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考古 - 图文

第二章 辽代考古 第一节 城 址

辽代城有5类：京城：辽有五京，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天显三年称南京，天显13年称东京）、 南京（燕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五京由皇帝或亲王主之。

州县城（国家地方行政州县管理机构所在地）奉陵邑城（为奉祀和守卫皇帝陵墓设立的城）头下军州城（大贵族的私城）

边防城（边疆地区设立的军事防御城）。

一、辽上京城址

辽上京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城址位于群山环抱的辽阔的冲积平原上，东南有白音戈洛河萦绕，是契丹王族迭剌部的领地。该地原为荒野之地，耶律阿保机曾经在此射箭选址建立龙眉宫。神册三年（918）辽太祖在龙眉宫之地建城，名曰皇都，作为辽国初期统治中心。辽灭渤海之后，国土扩大，国家大业已经稳固，经济有了新的发展，皇都城规模较小，所以太宗天显元年（926）在皇都兴建宫室，扩展郛郭，至天显十三年（938）更名为上京，设立临潢府。 契丹人是东北古老的民族。

相传契丹奇首可汗“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 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 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这个神话传说中反映了契丹的最初历史变迁。契丹人最初是由白马、青牛两个氏族相结合而成的一个部。白马氏族的居住地在从马孟山到木叶山的土河（今老哈河）流域，青牛部的居住地在从平地松林到木叶山的潢河（今西拉木伦河）流域。两部之间相互通婚，后发展为八个氏族，又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契丹古八部。契丹古八部为：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掸部、黎部、吐六于部。

901年，耶律阿保机以功继任迭刺部首领，专掌对外征讨之事。阿保机率领契丹各部人马连年发动对邻近各族和南面州县地区的战争， 902年秋，“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辽史·太祖纪》）四出征伐、掠夺使契丹的人畜、土地迅速增加，尤其是迭刺部的势力更加强大。战争的胜利不仅给阿保机家族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加强了迭刺部的经济实力，提高了他在部落联盟中的政治威望。904年，阿保机升任为于越，“总知军国事”，掌握军政大权。906年12月，契丹部落联盟八部酋长会议罢免了遥辇氏痕德堇可汗，推选实际掌权的耶律阿保机为可汗。907年正月，举行柴册礼，蟠柴告天，阿保机正式继承汗位。916年即皇帝位，国号“契丹”（辽太宗时改称辽），建元“神册”。帝号为“大圣大明天皇帝”，皇后述律氏号为“应天大明地皇后”，立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确立长子继承制。神册三年（918年），修建都城，称为皇都（后称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南）。神册五年（921年），创制契丹文字，耶律鲁不古和突吕不仿造汉字偏旁，增损汉字笔划造成契丹字，称为“契丹大字”。后来，耶律迭刺又仿造回绝文创造了契丹小字，契丹人结束了没有文字的历史。

1920年，法国神父闵宣化到林东一带调查，发现了上京城址，发表了《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一书。

日本也多次调查上京并在上京城内开掘过。

1962年6月～9月，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考古所前来）进行了科学调查。勘探和试掘。正式报告刊于《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1994年（《辽上京城址勘查报告》）。20世纪90年代末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考古所联合发掘上京城。

上京城址，现地面遗迹分南北两城：皇城、汉城。 1、皇城： [1]、形状与规模

皇城位于北部，为六边形，周长:6398.63米。

东墙长1467米 北墙长1485.8米 西北斜折墙长422米 西墙长1063.1米 西南斜折墙长359米 南墙推测长度1601.73米 [2]城墙与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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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城墙夯土修筑，分主墙和后补墙，主墙基宽15米，残高8.5米。有马面、角楼。现存马面45个，间距110米左右，马面依主墙而建，外凸12米，宽26米，夯土筑。城墙外还有宽14米的护城壕。

《辽史》记载皇城城门有4个：安东门、大顺门、乾德门、拱辰门。大顺门已冲毁。现存的3个城门都有瓮城，门宽5米。

[3]、大内城

大内城位于城中偏北的丘岗上。《辽史》记载大内城有三门，承天门、东华门、西华门。（没有北门）。

地面能看到大内城的北墙，西墙的北段和承天门址。大内中间有隔墙，东部有缺口。大内分成南北两个院落。

街道探出几条，有纵向的，有横向的。如1号东西横街，从乾德门向东，宽12米，长700余米。 西半部建筑集中，东半部为空地。

大内城内发现多组建筑基址，从建筑址分析，西北部有开皇殿，五銮殿，安德殿。

《燕云奉使录》（《三朝北盟汇编》记载北宋赵良嗣（使）观看了上京之战，攻破之后良嗣与阿骨打一同进入大内，并作诗：“建国旧碑胡月暗，兴王故地野风干。回头笑向王公子，骑马随军上五銮”。）。 东南部有宣政殿，昭德殿。根据史书记载，京城大内有东向毡帐，《辽史·百官志》北面官条：“契丹北枢密院。掌兵机、武铨、群牧之政，凡契丹军马皆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帐殿之北，故名北院。” “契丹南枢密院掌文铨、部族、丁赋之政，凡契丹人民皆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之南，故名南院。”

大内中部发现一条东西向隔墙，把大内分为南北两部，这与史载辽朝北面官内分南院、北院之制分相吻合，这是辽上京大内布局的特点之一。 《薛映行程录》记：“承天门内，昭德宣政二殿与毡庐，皆东向”，以此推之大内城原本以安东门为正门。大内城内设置毡庐是契丹国俗。三大殿（开皇殿、安德殿、五銮殿）则是南向的，为汉俗之制。昭德、宣政殿是汉俗宫殿制度与契丹俗东向居住特点相结合的宫殿形制。《辽史·地理志》：“太宗援立晋，遣宰相冯道、刘煦等，持节具卤簿法服至此，册上太宗及应天皇后尊号。太宗诏蕃部依汉制，御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因改皇都为上京”。汉俗南门是正门。所以，耶律德光在举行接受皇帝皇后册号时，完全按照汉俗礼制，让晋使从正南门入，自己在南向正殿接受册号。因为大内本没有南门，所以要开辟南门，取名承天门的意义是说契丹人耶律德光当皇帝统治汉人和其它人是秉承天意。在大内城的布局上，是东向契丹毡帐制，南向汉式宫殿，和东向宫殿三制并存。[西大院可能是金代的禁院（囚禁罪人之处）]

[4]、日月宫在皇城西南。

西山坡有建筑群分为南、北、中三个庭院，发掘报告考证是日月宫。（太宗皇帝，皇后宴寝之所）皆东向，背倚城墙，周围有围墙，围墙240×360米。

[5]、中央和京城官府机构、寺院分布在皇城南半部。 临潢府、临潢县、长太县。 孔庙、国子监、绫锦院

义节寺：《辽史·太祖淳钦皇后传》：“太祖崩，后称制，摄军国事。及葬，欲以身殉，亲戚百官力谏，因断右腕纳于柩。太宗即位，尊为皇太后。”《地理志》一“上京道临潢府”条：“太祖崩，应天皇后于义节寺断腕，置太祖陵。即寺建断腕楼，树碑焉。”关于述律断腕，《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二有较详细的记载：述律为人多智而忍。阿保机死，悉召从行大将等妻，谓曰：“我今为寡妇矣，汝等岂宜有夫。”乃杀其大将百余人，曰：“可往从先帝。”左右有过者，多送木叶山，杀于阿保机墓隧中，曰：“为我见先帝于地下。”大将赵思温，本中国人也，以材勇为阿保机所宠，述律后以事怒之，使送木叶山，思温辞不肯行。述律曰：“尔，先帝亲信，安得不往见之？”思温对曰：“亲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从先帝于地下，以子幼，国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断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谏之，乃断其一腕，而释思温不杀。

2. 汉城

《旧五代史》：“城南别作一城，以实汉人，名曰汉城。” 《辽史》：记载行政建制有潞县、兴仁县、宣化县、定霸县、保和县、易俗县、迁辽县。除了汉人外，还有大量的西域商人， “南门之东回鹘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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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西南同文驿，诸国信使居之。”

城址略呈方形，破坏严重，城内所见遗址残余痕迹少。东墙长1290米，西墙长1220米，南墙长1610米，三面共长4120米。汉城城墙残留低矮，防御设施简单，没有马面、瓮城设施。 3、辽上京出土遗物

皇城遗物：[1].瓦：红陶质，外挂琉璃，内有布纹。滴水作扇面形，面有上粗凸线，被压纹分段，下有水波纹。瓦当：花式瓦当，园形瓦当，均兽面。

[2].瓷片：有白瓷和仿定窑白瓷，影青瓷，青瓷（后二者极少，仿定窑瓷早期多，晚期少。早期（五六层）出茶绿釉硬胎瓶，坛等。晚期有缸胎粗瓷，其中豆绿等品种只见于四期。 [3]、货币：唐开元通宝和宋钱。[4]、铜铁器、盆、刀、带饰、镊子、环饰。

[5]、骨簪、琉璃簪、骨器。 [6]、陶器115件 以盆多、缸、瓮也较多，上层多，中下层少。灰陶多，红陶少，红陶有施黑衣，有的加暗纹。 4、外郭城：

皇城加汉城的外周长（除去共用的城墙）合17里，《辽史·地理志》记“二十七里，”可能是指郛郭城。

外郭城地面已经看不见遗迹，北宋大中祥符九年《薛映使辽行程录》记载入上京的次序是： “入西门，门曰金德，内有临潢馆。 子城东门曰顺阳。 北行至景福门， 又至承天门”。

他进入的第1道门是郭城西门金德门，后入汉城的东门顺阳门，再向北走进入皇城的南门景福门（可能就是大顺门），最后进入的是大内宫城的南门承天门。

辽上京城未遭到金的大规模破坏。金天辅四年（1120年）阿骨打攻克“其外城”，上京留守挞不野投降。所以阿骨打还在上京皇城大内举行了宴会。

5、上京城的特点：

[1]、现存上京城城址分为南北两城，北城是皇城，南城是汉城，契丹人和汉人分别居住，皇城有马面，汉城无马面，在公用的皇城南墙也修筑马面，显然有防备汉城居民之特点。 [2]、城内布局没有中轴线，没有左右对称的建筑布局，布局似随意而建。

[3]、大内城位于皇城东部，宫城布局为二元式。以东为正门，分南北两院，绝大多数建筑和毡帐都是东向，这是契丹本民族东向习俗之反映，是适应契丹人东向立毡帐之习惯。太宗寝宫和以南门为正门的三大殿建筑，用于举行重大汉式典礼的地方，日月宫，明妃宅等位于宫城之西，之南也是俗东向之反映，并不违反前朝后寝的汉俗。 6、上京城的历史地位

辽上京城是在太祖创业之地修建的都城，辽上京城的建立反映了契丹民族由原始部落社会向

封建社会发展转变的重要标志，是契丹汉化发展的里程碑。辽上京是契丹民族（国俗）文化与汉文化结合的产物，其布局与功能的划分具有独特性，在中国古代都城中别具一格。

二、辽中京城址：

1、位置：位于赤峰宁城县大明城（又称大名城）。位于老哈河冲积平原上，是辽代中京大定府故址，（辽亡后，金设北京路，元代设大宁路，明设大宁卫永乐元年撤卫而荒废）。 2、中京城修建历史背景：

圣宗耶律隆绪及母肖太后，在统和22年（公元1004年）攻北宋订立澶渊之盟，辽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圣宗过七金山，土河（今老哈河）之滨，南望云气有郛郭楼阁府库之状，因议建都”。这里土地肥沃，地近中原，宜于与中原交通往来，所以选此建新都。统和25年圣宗择燕冀工匠在奚王牙帐之地仿北宋开封城修建规模较大的都城。中京成为辽的统治中心。 3、布局：

1959年（4—11月）～1960年6～10月进行发掘。通过发掘，认识了辽中京城的总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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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分3重，外城、内城和皇城，三城相套。这是仿照北宋东京城。内城和外城都有马面，外城的马面小，有的地段已经看不见。在航空片上可以看到部分马面。

[2]外城东西宽4200米，南北长3500米。无马面，有角楼，有瓮城。

朱夏门到阳德门的大道宽64米，长1400米，两侧有排水沟，路的两侧有石板砌成及木板铺盖的排水沟，这和北宋东京御街西侧有“砖石瓮砌御沟水两道”（《东京梦华录》卷二《御街》）基本相同。两侧还有纵3条横5条大街成为中央有中轴线而东西两侧对称的布局。。 据（路振《乘轺录》）宋使辽记：“街道东西并无居民，但以矮墙以障空地耳，阊阖门楼有五凤楼，妆如京师，大约制度卑陋。自朱夏门入，街道阔百余步，东西有廊舍二百间，居民列廛肆庑下。街东西各三坊，坊门相对，虏以卒守坊门，持挺击民，下令出观，徐视坊中阅地，民之欢者无多。”。

在大道两侧的排水沟旁，还发现有石头墙基与大道平行，可能是坊里的外墙。路振所说“街东西各三坊，坊门相对”，只是指有廊舍的一段街的东西两侧，各有三坊。从整条大道两侧的经路三条和纬路五条相互作“井”字形的交叉情况来看，大道东西两侧，当各有三列直排的坊，每列应有四坊，共十二坊，东西两侧共二十四坊。

外城大街两侧的南北向的廊舍建筑遗址，它位于皇城阳德门南约500米处，在外郭城南门朱夏门到阳德门间大道的两侧约20米。在发掘区内共发现东西向的十三排夯土台基，每排有四个楔形夯土台，每个夯土台平面作正方形，剖面呈楔形，上端长宽各约1米，深0.7米，下端长宽各约0.7米。每排四个楔形夯土台的距离，当中两个相距3.8米，东西两侧的两个各相距1.6米。附近还发现有移动过位置的石柱础五个，长宽各约40厘米，厚约25厘米。整个建筑遗址内地面全部夯实。在发掘区外还有与这十三排夯土台基相连的许多排夯土台基，未能全部发掘，可知它原是一处南北向的长廊式的建筑，应该又是模仿当时北宋城市中流行的“市廊”的形式。

