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化学派

翻译文化学派

一，翻译文化学派的概述

早期的语言学翻译研究提高了翻译研究的科学品质，摆脱了翻译研究长期以来局限于经验总结和无理论内涵的窘境，但是以奈达为代表的早期语一言学翻译研究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对它的研究基本局限在文本之内，忽视或无视文本之外的因素对翻译的制约、影响和意义。从20世纪功至70年代起，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学科立场出发，进入翻译研究领域，开始探索新的翻译研究途径。这一时期的翻泽研究十分活跃，而其中最引人注目、并给翻译研究带来重大影响的是来自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一批学者，包括列维、波波维奇、霍尔姆斯，以及埃文一佐哈、图里和勒菲弗尔等人。

他们以对翻译研究独特的视角和阐释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另一个层面，即从文化层面切入进行翻译研究，其关注的重点也从此前的“怎么译”的问题转移到了“为什么这么译”、“为什么译这些国家、作家的作品而不译那些国家、作家的作品”等问题上，以研究译文的文化渊源，探讨译文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文化背景。也就是说，这批学者的研究已经从翻译作为两种语言文字转换媒介的层面转移到了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以及相关的诸多制约翻译的因素上去了。这批学者的研究标志着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开始，其中被公认为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的是美籍荷兰学者霍尔姆斯( James S. Holmes)的《翻译学的名与

实》(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

90年代末，翻译界对广泛的文化问题的研究形成热点。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其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并相继出版了多种专著和论文集，其中集中反映了他们的这一观点。在翻译的文化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翻译理论家兰伯特(Lambert )、铁木志科(Tymoczko)、谢菲茨((Cheyfitz)等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在西方影响较大的翻译理论著作主要是文化学派的作品。根茨勒在评价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的“文化转向”观中指出:翻译研究已经进入“文化转向”时期，按此，文化研究应该进入“翻译转向”。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已建立起密不可分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学派”这一名称在西方译学界使用得并不多，反倒是在中国翻译界使用得更为普遍。这当然跟最近一二十年来西方译学界出现并完成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有比较直接的关系。较长时间以来，西方译学界对我们所说的“文化学派”使用的是另外一些名称，譬如“翻译研究派”(translation studies )。这个名称是由霍尔姆斯〔James Holmes)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术语后来已演变成一个学术一“翻译学”的名称，如果再用它来指称某一具体的翻译研究流派，容易产生混淆。

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名称是“描述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学派，或简称“描述学派”，这是因为这一学派最早以修正“规定性的翻译研究”(pr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而著称。因为这一学派非常强调译入语文化对翻译的作用，更多致力于从目标

语的文化语境中审视、考察翻译现象，所以也有人把这一学派的研究称为“目标语中心翻译研究”( target-oriented translation studies ),所以在有些场合这一术语也被用来指称这一研究流派。与此同时，“描述翻译研究”有时也被称为“多元系统研究” ( polysystem approach)或“系统研究”( systemic perspective }，这是因为该学派的以色列学者埃文一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以及其他系统理论是这一学派的核心特征。根据这一学派的几个主要成员的国籍(比利时、荷兰)、任职以及几次重要会议的所在地(特拉维夫、卢汶)，也有人把这一学派称为“低地国家学派”、“特拉维夫学派”等。赫曼斯还曾提出过“操纵学派”这一名称，这是根据该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勒菲弗尔提出的核心概念“操纵”( manipulation)以及赫曼斯自己编纂的该学派论文集《文学操纵》（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而命名的。

“描述研究”、“目标语中心研究”、“多元系统研究”、“系统研究”以及“操纵学派”这一系列的名称，实际上正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该学派各学者的研究特征。正是这些共同特征，使得上述学者代表的各个流派能够统一在一个大的学派当中。文化学派的学者都把文学看作一个复杂的动态综合体，都相信理论模型和实际个案研究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相互作用，都对文学翻译进行以译入语为中心的描述性、功能性和系统的研究，都对控制翻译产生和接受的规范和约束机制、翻译和其他类型文本生成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文学当中的地位和功能以及翻译对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感兴趣。一言以蔽之，该学派的共同特征就是：从文化层面进行翻译研究，将翻译文学

