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后果读后感

如果要例数战后英国最重要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必不可少。他的构成理论和“第三条道路”为全球学界所瞩目，他的思想更是始终处在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前沿。是什么成就了吉登斯深刻的思想和他捕捉时事的敏锐，又是什么使吉登斯的理论如此另人信服，以至能为英国政府大胆实践，又是什么让吉登斯的学术思想始终为学术界所关注、探讨？在《现代性的后果》之中，我隐约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一、 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 1、方法和结构创新

安东尼?吉登斯选取的题目是现代性的后果，这似乎在题目上就决定了这部作品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叙事和论证，但事实上，在不足160页的全文论述中，吉登斯并没有象许多论述现代化的作品那样将大部分精力用在论述什么是现代性和现代性的产生、发展、表现、结果这样固定的框架之内，而是用言简意赅的语言，在批判中提出论点，在论述中又着力于他所描述的现代性图画中的结构框架。吉登斯对于现代性的历史一句带过，却在描述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时不惜笔墨。他认为，监督、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事力量构成了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而这四种维度之间又存在着由此及彼的相互关系，在现代性的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化的制度性维度又与现代化的维度交相作用，共同呈现出目前的现代社会形态。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吉登斯又显得与众不同，他没有简单停留在现代性的框架中，而是回归到人与人和人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来考察现代社会体系，用精神分析法和现代心理学来解释现代社会的信任体系和存在的风险，将研究和具体的日常生活结合，冲破以往社会学研究中框架大但却不切实际的做法。 2、、怀疑

吉登斯首先展开他对现代性概念的澄清，但是在一开始，他就开始试图另辟蹊径。他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在后来的岁月里，不同程度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直到目前为止，它的那些主要特性却还在黑箱之中藏而不露。”这看似简单的论述，已经在前提上对现在十分流行的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的论调截然相反。他进一步解释道“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时期，而是正在进入这样的一个阶段，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对于这样的质疑，吉登斯并不是在哗众取宠，而是在他的思想中早已经看到： “后现代视角看到了对知识的异质要求之多样性，这样一来，科学不再享有特权地位了”。正是一种挑战科学特权地位的勇气，使吉登斯在后来的论述中敢于向传统的社会学理论进行深刻的批判和揭露，并且鼓励着他驾驭猛兽的决心和勇气。

吉登斯还认为：“社会学的经典缔造者们都极为重视现代性的机会方面。马克思和涂尔干都把现代看作是一个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但是他们又相信，由现代所开辟的使人获益的可能性，超越了他的负面效应。马克思?韦伯最为悲观，又把现代世界看成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世界。”“他们三者都看到了现代工厂工作对人的不良后果，它迫使许多人受到寡然无味的纪律和重复的劳动。但是他们都没有预见到，生产力拓展所具有的大规模毁灭物质环境的能力。”并且，“没有任何经典的社会学创始人对?战争工业化?显现给予过系统的描述”。于是，吉登斯将战争工业化或者说军事力量工业化作为考察现代性制度性维度的重要方面给予了详尽的论述，他认为军事力量和工业主义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彼此不同的组织类型或者维度，而连接这两个维度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战争工业化。“战争工业化急剧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使其进入了?全面战争?，以及?核战争?的时代”。吉登斯认为，全面战争弱化了战争作为政治工具的企图，而实际上强化了战争的经济意义和工业性质。可以说，吉登斯对于战争工业化问题的提出和认识，已经开始提醒学术界，科学研究需要发现被以往权威忽视的领域。 3、反思和重估 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吉登斯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反思性。他认为，反思

性“是对人类所有活动的特征的界定”，因为人类的行动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从不松懈的对行为及其情景不断监测的过程，因此在考察现代社会时，我们必须经常对人类的实践活动进行反思。吉登斯对反思性概念的提出和对反思的强调，为他破旧立新划清了界限、奠定了思想基础，因为在社会学这个宏大的领域中，对于现代性的研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命题，要想独树一帜，必须在理论上和观念上具备打破权威的勇气。他大胆地提出“所谓以被证明为合理的传统，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具有虚假外表的传统，它只有从对现代性的反思中才能得到认同。”“甚至那些最坚定捍卫科学必然性学说的哲学家，也都承认这一点。如卡尔?波普儿就说过：?所有的科学都是建立在流沙之上?。按照科学的观点，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也没有什么是能够被证明，尽管科学一直尽力地在提供我们所渴求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最可靠的信息。在不容怀疑的科学的心脏地带，现代性自由地漂移着”。可见，无论是吉登斯对于现代性和现代性维度的理解，都不是对权威观点和方法的简单总结，他所关注的焦点，是前有权威没有发现或者论述较弱的薄弱环节，他所采用的方法也在理论描述的方式上标新立异。 二、 驾驭猛兽的勇气和实践

吉登斯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他挑战权威的怀疑、批判精神，更在于他心系人类整体命运的宏观视角，他做为学者的责任和他描绘前景的勇气。

现代性作为一种历史进程，它既为人类目的性活动所创造，所应用，也为人类带来无法避免的灾难性后果，集权的增长、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生态环境的破坏，核冲突和大规模的战争使现代性的后果变得严峻而可怕。作为一名远见的社会学家，吉登斯深刻地认识到了现代性的两面性，并为此忧虑、困惑。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中这样写道“我们，作为整体的人类，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驾驭那头野兽？或者至少能够引导它，从而降低现代性的危险并增大它所能给予我们的机会？现在我们怎么会生活在一个如此失去了控制的世界上，它几乎与启蒙思想家们的期望南辕北辙？为什么?甜蜜理性?的普及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我们能够预期和控制的理性世界？”实际上，对于现代性后果产生忧虑的社会学家远不止吉登斯一人，利奥塔同样对现代化的破坏性后果忧虑重重，但是他悲观地认为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可行的办法来维护知识的有效性。但吉登斯有更可贵的勇气，他首先思考了造成现代性的不确定因素的原因：

“原因就在于社会知识的循环性，它首先影响到的是社会领域而非自然领域。在现代化条件下，新知识不断被嵌入到社会中去，就其性质和作用而言，社会领域从来就不是一个稳定的环境，新知识、新概念不仅更清楚地描绘了社会世界，而且也改变了它的性质，使其转向新的方向。这种现象的影响，对那犹如猛兽的现代性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鉴于上述原因，吉登斯同样认为“我们不能掌握历史，并且使其屈从于我们的集体目标。即使我们在自己的活动中创造和再创造了社会生活，我们也仍然不能完全控制它”。

即便是这样，吉登斯也仍然没有放弃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尽可能的乐观的、积极的应对，“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或者，我们能够）放弃驾驭那头猛兽的努力。将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降低到最低点，超越了所有的价值和所有相互排斥的权利分化。?历史?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它没有目的，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保证。” 吉登斯提醒人们注意“我们必须重视可供选择的未来”，永远不放弃人类追求理想社会的努力。 吉登斯对现代性所持的乐观、积极的态度使他的思想和观点永远保持着继续前进的活力，这使他对现代性的研究没有停止在消极遁世的态度中，而是提出了自己对于未来后现代性的理想蓝图，他将希望寄托于社会运动，与乌托邦的现实主义观点结合，描绘出后现代性的清晰轮廓。“社会运动为我们显露了可能的未来的曙光，而且在某些方面，它们成了通向未来的车轮”。在吉登斯的后现代秩序的轮廓中。超越匮乏体系、多层次的民主参与、技术人道化、非军事化成为四个最为重要的维度，世界将出现一个需要协调的全球性的政治结构。不论现代性的不确定性是多么难于控制，吉登斯毕竟为后现代社会描绘着希望的蓝图。

时间总在不停止地奔跑，不管吉登斯的构想是不是与未来社会相吻合，我们都不能否认他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责任和气魄。驾驭猛兽！尽管现代性的风险依然存在，尽管社会科学的预言总是小心翼翼，但是吉登斯的呼吁却象一阵排山倒海的呼啸，掀起了悲观脆弱者心中残留的勇气。

摘 要： 围绕着内涵、特征、动力机制等主要问题，本文对吉登斯见解独到、论述深刻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文本解读。内容涉及到现代性的制度维度、全球化和社会运动等宏观视角和包括信任与风险、安全与焦虑和自我认同的困境等在内的微观分析。吉登斯对现代性极富压缩式的分析和扩张性的演绎充分体证了他在社会学理论进路中令人兴奋的知识进展。

关键词：吉登斯；现代性；制度性维度；风险；自我认同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是当代西方与哈贝马斯、布迪厄齐名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著名社会学理论家之一。他的社会学思想内容丰富，“一直处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社会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前沿”，[1]本文就其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性思想试作梳理、解读和分析，以体证他对于现代社会富于想像力的分析中令人兴奋的知识进展。

一、 现代性及其动力机制

（一）现代性的内涵

只要阅读吉登斯的著作就可以发现，虽说他对“现代性”的分析相当透彻，然而并没有给“现代性”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这一概念的。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2]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他指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3]另外，在与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的谈话中，吉登斯又说：“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比较详细地描述，它涉及：（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基本上，由于这些特性，现代性同任何从前的社会秩序类型相比，其活力都大得多。这个社会——详细地讲是复杂的一系列制度——与任何从前的文化都不相同，它生活在未来而不是过去的历史之中。”[4]

