B 召陈宫遗址复原图

召陈宫遗址于1976年发现于扶风县召陈村，以地名命名，是一个大型的西周建筑基址群。歧山凤雏村也发现了一组大型西周建筑基址，称为凤雏宫遗址。召陈宫遗址属于高台建筑，台基由夯土筑成。截至目前为止，已发掘了6375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砖瓦以及下水管道等建筑材料。

召陈宫遗址发掘具有深远意义：1、它对研究西周时期的宫室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此前关于西周时期的宫室制度文献记载多有不同，学者们也各执己说，这两处西周建筑基址的发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2、填补了我国建筑史上的空白。此前人们普遍认为我国成组建筑群始于秦汉，而召陈宫遗址说明早在西周时期我国群体建筑已基本成熟，同时为研究西周的建筑技术以及建筑材料提供了实物资料。 3、 周的四邻

在周不断发展过程中，周的左邻右舍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面貌。公元前16世纪，商族灭夏，在中原立国，势力范围达泾渭地区。古公亶父在周原立国，商退守关中东部，但周仍臣属商王朝称为“周方伯”；周北邻是游牧民族鬼方；南邻汉水流域是巴方蜀方文化，同时还有井方、羌方等，这些方国不断斗争，文化也在不断地融合，使陕西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1）陕西商文化

周的东部是商，商早期十分强大，势力曾达陕西泾渭地区。商文化在当时比较发达，对周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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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很大，西周很多青铜器都显示出商晚期特有的凝重、夸张的神秘色彩。 ②饕餮纹鼎

1977年出土于陕西礼泉县，商代晚期器物。此鼎造型古朴、两立耳为曲槽形，鼎口有加厚的宽沿，鼎腹饰变形饕餮（tāo tèi）纹。饕餮之名源于《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铸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可见它是因为吃人哽咽，变成了有头无身的怪物。有人认为我们的祖先把饕餮的形象铸到器物之上，是为了告戒子孙不要贪吃、暴饮暴食。现代汉语中“饕餮大餐”、“饕餮盛宴”等词都是由此而来。 ③凤柱斝（jiǎ）

斝是古代的一种温酒器，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初期。凤柱斝于1973年出土于歧山贺家村，因两个立柱上各铸有一只高冠凤鸟而得名。凤鸟是商周青铜器上常见的装饰题材，表现手法变换多样，平面纹样的较为多见，但这件斝上的凤鸟为立体造型，极为罕见。凤柱斝的三足为菱形，腹侧铸有一只兽形柄，整体造型大方稳重，呈现出一种祥瑞之气。 ④透雕羽纹戈

古代青铜兵器分为两大类：进攻性兵器和防御性兵器，戈是商周时期最常用的一种进攻性兵器，古称勾兵，是用来钩杀的兵器。这件戈中间部分采用透雕，锋部卷起，显然不是实用器。已发现的商周青铜戈中，部分戈锋都有卷起现象，这是一种刻意行为，有学者认为这与当时的宗教信仰有关。这件戈特点鲜明，戈援呈三角形，是陕南汉中早期蜀文化的典型造型，但其装饰的羽状纹样却多见于北方地区，因此这件器物应该是北方文化与汉中盆地早期蜀文化融合的产物。 辅助展品说明：

陕西商代遗址文化分布图

商族早在五帝时期就活动于黄河流域，商朝建立后不断扩大势力范围，成为“邦畿千里”、“肇域彼四海”的大国，商文化也随着领土的扩大而不断扩大其影响范围。商文化的中心在河南，陕西中部有西安老牛坡、扶风白家窑和华县南沙村等地的商文化遗存，陕北清涧李家崖商文化遗存，陕南城固商文化遗存，这些都显示出了商文化的影响力。 （2）陕北鬼方文化

鬼方文化是一种草原文化，为周的北邻，主要分布在陕西和山西的北部，最远到达内蒙古的伊靳霍落齐。鬼方部族是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因此多以动物为表现题材。殷商时鬼方的势力相当强大，自契到汤的六次迁都，都与鬼方的逼迫有关。王国维等学者认为，鬼方在西周时称猃狁，到汉代称匈奴，也就是说，鬼方是匈奴的祖先。 ①马头刀、蛇首匕

1965年陕北绥德出土的商代晚期器物，都带有典型的游牧民族文化特征。匕是商周时期比较少见的短兵器，可以刺，也可以用来劈砍，类似于早期的短剑。这件匕首扁长而且很薄，中间有脊，剑锋呈圆形无尖。它的杀伤力较小，可能是餐具或者生活用品。匕柄为蛇头形，蛇头吻部突出夸张，蛇嘴呈半开合状态，蛇双目以圆孔表现，看上去深邃阴森。整体形象生动逼真，是青铜匕中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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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头刀造型上宽下窄，刀身弯曲似弓，刀柄为马头形。双耳耸立成环形，双耳透空，形态夸张。马口微张，下颌有一半圆形环。马耳及马头下的半圆形环均可穿绳，便于携带。用马头、羊头或蛇头等动物作为刀剑的柄首，是鬼方文化喜欢使用的装饰题材。 ②羊首勺

1977年陕北清涧解家沟出土。勺是古代挹酒器，一般和酒器配套使用。这把羊首勺柄端是羊头形状，羊角大而向下弯曲。羊的双眼圆睁，张着嘴，像在嘶鸣。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勺柄上铸造了一只老虎和一只小山羊。老虎大嘴箕张，虎尾拖地卷翘，虎脊突出，身体微向后坐，呈现欲扑之状。而小山羊小尾后竖，双耳直立，努力向前奔跑，惊恐之态跃然器上，生动的体现了自然界弱肉强食的生活情景。这件制作精美，独具匠心的羊首勺是少见的青铜瑰宝。 ③饕餮纹斗

斗在古代也是挹酒器，造型与用途和勺相似，流行于商周时期，常与觥，方彝等大中型盛酒器伴随出土。

（3）陕西巴文化

巴族是我国古代西南及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巴人起源于湖北西南部，后来活动于川东、鄂西北等地。时代大致从商后期到战国晚期。春秋时期，巴国与楚国有较多交往，甚至还曾一度成为楚国的威胁。

陕西境内的巴文化主要分布在陕南汉水流域，文化特征与关中一带有明显差异。 ①饕餮纹单柱爵

1972年出土于歧山京当乡。平底，颈细长，下有三刀形锥足，上有单柱。腹部有一扁形扳手，颈部和腹部装饰有单线条组成的饕餮纹，商代早期的典型器物。爵是盛行于商周时期的一种饮酒器，其腹部一般为圆形或方形，前有流后有尾，一侧有扳手。器口上有一柱或两柱，也有无柱的，下有三个尖足。爵是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广泛用于祭祀和宴飨。出土的爵当中，少数底有被烧过的痕迹，因此推测，爵也可用来温酒。 ②三羊尊

这件三羊尊为圆形，肩部等距离铸有三个羊头。羊首作为青铜器的装饰在商周时期较为流行，尤其是在商代中晚期最为多见。羊，古时有吉祥的寓意。这件尊上所饰的三只羊首，似乎与“三羊开泰”有关，应为岁首称颂之语，取新年伊始、万物复苏之意。 ③四足鬲

1981年出土于陕西城固县，商代中期器皿。它纹饰清晰，铸造精美，最为独特的是它铸有四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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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足鬲是目前全国已知的孤品，四足上各有一变形饕餮纹，饕餮的眼睛采用高浮雕手法，装饰效果极强。青铜鬲是在陶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最初出现于商代早期，西周中期以后极为盛行。 ④面具若干

1976年出土于陕西城固县，分人面具和兽面具两种。人面具是仿人面制成，五官透雕有孔，制作精致，形象逼真。兽面具形似牛面，牛角粗大上翘，凶猛威武。关于面具的用途，民间的说法是：覆盖在死者面部，灵魂能够升天；祭祀时佩带可以与神对话，是沟通神和人的法器；娱乐时佩戴可以忘我。至今有些民族还有佩戴面具的习俗，不过种类更丰富，材质更轻便。 ⑤长胡四穿戈

周王朝建立之后,为了扩大统治范围,不断对外作战,正所谓“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祭祀是祈求神灵的保佑，而战争是为了掠夺疆土和奴隶。因此这一时期的兵器也相应增多。戈是早期最重要的一种格斗兵器。用于横击、钩杀和搏击。我们现在很多与古代战争有关的成语如“兵戈相见”，“反戈一击”等都与戈有关 。

戈的不同部位在古代有不同的称呼，据《考工记·冶氏》记载：“戈广二寸，内备之，胡三之，援四之”，“内”同“纳”是戈头后部插入长柄(柲)的部分，“内”上有穿绳缚柲用的孔，称为“穿”。“援”是戈长条形锋刃的部分。为防止钩杀时戈头脱落，又常在援、内之间设“阑”，并在援下近“阑”处下延成“胡”,胡上也有“穿”。通过穿可以用绳索将戈更好的固定在柄上。并不是所有的戈都有胡，商代就盛行无胡戈。我们眼前的这一件戈的胡部较长，胡上有四个穿，因而称为长胡四穿戈。长胡戈是有胡戈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种新颖形制。 ⑥人面纹斧

1964年出土于陕西省城固县。斧刃呈半圆形宽边，上卷至器身一半处，在斧面上铸有人面，眉眼分明。把人面铸造在兵器上极为少见，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 ⑦蛙纹钺

钺是由斧发展而来、用于砍杀的兵器。青铜钺初见于夏代晚期，一直沿用到战国。和其它兵器不同的是，它还是权利和威仪的象征，常用于祭祀和仪仗等活动。

1979年出土于陕西洋县。纹饰极为独特，中心部位镂空雕刻一青蛙形象，青蛙四肢张开作匍匐状。蛙是水边生活的动物，关中地区并不多见，应是多雨和水资源丰富地区常见的表现题材。这件钺保存完好，未见使用痕迹，中央又采用镂空雕刻，专家推测这件钺不是实用兵器而是仪仗用品。

⑧透顶泡、尖顶泡

尖顶泡和透顶泡的边沿处有孔，从孔的位置来看，应该是通过一定方法将其固定或穿系在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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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上。这些铜泡很可能是车马、盾饰或甲胄等物上的装饰品。

（二）西周王朝的建立

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这一天，周武王的军队在牧野与商军决战，纣王军队临阵倒戈，杀向昏庸暴虐的商纣王，商纣王见大势已去，自焚于鹿台。从此，西周王朝正式建立。从这一年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历史上称为西周。西周王朝建立以后，实行分封制，并以礼乐制度和宗法制度为核心，进一步完善国家制度，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式国家理念的构建。 辅助展品说明： A 西周世系表

武王（姬发）——成王（姬诵）——康王（姬钊）——昭王（姬瑕）——穆王（姬满）——恭王（姬YI扈）——懿王（姬JIAN）——孝王（姬辟方）——夷王（姬XIE）——厉王（姬胡）——共和时期——宣王（姬静）——幽王（姬宫涅）

西周王朝建立以后，实行了一系列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制度。成康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成为奴隶制社会的强盛时期。昭穆两代开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西周王朝的统治力量渐渐削弱，奴隶制度也不断遭到破坏，走向衰落。周厉王（前877-前841年）时期，爆发了“国人暴动”，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群众暴动。之后召公、 周公临时主持政务，号称“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前841年）是我国现存史料中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共和十四年，厉王死，其子周宣王即位，此时局势虽已稳定，但各种矛盾没有从根本上缓和。公元前771年诸侯叛乱，周幽王被杀死于骊山下，西周灭亡。西周王朝从前1046年武王伐商至前771年幽王被杀，共历十二王，276年。 B 西周疆域图

西周的疆域比夏商两代有所扩大，直接控制的地区包括今天的山东、河南大部分地区、河北、山西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部、江苏、湖北、安徽北部等地区。 1、建都丰镐

公元前十二世纪，周文王在沣河营建丰京，实现了政治中心东移的目的。武王灭商后，又在沣河东岸营建镐京。丰京是宗庙和苑囿的所在，镐京是周王居住和理政的中心。丰镐二京是西周王朝的都城，也是西安地区出现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治中心。西周王朝近300年的统治期间，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达到我国奴隶社会的顶峰。 （1）白壶

壶是古代的盛酒器，从商一直沿用到汉，器形多变化，有圆形壶、扁形壶、方形壶等。春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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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壶也用来盛水作为盥洗之器使用。 （2）孟簋

孟簋一组三件，以做器主人命名。三件同坑出土，形制、纹饰、铭文完全相同，大小略有差异。器物内底各铸铭文40个字，大意是说器物主人“孟”的父亲和毛公、遣仲去征讨无需，并立功受赏。在受赏赐时孟的父亲已经去世，由其子也就是孟代父领赏，后来孟铸造这件器物来纪念这件事。簋是青铜器中常与鼎组合使用的重要礼器，初期为实用器，用于盛饭，相当于现在的碗，后来演变为礼器。

学者们认为，孟簋铭文中的毛公与《穆天子传》的毛班应该是同一人，而遣仲则是虢城公，为西虢之君，毛班与遣仲都是周穆王时期的执政大臣。加之这组簋的造型、纹饰和字体都是西周中期流行的式样，因此孟簋应该是西周中期穆王时铸造的青铜器。 （3）伯庸父盉

这件伯庸父盉为西周晚期器物，形似分档鬲，长流顶端铸有一兽头，扳手也为兽首，盖内壁铸有铭文三行十六个字，说明伯庸父为制器主人名，器物以此为名。

盉是盛酒器，类似于现在的壶，用于调节酒与水以节制浓淡。盉作为青铜器中一种重要的器类，在商代早期就已经出现，盛行于商代晚期和西周并一直沿用到战国时期。 （4）伯百父盘

盘是一种盛水器，一般与匜配套使用。商周宴飨时要用手拿食物，为了表示卫生和虔诚，宴前后都要行沃盥之礼。盥洗时一人用匜注水，另有人在下用盘接水，奴隶主贵族就用流水洗手，非常讲究。