作为译语文学系统的一部分，并采用描述性的研究范式。

翻译文化学派注重翻译与源语及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认为翻译的目的是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起到与原文在源语文化中同样的功能，翻译研究的目标不再止于探究两种文本在语言形式上的对等问题，而需要同时研究与翻译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社会文化问题。翻译文化学派研究的特点是重视史料的搜集、描述和分析，其研究方法属于实证性描述性研究。

我国翻译中的文化研究始于国际文化翻译的同时，重点在于对一般文化差异以及文化词语处理的研究。近年来，我国翻译研究力图借用语言学、语用学、社会学、符号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为基础，对翻译原则、翻译过程、翻译策略进行研究。从而，翻译的文化特点和跨文化桥梁作用在我国翻译研究中开始得以重视。

所谓“文化翻译”，它包含二重涵义:一指翻译过程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二指从宽宏的文化层面来审视和阐释翻译。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思想涵盖了以上两个层面的研究。前者主要体现在其文化功能对等论上，后者主要体现在“操纵”论、“文化构建”以及与“操纵”论和“文化构建”论一脉相承的后殖民翻译观上。诗歌翻译和戏剧翻译的讨论是巴斯奈特“文化翻译”思想的“实践”篇。 二、翻译研究学派发展的四个阶段：

文化学派的核心研究范式是：“描写/系统/操纵范式”，其发展过程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 1.初级阶段：

第一阶段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荷兰一美国学者霍尔姆斯，捷克学者列维、波波维奇(Anton Popavic)以及米科(Frantisek Miko)由于对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共同兴趣而产生学术联系。列维和波波维奇的早逝使捷克学派退出。然而，70年代以后又有特拉维夫大学的两位以色列学者埃文一佐哈和图里以及低地国家的三位学者朗贝尔(Jose Lambert }、凡·登·布罗克(van den Broeck )、勒菲弗尔与霍尔姆斯有了学术接触。霍尔姆斯于1972年在《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中划分了翻译研究的范畴，其中纯理论范畴下的描述研究和理论研究分支成为该学派研究遵循的方向。

2.形式主义阶段：借助形式主义的概念发展自己的研究路径，埃文一佐哈有多元系统理论，图里有实证研究，朗贝尔则有大型翻译史研究计划，勒菲弗尔有对哲学科学的关注，而霍尔姆斯的综合探讨则跨越翻译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这一阶段有三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1976卢汶会议、1978特拉维夫会议和安特卫普会议

3.鼎盛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巴斯奈特的《翻译研究》和赫斯曼的《文学操纵》的出版为标志。

4.文化转向阶段： 20世纪90年代初，勒菲弗尔与巴斯奈特合编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合著论文集《文化建构—文学翻译论集》，指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发展趋势，并认为翻译研究已从形式主义阶段走出，从而应该考虑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翻译像其他各种“改写”一样，创造出他者文本的新形象。文化转向逐渐摆脱并

超越了多元系统理论的框架，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但与此同时带来的研究范式的根本变化恐怕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传统意义上文化学派的消解。

代表人物：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lmes), 伊塔玛·埃文-佐哈 (Itamar Even-Zohar)， 吉迪恩.图里 (Gideon Toury)， 安德烈.勒菲弗尔 (Andre Lefevere)， 苏珊.巴斯奈特 (Susan Bassnett)， 西奥.赫斯曼 (Theo Hermans)

詹姆斯·霍尔姆斯(1924-1986)是美籍荷兰学者,英-荷诗歌的杰出翻译家,长期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工作。他的主要论文都收在他去世后人们为他整理的集子《文学翻译和翻译学论文集》(1988)里。1972年，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霍尔姆斯宣读了其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在该文中，霍尔姆斯着解决了重大的翻译理论问题，首先是给学科命名，该文明确提出用translation studies一词作为翻译学这门学科的正式名称。其次是下文确定其是指某一个研究领域还是指某一个学科。其次是它对未来翻译学学科内容以图示的形式所作的详细的描述与展望。在文中他首次把翻译学分为纯翻译研究(Pure Translation Studies )和应用翻译研究(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 )。在纯翻译研究下面他又进一步细分为描述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和翻译理论研究(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在应用翻译研究下面则细分出译者培

训(Translator Training)、翻译辅助手段( Translation Aids)和翻译批评( Translation criticism)三大块研究领域，确立了“描述”性研究在翻译研究中的中心地位。被认为是翻译研究派的成立宣言，是翻译研究派的奠基之作。是翻译研究学派成立的标志。