可以认为，现代性是吉登斯思想发展中始终不渝地连贯主题，[5]这就决定了“现代性”是理解吉登斯社会理论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他本人对“现代性”的宽泛使用也为我们清晰地理解它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在他看来，社会理论虽能涉入哲学论题的研究，但决然不能因此而丧失自己的方向。[6]如果社会理论及其概念要有助于“把握社会研究的实践意涵”，[7]则“现代性”在他那里也不应该是一个抽象性的概念。从多种方式进入他有关现代性的观点，[8]可以认为，吉登斯所言的现代性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涵：从时空视角入手，“现代性”有着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范围。现代性产生的时间是“17世纪”、“后封建”时期，地理位置是在“欧洲”，现代性最开始是从欧洲产生发展的，后来波及到全世界，成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现象；其次，就其具体表现来说，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组织模（形）式以及行为和制度等，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全球意涵的社会组织形式。应该说，这是吉登斯在其现代性分析中融入纷繁复杂的内容的基本前提；再次，就其实质来说，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它大略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这就说明现代性大致等同于工业文明的世界，与前面所说的现代性起源于欧洲相联系，带有很强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6]；最后，现代性的后果是全球化。“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9]“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10]

（二）现代性的特征和动力机制

吉登斯指出，作为一门概括性的学科，社会学首先要涉及现代社会的特征和动力学问题。[11]我们要想充分理解现代性的性质，就必须摆脱先前的社会学的种种视角，而必须对现代制度的动力学机制和全球化范围作出说明。[12]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在这种形势下所产生的社会生活有着精确的时间—空间，而时空的分离导致了社会体系的抽离（disembedding），通过旧有知识和新知识的不断输入，产生持续影响的个人和群体行动对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反思性调整。（动力机制也是特征）

第一，时空分离（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吉登斯指出，所有社会的个体都有关于未来、现在和过去的时间感，每一个社会、每种文化都有其特殊的空间感知。总体说来，在前现代社会，时间和空间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通常是根据空间来推演时间的，某个时间总是与某个空间中的某个事物相联系。随着十八世纪后半期机械钟的出现，时间可以与空间分离开来从而造成“时间的虚化”进而导致“空间的虚化”，“随着时间的‘逝去’和空间的‘隐遁’，在场和不在场交织在一起”[13]。在吉登斯那里“空间”与“地点”是有区别的，“地点”，按吉登斯的理解也可称之为场所，场所是指人类活动物质环境在地理上的分布。在传统社会，人们的活动空间总是受“在场（presence）”支配，即

空间和地点总是相一致的。但在现代社会，地点日益变得捉摸不定，人们的交往活动往往在“缺场（absence）”中完成，时空的虚空为社会活动中的时空重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一张火车运行时刻表，初看起来似乎仅仅是一张临时图表。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对时—空秩序的规划，它表明火车在什么时间到达什么地点。正因为如此，它才许可火车、乘客和货物之间的复合调整穿越广袤的时空轨道。”[14]

第二，抽离化机制（disembedding merchanism）。在吉登斯看来，抽离化即为将抽去社会关系的现实情景在不确定的时空距离上重新加以组合的过程，这是造成现代性时空分离的关键性因素。“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lifting out）并使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15]确切地说，这种“挖出来”就是他所说的“抽离化”。吉登斯用抽离代替进化，主张抽离化机制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指相互交流的媒介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情境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和团体的特殊品质，象征标志可以划分为不同种类，如语言、权力、货币等；二是“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s），即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组成的体系，这种专家系统无孔不入，并不局限于专门的技术知识领域，它会延伸到社会关系和各种自我的亲密关系上，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身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主体。这两者都是借助于抽象而达到一般性或普遍性的，因此，他又将其统称为抽象系统（abstract systems）。在现代社会，可以借助于抽离化机制来为人们提供预期的“保障”，由于这种保障是建立在外行人员对于系统本身的信赖而非系统中“专家”的“道德品质”的信赖基础之上，这种信任关系自然“就存在着不稳定性和多变性”[16]并有可能引发出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第三，对知识的反思性调整。“反思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17]因此，对于行动的持续性的反思性监控是人们活动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的基本特征，[18]同时也构成了行动的一种内在要素，行动的反思性用来描述人们的行动总是建立在对周围环境以及以往经验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在现代性的反思性调整下，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无疑的，也没有什么知识是可以被永久证明的。[19]由于社会实践总要不断地受到有关实践本身所产生出来的新认识的考验和改变，所以，对于现代性实践的反思性调整源于现代性实践的知识。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人们对有关社会生活的知识（即便这种知识已尽可能地得到了经验的证实）了解得越多，就越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命运，是一个假命题。”[20]对于知识的反思性运用核心所强调的是社会世界变化的范围和速度，因为它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在一起，让社会生活从传统的既定性束缚中游离了出来，从而让我们瞥见了有别于遥远世界的缕缕微光。

二、现代性的宏观分析

当现代性社会因其上述特征和动力机制运行时，它就不单单是一个工业社会，而是一个具有特殊监督和控制手段的社会，因为，“凡是国家都会牵涉到对归其统辖的社会体系的再生产的各方面实施反思性的监控。”[21]很明显，这就涉及到他对于现代性的宏观分析。

（一）关于现代性的制度维度分析

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就是对现代社会作出的“多元制度”的阐释。他认为，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是现代社会学理论主要框架的建构者，但又必须对他们的理论重新加以思考。[22]他指出，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角度对现代性做出的解释和展望的；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急剧变迁缘于复杂的劳动分工及其刺激；而韦伯则更多地侧重于官僚制和“理性化”的范式。在反思三大思想家的现代性过程中，吉登斯发现，古典现代性理论普遍存在着把复杂的现代性诊断为某种单一维度的倾向。如果社会学家对社会理论赖以形成的背景时刻保持清醒的话，就会认定现代性在制度性的层面上是多维的，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融合了经典思想家的现代性思想，同时结合晚期现代性的社会现实提出了有关现代性的几个基本制度维度。

第一，资本主义。布罗代尔曾经指出，直至1867年，马克思还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23]但吉登斯依然愿意承认卡尔·马克思比其他经典作家有更大的重要性而依然敬仰他，[24]这是因为他也认为和以前的社会形式相比较，资本主义虽非是塑造现代性的唯一力量，但它是架构现代性的至关重要的力量。[25]按他的理解，“资本主义指的是一个商品生产的体系，它是以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被雇佣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这种关系构成了阶级体系的主轴线。”[26]吉登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有以下几个特征：资本主义企业强烈的竞争与扩张本性；经济与其他社会领域的彼此“隔离”或者经济关系对其他关系的极大的支配性；私有制和国家对于资本积累的依赖等等。由此可见，吉登斯是有选择性的继承了马克思的观点。

第二，工业主义。工业主义不仅指机械化的技术和工厂生产，机械化的运输和交往方式的发展尤其是其主要特征。[27]工业主义预先设定了生产的规范化组织，目的在于使人的行为、机器与原材料的投入和产品的产出协调。在“工业革命”的原初时期，工业主义首先出现了燃煤与蒸汽动力，后来又出现了巨大而沉重的机器在工厂里忙乱的情景；而现代工业在高科技领域的驰骋，在这里电是动力源泉。此外，工业主义不仅影响着工作场所，而且也影响着交通、生态、通讯和家庭生活等等。

第三，监控系统。监控指的是“在政治领域中，对被管辖人口的行为的指导，尽管作为行政权力的基础，监控的重要性决不只限于政治领域。监控可以是直接的，但更重要的特征是，监控是间接的，并且是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之上的。”

[28]可以看出，监控虽然指涉于政治领域，但也可以遍布于社会经济生活各领域；它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是一个独立的制度丛结”[29]。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监控的不断密集化，一方面，会提高统治精英牢固把握权力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以及整个世界体系也会昭示出迈向民主的趋势。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他比韦伯对未来更抱有些许的期望。

第四，军事力量。吉登斯指出许多有影响的社会理论流派包括三大经典社会学家都未对军事力量这一对现代性有着重要影响的因素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涂尔干“明确反对必须以阶级革命来重组当代社会的做法”，[30]所以他是拒绝革命的社会主义的；[31]马克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关注过战争，但由于他秉持“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所以自然就认为相比于阶级斗争，民族之间战争的重要性会日益降低；而韦伯尽管亲身体验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屠杀，也没有预见到如今骇人听闻的军事暴力。吉登斯指出，20世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性世纪’”，[32]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非常明确地质疑“在现代社会中，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已相对衰落的假定”。他认为，在20世纪，“战争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导致了敌对时期或稍后的重大变迁，它们还蕴酿了具有深远效果的转型，不管是对经济发达国家的制度，还是世界体系中其他社会类型的制度，都是如此。”[33]

吉登斯认为以上四个维度之间是互相联系、促进的。早于工业主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资本主义[34]的竞争为工业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注入了动力，而工业主义反过来又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因此，这二者“相互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35]同时，资本主义的扩张与西方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力量——的加强有着密切的关系。工业生产的扩张为以军事力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空前的基础。[36]如果说，“军事社会被基于工业主义或更一般的经济交换关系的社会所取代”[37]在19世纪还是切中肯綮的论题的话，那么，在今天的“军事社会”中，如果认定军事力量、监控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暴力主要受制于资本主义企业运行动力的推动，那就过于幼稚愚钝了。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军事权力及由它所产生的世界体系从根本上受到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进程的影响。[38]

