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大系_1917_1927_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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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研究述评

赵学勇 朱智秀

内容提要：《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史上具有经典意义的一套丛书。其出版七十多年来，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学界对它的研究也一直在延续。这种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大系》的编辑出版及初期评价；1937至1976年间遭遇冷落的《大系》；“文革”后至今《大系》研究的恢复与繁荣。关键词：《中国新文学大系》 文学史 出版史《中国新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是1935年至1936年初由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发行的一套丛书。《大系》自出版之初，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受到文化界的广泛好评。在《大系》出版后至今的七十多年里，它在文学界、出版界的影响一直延续着，从未失去其独特的魅力。本文将对《大系》出版后几十年来学术界对它的研究状况进行比较全面的阐述与总结，为以后更加深入的研究做出有益铺垫。

一 《大系》的编辑出版及初期评价

《大系》出版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我们从《大系》编选者的态度已可见一斑。《大系》的编选者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名家大师，他们以自己积极的文化参与行为和成果表明了对《大系》的肯定和支持，也完成了对“五四”文学和《大系》的评价活动。在赵家璧为《大系》初版做的广告《大系样本》中，他们以“编选感想”的简短话语对《大系》及自己编选活动的意义作出了鲜明的评价。

从十位编选者的“编选感想”可以看出，他们都肯定了编辑《大系》这一行为的重要性，只是对其具体意义的评价各有侧重。有的关注《大系》对30年代文学斗争现实的重要性（如郑振铎），有的侧重《大系》对新文学发展十余年来重要史料的收集、保存和总结价值（如阿英、茅盾、郑伯奇），有的着力于对新文学传统的继承和阶段性总结（如郁达夫、朱自清、洪深），胡适则在新文学革命·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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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研究述评

中给自己找到了特殊的位置，周作人再也不见当年的锋芒和锐气，一味地显示自己“超然物外”的文化姿态。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大系》总序的写作者蔡元培的《大系样本 总序节要》中表现出的总揽全局、高屋建瓴的超凡气势。蔡元培以高瞻远瞩的文化眼光对“五四”文学革命和《大系》的出版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传达了“五四”一代人，也包括这些《大系》编选者的共同心声，给“五四”文学革命以崇高的历史定位。他把“五四”文学革命与西方文化（包括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肯定了“五四”新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同样的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具有开辟民族发展新纪元的历史功勋。而《大系》“对于第一个十年先作一个总审查，使吾人有以鉴既往而策将来，决不是无聊的消遣！”在蔡元培为《大系》所作的《总序》中，对《大系》的出版则更加寄予厚望，呼唤着在“第二个十年与第三个十年，有中在这里，他预言了《大系》生生不息的未来和中国文学继往开来、人才辈出的美好前景。

对《大系》的出版，当时文学界的反响十分强烈。冰心和叶圣陶的评论代表了新文学界对《大系》出版意义的高度肯定。冰心说：“这是自有新文学以来最有系统、最巨大的整理工作。近代文学作品之产生，十年来不但如笋的生长，且如菌的生长，没有这种分部整理的评述工作，在青年读者是很迷茫紊乱的。”叶圣陶说：“良友邀约能手，给前期新文学结一回帐，是很有意义的事。”然而文艺界并非众口一辞，林语堂的戏谑的话语则反映了文艺界存在的另一种声音，他说：“民国六年到十六年在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纪元，其勇往直前的精神有足多者，在将来新文学史上，此期总算初放时期，整理起来，甚觉有趣。当时文学未成为政治的附庸，文学派别亦非政治之派别，此彼时与此时之差别，其是非待后人论之。”林语堂的话满含不屑之义，且对新文学革命的伟大意义表示怀疑，显然站在了与左翼文学团体和文艺界民主人士不同的立场上，他的评价有失公正，但也不能不说反映了30年代文坛的复杂性。