此盘底有铭文两行八个字，其中伯百父为此盘的主人名。 (5)陶瓿

瓿是古代一种盛水、盛酒或酱的器具，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形制。

辅助展品说明： A 丰镐遗址图

丰镐遗址是我国现有的古代都城遗址中较大的一处，位于西安市西南12公里的沣河两岸。丰京得名于沣水，位于沣河西岸，镐京得名于镐水，位于沣河东岸，两京隔沣河相望，一桥相通。丰镐遗址总面积近10平方公里。此地发现大量西周墓葬及车马坑、牛坑等约400座，小型居址20座。出土了大批铸造精良的青铜器，以及石器、陶器、原始瓷器、玉石饰件等文物。 B 长安区张家坡窖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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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区张家坡位于沣河西岸，地处丰镐遗址内。这里发掘了近四百座西周墓葬、十余座车马坑，出土了大量随葬品。1961年还发现了一个青铜器窖藏，共出土青铜器53件，其中32件有铭文，种类有簋、壶、盘、盉等多种器形，这就是青铜器窖藏的照片。 2、方国与采邑

西周王朝建立以后，推行了一系列巩固新政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实行分封制。分封制是将土地和人民分给诸侯，即“授民授疆土”。被分封的诸侯有同姓诸侯王也有异姓诸侯王，方国就是他们拥有的诸侯国。采邑是指诸侯国里卿大夫的封地，他们被诸侯分封并占有自己的领地，封地的税收作为卿大夫的俸禄。卿大夫在采邑内享有统治权利的同时也对诸侯承担义务。 （1）伯zhong饮壶

饮壶不是壶，是饮酒的杯子，多为方形。因器内有铭文自名为“饮壶”而自成一类。这件伯zhong饮壶1975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西周墓葬中，作器者为伯zhong，壶底铸有铭文5个字，自名为“饮壶”，是西周穆王时期的器物。此壶设计独特，别具匠心，壶身两侧有象鼻形双耳，壶身中央装饰有一圈两两相对的凤鸟纹。整个器物看起来既典雅又充满灵动之态。

从同墓葬出土的鼎、卣等器物上的铭文可知，伯zhong是西周时一位重要的军事将领。 （2）此鼎此簋

1975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董家村窖藏，这座窖藏一次出土了37件青铜器，其中“此”器11件。“此”为器主名，11件此器中有此鼎3件、此簋8件。同类器物的形制、纹饰、铭文完全相同，仅大小略有差别。每件器物内壁都铸有铭文112个字，是记载西周册命制度最完整的文字之一。

册命制度是当时周王册命官职和赏赐臣下的重要制度，这种制度起于成康，穆公时期发展完善。这组此器的铭文中有具体的人名和官职名，对研究西周册命制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3）YU鼎

1972年陕西眉县出土，国宝级文物。鼎高77厘米，重78.5千克。这件鼎造型厚重，口沿下饰浮雕饕餮。鼎的内壁铸有铭文四行二十八个字，意思是说某年八月，王姜把原来赐给师栌的三亩土地收回，连同待收的庄稼转赐给yu，yu做鼎以纪念这件事。铭文中记载的王姜是康王的后妃，yu又称史yu，是康王时期的一员大将，曾奉王命征讨东夷，为周王室立下汗马功劳。

王妃可以把赐给臣下的土地收回并转赐给其他人，表明西周时期奴隶主土地所有制的特点。同时通过铭文可知这件鼎为康王时期铸造，从而成为西周青铜器断代的又一件标准器，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4）周生豆

1978年出土于陕西宝鸡春秋墓葬中，但是西周中晚期豆的标准器形。之所以称为“周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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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盘内底铸有铭文“周生乍（作）（尊）豆，用享于宗室”，周生为做器主人名。

豆是古代一种盛食器，类似于现在的高足盘。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早期为陶制，商代出现青铜豆。随着礼乐制度的发展，豆逐渐演变为祭祀中不可缺少的礼器之一，在祭祀和宴飨时用来盛放腌菜或肉酱等调味品。豆使用时以偶数出现，其数量多少代表使用者身份的尊卑。古人有“无豆不成礼”之说，可见其在礼器之中的重要地位。 （5）日己方彝

西周中期的酒器。“日己”是做器者父亲的名字。日己方彝造型精美，纹饰繁密。整体呈方形，器上带盖，盖上有钮，器身和盖的死角都有镂空的棱脊，器盖边沿和器身下角都装饰有长尾小鸟。整体纹饰采用了浮雕手法，增强了神秘色彩。

器盖和内底各铸有铭文18个字，意思是说为了祭祀亡父“日己”而铸造了这件器物，以保佑子孙们平安。 （6）yu季卣

卣是古代一种盛酒器，流行于商和西周，类似于壶，有提梁，所以也称提梁卣。

此卣造型极为奇特，器身为椭圆形，侈口，中部收缩，下腹倾垂外鼓。腹身两侧各有一浮雕兽头，兽头双目圆睁，额角上卷。颈部有两环耳衔接提梁，环耳外侧各有一兽头。盖上有方形握手，器下有四个扁形虎足，微向内敛。器身内壁和盖上各有相同铭文两行六个字“YU季乍（做）宝旅彝”，得知器主名叫YU季。这件卣是西周中期的代表作品。

3、礼制和刑罚

西周是礼乐文明发展的鼎盛时期，礼乐制度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西周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巩固其统治以及加强对分封诸侯的控制，周武王之弟周公姬旦制礼作乐。周礼的内容非常复杂，号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核心内容是“亲亲”和“尊尊”，前者强调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上的和谐，后者强调社会等级现实基础上的秩序，就是说要根据政治地位的高低制定不同规格的礼仪。

礼刑并用是西周时期法律制度的重要特征。周时的五大刑法分别是墨、劓、刖、宫和大辟。墨刑是在犯人脸上刺字、劓刑是割鼻、刖刑是砍断犯人的一足或双足、宫刑是破坏生殖、大辟是杀头。刑罚主要用来惩治奴隶和平民，贵族犯法，交纳一定数量的罚金就可以免刑。形成了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等级制度。礼制的实行是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刑罚则是用来调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 （1）散伯车父鼎、簋

鼎最初是煮肉的锅，簋是盛放熟食的碗，但随着西周礼乐制度的不断完善，它们逐渐演变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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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礼器，成为“明尊卑、别上下”的标志。鼎和簋在使用时还有严格规定，以奇偶数相配，按大小依次排列，来代表主人的身份和等级。《周礼》中记载“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这就是西周的列鼎列簋制度。如果僭越，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散伯车父鼎和散车父簋于1960年出土于扶风县召陈村窖藏中，一次出土鼎、簋各四件。鼎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相同，大小相次。四簋本应与五鼎相配，在第二件和第三件鼎之间应还有一件，可能埋藏时就已丢失。它们的主人应该是卿大夫一级的贵族。 （2）柞钟

这组编钟共有八件，纹饰基本相同，大小依次递减，是现存西周个数最多的一组编钟。单独悬挂敲击的钟称为“特钟”，大小依次排列的钟称为“编钟”。柞为铸钟主人名，所以这组编钟称为柞钟。

钟的转角两处称为鼓部，其上都铸有铭文，前四件钟各铸一篇铭文，后四件合铸一篇铭文，内容相同。铭文大意是说柞在三年四月甲寅这一天受到周王的册命和赏赐，感到非常荣幸，因此铸钟纪念。演奏时敲击中间和转角两处，中间敲出的音称为隧音，两角敲出的为鼓音，两个音相差大三度或小三度。钟的内壁还有调音高的调音槽。古代音律为宫、觞、角、觯、羽，分别是1、2、3、5、6，没有4和7这两个半音，战国时编钟的音阶就已七音俱全了。这组编钟的音域已达到了三个八度。

乐器作为青铜礼器的一部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谓“礼非乐不履”，就是说没有音乐的配合，礼就难以体现出来。达官贵人们就连平时吃饭也要列鼎而食，鸣钟佐餐，“钟鸣鼎食”形容的就是这种奢华场面。钟也就成为祭祀和宴飨时必不可少的重要礼器。 （3）五祀卫鼎

亦为陕西岐山县董家村窖藏出土，属国宝级文物。鼎造型简单、大方，内壁铸有铭文19行共207个字，讲述了西周中期一件土地交易事件。大意是说西周共王五年的正月，一个叫裘卫的人想与他的邻居邦君厉交换土地，于是他把这件事报告给刑伯、伯邑父、定伯等大臣。经过询问，邦君厉表示同意并立下誓言，大臣便命令三有司（司徒、司马、司空）以及内吏实地勘察、划定地界并办理了手续。这篇铭文反映出，西周中期部分土地实际已属私有，但土地的转让、交换和买卖，仍需通过王朝重臣。同时这篇铭文中有确切纪年，因此五祀卫鼎是判断西周中期青铜器的标准器，非常珍贵。

（5）它盘、它盉

盘底及盉盖内铸有做器者的名字“它”，因而称为它盘、它盉。

它盘造型简洁，平沿，高附耳。盘内底有一“它”字。盘底铸有四个受过刖刑的男子形象，男子双手放在膝上，裸身、跪坐、肩上扛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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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盉为扁圆形，盉顶上铸有一双目炯炯、双翅微张的卧鸟，盉前有一长颈兽头为流，后有回首顾盼的龙为扳手。盘与盉经常配套使用，为商周时宴前饭后举行沃盥之礼时的水器，与盘、匜用途相同。盉用来注水，盘用于承接洗过的废水。

4、战争与交往

西周王朝建立之后，为了扩大统治范围，不断对外作战，所谓：“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西周王朝的军队分为中央常备军和地方诸侯军两部分，中央军经常驻守于京城镐京周围，诸侯军散布于各地封国之内。每当发生大规模的军事战争，诸侯军都要率部随中央军作战。当时的作战方式主要是车战。徒兵，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步兵，在战场上只起辅助性作用。 (1)

铜戟

戟是将戈和矛结合在一起的进攻性长兵器，呈“十”字或“卜”字形，具有钩、啄、刺、割等多种用途，杀伤力极强。戟在商代就已出现，春秋时，已成为常用兵器之一。汉代，戟除实战外，还被置于门前和居室，以显示主人的身份。唐代列戟已经成为身份和等级的重要标志了。 （2）銎（qiong）内戈

戈是用于勾、啄的一种格斗兵器，由戈头和柲组成，为了使戈头和柲结合得更牢固，当时有三种不同方式的装柲戈头，即銎内、曲内和直内戈头。銎内戈的制造方法比曲内戈和直内戈复杂，把“内”部铸成圆套，并将柄的上端穿入銎中，此种安装方法可以避免戈头的松动和戈援后陷。 （4）多友鼎

1980年陕西长安斗门镇西周窖藏出土，高51.5厘米，口径50厘米，重35公斤。多友鼎是建国以来在陕西地区出土铭文数量最多的鼎，共279个字。铭文记载了周厉王时期与猃狁之间一场鲜为人知的战争：某年十月，猃狁侵犯京师，武王令多友率兵向西追击，战争的结果是多友大获全胜，共杀死敌人356人，俘虏28人，缴获战车127辆，收复了大片土地。战争结束后周王赏赐给多友青铜一百多钧（一钧为30斤），多友用其中一部分作了这件鼎，并记下这场值得自豪的战争。

（5）li方尊

Li方尊是盛酒器，造型很有特色，体方口圆。两侧是象鼻形执手。口外以翘起的扉棱为中心，饰相背的龙纹。腹部中间饰圆涡纹，两边也是龙纹。所有的龙头上均有花形冠，装饰感非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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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周经济文化

西周时期的经济和文化都有较大的发展。农业方面，周王朝专设管理农业的官职，在“井田”设置了完整的灌溉和道路系统；农具有较大改进，出现了青铜制的耜、镰、锄、锹等新农具；农作物的种类和产量都很可观。以青铜器为主的手工业也有了新发展，当时有冶铸、陶瓷、制革、纺织、玉石和骨角制作等行业。手工业分工已很细致。 1、陶瓷、丝织品和制玉业

西周时期的制陶、制玉以及纺织等手工制造业分工更加细化，技术水平也比商代有了很大提高。

西周时人们在制陶业的基础上发明了原始瓷器，这是我国成熟瓷器出现前的产物，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传说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缫丝。甲骨文中不但有蚕，桑，丝，帛等象形字，还有祭祀蚕神的记载。西周初年，在周人旧都豳地种桑养蚕已极为普遍，周王还设立了相关官职负责纺织品的生产和征收。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不仅有栩栩如生的玉蚕，还出土有大量附有丝织物痕迹或绢丝片段的青铜器，说明这时的丝织品不仅用来穿着，也用来包裹器物。周原贺家村还出土了我国最早的染色丝绸，有白，黄，红等多种颜色，这些都说明西周时期关中养蚕及纺织业有了一定的发展。

西周玉器主要用于祭祀和装饰。其造型、纹饰和雕琢技术承袭了商代的作风，但更加简单夸张。形象生动写实，平面雕刻较多，圆雕较少，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艺术成就。

1974年到1981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宝鸡市郊的纸坊头、竹园沟和茹家庄发掘了二十七座西周墓葬，出土了数量众多、造型各异的青铜器、玉器和陶瓷器等，下面我们看到的多是从此地出土的器物。

（1）原始瓷罐

1981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市纸坊头村。原始瓷，以高岭土作原料，烧制温度约在1200度左右，胎质坚硬，扣击声音清脆，因其没有达到成熟瓷器的烧制水平，所以称为原始瓷。原始瓷的釉层薄厚不够均匀，且易剥落，但它是陶器向瓷器发展的重要过渡阶段。

