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力民革命根据地

桃力民革命根据地

查汉桃日莫(后演化为桃力民)是鄂托克旗东部边沿的

一个自然村。清末明初，鄂托克旗王爷葛勒藏罗勒玛旺吉勒扎木苏经常去榆林、神木等地游逛玩乐。到了榆林住在李仲卿家，到神木住在王四问家，欠了这两家地主不少银两，一时付不清，于1924年起分批划出桃力民一带土地顶债。两户地主向鄂旗官员行贿，把有期租地契约写成“永久租种”，转租别人，收取租子。与此同时，杭锦旗王府把与鄂旗毗连地区、黄河沿岸和格炭哈那等地放垦、收租；札萨克旗王府把乌块哈达北面方圆40里的牧场放垦、收租。随着土地放垦，从内地大量移民垦种，而且不断向租赁地外扩展，常住农业人口逐年增加。蒙旗王府每年按牲畜头数收取一次性水草和房舍占地费外，再无人过问，因此这里成为乌审、札萨克、杭锦、鄂托克旗交界处的“四不管”地区。当时的桃力民地区，东至杭锦旗亚斯图的李六则圪旦、阿门其日嘎、阿尔斯朗图的呼日嘎其古、查汉淖；西至鄂托克旗巴音淖的公盖其日嘎、小湖；南至木凯淖的旧庙湾、额克尔梁、杭锦旗四十里梁的察哈尔乌素、胜利乡的高启祥村；北至鄂托克旗召稍乡的四眼井、杭锦旗亚斯图的脑高岱。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50公里，约2000平方公里。其边沿地区东自达拉特，西至鄂托克旗新召，南至札萨克旗通格朗和乌审旗黄陶勒盖，北至黄河。居住的农户达8300户，人口约5.8万人。

1938年，在桃力民地区的乌素其日嘎村建立中共伊克昭盟工委，中共绥蒙工委及八路军骑兵团进驻克泊尔庙，成立

了桃力民工委所辖6个党支部。驻桃力民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国民党抗日派盂文仲旅骑兵团，桃力民地方武装联合起来，抗击日伪第8师，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这个地区的抗日动员会(后易名抗敌后援会)和抗日救国会等组织，事实上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半政权半统战性的机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抗日根据地，一直延续到1943年。

1、中共桃力民工委

早在1935年，共产党员杨子华只身来到桃力民村投亲访友，被聘为教书先生。他以冬书房为据点，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争取各大户的支持，将私塾改造成为桃力民小学校，当了首任校长。教师由2名增加到10余名，学生由10余名增加到90余名。他带领教师，利用课堂教学进行爱国教育，宣传抗日主张。他们讲解“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北三省，蒋介石投降卖国持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杨虎成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推动国共合作。讲解地理时，把《祖国地理图》比喻为美丽可爱的秋海棠叶。教唱《五月的鲜花》、《抗日十杯茶》、《义勇军进行曲》、《“九〃八”流亡曲》等抗日歌曲。与此同时，杨子华与神府来的地下党员韩是今，在该地区通过社会调查，写成报告材料，由韩是今专程去定边向高岗汇报，并托高岗转告延安。杨子华、韩是今两人还协同当地开明大户，筹建桃力民自卫军和抗日动员委员会。

1937年，中共少数民族工委派人深入桃力民地区发展力量。国民党新编骑兵第三师和孟文仲骑兵旅也驻防此地。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桃力民地方武装联合孟文仲旅，凭借两党