《大系》出版后，文化界也密切关注和高度评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当时的权威性杂志《文学》刊物上的评论。1935年7月，在《大系》刚出了两三种的时候，《文学》第5卷第1期上就刊登了姚琪的《最近两大工程》一文，几乎可以说是3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评论文字。在这篇书评中，作者把《大系》与生活书店出版、郑振铎主编的在当时出版界已经产生巨大反响的《世界文库》相提并论，把二者合称为“最近两大工程”。评语中有一段话颇为经典，赵家璧认为这段话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文中说：“《大系》固然一方面要造成一部最大的‘选集’，但另一方面却有保存‘文献’的用意。《新文学大系》虽是一种选集的形式，可是它的计划要每一册都有一篇长序（二万字左右的长序），那就兼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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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性质了。这个用意是很对的。不过因为分人编选的缘故，个人的看法不同，自亦难免，所以倘使有人要把《新文学大系》当作新文学史看，那他一定不会满意，然而倘使从这部巨大的‘选集’中窥见‘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的文坛全貌，那么反倒会因为是分人编选的缘故，无形中成了无所不有，或许他一定会满意。《新文学大系》的编辑计划也是近年来少有的伟大企图，全书十册……开头还有蔡元培先生一篇颇长的总序。”

以上，我们主要评述了《大系》成功出版方面的一些重要因素及其出版初期在社会上获得的基本评价。与任何有影响的、在文化积累中具有重要价值的书籍一样，《大系》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自己在文化历史长河中的漫漫征程，在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中经历着属于自己的升降沉浮的命运。

二 1937至1976年间遭遇冷落的《大系》

《大系》的出版者给《大系》的根本定位是要对新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即“五四”文学）做一次系统、全面的检视和总结，从它的出版发行情况及在文化界引起的强烈反响来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赵家璧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正是这种非凡的成就，使《大系》的命运与“五四”新文学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息息相关，荣辱与共。

在《大系》出版后不久，抗战就全面爆发了，整个国家很快被卷入这场浩大战争中，文学的发展也因此受挫并大幅度转向，《大系》的传播和影响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冷落。

1937年“八 一三”抗战爆发，良友图书公司因为地处战区，损失惨重，随即宣告破产，后在1939年1月，改组为良友复兴图书公司。1941年12月8日日寇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寇进入英法租界，“孤岛”时代的上海从此结束。在十八天后，日寇在同一天查封了良友与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生活、光明八家出版社。良友后来先迁桂林，后搬重庆。1945年除夕赵家璧才回到上海，良友图书复兴公司也随即返回上海。在此期间，赵家璧为了抢救抗战期间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同时对刚过去的抗战八年间的文学创作做一次整理，提出了组织编辑出版一套《抗战八年文学大系》的计划，作为《大系》第三辑。他的这一续编计划受到了郭沫若、茅盾、老舍、叶圣陶、洪深、李广田、梅林七位文化、文学界权威人士的支持，但最终因为1946年公司股东内部纠纷不断，编辑计划在无奈之中流产了，同期放弃的还有《世界短篇小说大系》的编辑设想。因此可以看到，《大系》在出版后到40年代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文化影响力，这是社会动荡的客观原因造成的，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它被冷落而否定《大系》的文学和文化价值。

在40年代后，《大系》受到冷落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即影响越来越大的解·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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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研究述评放区文学观与“五四”文学观之间存在的内在不和谐因素。“五四”文学以“科学、民主”的启蒙思想作为其价值核心，“个性解放”被提到了极其崇高的地位，知识分子在被称为“王纲解纽”的五四时代或关心现实社会、或发抒内在性情，无不表现出十分自由的精神状态。而40年代特殊的战争环境，决定了一致对外的“民族意识”、争取战争胜利的“群体意识”和必须统一方向的“政治意识”在客观上成为主导的时代情绪，文学则自然而然地成为集中反映这些社会意识的文化天地，文学总体上表现出不同于“五四”文学的新的面貌。但是，这并不是说“五四”文学传统完全退出了知识分子的视野，事实上在当时，“五四”文学的精神理想仍代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文化追求。深受“五四”文化和鲁迅思想影响的胡风与解放区文学创作者之间发生的种种论争则充分反映了两种文学观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建国后愈演愈烈的文学论争最终导致了“胡风反革命事件”的发生。通过这一事件，解放区文学团体肃清了文学界的不同意见，也鲜明地表现了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弃置态度，它对建国后的文学发展影响巨大。此后文化界接连进行的种种批判活动，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些都使“五四”文学传统一直处在一种被边缘化，有时甚至是被全盘否定的地位。在这样的局势下，《大系》的命运可想而知。