原始瓷器在当时来说属于奢侈品，所以有其出土的墓葬一般规格都比较高。 （2）五孔玉璋

玉璋是古代重要礼器，常用于祭祀、丧葬、发兵等事件。这件玉璋1980年出土于陕西陇县西周遗址中，是迄今为止发现最大的一件玉璋，号称“玉璋王”。因其上面钻有五个圆孔，所以称为五孔玉璋，应是周王用来祭祀山岳的器物。 （3）玉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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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商周时期种桑养蚕已经较为普遍，所以在墓葬中玉雕蚕及蚕蛹也多有出土。这些蚕多采用圆雕技法，大小不一、体态各异、生动逼真。蚕口处多有圆孔，用于穿绳佩带。 （4）玉璧、玉琮

玉璧和玉琮是最早用于祭祀的玉器。祭祀时，“璧”不仅代表天，还象征太阳，父亲和男性；与之相对，琮在祭祀中则代表大地，还象征月亮，母亲和女性。 （5）青玉璇玑

璇玑是用来测天象的仪器。 (8)牛头蚌饰

1981年出土于宝鸡市竹园沟，线条简洁，刻画生动。简单的线条形象的勾画出牛的双角和五官，在牛头顶处有一个圆形穿孔，可以穿绳。牛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之一，是人们得力的劳动助手。古人还认为它可以通灵，占卜时也多用牛骨。牛在古代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9）丝绸印痕

这是丝绸腐烂于泥中留下的痕迹，1975年取自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在清理茹家庄西周墓葬时发现了墓主人衣物的部分丝绸织物都附着在黄土泥层上，这些为我们研究西周的纺织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辅助展品说明 西周玉礼器说明

西周是我国奴隶制发展到顶峰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礼制化的时代。西周的礼制曾被孔子作为典范来歌颂，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开创了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儒学，周礼可以用“吉、凶、宾、、嘉”五字来概括，在各项礼仪活动中无处不见用玉的痕迹。

大量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证明，西周是我国古代用玉制度初步完善和发展的时期，并最早赋予玉以道德内涵，对后世影响深远。 2、商品与交通

西周的手工业在商代手工业的基础上有了明显进步。我国第一部关于工业技术的专著《考工记》即成书于西周。当时的手工业门类除青铜冶铸外，陶瓷、纺织、制玉、舟车制造都有了一定的规模。从文献记载可知，周人对车制十分重视，车在周人的日常生活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车马器的大量出土说明西周交通畅达，除用于交通之外，车马还用于战争。随葬真车真马是西周贵族身份等级体现。 （1）铜车辕饰 （2）车軎、车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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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从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说明当时已经在车易磨损处使用了铜构件，反映了当时制车技术的发展。

车辖是古代战车上插在轴端孔内的零件，较为常见，但这件车辖纹饰十分独特。正面上部是一个人头，下部为一醒目的兽面，背面是一个作蛙伏状的人形，此人披发垂肩，身穿短裤，背上绘有一对似鹿的动物纹样，学者们推断这可能是纹身习俗的体现。 （3）铜马镳

马镳是马嚼两边的部件，由驾车人掌握，当车马向左或右时，方向全由马镳控制。 “分道扬镳”的成语即来源于此。 （4）各种贝币

贝壳由于具有一般等价物的特性，好携带，好分割，易于储存不易变质等因素，因而在物物交换之后成为流通货币。十个贝穿成一串称为“一朋”，朋是贝的基本计算单位，《诗经·小雅》中有“赐我百朋”的诗句。由于贝作为最早的货币存在过，因此我们现在和经济有关的字多由“贝”组成。如“财”、“贷”、“资”等等。

辅助展品说明 A 车马器构造示意图

中国古代的车马起初只有独辀，战国时才出现双辕，独辀车只少需驾两匹马，用轭靷式系驾法，以立乘为主；双辕车可以驾一匹马，采用胸带式系驾法，以乘坐为主。

考古资料和先秦文献中提到的战车和贵族出行之车，一般均是独辀车，这里再现的车马示意图也以独辀马车的构造为代表。 B 西周交通图

3、辉煌的青铜铸造业

中国古代从夏朝晚期开始，商、周至战国的1500年间，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非常兴盛，这一时期因而被称为青铜时代。

青铜器是指用铜、锡、铅的合金铸造的器物，是当时社会的一种进步。青铜与纯红铜比有三个显著优点：一是熔点低，300℃，省时省力；二是硬度高于纯铜，古人还根据需要加减锡、铜的比重，以铸出不同硬度的器物；三是加铅的铜液减少了气泡，使其在模范里流淌顺畅，更利于铸造出锐利的锋刃和精美细密的纹饰。

青铜器的种类非常丰富，大致可分为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生产工具和杂器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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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六国后，这种传统被发挥到了极致。青铜龙正是大一统的秦帝国巅峰时期的作品。 （5）战国铜镜

铜镜是古人用以照面的一种生活用品。其正面平滑光亮，可以照容，背面有多姿多彩的纹饰，所以它不仅是实用物品，也是一种珍贵的艺术品。

从考古资料来看，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铜镜距今约4000多年，但当时不一定有照面的作用。商代时才出现了具有照面功能的铜镜，但出土实物数量很少。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战国时期出现了大量铜镜，成为我国铜镜发展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期。这时的铜镜形制轻巧、线条流畅，大多为圆形，个别也有方形；镜身比较薄，一般不超过0.3厘米；镜面的直径一般在10厘米以上。镜背最常见的装饰花纹有花叶纹、蟠螭（pānchī）纹、宽带纹、连弧纹和变形蘷（kuí）纹等。

这组战国铜镜充分表现出当时铜镜的特征。 蟠螭纹镜体薄而轻巧，背面装饰有两两相对、互相缠绕在一起的三对蟠螭纹。四虺（huǐ）连弧纹镜的弧线繁腻，布局合理。四蘷纹镜的纹饰粗犷，四条夔龙龙体弓曲，怒目圆睁，充分展现了这个时期铜镜制作工艺的面貌。 （6）带钩

带钩就是腰带上的挂钩，类似于今天皮带上的卡扣。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在中原华夏族中，就已开始使用带钩。战国至秦汉时，王公贵族、社会名流都以佩戴带钩为一种时尚。魏晋南北朝以后，有铰具的革带和碟躞（die xiè）带出现了之后，带钩逐渐消失。

带钩除装在革带的顶端用以束腰外，还可以装在腰侧，用以佩刀、佩剑、佩镜、佩印或其它装饰品。它一般由钩、颈、体、钮四部分组成，多为青铜铸造，也有用金、银、玉、铁等材料制成的。式样有条形、棒形、琵琶形、飞雁形和兽形等等。因为在身体上佩戴的位置比较醒目，所以人们特别注重其表面装饰效果。当时还采用了鎏金、镶嵌、凿刻和彩绘等不同工艺，不同质地、不同颜色的材料结合起来，产生强烈的对比效果，增强了它的装饰性。

这里展出的一组带钩，制作精致、式样讲究，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 B.郑国渠灌区示意图

郑国渠是我国最早的大型水利设施之一。它西起泾阳，引泾水东流，至今三原县北，汇合浊水及石川河套，再引流向东，经今富平县，蒲城以南注入洛水，干渠全长300余里。

这条渠是韩国一名叫郑国的水工到秦国主持兴修的，故称“郑国渠”。战国时韩国畏惧秦国强大，想通过兴修水渠来消耗秦国的人力和物力，所谓“疲秦”之计。结果郑国渠反而为秦建立了万世之功，使关中地区“为沃土，无凶年”，秦国“富天下十倍”，成为当时最富庶的一个诸侯国。这些为秦横扫六国，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3.国君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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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自襄公“始国”，至秦二世“亡秦”，共传三十二代，历经563年。在此期间，秦人营筑了西垂、雍城、毕陌、芷阳和骊山这五大陵园。

西垂陵园：今甘肃礼县一带，埋葬着襄公和文公父子。

雍城陵园：位于凤翔县至宝鸡县的雍岭塬上，东西绵延30余里，埋葬着德公至出公等20位国君。 毕陌陵地：位于咸阳市东，有两座堆有大型封土的陵墓，学术界普遍认为，这应是秦襄王与秦武王的陵墓。

芷阳陵地：位于临潼区骊山西麓，史称东陵。陵内有昭襄王与唐太后的“芷陵”、孝文王与华阳太后的“寿陵”和庄襄王与帝太后的“阳陵”。

秦始皇陵位于芷阳陵区之东，南屏骊山，北临渭水，现在的封土堆仍像一座巍峨的山丘，显示了当时国力的强盛。

这些国君陵园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央集权和当时人们生死观念相结合的产物。 （1）金制饰件一组

秦国的黄金制造业在这个时期表现突出，不论是黄金饰品的数量还是制造工艺，都已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凤翔秦都雍城的马家庄宗庙遗址、秦公一号大墓和凤翔西战村战国墓藏中陆续出土了百余件金饰品，制作工艺十分精湛。这组金制饰件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金串珠小巧玲珑、精致典雅。鸭首形金带钩造型活泼，有较强装饰性。金啄木鸟的羽冠高高扬起，双翅平展，动态十足，腹下双足做成一个中空圆柱，可以插入别的器物，有可能是冠上的装饰物。金怪兽整体造型古朴粗放，也应是其它物品上的装饰品。

铸造金器的温度相当高，工艺技术复杂，所以制作金器比铜器或其它金属器的难度更大。从雍城出土金器的规范程度和造型风格上来看，这些金制饰品应是由秦国官府作坊制成，展示了秦国金银制造业的工艺水平。 （2）玉器若干

秦人在继承周人制造玉器的传统技术上，有所创新，逐步发展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秦式玉器”。展出的凤翔雍城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一组玉器，玉质细密坚实，造型独特，雕琢精湛，是典型的“秦式玉器”。

玉石鞋底的玉色以蓝赭为主，并杂以绿、黄之色。出土时放在棺盖之上，有可能是符节之器，象征着周天子授予诸侯征伐的权利。白玉戈是主人出行时所使用的仪仗性玉器，该玉戈是春秋晚期仅见的一例。龙纹玉璋和龙纹玉佩上的纹饰为细线阴刻，方折回转的变形龙纹极具特色。这组玉器的造型与纹饰均合理美观，线条潇洒流畅，充分反映出当时秦国玉器工艺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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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椁木

椁木属于葬具，这里的椁木出自凤翔雍城秦公一号大墓。大墓使用了《周礼》中记载的只有天子才能享用的“黄肠题凑”。所谓“黄肠题凑”是一种葬具形式：“黄”指呈黄色的柏木材质；“肠”指木材材心；“题”指每根椁木两端伸出的榫头；“凑”是指椁木的榫头在椁室南北两侧形成的长方形框式规范。这座墓葬中的“黄肠题凑”椁具是目前我国发现“黄肠题凑”的第一个实例，也是目前时代最早、等级最高、形制最大的葬具。 辅助展品:

A 秦公一号大墓模型（独立柜）

秦公一号大墓是目前我国经科学发掘勘探最大的一座先秦墓葬，位于陕西凤翔秦雍城。一号大墓为土圹木椁墓，整个平面呈“中”字形，有东西两条斜向下的墓道，墓道全长300米，墓室长60米，宽40米，深24.5米，整个面积达5334平方米。墓室中环绕墓壁有三层台阶，宽度从1.5米——6米不等。从墓道的一端望去，这座大墓就像一条幽深的大峡谷，正如《诗经·黄鸟》所记载“临其穴，惴惴其慄”。大墓中还发现了166具人殉和20俱人牲，这也是中国考古史上墓内发现人殉和人牲最多的墓葬。

此墓被盗掘情况较为严重，在发掘过程中共发现了247个盗墓洞口，但在这种情况下仍出土各类文物3500余件。大墓中出土的石磬残块上刻有“高阳有灵，龚桓是嗣”八个字，学者们据此推断墓主人应为秦国第十四代国君也就是秦龚公的嗣子秦景公。该墓的发掘为研究秦国的丧葬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秦国经济的发达、国力的雄厚以及奴隶劳役之苦。 （二）大一统国家的创立

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了韩、赵、魏、燕、楚、齐六国，结束了战国七雄混战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一个以咸阳为首都，东至大海，西至青藏高原，南至岭南，北至河套、辽东的大一统王朝。“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这首诗，描绘了秦王赢政一统天下的赫赫战功。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大动荡、大整合中应运而生。 1.帝都咸阳

咸阳是秦国的首都，从秦孝公12年（公元前350年）商鞅第二次变法将都城从栎阳迁至咸阳至秦朝灭亡，咸阳一直作为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历经八代君主，前后存在了143年。特别是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大建宫室，迁徙天下富豪十二万户居于咸阳。这时的咸阳已成为当时“天下辐辏”的中心。 （1）龙纹空心砖

出土于咸阳一号宫殿遗址。色泽青灰，质地坚实。表面装饰的龙纹相互缠绕，简洁明快。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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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始见于西周时期，主要用于宫殿 、官署和墓葬等建筑之中。

（3）秦始皇二十六年诏版

二十六年诏版也叫“秦量诏版”，青铜制，上边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度量衡时的诏书，版的四角有孔，用以钉在木质的量器上。这些铭文印刻在陶量上或铸在铜权上的，以表明为标准器。二十六年诏版历代都有发现，至今已发现约70件。诏版行款不尽一致，但均为40字：“廿（二十）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灋（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诏版字体多为标准的小篆，这也说明当时文字已经统一。 辅助展品：

A 秦咸阳位置示意图

秦都咸阳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建都前的地域仅是渭河北岸的咸阳塬。昭襄王之后，向南扩展，横渡渭水，逐渐成为跨越两岸的大都会。秦咸阳的大概范围包括了今西安市和咸阳市之间渭河两岸的广阔地域，即北起咸阳北坡的二道塬腹部，往南跨渭河，直至阿房宫所在的三桥镇，南到兴乐宫、闫新村秦宫一线，西至今咸阳市东北的塔儿坡、底张湾一带，东到今临潼兵马俑坑一带。 2.赫赫军威