第二次合作的良好机遇，抗御了日伪军的侵犯，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1937年2月，东胜县第三区(鄂托克驿站地)小斯呼勒、木凯淖尔一带发生了一起饥民暴动的流血事件。头年遭灾，翌年闹饥荒，刚过了春节，就有人饿死。国民党政府捉差拉夫，征粮催草，日子一天不如一天。18家豪绅富户窖下粮食放高利贷，巧取勒索。他们为了掐灾区饥民的脖子，连“管饭没工钱”的长短工都解雇了。国民党东胜县政府为防备动乱，以16000元纸币向木花稍地主杭候和购买40石粮食，准备放一些赈济，以笼络民心。然而，这点救命粮食也没有到饥民手中，全部被木凯淖尔民团队长王豹子、乡长王双登、村长蒋红则等侵吞。饥民闻讯后，立即派王老达为代表，去找王、蒋讲理，竟然遭到王、蒋的无理辱骂。消息传来，饥民们个个义愤填膺，发誓欲与王豹子、蒋红则等决一雌雄。由于“大二三善雨”(善雨指天旱时祈雨的神职人员)王天锁、王老达、王三奴和曹仓、莫海元、郑成生议定，结伙向大户借粮度荒。于是大家分头在斯呼勒、木凯淖尔串连了七八十名饥民，奔向木凯淖尔富豪尚奴富家借粮。姓尚的不但不给借粮，反而漫骂饥民群众说：“穷驴日的们，连我都舍不得吃，还指望借给你们?有粮食也不借给你们穷小子!看能把爷爷怎么样?”姓尚的蛮横，激起了广大饥民的愤慨，大家一把推开了他，强行挖出一窖糜子，除给尚家留足口粮外，剩余的分摊开，记上账，全部借走。

借到粮食的饥民意气风发，不久又聚集起二三百余人，相继去木花稍、大克泊借了地主杭候和、曹有成的粮食，其

声势波及到整个桃力民地区。距离木凯淖尔几十里的伊克乌素也组织起三四十名饥民，借了本村地主李红升的粮食。失去粮食的这些地主痛心疾首，火冒三丈，王豹子伙同蒋红则、高生生带上十几个骑兵，气势凶凶扑向斯呼勒，抓了王天锁、王老达、莫海元、乔登登，押到尚奴富家，通宵严刑拷打。当夜王天锁的儿子跑到木凯淖尔巴拉尔里，告诉了曹仓、郑成生。曹、郑召集饥民协商，准备带上饥民队伍去与王豹子争辩，逼其放人，若不放人，就与他拼斗。

次日早晨，饥民集中后奔向尚奴富家。还未等与王豹子答腔，尚奴富就疯狂地吼叫：“王队长，快下令打狗日的们!”拔起猪圈顶子的椽子，向饥民们劈头盖脸地大打出手。赤手空拳的饥民们奋起反抗。恶霸杨树洋乘人不备，朝王二则边打边开枪，王二则的袖口被穿开个窟窿，愤怒地翻身一棒将杨树洋打倒在地。其他地主和武装更加猖狂起来，开枪打死了王三奴，打伤饥民多名。被捆在屋里的借粮头领们听见枪声，自解其缚，拼命冲向门外。王豹子气急败坏地举枪又打死了王天锁，并恶狠狠地射击饥民群众。莫海元连中两弹，受了重伤。这场流血械斗，饥民们缴获步枪4枝，手枪l枝、骡马5匹。

借粮的头领只剩下曹仓健在，他和饥民们研究下一步怎么力?大伙决定把伤员护送回家治疗，共同料理王家的丧事。缴获民团的枪支，准备派两个人背上去张家畔交给红军，同时派人去东胜县告状。计策议定后，大伙分头行动起来。