[3]皇城在外城的正中偏北地方，东西两面各距外城约1000米，南面距外城约1400米，北面距外城约500米。皇城作横阔的长方形，东西宽约2000米，南北长约1500米，幅员约合十四里。

[4]宫城又在皇城正中偏北，仅筑有东、南、西三面的墙，其北墙即是皇城的北墙，每面长约1000米，四角有角楼基址。

从皇城南门阳德门向北到宫城南门阊阖门，有宽约40米的大道，长约500米，约近一里之数，与路振所说符合。

宫城内有武功殿和文华殿。文华殿和武功殿之间，有一条宽约8米的通道。这种武功殿和文华殿的建设，仍然保持有契丹风俗的特点 4、中京城的历史地位

中京城是辽代中期修筑的都城，形制模仿北宋东京城，三重相套，形状规整，是北宋文化对辽国文化影响的重要体现，表现出汉文化的强大的影响力。

三、祖州城：

地点：巴林左旗石房子村，东距上京五十里。位于通往祖陵的道边。这是皇室家族世居之地，阿保机及四辈先祖都出生在这里，故名祖州。

2、 布局：由外城和内城构成。

[1]外城：平面为五边形，四门，各有瓮城。

城北部有内城，内城前有一横街。横街前有一宽纵街。东有长霸县，西为咸宁县。内城之东的建筑遗址是州府和诸官与绫锦院，有契丹、汉、渤海300人，供内府取索。

[2]内城：后部有供奉四世先祖的两明殿。再后是供奉太祖阿保机的两仪殿，前部有东西两个长殿。 《辽史·地理志》：

“祖州，天成军，上节度。本辽右八部世没里地，太祖秋猎多于此，始置西楼。后因建城，号祖州。以高祖昭烈皇帝、曾祖庄敬皇帝，祖考简献皇帝、皇考宣简皇帝所生之地，故名。城高二丈，无敌棚，幅员九里。”……“西北隅有内城，殿日两明，奉安祖考御容，曰两仪，以白金铸太祖像；曰黑龙，清秘，各有太祖微时兵杖器物及服御皮毳之类……。 [3]、石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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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西北部，紧邻内城西墙。前部有墙与外城隔开。后部有门与内城相通。

石室，由七块重达几十吨重的花岗石拼制而成，座落在巨大的夯土台基上。顶石重量达45吨。石料是从三十里外的地方开采来的。

功用众说不一：第一牢狱说。囚禁李胡（太祖三子，被世宗囚禁）的皇族牢狱。王襄平《祖州石房子考证》：太子李胡与太后谋废立，（世宗）李胡祖州，禁其出入。（穆宗时）辞逮李胡囚之，死狱中。

实际上，不会因为一个囚犯建造这样一个奇迹建筑。

第二祭祀祖室说。祭祀契丹远祖的殿堂。张松柏：鸟田正朗，契丹来源于鲜卑，人筑石室模拟

鲜卑宗庙石室。

[鲜卑石室的发现] 史书中的“大鲜卑山”、“幽都之北”、“大泽”等特定地名，都极其笼统，后人很难指出其准确地点。

故史家对拓跋鲜卑的最初居住地大鲜卑山始终不知在何处，甚至有人竟认为：“鲜卑山乃具神话之意味，未必能指出今为何地。”真的成了千古之谜。

有一件事，为人们提供了一线信息。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三月，乌洛侯国遣使朝贡，

在《魏书·乌洛侯传》中记载了乌洛侯的地理情况，并对石室规模也有所描述：

乌洛侯国，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民冬则穿地

为室，夏则随原阜畜牧。多采，有谷麦，?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谓北海也。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90步，东西40步，高70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

这一段记载，为我们后世寻找乌洛侯的所在以及拓跋鲜卑祖先住地提供了一线希望。这里提到完

水、难水等地理情况及部族部落乃见于中国文献的最初记录.

1979---1980年米文平四探嘎仙洞。在第四次发现文字。 考古发现的山洞在鄂伦春自治族旗阿里河镇北，大小与记载相差不多。 [嘎仙洞祭祖]

鲜卑之后人源氏，先居住在广东香港有6千人。仅鹤山市龙口村宵乡村有1千人。家谱记载出自秃发鲜卑源贺之后，《魏书》中《源贺传》记载拓拔焘对河西王源贺说：“卿与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唐代源休因犯谋反罪而迫使源氏家族四散逃亡。其中有一部分人到广东。

到源休谋反失败，时近公元800年。据霄乡源氏及有关资料介绍，源休谋反失败后，朝廷不仅杀了源休及全部家族，还株连所有源氏；当时源氏都仓惶外逃，有一部分源氏改为其他姓氏；有一些人逃到少林寺做了和尚，据霄乡源氏称，少林寺现在还保存着有关源氏的记载。霄乡的源氏宗族，就是当年为躲避追杀才逃至广东的。霄乡源氏还介绍，他们是北宋宣和年间(1119年一1125年）迁到广东的，当时居住在广东北部的南雄府保昌县沙水 村珠巩巷。《源氏大宗族谱》记载，源潜夫是源乾灌的后代，是广东南雄源氏的头人。南宋咸淳9年（1273年），有一王妃胡氏路过珠现巷不慎掉人水中淹死，官府以为是有人故意陷害王妃，因此要血洗珠巩巷。源氏头人源潜夫与其弟源潜傅带领源氏宗族又往南迁，最终落脚广东省鹤山市龙口镇霄乡村。当初，源潜夫带领源氏把霄乡建的非常坚固，环绕霄乡建有高大的城墙，上面建有敌楼，设有东、南、西、北4个门，取名“坚城乡”。源氏为纪念祖先，1867年在村中建了一座源氏大宗祠，里面曾书有源氏渊远流长的对联：“北魏同源远，南雄衍泽长”、“管缨传北魏，事业纪西平”；80多年前 还建了一所近湖源公祠，门旁至今还挂有对联：“发源由北魏，晋爵纪西平”。源氏还将村外东北方的一座小山辟为秃发纪念山。山顶上有宛如城堡的石头城，还有石桌、石凳、石灶、石缸、石碑等等。每逢传统节日，霄乡人便会来到山上烧香磕头、拜祭祖先，祈求先人保佑平安，心想事成。人们怀念故土，缅怀先人，村中的祠堂都面北而建，源潜夫的坟墓也向着东北方。

霄乡源氏介绍，村中北门坊70多岁源本辉等老人曾经讲： 1938年日军侵占广州、攻占九江、江门，大肆烧杀掠抢，实行“三光政策”。亲眼目睹了日军进人霄乡的情况：1939年，日本军官骑着高头大马，带领部队进人霄乡，看见“源氏祠堂”后，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日军军官下马跪在“源氏祠堂”前频频磕头，嘴里叽叽咕咕说着日本话。日军在祠堂里过了一夜，有一个军官拿着一些肉干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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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州白塔木雕。彩绘法舍利塔共发现5件。此件通高23、底径8.8厘米。木雕彩绘，塔身外壁雕刻七佛立像，形象逼真，衣着线条简练流畅，七佛全身贴金并勾绘胡须。塔身彩绘以平涂勾勒为主，塔刹宝珠贴金，色彩明快典雅，是这批木雕法舍利塔中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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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辽陵墓

一、辽陵发现史

1913年，林西县知事王士仁发现林东白塔子的庆陵碑石，知为辽代圣宗皇陵，遂于1914年盗掘。(1)

在巴林旗传教的法国神父闵宣化(Jos．Mullie，或音译为牟里)在调查辽上京、中京、庆州、怀州等城址时，于1920年调查了庆陵，并探寻怀陵，1922年在《通报》上发表了《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论证了庆陵和怀陵的地理位置，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2)他对庆陵所在，论证是正确的；但他所定的怀陵是错的。

另一个法国传教士凯文(R．P．L．Kervyn)于1922年挖掘庆陵的中陵，发现哀册。他在北京出版的《天主教会公报》第118期上发表的《蒙古巴林旗的大辽帝国故都》中予以刊布。陪力欧(P.Pelliot)在《通报》上对此作了介绍。契丹文字的哀册发现引起国际上东方学者们的“震惊”。(3)

1930年夏，当时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之子汤佐荣令一团士兵对庆陵的东陵和西陵进行大规模盗

掘。东陵内发现了圣宗、仁德皇后、钦哀皇后的汉文哀册和契丹文哀册。汤佐荣用牛车把这些珍贵的哀册和其他随葬品偷运到承德。中陵因地下水深没有挖掘成功。

同年10月，日人鸟居龙藏到庆陵调查。由于汤佐荣盗掘后并未回填墓口，鸟居龙藏得以进入

墓内，虽然随葬品已被劫空，但东陵内的精美壁画仍在，人物图象上有契丹文榜题，鸟居拍摄了这些壁画，并在1931年的《国华》杂志上发表了部分照片，还介绍了庆陵出土的汉文和契丹文哀册碑石。从而引起日本学术界的“异常关心”和其他各国学者的重视。(4) 冯家升在《燕京学报》第19期上发表的《日本人在东北的考古》中评论道：“辽之国书传于今世的已经很少，而他却从陵壁上发现了几个辽人的真笔字。这比汤佐荣运走的契丹文石刻还要宝贵，可惜他是不懂得！契丹人画象向来没法子知道，只有明代人的《三才图考》里有黑契丹牧羊的一个像，而鸟居氏却从陵壁上发现了许多，这更是可贵!”1936年鸟居龙藏发表了四大本的《考古学上所见之辽文化图谱》，其中刊布了当时拍照的庆陵壁画照片。(5)

1931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派遣的内蒙古调查团也到达庆陵，因很快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仅对庆陵的东陵作了简单测量和概略勘查。

1933年8月，鸟居龙藏带领妻子鸟居君子、儿子龙次郎、女儿绿子到辽中京、上京一带进行考古和人类学调查，于10月间再次调查庆陵。1934年日人关野贞也到庆陵调查。(10)1935年日满文化协会组织人员对庆陵进行调查和发掘，对东陵的壁画作了系统的照相和临摹。为了编写《庆陵》报告，在1939年又派田村实造等人到庆陵复查，重新掘开东陵进行实测、校核。(11)

日本学者在本阶段偏重于田野工作，注重资料的搜集。室内工作的重点在资料的整理和刊布。如鸟居龙藏在1936年出版《考古学上所见之辽文化图谱》后，1942年又有《辽代的画象石墓》问世，《庆陵》报告的编写也在1944年完成，这些书中对壁画和面象石的内容作了考释，并已开始用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来研究辽文化和契丹文化。(18

1976年昭盟文物工作站苏赫、巴林右旗的文物管的韩仁信发现了怀陵。等年进行测绘，83年又进行复查。张松柏：《辽怀州怀陵调查记》《内蒙古文物考古》第3期。

显陵没有发现，在辽宁北镇的医巫闾山。 二、祖陵

祖陵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及述律后的陵寝埋葬于此。这里有一巨大袋状山谷，谷间丛林茂密，泉水潺流，四周群山环抱，峰姿秀丽。巅间豁口处，均以石块筑成壁垒，无径可通谷内。东南有一个直线距离约８０多米的山口，为祖陵陵园惟一的出入口。谷口处有两座巍然耸立的岩峰如巨龙昂首，东西对称，形成天然山门。这就是《辽史》中记载的“黑龙门”。龙门两侧所有建筑遗迹，应是楼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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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龙门入谷北行约1.5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大殿址，地面

上残存有琉璃残瓦。从殿的规模格局与祖州城内城正殿大体相仿，应是《辽史》中记载的“太祖天皇帝庙”。山谷深处有陵墓两处，一个较大，推测是辽太祖陵，另一处较小，也应是陵墓。辽祖陵黑龙门外山坡处现存一石龟趺。石龟趺残长２．８、高１．０６米，十分巨大。其上石碑不存。近年，在此附近采集到70余块契丹大字和汉字残碑石，其中契丹大字残碑石30余块。从采集的带字残石碑片看，此碑一面为契丹文字，一面为汉文楷书，属于双语石碑。

通过对环绕祖陵四周山峰的实地踏查，共发现了近３０处封堵豁口或筑于平缓山脊的石墙。这些石墙将祖陵陵园密封成一个独立的文化地理单元。石墙上口约宽０.８—６米、高从不足１米到９米多不等。石墙最长达１６０多米。石墙从形状和特点看，其性质不会是防御性的，而可能是与古代陵墓修建时遵从的堪舆制度相关。堪舆家所谓“后有靠，侧有障，前有屏，近有水” 龙脉之地

祖陵外的东侧台地上，有多处建筑基址。其中以现存石龟趺的台地最为重要。在祖陵外西侧的台地上，也有建筑基址，砖瓦残块非常丰富。附近还采集到一块残墓碑，存“……劉莫……葬依天城”的字样。与《辽史》“葬太祖皇帝于祖陵，置祖州天城军节度使以奉陵寝”的记载相印证。此墓或许是辽代以后的墓碑，但是所提及的“葬依天城”，则是研究祖陵的一条重要资料。

2005年１０—１１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二队会同内蒙古巴林左旗博物馆对辽代祖陵陵园遗址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古调查，获得了一批较为重要的研究资料。 通过对祖陵陵园内遗迹和遗物的实地考察，基本明确了太祖陵墓的位置。从现地表看，祖陵前半部为土石混合的二次堆积，而后半部则为自然的山体。为了确认祖陵的神道位置，对半埋在现地表中的石翁仲进行了清理，试掘了１．５×２．５平方米的范围。在深１．２米左右的位置，清理出石翁仲的底座。令人惊喜的是，紧贴石翁仲西侧的原地面上还有一个石雕卧犬，无疑是当时祖陵神道两侧的石像生之一。距此不远，还有一残断的半节石翁仲个体，与清理出的石翁仲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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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怀陵