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是以色列当代著名文学及翻译理论家，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文化研究学院教授。他的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起到了理论莫基的作用。

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当今世著名的翻译理论学家，他发展了特拉维夫学派著名学者埃文·佐哈尔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建立在多元系统理论之上的描述性研究有几种，最有影响的是图里的描述性研究。图里的主要著作有《翻译理论探索》(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和《描述翻译学及其外延》(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等。他把霍尔姆斯在《翻译学的名与实》一文中勾画出来的翻译学研究范畴图示进行改造，重新划分，从而使翻译学的学科范畴、研究分支更加清晰。在《描述翻译学及其外延》一书中,图里系统地阐述了描述翻译学(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的理论构架和方法论基础。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 )，原籍比利时，曾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翻译和比较文学教授，是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代表作有《诗歌翻译:七大策略与一大蓝图》与《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等，另有与苏珊·巴斯奈特合编的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合著论文集《文化建构一文学翻译论

集》。勒菲弗尔的学术观点同样以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但他对以色列学者未曾充分阐释的意识形态因素进行了更为透彻的分析。他提出“折射”与“改写”理论，强调“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三因素对翻译的操纵，他的描述研究的方式是将翻译放到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背景中，深入探讨翻译过程中影响翻译策略的各个层面。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进行描述性研究的具体实例。而他的改写理论更是成为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研究的主要理论支撑。以他为代表的文化学派也因此被称为“操纵学派”。

三、苏珊.巴斯奈特

1、多元的文化背景及宽广的学术研究视阑

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是活跃在当今英国甚至整个世界翻译界的著名翻译理论家和著名诗人，翻译研究派（文化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是英国沃里克大学（Warwick University）比较文学与翻译学教授、比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并于后来兼任大学副校长一职。巴斯内特是一位思想活跃而阅历丰富的学者。她早年求学于丹麦、葡萄牙和意大利，获得意大利语和英语的文学学士和法语的哲学博士学位。她精通英语、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熟悉德语和葡萄牙语，还懂拉丁语、丹麦语、盎格鲁一撒克逊语、捷克语等十余种语言。先后在比利时、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捷克、斯洛伐克、芬兰、德国、冰岛、印尼、意大利、日本、波兰、葡萄牙、新加

坡、瑞典、土耳其、美国、委内瑞拉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内地、香港)任教或讲学，讲学内容主要包括文学翻译、翻译理论、西方翻译史、莎士比亚戏剧、女性文学、性别研究、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多个方面，而她的学术研究范围和成就也主要涉及这些方面。对欧洲各国文学和文化有较深刻的研究。在欧洲多国的教育背景，给她奠定了不同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基础。大量的翻译实践活动又使她在翻译研究方面建树颇多。通过对于多国语言、文学和文化的接触和认识，并通过对于包括诗歌、戏剧在内的文学翻译以及翻译理论问题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巴斯内特在翻译思想上逐步显露了她的文化取向。她在翻译研究学派创始人霍姆斯的思想影响下，将翻译置于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来考察，并把这种文化理念贯穿在她与美国学者勒弗维尔共同主编、在西方译界极具影响的《翻译研究论丛》之中，从而逐步确立了她作为当代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翻译研究学派和翻译文化学派重要代表之一的地位。

巴斯奈特在女性主义研究方面可谓成绩不菲。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巴斯奈特在成长过程中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认定个人的需要是和无数人的需要辨证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欧美女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巴斯奈特也积极地投身其中，为妇女的利益奔走呼号，并把自己在意大利、美国、英国以及东德参加女性主义运动的这段经历写在《女性主义者的经历—四种文化中的妇女运动》CFeminist Experiences-The Women's Movement in Four Cultures)一书中。当然，有着极深文学学养的巴斯奈特也不会忽略利

用文学批评作为武器对男性霸权发起攻击。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女性主义诗学》(Towards a Feminist Poetics)一文中，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分为两类:第一类关涉的是作为读者的妇女，即作为男人创造的文学作品的消费者，此为“女权批评”。这种批评方法注重对作品进行社会历史分析，其课题包括文学作品中的妇女形象，文学批评中对妇女形象及作用的忽视与歪曲，以及男性建构文学史时的种种有意或无意的疏漏。第二种关涉的是作为作者的妇女，此为“女性批评”。它研究作为生产者的妇女，研究妇女创作的文学的历史、主题、类型和结构。它的课题包括妇女创造性的心理动力学、语言学和妇女有关的问题，个别女作家或女作家集团文学生涯的轨迹，文学史，当然也包括特定作家和作品的研究(王晓元，2002: 619)。巴斯奈特在“女权批评”和“女性批评”两个领域皆有贡献。