商鞅在秦国变法中推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在军队中实施奖励军功和十二等爵制等政策。这些政策规定爵位是按照军功的大小授予的，官吏也是从有军功爵位的人中选出，即使是宗室人员，如没有军功不得列入公族薄籍。这样就为普通人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提供了一条很好的途径，所以秦军的作战能力在短时间内得到很大提高。 （1）秦“寺工”铜兵器

“寺工”为秦始皇时期设立的服务于宫廷的官署机构，主要职责是制造兵器、车马器及宫廷生活用铜器。带有“寺工”铭文的铜器目前已发现有40余件，其中大量是兵器，秦俑坑出土的铜戈、矛、戟、铍、镦等器上都有“寺工”铭文。

这里陈列的十七年“寺工”铜铍（pi）、十八年“寺工”铜铍、“寺工”铜矛均出自秦俑坑中。铜铍的形状好似短剑，由青铜铍头、长柄和柲三部分构成。战国时期这种兵器在战场上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其自身存在的弱点和战争环境的改变，铍逐渐销声匿迹。所以在秦俑坑中的铍出土之前，各地所发现的铍都被误冠以“剑”的名称。铜矛构造简单，由矛头和矛柄两部分组成，是一种用来直刺和扎挑的长柄武器，由于矛头锋利，所以刺杀效果优于戈和戟。冷兵器时代，矛一直是军队装备的主要兵器之一。 （2）杜虎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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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是我国古代调兵遣将的一种信物，一般分为左右两半，两半相合之后才可调兵遣将。“杜”是秦的杜县，在今西安长安区。这件虎符仅发现左半边。虎身上有工艺精湛的错金铭文9行共40个字，字体为圆转秀丽的悬针小篆。大意是说虎符分为左右两半，右半掌握在国君手里，左半由大将掌管，凡调配50人以上的兵力，必须有国君的命令，将兵符对合后，才能够调兵遣将。但如果遇到紧急的军事情况，点烽火就可以，不必再会符。虎符的应用充分说明了秦国军权的高度集中。我们现代汉语中的“符合”一词即来源于此。

与杜虎符相类似的虎符，早年发现的有“新郪虎符”和“阳陵虎符”，三者的明显区别在于杜虎符是“右在君”，而“新郪兵符”是“右在王”，“阳陵虎符”则是“右在皇帝”，反映出了它们不同的铸造年代。史料记载，秦代各王中称“君”者只有惠文君一人，而惠文君十三年称王，十四年更元，这一年是公元前324年。由此推知，杜虎符的铸造年代应是在秦惠文君称王之前的十二年内既公元前324至前311年之间。 （3）弩机

弩是在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兵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出现，春秋晚期用于战争中，至战国时已成为一种重要的远射兵器。

弩由弩臂、弩弓和弩机三部分组成。弩臂由坚木制成，木臂正面有一条放置箭的沟形矢道，它能够保证发射出的箭沿直线前进。弩弓一般用竹木制成，形似扁担。弩机安装在弩臂的后面，青铜制成，具有延时、贮力、瞄准、击发四合一的功能。弩机上的“牙”用于钩弦，“望山”用于瞄准，下面的板机叫“悬刀”。发射时，射手将悬刀一扳，牙会缩下，箭就被发射出去。也就是说，将箭装好后，射手就可以毫不费力的从容击发，不必再边拉弓边瞄准射箭，这也是弩和弓最大的不同之处。当时，弩机是一种很先进的武器，它射程远、杀伤力大、命中率高，是冷兵器时代，也就是火药没有出现之前，最具杀伤力的一种兵器。 （4）战袍武士俑

战袍武士俑属于秦代轻装步兵俑，1974年出土于秦兵马俑一号坑。这种俑身高均1.8米左右，个个体现出一种气宇轩昂、勇猛威武的精神面貌。根据他们手臂的不同姿势和身边出土的实用兵器可推断，他们手中原来都执有不同的武器。这些武士们装束简单轻捷，是秦代轻装部队。 （5）车士俑

秦俑坑中的战车上一般都有三名身着铠甲的武士，中间的人是专门驾车的御手俑，车士俑分在左右两侧，左侧叫车左俑，右侧叫车右俑。车士俑身披铠甲，手持兵器，其职责是与敌人格斗，同时保护御手的安全。 （6）跪射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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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射俑高1.2米左右，略高于真人蹲曲时的高度。这件俑身穿战袍，外披铠甲，右膝跪地，左腿弯曲，上体伸直，头略向左侧转，双手在身体的右侧作持弓状，发髻偏于左侧。脸部刻画细腻，缕缕发丝盘曲纠结，且根根可数，就连战袍的扎带、纽扣以及鞋底的针线，都刻画的十分逼真，栩栩如生。 (7)御手俑

御手俑专门负责驾驶车马。这件御手俑身披铠甲，胫缚护腿，足穿履。头发梳成圆形发髻，并戴长冠，冠上有带系结颌下，带尾垂于胸前。御手俑身穿的甲衣比较特殊，双臂的护甲长及手腕，手上还罩有护手甲，颈部也围有护甲，充分保护了御手的安全。这种甲衣迄今为止仅见于秦俑的发掘中。

2 翦灭六国

战国后期，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老百姓饱受苦难，社会大一统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具有强大实力的秦国，从公元前230年到前221年这十年间，先后兼并了韩、赵、魏、楚、燕、齐六个诸侯国，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的纷乱局面。从此“海内为郡县，法令由统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帝国。这对我国以后整个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2）巴蜀式矛

巴蜀式矛是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巴、蜀两族先民留下的富有地域特点的兵器。 巴蜀两族主要分布在四川境内,其时代约从商代后期至战国晚期，前后延续上千年。 （3）铜钲、錞于

铜钲和錞于都属于军旅打击乐器。从春秋到汉，鼓和钲都是作战时指挥军队进退的信号，鸣鼓代表进军，鸣钲代表退兵，成语“鸣金收兵”中的“金”就是指的钲。

这件铜钲出土于旬阳县城北，横截面为椭圆形，柄为八棱形，柄端装饰一圆雕伏虎。从春秋时起，钲的形制已基本定型，战国时只是在柄端等局部位置有一些细小的变化。钲与鼓一起被装在战车上同时使用。早期的钲装在鼓座上，钲柄中空，以便插于鼓座。但这种装在战车上可插钲的建鼓体量太大，影响作战，所以战国时改用鼙鼓，而鼙鼓是无座的，钲于是就失去凭籍，无处安插，只能握在手里敲打，钲柄也由空心变为实心。

淳于出土于咸阳秦建筑遗址，顶部有一虎形钮用于悬挂，以槌击而鸣，多用于战争时指挥部队进退，变换阵列等。 （4）“旬阳重七斤”铜锺 （5）燕王职剑

燕王职剑于1977年出土于陕北洛川的战国墓中。此剑剑身后部有铭文：“郾王职作武业剑”。“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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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燕”，由此可知，此剑是燕国的兵器，后传入秦国并随葬埋入墓中。 辅助展品： A 秦灭六国年表

战国后期，秦王嬴政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发动了对六国的逐一歼灭战争。公元前230年，秦首先灭掉了临近的韩国。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国。公元前225年灭魏国、公元前223年秦军灭楚、公元前222年，秦灭燕国。公元前221年，齐国不战而降。从此，诸侯割据称雄的战国时代结束了，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B 秦疆域图

秦王嬴政经过十年征伐,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后，他又继续南征北战，使秦的领地不断扩大，东南至今福建、广东一带；南部至今两广、越南东北部；西南至川西、云贵高原；西北越过洮水迄于陇西；北部达河套、阴山一带，为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奠定了坚实基础。 4.中央集权

秦统一全国后，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秦王嬴政首先确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并自称“始皇帝”，总揽国家一切军政大权，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政府。所有上自中央、下到郡县的主要官吏，都由皇帝任免，这些官吏领取朝廷俸禄，不得世袭。此外，秦始皇还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被史学家称之为“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位”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措施，使得中央集权制体制日趋完备，并被历代王朝沿袭和发展。 （1）高奴铜石（dan）权

权，是古代一种衡器，用途相当于天平上的砝码，有铜质、铁质和石质等。这件高奴铜石权呈半球形，是陕西出土的秦权中体积最大、文字最多的一件。秦昭王三年（公元前249年），这件石权被作为标准衡器发送到高奴（今陕西延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将此权调回校正，并加刻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以及“高奴石”三字重新发回高奴。秦二世元年又将此权收回重刻二世元年诏文，诏书内容显示了秦对度量衡政策上的延续性。“石”为古代的重量单位，秦制一石为120斤，秦一斤为今天的256.25克。可知，一石相当于今天的61.5斤。此石权两次发往高奴，两度调回咸阳校正，反映了战国到秦朝建立，一直保持统一的度量衡制。另外此权上有大篆、小篆和隶书三种文字，为我们了解我国文字的演变、发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2）两诏铜椭量、方升

这两件器物是秦代的标准量器，均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度量衡的诏文，以及秦二世继位后又加刻的二世元年的诏文，故称两诏椭量、两诏方升。 （3）“二十六年诏”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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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有皇帝诏文的秦权，质地多为铜和铁，在陕西、甘肃、内蒙古和江苏等地都曾有发现。陶质秦权出土较少，有诏文的更是罕见，所以这件“二十六诏”陶权极为珍贵。 （4）六国货币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使用自己的货币，所以当时社会上流通的货币极为繁杂。这些货币主要是铜铸币和黄金。铜铸币分布币、刀币、圆钱和贝币。布币主要流行于韩、赵、魏等国；刀币主要流行于齐、燕、赵三国；圆钱主要流行于赵、魏两国沿黄河的地区和秦国；铜贝主要流行于楚。黄金货币分为饼金和金版两种，主要流行于楚国，有“郢爰”和“ ”等。总之，战国时期六国的货币，形制五花八门、钱文多种多样、计量单位各不相同，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同时也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5）“半两”钱

秦统一六国之后，将方孔圆形的“半两”钱确定为全国流通货币。这是我国货币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古人讲天圆地方，他们认为皇上是天子，代表上天来统领天下，所以秦“半两”钱所蕴含的“圆以象天，方以则地”、“以天包地”的理念为以后历代统治者所接受，方孔圆钱一直通行到清朝末年，成为我国古代整个封建社会货币的基本形制。所以古人也将钱称为“孔方兄”。“半两”二字为小篆，表示每枚钱的重量为半两（即十二铢）。 辅助展品：

B 秦政权组织结构表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统治机构。皇帝之下的中央政府设“三公”，即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佐助皇帝处理政务；太尉掌管军事；御史大夫掌管监察。“三公”之下还设有“九卿”，分别是：中尉，负责京师治安；卫尉，负责皇宫警卫；郎中令，负责皇帝保卫和传达；太仆，掌管皇室车马；廷尉，掌管刑法司法；典客，负责少数民族和对外事务；奉常，掌管宗庙礼仪；宗正，负责皇室宗族事务；少府，掌管山海池泽之税和官府手工业；治粟内史，掌管租税收入和财政开支。地方上则实行郡县制，每个郡设郡守、郡卫和监御史，分别负责政务、军事和监察。县以下设乡、里，负责教化、征收租税徭役和维护地方社会治安。秦政权从中央到地方是一套完备的、严谨的组织结构，在当时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也为后世政权奠定了基础。

C 六国文字与秦篆比较举例图

战国时期全国各地的文字不统一，呈现出“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混乱局面。秦统一后，废除了各诸侯国的古文和区域性的异体字，在原秦国字体基础上，参照六国文字，制定了笔画简省、书写方便的“小篆”为规范化文字并颁行全国。此举极大促进了全国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也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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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立下万世之功。 D 秦驰道示意图

驰道即马车能够快速奔驰的道路，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驰道路面宽达三丈，两侧种有松树，是皇帝独享的专用道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都城咸阳为中心，向全国各地修建了很多条道路，形成了辐射全国的交通干线。这些干线将六国时期的故都与首都咸阳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覆盖全国的交通网络。秦朝驰道的修建在当时来说具有积极意义，陆路交通的便利加速了各地区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广泛交流。 5.秦始皇陵园

秦始皇秦陵园位于临潼区以东的骊山北麓，北临渭河南岸，远远望去像一座巍峨的山丘。赢政即位（公元前246年）就开始建造自己的陵园，先后动用数十万人进行大规模的修筑，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葬于骊山为止，前后历时37年。秦始皇开创的陵园制度，对此后历代帝王陵园建造影响很大。 （1）跽坐陶俑

跽坐俑出土于秦始皇陵东侧陪葬坑内，多为俑马同坑而葬。同时出土的还有刻着“大厩”和“官厩”等字样的陶盆和陶罐等器物。由此可知，此陪葬坑是秦官厩苑的象征，这些跽坐俑是在阴间为皇室养马的“圉（yu）人”，即马夫。

我国古代的“坐”姿和现代不同，两膝着地，臀部压在脚后跟上，腰以上挺直，称为“跽坐”。这是非常恭敬的坐式。 （2）蘷纹大瓦当

蘷纹大瓦当于1978年出土于秦始皇陵园，形状为大半圆形，高48厘米，宽60厘米。瓦当有边沿，当面左右对称分布着蘷纹一对，构图典雅别致。此种瓦当在辽宁姜女坡、河北秦皇岛秦汉宫殿遗址也曾出土过，但都比这件要小一些。 （3）铜车马（复制品）

1980年12月出土于秦陵西侧20米处。铜车马共有两件，形制基本相同，一前一后排成一组。前面的车称为高车或立车，也称戎车；后面叫安车或辒辌车，都是按真人真马的二分之一比例铸造的。铜车马共由3000多个零部件组成，采用了十几种复杂工艺制成，是迄今发现的体型最大、等级最高、装饰最华丽的铜车马。这件是安车出土时安车已破损为数千片，经过文物工作者三年多艰辛努力将铜车马修复完好。一乘车重达一吨多，一匹马重200多公斤，而且四匹马重量不一、造型各异。铜车马中最能代表其工艺成就的是低温拔丝技术。马缨络全用这种拔丝技术制成，最细的仅0.1毫米，最粗为0.5毫米，就是现代工艺也难以达到如此水平。此外每乘车上还有7公斤金、银装饰部件，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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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当时金、银加工工艺也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准。总之，铜车马的出土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考古史上都堪称伟大的发现。 辅助展品： A 始皇陵园平面图