后来，派往东胜告状的人因为沿途民团封锁甚严，走到半路就返回来了。准备往张家畔送枪一事，也因路途遥远，

不易闯过敌人的关卡，未能实现，只好派王二则把4枝步枪交给塔并章京胡日嘎。因为他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驿站地领导，不归东胜县管。受了重伤的王老达舍不得交出用鲜血换来的那枝手枪，便藏在身边准备与敌人再次拼搏。料理丧事时，当时饥民越聚越多，群众愤怒不已，恸哭连天。18家地主富豪惧怕饥民再次造反，引起更大规模的武斗，便施出惯用的伎俩，一面假惺惺地帮助饥民料理丧事，一面偷偷地派人去东胜杨七寨子搬来以杨梭子为队长的地主武装60余人，伙同王豹子的民团，共百余骑兵扑向木凯淖尔、斯呼勒巴拉尔。匪徒们闯进村庄，乘饥民不备，把借粮的群众全部抓起来，而且在抓的过程中，发现受了重伤的莫海元时，一个匪徒用枪托子朝他的伤口戳了几下，当场致死。搜查中，匪徒们遇上王天锁年过六旬的老父亲，他出于几个儿子被打死的愤慨，和匪徒们据理争辩了几句，被一个匪徒打倒在地，几天后又含冤死去。

匪徒们在抓起饥民的当天，派人去查干敖包，用枪威逼着塔并章京胡日嘎，从枯井里的石头底下取出4枝步枪带走，又从王老达和饥民们家里夺走了手枪和骡马。然后，把抓起的饥民用长绳一链一链地拴着，一路鞭挞，押到小克泊寨子，施以肉刑。借粮骨干李金贵被剥光了衣服，反绑起来，吊在油房的大梁上轮番鞭打，直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几次死去活来。他母亲为了救儿子，向乔家哭求，高利借回50块银洋，才把人赎回来。几天后，李金贵伤口化脓，母亲含泪把脓挤干，用盐水洗伤，很长时间才结了疤。总之，凡是被抓去的饥民都受了酷刑，而后用银洋才保释出来。只有王

老达、曹仓、郑成生不许保释，匪徒们把他们押到杨四寨子，继续拷打审问。

二十天后，由于放回去的饥民们多方奔走，贿赂地主民团，到4月24日(农历三月十四)，匪徒们又向曹仓、郑成生两人各罚款12元，释放出来。18家地主富豪慑于王家死人最多，血海深仇，必然报复，密谋筹集了2000块银洋，买通了杨梭子，并给赵狮子、李勉利每人240元纸币，于4月27日将英勇顽强的王老达暗杀在乔殿台村西壕。

轰轰烈烈的饥民起义，就这样被地主武装镇压下去了。但是蕴藏在饥民心中的怒火是扑不灭的。经过血的教训的饥民，深深体会到要想报仇雪恨闹翻身，光凭硬打硬拼是不行的，必须找共产党，参加红军，拿起枪杆子，才能获得解放。

5月，中共少数民族工委蒙民部长赵通儒，在成吉思汗陵祭奠会上，听到国民党民团血醒镇压木凯淖饥民起义的消息后，扮作卖货郎，随拉骆驼的万四奴来到木凯淖，暗中找上曹仓等饥民首领，了解到闹粮斗争争失败的情形，总结了经验教训，指明了斗争方向，答应共产党将派人来开展斗争，并商定了联络暗号。赵通儒返回定边汇报后，鄂托克工委派出王得胜、盛恩才去桃力民搞地下工作。出发前，鄂托克工委为王、盛二人的安全考虑，邀请常年跑三段地经商的巴音淖大户张崇义，与王、盛拜为叩头弟兄。王得胜、盛恩才化装成商人，带上张崇义写给其兄张兴斋的信，来到西桃塄张家。在张家休整几天后，去木凯淖找到曹仓、李拦畔，走遍木凯淖、小斯呼勒、旧庙弯、火房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鼓励贫苦农民吸取教训，认清国民党地方民团及土豪劣绅的

阶级本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跟随红军闹革命。让曹仓引导群众，聚集力量，隐蔽精锐，以利抗战。此时，日寇军队乘坐汽车向鄂托克旗王府入侵，王、盛二人连夜返回三段地。