2.巴斯内特是一位多产的翻译理论家 主要作品：

《翻译研究》（1980)

《翻译、历史与文化》（1990与勒菲弗尔合编) 《英国文化研究导论》(1997) 《比较文学导论》(1993)

《文化建构:文学翻译论集》(1998与勒菲弗尔合编) 《后殖民翻译：理论与实践》(1999与特利维狄合编） 《翻译研究论丛》（与勒菲弗尔合编)

《翻译专题论丛》（与根茨勒合编）

巴斯奈特笔耕不辍，其专著和编著多达40余部。她不仅是位著名的翻译理论家，而且在教学、翻译中实践自己的理论，她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对翻译研究、文学和文化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为这些领域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和建议。同时其论文范围涵盖翻译研究、妇女文学、莎士比亚戏剧、文化研究、语言研究等多个方面，多达96篇。

3.巴斯奈特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地位

香港学者陈德鸿、张南峰在《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里，把霍尔姆斯、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 )、图里(Gideon Toury )、兰姆伯特(Jose Lambert )勒菲弗尔、巴斯奈特、甚至于斯内尔一霍恩比一并归入文化学派，认为他们都强调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反对用“对等”来描述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而潘文国在其《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的长文中，则指出香港学者仅对西方翻译理论做了粗线条的分类，对当代新理论的不同观点未能细分。作为补充，他把上述人物再细分为以埃文一佐哈尔为代表的“多元系统”学派、以图里为代表的“描写”或“常规”学派、以斯奈尔一霍恩比为代表的“综合”学派，以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为代表的“解构”学派、以斯皮瓦克(GayatriC.Spivak)和尼兰贾娜(Tejaswini Niranjana)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学派或政治学派以及以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文化”学派。如此一来，不管是宽泛的划分，还是细致的分类，巴斯奈特都被归入文化学派，并且是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一点译学

界实无异议。而文化派在当今的西方翻译研究多元系统中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点多位学者的论述也可以为证。如张南峰认为，“文化学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崛起，到20世纪90年代初走进西方翻译研究多元系统的中心，从专著、论文的数量以至于学者的知名度，均占了压倒性的优势”(张南峰，2004: 60 )“在西方，令翻译研究取得学科地位并走到学术研究系统的中心的，是多元系统论以及其他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和研究模式”C ibid: 64 )。赵彦春也说:“自?翻译研究?这一提法问世30多年以来，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两种颇有意义的转向:翻译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的翻译转向。而今，顺应这一潮流的翻译界已是学派林立，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如莱斯、费米尔、诺德等人的功能派理论，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格特的关联翻译论，巴斯奈特和勒斐维尔为首的文化派翻译理论，及其相关的女权主义派和操纵派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可谓不落巢臼，也的确获得了新的?增长点?，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西方翻译研究的多元系统中赢得了中心地位，而处在中心之中心的当是文化派的翻译理论”。 巴斯奈特最早的学者身份是比较文学研究专家。不仅巴斯奈特如此，一大批自20世纪70年代始活跃在国际译学界且至今仍在此领域有着重大影响的翻译研究学者，他们的另一重身份都是比较文学家。 巴斯奈特丰富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实践以及广博的文学知识决定她切入翻译研究的路线必然是文艺路线或比较文学路线，这一点也清晰地体现在巴斯奈特的各种著述中。在《翻译研究》的第三部分，巴斯奈特用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讨论“文学翻译的具体问题”

4.巴斯奈特翻译思想

巴斯奈特在1980年出版的《翻译研究》是对勒菲弗尔提出的“应将‘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这一说法的积极响应，在2002年的第三版修订版中作者还回顾了翻译研究在“文化转向”之后20多年以来的发展。在该书的第一部分，巴斯奈特从文化的角度，对翻译的七个主要问题作了详细论述: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在讨论语台与文化的关系之前，巴斯奈特首先否定了传统的语言学的翻译方法，即把翻译认为是一种借助于字典和语法就可以把一种语言符号的意义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符号的意义的活动，她指出，翻译过程还包括一系列语言以外的内容。苏联符号学家洛特曼（Lotman)认为: 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语境而存在，文化也必须以语言为核心才能存活。巴斯奈特很赞同这一观点，向我们说明了语言与文化的重要关系，就是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它们绝不可能单独存在。 (二)翻译的类型