（二）现代性的全球化及其社会运动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全球化日益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内容。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不断强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地域性的跨越和时空关联的延展而实现。当现代性的四种制度维度发展为全球性制度体系时，产生了全球化的四个维度。[39]

第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经济与政治的相对“独立”会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公司有了广阔范围的全球性活动，拥有巨大经济权力的跨国公司从能在世界

其他地方获得区域性的发展。所以，即便边陲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居于不利的地位，但它们的发展只能根据作为整体现象的世界经济发展动态地来解释。

第二，现代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系。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20世纪的民族－国家体系已经变成了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系，除了地球两极的部分地区以外，他们对所有的空间都行使着主权并嵌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他们的持久存在也以后者为基础。通过对主权的维护，他们不仅获得了权力，而且经济运行机制培育了自身的民族文化。可见，他们是全球政治秩序重要的“行动者”。

第三，世界军事秩序。由于军事力量不仅内含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之中，同时也塑造着其未来发展的空间和轨迹，所以，当国家不再被化约为单纯的经济关系时，探讨国家之间军事关系问题就应该成为社会理论中的主要的思考方向，这样，理论的视阈就必须跨越非常有限的时－空范围。军事力量的全球化不仅仅表现在武器的技术化，战争的工业化，不同武装力量之间的联盟，而且还表现在战争本身之中。地区性突冲时间可能是全球性战争的开端，而“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力量之间脆弱的军备平衡是国际秩序的政治无政府主义的惟一制衡器。”[40]

第四，全球性劳动分工。劳动分工中的全球性相互依赖的扩展，既有助于生产分布在世界范围的均衡，也减缓了发达国家的经济霸权。同时，劳动分工向日常领域的渗透会改变人类和环境之间的原有的和睦关系，工业主义的传播营造着危害人们赖以生存的世界生态变化，也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感受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可见，在吉登斯看来，随着现代性的四种制度实现全球化，人类已经抽离的社会关系会实现再嵌入（re-embedding），这会让社会深陷于一个高风险的困局，承受着经济增长崩溃、极权主义、核冲突和生态破坏等灾难，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运动。

首先是劳工运动。劳工运动是源于资本主义企业扩张或根植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之中的社会运动，它最初是争取言论自由和民族权力的斗争工具，但随后会“扩演”成诸多利益集的“庇护伞”，它的内涵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单一的“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权利就有了普遍的意义。

其次是生态运动。劳工运动的普遍性意义能够与现代性的多维特征相关联，在对传统知识的反思性的调整中，逐渐地“清晰化”了前现代社会对自然界的态度，力图反对现代工业对传统生活模式和社会图景的冲击。对自然的热爱、对地球的关注和崇拜使得生态运动对现代社会的主流制度和技术产生了质疑，从而使其蒙上了“反文化”的色彩，包含了以非西方价值观反对源于西方文化霸权的价值观。

再次是言论自由和民主运动。吉登斯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自由和平等观念并没有直接反映社会的现实情况，[41]所以，针对日益增强的

监督和可能的极权主义，民主运动往往和劳工运动“耦合”在一起来争取普遍参与、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42]

最后是和平运动。放弃暴力、追求和平的理念接近于宗教的核心价值观，在一个充溢着暴力和监控丛结的社会里，和平运动更具有“朝气”，它的重要性因风险世界的到来而弥足珍贵。

三、现代性的微观分析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微观分析是其宏观分析的的继续和细化，当然二者之间很难能够完全地断裂开来。

（一）信任与风险

吉登斯反对将信任与信心截然去分开来。他认为，信任是信心的特殊类型，是事先意识到风险存在的信心，信任指的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信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43]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条件下的信任主要发生在以下两种情况：第一，它并不是发生于原有的或自然作用力影响之下的，而是发生于人为创造的条件下；第二，在社会制度维度的推动下，人类活动范围会变得越来越广，信任才得以存在。因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个体才能面对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也才能因此而敢于涉足自己无所知晓的领域并遵守其运行规则。他于是引出了当面承诺和非当面承诺，指出前者是在共同在场的情形中，由早已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所维系的信任，后者是包括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在内的抽象系统而发展起来的信任。[44]在现代社会里，人们更多地从专家系统中获得生存保障，这一方面为时－空的延伸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又让“怀疑”成了当代世界的一种一般性的生存策略和应对维度，权威之间的相互竞争也成了常态，自我也被反思性地产生出来，现代性也就成为一种风险文化。倒推而去，则风险和信任之间也有了关联。

吉登斯对风险与危险也作了区分。他指出，危险与风险密切相关但又不尽相同，风险一词可能是源于西班牙的航海术语，意思是遇到危险或暗礁，很明显，“风险”一词让人们将预期的后果与神意和宇宙决定论相分离，后来这个词就用来指代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情况。风险所涉及的是所能预料到的未来危害，它能够被控制，风险意味着危险，在这里，“危险”被看成是对预期结果的一种威胁，而危险则是一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无法预测与估计。他将风险置于现代社会的考察之中，并以此来反思和重构现代性。比方，他指出，随着抽象系统对日常生活的生头和对于知识的反思性调整，风险意识已经渗入到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专家系统的介入和扩展，让特定的专家领域越来越小，任何人在一定程度上都作为专家领域以外的个体而存在着，“现代性的风险氛围使每个人变得纷乱不堪，

无一人能够幸免于它的冲击”。[45]更为可怕的是，制度化了的“风险环境”又让个体表现出对风险本身的主动追求。于是，一个个贫弱的幽灵伴随着苍白的幽灵，抖动着尚存的最后几绺灰暗的长发，相依着安静地倾听彼此的微弱的呻吟。

（二）个体安全、焦虑和对抽象体系的信任

正如前文所言，在前现代社会，时空高度融合，共同在场在日常交往处于支配地位，人们的信任关系，更多的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而在现代社会，由于时空高度分离，抽离化机制的产生成为可能对抽象体系（象征标志与专家系统）的信任占主导地位，这反过来又促进时空的延伸。

事实上，前文言及的当面承诺和非当面承诺与个体对人的信任和对系统的信任相对应，前者是建立在对人的诚实程度的衡量之上的，后者是建立在对体系背后的知识认可之上的。因此，我们对抽象体系的信任是对这一系统所正常运转的原则的信任，也就是说是对专业知识的信任，而不是对代表着某一体系的某一具体的个人的信任。

作为对人和物的可靠性的感受，个体安全在心理上与信任之间存有密切的关系。在前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亲属关系直接便是个体生活经验的首要的外部落脚点，而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场所得不断移动使生活经验成为变幻莫测的东西，定位于哪个时空进行生活更多地和自我的反思性相联结也和个人的选择相联系。在现代性社会强大地抽象系统面前，内在地可信任的缺场正好映射出外部世界的不可靠性。这样，个体便失缺了安全，萌生了焦虑。吉登斯指出，“焦虑必须在与个体所发展的整体安全体系的关系中得到理解”。[46]

那么，在现代社会里，人们为什么会更多的去信任代表时空缺场的抽离化机制和抽象系统而非在场的具体的人呢？吉登斯通过两个方面对以上问题作出了回答：

首先，抽象体系的可信赖知识的形象让人们与之被动地建立起了一种表面上的信任关系。比如，儿童的社会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培养对技术知识（也即抽象体系）尊重和信赖的过程，由此看来，对专业知识的信任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行为。在现代社会，抽象体系无孔不入，人们很难摆脱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而去寻找另外一种期待性的选择。换言之，抽象体系已经左右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尽管我们根据日常经验，不信任某一抽象体系，但我们又会在不自觉中选择了另一个抽象体系，终究没有摆脱抽象体系。

其次，对抽象体系的信任也是人们为了获得本体性安全一种心理需要。在吉登斯看来，本体性安全指的是“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为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本体性安全是一种对人对物的可靠性的感受，这种感受对信任来说至关重要，它不仅构成了本体性安全感的基础，而且在心理上使信任与本体性安全彼此密切相关。[47]因此，信任成了获致本体性安全的唯一途径。

（三）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困境

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也必然影响到具体的个人本身。现代社会中的个人生活在全球性的笼罩之下，始终面对着各种风险，这些风险让人们缺乏安全感，产生了焦虑。与此同时，抽离化机制将个人经验的许多部分发展为专业技术，个人再无法依据传统或习俗的力量对事物作出决定，但是，专家的意见在不同情境下也颇有歧义，让人们感到无所适从。[48]正因如此，个体才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

在吉登斯看来，“自我认同”必须通过自我的反思性或反思性的自我得到理解，是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在前现代社会，自我认同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基础之上的，而在现代社会，抽象体系包罗万象，人们对不同抽象体系的选择形成了不同的生活轨迹与命运结果。因此，自我认同在现代社会是被反思式的建构起来的，剥夺无法抗拒，躁动和失落的情绪永远绞织。