秦始皇陵园整个面积为56.25平方公里，封土高47.6米，陵园内有许多陪葬坑，已发现的有兵马俑坑、马厩坑、珍禽异兽坑、铜车马坑以及陪葬墓等。1987年12月，秦始皇帝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世界文化遗产目录。

四、强盛与开放的时代——汉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此后，刘邦、项羽又进行了四年的 “楚汉相争”。公元前202年刘邦夺得天下，定都长安，从此开始了西汉王朝200多年的统治。

汉朝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由平民缔造的帝国，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经济文化在这一时期飞跃发展，逐渐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标志的文化共同体。构成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在这一时期正式形成，中国的方块字也从这时起，被称为汉字。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有着辉煌的记录。正因如此，今天世界上仍有很多国家把“汉”作为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代称。 （一）汉长安城

在西汉统治的200余年历史里，汉长安城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亚洲最大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汉长安城遗址位于今西安西北约5公里处，总面积为36平方公里，周长25.5公里，人口约有50万左右。汉长安城的面积比当时西方的古罗马城还大两倍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宏大的繁华都市。高祖刘邦将国都定在“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陕西关中，对后世选择都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汉末年，长安城毁于战火。东汉定都洛阳，以长安为西京。此后的西晋末年、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和北周等王朝也都将首都选在这里。隋朝初年隋文帝迁都至大兴城，至此有着近八百年历史的汉长安城便被永久地废弃了。 1、城市建筑

西汉时我国古代建筑形成第一个高峰。首都长安包秦代旧宫而建，城内陆续修建了长乐宫、未央宫、北宫、桂宫等宫殿，各宫前都建有巨大的阙。主殿仍盛行台榭式，继承了我国高台建筑和土木结构的特点，并将冶金、铸造、油漆和彩绘等手工业技术综合运用于宫殿建筑中，此外采用了玉石、云母和琉璃等作为建筑材料。 （1）四神瓦当

秦砖汉瓦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气，瓦当在汉代的使用达到了鼎盛。瓦和瓦当解决了屋顶防雨问题，使我国古代建筑摆脱了“茅茨土阶”的简陋状态。在建筑史上，瓦和瓦当是我们祖先一项了不起的发明。瓦当当面上的纹饰反映着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

四神纹瓦当在汉代极为流行，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动物。汉代用四神表示季节和方位。青龙的方位是东，代表春季；白虎的方位是西，代表秋季；朱雀的方位是南，代表夏季；玄武的方位是北，代表冬季。 （2）带拐头陶水道

长安城遗址出土的建筑材料。建筑群中的排水管道是其重要排水设施。带有拐头的陶水管道说明当时已经具有相当发达的地下排水系统，由此也能体现出汉长安城较为完善的城市规划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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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水平。 （3）“汉并天下”瓦当

文字瓦当的大量使用是汉代瓦当的最大特点，其内容有表示宫殿、官署、陵园等建筑物的名称；也有表示吉祥用语的吉语瓦当；还有表达怀念和纪念性的文字。“汉并天下”是较为常见的纪念性文字瓦当。

(5)汉长安城武库出一组铁兵器（铁短剑、铁戟、铁甲残片）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西汉建皇家武器库，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出土了大量铁制的刀、剑、戟、矛和斧等兵器，其中仅铁链一种就达一万余件，还有许多锈结成块的铁铠甲。武器库中青铜兵器极少，主要是镞，其数量只有出土铁镞的十分之一左右。这说明西汉时期铁制兵器已基本取代了青铜兵器。

自然界中铁矿分布范围极广，但它的熔点比铜高出很多，难以熔炼。因此人类利用铁远比黄金和铜要晚。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含铁兵器是商代用陨铁制造的铁刃铜钺。古代铁制兵器在战国时期普遍使用，西汉时，兵器几乎都是铁制品，东汉时铁制兵器代替青铜兵器占领战争舞台，称雄数百年之久的青铜兵器走向衰落。

辅助展品 A汉代疆域图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统一、大发展、疆域空前大拓展的时代。秦代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是当时世界上疆域最辽阔的国家。汉武帝时期西汉直接控制的地区，东起库页岛、朝鲜半岛，西至巴尔喀什湖和葱岭以西，北到贝加尔湖，南抵南海，其疆域与秦略同，东西比秦扩大，为现代中国疆域版图奠定了基础。东汉疆域与西汉相当，中、后期略有缩小。 B 长安城遗址平面图

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宏大、最繁华的国际性大都市，先后历经三个历史时期、历时90多年建成。公元前202年，高祖刘邦在秦兴乐宫的基础上营建了长乐宫，从而揭开了长安城建设的序幕。两年之后建成未央宫。惠帝元年（前194年）开始修筑长安城垣。武帝时期兴建了城内的北宫、桂宫、明光宫和建章宫，并在城西修建上林苑，开凿了昆明池等。从平面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东墙南北垂直以外，其余三面都有曲折。这是因为汉长安城不是一次设计施工完成的，受原有建筑布局和渭水河道走向的影响，使它成为了不规则的形状。但也有人附会说，汉人崇尚按星象布局建筑，南墙、北墙的曲折分别象征天上南斗和北斗，因此汉长安城也被人们称为“斗城”。

长安城共开12个城门，每个城门有三条并行的通道。城内主要街道有8条，相互交叉。其中最长的安门大街长5500米，其余多在3000米左右。街道一般宽约45米，路面以水沟间隔分成三股，中间的御道宽20米，专供皇帝通行，两侧的边道各宽12米，供官吏和平民行走。道路两旁还种植了槐、榆、松和柏等各种树木，茂密如荫。

汉长安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在布局上所表现出的崇“方”思想、“择中”观念、规整的城门配置制度、棋盘式道路网、“面朝后市”和“左祖右社”的格局等方面都对后代的影响非常深远。 C 明堂、辟雍模型

礼制建筑是汉长安城的重要组成部分。1956年在西安市西郊建设施工中，发现了西汉时期的明堂、辟雍建筑遗址。

明堂辟雍是王莽时建于长安城南郊的礼制建筑。明堂和辟雍在历史上出现很早，它的使用功能随着时代的变化也有所不同，西周时，明堂是天子太庙祭祀，朝觐和布政之地；辟雍即太学，据儒家说法“辟者、璧也，象璧圆以法天地；雍者，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王莽为了篡权大搞复古活动，合明堂、辟雍为一，明堂，辟雍已由过去布政之地和教化之地场所变为皇帝亲自祭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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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堂形制是以茅草覆盖屋顶“上圆下方”，有五室四门，如果按汉代儒家学者们解释，它们分别是代表天、地、五行、四神、四时。辟雍与明堂相似，不同的是外围多了一圈环水。

2、离宫别苑

西汉时期，皇家的离宫别苑多达145所。著名的上林苑占地四百多里，放养无数珍禽异兽，栽种花木3000余种，并有泾、渭、灞、浐、沣、镐、橘、涝八水出入其中，是皇帝游乐狩猎、养马及训练军队的重要场所。 (1)“上林”铜鉴

出土于上林苑遗址中，口沿铸有铭文“上林铜鉴可容五石”，可知这是一件容器。铜鉴在不同时期用途不尽相同。在没有普遍使用铜镜以前，常在鉴内盛水用来照影，因而后来把铜镜也称为“鉴”，又称“照子”。用鉴沐浴、在鉴内盛冰，放入宫室内用来消暑降温，也为铜鉴的使用方法。 （2）“鼎湖延寿宫”瓦当

陕西蓝田县出土。《三辅黄图》记载：“鼎湖宫在湖城县界，又一说在蓝田，有亭，??汉武帝在此建宫”，由此可知此瓦当是使用在鼎湖宫建筑上表示宫殿名称的瓦当。 （3）十二字方砖

这十二字方砖是汉代所特有的，其他朝代不见。砖上的文字是“延年益寿与天相侍日月同光”，书体为悬针小篆，内容是吉祥用语。它体现了当时人们祈求长生不老、永寿安康的美好愿望，同时也反映出汉代建筑在实用与装饰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的文化信息和精神内涵。 （4）“上林农宫”铜方炉

1969年西安南郊出土。这件铜方炉外形看上去颇似今天的炭炉，为室内取暖用具，炉分上、下两层，上为炉囿炉箅，下层为盘，用来盛灰。炉沿上錾有“上林农宫初元三年受。弘农宫铜方卢（炉）??”等四十二字铭文，由此可知此炉为上林农宫之物。 （5）文字瓦当（42件）

代表西汉瓦当最高成就的是各种文字瓦当,在当时被大量使用。当面字数从一字至十二字不等，其中以四字最为常见。文字瓦当按其内容、词义可分为以下几类：一、表建筑物名称。多为宫殿、官署、陵园、祠堂等；二、吉祥用语。如“长生无极”、“长乐未央”、“千秋万岁”等；三、表达怀念和纪念性的文字。如“汉并天下”瓦当即属于表示纪念性的，用于纪念刘邦战胜项羽,统一天下,建立汉朝而作。东汉以后，文字瓦当日趋衰落，隋唐以后，文字瓦当已很罕见。

文字瓦当不仅仅是一种建筑材料，同时也是一件艺术品，由于当面所包涵的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又成为统治者宏扬政治业绩和政治思想的宣传品。 辅助展品

3、皇家陵阙

汉人崇尚厚葬，有着“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念，认为人死后只不过是换个地方居住而已，这些思想都淋漓尽致的反映在陵墓的建造和随葬品的复杂多样中。西汉共有十一位皇帝，其中九位都葬于渭水北岸的咸阳原上。所以关中民间有“金疙瘩，银疙瘩，比不上咸阳原上的冢疙瘩”之说。汉代帝王陵多为“平地起冢”，高大的封土堆象一个反扣在地上的斗。同茔异穴是汉代陵寝制度的一大特点，即皇帝和皇后的陵墓在同一陵区内，却分葬于不同的墓穴当中。汉代人还在陵园四面筑城垣，设寝殿和祠堂，进行日常祭祀活动，并且迁徙商贾巨富入陵邑供奉陵园，繁荣京郊地区的经济文化。

（1）皇后玉玺（独立柜）

1968年出土于汉高祖长陵附近，国宝级文物。玉玺印面为正方形，高2厘米，边长2.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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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33克。玉玺上方凸雕了一只螭虎形象做纽，四面刻有云纹，底面篆书“皇后之玺”四个字，书体流畅，结构方整，刀法自然娴熟，可见当时的篆刻艺术已达到了十分高超的水平。此玉玺质地为新疆和田的羊脂玉，温润洁白、略显透明，极具观赏性。

我国最早的印章实物发现于安阳殷墟，是商代晚期物品。秦代以前，印章用金、玉、银、铜等材料制成，称“方寸玺”，人人皆可佩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确立了玺印制度，规定帝后印章称“玺”，其余均称“印”。据《汉官旧仪》记载：“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钮。”还记载：“皇后之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钮。”螭虎是一种神话动物，像龙有耳无角，用螭虎做钮表示君临天下，威服臣官的绝对权威。从这件“皇后之玺”的质地、钮式和文字来看，与记载基本相符，应该是属于西汉的物品。又因它的出土地点距汉高祖和皇后吕雉合葬墓东侧有一千米，由此推测它很可能是吕后生前所用的印章。 “皇后之玺”是迄今发现唯一的汉代皇后玉玺，对研究秦汉帝后玺印制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彩绘跽坐女俑

这几件彩绘跽坐女俑出自西汉窦太后陵随葬坑。她们面庞清秀俊雅、体态端庄大方、衣饰艳丽，身体呈跽坐姿态，生动地再现了王公贵族家中的侍女风貌。跽坐是汉代宫廷里一种标准坐姿，到了南北朝以后，“胡床”等高脚家具出现，这种坐姿就渐渐消失了。 （3）彩绘扁身俑若干

这些陶俑姿容恬静、仪态端庄、服侍淡雅、身形纤瘦，表现出一种含蓄内敛的阴柔之美。汉代的审美风尚以瘦为美，据说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能在“掌上起舞”，轻盈之态可想而知。造诣精湛的汉代艺术家们在赋予她们纤纤细腰之后，又将裙摆展开，巧妙的构成一个稳定坚实的基座，这在增加了艺术美感之时，还克服了单纯强调“瘦”所带来的纤弱之感。 （4）男、女裸体俑

1990年陕西咸阳市出土，通高59厘米，红陶烧制，出土时无臂。

汉代出土的陶俑从形制上分为塑衣式陶俑和着衣式陶俑两种类型。塑衣式陶俑是指人物形象及服饰同时塑成，并施以彩绘；着衣式陶俑为木臂裸体俑，随葬时身上穿着真正的丝绸、棉麻或铠甲类等服饰。考古资料表明，这种裸体俑大量出现于帝、后陵陪葬中，但少数王公大臣的陪葬墓中也有出土，应为皇帝的特别嘉奖或赏赐。从出土情况来看，塑衣式陶俑使用较为普遍，帝、后及王公大臣均可陪葬；而着衣式陶俑制作复杂，成本较高，出现较少，说明在随葬规格上有等级差异。

这几件男、女陶俑就是着衣式陶俑，俑体彩绘呈红色，肩部截面中有一圆孔，用于安装木臂，可以自由活动。由于埋在地下两千多年，他们华丽的服饰和木臂早已腐朽，因此才以裸体断臂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其中一名男俑的左足底阴刻着“左车”二字。根据《孙膑兵法》“车骑与战者，分以为三，一在于右，一在于左，一在于后??”的记载推断，该俑的身份为车兵。 （5）鎏金铜铺首