不久，少数民族工委决定派出以王得胜为团长、薛向晨为副团长的工作团，重赴桃力民工作。工作团来到桃力民地区，责成王得胜、李生业、鲁富业、祝友安、张四海在桃塄、小湖、巴音淖、沙井、公盖其日嘎、伊克乌素活动；安保玉、杨志珍以大夫名义在桃力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王万义在木花稍活动，张治华、白成铭以货郎身份在木凯淖发动饥民，一夜之内分别到大克泊尔、额克尔梁、斯呼勒、旧庙湾、小克泊尔等处的大户墙上和国民党保安队门前，张贴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蒙汉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许多条标语。一时间，到处传出：“红军大队人马来啦!藏在柳林里要为饿民报仇呀!”吓得地主豪绅和地方民团胆战心惊。

1938年5月，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将蒙古工委改为绥蒙工委。并把红26军二路骑兵团划归绥蒙工委，绥蒙工委决定对外称八路军绥蒙游击司令部，工委机关从张家畔迁至桃力民。

6月，绥蒙工委为了创建桃力民抗日据点，具体领导该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决定组建中共桃力民工委，书记白成铭，委员白凌云、张治华、杨子华、薛向晨、王得胜等5人。桃力民工委为坚守战略要地，积蓄力量，长期隐蔽斗争，组建了地下党组织。从7月开始，白成铭、张治华深入到经过饥民闹粮斗争的木凯淖，首批发展了苦大仇深的曹仓、曹生

如、李金贵3名党员。白成铭、张治华调走后，李席昌等从延安中央党校经榆林来到桃力民地区，接替党务工作。李席昌头罩毛巾，骑一头毛驴，自称是买牲口收皮毛的边客。他走家串户，仔细考察后，责成原有3名党员分别以单线联系的方式，根据家庭出身、社会关系、阶级觉悟等人党标准，研究审批，口头通知，至10月发展了第二批党员，建立了木凯淖党支部，书记曹仓，委员李金贵、曹生如。至12月底又发展了第三批党员。上述三批党员共计28名。李席昌根据白成铭、张治华临走时的介绍，在大克泊尔发展7名党员，建立了大克泊尔党支部，书记盂侯驹，委员王满则、赵生明。接着在红石头井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书记白拐则；王得胜、盛恩才等在木花稍、乌素其日嘎、东桃塄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两个党支部。木花稍党支部书记高三、王安则，东桃楞党支部书记刘过计、石台则。时至翌年春，桃力民地区共发展地下党员78名，建立6个党支部。

为了坚持伊盟抗日据点，决定以骑兵团为活动中心，于11月22日在乌素其日嘎成立了中共伊盟工委，赵通儒、刘瑞生、杨一木先后任书记，受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并与绥远省委联络。为了隐蔽，伊盟工委对外称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驻伊盟联络参谋处，书记赵通儒为上校联络参谋主任，其他委员为副官、参谋等。后来因伊盟情况复杂，又远离大青山，与绥远省委联系不便，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将伊盟工委划归三边分委，将河套特委、包(头)固(阳)工委划归伊盟工委。

伊盟工委为了培养当地干部，先后派薛向晨、李维新、

黎光等在桃力民和木花稍举办培训班，参加培训班的有高丕显、王安则、折占山、刘勇飞、曹德义、高海明等人。这些同志学了文化，识了字，懂得了民族革命理论，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还责成章叶频、狄敏创办了《绥蒙抗战报》(油印)，大造抗战舆论。

1939年春，陕甘宁边区党委任命徐子猷为伊盟工委秘书长，李维新为组织部长，王万义为宣传部长。同时调整桃力民工委，王得胜任书记，杨子华任委员。

同年1月下旬，蒋介石出于独裁统治，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12月，胡宗南匪部包围了陕甘宁边区，侵占了枸邑、淳化、宁县、镇原诸县。紧接着，国民党第八战区的副长官马鸿宾派马腾蛟师，从宁夏开到桃力民的乌兰吉林庙驻防。曾经和八路军合作抗战的傅作义也被蒋介石拉过去，从河套调部分军队到了桃力民，何文鼎26师从榆林开到桃力民地区。国民党上述军队聚集到桃力民地区，企图挤走伊克昭盟工委及其部队。