可以认为，吉登斯对自我认同的关注不仅仅是个人对几乎无法控制的带威胁的外部世界的防备，而且也是对现代性的全球化影响到日常生活的一种积极的调适。吉登斯指出：“该做什么？如何行动？成为谁？对于生活在晚期现代性的场景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核心的问题，在任何水平上，无论是话语性的还是通过日场的社会行动，它们都是我们所要回答的问题”，[49]但遗憾的是个体在面对这种回答和调适时常常处于两难境地。具体表现为：1、联合相对于分裂

（nuification versus fragmentation）。联合关注的是对自我认同一致性的建构性叙述，但在现代社会，个体不得不被卷入不同的境地与多样性的环境场景中，每个场景都可能要求不同的“得体的”行为方式，这又让个体分裂为与各种不同场景一样多的“虚假的自我”。2、无力感相对于占有（powerlessness versus appropriation）。与分裂相联的就是剥夺，每一个人被剥夺了个性，这种剥夺不仅进入到日常生活领域，还吞噬着自我的核心，随后产生无力感；同时，抽象体系的扩展，也是人们对专业知识的在占有成为可能。3、权威相对于不确定（authority versus uncertainty）。现代社会没有终极的权威，一切专家系统都在不断的被修改中，而疑惑和怀疑本身又激发着权威的产生；自我认同的反思性投射，必须在自我的兴奋与不确定之间把握方向。4、个人化相对于商品化的经验（personalised versus commodified）。外表被实质的轻率取代、形式和内容的任意撕裂以及价值和意义的轻飘失重让个体的自我界定的人生追求都演变成一种恶意的放纵，最终导致自我认同的挫败和亏空。

四、简短的结语

考虑到对吉登斯有关现代性思想的方方面面难能作出穷尽的分析，本文尝试性地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来对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进行文本解读。需要特别指

出的是，即便这种视角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的，也绝不能认为其宏观视角与微观分析之间是互不影响、彼此孤立的。可以认为，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分析杂多而又朦胧、连贯而又富有极度的裂痕。一方面，他为我们勾画了一幅高度清晰的现代性轮廓，另一方面，借助于自身的学识和感受力，他又把我们无情地置于一个无法解脱而又充满反思性的社会情境当中。据此，笔者以为，和其他的分析一样，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分析多少带有飘幻的色彩，这就决定了对他的著作的品读，不得不承受着心灵上的共鸣和对“自我磨难”的拷问，也能体悟到他作为一个当代举足轻重的社会学家而具有的开阔的学术胸境和作为“毁誉参半”的、批判的社会学所具有的丰富的想像力。

透过他极富压缩式的分析和扩张性的演绎，我们似乎看到了未来社会的诱人曙光，甚至隐隐听到了通向美好未来美好生活之途的车轮声。但正如他所言，现代性及其社会运动并不能必然性地把我们指向更为安全和人道的世界。所有昭然若揭的乌托邦痕迹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现代性社会中的个人所承接的风险、适应性反应及调整。人们不禁要问：信任与风险、进步与灾难、安全与焦虑交错在一起的现代性进程最终果真只会留下“昆虫与青草的王国”了吗？面对“一组破败不堪和外部受到严重伤害的人类社区”[50]，拯救我们的神灵到底还能否在冥冥之中如初升的朝阳一般终将浮现在理性的地平线？

从现代性到“第三条道路”：现代性札记之一*

副标题：

作者：黄平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176 更新时间：2005-5-29

吉登斯对现代性和第三条道路的论述，是建立在他对于自启蒙以来学术主流话语中“主体与客体”、“个体与整体”、“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等二元叙事的批评基础之上的；也是基于他对启蒙话语中关于社会的进化（或“进步”，即社会内部所发生的分阶段的自然演化和递进）理论的批评性论述之上的。和当代许多社会理论家的努力一样，吉登斯看到了二元论的困境，揭示了进化论造成的遮蔽，他力图要超越这种在二元间的简单对立，也试图要展现被二元论、进化论所忽略的“巨变”（great transformation）的重要作用。

但是，吉登斯对现代性的理解，仍然是一元的，欧洲中心论的。在他的叙述中，只有一个“现代性”(the Modernity，而不是modernities)，其“大约在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现代性的后果》，以下简称《后果》。）他对现代性的这种一元论、欧洲中心论的理解，使他很难看到欧洲以外的发展和变迁，甚至包括欧洲以外如何受到欧洲的现代性影响、并如何对欧洲的现代性进行富有意义的反应（接受，融合，怀疑，反抗，等等）。所以尽管近三十年来，吉登斯一直致力于摆脱自启蒙以来的二元主义、进化主义、科学主义的阴影，却又不断地在他的理论中看到它们的影子。

现代性的反思性

与如今某些人热衷于用令人目眩的概念的多样性（如“信息社会”，“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等）明显不同，吉登斯主张，与其宽泛地谈论和使用这种种新概念，还不如努力去说明：我们为什么会对对自身如此迷惘，从而怀疑关于社会组织的系统性知识的可能性？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被我们还无法完全理解、甚至基本上都还在我们的控制之外的无数事件和因素所纠缠？“为了分析这种状况是怎样形成的，仅仅发明一些诸如后现代性和其他新概念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现代

性本身的特性。”（《后果》）

这里，吉登斯的路径，还是某种变了形的“现代化”思路：一方面，他极力反对阶段论、进化论，认为现代性是对于原有秩序的“断裂”(Discontinuity)，即现代的社会制度在一些基本方面是独一无二的, 其在形式上迥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其所产生的生活形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的社会秩序的原来的轨道；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把现代性看作是唯一的、由低向高演变着的对各种传统秩序的“超越”。

另一个问题是所谓“阶段论”。吉登斯特别强调现代性与过去所有形式的社会生活类型之间的“断裂”（或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他也明确地将自己对现代性的理解区别于那种认为社会的变迁在于其内部所发生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自然演化。因此，问题就不在于现代性是不是有低级与高级之分，而在于评价它们的标准是什么：经济的还是也可能还有别的？欧洲的还是也可以是非欧洲的？历史变革，如果不是按部就班地分阶段走，也是可以区分出类型的（例如吉登斯就区分过农业帝国与民族- 国家），问题是现代性是不是也可以（或可能）有类型？如果可能，它们只是欧洲现代性的变形，还是有源自非欧洲的变迁因子？

十七世纪到今天的三- 四百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虽然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还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延续，“但是，这几百年来出现的巨大转变如此具有戏剧性, 其影响又是如此广泛而深远，以至于当我们试图从这些转变以前的知识中获取理解它们的钥匙时, 我们只能得到十分有限的帮助。”（《后果》）

吉登斯的这个论断，和我们传统的知识论明显地有所不同：今天的知识难道不是在过去几千年基础上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吗？人类社会的变迁（如果我们不再使用“进步”这个概念的话）不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是什么东西把我们推到了这样一个境地，在这里过去的知识对于我们理解今天充其量只能给我们十分有限的帮助？

吉登斯的问题正好相反：为什么现代性的断裂特性这么长时间以来居然并未受到社会科学应有的重视？或者说，为什么我们一直还以为过去的知识仍然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

这里，究竟是吉登斯太看轻了人类几千年（如果不是几万年，几百万年）的知识积累，还是我们太看重了传统的魔力？连极力主张与传统观念实现彻底决裂的马克思，不是也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恶梦一样纠缠着活人们的头脑”吗？如果过往的知识只能给我们十分有限的帮助，那么历史学（甚至，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有一门学科，那就是历史学”），对于我们理解今天和今后，究竟还有多大意义呢？

马克思的理论本身也强调断裂或变革之重要性。但是长久以来，整个社会理论就一直存在着的进化论的影响，包括马克思，也把人类历史看作是有一个总的发展方向、并受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动力原则所支配的过程。社会科学中的进化论的确表述了这种“宏大叙事”。根据这种进化论的观点，历史的演变背后有一条“故事主线”，其把人类活动的变迁框定在一幅井然有序、前后相连的不间断的画面之中：

历史的“开端”是弱小而孤立的狩猎和采集文化，然后进入种植与畜牧社区的发展（从这里产生出了农业国家，包括强大的农业帝国），最后以现代社会在西方的出现为其“顶点”，剩下来的问题无非是“最高形态”的社会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伸延，无论是以殖民- 战争的形式扩张，还是以其他更“温和- 文明”的形式扩展。

解构社会进化论，意味着不能把历史看成是一个统一体，或者，不能认为它体现了某种组织与变革的统一性或普遍性原则。但是，这是不是说，世界万事万物都处于混乱或混沌之中，我们不但根本就无法认识它们，甚至产生认识它们的企图也是不切实际的“理性的狂妄”？或者，人们是否能够任意书写、建构完全特异的所谓“历史”？

现在，我们对标识为“后现代”的理论的种种质疑，大都要么是坚持进化论的基本立场，坚信人类确

任何人的实际利益服务。但是，从美国中产阶级的观点来看，过高的公司管理层薪水更有可能被视为自私的表现，而自私的个人和组织由于失去了平衡，将威胁到社会秩序的经脉。24