1973年延安市出土。铺首就是门环，叩环有声，表明有人在敲门，又因配以装饰性底座，而成为含有驱邪意义的门饰。“兽面衔环辟不祥”是对铺首的描述。兽面衔环起源于史前人们对兽类的崇拜，多常采用虎、狮、螭龙和饕餮等凶猛兽类的形象。汉代寺庙门上多装饰铺首，以作驱妖避邪之用。民间门扉上铺首的应用十分广泛，百姓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家庭的人财安全。 （6）几何纹空心砖

空心砖西周时期就已被使用，到西汉时空心砖还被用来建造画像砖墓。制作也又有新的发展，砖面上的纹饰图案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构图简练、形象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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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展品

A 西汉帝王世系表

公元前202年，刘邦登基，是为汉高祖。国号汉，定都长安。西汉王朝共历高祖、惠帝、汉高后吕雉、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孺子刘婴这十三个统治者，统治时间近214年。 B 西汉帝陵位置图

西汉十一位皇帝的陵墓除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分布在西安东郊和南郊以外，其余九个皇帝的陵墓全都分布在咸阳原上，一字排开。自东向西依次为景帝刘启阳陵、高祖刘邦长陵、惠帝刘盈安陵、哀帝刘欣义陵、元帝刘渭陵、平帝刘康陵、成帝刘延陵、昭帝刘弗陵平陵、武帝刘彻茂陵。中国古代帝王陵墓选址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传统习俗、风水观念、皇帝个人喜好等等，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物质经济能力的限制，若统治者将其陵墓建在距京城较远的地方，必然会带来诸多不必要的浪费和麻烦。咸阳塬土壤肥沃，交通便利，而且距汉长安城只有十几公里，所以成为汉代帝王修建陵墓的首选之地。

（二）封建经济

西汉建立之初，社会经济一片萧条。据史书记载，身为一国之君的刘邦竟找不到四匹毛色一样的马来架车，而王公将相们只好乘牛车上朝，因此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巩固统治的当务之急。休养生息和重农抑商等政策开始推行、文景帝两代君主大力实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这些都使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史书称之为“文景之治”。

虽然工商业的发展因此受到限制，但由于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市场也出现了繁荣。 1、农牧业

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根本，汉朝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之后，农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铁农具种类齐全，使用广泛；牛耕得到推广；耕犁上安装了翻土碎土的犁壁，早于欧洲一千多年；西汉农学家赵过发明的播种耧车，使播种效率大幅增长；农耕区域扩大，创立了“代田法”等先进的耕作技术；粮食加工、储藏达到了空前水平。总之汉代农业得到迅速发展。

西汉牧业也十分发达。因为军事上的需要，政府高度重视养马业。汉武帝时西北设太仆、牧师诸苑36所，养马约30万匹。 （1）石磨

汉代石磨与现代石磨比较接近，它的作用是把米、麦、豆等粮食加工成浆状。石磨出现之前，人们的饮食主要以吃原粮为主，即将谷物去皮后或蒸或煮食用，有了石磨之后，人们就能吃到饼子、面条等食物。从吃原粮到吃面粉是人类饮食文化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步，也是人类体质上的重大改进。有学者认为，我馆的汉代石磨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发现最早的石磨。 （2）铁农具（铧、辟土、镢头）

西汉时期农业发展的主要标志是：牛耕得到推广、铁农具普遍使用、水利的发展和耕作方法的改进。

铁铧出土于陕西咸阳。汉代的犁有大、中、小类型，适用于不同的土质和耕作要求。耕犁在汉代已经基本定型，后世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和发展的。这些厚重耐用的铁铧正是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有力证据。

铁辟土是耕地时的一种帮助翻土、碎土的装置，它的出土证明我国使用此农具的时间比欧洲早一千年左右。 （3）绿釉作坊

东汉是豪强地主、官宦贵族大发展的时期，他们凭借政治特权和经济势力，大肆侵夺百姓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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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扩充自己的经济力量。生产者直接服务于豪强地主，逃避朝廷的赋税和徭役负担。当时典型的田庄内部“闭门成市”，农、林、牧、副、渔齐全，还有手工作坊，以及买卖物品的“推肆”，形成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甚至有的田庄还拥有私人武装。这件绿釉作坊是用于陪葬的明器，真实再现了东汉庄园经济中手工作坊的工作场景。 （4）釉陶望楼

东汉时期墓葬中出土了很多陶楼和陶屋，仿当时楼阁所造。这种望楼为木砖结构，分四层，每层都有勾檐。墙壁镶嵌镂空花窗，起遮阳避雨和登高望远的作用。我国古代木质楼阁此后长期采用这种建筑形式。

（5）红陶陂（bēi）池

随葬明器，多出土于水资源丰富地区。这件红陶陂池出于陕南汉中，池内有田螺、水草、青蛙等造型，代表墓主人生前拥有这样一份不错的产业。 （6）陶家禽（陶牛、陶狗）

由于汉人“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念，所有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在死后都仍要继续拥有，因此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随葬品。这些陶鸡、陶猪和陶牛等动物俑，是当时人们肉食来源的真实再现。

陶俑作为一种随葬品，是古代人丧葬观念的产物，它不仅直接反映着当时的丧葬习俗和丧葬礼仪制度，同时又是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一种真实载体。 (7)“京师仓当”，“京师庚当” “京师仓当” 陕西华阴县华仓遗址出土。意如瓦文，是京师仓所用之瓦。《汉书·王莽传》：“京师仓在华阴灌北渭口也”，此瓦出土地点与记载一致。“京师庚当”，“庾”，水漕仓也。《史记》载：“在邑曰仓，在野曰庾”。因此古代仓庾经常连用。“京师仓当”和“京师庚当”同时出土，证实了今华阴县观北与渭峪之间，曾是西汉时期京师仓的所在地。

辅助展品

A 汉代经济结构图表 B 关中水利分布图

C 汉画像石“农耕图”拓片 2、手工业

西汉时期随着经济的兴盛，手工业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具有规模大、分工细、工艺精等特点。手工业的生产门类较也更加齐全，其中纺织业、冶铸业、制漆业和造船业等行业方面的成就尤其突出。 (1)铁灯

汉代钢铁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炒钢、灌钢和百炼钢技术的发明遥遥领先世界千年之久。伴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铁器在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各个领域都得到广泛的推广。

铁灯被大量使用，充分说明除农具和兵器外，手工工具和日常生活用具也用铁来制作，铁器已经逐渐取代铜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加之此时冶炼技术的进步，鼓风设备由皮囊改为水排，大幅度提高了炉温，使得许多铁器都已达到钢的标准。 （2）彩绘陶钫、陶锺

出土于西安市郊区，通体绘红彩，色泽鲜艳夺目。锺最初是盛酒器，但自西汉开始，锺主要作为盛放粮食的容器而被广泛使用，并大量出现在汉墓中。这件彩绘陶锺采用了特殊工艺，并以朱砂为颜料制成。陶器烧成之后，在器表绘制图案，是自古以来彩陶的做法，但经过特殊工艺加工而成的这件陶锺，色彩在两千年后仍鲜红夺目，是汉代的发明创造。 （3）瓷锺（6件）

锺本来是一种容器，一锺可容五斗。但这里的锺是一种明器（随葬品），它们装满粮食陪葬于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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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象征着主人生前的财富。也就是说，尽管这里的锺大小不一，有的甚至很小，但它们仍都代表“五斗”粮食。 （4）人形足铜熏炉 （5）玉器一组

在中国玉器史上，汉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阶段。根据器形和用途的不同，汉代玉器可分为四大类：仪礼用玉、葬玉、装饰品和工艺品。各种玉佩的种类和数量此时已减少，而葬玉和随身玉制装饰品种类却大量增多。表面花纹从抽象变为写实，大量采用圆雕、高浮雕、透雕及刻细线的制作手法。

汉代玉器中羊脂玉大量增加，说明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和中外文化的交流，玉的来源增多，各方美玉都输入长安。

玉蝉，也叫口晗，放在死者口中之物，属葬玉，是专为保存尸体而制的。古人认为死者入土时用金、玉等物填塞人的九窍，可以防止体内“精气”逸出，从而企盼“死者不朽”。蝉形口晗在汉代比较普遍，原因可能是由于蝉的生命处于循环复生的过程，符合人们企盼再生的生死观念。

这个娇憨可爱的玉握猪也是葬玉的一种，采用了立体圆雕的手法，造型灵动。握于死者手中，代表握有财富。汉代的握玉，最初为璜形，到了东汉初年，握玉便为猪形。猪是供祭祀用的主要牲畜，让死者握着玉猪离开，是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活得富足。

觞是古代一种盛酒器，外形椭圆、浅腹、平底，两侧有半月形双耳，亦称耳杯。羽觞始见于战国，兴盛于西汉。在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中多有羽觞出土，材质有漆、铜、金、银、玉、陶等。

玉璧为我国传统的礼器，用来祭天地、祖先和鬼神。玉璧的出现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商周时玉璧已广泛使用，到了汉代，玉璧纹饰更加纤细精巧，出现了多层花纹装饰的玉璧和带吉语的玉璧。至此，玉璧的发展达到高潮。玉璧是古代最重要的礼器，使用年代之久、出土地域之广、数量之多，是其他玉器无法相提并论的。

和玉璧形制相似的还有玉环和玉瑗。《尔雅·释器》云：“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好肉若一谓之环。”肉，即边缘玉制部分；好，则是玉璧之孔。“壁”有礼天、等贵贱、馈赠、避邪、敛尸之用。“瑗”因与“援”音同，作相互援助之解，其大孔可以两人携手相援。“环”有圆满完整的含意。

（6）铜镜若干

铜镜是古人一种日常生活用品，正面平滑光泽，背面一般铸有花纹或字铭。我国铜镜发展史有三个高峰时期，分别是战国、汉代和唐代。战国铜镜以圆形为主，亦有少量方形，具有胎薄、卷边和三弦纽(或称川字纽)等特点。汉代铜镜式样丰富，制作精巧，具有体薄、平边、圆纽等特点。镜背文饰多达15类、43种之多。

这面“尚方”铜镜铭文中的“尚方”一词，是秦汉时专为统治者制造刀剑等器械的部门。《前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之下有尚方令一人，御用及官制铜镜均由尚方制作。”汉代政府设专官管理铜镜的制作，所产铜镜在当时铜器工艺生产中所占比重最大、传世最多、种类也最丰富。

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四神规矩镜是最精美、流行时间最长的一种铜镜，其主要特征是在装饰花纹中间，有规则地分布着“T、L、V”这三个符号，非常规矩，所以称之为“规矩镜”。规矩镜的主纹饰以四神为主，还有动物、禽鸟及羽人之类。古人按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位置将四神铸在铜镜上，用以镇宅辟邪。由于受当时求长生不老和道家思想的影响，有关羽人、四神、瑞兽等图案兴盛一时。

汉代有些铜镜，铭文成为整个纹饰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宜子孙”镜、“位至三公”镜流行于东汉晚期，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生活质朴而美好的愿望。 （7）鎏金银竹节熏炉

国宝级文物，1981年出土于陕西兴平茂陵一座陪葬墓。通高58厘米，底座直径13.3厘米。这件熏炉为青铜质地，通体鎏金鎏银。熏炉的底座上透雕着两条蟠龙，两条龙昂首张口咬住竹柄。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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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形的柄分为五节，节上还刻着竹叶，柄的上端有三条蟠龙将熏炉托起。熏炉为博山形，炉体下部雕饰蟠龙纹，底色鎏银，龙身鎏金，炉体上部浮雕四条金龙，龙首回顾，龙身从波涛中腾出，线条流畅，造型奇妙。整件熏炉被分为三个装饰区域，共有九条龙装点其间。“九”在我国古代象征最高数字，是皇权的一种体现。炉盖外侧铭文可知，此炉是西汉皇家未央宫的生活用器。从同时出土的“阳信家”刻铭的铜器分析，加之历史文献的记载，得知这件熏炉原在未央宫，建元五年（前136年），汉武帝将其赏赐给姐姐阳信长公主及其丈夫卫青。

我国自古就有熏香的习俗，战国时人们就在室内放置各种熏炉，一方面净化环境，另一方面人们认为袅袅香烟就像进入了飘渺的仙境。这件竹节熏炉的炉盖形似多层山峦，云雾缥缈，再加以金银勾勒，宛如一副秀美的山景。青烟袅袅飘出，缭绕炉体，造成了一种山景朦胧，群山灵动的效果，仿佛是传说中的海上“博山”。西汉时，封建帝王为了求得长生不老之术，大都信奉方士神仙之说，博山炉就是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产生的，并在汉代广为流行。

3、商业与交通

两汉时商业呈现出繁荣局面，中外贸易发展，商业交通四通八达。城市设有专供贸易的“市”，如长安有东、西九市。市内商肆按行业排列，整齐有序。首都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成都等大城市都发展成为著名的商业中心，它们既是商品集散地，也是商品的重要消费场所。汉朝同匈奴、鲜卑、乌桓、南越以及西南诸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相当频繁。匈奴“远驱牛马与汉会市”，虽遇战乱也不中止。道路和运河的建设，车辆、船只普及，这些在推动交通事业发展的同时，也为商业的繁荣和贸易的往来奠定了基础。 （1）五铢钱

汉初，民间私铸货币，由于技术水平有限，加之为取利而减重的目的，造成当时劣钱泛滥。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将铸币权和发行权收归中央，由上林三官统一铸造，三官分别负责钱币的铸造、审验成色和运输，所以又称“上林钱”或“三官钱”。

五铢钱是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开始铸造的，圆形方孔重五铢（约3.33克），铸有篆体“五铢”二字，因此得名。五铢钱轻重适宜，量足成色好，一直沿用至隋末，大约流通700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流通时间较长的货币之一。 （2）半两钱