怀州城位于巴林右旗幸福乡岗岗庙村。

怀陵位于怀州城北6华里的床金沟。纠正《辽史》记载在州城西20里的错误。 太宗是太祖次子，名讳德光，小字尧骨。出生时有神光。

太宗行帐放牧于此，太宗46岁驾崩于栾城，后葬于凤山。陵曰怀陵。

怀州城长方形，东墙长524米，南墙长496米。有角楼，无马面。城内建筑集中位于西部和中部，有2组大型宫殿。城外也有大量居住址。

城内出土了大陶瓮和大长颈瓶。瓶近底部有1圆形透孔，直径1.8厘米。压印篦纹、鹿纹、水字、钱纹。火候高，是实用器。报告认为是制作酒的酒器。穆宗酷爱酒，曾经造大酒瓶，刻鹿纹，储藏酒以祭祀天。

怀陵占据整个山谷。山谷谷口和山脊低矮处用石墙封堵。谷中部修一道墙，分成2个区。后区有陵丘2个。2个陵区都有祭祀的大殿。有汉白玉柱础、莲花瓦当等建筑构件。

后来辽穆宗也葬在怀陵，所以不知道哪个是太宗的陵墓，哪个是穆宗的陵墓。

太宗的哥哥是耶律倍，太祖在位时，于公元916年立他为太子。 耶律倍喜欢读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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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汉文写诗作文，又爱好音乐，善于画画，崇拜汉族的文明，信儒学。

耶律倍不但有很高的汉族文化修养，还是一员统兵的战将。公元919年，他跟随太祖北征乌古、党项，担任先锋都统，带兵开路，一直打到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以北)。公元924年，太祖西征，命令他留守京师。公元926年正月，又跟随太祖攻灭渤海国，并改渤海国为东丹国，其都城忽汗(今吉林省镜泊湖畔)改名为天福。2月，太祖任命耶律倍为东丹王，称“人皇王”，改年号为“甘露”，镇守东丹，使这一地区成为辽的一部分，并仿照汉族在东丹国建立了不少制度。

公元926年7月太祖病死后，原应由耶律倍继位，但是，太后述律平不喜欢他，而中意于次子耶律德光。耶律德光当时又位居大元帅，手握重兵，已先后镇压了一些反对他继位的贵族。耶律倍自知无力和他抗争，只得对述律太后说：“大元帅众望所归，应该继位。”述律太后自然同意， 并于公元927年11月由耶律德光继位为帝。耶律德光担心耶律倍仍会和他争夺皇位，就将他迁到东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派人监视着。耶律倍愤懑难忍，意欲离开契丹。后唐明宗李嗣源知道了他的处境，秘密派人来请他去后唐，他欣然答应。临走前，他还写了一首诗以抒发自己委屈出走的心情：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他把诗刻在一块木牌上，竖在海边，然后避过监视者，乘船浮海逃到后唐的都城洛阳。李嗣源热情地接待了他，供给食宿，并赐以节度使的官职。他为了表示对汉族文化的崇敬，又改名为李赞华。射骑图台北故宫藏.

公元936年4月，后唐的李从珂发动兵变攻陷了洛阳，夺取了帝位，并派人谋杀了闵帝李从厚。耶律倍反对李从珂篡位，又为他故国的利益考虑，便秘密派人送信给耶律德光，建议耶律德光迅速出兵攻伐后唐。

公元936年闰11月，原后唐亲契丹的节度使石敬瑭统兵攻打李从珂。李从珂兵败，走投无路，决定自焚。他这时忽然想到了耶律倍，马上派人去召他前来与他一起自焚。耶律倍拒绝前去，李从珂立刻派力士李彦坤赶到耶律倍的住处杀死了他，尸体后由一个和尚草草收葬。石敬瑭攻入洛阳后，为了讨好契丹，亲自为耶律倍服丧，以王礼重葬于洛阳郊外，由耶律德光迁葬于医巫间山。太宗驾崩之后是世宗即位，世宗是人皇王耶律倍之子。夺回帝位，即辽世宗，追封耶律倍为“让国皇帝”。

葬在辽宁北镇市富屯乡的琉璃寺，；

世宗登基5年，在36岁被刺杀，葬于显陵。可能在北镇富屯乡新立村的董家园子。

穆宗是太宗长子，世宗被害，他即位。残暴，酗酒，经常杀掌管动物的人。如：天禄十三年--近侍卫伤獐子，杖杀侍卫。杀鹿人，枭首以示掌鹿者。到怀州时获双熊，欢喜喝醉酒，回行宫时被近侍、盥人、庖人所杀。39岁。葬于怀陵。

景宗是世宗的次子，即位13年，35岁狩猎时突病而死。葬于显陵旁，称乾陵。辽宁锦州市的北镇市。

乾陵的主要皇陵的位置则是在北镇富屯乡龙岗子村，当地人称此处为“大土包”，据说是辽景宗耶律贤和睿智皇后（俗称契丹萧太后）的合葬墓。

没有确认，也没有列入国家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四、庆陵

[1]庆陵的墓主人

庆陵位于巴林右旗王坟沟，是辽圣宗、兴宗、道宗的陵墓的总称。

...庆陵位于内蒙古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驻地北约十五公里的瓦林乌拉山地狭谷中。

辽圣宗名：隆绪，小字：文殊奴。是景宗的长子。12岁即位，母萧太后（承天皇后）摄政。61岁驾崩于行宫。葬于永庆陵。

辽初该地建黑河州，其地苦寒，山谷险峻，百兽聚集。圣宗统和八年，重新建州，号庆州。圣宗秋天在此射猎，爱其奇秀，曰“吾万岁后，当葬此。”兴宗遵遗命，建永庆陵，有望仙殿，御容殿，置蕃汉守陵三千户。

辽兴宗名：宗真，字：夷不仅，小字：只骨。40岁驾崩于行宫。圣宗崩于太平十一年六月（1031年），六月改元景福，在当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于永庆陵。

道宗，名：洪基，小字：查剌。70岁驾崩于行宫，葬于永福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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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陵合称庆陵。

墓内所出哀册为石质，墓志是方形。与其它辽墓墓志形制相同，但庆陵所出皆自称哀册。有汉文和契丹文两种哀册，哀册盖上有龙纹。根据哀册可知，永庆陵是圣宗和仁德皇后、钦哀皇后的合葬墓。 仁德皇后，小字：菩萨哥。是圣宗正妻，被册封为齐天皇后，死后追谥为仁德皇后。生2子皆早卒。

钦哀皇后，黝面，很视。母曾经梦见金柱擎天，诸子欲上不能，她到了能爬上去，异之。圣宗立之为宫人，因生子而受宠，其子被仁德皇后收养为太子（仁德之子早卒）圣宗亡后，钦哀皇后发动政变自立皇太后，临朝摄政，并囚仁德皇后于上京，逼其自杀。以生辰日定为应圣节。后来又与小儿子重元商量，准备废除兴宗。兴宗收回符玺，把她迁到庆州七括宫思过，后来又迎回侍养。她总是闷闷不乐。兴宗死，她“殊无戚容”。皇后悲泣如礼，她说，“汝年尚幼，何哀痛如此！”追谥钦哀皇后。

兴宗仁慈，不思加害养母仁德皇后而被钦哀斥责，钦哀皇后亲赴执政。 钦哀亡于清宁三年（1057年），四年（1058年）迁葬于永庆陵。

大康七年（1081年）从祖州西主寝迁附于永庆陵。哀册由道宗撰写。 《全辽文》收录了汉文哀册全文和契丹文哀册的拓片图版。

陵址位于山凹深谷之内的山之南坡，三座陵东西排列，俗称东陵、中陵、西陵。陵之间相距2公里。沿山脊筑陵区的城墙，凹口筑墙封堵。陵区内也有神道、祭祀殿堂等建筑。这些建筑今天所能见其残基。神道皆东南向。

东陵是兴宗陵、中陵是圣宗陵、西陵是道宗陵

《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第2期是巴林右旗专集，计连成发表了《辽庆陵又有新发现》：根据东陵1997年夏新发现的陪葬墓的墓志和哀册中有“附葬于兴陵，礼也。”的记载，确定东陵是兴宗的永兴陵，则推测出中陵是永庆陵，西陵是永福陵。

《庆陵》报告中确定东陵是永庆陵，中陵是永兴陵，西陵是永福陵，影响很大，以后出版的所有书都是根据《庆陵》的推论。所以，新的发现纠正了重要的失误，证实ミュヮノ曾经提出鸟居龙藏同意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认为东陵是兴宗陵、中陵是圣宗陵，西陵是道宗陵（《庆陵的壁画》第50页）。 [2]、庆陵之东陵的主要发现

陵墓的地宫（地下墓室）为多室的大墓，庆陵的三个陵都是三主室四耳室的七室墓。 东陵为仿木雕砖壁画墓。东陵全长21米，前室方形，其余墓室为圆形，中室最大，为主室。 墓室内遗物被盗一空，保存较好的是墓室内的壁画。

墓道：在靠近墓门处，墓道两壁均有排列整齐面向墓室站立的契丹侍卫，15人，手持骨朵。有一马夫牵鞍辔俱全的马。近年的发掘在墓道还发现有高轮大车图像。这些图像是墓道仪仗出行图的一部分。

前室：前室的前甬道两壁画门卫、侍卫人员立像，前室的前半部分画汉装的乐队人物，手拿乐器。前室的后半部分，东西甬道，和左右侧室，都是大臣们的立像，有肖像之特点在人物肩之上有榜题，契丹人物所代替真身的官僚的名字，笔法不一，可能是自书其名。有的为汉臣，有的则是契丹装束。有的叉手而立，有的持表示身份的物品，如肩扛鱼网，手臂挽巾。

髡发者是契丹人。 中室绘四时捺钵图。

捺钵之制：辽皇帝四时游猎，避寒署，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四时捺钵时，百官随行，处理重大政务。

春捺钵，在鸭子河（长春州—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旗的他虎城），正月上旬，起牙帐，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鹅至，则纵鹰捕鹅，得头鹅之臣受赏，并设饮宴通宵。头鹅荐庙，群臣各献酒果，兴乐，相酬酢，致贺语。皆插鹅毛于首以为乐。戈猎网钩，春尽乃归。

夏捺钵：无常所。多在吐儿山（在庆州北300里）卜吉地为纳凉所。5月末六月初至与南北臣僚议国事，暇日游猎。7月

秋捺钵：在伏虎林（永州西北30里）射鹿及虎。

冬捺钵：在永州东南30里。其地饶沙，冬月稍暖，牙帐多于此坐冬，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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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猎讲武。

终辽一代二百余年，捺钵之制不变。

东陵内所画四时捺钵风光图是展现四时捺钵的自然风光景色，并无人物狩猎场面，或毡帐之物。前室门之上画双龙戏珠图。中室四时捺钵图以影作立柱相隔，立柱上绘有龙。 [3]、东陵之陪葬墓

东陵发掘两个陪葬墓，位于东陵南偏西300米处，为多角形4室墓。 1号墓出土墓志《大辽赠秦魏国王墓铭》，墓主是耶律弘世，他是兴宗的幼子，道宗的弟弟，封秦越国王。大安三年死，“附葬于兴陵，礼也。”。墓内有大量壁画。

2号墓主人是耶律弘本，他是兴宗的次子。（兴宗共3个儿子）。

墓室为八边形，墓室门位于南侧，占去一面，其余七个面均为彩绘壁画，其中正对墓门的东北、正北及西北三面壁画总长度为8.8米，高1.8米，均彩绘于木椁之上，画面是以十二棵神树图案为主题，在整个画面上用宽约10厘米的墨线将整幅图案等距竖行分隔成12个部分，每个部分正中绘有一棵神树（菩提树）同时由于所绘神树12株，各用一条白色披帛垂挂装饰，可能表现墓主人信仰佛教，一年12个月都虔诚不愈，始终如一的态度。而宝珠、火焰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和佛光普照与佛法无边，白色的披帛则象征吉祥。

人物壁画多，主室门两侧墙壁有高1.8米的10棵树，树上有1整条似丝帛的披帘形垂带相连接。

五、比拟皇陵的赵德均墓 前室 中室 后室 前室 前室 中室 中室 左侧室 右侧室 左侧室 右侧室 3.27 5.60 5.14 3.27 2.36 3.27 3.3 圣宗陵 2.74 4.12 2.62 1.76 1.92 2.9 3.31 赵德钧墓 九室墓。强中后三主室，各带左右耳室的9室墓。

前室右侧室有灶台、铁锅、石锅、玉碗、铜勺。壁画有妇女揉面图。

后室左侧室发现铜钱两堆和木板箱的朽灰，较完整铜钱约为七万三干九百余枚，这在发现的辽墓中是独一无二的。

后室之右侧室有腐烂的绿色物质一层，推测是粮食。

中室之左侧室，壁画是左三人赏画，右旁边站6人是童仆。出土150件瓷片，其中有官和新官瓷器、三彩器瓷片。

赵德钧墓虽被盗严重，但所剩遗物亦有其特殊之处， 发掘前的该墓南10米处发现了该墓的墓志，属“辽故卢龙节度使大师中书令北平王赠齐王天水赵公夫人故魏国夫人赠秦国夫人种氏合祔墓志铭”，从墓志铭文可知，秦国夫人种氏是在应历八年附葬于“齐王之茔”。赵德钧死于辽天显十二年，所以该墓的建造年代可能在太宗时期。