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放任型经济是世界经济史上升时期的一个瞬间，而不是它的终点……毫无疑问，把世界经济组织为一个统一的全球自由市场将会增加不稳定性。它迫使工人承受新技术和不受节制的自由贸易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它没有包含使那些危及到全球经济均衡的活动受到制约的手段……实际上，它是把全球的未来作为赌注压在这样一个猜想之上：毫无拘束的逐利行为所导致的未曾预期的结果，将使那些巨大的风险得以消解。我们很难想象出比这更加不计后果的赌博了。25

这样说来，一种“积极的福利国家”是可能的吗？答案部分取决于具体的情景，部分地取决于人们怎么去行动。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出“第三条道路”，它与其说是一种学术思想的框架，不如说是某种行动的大纲，在这个大纲中，“第三条道路”政治要变匮乏为自主，变疾病为健康，变无知为终身教育，变贫困和悲惨为幸福，变懒惰为创造。

吉登斯真是不可救药地太乐观！

* 关于吉登斯，我前几年写过一点“评述”（包括《吉登斯评传》），说是评述，实际上是述而不评。当时国内还没有出版他的论著，社会理论界除了古典，谈论得较多的是哈贝马斯等。我感觉对吉登斯略作介绍（而不是评论），是有好处的。这两年，情况已经有所变化，三联已经翻译出版了几本他的专著，我自己参与翻译校对的《现代性的后果》和《第三条道路》两本小书，也马上要和读者见面。在种情况下，对他的著作做点评论，是需要的。在朋友们的催促和鼓励下，我写了下面这些文字，它们只是一些不成系统的“评论”，因为其不成系统，严格地说只能是札记。

吉登斯的风险理论

——读《现代性的后果》

王小钢

摘要：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公正、平等、完备和令人满意的生活图景，试图描绘出一条通向更为安全也更为人道的世界的现实路径。在这幅生活图景的指引下，吉登斯探讨了风险与信任、知识、本体性安全、去传统化之间的关系，并且以“乌托邦式现实主义”的模式强调“有益的社会变迁常常要求的是特权阶级所掌握的权力的使用”。这幅图景究竟是谁的生活图景？在风险社会中究竟通过谁又是经由什么力量来达致这幅图景？特权阶级的行动者能否经由各种社会运动的“激进式卷入”来真正达至公正、平等、完备和令人满意的共同生活图景，是本文开放出来的核心问题。

关键词：风险 乌托邦式现实主义 生活图景 行动者 激进式卷入

大多数《现代性的后果》的评论者着重分析和批评了该书所阐述的现代性思想和全球化理论1[1]，很少有评论者专门分析该书所论述的风险理论。本报告试图揭开这一涉及风险的“现代性的后果”神秘面纱，通过对安东尼??吉登斯风险理论的分析和梳理，来评论和质疑吉登斯为风险理论脉络所作出的知识贡献。在吉登斯风险理论背后毫无疑问地隐藏着一幅公正、平等、完备和令人满意的生活图景。在吉登斯的观点中，这幅图景究竟是谁的生活图景？在风险社会中究竟通过谁又是经由什么力量来达致这幅图景？

一、风险和信任

吉登斯是从阐释和批判社会学经典理论开始他的学术生涯的。在吉登斯看来，社会学经典理论家（包括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都极为重视现代性的“机会方面”，而轻视甚至没有预见到现代性的严重的负面后果。经典理论家的理论预设存在的诸多问题支配着经典社会学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直到今天仍然继续影响着社会学理论。第一个预设假定，环境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外部问题。经典作家都没有预见到“生产力”高度发展所具有的大规模毁灭物质环境的能力，因而生态

关系并没有融入到社会学理论传统之中。第二个预设假定，现代性秩序是和平的秩序。经典理论家都轻视了核武器的严重威胁和军事冲突的实际存在。第三个预设，也是经典理论家最为根本的一个预设假定，现代性将会导向一种更幸福更安全的社会秩序。2[2]这三个预设导致并加强了人们的社会信任（trust），而这些社会信任却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风险社会的存在。

信任的对立面是什么？在吉登斯看来，在某些情况下，信任的缺场可以被恰当地称为“不信任”：或者是不信任抽象体系，或者是不信任个人。不信任抽象体系意味着对抽象体系所体现的专业知识持怀疑或明显的否定态度。不信任个人意味着怀疑或不相信他们的行动体现或展示的诚实性。因此，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信任的对立状态便是这样一种心态，它应被准确地概括为“存在性焦虑”或“存在性忧虑”（existential angst or dread）。3[3]

尼克拉斯??卢曼认为，信任应该主要理解为与风险（risk）有关的产生于现代的概念。信任意味着事先已经意识了风险的存在，而风险概念的诞生是随着人们意识到这一点而产生的，即未能预期的后果可能恰恰是我们自己的行动和决定造成的，而不是大自然所表现出来的神意，也不是不可言喻的上帝的意图。4[4]吉登斯则反对卢曼将信任概念仅仅与特定的情境（个人在这一特定情境中有意识地考虑着其他可供选择的行为过程）相连的观点，主张信任通常是一种持续性状态。吉登斯则归纳出信任的要素：信任与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缺场有关；信任是与突发性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信任都是盲目的；信任是建立在信赖原则的正确性基础之上的。因此，他将信任定义为：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5[5]

在吉登斯看来，风险和信任交织在一起，信任和经过估算的风险之间实际上总存在着某种平衡。现代性关涉前所未有的“信任环境”和“风险环境”。在前现代文化中，亲缘关系、地域性社区、宗教宇宙观和传统等四类“信任之地域化情境”（localised contexts of trust）占据支配地位。在吉登斯看来，只有将在地域条件下具体地点中的信任与风险或危险的情境联系起来，才能理解前现代世界的“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前现代世界中的“风险环境”由物质世界的种种危险所主宰。这些“风险环境”由自然灾害、人类暴力的滥用、宗教巫术带来的焦虑和忧郁构成。然而，前现代文化中的四类“信任之地域化情境”在很大程度上被“脱域机制”（disembeding）与“时空伸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给消解掉了。与前现代不同，现代性条件下的“风险环境”由来自“现代性的反思性”的威胁和危险，来自“战争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of war）的威胁，以及个人之无意义的威胁所组成。

风险一般被视为对可欲后果的一个威胁，行动者可能体验到这种威胁，也可能体验不到这种威胁。然而，信任总是能被体验到。信任可能先于风险而被行动者体验，信任也可能减少行动者的风险体验。柯恩（Ira J. Cohen）在书评中写到，吉登斯探讨行动者在遭遇现代制度创造出来的危险和希望的时候如何管理信任体验和风险体验。他特别关注行动者对与全球制度性秩序相联系的“可能性低但后果严重的风险”，例如经济崩溃、核战争和生态退化。对于可以用作分析当代公共文化的出发点的一套范畴，吉登斯区分了以“实用主义地接受”(pragmatic acceptance)和“持久的乐观主义”(sustained optimism)为特征的、对现代制度和体系的信任反馈（trusting responses），和以“犬儒式的悲观主义”(cynical pessimism)和“激进式卷入”(radical engagement)为特征的、对风险现代体验的不信任反映(distrustful reactions)。6[6]

吉登斯将公正、平等、完备和令人满意的生活图景的实现建立在“激进式卷入”（也就是各种社会运动）基础之上，尽管他也注意到民意的力量、商业公司

和国家的决策以及国际组织的活动。我们忍不住怀疑，经由“激进式卷入”这种社会力量是否能够将我们引向一个更为安全也更为人道的世界，从而达至公正、平等、完备和令人满意的生活图景。

二、风险与知识

吉登斯洞见到启蒙理性在第二次现代性中无法为人们提供确定的前景的观点，同时驳斥了这样一个线性进步的观点，即人们对有关社会生活的知识了解得越多，就越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命运。由于社会生活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行动者对社会生活的知识所构成的，这些知识并不依赖于一种具有先验价值的理性基础，这些知识受到各种权力的影响并不能以一种同质的方式得以运用，这些知识还受到“未预期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的影响并不能完全涵盖所有的社会生活形式，“现代性的反思性”实际上破坏着试图获得某种确定性知识的理性，启蒙理性因而也是具有局限性的，知识和进步的线性观点也值得怀疑。

在吉登斯看来，“人为制造出来的风险”与知识进步的关系，比它同知识的局限性的关系要大。换言之，“人为制造出来的风险”恰恰根源于知识的进步，而不是知识的局限性。人们知道的越多，遭遇的风险也可能越多。由于我们积累了关于我们自身和物质环境的知识，高度现代性（high modernity）更加具有开放性和偶然性。

吉登斯并没有停留在就风险与知识的相互影响的层面上，他进而在风险与知识互动关系中加入了信任的维度。在吉登斯看来，长期以来，科学一直保持着它作为可信赖之知识的形象，这种知识又滋生出一种尊重各门专业化技术的态度。但是与此同时，一般说来，外界对科学与技术知识的态度又具有某种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居于所有信任关系——无论是对抽象体系还是对个人的信任关系