对建国后《大系》的遭遇和命运，我们可以从几个事例窥其一斑。1957年，赵家璧曾受《人民日报》文艺版的编辑姜德明的邀请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大系》的；一篇是关于因抗战爆发而没有完成出版计划的姊妹篇《世界短篇小说大系》，总题目是《编辑忆旧》。这两篇文章于1957年3月20日左右陆续见报。不久，“反右”斗争扩大化的狂风暴雨从天而降，文艺界一派萧条之状。“旧知识分子”身份的赵家璧“从此再也不敢怀古忆旧了。”而在“文革”中，赵家璧“被所在单位红卫兵最早责令靠边站”，给他贴的头几张大字报中，就有3从赵家璧在建国后的简单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被冷落、被批判的，是没有发言权的。在这样的情形下，连有关《大系》的文章都被认为是“毒草”，《大系》的命运只会更糟。

第二个例子是郭沫若在“文革”初期的一段心理表述带给我们的启示。当时，郭沫若曾在一篇题为《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服务》的文章中写道：“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数字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郭沫若的愤慨之词深刻地反映了建国后、特别是“文革”开始时的文学批评标准与五四文学传统越来越疏离的局面。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成绩卓著的大师尚且如此处境，主流文化界又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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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对待“五四”新文学，对待《大系》呢？

不过，从50年代以来出版的各部文学史来看，虽然基本上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但“《大系》的概念范式——分期、体裁等等”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只是“沿着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路线日这可以看作《大系》在建国后文学发展中影响的延续。

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的这段时间里，《大系》在国内文化界的位置是相对边缘化的。但是，《大系》在大陆以外的文学研究中的影响却在延续着。1962年香港对《大系》进行了翻印，并于1968年组织人马续编了《大系》第二辑。另据资料记载，1946年日本作家仓石武四郎曾致信赵家璧，请求翻译出版《大系》日译本并得到同意，他于1947年初寄来了他翻译出版的《小说一集》，另外，被视为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夏志清也十分明确地表示，他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初版英文版）曾受到过《大系》的影响5，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还的

8这

可以说是《大系》传统及影响的海外延伸吧！

因此可以看到，这些翻印、续编、在国外的翻译及被海外学者参考的情况说明了《大系》出版后其影响一直存在着，虽然有时因时局的变化有所减弱。

三 “文革”后至今《大系》研究的恢复与繁荣

70年代末至80年代可以看作是《大系》研究的恢复阶段，文化界对《大系》的评价逐步向比较客观的方向转变。

首先，有关《大系》出版的一些回忆性文章被公开发表，这套丛书重新受到文化界的关注。1977年，赵家璧为《山东师院学报》（第5期）写了一篇专谈鲁迅如何编选《大系 小说二集》的回忆文章，题目是《从一段鲁迅佚文所想到的——回忆鲁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文章回顾了他与鲁迅在30年代如何相识，如何交往以及鲁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参与和完成了《大系 小说二集》的编选工作的具体情况，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史料。接着，《大系》的重印计划在“文革”后很快被提上日程。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负责同志向赵家璧征求重印《大系》的意见，他高兴地答应了这一要求。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大系》十卷影印本终于在1982年全部出齐，公开发行。这套倾注了赵家璧和新文学初期作家们无数心血的煌煌巨著终于重见天日，获得了它生命中的又一个春天。另外，赵家璧还在一系列著作中介绍有关《大系》出版的详细情况，这些都成为研究《大系》不可缺少的第一手资料，也是这一时期《大系》研究的重要收获。他的著作主要有：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编辑生涯忆鲁迅》， 1984年与1991年三联书店出版的《编辑忆旧》、《文坛故旧·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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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编辑忆旧续集》。

90年代后的《大系》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大系》的出版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享有盛誉，有些学者主要从《大系》的成功出版方面总结经验，为书籍的编辑出版提供典范；另一方面，由于《大系》对转型时期的“五四”新文学所做的全面总结和评价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影响，许多学者试图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对《大系》的价值和意义做出新的评价。

出版界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主编者赵家璧在《大系》成功出版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展开。出版方面的研究论文主要有：张志强的系列文章如《赵家璧编辑思想初、、《论现代出版家的开，李荣生《“要做，庞政梁《谈〈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李频《“邀约能手”：〈中国新，邵凯云的两篇文章《从〈中国新文学大系〉看赵家璧，，胡等。在文学界，其研究则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大系》出版对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进入90年代，文学发展的环境又一次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文学批评表现出更为多元的形态。这一时期，受世界文化发展影响逐步兴起的文化研究在中国也粉墨登场，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整体面貌。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大系》研究表现出一些不同于传统的面貌，推进了《大系》研究的深化。