北平王赠齐王的赵德钧墓使用九室之墓是极为特殊的。因为契丹诸亲王都没有使用超过五室之墓，驸马赠卫国王墓只有5室，耶律仁先被封为十字功臣，尊为尚父，封为宋王，也只不过是两正室两侧室。检核《新五代史》可知，赵德钧本为五代降臣，初为后梁沧州节度使刘守文的稗将，后效力于后唐。在降辽之前，“德钧阴遣入聘德光，求立已为帝。德光指穹？前巨石谓德钧使者曰：‘吾已许石郎矣。石烂，可改也’。”(5)可见赵德钧早有称帝之心。赵德钧和其养子赵延寿被俘降辽之后，德钧很快死去，但“德光尝许赵延寿，灭晋而立以为帝，故契丹击晋，延寿为先锋。”“德光已灭晋，而无立延寿意，延寿不敢自言。”(6)延寿入辽后仍有称帝奢望已然昭昭。赵德钧墓为延寿所筑，准确建墓年代不知。可能延寿在击晋之前就把其父安葬，延寿当时以为太宗能在他灭晋后扶持他称帝，便仿照皇帝陵的制度安葬久梦称帝之父。而太宗当时以许帝为诱饵，故明知为越礼而不制止，因此第二种墓也应是皇陵等级。 参考文献： (1)田村实造：《庆陵的壁画》，第一章《庆陵发现与调查经过》，(日文)1977年，同朋舍。 (2)闵宣化著，冯承钧译《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1956年，中华书局。 (3)田村实造、水林行雄：《庆陵》 (日文)，1952年，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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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鸟居龙藏：《考古学上发现的辽文化图谱》，(日文)，1936年，东京。 （5）计连成：《辽太叔祖墓主室木椁壁画及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2 （6）、计连成：《辽庆陵又有新发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第2期

复习题：

1.四时那钵壁画？2.庆陵包括那些陵墓？3.庆陵之东陵有那些发现？

第三节、契丹墓

一、早期契丹墓

1、早期契丹墓的特点概述

早期：太祖、景宗，907~982年。

[1]、形制： 有砖室墓、石室墓和土坑墓。单室墓为主。仿木结构的多室大墓在辽初就已出现。砖室墓的墓室平面有方形，也有圆形，少数墓为不规则形。

[2]、装饰：在高等级墓中有复杂而华贵的装饰。

辽太祖时期已使用装饰精美的故事壁画，（宝山M1、M2）。 太宗时耶律羽之墓(阿旗)还发现了使用琉璃装饰墓室内部。 壁画主要分布在墓室内。

在低等级墓中，发现了反映契丹民族风情的棺画。（如克什克腾旗二八地M1）。

[3]、葬仪：多数墓不用棺椁，直接陈尸于棺床之上。少数墓有小帐或棺。（如宝山M1有小帐，海力板墓有彩绘木棺，二八地M1有石棺，驸马墓有小帐）。在宝山2号墓发现了丝织品上有银丝网络的印痕，说明金属网络葬具在辽初就存在。

[4]、随葬品：早期随葬品丰富，种类多，以实用器随葬。 马具与兵器：

早期马具有多套，都具有实用之器，兵器的数量最多。尤其是镞的式样繁多（大横沟M1沙子沟M1）驸马墓出土马具8套，30枚鸣嘀，20枚铁镞。 沙子沟M1 敖汉旗文管所：《内蒙古敖汉旗沙子沟、大横沟辽墓》，《考古》1987年10期。 大横沟墓 敖汉旗文管所：《内蒙古敖汉旗沙子沟、大横沟辽墓》，《考古》1987年10期。 陶器与瓷器：

低等级墓以陶器为主，或全为陶器，高等级墓中的瓷器为主，但也有陶质器皿。流行矮体肥胖无足的单几鸡冠壶和提梁鸡冠壶。瓷器品种单调。有穿带壶，鸡腿坛等游牧特色的瓷器。

金银器皿。：高等级墓中常有金银器。大墓中以宝山1、2号墓、耶律羽之墓、驸马墓最丰富。年代最早的纪年墓是1号墓宝山墓。

墓志：太祖时期墓葬还未发现有墓志，但高等级墓有汉文题记，诗词。（宝山M1，M2）太宗时高等级契丹墓已使用墓志，形式与唐同。（耶律羽之墓，会同四年）驸马墓）。

2、墓例1——宝山1号墓

[1]、年代和墓主

宝山墓地位于阿鲁科尔沁旗。1993年发掘。按1号墓石房子内西壁左上角的墨书题记，墓主下葬于太祖天赞二年(923年)。

“天赞二年癸未岁 大少君次子勤德 年十四五月廿日亡 当年八月十一日 于此殡故记” [2]、形制

建筑华丽，属于仿木构建筑。全长22. 5米，由墓道、甬道、墓室、石房子组成。墓门砖砌，上筑歇山顶门楼，通高3. 98米。

甬道道呈拱形，宽1.4,高2.02、进深1. 62米。壁面及券顶施白灰，地面铺方砖。甬道内砌三重封门砖墙，并装有一道木门，现残存部分门栏及边框。

墓室平面呈抹角长方形，宽5.42、进深5.84,高5. 3米。周壁及顶砖雕、影作仿木构，四角有彩绘半明柱，立壁高1. 58米，壁顶砌阑额一周。立柱与阑额顶部雕绘铺作，其中有柱头铺作，补间铺作。

石房长方形，建于墓室正中偏后，以雕琢精细的整块石板组装而成，南北长3. 7、东西宽3.16,高2. 36米。门正对墓道，地面铺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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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壁画

墓室内有壁画。四面是契丹人生活，由牵马图、侍从图、犬羊图、宴席桌图。顶部是火焰珠等。 石房子内外遍布绘画，色彩鲜艳，并贴金点缀。外壁影作建筑，门两侧有侍卫。 内壁：南壁门两侧男女侍从。

北壁厅堂建筑，有高背桌子、椅子、盘子、案子。 西壁高逸图，已经不清楚，墨书“刘楚”。

东壁汉武帝拜见西王母，四仙女驾云，上墨书“西王母”，汉武帝坐在云塌上。几案上由盖鼎、托盘，墨书“降真图”。

3、墓例2——宝山2号墓

[1]、年代

2号墓出有契丹小字石碑，该文字的创制年代晚于契丹大字（神册五年，920年），大约在天显元年（926年）稍前，由耶律阿保机弟迭刺(926年于东丹国左相任内病故)主持创制，晚于1号墓。但从两墓形制和壁画特点比较，二者年代相隔不远。故该墓年代可能在天显年间。

壁画中对各种人物的描绘均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2号墓颂经图中盛装女子，容貌丰润，发型讲究，着宽大衣袍，尤如唐代仕女画翻版，而男吏所戴的展脚蹼头则为五代式样。同墓中的寄锦图及1号墓降真图中的女子，其面容与发髻亦为唐式风格，但在长裙外加套腰裙却属五代特有款式。此外，画中案、椅等日用家具也更多地含有五代特点。 [2]、形制

墓室平面近方形，进深4.45、宽4.9、高3.8米。其立壁高1.84米，顶部逐层叠涩圆收，正中盖内径为1.65米的封顶石。室内原遍抹白灰作画，地面铺方砖。

石房为长方形，贴墓室后壁起建，亦以整块石材组装，顶部侧边出沿，正面平齐，东西长3.2,南北宽2. 97,高2.18米。外表抹白灰作画。石房门面内凹，两边为门柱、立颊，底部有门槛、门墩，顶部门额与上额连为一体。 [3]、房内壁画：

东壁是侍者图，西壁牡丹图。牡丹画面下半部漫德不清。

南壁寄锦图。画面清晰，色泽如新。

画面景色秀丽，人物明艳，表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画面共7人交错排开。中央位置的贵妇为画中主要人物，梳蝶形双鬓髻，满插金钗，柳眉凤目，樱桃小嘴，脸庞丰盈。穿红花蓝地交领窄袖衣，红色曳地长裙外套蓝腰裙，垂蝶结丝带，肩披淡黄色回纹披帛。双臂微屈，左手持披帛，右手前指，似有所语。在众人的簇拥中，显得雍荣华贵。

贵妇前侧侍立憧仆、女侍各一。男身前置挑担，两端分挂包裹、盈盒。面对女主人，躬身拱手，神态恭谨，似在辞行。一侍女在男憧右侧，红衣蓝裙，右手前伸，握一卷锦帛，侧身顾盼主人，似要将其交与男子。左上角黄地竖框内有墨书诗词一首：

“ 征辽岁月深，苏娘憔［悴］ 难任；

丁宁织寄迥［文］［锦］，表妾平生缝蜷心。”

北壁壁画，发掘简报认为是颂经图：

吴玉贵〈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颂经”图略考〉〈文物，1999年第2期考证是杨贵妃教鹦鹉图。

题诗为墨书，位于壁画右上角竖框内，云：

“雪衣丹觜（嘴）陇山禽，每受宫闺指教深。 不向人前出凡语，声声皆?是?念经音。”

陇山禽，是指出产于陇山的鹦鹉。 杜甫诗“陇俗轻鹦鹉”，注云：“《鹦鹉赋》：命废人于陇低，闭以雕笼，剪其羽翅。” 李白也在吟诵鹦鹉的诗中称“落羽辞金殿，孤鸣托绣衣。能言终见弃，还向陇山飞。”惜鹦鹉表述作者的胸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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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日休在《哀陇民》诗中，特意刻划了陇山民捕捉鹦鹉充当贡物的艰辛与危险，“陇山千万仞，鹦鹉

巢其巅。穷危又极险，其山犹不全。

蚩蚩陇之民，悬度如登天。空中觇其巢，堕者争纷然。 百禽不得一，十人九死焉。陇山有戍卒，戍卒亦不闲。 将命提雕笼，直到金台前”。

可知在唐人诗文中，总是将鹦鹉与其产地陇山联系在一起描写，而且陇山鹦鹉在唐代仍然被当作土贡。甚至到10世纪时，鹦鹉还保留着“陇客”的俗称’。

“雪衣丹嘴”是指画面中鹦鹉的毛羽及嘴的颜色，而“陇山禽”则是鹦鹉的代称。

唐代流传的雪衣娘的故事，可以为这组壁画反映的内容提供明确的答案。据9世纪中叶唐人郑处诲撰写的《明皇杂录》载：

开元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颇聪慧，洞晓言词。上及贵妃皆呼为雪衣女?娘?。性既驯扰，常纵其饮啄飞鸣，然亦不离屏炜间。上令以近代词臣诗篇授之，数遍便可讽诵。上每与贵妃及诸王博戏，上稍不胜，左右呼雪衣娘，必飞入局中鼓舞，以乱其行列，或啄缤御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忽一日，飞上贵妃镜台，语曰：“雪衣娘昨夜梦为鸷鸟所搏，将尽于此乎？”上使贵妃授以（多心经），记诵颇精熟，日夜不息，若惧祸难，有所攘者。上与贵妃出于别殿，贵妃置雪衣娘于步辇竿上，与之同去。既至，上命从官校猎于殿下，鹦鹉方戏于殿上，忽有鹰搏之而死。上与贵记叹息久之，遂命瘗于苑中，为立冢，呼为鹦鹉冢。 此故事初见于《明皇杂录》，后又被《白孔六帖》、《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文献反复征引，流布甚广。北壁壁画反映的是白鹦鹉“雪衣娘”诵经的传说，墨书榜题诗中的“雪衣”即指杨贵妃豢养的珍禽“雪衣娘”。

鹦鹉在唐代是富商或达宦家中都可饲养的宠禽，并不属宫廷独有，而题诗中却说“每向宫闺指教深”，等于明白指出，画中的鹦鹉是特指被豢养于深宫内禁中的“雪衣（娘）”。正因为画面表现的是杨贵妃在教雪衣娘诵读《多心经》场景，所以白鹦鹉与杨贵妃一起，在画面布局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

〈宣和画谱〉记载：张萱创作“写太真教鹦鹉图”’ 周昉创作“贵妃教鹦鹉图”，

周昉还创作了“白鹦鹉践双陆图”，

表现了上引《明皇杂录》描述的雪衣娘鼓翼乱局的情景。以上两幅由唐代画师创作的贵妃教鹦鹉诵经图，一直流传到北宋。从画风分析是以周昉创作“贵妃教鹦鹉图”为粉本。

4、墓例3——辽宁法库叶茂台7号墓

1974年4月发掘。村民赵鹏全拉土发现的，报告后，冒着寒冷的风，抱着猎枪日夜守侯9天9夜。没有他父子的守护，就不可能有后来震惊考古界的重大发现。省所人撬开封门砖，每个人用手电筒照明张望一下就封墓，请求省、国家支援。

还墓是四室砖墓，由墓道、主室、前室、左右室组成。

主室内有棺床小帐，横放一具雕刻精美的石棺。石棺上放着一个包裹，里面包有一个漆盆，盆里装满了日常生活用具。棺盖上还有一件金缕绣袍。

石棺身四面雕四神。青龙和白虎躬身奔驰于龙牙蕙草纹之间，下部亦有朵朵祥云。前和雕朱雀面像，朱雀头长长毛，圆眼，尖啄，双翅展开，前胸雕弦纹，站立于莲台之上，地纹为龙牙蕙草纹。后和所雕玄武为一卧姿大龟，另有一长蛇缠身。蛇颈高昂，蛇头弯下，与龟头相对，地纹亦为龙牙蕙草纹。

石棺出土时外壁图案色泽艳丽，地纹填绘朱色、储色、紫色，青龙的唇、舌涂红色，蛇身绘黑色斑纹。

在石棺前和的内侧也雕绘有图案，分上下两部分。下部是男女侍者图、妇女启门图、伎乐图。中间雕有门扇，两门中间一妇人半露。妇人穿交领长袍，梳高髻，拱手而立。门扇两侧各立一男侍，头戴帽，穿交领长袍，腰束带，拱手而立。男侍两边有执笛、拍板、排箫的女乐工及两小儿，乐工着汉人装束。

上部图案正中雕一正面展翅朱雀立像，朱雀立于莲台之上，莲台周围布满祥云。朱雀两侧各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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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能吹出不同音阶的优美声音。