鉴于国民党的反共摩擦，伊盟工委做了反摩擦的准备。当时，赵通儒书记为撤退后的联络做准备，主张发党证并召开党支部书记联席会议。显然，此举属横向活动，容易暴露地下党目标。李席昌唯恐丧失警惕，坚决反对。两人经过争论研究，只召集曹德义、曹海旺、孟候驹、曹巨山、高玉锁等立场坚定的优秀党员开了碰头会，布臵了撤退后的任务。又以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召开会议，每人发了一个小本子，其编号党员与会员有别，这个暗号只有赵通儒一人知道。其实

给党员的本子就是党员证。

八路军骑兵三营撤离桃力民后，伊盟工委和桃力民工委随之撤销，只留下李席昌负责该地区地下党活动，与中共三边地委直接联系。八路军骑兵三营撤离桃力民不久，原八路军驻伊盟联络参谋处的马汝才、王笃(兆祥)叛变，木花稍党支部遭到破坏。追其原因，是伊盟工委个别负责人违犯了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纪律方针，于头年错误地指示李席昌等在木花稍麻家梁办过一期党训班，其中有马汝才。这个可耻的叛徒把参加训练班所有的同志告诉给国民党。国民党派兵将这个支部的党员抓起来，进行残酷地拷打，直至自首为止。只有支部书记王安则(凤歧)和妻子贺招招商定，远离家乡揽工。敌人未抓到王安则，便抓其妻贺氏，进行严刑拷打。贺氏的回答只有一句话：“他外出揽工时病死啦!”敌人无奈只好释放贺氏。木花稍党支部遭到破坏之后，国民党明警暗特十分猖撅，四处抓人。在那白色恐怖的时期，东桃塄、五台塔并、红石头井党支部停止了活动。大多数党员为了避难，远离家乡，逃荒度日，造成党员脱党，支部解体。大克泊尔党支部绝大多数党员迁居木凯淖南面的拉什计壕，归木凯淖支部领导。

不久，李席昌、曹生如的身份暴露，国民党稽查队扬言：“谁抓李、曹就赏大洋50元!”三边地委及时指示他们转移。李席昌临走时约定好以后在拉什计壕接头，然后到乌审旗察汗庙躲避，过两三个月来拉什计壕联络一次。有一次李席昌正在拉什计壕越九维家时，国民党保长李连秀突然闯进来。万分危急之时，党员们掩护李席昌安全转移。曹生如辗转五

的案件。王闯关在乌素其日嘎开办的油坊，大斗入小秤出，引起民愤。工委以八路军名义派人去检查，结果查明王闯关收一斗麻籽多二斤，付一斤油少二两。为此，责成抗敌后援会出面，召开声势浩大的游斗大会，罚其粮食12石。

在桃力民工委的领导下，抗敌后援会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在输送兵员、动员青壮年参战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奉献。光木凯淖就输送了王福德、李万应、贺忠海、高苟朴、乔玉明、刘红才、郝连山、慕贵成、曹桂兰等10余名青年男女参军。有的被提升为干部，例如慕贵成提升为东郡工委游击队队长，后来，他在准格尔旗推磨梁战斗中英勇牺牲。

3、抗日武装

1937年冬，日伪军以杭锦旗王府为跳板，出动飞机、汽车骚扰桃力民地区。敌人所到之处奸淫掳掠烧杀，犯下滔天罪行。备受兵燹灾祸的桃力民人民敌忾同仇，纷纷起来抗日。在那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刻，几家有钱有势的大户，也积极筹建自卫军，准备抗战。

在桃力民自卫军建立以前，榆林县通过县参议、旅居乌兰素的大边商李仲卿，在桃力民地区组建自卫军。从榆林22军抽调一部分兵力，以驻防为名协助李仲卿组建自卫军。当时以越兆仁为首的大户反对归属榆林，致使榆林县的阴谋破产，只好将部队调回。