这些研究论文中，杨义与温儒敏的文章颇有代表性，他们从不同侧面高度一文从《大系》出版对几十年来现代文学史写作深刻影响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它的编辑体例的精巧和特别，并且指出了其为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做出了有力的“自我证明”，为以后的研究者书写文学史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参照。温儒敏《论则从“学科史”的高度，探讨了《大系》作为一种资料性与研究性经典出版物的特色与价值，并对《大系》中导言的写作情况做了分析评论。他们的论文可谓90年代后期《大系》研究中有分量的奠基之作，拉开了当代对《大系》进行更深入的学术研究的序幕。其余几篇文章也分别从不同角度涉及《大系》及导言的历史地位及作用，罗岗《解释历史的力量——现代一文明显受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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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主义批评观的影响，他把《大系》的出版与“现代文学观念”的确立这一对新文学有根本意义的概念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多角度的理论考察，使我们认识到，《大系》的出版从文化根基上为新文学找到了合法地位，并且把它牢固地树立起来。罗岗采用了对《大系》写就的“历史”进行重新改写的方法进行探讨，其深刻处在于指出了历史事物被“权威化”的可能过程，具体进行了破译经典之谜的有效尝试，给人以理论思辨的启发。岳凯华《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建构——由〈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引发的意在从《大系》出版中各编者坚持人文主义精神，保持理性的批评眼光编选出了具有经典性的《大系》这一事实出发，提出在当前社会转型与市场经济背景下作为“选家”的知识分子应该像《大系》的编者那样具有严谨、科学、理性、负责的态度从事作品编选等“经典再造”活动。姬凤霞《异彩纷呈话当年——〈中国新文学大系 一文是针对《中国新文学大系 导论集》所做的评述，她首先对《大系》的出版和分卷情况、导言写作情况等做了大致描述，说明了《导论集》对文学史写作的巨大影响及其自身的史料价值，然后分别对各篇导言的写作进行了评述。于淑娟《浅谈〈文学论争集导言〉对新文化一文中，特别强调了《大系》对第一个十年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化处理方法”对后来文学史写作的影响。乔以钢、刘堃《试析〈中国新文学大系 一文是从“女性主义”性别视角来谈《小说一集》对冰心创作的重视这一现象所包含的文化意蕴，探究编选者茅盾的编选策略、文学观念及其造成的影响。在近期出版的几本重要著作中，《大系》都被作为现代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史上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里程碑来看待，我们从它们的表述及评价中都能体会到《大系》在新文学发展中非同一般的重要性。这几本书是：黄修己《中国，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等。四 《大系》研究中质疑的声音

在前面的评述中，我们已经听到了对《大系》质疑的声音，罗岗对《大系》“历史化”提出的看法，乔以钢等对《大系 小说一集》编选中的性别策略的批评，刘禾对《大系》出版目的中有“争夺合法话语权”的结论，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了对由《大系》产生的影响的反思和再评价。在学界类似的观点还有一些，简述如下。

1985年5月，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同期也有学者提出“百年文学史”（1840—1949年）或近代、现代、当代中国文学“打通”的说法。这些对文学发展分期的不同见解都是在质疑新文学以·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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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革命”或新文化运动为起点的传统，事实上对《大系》出版后的文学分期形成了不同意见。分期问题是文学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基本问题，它的背后有更深层的文学理念做支撑，反映了新文学研究者如何看待新文学历史起点及历史传统的问题。这些看法显然已不同于《大系》编选者及此前研究者的观点，形成了对《大系》观点的质疑。

1980年代逐步兴起的“通俗文学热”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冲击也非同小可。进入90年代，社会文化的变动使得通俗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更为蓬勃的阶段，“王朔现象”、“金庸武侠小说热”等引发的思考更突出地反映了学界给通俗文学以文学史地位和学术研究的势在必行。追究这些争论背后深层的文化根源，“五四”时期对“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强烈的否定和批判的影响不可忽视，而这些传统正是在《大系》中被充分肯定并得以传承。“如何对待通俗文学”这一问题的提出其实就自然包含着对《大系》传统的反思和重新评价。1997中就明确指出了相关问题。此后，陈辽《“孔”中所见——从〈大系〉理论集中的“序”看中国文论》一文对《大系》（不仅指1935年的《大系》，而且包括以后的续编）理论集的导言进行了整体考察，指出了“中国文论”的一些共性和不足。文章使我们看到了百年中国文论的一些负面因素，形成了对《大系》传统的反思。而李欧梵在一书中对“五四”的看法也很特别。作者把“五四”新文。这样，“五四”新文学在“现代性”的视角之下便有了别样的阐释，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完成的现代性的一部分。