娱乐用品，以棋子为代表，可分为围棋子、象棋子两种，有黑白两种釉色。 杯，出土量极少，仅见茶叶末釉一种，杯身较深呈筒形。

砚，可分为两种造型，马蹄形砚个体较小，出土数量不多。还有一种圆底风字形砚， 造形新颖，实用性强。

模具，有兽头、人像、佛像及器物等多种，其中方盘模具较完整，另有一件莲座模具

的上面印有“说缘”二字，显系佛教用品。

（2）．品种

白釉，龙泉务窑主要的生产品种，具有烧造时间长、产品数量大、造型丰富多样的特点。器物有粗细两种，粗者胎体厚重，釉色白度差，外部施釉不到底，底心支钉痕迹明显，没有花纹装饰，以光素为主，造型以盘碗钵最为常见。细者胎轻体薄，釉面白润光洁，胎体细腻洁白，器外满釉，造型丰富，多数器物上刻有精美的花纹，纹饰以莲瓣最具代表性，制作精良，代表了白瓷制作的时代水平。 白釉点黑彩、褐彩，是龙泉务瓷器颇具时代特色的品种，出土数量不多，以碗、灯较为常见，白釉酱口大碗残片的器内用酱釉点出圆点纹，极富装饰性。一些六曲碗的每个下凹部位及里心点一点褐彩，简洁明快，一些白釉灯的外腹部贴花的中心也常饰黑釉或酱褐釉圆点，起到了画龙点睛的装饰作用。这些白釉点彩器物多出土于辽代中晚期地层之中。

黑釉、酱釉，其中的上乘之作可与紫定、黑定相比美。这些作品釉质润泽，釉面光亮

如新，个别黑釉制品中成功地烧制出了油滴效果。辽代晚期文化层中出土的黑釉油滴碗残片，在光润明亮的釉面上布满银色的圆形颗粒，有如油滴悬浮其上，是结晶釉的成功之作。

茶叶末釉，有一定数量的生产，但产品质地粗糙，鸡腿瓶是最常见的器物，除此之外也有碗、杯、砚、罐等，但为数不多。

三彩，为中、晚期出现的新品种，从大量的残片及三叉形支烧具可以看出，在当时曾经大量烧造，色彩以绿、黄两色为主，其中黄色泛赫红，具有明显的地区特征。制品主要有三种，以佛像及莲花座为主，器物中的方盘、灯、炉、盒、枕也较为常见。1983年出土的三彩佛像可视为辽代三彩高水平的代表。

（3）．装饰

龙泉务瓷器的装饰主要流行于中晚期器物之上，装饰方法有刻、印、点彩三种，其中刻花最为流行，印花次之。装饰题材以花叶纹为主，人物、动物图案较少，花卉中莲瓣所占比重最大，牡丹次之，叶纹的时代、地域特征明显。植物花卉纹常见于罐、枕等器物。一期以素面为主，仅见莲瓣纹。二、三期以后见有蕉叶纹、树叶纹、荷叶纹、蔓草纹、牡丹纹、野芍药、宝相花、三角形草叶纹等。 几何装饰纹样有方格纹、圆点纹、串纹、水波纹、羽毛纹、海水宝珠纹、串珠开光纹 等，上述题材亦出现在二、三期以后，一般多作辅助花纹，也有偶尔作为主要装饰的。（精瓷不上化妆土）。碗盘瓷器内底有3~4枚细长的支烧痕。 发现“寿昌五”的三彩瓷片。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试琉璃器片后的出结论是辽代已经使用硼砂来配制低温釉，是制作瓷器工艺的重大突破。硼砂无毒，而铅有毒。比国外早500年。

山西浑源的介庄窑等。1997年发掘。白瓷、黑瓷、青瓷、剔花等。采用垫珠支烧，碗盘内底有5~10个圆点形支烧痕，围成圈状。有的是在胎上刻划，在纹沟内填化妆土，再上青釉，形成青地白花。 以往认为砂圈叠烧工艺是金代河北曲阳定窑首创的。所谓砂圈叠烧工艺即是在器胎施釉烧制之前，先在器物的肩或内底刮去一圈釉面，使其露出胎质，然后将器物的底足置于其上，入窑烧制，以避免上下器物之间粘结。

1950年辽宁义县清河门辽肖慎微祖墓群4号墓出土了1件黑釉弦纹瓶，瓶作橄榄状，瓶身满布拉坯形成的弦纹。瓷质坚硬，露胎处显赤黄色，挂黑釉，肩部为避免叠烧时上下两器钻结在一起特意刮釉一圈。由此可见，这种砂圈叠烧工艺并非金代定窑首创，而是辽代制瓷工匠的一项发明。这种烧造工艺的出现，不仅大大提高了产量，而且降低了成本，这为金元乃至以后民窑的成批生产提供了工艺上的保证。这是辽代陶瓷工匠对中国陶瓷文化的又一个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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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辽钱币：

契丹在没有年号之前制造的钱有“通行泉货”，1981年在巴林右旗草场乡出土1枚。 太祖时铸造钱币“天赞通宝”。在辽阳发现1枚。 太宗所铸为“天显通宝。”

辽代钱币考古出土主要见于窖藏。如巴林右旗上石匠山辽代窖藏、内蒙古林西三道营子窖藏等。 韩仁信：《巴林右旗上石匠山辽代窖藏古钱清理报告》《中国古钱币》1986年第1期 辽钱岁铸极少，据《辽史·食货志》载，岁铸仅五百贯。辽钱中，“统和元宝”(983-1012年)上限诸钱，如“天赞通宝”、“天显通宝”、“天禄通宝”、“应历通宝”、“保宁通宝”等极为稀少，当时一般使用唐钱或北宋钱。证之，1959年北京南郊辽代赵德钧墓出土大量铜钱，其中大多为开元钱和乾元钱①；1957年河北张家口下花园镇辽代窖藏钱币，其中绝大分为北宋钱②等。 而统和元宝下限各钱，如“重熙通宝”、“清宁元宝”、“清宁通宝”、“咸雍通宝”、“大康元宝”、“大康通宝”“大安元宝”、“寿昌元宝”、“乾统元宝”等，较易见。历来古钱收藏家皆认为辽钱“半可得半不可得”。即是说，辽与宋共存时期的辽钱较多，易于得到；而宋开国以前的辽钱绝少，难以觅见。辽虽有自己的文字—契丹文，但钱币上使用的全是汉文，书法比较古拙。辽钱铜色红而质软，制作粗糙、不精，为浑朴，钱背常常错范。辽钱面文均为右旋读，亦称环读或顺读。 铁钱目前发现的只有2种：重熙通宝、统和元宝。 三、金银器：辽国产的和外来的。器类有首饰和带具，如金耳环、龙纹金带。 有马具，多镏金，或银质金花。器皿，杯、壶、合。 葬具，如陈国公主墓的帽子、靴、网络、面具等。 四、铜镜

铜镜有连球纹镜、花卉镜、盘龙镜等，一般没有铭文。

五、玉器 辽代玉器是依靠汉人工匠发展起来的。这些被俘获或流亡到辽境的工匠，也把中原的手工业技术带到了北方。辽代的玉器制作工艺来自唐宋。契丹本民族传统没有治玉技术。

辽代玉器均经打磨抛光，惟光洁之程度视不同之器物而有所差别。辽继承唐以来的治玉传统，对玉、水晶、玛瑙因材施工，琢治方法各有不同：

玛瑙与水晶----，多用来制作器皿、牌饰、管饰、珠饰，在琢出器形后，加以抛光即成，不加任何纹饰，以其所具有的天然纹理取胜。水晶制品也是如此。但当以水晶琢治圆雕动物小坠饰时，多以宽深的阴刻线勾勒动物的形体轮廓。因此，辽代玛瑙、水晶制品的琢治，就工艺而言，相对比较简单。

青、白玉制品有圆雕、片雕、浅浮雕、镂雕、俏色等治玉工艺，以及借助阴刻线表达细部的表现手法。辽代的青、白玉制品，以圆雕作品居多，片雕、镂雕作品相对较少，浅浮雕及俏色则更为少见。俏色玉仅见于白音汉窖藏出土的圆雕小熊。

辽代玉器主要出土于墓葬及佛塔之中。就墓葬而言，绝大部分是契丹高级贵族，其次是高级汉人官僚及契丹皇室的墓葬，一般贵族、平民墓仅占少数几例。而且职位越高，随葬的玉器相对越多，制作亦更精致。《契丹国志》记载：“（天庆）年（1119年）夏，金人攻陷上京路??木叶山之世祖陵、诸陵并皇妃子弟影堂烧毁略尽，发掘金玉珠宝。”说明王室随葬器之普遍。由是观之，玉器在辽代，也是非常珍稀的，它是拥有者地位的一种标志。

辽朝玉器使用分为朝廷用玉、日常用玉、赏赐贡奉朝聘往来、佛教用玉、丧葬用玉等方面。 辽代玉器从其所反映的文化特征而言，可分为四类。

其一为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玉器。如臂鞘、带T形和心形坠饰的项饰、胸饰、臂饰、嘎拉哈，圆雕动物的熊、天鹅、雁，首次被用来作为玉器题材的蝎子、蛇、蟾蜍、猴子等。

二类是仿自中原的造型，如玉带、圈足碗、圈足杯，以及龙、凤、鸳鸯、鸟、蝴蝶、兔、龟、鱼、荷花等纹饰或造型。

三类是具有西方文化特征的玉器，如四曲海棠花式杯、玛瑙花式碗、四曲水晶杯以及孔雀、狮子等造型。白音汉窖藏的十六曲玛瑙碗刻饰的水波纹，则反映了萨珊工艺的特色。

四类是渊源于佛教的造型，如飞天、摩竭、海螺、塔、金刚杵、法轮、斧等等。 总之辽代玉器包了契丹文化、中原文化、佛教文化、西方文化的诸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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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金代考古

第一节 城址与界壕

一、 上京城 参考书：景爱《金上京》1988年，三联出版社。

1、位置：上京城位于黑龙江省阿城县白城子，在哈尔滨之南。阿什河畔（安出虎水），“金源”。 2、历史背景：《大金国志》：“国初无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庄，后升皇帝寨曰会宁府”。

《金史》记载在太祖陵上建宁神殿，曾经在太祖陵周围发现建筑构件，来源于夯土台上。宋皇帝徽、钦二帝“肉袒于庙门外”，曾经在太祖庙前举行献俘仪式。

金上京城是金朝早期都城，始建于金太宗天会二年（1124年），称会宁府。天眷元年更名为上

京。

金熙宗皇统六年扩建. 海陵王与熙宗是从兄弟，海陵王(1122—1161),即完颜亮。字元功,女真名迪古乃,金太祖庶长子完颜宗干之次子。儿时受业于名儒张用直,好读书。及长,举止端严。史称他外若宽和,而城府深密,人莫测其际。但“为人僄急,多猜忌,残忍任数

海陵王贞元元年迁都至中都，削上京之号，正隆二年毁上京宫殿及大族府邸。 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复上京之号，大定二十一年陆续复宫殿和住宅。

世宗与海陵王是从兄弟。世宗完颜雍生于金天公元年(1123年)，女真名完颜乌禄，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孙、三太子完颜宗辅之子。他自16岁起便来到当时宋金交兵的河南前线，在他四叔金朝名帅完颜宗弼帐下作一名军官。24岁的完颜雍奉熙宗之命回朝任兵部尚书。4年后，因海陵王弑君政变而被罢职，外任地方官。1155年，奉海陵王命从西京留守之职，来到地处关外的东京辽阳府，出任留守官兼府尹，军政兼管。由于海陵王已迁都到中都燕京，完颜雍得以据地发展个人的政治势力。经过6年的谋划和筹备，于1161年十月七日晚终得以东京辽阳府留守官兼府尹的高位，拥兵称帝于辽阳，并改元大定，开始了金世宗一代29年的帝业。金世宗完颜雍在辽阳建立大定政权后，立即派人四处招降纳叛、分化瓦解海陵王的势力。之后，于当年十一月中旬率军向中都燕京进发，同时发出征讨此时正在江淮地区伐宋的海陵王完颜亮的檄文，历数其罪；对各族百姓则广施招抚，发布大赦令，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政策。1161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海陵王为部下所杀；十二月十九日，金世宗率满朝文武进占燕京城，夺得了全国中央政权。

3、考古发现的主要遗迹： （1）、平面布局与规模：上京城址由南北两城组成，平面呈曲尺形。北城南北长1828米，东西宽1553米。东西长2148米，南北宽1523米。两城合计外围周长21.5华里。城墙夯筑 ，残存马面，马面间距80—130米。腰垣无马面。有门5座。南城偏西部有皇城，南北长645米，东西宽500米。皇城内中轴线上有五座宫殿址，前四重殿有左右廊基址。 宫殿图：中轴第1 个是皇极门，第2个是皇极殿（典礼用），3是延光门，4是敷德殿（处理朝政用）。 再往后是寝殿。完颜亮刺杀金熙宗就是在这里的寝殿内进行的。 （2）、城东郊的宫殿址----可能是“朝日殿”

2002年我省考古工作者在对绥满公路进行基建考古时发现刘秀屯金代皇家建筑基址。

刘秀屯建筑基址坐落于阿什河右岸约1公里、阿城市亚沟镇刘秀屯东南100余米处，周围金代重要遗址密布，西距金上京会宁府3.6公里，东南距金代亚沟摩崖石刻8.5公里。经发掘与钻探得知，刘秀屯建筑基址朝向正东南，由主殿（前殿）、过廊、后殿、正门及回廊组成，占地面积5万余平方米。刘秀屯建筑基址的主殿面阔9间，进深5间，后来又钻探找到宫门，朝向为东南方，气势很宏大。

据《金史》记载，太宗天会四年（1126）于上京皇城乾元殿“始朝日”，熙宗时期又建新殿郊祀祭日，即当此殿。海陵王迁都燕京之后，为加强对中原的统治，又于正隆二年（1157）下诏书毁弃上京诸殿，该殿当废于此时。

刘秀屯金代皇家建筑基址是我国传统礼制建筑的罕见实例，它的发现与发掘，对研究宋金时期政治体制、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建筑风格等，提供了翔实而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在中国建筑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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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金中都城

位于北京市旧城外廓城的西南部。唐代为幽州城。辽代改为燕京城，但只是利用唐城，没有

改建。

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年），金灭辽，占领燕京城，海陵王时决定迁都到此，并进行扩建，重筑宫城。贞元元年（1153年）宫城建完，从上京迁到燕京，更名为中都。 北京大学59年作过调查，社科院考古所66年又进行勘测。