但是同时，我们却永远也不敢肯定，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这些知识的任何一种特定要素不会被修正。卡尔·波普说过：“所有的科学都建立在漂移不定的沙滩之上。”3 用吉登斯的话说，在似乎是绝对不容怀疑的科学的心脏，现代性实际上是漂移不定的。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在社会科学中，所有建立在经验之上的知识的不确定性还必须加上“破坏性”这一条，其根源在于：社会科学的话语都要重新再嵌入（re-embedding）到它所分析的情境中去。由于启蒙运动和推崇理性之间的密切关联，人们通常认为，自然科学在把现代观念与过去的精神状态区别开来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即使那些偏爱诠释型社会学而非科学型社会学的人，也常常把社会科学看成是自然科学的可怜巴巴的附产品。但是，社会科学实际上比自然科学更深地蕴含在现代性之中，因为对社会实践的不断修正的依据, 恰恰是关于这些实践的知识，而这正是现代性制度的关键之所在。4

进一步说，所有其他的社会科学学科也都参与了现代性的反思过程。以经济学为例，诸如“资本”、“市场”、“价格”、“投资”等许多概念现在所具有的意义，构筑了“现代经济生活”的内在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果不是所谓的“外行”人事实上也按他们自己的理解掌握了上述这些（以及无限多的其他）概念，现代经济生活就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如今我们许多人都在批评（甚至抱怨）“不规范的市场”，“黑市”，“假货”，却比较少意识到，“完全的市场”只存在于某些经济学学派的理想的模型之中。这个问题，倒是主张规治市场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有许多精彩论述。5

这里所涉及的，还有话语实践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没有这些雷蒙·威廉斯所说的“关键词”（Key Words），没有千千万万作为外行的行动主体的人对诸如“资本”、“市场”、“劳动”等这些关键词的理解（不管这些理解是否“准确”），就不会有今天的市场；而今天的市场是什么样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作为外行的行动主体的人们对它的接受、理解一致的，既与他们是否接受、理解“市场”一致，也与他们怎样接受、理解“市场”一致。

在各门社会科学学科中，社会学也许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处于关键的地位，这源于它用最大众化

的方式去反思现代的社会生活。例如，由政府公布的关于人口、婚姻、犯罪等官方统计数据，似乎提供了某种精确研究社会生活的路径。对科学型社会学的先驱们来说，这些统计数据代表着硬性资料，凭借它们，现代社会的相关方面就能得到比缺乏这类数据的方面更为准确的分析。然而，官方统计数据并不只有测定社会生活的意义，而且它们也会制度性地反馈到原来收集它们并由它们所测量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去。自有统计之日起，核对官方数据本身就成了国家权力和许多其它社会组织模式的建构因素。现代政府的行政管理，与对这些“官方数据”的每日每月的统计，是密不可分的，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成天忙于这种统计数字的收集和核对。

我们比较熟悉今天各级都往统计数字里“掺水”，却没有怎么意识到这里其实不仅是所谓“弄虚作假”的问题。再认真的统计员，也有他们自己对于统计指标的理解，再严肃的被统计者（“外行”），都有自己的千差万别的对于被问概念的“诠释”，而作为这个过程的结果的统计数字，每被使用一次，就会被其使用者再“创造性地转换”一次。现代社会（民族- 国家）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被统计数字体现出来的，而且也是由于统计数字的嵌入而被建构起来的，在这个建构的过程中，“双重诠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占支配地位的统计数据，背后也隐藏着占压倒优势的诠释理论，而当人们用占压倒优胜的诠释理论再去“说明”统计数据时，这些数据本身也就又一次被“反思性地”再编织起来了。

因此，我们不能按照启蒙理性所确立的原则去简单地坚信，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知识（其实往往仅仅是得到了部分经验支持的知识）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命运。这里，除了权力、价值的作用外，未预期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是一个关键。6 人们所积累的关于社会的知识再多, 也不能完全涵盖它的对象的各种情况和可能。假如，我们关于社会领域的知识确实只会越来越完善，未预期后果的范围也许就会越来越小，不期望发生的后果也就会越来越少。可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性阻断了这种可能性。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着稳定的社会世界可否让我们去认识，而在于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本身，就会使得这个世界不断发生变化。

但是，我们又不应该因此就认为：既然关于人类行动和社会运动趋势的系统性知识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可能性也就不值得认真地思考。如果持这种观点，那么人们唯一可能做的就是完全拒绝任何智力活动，包括拒绝“游戏式的解构”，以便从事健身、养身之类的活动（如果不是纵情声色或赌博之类的活动和话）。解构启蒙话语，绝非否定任何认识活动的意义，而是试图揭示由于启蒙式的“宏大叙事”

（如把历史看作是进化的，阶段的，整体的，被统一性所支配的，却没有作为“外行”的主体行动者不断卷入并不断反思的过程）所造成的可能的智力遮蔽和“理性狂妄”。严格地说，把“POST-ISM”译作“后××主义”本身就是误导性的：“后”在中文里所隐含的，正是当代这些理论（既包括吉登斯等人所试图坚持并阐发的现代性理论，也包括李欧塔等人想解构的“现代性叙事”）所不齿的阶段论。

我们还可以看看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虽然在他们之间存在着分歧，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两个人都把下述这样一种观点同现代性联系起来，即认为“历史”能够被看作是对于知识的理性基础的日渐把握。按照他们的观点，新型知识的型构的意义在于，在知识的积累中，用它来分辨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他们各自都发现, 既有必要使自己与启蒙的基本主张保持距离，但又不能高高在上以某种超然或优越的姿态去批评启蒙。因此，他们都废弃了处于启蒙理论核心地位的“批判性超越”概念。尼采自己就曾坦言, 他除了揭示出隐藏在启蒙主义本身背后的先设假定以外, 并没有做更多的事情。7

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作为其长期以来致力于从理性化思想中清除所有传统和教义中的废物的结果，最直接地发现了现代性是不确定的。现代性, 就其核心而论, 是令人迷惑不解的，而且, 似乎也没有什么办法使我们能够“解除”这种迷惑。我们在曾经似乎有过明确答案的地方又不断遇到新困扰和难题，而且，对这种困扰和难题层出不穷的现象的普遍意识慢慢地逼迫着每一个人进行反思，它渗透进了人们对现代性的忧虑之中。

这种忧虑的体现之一，就是欧洲和西方霸权日渐衰落。确实，自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的衰落”一直是欧美许多思想家重点关注的课题。但吉登斯不同意如此理解：“西方的衰落”意味着历史变迁中存在一种循环，现代西方文明据此被简单地看成是诸种文明中的一种区域性文明而已，而其他文明则早已在世界其它地区先于现代文明出现了。但是，根据吉登斯的断裂论，现代性不仅是诸种文明中的一种。辨证地说，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控制的日渐减弱，恰恰是它们全球性扩张的结果。“西方的衰落”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现代组织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张！

这里，他的解释当然具有新意，却也仍然是欧洲中心论的，没有看到也许还有别的现代性，或许还有超越- 突破西方现代性的可能。这种欧洲中心论，这在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制度性分析中更为明显。

现代性的制度性分析

古典社会学的观点或理论倾向，是寻求对现代社会作某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制度性阐释：如现代性究竟是资本主义的（马克思），还是工业化的（涂尔干），抑或是理性化的（韦伯）？这种分析和争论部分地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的，因为，每一方都包含了一种化约论和还原论。吉登斯试图做的，是综合各家之长，再添补各家之短。他建立了一种分析现代性制度的四维模式。（见图二）

图二、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

┏━━━━━━━━━━━监督━━━━━━━━━━━━━┓

┃（对信息的控制与对社会的规导）┃

┃┃ ┃

资本主义━━━━━━━━━━━━━━━━━━━━━━军事力量

（在竞争性劳动市场与产品 ┃（在战争工业化情境下

市场情境下的资本积累） ┃下对暴力机器的控制）

┃工业主义┃

┗━━━━━（自然的改变：“人化环境”的发展）━━━┛

除了资本主义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工业主义受到涂尔干的影响外，社会（民族- 国家）的监督多少

有韦伯和福科的启发，但是吉登斯更注重对信息的控制，这是韦伯和福科谈得很少而又随着电脑- 网络的运用而日益变得如此明显和如此重要的领域；军事力量、暴力和战争的工业化则是吉登斯深感重要却向来被社会学家严重忽略的现代性制度特征。正是这四个维度的彼此关联和相互作用，才有了我们所说的现代性，也才有了我们熟悉而又不甚了然的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究竟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社会（民族- 国家）呢？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按照其主要的制度性线索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话，这个问题就无法回答。因为，由于它所具有的扩张本性，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只在很少几个方面是局限于特殊的社会边界内的。从它产生之初，资本主义在规模上就是国际性的。这样一种国际性或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它同样也包含着对暴力机器的控制和战争。无疑，军事武装力量始终也是前现代诸种文明之主要特征。使现代性不同于其他文明的，是对暴力机器的控制与工业主义之间的特殊关联，其导致了军事与工业组织之间的相互渗透。“战争的工业化”急剧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现代性使我们进入了“全面战争”（total war）和热核战争的高风险时代。

这里吉登斯十分注意马克思的论点：在把现代社会生活从传统世界的制度方面分离开来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企业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按照马克思的诊断，资本主义所有的再生产都是“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无论是在其外部还是在其内部，无论是在民族- 国家范围的内部还是在民族- 国家范围之外，就其本性来说，都是扩张性的，其经济秩序不可能像存在于过去大多数传统体系中的情形那样，维系在一种静态的平衡和地域性范围之中。