秦半两有钱文“半两”二字，重12 铢（我国古代规定 1 两为 24铢）。汉初沿用了秦代的货币制度，黄金与铜钱并行。虽然铜钱因连年战争、生产萎缩而不断减轻重量，但是仍然称作“半两”。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政府明令禁止民间私铸伪钱。汉武帝初铸三铢钱，直至元狩五年（前 118）废除半两钱，开始铸造五铢钱。 （3）王莽时期各式货币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自立。为了削弱汉朝旧族势力，他以“托古改制”为名，在七年间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改革后的货币种类繁多，主要有刀、泉和布币三大类。

“一刀平五千”是王莽在公元七年，第一次币制改革时发行的大额货币。这种“一刀平五千”的错刀金币相当于五千枚五铢钱，大大加重了对老百姓的剥削。物以稀为贵，“金错刀”是极为罕见的古代货币。

泉币是仿先秦圜钱而铸，均为圆形方孔。王莽泉币分大、中、小、么、幼等名称，“大泉五十”是和金错刀同时发行的虚值大钱。公元９年王莽建立新政权后，进行了第二次币制改革，废除“金错刀”和“契刀五百”这两种虚值大钱，以及汉朝使用的五铢钱，发行“小泉直一”，这也直接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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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王莽政权信用的丧失。

布币也从改革中恢复，分十布和货布两种，这里展出的货布通长5.5厘米，重16克，钱体规整，首部有一圆孔。“货布”二字十分纤秀，具有较高的艺术性。

由于币制复杂混乱，导致民间交易很不顺畅。并且每次改制的钱币形制不断缩小，价值却越来越高，实质上是剥削了普通民众的财富。币制改革的失败也是新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之一。尽管王莽的改革是失败的，但他所发行的一系列钱币却是我国古代钱币史上的精品。 （4）马蹄金、麟趾金、金饼（独立柜）

汉代黄金货币的形式有马蹄金、麟趾金、饼金和金五铢，其中饼金和金五铢较为常见，而马蹄金和麟趾金出土很少。马蹄金呈椭圆或圆形，底凹、中空，似马蹄状。麟趾金是仿瑞兽麒麟之足所铸，呈圆形或不规则圆形，背面中空，口小底大，形如圆形兽蹄。这两种货币于1974年在上林苑遗址内发现，重约250克，也就是汉代的一斤，值万钱，一般用作帝王赏赐、馈赠、聘礼以及大额交易和域外交往。 辅助展品

A 汉代全国商业城市分布图 B 长安市场贸易图拓片线描 （三）社会生活

汉朝经济飞速发展，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经济政策确立的时期。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百姓生活的相对安定，极大推动了社会民俗生活的丰富兴盛。 1、生活用品

汉代社会生活的用具，包括容器、温酒器、各式灯具、熏炉、画像砖等。

（1）迎客图画像砖

画像砖起于战国时期，盛行于两汉，西汉晚期达到高峰，多用于墓室中，还有的用在宫室建筑上。画像砖有浅浮雕、阴刻线条和凸刻线条，有的上面还有红、绿、白等颜色。西汉时期，画像砖有了新的发展，所用的砖型虽仍以形体颇大的矩形空心砖为主，但也出现了较小的实心砖型。有的一模一砖，画面完整；有的是小型印模组合捺印，构成全砖图像。

画像砖题材内容十分丰富，包括阙门建筑、各种人物、乐舞、车马、狩猎、驯兽、击刺、禽兽以及神话故事等有四十多种。它们不仅是艺术作品，也成为记录当时社会生产、生活的实物资料。 （2）陕北绥德画像石两件（狩猎、出行） （3）雁鱼铜灯（独立柜）

汉代青铜器种类减少，主要是一些日常生活用具，它们装饰简单，素面居多，用途多从祭器变为实用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制作精美的灯具。

雁鱼铜灯于1985年出土于陕北神木县，高53厘米，长34.5厘米，国家一级文物。它的造型十分别致，整个灯为一只鸿雁回首衔鱼的形状。灯由雁头、雁体、灯盘和灯罩四部分组成，灯盘和灯罩能够转动开合，不仅可以挡风，还可以调节光线的明暗度和照射角度。最令人惊叹的是，灯油点亮后产生的油烟会顺着大雁颈部导入大雁的身体里，形成一个简单的抽烟系统。大雁腹内盛有清水，烟会溶于水中，从而起到了净化空气的作用，避免了对环境的污染。这种科学巧妙的设计体现出汉人的聪明周到和当时人们的环保意识。另外从雁冠上残留的红彩和雁身上斑驳的绿彩可以得知，这个台灯曾经不仅有着优美的造型，同时还拥有艳丽的色彩。这件铜灯既美观又实用，可算得上是两千多年前的“豪华型台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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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四神温酒器

此温酒器分上下两层。上层放耳杯，用于盛酒，下层是一个小炭炉，在炭炉的四壁分别透雕着代表方向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神形象。 （5）绿釉连枝灯（异型柜）

1964年出土于陕西省潼关县，通高89厘米。此灯形体高大，结构复杂，通身施翠绿色釉，胎质红色。灯自下而上共分三层，第一层下端底座呈喇叭形，上托一折唇平沿大灯碗，碗沿上有对称的四个小孔，各插一支小灯盏，小灯盏外侧附柿蒂形花。第二层底座上大下小，其上灯碗口径略小于第一层，其于与第一层无异。第三层底座似钟形，上塑出一昂首开屏的孔雀，孔雀背驮一灯盏，因通身有九个灯碗可以同时点燃，所以又称“九连灯”。

灯是从食器中的豆转化而来的，直到汉代，灯的基本形制仍与豆差别不大，成为最常见的灯形。除豆形灯之外，还有一些像这款孔雀灯一样的装多枚灯盏的多枝灯，从三枝到十三枝不等。这种灯其实早在战国时就已出现，到汉代则朝着大型化方向发展，高度一般在1米左右，灯盘分层错落安置，点燃之后，灯火交相辉映，火树银花，尽显豪华气派。当然，像这样豪华，贵重的多枝灯还是主要供皇宫贵族使用，贫民所用还是以豆形灯为主。

此灯造型大方气派，颇具想象力，制作精良，极具时代特色，为汉代灯的精品。 辅助展品

A 汉代家居生活场景复原 B 汉代杂技图拓片 2、科学文化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两汉时期是各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科技发明灿若群星的辉煌时代。造纸术、地动仪、麻醉术等发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记》、《汉书》分别开创了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史书的先河。汉赋和乐府诗在文学史上也占有特殊的地位。 (1)杂技俑

汉代表演艺术分雅乐和散乐。雅乐又称正乐，是官方的乐舞，常用于殿堂仪式，刻板单调；散乐又称俗乐，属民间的乐舞，生动活泼。因为散乐包含的内容丰富多彩，所以又称为“百戏”。“百戏”是杂技、歌舞、武术、音乐和戏曲等娱乐节目的总称，但从历史记载来看，它却以杂技表演为主要内容。百戏起初只是在民间流传，后被汉皇室看中，盛演于宫廷之中。

汉代是我国杂技发展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时期，杂技有独立专场演出，且规模相当壮观。同时，西域各国的杂技艺术渗入到我国固有的杂技表演之中，并融为一体，开创了中国杂技兼收并蓄的先河。汉代杂技艺术为两千年来中国杂技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中国杂技史上一个重要阶段。 (2)象牙算筹

1983年在陕西旬阳县汉墓中出土了28枚通体磨光、长短相等、粗细均匀的象牙算筹。它可以表示任何正负数，能够进行加、减、乘、除、乘方、开方、解方程等复杂的计算。以“算筹”进行的计算称作“筹算”，算式有横式和纵式两种。横着的一根代表一，竖起的一根代表五，遇“0”则空，严格遵从十进位制，和现在的计数法实质是一样的。中国古代十进位制的算筹记数法在世界数学史上都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创造。算筹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并使用了两千多年，直到15世纪算盘推广之后才逐渐被取代。 (3)鎏金铜尺

汉代的一尺大约21.35——23.75cm (4)木简

中国古代的竹简、木简，统称为简。简是中国古代第一种正式的书。汉代的书法有两大系统，一是碑刻文字，一是简牍墨迹，它们都是在纸未发明以前或未大量使用以前的文字载体。我们的祖先在商代开始用简写书，一直延续到东汉，前后约一千六百多年。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国古代最早的数学专著《九章算术》和文学巨著《史记》都是用简写成的。汉简的文字有篆、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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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草等，表现出丰富的创造力，最终形成篆隶向行揩转化的过渡性书体——汉简。 (5)透光镜

西汉的透光镜让古今中外很多人士都感到迷惑难解。它的奇妙之处在于，在日光或聚光灯照射镜面时，能将镜背的花纹和文字映现在墙上，就好像光线穿透了镜身而直接投影在墙上一样，所以称为“透光镜”。

其实，金属是不透光的，那么这种透光效应是怎么产生的呢？到本世纪70年代，科技工作者经多次模拟试验，终于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原来铜镜在浇铸后迅速冷却，镜背的花纹凹凸处不均匀地凝固收缩时，镜面就会产生与镜背相应的轻微起伏，物理上称为微观曲率，肉眼很难觉察。镜面研磨抛光时，又会产生新的弹性形变，更进一步增添了镜面的起伏。虽然目测和手感都很难察觉到这种起伏，但在光线照射下却产生了奇妙的影像效果。日光或灯光直接照射在轻微凹凸的镜面上会发生折射和漫反射，墙上的图像会有不同层次的亮度，呈现出与镜背相同的图像，从而产生所谓的“透光”现象。

西汉后，虽然铜镜铸造长盛不衰，但透光镜却绝响了，因此这枚透光镜十分珍贵。 (6)灞桥纸残片

纸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国对全人类文明作出的卓越贡献。纸张作为文字的载体，在文明传承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纸没有出现以前，商周时人们主要在龟甲、兽骨和青铜上记录文字，春秋战国时用竹简、木牍和缣帛来书写。汉代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笨重的简牍以及昂贵的缣帛已不能满足人们对文化的需求，寻求新的书写材料成为时势所趋。

1957年，西安灞桥区一座汉墓出土的“灞桥纸”，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轰动和反响。过去史书上记载蔡伦发明造纸术是在公元105年，而这些纸根据同期出土的遗物判断，它绝不晚于公元前118年，这将造纸术的发明整整推前了两个世纪。这些灞桥纸是墓中用来包裹铜镜的包装纸，并非用于书写。虽然较为粗糙，但却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两百多年后，蔡伦总结前人经验，制造出更细腻的植物纤维纸。

造纸术大约在魏晋时期传到朝鲜，公元12世纪经由阿拉伯地区传到欧洲，继而由欧洲传到美洲，最终传遍全世界。 （7）铁齿轮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已经开始使用齿轮，最初为青铜质地。作为反映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指南车就是以齿轮机构为核心的机械装置。 （8）地动仪（复制品）

地震是一种极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它的突变性和难以预见性至今仍困扰着人类。现代人们已经能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完成地震观测，而在距今1700多年前，中国杰出的天文学家张衡就已发明了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这无疑是一项伟大的创举。

东汉时代，地震比较频繁。为了掌握全国地震动态，张衡经过长期反复研究，终于在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发明了候风地动仪——世界上第一台地震仪。据《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圆径八尺”，“形似酒樽”，上有隆起的圆盖。仪器的外表刻有篆文以及山、龟、鸟、兽等图形。仪器的内部中央立着一根铜质“都柱”，柱旁有八条通道，称为“八道”，道中安有“牙机”。仪体外部周围铸有八条龙，头朝下，尾朝上，按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个方向布列。龙头和内部通道中的发动机关相连，每个龙头嘴里都衔有一个铜球。对着龙头的，是八个蹲在地上的蟾蜍，它们个个昂头张嘴，随时准备承接从龙嘴中吐出的铜球。当某个地方发生地震时，地动仪内部的“都柱”就发生倾斜，触动牙机，地震方向的龙头张开嘴，铜球受力以一定的曲线轨迹下降，准确地落入相应蟾蜍的嘴里，声音相当洪亮，这时人们就可以知道地震发生的方向了。

地动仪诞生之后，人们多持怀疑态度。汉顺帝永和三年（公元138年）二月初三，地动仪的一个龙机突然发动，吐出了铜球，掉进蟾蜍的嘴里。当时在京城的人们却丝毫没有感觉到地震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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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人开始议论纷纷，责怪地动仪不灵验。没过几天，陇西（今甘肃省东南部）有人飞马来报，证实那里前几天确实发生了地震，于是人们开始信服张衡的高超技术。千里距离之外，地动仪标示都准确无误，说明它的灵敏度很高。

学者们考证，张衡在当时已经利用了力学上的惯性原理，“都柱”起到的是惯性摆的作用。同时张衡对地震波的传播和方向性也一定有所了解，这些成就在当时来说是十分了不起的。欧洲直到1880年，才制成与此类似的仪器，比张衡的发明足足晚了一千七百多年。遗憾的是，候风地动仪并未能保存下来，它大约在两晋相交期间（公元317年前后）遗失于战乱之中。 辅助展品:

A 汉代造纸工艺流程

通过对西汉纸的研究和对现存传统造纸工艺的考察，汉代造纸工艺流程主要为： ①浸沤。使麻皮变软去皮并初步脱胶。 ②切碎。麻纤维变短便于成浆。

③灰水浸泡。麻料在碱作用下易于脱胶和分散纤维，有漂白作用。 ④舂捣。增强纸的牢固度。

⑤洗涤。洗掉灰浆和杂质，增加纸的洁白度。

⑥打槽。以木棒将纸槽内的纸浆打匀，使纸浆纤维均匀的漂在纸槽中。 ⑦抄纸。用抄纸模框将纸槽内的纸浆抄起并均匀的留在抄纸模框上。 ⑧晒纸。将留有湿纸模的模框放在通风的地方晾晒。