经勘查，外城西墙壁长4530、东墙长4510、南墙长4750、北墙长4900米。井字形街道，中轴对称布局。宫城位于外城中央偏西处，宫城内有大安殿，面阔11间。

宫城的应天门和皇城的宣阳门、外郭城的丰宜门在同一条中轴线上。 皇城位于宫城之南，北墙利用了宫城的南墙壁。

外城的端礼门内大街到丰宜门内大街之间，横向排列街巷。辽南京城内的部分仍然保留唐代街坊的形式，而新扩建的部分采用街巷的形式，是金中都的规划特点。

《大金国志·燕京制度》称金中都皇宫中“内殿凡九重，殿凡三十有六，楼阁倍之。正中位曰皇帝正位，后曰皇后正位。位之东曰内省，西曰十六位，乃妃嫔居之。” 金中都皇宫内的正殿是大安殿，在大安门内，即所谓皇帝正位，其地位相当于清北京故宫中的太和殿。金帝在此举行各种盛典。大安殿遗址在今北京宣武区白纸坊西街与滨河西路交叉点处以西不远的大土台，这里残存着兽头形瓦当和各种直纹残砖，是金中都城范围内最大的一处遗址。

大安殿之北是常朝便殿仁政殿，乃辽南京旧殿。金帝平日在此上朝，召见群臣和外国使臣。 东宫在大安殿东北，是皇太子居所，内有承华殿。

三、金界壕

金界壕 是金代为了防止蒙古族骑兵的攻击，在北部边境地带修筑的大型军事防御设施。金界壕又称金长城。 长城的性质与名称解释。名称是多种称呼，主要看实质。

经考古勘查确定的金界壕有两条。一条是金初修建的岭北长城。一条是从嫩江到大青山的界壕。 1、嫩江到大青山的界壕

特点：在地势较平坦之地修建，外壕内墙，不用砖石等建筑材料。分南北复线，在重要地方还有支线。双墙双壕。边堡为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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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林河矿区金界壕边堡，方形。大的边长120~200米。小的边堡边长30~40米。大边堡周围附近有几个小边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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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隘：界壕门宽20米，内侧修筑长方形关城，65×45米，门宽20米，外侧修筑长方形瓮城，48×28米，门宽16米，开在北墙东端。

一棵树边堡。方形大城，带角楼和马面，城门15米。西角隔出方形院落，门宽6米。边堡有东门，以户为居住单位，共计30户（金史“堡户30”）。有方形房子和圆形帐篷台基，夯土台基，台基中心有灶，北半部是石块砌筑的地炕。说明是汉人、契丹人混合居住戍守。出土工具有金属铁炼渣，农业工具，狩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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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岭北长城

在大兴安岭以北，从额尔古纳河向西延伸到俄罗斯和蒙古国。

有以下观点：1、最早调查的是俄国人，叫科鲁论特金，1864年调查后成为“成吉思汗边墙”。 2、1897年屠寄《黑龙江舆图》称“金源边堡”。3、1922年民国11年张家[王番]称“兀术长城”

4、 俄国人阔尔马左夫认为是拓拔鲜卑城 5、1941年《历代长城考》称汉光禄城 6、黑龙江省考古所1975年考古普查调查后，张泰湘认为是“辽代边墙”，防止黑车子室韦。孙秀仁、景爱等也同意。 徐俐力，张泰湘：《辽代边墙考》北方文物 2003年第1期70页。

7、冯永谦等重新调查，认为是金代长城，防蒙古入侵。称“岭北长城”。冯永谦、米文平：《岭北长城考》，《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1期。

调查时看到特点是：分布在草原上，外壕内墙，单墙单壕，边堡有方形城、圆形城和外圆内方城。具有当地土著民族建筑的特点。 长城的历史作用与功过。 长城怨-----）【孟姜女的传说】中国著名民间传说，和

：“梁祝传说”、“牛郎织女传说”、“白蛇传说”组成中国四大民间传说。

孟姜女传说，从春秋时已见端倪，孟姜女的原型是秋时齐国杞梁之妻。在《左传》（齐庄公）

大将杞梁战死，齐侯班师回国时，在郊外遇见杞梁的妻子，向她吊唁，她不以为然，说道：“殖（杞梁字）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听了她的话，便到他的家里吊唁了。

到了战国时期，杞梁妻的故事添加了感情色彩，突出哭的情节： 《礼记·檀弓》：“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 《孟子·告子》篇：“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这说明杞梁妻的哭调都成了一时的风气。 到了汉代，增加了哭倒城的内容，刘向《列女传》中写道：“杞梁之妻无子，内外无五属之亲。乃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内诚感人，道路过者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既葬，曰：‘吾何归矣！夫妇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则倚父，夫在则倚夫，子在则倚子。今吾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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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无所依以见吾诚，外无所依以立吾节，吾岂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但那时哭倒的城未明指长城，杞梁妻也没有自己的姓名。

文字记载最早能表达完整孟姜女故事梗概的，是唐玄宗时的《雕玉集》所引的《同贤记》一文。原文是：“杞良，秦始皇时北筑长城，避役逃走，因入孟起后园树上。起女仲姿浴于池中，仰见杞良而唤之问曰：‘君是何人，因何在此？夕对曰：‘吾姓杞名良，是燕人也。但以从役而筑长城，不堪辛苦，遂逃于此。’仲姿曰：‘请为君妻。’良曰；‘娘子生于长者，处在深宫，容貌艳丽，焉为役人之匹！仲姿曰：‘女人之体不得再见丈夫，君勿辞！夕遂以状陈父，而父许之，夫妇礼毕。良往作所，主典怒其逃走，乃打杀之，并筑城内。起不知死，遣仆欲往代之，闻良已死，并筑城中。仲姿既知，悲哽而往，向城啼哭。‘其城当面一时崩倒，死人白骨交横，莫知孰是、仲姿乃刺指血以滴白骨，云：‘若是杞良骨者，血可流入’。即沥血，果至良骸，血径流入。使将归葬之也”。这个故事中的秦始皇筑长城，杞良避役逃走，与孟女花园相会，婚后赴长城工地被打死，尸体筑在城墙内，孟女寻夫，哭倒长城，滴血认骨等情节组成了后来孟姜女故事的骨干部分。

孟姜女这个名字的出现，在唐与五代间的《敦煌写本》中的一篇小唱中有了明确记载：“孟姜女，犯（杞，亦或范）梁情（妻），一去烟（燕）山更不归。造得寒衣无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

唐代以后，经过宋、元到明、清的近千年的时间，孟姜女的传说继续演变发展。故事的主要情

节基本相同，不外是孟姜女出世，范（万）郎逃役，花园相会，婚后夫被捕修长城，累死后被筑在长城里，孟姜女万里送寒衣，哭倒长城数百里，秦始皇逼嫁，孟姜女提出造坟或秦始皇帝祭的条件，祭毕孟姜女投水自杀等。

表现人民对繁重劳役的切骨怨恨。古代修长城已经成为暴政代表。

长城赞-----今天长城的作用---主要是精神层面的作用。文化遗产，民族不屈服的象征，团结与友谊的象征

金在其疆界的西北部修筑了一条长3000？？？？里的边堡长城，金长城不仅筑以高墙，而且在墙外掘壕堑，重要地段挖筑双壕双墙连续并列，在墙外置马面、烽隧，既有利于防守，又便于左右呼应支援。

战前，成吉思汗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他利用各种渠道和手段，获取金朝军事情报，知道金朝在西北部筑有长城，但不清楚其规模，于是，他诱降为金国守卫长城北部地区的汪古部，使汪古部地区成为蒙军攻金的作战基地，并招纳金军戍边将士，从中了解到金长城军事力量及部署情况。为了解除金的藩属西夏对蒙军的牵制，成吉思汗先后三进攻西夏，迫使其归降，消除了攻金的侧后翼威胁。太祖五年(1210)，蒙古国断绝了与

金国的岁贡关系，正式同金朝对抗。

太祖六年二月，成吉思汗亲统大军南下，进至金长城北部的汪古部驻地 （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乌兰察布盟一带），命部队集结休整，另派轻骑刺探金军实力。四月，金帝闻报，大为恐惧，遣使乞和失败，遂命平章政寻独吉思忠、参知政事完颜承裕领兵堵御。七月，成吉思汗兵分两路扣边，东路军由成吉思汗亲自率领，直趋金长城要冲乌沙堡、乌月营（今河北张北西北），击败守堡主帅独吉思忠部，降金军30万，独吉思忠败逃。金军大将郭宝玉领兵来援，被蒙古军包围于野外，缴械投降。乌沙堡失陷后，金帝撤了独吉思忠职，命完颜承裕为主帅，指挥阻击蒙古军。完颜承裕见边堡已失，无法再坚守界壕，率军南撤退守野狐岭（今河北张北县西北），成吉思汗挥师攻陷抚州（今张北）、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西南）、桓州（今正蓝旗西北），进抵野狐岭。成吉思汗命大将木华黎率前锋向野孤岭金军大营冲杀，自率主力继后，金军大溃，又退至会河堡（今河北怀安东）。蒙古铁骑紧追不舍，经过 3天激战，歼灭金军精锐30万，完颜承裕逃还中都。九月，蒙古军抵居庸关北口，大将哲别见金军戒备严密，遂施调虎离山计，佯退鸡鸣山嘴（今河北宣化境内），杀一回马枪，击败络绎而来的金军，乘势夺下居庸关。蒙古军长驱直抵中都城一下，城上金军发射火炮轰击，蒙古军死伤甚多。成吉思汗见中都屯有重兵，确信金军有“二十万”之众的流言，且无攻城器具，遂下令撤围。

太祖八年（1213），成吉思汗第三次率军攻金。金帝在蒙古军两次进攻后，看出成吉思汗

有夺取中都之意，因此，迅速调兵遣将，加强中都北部屏障居庸关的防守力量，以精锐扼守居庸关，冶铁锢关门，布铁蒺藜百余里。七月，蒙古军由野狐岭突入，克怀来（今属河北），取络山（北京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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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抵居庸关，成吉思汗见金军据关严守，无法通过，遂留部分兵力与金军正面对峙，自率主力由林中间道，迁回南下，袭取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蒙古大军进入中都背后的平原地带，成吉思汗又分军北上取居庸关南口，与北口蒙古军夹击守关金军，一举攻破关城。蒙古军再次进抵中都城下，成吉思汗以少部兵力围中都，将主力分为三路深入中原腹地，大肆攻掠黄河以北地区，破城堡90余座。次年三月，各路蒙古军会合中都城下，迫金帝求和，奉献歧国公主及大批金帛、马匹，并派丞相完颜承晖陪送蒙古军出居庸关。

居庸关内有过街塔基，是汉白玉的，叫云台，上有元代雕刻。

【居庸关】明万里长城最负盛名的雄关之一。其地绝险，自古即为北京西北的屏障。居庸关，位于北京市昌平县西北部，建在一条崇山夹峙，长达15公里的沟谷之中，这条沟谷就是著名的“关沟”。

居庸关城两侧皆高山耸立，峭壁陡不可攀，关城雄踞其中，扼控着南下北京的通道，这种绝险地势，决定了它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古代军事家称其为“控扼南北之古今巨防”。唐代边塞诗人高适，在描叙居庸关路险关雄时写道：“绝坡水连下，群峰云其高。”

居庸之名，居庸关在漫长的岁月中，虽始终是兵防重镇，却屡易其名，三国时称“西关”，北齐时改“纳款关”，唐时又先称“蓟门关”后改为“军都关”，由辽以后经金、元、明、清至今，便始终称居庸关。

居庸关，也是万里长城雄关险隘中，经受战火洗礼较多的一座关隘，这里曾导演出几场决定朝

廷命运的战争。

北宋宣和四年(1122)金灭辽，就是先攻取的居庸关，而后挥师南进，直取辽都燕京（今北京）。 金朝后期，蒙古族部队，曾多次攻陷居庸关。但嘉定二年（1209）元太祖率大军进攻居庸关时，

因金兵凭险坚守，而久攻不下，最后蒙古兵转攻紫关，然后绕经琢、易二州由关里向外，两面夹击，才攻陷了居庸关。

明军灭元，也是先攻下居庸关，而浩长驱直入，一举攻占元大都北京城。

277年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又是攻取居庸关，而后进北京，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

四、遗址

《吉林德惠市揽头窝棚遗址六号房址》《考古》2003年第8期

遗址属于金代晚期， 发现房子。房子属于地面式，樯体是夹柱包砖土墙。有圈炕，炕是在生土中挖出烟道，上面盖石板。灶是砖石结构，灶坑是从生土中挖成。烟囱半裸于墙外。室内窖，壁面火烤，底铺砖。窖内还保存谷的朽烂堆积。 遗物有瓷器和陶器、铁器、瓦当。

复习题：1金代上京城的结构？2金界壕的结构与性质？3金代的房子结构？

第二节 金代女真墓葬

一、金陵：天辅7年8月（1123）完颜阿骨达56岁驾崩于行宫，《金史·太祖本纪》：“葬金上京宫城西南宁神殿”，今上京城西有一个大土堆，推测是阿骨达最先下葬的太祖陵。在太祖陵周围发现建筑的构件，来源于夯土台上，可能是宁神殿。