是年底的某日，盘踞在杭锦旗王府的日伪八师30余骑兵护着一辆卡车在君忽图宿营，准备次日抢掠后再返回营地。韩是今得到消息后，带领6个人，乘着夜幕，摸到敌人

停放汽车的墙外，猛力向里边投掷手榴弹，把敌人炸得懵头转向，来不及开动汽车，一溜烟逃向杭锦王府。韩是今他们套上几头牛把这辆汽车拉回桃力民，成为抗日战士的战利品。翌年初一，日伪八师从杭锦王府开出几辆大卡车，载着二百余名士兵在呼和德日斯(干海则)打尖歇息，准备西犯。附近邬家渠有桃力民自卫军一个分队，侦察好日伪军的去向后，立刻通知孟文仲旅长。孟旅长派几个排和自卫军那个分队，提前埋伏在干海则西路口两侧土塄下，待日伪军汽车刚开始爬高坡，伏兵便猛力阻击。日伪兵听到枪声，仓皇跳下汽车，凭借地势还击。交战双方中间正好隔着一道梁，接火对峙了几小时后，日伪军一个指挥官则爬起来准备冲上梁，还没有来得及发号施令，便中弹栽倒，一命呜呼了。霎时，日伪兵见势不妙，仓逃回杭锦旗王府。这次战斗，自卫军的一名中队长牺牲。次日，日伪军大批人马闯进干海则报复。村里的老百姓早已躲藏了起来。日伪军见村里无人，抢了些牲畜，砸烂全村人家的门窗，焚烧那个敌军指挥官的尸体后扬长逃遁。

桃力民地区地方武装侦知日伪八师正准备反扑的消息后，向河套国民党驻军孟文仲旅紧急求援。在中共河套地下党的领导下，促使门炳岳派孟文仲旅长从两个团中精选三百余兵力，组成一个骑兵团，共六个连的编制，由韩是今代理参谋，李衡(地下党员)任政治处主任，从河套出发，于1938年2月26日开赴桃力民驻防。桃力民自卫军司令部立刻组织起50余人的武装力量，昼夜不分地监视着日伪八师的动向。

孟文仲和韩是今等召开会议，部署进攻日伪八师。经研究决定：由孟文仲旅骑兵团参谋主任程茂才指挥两个连的兵力，在木花稍构筑工事，作为固守阵地；由韩是今指挥两个连的兵力，隐蔽在阿木尔龙贵，待木花稍守军与日伪军接火后进行包围夹击；由薛向晨率领两个连和桃力民自卫军五个小分队运动到杭锦王府附近鸣枪，牵引敌人进入木花稍和阿木尔龙贵伏击圈，以便痛歼之；旅部、自卫军司令部及电台驻守桃力民；政工队和自卫军新兵担任通讯联络。

战斗部署就绪，自卫军小分队开始在杭锦王府附近鸣枪。日伪军在前两天吃了苦头，又探知孟旅骑兵团人数不多，已经做好向桃力民进攻的准备。敌人听到枪声的次日早晨，日本指挥官乘坐汽车，率领伪蒙古军向桃力民扑来，途中首先遭到木花稍两个连的袭击，随后埋伏在阿木尔龙贵两个连断后开火；加上运动着的两个连，便对敌人形成了包围夹击。自卫军四处不断地呜枪，敌人胆战心惊，日本鬼子抢先扭转汽车突围，伪蒙古军随后逃遁。孟文仲旅骑兵团乘胜追击10余里，天已黄昏，两军脱离战斗。韩是今等决定夜袭日伪八师，正欲与孟旅联络，不料该部唯恐敌人反扑，悄悄撤离桃力民。韩是今只好改变打法，将自卫军分为三个战斗队，从东南西三面摸清敌人营房外围的岗哨，用手榴弹猛烈轰击敌人营房，燃着几十堆篝火作为疑兵之计，而后撤回桃力民。过一会儿，又派去三队人马，到原先点燃的篝火后侧两华里外，又点起几十堆篝火，迷惑敌人。营盘里的敌人因为白天吃了败仗，夜晚更摸不着抗日部队的底细，所以骚动不安，人声嘈杂，半夜时分向北败退，连夜逃到达拉特旗柴登滩一