⑨揭纸。将晒干的纸从抄纸模框上撕下，一张麻纸就制作完成了。 B 造纸术外传路线图

造纸术在公元七世纪经朝鲜传入日本，八世纪中叶经中亚传到阿拉伯。阿拉伯的第一批造纸工场是我国造纸工人亲自传授技术以后兴建的。纸张大批生产以后，就不断向欧洲各国输出，于是造纸术由阿拉伯传入欧洲。公元十二世纪，西班牙和法国最先设立了纸厂，十三世纪意大利和德国也相继设厂造纸。到十六世纪，纸张已经流行于全欧洲，彻底取代了传统的羊皮和埃及纸莎草纸等，此后造纸术便逐步流传到全世界。 C 蔡伦祠、墓照片

蔡伦墓祠位于陕西汉中市洋县的龙亭镇。这里古柏参天，殿宇栉比，碑石林立，风景秀丽而幽静。蔡伦，字敬仲，东汉时湖南桂阳郡 ( 耒阳市 ) 人，曾历伺五代皇帝，官至长乐太仆 ( 东汉九卿之一，职位极高 ) ，并被封为“龙亭侯”，后因受宫廷斗争株连，59 岁时服毒自尽。蔡伦于公元 105 年发明出了用树皮和废麻作原料的植物纤维纸，经过朝廷推广，引发了一场书写材料的革命。后来，蔡伦发明的植物纤维纸——“蔡侯纸”慢慢替代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缣帛，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传播、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四）对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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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我国与周边及域外各民族国家进行了广泛的交往。西域诸国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对外进行民间贸易往来，构成丝绸之路的雏形。汉朝政府对西域的开发和苦心经营，对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畅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名称最初出现在一位来过中国六次的德国地理学家里希霍芬所著的地理书籍《中国》（1877年）一书中。该书在第一卷后半部分详细记述了东西方交通的历史，并首次将这条东西干道称为“绢之道”。后经德国人赫尔曼所著的《中国和叙利亚间的古代丝路》（1910年）定名为“丝绸之路”。之后学者们把“丝绸之路”的概念扩大到整个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路线，故得此名。丝绸之路的开通，不是一人一时之力的结果，而是各族长久以来不断交往的必然。作为中西文明交通的大动脉，丝绸之路在当时及此后的千余年里，一直发挥着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1、凿空西域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带领100多人从长安出发，踏上了西行的征途。在历经了十几年的时间和磨难之后，他带回了西域的政治、军事、地理、风俗、民情，沟通了汉与西域各国的关系，史书上把张骞的首次西行誉为“凿空”，即空前的探险。这是历史上中国政府派往西域的第一个使团。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从此正式开通了汉朝至中亚、西亚的陆路通道，西域各国使者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从此开通。西域的植物、良马、乐舞传入中原，中原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也传到西域，长安也随之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交流中心。 (1)彩绘陶马

汉武帝为了追求西方良马，不断派遣使者往来于西域。这也是汉王朝开通丝绸之路的主要目的之一。这一时期的陶马体格健壮，膘满臀圆，是西域良马的体型。 (2)鎏金铜蚕

这件鎏金铜蚕，全身首尾共计九个腹节，胸脚、腹脚、尾脚均完整，体态为仰头或吐丝装，制作精致，造型逼真。

鎏金铜蚕出土于陕西省石泉县。据《石泉县志》记载，此地古代养蚕业就很兴盛。由于当时养蚕之风盛行，加之鎏金工艺的发展，因而有条件以鎏金蚕作纪念品或殉葬品。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和织丝的国家。汉代的养蚕缫丝业已十分发达。大的作坊，均为官府经营，用工多达数千人。丝织品颜色鲜艳，花纹多样，做工极为精致。

目前在我国各地博物馆都收藏有古代的丝绸物及残片，但像这件鎏金铜蚕，在全国还是首次发现，且仅有这一条，弥足珍贵。 (3)丝绸蚕片

汉代丝织品主要分为平纹组织的绢纱、单色起花的绮罗及彩色起花的锦三大类。丝绸不仅是高贵的衣料，而且是珍贵的艺术品。随着丝绸之路外销各类丝织品受到欧亚各国的热烈赞美和钟爱。汉代丝绸贸易达到空前繁荣。丝路沿线出土的丝绸文物很丰富，从残片中，可看出当时采用了纤维、印花、染色等工艺，水平极高。 (4)鹿形透雕铜带饰

匈奴是北方一支强悍的游牧民族，他们“食畜肉，衣皮革”，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因此他们的随身用品及饰品都较为小巧轻便，利于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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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陈列的鹿形透雕铜带饰是典型的匈奴文物，镂空和透雕以及动物的形象是游牧民族最普遍、最常用的装饰手法。 (5)希腊文铅饼

这是一种西域某国制造的金属货币，经由丝绸之路输入，是我国和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信物。它的出土对研究丝路货币史、交通史、西域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6) 霜铜币 辅助展品

A 张骞出使西域路线图 B 玉祥门“丝绸群雕”

西安玉祥门外的“丝绸群雕”真实地再现了丝绸之路上的繁盛景象。公元前二世纪到十五世纪，总长七千多公里的丝绸之路，将古老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与波斯文化联结起来。桑蚕技术、火药、指南针、冶铜术、造纸术、印刷术等通过这条路先后传到中亚、西亚等地。同样，西方的物产、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医学、音乐、美术等也传入中国。丝路是以中国为起点的一条中西交通大动脉，是中国国力最强盛时代向外扩张的主要途径，也是中国文化输出、中西文化交流、贸易交流的主要路线。在西安，丝路的起点，竖起这样一座雕塑，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它向我们展示着曾经的辉煌和今日的荣耀。

C 汉代丝织品种简介

D 西方植物传入品种统计表 2、汉与匈奴

西汉和匈奴的关系经历了战争——和亲——战争这三个历史阶段。西汉初期，匈奴经常袭扰汉朝北部边境，但当时国力不支，军事上无法对抗匈奴，只能采取防御战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和亲来暂时稳固边防。汉武帝时期国力逐渐强大，良马不断引入，大大提高了西汉军队的作战力量，尤其是骑兵的作战能力，在一切时机都成熟的情况下，西汉发起了大规模的反击战争，并取得了骄人的胜利。

通过匈奴人遗存的文物可以看出，他们所创造的草原文化，也是很有特色的，游牧民族的文化也很辉煌灿烂。 (1)单于天降瓦当

汉宣帝时，北方的匈奴内部争斗，分裂为五个单于势力。其中呼韩邪单于，一直和汉朝交好，曾亲自来朝见汉宣帝。宣帝死后，元帝即位，呼韩邪于公元前33年再次来到长安，要求同汉朝和亲。元帝同意了，决定挑选一个宫女充当公主嫁给呼韩邪单于。王昭君自愿远嫁匈奴，被封为宁胡阏氏（yānzhī），自此之后，汉匈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局面。“单于天降”是古代民族和解之义，体现长城沿线人民对昭君出塞的热情颂扬。

(1)各式带饰（羊形银扣饰、马形透雕铜带饰、鎏金怪兽纹铜带饰） (2)金怪兽（独立柜）

1957年陕西神木出土，采用了铸造、焊接、透雕和浮雕等工艺制作而成。之所以称其为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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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它是多种动物的集合体:身体似羊嘴似鹰，角似鹿，蝎形尾，四蹄立于花瓣形托座上。人们不知它究竟是什么动物，所以称为“怪兽”。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怪兽的两只抵角是由两两身相连、背相对的16只小鸟组成的，而且蝎形的尾巴也是一只小鸟的样子。因此，这件小小的怪兽身上竟隐藏了十七只小鸟，体现出工匠们的睿智巧思和精湛做工。根据金怪兽底盘上的小孔，学者们推测可能是匈奴族首领帽上的冠饰。 (3)银虎

通高7厘米，长11厘米，用银片锤压成型。虎作低头行进状，虎爪充满力度，身体均匀的凹凸线条使银虎看起来真实灵动。善于体现动物题材是匈奴文物的一大特点，因为对于草原游牧民族来说，动物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这与他们的生活环境和民族习俗有关。 辅助展品

A 霍去病墓照片

霍去病墓位于陕西茂陵东约一公里处，是汉武帝茂陵的陪葬墓之一。霍去病（公元前140年～前117年），字子孟，西汉著名将领。他十八岁时就率轻骑八百，进击匈奴，歼敌两千，被封为“嫖姚校尉”。此后又六次率领大军出击匈奴，击败匈奴主力，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受封为“大司马骠骑将军”、“冠军侯”。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病逝，年仅24岁。汉武帝因其早逝而十分伤痛，下诏令其陪葬茂陵，还命人用石块将墓冢垒成祁连山的形状，象征着霍去病生前驰骋鏖（áo）战的疆场。入葬时礼仪极其隆重，浩浩荡荡的军阵从都城长安一直布列至茂陵。 霍去病墓前共有16件石刻，包括石人、石马、马踏匈奴、卧牛等。雕刻手法简练，造型雄健遒劲，古拙粗犷，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大型圆雕工艺品，也是汉代石雕艺术的杰出代表，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彩绘兵马俑

1965年8月咸阳杨家湾汉长陵陪葬墓出土。三千件彩绘兵马俑中共有骑兵 583人，步兵1965人，指挥车一辆。骑兵组成六个方队，有甲骑和轻骑两类。甲骑的骑士都较高大，通高68厘米，骑士多数身穿铠甲手中执戟，轻骑的骑士和马区都较矮小，通高50厘米，不披铠甲，手执弓弩背负箭囊。步兵有七个方队，由不同职能的将士组成。

骑兵作为一个兵种出现在古代军队中，大约开始于春秋战国之交。据史籍记载，中原地区最早组建骑兵，是在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率先以“胡服骑射”对抗北方的游牧民族。杨家湾兵马俑坑中骑兵与步兵方阵被分置在不同的俑坑里，表明骑兵已作为一个独立兵种而存在。汉武帝讨伐匈奴，车骑将军卫青一次就率十数万骑兵出击。杨家湾出土的骑兵俑充分显示了西汉骑兵的强大。

匈奴是马背上的民族，要想击败他们，必须有强大的骑兵作后盾。西汉就是依靠这些骑兵才战胜了当时不可一世的游牧民族匈奴，这也是在世界历史舞台上，人类第一次以农业民族大规模战胜游牧民族。

五 冲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从公元220年曹丕代汉、曹魏建立开始，到公元589年隋朝统一结束，历时361年。这段时期战乱很多，政权更迭，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阶段，因此这一时期的文物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和军事色彩。 （一） 魏晋相争 1、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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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于著名古战场，陕南勉县定军山。据其上铭文可知，这件弩机是曹魏正始三年造的，极有可能是当年魏蜀战争留下的遗物。当时的弩机较战国时期已有了很大进步，出现了可数簇并发的连弩，极大地提高了杀伤力和进攻的速度。 2、铁蒺藜

铁蒺藜又叫马刺，是用来扎马蹄的一种暗器。它的制作非常科学，四个一样长的尖，无论怎么投掷出去总是一尖向上，三尖朝地，是对付骑兵一种非常有效的武器。 3、陶楼

陶望楼其实就是岗哨。望楼上面的两个陶俑都是豪强地主家的家兵，出则可作战，入则被使役，身份地位略比奴婢高，但也受士族豪强地主的剥削。 辅助展品

C 蓝田蔡文姬墓照片

蔡文姬墓位于西安蓝田县，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蔡文姬，名琰，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东汉末年女诗人。博学有才，辨通音律，曾因战乱没于匈奴达12年。曹操思贤慕才，用金璧将其赎回。卒后葬此。蔡琰今存作品，有五言《悲愤诗》及骚体各一篇,以及《胡笳十八拍》。五言《悲愤诗》，认为是她的代表作品。诗篇描写了她亲历的苦难。讲述自己身处匈奴的痛苦生活, 以及回到故乡后的感受。全篇贯穿着深沉强烈的\悲愤\情绪，是汉末社会动乱的真实写照, 也是对军阀暴行的血泪控诉。

（二）走向统一

公元439年，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消灭了黄河流域大大小小的割据国家，统一了北方。公元534年之后，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最后又分别被北齐、北周所代替。因为他们都在北方，故称北朝；同时南方经历了宋、齐、梁、陈与北朝对峙，因此这个时期被称为南北朝。当时陕西的陕北和关中地区属于北朝领地，而陕南地区则属于南朝范围，所以从陕西省境内出土的同时期文物中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文化特征。 1、武官俑（6件）

南北朝时期的陶俑实际就代表了南方和北方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化特征。北朝武士俑面容冷峻粗犷、体格彪悍有力，南朝俑则是典型汉族人的长相，清秀纤巧。 2、独孤信多面体煤精组印（独立柜）

1981年出土于陕西旬阳县，由煤精刻制而 成，印高4.5厘米，重75.7克。这枚印章是由26个大小不一的正方形和三角形组成的多面体，其中14个正方形印面上刻着规范的楷书阴文。煤精也称煤玉，是褐煤的一种变种，以低等植物为主，也有部分高等植物遗体组成的腐植腐泥混合煤。煤精一般比煤轻，通常为质密块体，质地坚韧、黝黑发光，没有纹路。这枚印章的主人是西魏八柱国之一、鲜卑族上层人物独孤信，原名独孤如愿。

印文的内容可分为三大类：公文用印，如“大都督印”、“大司马印”、“柱国之印”、“令”、“密”等；上书用印，如“臣信上疏”、“臣信上章”等；书简用印，如“独孤信白书”、“信启事”等。多面体印章使得这位身兼数职的独孤信使用起来十分方便。独孤信不仅自身战功赫赫，他的女儿也很有名。他有7个女儿，其中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的明帝，成为周明敬后；七女儿嫁给了隋开国皇帝杨坚，是历史上以嫉妒著称的隋文献后；四女儿嫁给了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父亲李 。因此他作了连续三个朝代的国丈或太上国丈，所以人们戏称他为“中国古代第一老丈人”。不过正因为有此渊源，所以隋唐两代最高统治者身上都流淌有少数民族的血液，因此大唐盛世吸纳各方精髓、接受异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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