太宗即位，改元天会。天会13年2月（1135）改葬于和陵。金熙宗在皇统4年（1144）改和陵曰睿陵。

太宗61岁驾崩后初葬于和陵。皇统4年改号，单独称恭陵。 海陵王在皇统9年杀熙宗，（熙宗19岁登基，31岁被杀。酗酒妄杀，人人自危，仅在皇统9年11~12月，也就是被杀的前一个月，仅皇后和妃子就先后杀了5位。平章政事完颜亮乘机与驸马、皇帝的侍卫商量夺权杀之。在深夜二更时分负责寝殿工作的大兴国偷出符牌与钥匙，矫诏驸马唐括辩等人入宫，骗开宫门。完颜亮等怀刀随驸马入宫门。到了殿门时，门卫警觉阻拦，被完颜亮等抽刀劫之，莫敢动。冲到床前，熙宗找床侧配刀欲相博时，刀已经被偷换地方。侍卫和完颜亮亲自动手杀熙宗。完颜亮登基。降熙宗为东昏王，葬在被他杀死的裴皇后墓内，后来金世宗大定年间改葬为思陵，追谥庙号为熙宗。完颜亮残暴无道，刑杀不问有罪，大杀宗族，修建中都劳役重，民怨大。他大举进攻南宋，其嫡母（其父的正妻）皇太后劝他不能攻宋，他杀其母后。人心浮动。东京留守完颜雍乘机在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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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称帝，是为世宗，改元大定。完颜亮在进军途中，受挫，仍然坚持进攻扬州。在瓜州渡准备渡长江的前夜，军队造反，杀死他，40岁。大定二年，他被废除皇帝称号，降封海陵郡王，大定二十年又下诏降为庶人，称海陵庶人。

完颜亮登基后迁都到金中都，后，责令天台司在中都附近寻找适合皇陵的风水宝地，经过1年的选择，确定在房山云峰寺一带的山谷最适合，符合风水的行龙之说。贞元三年（公元1155年）十一月，把始祖以下陵都迁到北京房山的山峦之中。太祖睿陵“改葬于大房山，仍号睿陵”。太宗的恭陵改葬于大房山，仍号恭陵。

1、陵区位置

金陵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距广安门约41公里的大房山麓。是经过金海陵王、世宗、章宗、卫绍王、宣宗五世60年营建形成的一处规模宏大的金代皇家陵寝，面积约60平方公里。大房山地接太行山，处于所谓“中华北龙”的主龙脉上，其主峰海拔1307米。大房山的连山顶处于西北一东南向的半环形地势之中。

金陵的主陵区在九龙山，它位于房山区周口店镇龙门口村北山前台地上。九龙山北接连山顶，根据堪舆学理论，有明显的“行龙”痕迹。

明天启年间为断“女真”龙脉，对金陵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清朝对金陵进行了部分修复。 《日下旧闻考》卷132记载：

“云峰山金帝陵，本朝顺治初，特设守陵五十户，每岁春秋致祭，享殿前碑亭恭勒世祖章皇帝御制碑文，圣祖仁皇帝御制碑文。乾隆十六年，皇上命葺金太祖、世宗二陵、享殿及缭垣??”。

2、考古工作

金陵遗址的考古调查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70年代至80年代初的调查中也有相当多的遗迹和遗物。从1986年开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金陵遗址进行了历时3年的考古调查，发现大量的建筑构件、神道以及1通金代睿宗墓碑。2001年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房山区文物管理所共同对金陵遗址进行了全面考古调查。2002年6月，对金陵遗址进行了考古勘察和试掘。

3、金陵主陵区的重要发现

金陵主陵区是金代皇室陵寝的重要组成部分，陵区平面布局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做法，以

神道为中心轴，两侧对称布局，由石桥、神道、石踏道、东西台址、东西祭殿、陵墙构成。

神道两侧的方形台基可能是碑亭。

在金陵主要陵区遗址内，已经调查并清理了6座墓葬。M6可能是金太祖的睿陵。位于在清代大宝顶前约15米处。据当地农民讲，此处在20世纪80年代仍有大殿基址，地面有柱础和压栏石等。 1）、地宫形制：M6的地宫为石圹竖穴的岩坑，平面呈长方形，四壁为岩石凿穴而成。方向356度。口大底小，东壁略向内倾斜，其他三壁向外略有缓坡，坑口东西长13、南北宽9-9.5、深3.6-5.2米。坑底较平，坑口北部高，南部偏低，南北落差1．3米。

墓室底部夯筑黄土，夯土厚2．5米、每夯层厚约0.2米。夯土以上平铺交错巨型石块，至墓口大约4层，共用石料200余块，每层石块之间也用黄土夯实。

2）.葬具：地宫内有4具石棺椁

M6-1、M6-2为青石椁，南北向放置于地宫西侧。

M6-3,M6-4为汉白玉雕凤、龙纹石椁，东西向放置于底部正中偏北.是皇后与皇帝的椁.

皇后椁:M6-3汉白玉雕凤纹石椁，平面为长方形，长2.48、宽1.2、通高1.52米。由整块汉白玉雕凿而成，长2.48、宽1．2、高1．06、壁厚0.07-0.08米。石椁外壁四框用缠枝忍冬纹圈边，东西两侧挡板正中刻团凤纹及卷云纹，南北两壁中间刻双凤纹及卷云纹。外壁四周用松香匝敷。椁内壁均有泥金勾绘纹饰，前后两挡板是团凤纹，南北两壁皆为双凤纹，部分纹饰尚能看见金线的痕迹。

石椁内放置木棺一具，保存基本完好。棺平面呈长方形，棺盖残落在棺内，长2.1、宽0.75一0.78、高0.68米。木棺外壁裸红漆，饰银片夔金黎刻凤纹及流云纹。棺内出土头骨及散乱的肢骨，除头盖骨在东端保存较完整外，其他肢骨较为零乱。

M6-3内出土有金丝凤冠和玉饰件等。金丝凤冠直径14、高10厘米。玉鸟3件,白玉雕刻的长尾凤鸟。长7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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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一直没有正式的国花，但是从古代起，牡丹就一直担当着国花的角色。与此同时，

芍药和牡丹一起，千百年来并称“花中二绝”。它们同属毛莨科，芍药属。有人比喻说：“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人们常把它俩栽种在一起，花王、花相次第而开，使观赏期大大延长。这二者花形极为相似，如同姐妹，不少人误认牡丹为芍药，或误认芍药为牡丹。其实，牡丹与芍药是有区别的，一般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区分。1。看叶片。这是区别二者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牡丹的叶片先端常常再裂；芍药的叶片先端是尖的，不再分裂。这一点从图上可以看出来。2。看秆茎。牡丹的茎为木质，落叶后地上部分不枯死；芍药的茎为草质，落叶后地上部分枯死。正因为如此，牡丹又叫“木芍药”，芍药又名“没骨花”。你可以摸一摸植株的茎，如果有像树一样的树皮，就是木质，反之就是草质。3。看开花期。牡丹四月开花，芍药五月开花，故有“谷雨三朝看牡丹，立夏三照看芍药”之说。

此外，剔花技法更加熟练，纹样更加潇洒流利，施用器物种类更广，器型更大，如白釉剔缠枝

牡丹纹梅瓶、直壁罐、香熏炉等。绿釉白剔花金代发现最多，且装饰范围广，如绿釉白剔缠枝牡丹纹梅瓶。绿袖黑剔花装饰工艺则是金代第三期新出现的装饰品种，

关于翠蓝釉瓷器，在揽头窝堡遗址其他遗迹单位中也出有相同釉质的盘、玉壶春瓶。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翠蓝釉瓷器首烧于磁州窑。至于其始烧年代，学术界一般笼统地将其界定为金元时期，并倾向于元代出现的可能性更大。最近有学者撰文，提出了翠蓝釉瓷器出现于宋代的见解。根据对揽头窝堡遗址的断代，可以认定金代制瓷生产中已存在翠蓝釉瓷器。（大同金大定三十年阎德源墓有出土1件瓶）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秦大树：《试论翠蓝釉瓷器的产生、发展与传播》，（文物季刊）1999年第3期。 任志录、孟耀虎：（中国孔雀蓝釉器物的产生及其原因探讨），《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

5．耀州窑

陕西铜川耀州窑到金代时仍然烧造。出现了正烧迭置，有开砂圈器。窑炉仍是马蹄形窑，使用煤作燃料。

耀州窑器物金代的主要特点是：釉色姜黄，薄而不润。胎质粗，浅灰色。很少施化妆土。

碗多侈口浅腹，广足。器物纹饰变简单，多分布在碗盘的器内，印花为主，刻花次之，浮雕少见。题材有折枝花卉，水波纹、婴戏牡丹、犀牛望月。 二． 矿冶遗迹

在阿城张广才岭的小岭地区发现了金代矿冶遗迹。以五道岭为中心。矿洞依矿脉延伸。斜坡坑道有台阶，洞底每隔一定距离有一个采矿作业区。还发现炼炉、铁锤、钳子、铁渣、木炭、元丰通宝钱。未见铁范和成品。

上京城的腰垣夯土层中有铁渣子，北城内也发现厚约25厘米的铁渣层，面积达数千平方米。反映了上京城内有炼铁业。女真在东北的冶铁业发展和推广，为女真强大和东北生产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三、铜镜

1、金代铜禁甚严，铜镜的制造和流通都必须经过官府的验记。唐宋辽旧镜在金代也使用，也需要官府验记。

验记的文字和符号押记都錾刻于镜的边缘。验记的文字以官府为主，如上京宜春县、上京巡院、北京验记。

也有刻上验记官员的官职姓，甚至铸造的工匠、监管制造的机构等，如“承安四年上元日，陕西东路运司官局造，作匠杨林，监官录事任，提控所转运使高。”

2、金代铜镜的镜形较宋镜简单，以圆形镜为主，花形镜、带柄镜少量。

3、纹饰题材较广泛，有花卉、动物、人物等。其中有特色的题材是双鱼镜、童子攀花镜。双鱼镜的双鱼肥大而灵活，摇头摆尾充满活力，双鱼空隙处有水纹，表现的是双鱼追逐嬉戏场面。童子攀花镜有童子攀花、有五童子攀花，每个童子各持一枝芙蓉花，取童子举花戏财、五子荣华之意。金代还出现以大定通宝钱为底纹的铜镜。

契丹文镜---八角形，1973年出土于喀拉沁旗遗址，契丹文是契丹小字，“寿长福德”，背面左下方有阴刻“宝坻官”，是金代大定十二年设置的县，在今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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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代铜镜经科学检测分析有两类。

A类是高锡青铜镜，铜含量正常，质量好。B类是低锡铅青铜镜，质量低劣，硬度低，亮度差，呈黄色，是铜含量过高结果。有些铜镜的淬火工艺被有意减掉，所以花纹不清楚。其原因是人们到宋金时期对铜镜的重视程度开始减弱，特别是对铜镜背面花纹的艺术欣赏的兴趣越来越淡漠。 宋镜被利用的例证：（崔利《北宋“隆德府”铸造的八卦纹方镜》，《中国文物报》2003，12，3第146期， 第5版。）

长治市博物馆1988年收藏了一件北宋“隆德府”铸造的八卦纹方镜。直径14、缘厚0.4厘米，重365克。圆钮、花瓣纹钮座，主纹饰八卦，从乾位起铸有“隆德府程家青铜监”铭，素宽缘。镜缘刻金代官方验记和押记“潞州录事官（押）”。

宋代长治称潞州。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改为隆德军，不久又改为隆德府，府治在今长治市。金代为潞州，州治亦在长治市。金太宗天会六年（1128）于潞州置节度使兼潞州观察处置使。因此可以断定，这件铜镜铸于北宋徽宗年间，是隆德府程家铸造的产品，并且经过金代官方的检验。其从铸造至检验二者相距约二十四年。

“隆德府”八卦纹方镜具有显著的地方特点，是本地区目前发现的惟一铸有“隆德府”字样的铜镜，它的发现证实了北宋末期北方隆德府曾铸造过纪地纪字号的铜镜。 四、钱币

金代铸造铜钱有：正隆元宝:正隆三年1158年铸造。直径2.5厘米中3.4克 大定通宝:大定十八年1178年始铸造,直径2.5, 3.4克 有的背面有\申\或\酉\干支纪年字,

泰和重宝:章宗泰和四年1204年铸造泰和重宝当十钱.直径5.1厘米,重45克 泰和通宝: 章宗泰和年间铸造,

小平钱直径2.4厘米, 3.6克 折二钱直径2.7厘米, 3.6克 折三钱直径3.2厘米, 折十钱直径4.4厘米

崇庆通宝:小平钱直径2.4厘米, 3.6克 折二钱直径2.7厘米, 6.4克 金卫绍王崇庆年间121—1213铸造

崇庆元宝:只有当五钱

至宁元宝: 金卫绍王至宁元年铸造1213年 等。小平钱直径2.3厘米

贞祐通宝、金宣宗贞祐年间铸造1213到1217 天祐通宝、金宣宗贞祐年间铸造1213到1217 大金朝和 传世铜品，考古没有发现。

金代还铸有银锭。作束腰形，正面有铭文和标重，底面呈蜂窝状，俗称麻点。如陕西出土的银锭正面的铭文是：“邠州进奉，正隆二年，金吾卫上将军静难军节度使臣完颜宗垣进上。正旦银，壹铤重伍拾两”。

金代还曾铸过银币“承安宝货”。

金章宗即位后，加紧备战，军费与日俱增，财政入不敷出，政府为了消除财政危机，解决交钞日益贬值、铜钱日匾等种种矛盾，于承安二年（1197年）将。“旧例银每挺五十两”改铸为便于流通的“承安宝货”银锭，自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钱二贯。 《金史·食货志》载：“承安四年时私铸‘承安宝货’者多杂以铜锡，寝不能行，京师闭肆。五年十二月，宰臣奏：比以军储调发，支出交钞数多，遂铸宝货，与钱兼用，以代钞本，盖权时之制，非经久之法，遂罢承安宝货。”这种白银货币只发行了三年，至承安五年 （1200年）即废止了。

金上京历史博物馆现藏的一枚承安宝货，1985在阿城市杨树乡富勒村的一古代墓葬中发现的。

这枚“承安宝货”银币，仿银挺形制，长4 ．7厘米，上首和下首宽3厘米，腰宽2．1厘米，总重量为59.3克。（北方文物，2003年1期）呈砝码形，两侧边内凹。正面规整，有数道水波纹，上部右起契刻“承安”两字，字下竖书两行，“宝货壹两半”、“库”、“部”；背面布满蜂窝状的气孔痕迹，无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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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痕。