在1998 年吉登斯同英国政治学家克里斯多夫·皮尔森之间进行的关于现代性的长篇对谈中，后者问吉登斯：“在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中，你是否觉得韦伯的理论对今天更有说服力？”并且因此，“我们现在都是韦伯主义者了”？吉登斯的回答与他自己的多篇著作给人的印象有所不同（如果不是出人意料的话）：

我并不如此认为。韦伯对事情的看法很特别，但是我并不觉得它们都那么有说服力。他主要地并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他甚至拒绝在许多社会学家看来是最基本的理论思考。《经济与社会》严格说来更是一组概念而不是一套理论。我并不认为他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或者说，我

们不能认为韦伯的理论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而其他人（马克思和涂尔干）的理论却没有能够如此。……在70 年代初，当我写《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的时候，那些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例如，帕森斯）忽视马克思并认为他的著作已经过时了。今天的情况又是这样，理由却似乎更充分了，那就是共产主义的失败。但是我对马克思的看法基本上没有改变。就资本主义企业的起源和性质而言，以及就围绕它们的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而言，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作的许多论述仍然是有效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性质的论述是正确的：这是一种无休止扩张而无法停歇下来的体系，其毫无遏制的市场力量导致了贫富的两极分化，也导致极少数商人对市场的控制。马克思的问题（也是其被认为是最大的成就）在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以及如何去实现它。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文明之中，却并没有出现马克思所预见的社会主义去替代它。8

由这四个维度编织起来的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如上所说，在传统的社会学中，所谓“社会”，一直就是指的现代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现代的民族- 国家。整个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民族- 国家的框架内来提出问题并展开研究的。随着科技- 经济- 金融和文化媒体的全球化过程的出现，民族- 国家范式正在受到极大的挑战。例如，当中国社会正试图加速自己向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型的时候，整个外部的发展环境已经不再简单地只是如何与其他民族- 国家发生关联的问题了，而且也包括着如何与越来越具有经济- 政治- 文化上的影响力的跨国力量或全球力量发生关联的问题。这种情势，迫使许多原有的社会学理论和视角都面临着改造或转换的压力。如何将社会学的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体现这种情势和压力，并实现“创造性的转换”，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全球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更精确地从理论上概括这一现象？全球化意味着原有民族- 国家的消解，还是民族- 国家体系在全球范围的扩展？是现代性在全球层面上的扩张，还是多元化时代（甚至后现代时代）的到来？如果我们的确正在迈入全球化时代的话，那么，如何看待与此同时各地都正在出现的地方化趋势？它们是对全球化的抵抗，还是全球化的另外一种表现？有没有可能建立起全球化的社会学，或者，我们不过是把原来的古典社会学理论扩展到全球范围而已？

记得大约十年以前，当斯克莱尔发表他的《全球体系的社会学》9 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这时连吉登斯也觉得离开民族- 国家体系谈跨国化（全球化）实在没有多少说服力，甚至是Nonsense！

即使是今天，在社会学的既有文献中，对全球化这一概念所展开的种种讨论，几乎都不能与今天变得如此重要的全球化过程本身相协调。但是，今天无论是谁，无论其在世界的什么地方研究城市问题，都会意识到，发生于本地某社区里的某件事情，很可能会受到那些与此社区本身相距甚远的因素（如全球的货币和商品市场）的影响。其结果并不一定是在相同方向上的一系列综合性变迁，相反，甚至通常是彼此相反的趋向。通过一个复杂的全球性经济网络的作用，新泽西周围日益增长的繁荣很可能与孟买附近的一个社区的贫困相关。另一个例子是正在欧洲和其它地方兴起的地方- 民族主义。全球化的社会关系的发展，既有可能削弱与民族- 国家（或者，与某些民族- 国家）相联的民族感情，也有可能增强更为地方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当社会关系横向延伸并成为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时，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地方自治与区域认同日益增强的势头。

吉登斯特别强调全球化所具有的辩证特性。例如，伴随着全球化，作为联盟、战争、或各种政治与经济的变迁的后果，当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失去主权时，经常伴随着另一些国家的主权的增强。例如，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作为加速全球性分工的结果之一，某些“古典的”西方国家的主权控制力有可能减弱了，同时某些远东国家（至少在某些方面）的主权控制力却增强了。他当然也越来越意识到沃勒斯坦（E. Wallerstein）对世界体系的论述，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也在经验分析上做出的巨大的贡献。10

这里绝非不重要的是，沃勒斯坦绕开了社会学家们通常所热衷的“社会”概念，而更倾向于用全球化关系（Globalised Relationships）概念去分析问题。他所说的“世界经济”是一种在地理上不断延伸的经济关系网络，其先于现代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它们明显地有别于在过去三- 四个世纪中发展起来的世界体系格局。早期的世界经济通常以大的中央帝国为中心，而且曾覆盖帝国权力中心所能企及的周边地带。恰如沃勒斯坦所分析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出现展示了一种全然不同的秩序，因为它第一次在空间跨度上真正成了全球性的，并且更多地是建立在经济（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之上，而非建立在政治权力之上。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源自十六-- 十七世纪，它是通过商业和工业的关联而不是通过政治中心而整合为一体的。当然存在着多边性的政治中心，亦即民族- 国家。现代世界体系因此分成了三大组成部分：核心地区，半边陲地区和边陲地区，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区域性的定位也在改变。

根据沃勒斯坦的观点，早在现代社会的初期, 资本主义就开始在世界范围伸延了：“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是一种世界性经济而非民族- 国家的内部事务……资本决从不允许民族- 国家的边界来划定自己的扩张野心。”11

沃勒斯坦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的某些限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摆脱了在对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强烈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他的著作也有不足之处。他仍然把现代社会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由是之故，世界体系理论强烈关注经济影响，却对下述这个在国际关系理论家们看来具有核心意义的现象很难作出令人满意地解释：民族- 国家和民族- 国家体系的兴起。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吉登斯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看作是全球化的四个维度之一，下面是前面提到的现代性制度的四种维度的全球化。（见图三）

图三：全球化维度

全球化的维度之一是世界军事秩序。作为一种巨大的毁灭性力量的现代武器，结果是几乎今天所有的国家都拥有远远超过了甚至是前现代文明中最强大的帝国的军事力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非常弱小，军事力量却很强大。吉登斯甚至提出，在武器方面几乎就没有什么“第三世界”，而只有“第一世界”。拥有原子弹已不再是发达国家的专利了。最近的印巴核实验，以及传说中的朝鲜的核能力，就是最清楚的说明，它们对“第一世界”（如果我们继续使用这个冷战概念的话）造成的忧虑，甚至不亚于当年的苏联。

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证明，地域性的军事冲突事件完全可能是全球性战争的开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最后参战的各方实际上来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地区。吉登斯认为，核风险的另一面是，在原子

核武器时代，除了在世界政治中可能具有的象征性价值以外，拥有原子武器的真正作用，是防止他人使用原子武器。这有可能导致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间战争的悬置。这是不是太天真了呢？吉登斯回答说，我们不得不这样希望！

这个希望能维持下去吗？来自军事暴力的威胁也是现代性的高风险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军事秩序之下，在这样的秩序下，作为战争工业化的结果，现在已扩散到全世界的武器（当然也包括核武器）具有了史无前例的毁灭性力量。核冲突的可能性所造成的危险，是以前世世代代的人从未面临过的。风险的全球化，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不需要说明就能感觉到的问题。（图四）

图四：全球化的风险及其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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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指出，这种全球性的风险不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区别，也不管世界各个地区之间的区别。“切尔诺贝利无所不在”的事实，意味着他所说的“他人的终结”：享有特权的人和无特权人之间的分界线的消逝。某些风险的全球性强度超越了所有社会和经济差别。12

但是，这决不应该使我们对下述基本事实视而不见：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与在前现代世界中的情形一样，许多风险在上流社会人士和下流社会平民之间的分布是极不相同的。不同的风险（例如，在食物- 营养水平和对疾病的感染与治疗方面的风险）就是“特权”和“无权”实际含义的主要内容之一。

原子核战争仅仅是当前全球存在的所有的、可能也是最直接和最可怕的危险之一。自八十年代初以来，人们意识到，即使是非常有限的原子核战争也会给气候和环境带来相当严重的影响。少量核弹头的爆炸都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这种破坏还会威胁到所有高级动物物种的生存。据计算，“原子之冬”(nuclearwinter) 所需要的核弹头，还不到所有核武器国家拥有的核弹头的10 ％，甚至也低于五十年代拥有的核武器数目。这种局面将完全证明后面这个断言的正确性：在这样的环境中，再也没有

什么“旁观者”，那些没有直接卷入战争的人也都会成为核战争的牺牲品。

并且，核技术也越来越扩散，大国尤其是美国老是担心“流氓国家”拥有核武器，但大国怎么阻止原子武器国在自己的领土以外从事军事冒险，是个新问题。超级大国在其军事力量的边缘地区策划、进行着可以被称之为“精心安排的战争”，即那些与它国政府或游击运动或二者同时发生的军事冲突。在这些冲突中，超级大国的军队不到万不得以甚至根本就不用亲自登台亮相，但在二战以来几乎所有的局部战争中，超级大国都是背后最大的操纵力量。而冷战以后为了遏制“流氓国家”的势力，美国等大国已经几度直接出面精心组织狂轰滥炸。对此，哈贝马斯、博迪厄、乔姆斯基、萨依德已经发表了他们各自支持或反对或试图跳出“非此即彼”的怪圈的言论或申明，吉登斯有什么说法，将是令人非常感兴趣的。