从上述回顾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大系》出版后的主要研究情况。总体来说，《大系》在新文学发展史中的里程碑式的地位和它在出版界的深远影响是值得肯定的。至于如今有些学者对《大系》传统提出的不同看法，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新的学术环境与历史条件下对《大系》价值的一种反思，是对《大系》研究的再推进。

杨义先生曾说：“应该看到，30年代离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毕竟为期甚短，中国文学数千年的延续和发展，充满着纷繁而漫长的曲线，任意取下短促的一小段，都可能把曲线误认为是直线。因此，现代读者在阅读《中国新文学大系》诸导言之时，应该寻找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拓展与60多年前的前辈们进行关于跨世纪中国人文建设的对话空间。对于诸导言的思维方式，应该抱有一种‘入乎其里，出乎其表’的自由精神，入乎其里而取其精粹，出乎其表而超其局限。从而建立一种中国文学整体观，把‘以五四标准评析五四’，升华到以面对新世纪杨义的话虽然是在提示我们如何对待《大系》导言，其实也可以推而广之地用在对《大系》的整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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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上。因此，《大系》的研究工作还远没有完成，研究者很有必要在这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注 释:

1 注：有关“编选感想”的具体内容可参考：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一文中的有关资料，文

章载《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参考此文的内容只在括号中表明页码；（鲁迅的“编选感想”见

赵家璧《从一段鲁迅佚文所想到的——回忆鲁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77年第5期。）

2 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 建设理论集 总序》，《中国新文学大系 建设理论集》（影印本）第11页。 3 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

4 《光明日报》1966年4月28日。

5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三联书店2002年6月版，第327页。

6 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曰译本的苦难历程》《文坛故旧录：编辑忆旧续集》，三联书店1991年6月版，第421页．

7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中译本 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7页。

8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出版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9 张志强：《赵家璧编辑思想初探》，《编辑学刊》1992年第2期。

10 张志强：《赵家璧图书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11 张志强：《为人作嫁的一生——怀念赵家璧》，《编辑学刊》1997年第3期。

12 张志强：《欣慰的纪念》，《中国图书评论》1997年第5期。

13 张志强：《赵家璧的编辑思想（上、下）》，《中国出版》1998年第1、2期。

14 张志强、杨海平：《论现代出版家的开拓创新》，《20世纪的出版与出版研究》2001年第1期。

15 陈红：《论赵家璧编辑出版的艺术特色及风格》，《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

16 李荣生：《“要做有创见的编辑”——缅怀赵家璧先生》，《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17 庞政梁：《谈〈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

18 张典：《赵家璧与新文学运动》，《编辑学刊》2001年第1期。

19 李频：《“邀约能手”：〈中国新文学大系〉成因解析》，《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

20 邵凯云：《从〈中国新文学大系〉看赵家璧的主编特色》，《台州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21 　邵凯云：《年轻编辑赵家璧成就〈中国新文学大系〉大业的缘由剖析》，《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22 赵修慧：《一个青年编辑的梦想：纪念〈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七十周年》，《出版史料》2005年第3期。23 胡晓：《赵家璧的编辑风格》，《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24 杨义：《新文学开创史的自我证明》，《文艺研究》1999年第5期。

25 温儒敏：《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学科史价值》，《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26 罗岗：《解释历史的力量——现代“文学”的确立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出版》，《开放时代》2001年第5期。

27 岳凯华：《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建构——由〈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引发的思考》，《中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

28 姬凤霞：《异彩纷呈话当年——〈中国新文学大系 导论集〉述评》，《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29 于淑娟：《浅谈〈文学论争集导言〉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化处理》，《东疆学刊》2004年第2期。

30 乔 以钢、刘堃：《试析〈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一集〉的性别策略——以冰心的早期创作为中心》，《南开学报》2005年第2期。

31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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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研究述评

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三联书店2002年6月第1版．

温儒敏等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34 陈平原：《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

陈辽：《“孔”中所见——从〈大系〉理论集中的“序”看中国文论》，《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5期。36 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本书由他1999年以来在北京大学的几次讲演内容整理而成。

37 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17页。

杨义：《新文学开创史的自我证明》，《文艺研究》1999年第5期。

[ 赵学勇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710062 朱智秀 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454003 ] 启 事

原定于2008年10月10日至12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因故推迟，具体时间另行通知。敬请谅解。

中国现代文学馆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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