金代发行纸币，贞元二年（1154年）发行。金代立国百余年间，曾发行纸币交钞、贞祐宝券、贞祐通宝、兴定宝泉、元光重宝、元光珍宝等多种。其中应用最久的是交钞，为印钞史上首创的是绫币（丝织品上印刷，）元光珍宝，考古上没有发现。

制作贞祐宝券的铜钞版曾发现过，如1978年在山西新降出土一件，面额50贯，上面有官府的印章和奏准使用的文字，还有“伪造者斩”“赏宝券参百贯”，这是“伪迁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参百贯”的省文（《金史·钱币》）。

纸币： 金贞元二年(1154年)，金政府决定设立″交钞库″印发纸币″交钞″。

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十月，临近金朝灭亡之时，金政府在蔡州发行了金朝最后一张纸币 ″天兴宝会″。面值有一钱、二钱、三钱、四钱四种。此币以银两为单位，规定同现钱流转 。不数月，即随金朝的灭亡而消失了。

金朝的″交钞″，由金中央政府统一印制，分路管辖发行，通行长达六十年之久。为加强纸 币印制与发行的管理，中央政府设置了″印造钞引库″和″交钞库″。同时还设有″抄纸房 ″，生产钞引专用纸，由印造钞引库兼管。在发行方面，各路均设有转运司。以上两库和抄 纸房，均设有″使、副、判各一员，都监二员″等官职，隶属于中央政府尚书户部。可见， 金朝的纸币印制与发行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是比较严密和先进的。然因金钞既不分界，又经常 印发新钞，钞名亦不断更新。这样，各种不同名称的旧钞、新钞在市场上同时流通。其数量 越积越多，其值自然越来越低，到元光元年(1222年)，万贯交钞换不到一张饼。再后，金钞 几乎变成废纸，在蒙汉(南宋)联合夹击下，金朝亦随之灭亡了。

五、衡器

金代衡器，史无记载。考古上发现的衡器实物，是研究金代衡器的宝贵资料。

俄罗斯的滨海边区赛加城发掘时出土一批衡器，有5件称杆，1件称盘，3件称钩，9件称砣。完整的称杆长18.6厘米和23厘米，称盘直径4.1厘米,高0.6厘米。这批器物是金代戥子称。 北京复兴门外出土的“大定十五年”铜砝码呈鼓形，正面有铭文“大定十五年造曲字号”“尚方署”，可知是金代标准的计量器具。背在铭文“壹百两”，经测量重3962.58克，按自铭年合每斤重634克。这与宋代标准权衡器“嘉祐铜则”的折合数640克只差6克，证明金承宋朝计量制度。

山西吉县结子沟金代窑藏也出土1件铜砝码，与复兴门的大定十五年铜砝码形态花纹相似，背面有“育字”，也是按千字文编排序号。正面铭文是“伍两”，高2.1厘米，面径4.1厘米。经测重量为198克，每斤折合633.6克。

六、农业工具

金代东北中部和东部的农业空前发展，所以在东北经常有含农业工具的窑藏，在金代古城中，也能常发现金代的农业工具。

种类有：鱼形铡刀、锄头、铧、垛叉、镰刀、手锯、矛、冰穿等。

值得注意的是，与农业工具件出的器物中常有铁镣，这是强制度奴隶从事劳作的工具，如《辽海文物学刊》97年2期刊出的辽宁新民法哈牛窖藏，就有铁镣与农具、铁锅共出。

。。

在河北省青龙县出土一件金代铜烧酒锅，经试验烧出的两锅白酒仅有9.4和9.7。 复习题：1金代铜镜的种类？2金代瓷器有何常见的瓷窑？

第四章 元代考古

第一节 蒙元都城

1206年铁木真统一草原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大蒙古国），尊号为“成吉思汗”。追尊元太祖 1229年成吉思汗传位给窝阔台， 追尊元太宗。成吉思的第3子。 1218年灭西辽。1227年灭西夏。1234年灭金。统一中国北部。1251年蒙哥即大汗位，追尊元宪宗。窝阔台传位给蒙哥汗（蒙哥是成吉思汗最小的儿子拖雷的长子，因为拖雷继承成吉思汗的军队最多，势力最强）。派其弟忽必烈进军川滇。蒙哥汗攻打四川合州时受伤而死。1252~1255忽必烈灭大理。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府即大汗位。建年号中统，5年后改年号至元。元祖。1271年（至元八年）忽必烈废除“蒙古”号，取《易经》“大哉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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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义，定国号“大元”。1272年迁都到大都。1279年（至元十六年）灭南宋，统一全国。1351年（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攻入大都，元亡。《辞海》对元朝解释是分2种：从成吉思汗算起，15帝，163年。从忽必烈定国号算起，11帝，98年。现代汉语词典》的元代纪年表是从成吉思汗开始。严格来说：1206~1270属于蒙古国时期 1271~1351属于元朝时期。蒙元时期是蒙古时期和元朝的总称。蒙元时期有4个都城。第1个都城是哈尔和林（哈拉和林）。后来修建上都、大都和中都。 （一）、外蒙古的哈尔和林

哈尔和林，是蒙古语“黑色石头”。位于杭爱山麓，鄂尔浑河上游的东岸。1235年，蒙古国的第二代大汗—成吉思汗的三儿子窝阔台，在这里建造了宏伟壮观的哈拉和林城堡和豪华的宫殿“万安宫”。这是蒙古族在漠北发祥之地修建的早期都城。后来，蒙哥汗又在皇宫大殿的宝座旁建造了一棵大银树。毁于战争，现在地面有建筑构件，钧窑瓷片和陶制的“刹刹”（佛像）。有一个个硕大的基石，排列在那里，仿佛是一个个凝固的标点，记录着一段辉煌历史的终结；龟跌仍在那里忠诚地守望着。现在还保留着明清时期修筑的喇嘛教佛寺：额尔德尼昭庙，属于藏汉结合的形式。（图片3张，中国文物报2003年7月4日第4版杜晓黎《蒙古随想》） （二）元上都

公元1251年，蒙哥汗在漠北即位后，命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即由漠北南下，驻帐于桓州与抚州之间的金莲川，“征天下名士而用之”，建立了蒙元历史上著名的“金莲川幕府”。1255年（元宪宗五年），蒙哥汗又将属桓州管辖的金莲川之地赐封给忽必烈，次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在桓州东、滦河北“选地建城郭，三年建成”，初名开平府。1260年4月，忽必烈在此继汗位，开平遂成为临时都城。1263年（中统四年）“升开平府为上都”，亦称上京和滦京，元上都正式成为元朝都城。1264年（中统五年），改燕京为中都，1267年（至元四年），北京的大都建成，至此，以大都为正都，上都为夏都，两都制正式确立。自忽必烈始，元朝的历代皇帝都实行两都巡幸制，每年农历四月至九月，元朝皇帝都在元上都避暑和处理政务。上都城是忽必烈在藩府时开始建筑的城，在忽必即帝位后，上都成为皇帝避署游幸的陪都。“上都创于先帝而修于累朝”。 1． 位置与调查历史

上都城位于今年内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五一牧场的滦河支流闪电河北岸，当地称“兆奈曼苏默“，为蒙语108庙之意。上都城在解放前日本人曾进行过发掘和勘查。 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的张郁调查和勘测了元上都遗址，写成《元上都故城》一文）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编：《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第九编，181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1973年秋，内蒙古大学历史系贾洲杰、周清澍、周良霄、李逸友等一行，赴元上都遗址进行了调查和测绘。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文物》1977年5期。1993年6～7月，1998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测绘局航测遥感大队的配合下，在对元上都进行重点调查和小型试掘的基础上，又对它科学的测绘，此后至年，又持续对元上都四关等30余处建筑基址进行了调查测绘和少量的试掘。1998年6～7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元上都南关明德门道路两侧的两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2、元上都的平面布局

元上都城垣的建筑分为内外三重，中央为宫城；围绕宫城之外者为皇城；在皇城西、北两面者为外城。

以元上都宫城正北中央大殿和宫城南门至皇城南门为南北中轴线，测得元上都城南北方向与真子午线平行，为0度。 （1）皇城

皇城位于外城之东南部，围绕于宫城四周，近方形，四墙长度不等。东墙长1410米，西墙长1415米，南墙长1400米，北墙长1395米。城墙中间为黄土分层夯筑，夯层厚约12～14厘米，夯筑坚硬，内外两侧均用自然石块包砌，石墙约厚0.5～0.6米，外侧石块略平整，用白灰坐浆，个别地段留有勾缝痕迹。墙基宽12米，向上渐斜收，一般底部1～2米处坡度较缓，其上则较陡直。现存高度多在6～7米左右，顶宽约5米。石砌墙体底部挖有基槽并建有斜坡状墙基，墙基较墙体向外伸出15～20厘米左右，其中东墙墙基深30～40厘米，南墙墙基深70厘米左右。

皇城城垣有六门。南北墙正中各开一门，门外筑长方形瓮城，瓮城门亦南北开；东西墙对称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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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门，门外筑马蹄形瓮城，瓮城门分别折向南开，瓮城门道均用石块作过封堵。从清理的皇城南门来看：门道总长24米，单门洞，青砖券顶，城墙体均用青砖包砌。瓮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63米，南北长51米，墙体亦是内为夯土，外用自然石块包砌。墙体底宽12米，现存高度7米，顶宽5.2米。瓮城门应当是木质的过梁式结构。皇城四角筑有高大的台墩，其上建有角楼。经解剖清理皇城东南角楼台墩，可知角楼台墩呈圆台形，由下至上渐做收分，底径约27.5米，顶径13.5米。在皇城四墙外侧，筑有梯形马面，每面墙6个，共24个。马面为中间以黄土夯筑，外侧三面包砌自然石块。马面整体呈正梯形，底宽上窄，三面向上斜向收分。底宽12米，凸出墙体约5.4米，现存高度约5.8米。在皇城西墙和北墙之北门西侧，发现有明显的河沟遗迹，河沟距城墙约25米，宽约10米，在两座西城门前绕行而过，可能具有护城河和排水沟之双重功用。皇城的街道宽窄不等，主次分明，且结合地形，基本做到相互对称。城内以正对南门的一条宽25米的南街为中心，左右各有一条15米宽的大街，南北贯穿全城。宫城南面的一条东西向宽25米的大街直通皇城南面的东西二门。除正对城门的主要街道外，皇城北部宫城外两侧的小街道也是纵横交错，相互对称分布。从文献中可知，当时设在皇城内的官署和庙宇等建筑较多。现在从地表观察，在东西两侧临街巷内可以看到20余处较大的高台之上的官署和庭院遗址。大型的寺庙遗址，如乾元寺、大龙光华严寺、孔庙和道观等宗教性建筑则基本分布在城内四隅。皇城的东部和东南、西南两角地势低洼，留有大片的水坑。

（2）宫城

宫城为元上都的主要建筑，位于皇城中部偏北处，略呈长方形，与皇城呈回字型结构。东墙长605米，西墙长605.5米，北墙长542.5米，南墙长542米。

墙体中间以黄土分层夯筑，内外均用34×19×7厘米的青砖横竖错缝包砌，以白灰坐浆，灰缝厚1.5厘米。砖墙底部垫有厚40厘米的石条或片岩做基础，在砖面与夯土墙之间约1～1.2米的空隙内，用规格不等的残碎砖块、小的片石和泥土逐层平铺填筑。墙基宽10米，现存高度约5米，顶宽近5米。

宫城设有三门，分别位于宫城东、西、南三墙之中部，门外不设瓮城。 在环绕宫城有河沟，具有城内排水和护城河的双重功能。 宫城内的街道主要为三门相对的丁字大街。

宫城内宫殿和院落基址星罗棋布，南北中轴线两侧，随形就势，分布有并不对称的大型建筑基址约40余处。宫城北墙正中位置有一“阙式”建筑，夯土台基与城墙连为一体，外包青砖。中间大殿呈凸字形，两端为向前突出的对称的工字形建筑， 此建筑形体高大，东西长约130米，两端宽约60米，为宫城内最大建筑。穆清阁。

在宫城正中三街相对之处，是大安阁

（3）外城

外城是在皇城外围扩建而成，围绕于皇城之西、北两面，整体形状成曲尺形。东墙接皇城东墙北端向北延伸，长815米，南墙接皇城南墙西端向西修筑，长820米，北墙和西墙均长2220米。这样，元上都全城外观基本呈正方形，除东墙长2225米外，其余三墙皆长2220米。外城城墙均为黄土夯筑，夯层厚约20厘米左右，夯实程度不若皇城。城墙底基宽10米，顶宽2米，存高约为3～6米。墙体无马面、角楼等军事性附属设施。外城共有四门。北墙两门，南墙一门，外筑长方形瓮城，形状同于皇城之南北瓮城，一般南北长60米，东西宽50米，瓮城门为南、北向直开；西墙中部一门，外筑马蹄形瓮城，形状与皇城东西门瓮城相同，为马蹄形，南北宽60米，东西长55米，瓮城门折向南开。经对外城北墙西侧城门址的解剖得知，门道宽10.8米，门道两端的夯土墙上贴一排由圆木一破为二的桦木板，厚约3－4厘米，此应为修筑墙体时的护板。瓮城的城门均用石块封堵。围绕外城四周的的护城河，外城南部位于皇城之西，有纵横交错的街道和整齐的院落遗址。皇城南侧西门外通向西墙的大街用河卵石铺垫。在与南门相对处及其东侧，为两条南北向的大街。建筑遗址一般分布在靠近街道的地方。这些院落均是房屋临街，院落在后，这里应是当时上都城内的商业区。皇城南侧西门外与卵石路之间，有一处较大的院落，内有石砌的方形台基和分布前后的房舍，横跨在路之南北（测绘54号）。在西南部分布有较多的洼地和水坑。开平城最早的平面设计仅有宫城和皇城两重，皇城筑有高大坚固的角楼、马面和瓮城门，应当是全城防御的重点区域。元代诗人有“往来饮马滦河秋，滦河斜抱石城

（13）（14）流”，“山拥石城月上迟，大安阁前清暑时”的诗句咏叹元上都。“石城”，即是指元上都以自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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