雅各布森(Jakobson)在《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一文中将翻译分为三种类型: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其中，语际翻译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翻译:从一种语言(源语)到另一种语言(目标语)的转换。但是巴斯奈特认为，无论是上述哪一种翻译类型，都不可能实现翻译的完全等值，因为“每一个语言单位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无法传达的相关意义和指称意义”(廖七一，2001:3 43)。 (三)解码与重组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是一个解码与重组码的过程。译者如要决定在译入语的合适表达，就必须做到:

1.在语言层面上接受源语短语在目标语中的不可译性; 2.接受目标语缺少与源语文化相似习俗的现象;

3.考虑目标语中可使用的对应语，并考虑源语说话者的阶级、地位、年龄、性别、与听话者的关系，还有相遇时的场景;

4.考虑短语在特定语境的特殊意义;

5.在特定的语篇系统和语篇赖以生存的文化系统中，用目标语代替源语短语中的恒定信息(Bassnett} 2004: 29-30)0

此外，根据巴斯奈特的看法，试图把源语文化的价值体系强加在目标语文化的做法是很危险的，译者应该要尊重目标语文化，对目标语的读者负责。

(四)等值问题

等值问题历来是翻译界争论不体的话题之一，不同的学者对它的定义及分类持有不同的观点。对巴斯奈特来说，符号与符号之间关系、符号与符号所指之间的关系、符号所指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最终等值，但是不论是哪个层面上的等值，都不能脱离文化及时空的背景。

(五)意义的丧失与获得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语义的丧失与获得，因为“同一性”在两种语言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要处理翻译中的丧失与获得，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承认世界各国文化与语言所存在的差异”(廖

七一，2001:354)

(六)不可译性

根据巴斯奈特的观点，文体的不可译性是翻译者首遇的翻译难题，译者应该想办法解决翻译中的难题，解决办法也许会各不相同。在给定的参照体系中译者决定什么才是“恒定信息”，这是一项具有创造力的活动。她比较赞同波波维奇的界定，后者在界定不可译性时没有把语言与文化相分离，他将不可译性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由于缺乏相关的字而和所指意义，源语的语言要素无法用译语的结构、线性表达、功能或者语义进行替换;第二类超越了纯语言学的范畴，指源语的意义表达关系(即表达对象与表达语言之间的关系)在译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语言表达”

(七)科学还是“次要活动”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既不是科学也不是次要的非创造性活动。一方面，翻译理论的存在是为了研究翻译过程，指导翻译实践，而不仅仅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另一方面，翻译其实是对文本的再创造，而非一种次要的非创造性活动。

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

在1990年与勒菲弗尔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巴斯奈特论述了文化翻译观的具体内容:

1.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而不应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之上。 文化翻译观的最大特点就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翻译。它摒弃了传统意义上的将字、词、句、篇作为翻译单位的说法，认为文化才应

该是翻译单位。

2.翻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译码一重组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交流的行为。

巴斯奈特把翻译分为文化内翻译和文化间翻译，不论是哪一种翻译都“是一个交流的行为”，是文化内部或文化之间的交流的行为。

3.翻译不应局限于对源语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

巴斯奈特认为，对于不同的源语文本，“文化会赋予其翻译以不同的功能，译者在翻译中应使译语文化和源语文化在功能上等值，使译语文本对译语文化的读者产生源语文本对源语文化的读者相同的效果”(廖七一，2001: 365)

（巴斯奈特功能等值、奈达功能对等、弗米尔功能观） 巴：不同文化的功能等值是手段，文化转换才是目的 奈：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再现是目的，对等是原则和手段 弗：强调复制原语文本信息

4.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有不同的原则和规范，但说到底，这此原则和规范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要。翻译就是满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

她把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把翻译研究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的、文化的范畴来加以探讨,并且注重跨学科的研究。因此,她的思想具有高度的宏观性。在评判标准、对等与等值等问题上,她充分考虑多种制约因素,为翻译研究拓宽了思维空间。此外,她对

文学翻译的重视,对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的关注都使得翻译、译者的地位提高,同时体现了一位学者广阔的胸襟和气度。