带。这次交战，毙伤日伪军30余人。孟文仲旅的几个排长受伤，轻机枪射手李贵才牺牲。因此该部追击日伪八师10余里就变了卦，撤回乌素其日嘎。一部分下级军官主张立刻撤退，打在内部的共产党员劝阻也无济于事。深夜，孟文仲旅撤离乌素其日嘎，次日天亮便转移到通格朗一带。几天后，国民党绥远战报上登载了孟文仲旅在桃力民地区赶跑日伪八师的消息。

1938年春，抗日战争进入高潮。桃力民各界人士忧虑自卫军力量薄弱，抵御不了日寇的扩张入侵，便向八路军工作团薛向晨求援。3月，韩是今、杨子华等与桃力民地区的头人物在哈沙图开会写信，要求八路军驻防桃力民。王得胜、薛向晨持信去定边向中共三边分委作了汇报。

5月，绥蒙工委及游击司令部率领骑兵团三百余人，从张家畔出发，经定边、盐池到三段地休整。桃力民抗日动员委员会闻讯后，派盛恩才、曹生如前往迎接领路。这支部队再经五虎洞、鄂托克王府、察汗淖，于6月2日(农历五月初五端阳节)抵达桃力民村，受到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翌日，骑兵团进驻克泊尔庙。两个月后，联络参谋处迁驻乌素其日嘎村王油坊院内，骑兵团移驻木花稍杭、郝两家院内。

八路军工作团来到桃力民后，正值国民党允许组织抗日自卫军。借此机会，王得胜、薛晨会同杨子华、韩是今不仅给大户们起草审批自卫军的呈求书，而且派韩是今领上越兆仁、史仙舟等前往河套找门炳岳。韩是今通过个人关系找到临河县文书刘维山，托他将组建桃力民自卫军的呈求书交给门炳岳。抗日派4l军门军长接到呈求书几天后，就给韩是

今发来了委任状。委任越兆仁为司令，史仙舟为副司令，韩是今为参谋长，杭寿春为副官长。有了委任状，韩是今在河套购买了10余枝枪。孟文仲旅撤走后，其政工人员范建忠、张清海、韩振海留下，与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一起，协助桃力民自卫军。首先在越兆仁院内收拾起几间土房，作为司令部办公室，然后以司令部名义派人分头挨门逐户登记，确定枪马费用由当兵的负担，枪械由司令部统一购买。自卫军名单登记就绪后，编了三个大队，每个大队下编三个中队，每个中队下编三个分队。这些兵有事集中，无事在家务农，没有任何津贴。刚组编时，一大队长王二焕(树生)，大队部设在乌素其日嘎村，一中队长王文明，二中队长郝狗臭，三中队长刘福则；二大队长张兴斋，大队部设在巴音淖，一中队长段海林，二中队长蒋列武，三中队长禾三；三大队长薛炳文，大队部设在阿木尔龙贵。

八路军骑兵团进驻桃力民抗日，威震方圆数百里。这对那些消极抗日而积极反共搞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十分不利。1939年春，国民党鄂托克旗当局迭电上级军政机关，要求八路军骑兵团撤出鄂托克旗。国民党西安行营等高级军事机关也趁机传电八路军指挥机，让孔令甫团离开桃力民。榆林邓宝珊等也召集各方人士会商，要求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孔令甫团出伊克昭盟。中共西北工委联防司令部为了顾全团结抗日大局，遂调孔团到绥德县周家岭驻防。给伊克昭盟工委只留下一个骑兵排维护治安。6月，伊克昭盟工委感到兵力太单薄，决定扩充兵力，便招收了一部分当地青年，将原骑兵团留下的一个排扩编为第一连，连长李生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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