总观巴斯奈特的翻译思想，我们可以了解到文化学派的翻译观:第一，文化学派从文化这一宏观角度来研究翻译，认识到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第二，文化学派重视译者与目标语文化，否定了传统意义上将翻译工作视为低等活动的说法，提高了翻译与译者的地位。第三，文化学派强调了文化才是翻译的单位，这就彻底否定了先前的认为字、词、句、篇是翻译单位的翻译理论。 5、小结

巴斯奈特是翻译研究的重要代表，其翻译实践和翻译思想是译界的一笔宝贵财富，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她系统地介绍了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研究范畴，用辨证发展的眼光审视该学科中的己有论断和不利于翻译研究发展的问题，为翻译研究向前发展解除了枷锁;她把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把翻译研究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的、文化的范畴来加以探讨，并且注重跨学科的研究。因此，她的思想具有高度的宏观性。在评判标准、对等与等值等问题上，她充分考虑多种制约因素，为翻译研究拓宽思维空间。此外，她对文学翻译的重视，对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的关注都使得翻译、译者地位提高，同时体现了一位学者广阔的胸襟和气度。然而，巴斯奈特的不足之处在于，其以文化为翻译单位的方法似乎过于笼统，缺乏切实可行的划分标准，其研究也只局限在欧美各国的语言上，若能把东方语言纳入翻译研究范围将更有助于翻译研究的

发展。

四、文化学派及“文化转向”的“是”与“非” (一)不足之处

文化学派及其翻译思想“文化转向”自形成以来，虽然有很多人支持(张静，李树春，2006)但反对的呼声也是不少(姜艳，2006;张健稳，梁海波，2007)。他们有的认为“文化转向”消解了翻译本体论，有的认为文化学派的翻译观不能充分解释文学翻译。的确，反思文化学派及其“文化转向”的翻译思想，确实存在着不足:

1.文化学派对传统的语言学派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在文化学派看来，传统的对语言层面上‘忠实’、‘对等’之类的研究是消极、负面的，而对文化语境下文化与翻译互动的研究才是积极、正而的。文化学派认为，其之前的翻译研究一直停留在‘对等与否’的文字层面上，只是在条条框框、固定模式下的纯客观的运动，始终不能以宽容的态度分析‘叛逆’背后的文化因素，因此提倡应以‘文化功能等值’代替传统的‘忠实’、‘对等”，(曾文雄，2006: 46)，这在哲学上是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对待事物要采取辩证否定而非彻底否定的态度，而辩证的否定是“扬弃”，也就是批判继承。恩格斯说:“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所以，文化学派对语言学派的彻底否定和颠覆本身就是错误的。应该明确的一点是:“翻译文化研究并不是翻译研究的全部，它只是翻译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Wilss，1996: 7）。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文化翻译阶段出现的新

译学是丰富、深化原有的译学观，给传统译学观带来的是冲击，而不是取代、更不是推翻传统的译学观”(孙会军，2000;谢天振，2004;吕俊，2004)。

2.“文化转向”从传统的“语言转换”转向“文化转换”，过分强调翻译的文化功能;它把翻译研究的重点“放在制约翻译的文化因素上，它从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读者、主流诗学等方面讨论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制约，认为翻译从选材到译本发挥作用都受到这此因素的影响，但它对这些因素只是做简单的经验归纳，这些因素之间可能相互发生冲突，或有相互重叠、相互兼容，难以构成各自明确的概念，这就难免导致不可知论和无政府主义”(曾文雄，2006: 46)。

(二)存在意义

虽然文化学派与“文化转向”翻译思想存在不足之处，但早在1996年，女性主义翻译学者西蒙就指出了“文化转向”的意义:“‘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因为它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它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之中”（Simon，1996: 7)。与传统的翻译思想相比，文化学派及“文化转向”还是有一些重要的进步：

1.文化学派的兴起及迅速发展使得翻译研究不再像传统一样作为分支依附于比较文学或语言学，其作为独立学科而存在的地位稳固下来。

2.“文化转向”超越了传统的翻译思想，从宏观的角度，即文化

角度研究翻译。这种新的维度给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使其再一次大步向前发展。

3.文化学派发现并反复强调翻译与文本外因素的关系，指出翻译绝不是以往认为的语言间的转换，而是文化间的转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4.文化学派反对传统上轻视翻译活动和译者的做法，重视译者与目标语文化，提高了译者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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