全球化的另一深层而重要的方面，是在每一种不同的制度性维度的背后存在着的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早在1892 年，一个评论家就曾写道，由于现代报纸的作用，某个边远乡村的居民对当时所发生的事件的知晓程度，超过了一百年前的一位首相。阅读某一份报纸的村民“自己就同时关心着发生在智利的革命，东非的丛林战争，中国北方的屠杀，和发生在俄国的饥荒。”13

这里的要点，不在于人们偶然地知道到了发生在全世界其他地方的诸多事件；这里的要点在于，如果不是铺天盖地而来的由“新闻”所传达的共享知识的话，现代性制度的全球性扩张本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吉登斯没有揭示这种“共享知识”背后的问题，包括媒体和信息系统在散布“全球文化”并使其合法化（使世界各地个阶层的民众自觉主动遵从其逻辑）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这一方面，倒是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以及各式各样的“文化研究”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在很长时间内，“文化”几乎都在社会学家（包括吉登斯）的视野之外，这也许是因为社会学家总是想找到变迁的“硬指标”（例如制度）而文化确实是太“软”了。这里，我们又看到了社会学的“野心”。而这正是吉登斯原本想要摆脱的。所以，全球化，并不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又一次带给我们希望的机会。倒不如说，它如同现代性本身一样，是一种悖论。我们现在需要回答的，不仅是“全球化的准确含义是什么？”这样教科书式的问题，而且还包括：它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它可能导致什么样的（无论是预期的还是未预期的）结果？全球化仅仅是指经济（至少商品与资本，据有人说劳力算不算现代经济的要素还是个问题）的全球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还是也意味着在技术- 社会- 政治- 文化乃至更多的领域（例如军事与战

争）里的全新格局？如果说，伴随着全球化过程的，是南北、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那么为什么反倒是右翼的政党和个人（如美国的布坎南）在起劲地反对全球化并主张排外和保护主义？

我们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驾驭现代性（严格地说是西方的现代性，包括它的全球化）这头看似不可驾驭的猛兽或怪兽？或者至少，能够引导它，从而降低现代性的风险并增大其所能给予我们的机会？我们怎么会生活在一个如此失控的世界上，它几乎与启蒙思想家们的期望南辕北辙？为什么那“甜蜜理性”（sweet reason）的普及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我们能够预期和控制的世界？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现代性的全球化究竟会带来什么能够预期的和不能预期的后果？对未来不作任何担保和许诺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二十世纪末期应该以什么面目出现？除了必须具有社会学的敏感外，它是否对内在的制度性转变也必须保持警惕（正是现代性使得这种制度转变成为开放性的、面向未来的）？它是否必须意识到，在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环境中，道德的承诺和“美好的信念”潜在地也可能是很危险的？它在意识到现代性的风险与道德许诺的危险的同时，是否也绝不应放弃它的批判锐气和对未来的理想？如果还要继续保持这样的乌托邦理想，那么，它应该怎样看待和卷入过去的和现在的各种抵抗或反思现代性的阴暗面的社会运动？

对首先把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或工业主义联系起来加以认识的人来说，劳工运动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运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把劳工运动看作是“历史前进的车头”，而他们的批评者却力图表明，劳工运动只是在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具有革命性的作用，随后就演变成了各种利益集团中的一支。无疑，资本主义仍然是一种阶级体系，劳工运动的斗争仍然与某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的东西有关。但是，如果一心一意地只关注劳工运动，则只是片面地强调了资本主义或工业主义是现代性的唯一的重要动力与维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早期工人运动，还是以建立资本主义为宗旨的当代市场运动，似乎都在认识论上犯了同样的毛病：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现代性唯一的制度性根源，区别仅仅在于是否定它还是肯定它，视它为万恶之源或幸福之本。吉登斯则试图说明，其它的社会运动也很重要，而且它们也能够与先前勾画过的现代性多维特性相关联。它们为我们显露了可能的未来的曙光，而且，在某些方面，它们成了通向未来的桥梁。（图五）

图五：现代性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运动

━━和平运动

但是，女性运动（“女权运动”这一翻译欠妥）在哪里？吉登斯只是在这里做了一个小小的注释。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稍微仔细一点回顾战后的过程，就会看到，西方出现的女性运动，不仅使性别与性的问题进入了学术的视野，成为对传统社会科学提出严厉挑战的重要资源，而且也提出了更深刻的问题：过去的社会科学，都是以男权主义为中心的吗？或者，它们在研究阶级、民族、种族、地区的分化，探讨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不是充满了男权主义的偏见和歧视？我们是必须重构现有的社会科学体系，还是仅仅加进性别的视角，就可以克服或避免原有社会科学的局限？男女平等或女性解放，除了妇女参加工作和选举等经济- 政治活动之外，是否还有话语方面的革命性意义？我们在反思启蒙话语的时候，是不是意识到了，如果不从更深刻的层次上检讨整个体系的困境，而仅仅加进一点所谓女性主义视角，仍然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启蒙话语（不过更加精致罢了）？

未来是个什么样子？谁也不敢保证。而且，只要说到未来，就不免带有乌托邦色彩。吉登斯把他对未来的设想叫做“乌托邦的现实主义”。这是一种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混合：首先它是一种现实主义，是建立在对现代性的制度分析基础之上的；但是，它又是乌托邦的，因为它保留了前人的那些理想。（图六）

图六：乌托邦现实主义图景。

┏━━━━━━━━多层次的民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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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匮乏型经济体系━━━━━━━━━━━━━━━━━━━━非军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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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人道化━━━━━━━━━━━┛

对匮乏型经济体系（并进而，对资本主义体系的超越）是什么？如果它仍然是社会主义的话，它很少会与与苏式的社会主义有多少相似的地方，后者虽然明显地与资本主义大相径庭，但它却型构了一种经济上低效、政治上集权的工业化的管理模式。当然，“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指涉的东西差异太大，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术语简直就是无所不包，它甚至可以是任何特定思想家所希望看到的任何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所以，简单地谈论“社会主义”是可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但是，如果把社会主义只看做是严密地而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并主要在民族- 国家的经济体系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肯定就会衰落。

具有对照意义甚至是讽刺意义的是，正像当初人们简直恨不得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社会主义身上一样，冷战后的“共识”是人类的一切问题（如果还不说一切罪恶的话）皆源于此。很多人在论述社会主义的历史的时候，总是带着某种潜台词：“要是当初不是社会主义，……”一些自称是历史学家的人，在检讨苏联和东欧的痛苦经理和教训的时候，基本不考虑历史因素的复杂性，只是重复一个如同常识一样的东西：社会主义带来了那么多“人为的”破坏。然后，就马上转向曾经被诅咒了无数次的资本主义大本营，认定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向来是“起点平等”的，而（再一次地！）丧失了历史的眼光，甚至连屠杀印地安人和贩运黑奴的事实似乎也要么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要么就是“进步”的代价和“先进对野蛮的征服”。

如果允许我们暂时撇开别的问题（例如对个性的严重忽视甚至摧残），单从经济和管理的角度说，

社会主义，特别是苏式的计划社会主义，确实严重忽略了市场；马克思的理论也曾经设想共产主义是没有商品和货币的。但正是被严重忽略乃至恨不得要尽快消灭的市场，提供了在复杂的生产- 流通- 交换- 分配体系中发挥配置资源作用的装置。然而，我们也应该承认，正像马克思准确判断的那样，市场也积极维持着（甚或还疯狂生产着）主要的剥夺形式。超越资本主义不仅将意味着在解放政治的意义上超越资本主义市场所带来的阶级划分；就生活政治而言，它将进一步超越用经济标准决定人类的整个生活状况和生活质量的制度环境。吉登斯在这里提出了他自认为是适用于全球范围的超越匮乏型体系（post-scarcity system）的可能性。（图七）

图七：超越匮乏型体系。

┏━━━━━━━━协调化的全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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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的经济组织━━━━━━━━━━━━━━━━━━━对战争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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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生态平衡的体系━━━━━━━┛

但是，人们不得不问，在这个以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为标志的世界上，特别是在发达社会、发展中社会和不发展社会之间14 的大量不平等仍然是主要问题的世界上，在资源不仅有限的而且已经成了压力的情况下，超越资本主义还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吗？吉登斯的回答是：让我们反过来问一句，为了寻求一个不是沿着自我毁灭之路而行的世界，我们还有其它的选择吗？

追求资本主义的积累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因为在资源方面它不可能自我维系。当然，某些资源本来就很稀缺，但大多数资源原本并不少，所谓“匮乏”，除了保证肉体存在的基本需要之外，是相对于社会所定界的需求和特殊的生活方式的，例如消费主义文化- 意识形态所激发的“需求”和生活方式。有证据表明，生活在经济发达国家中的许多人患有“发展疲劳症”，而且，有更多的证据表明，人们普遍意识到，无休止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价值，除非它真能积极地改进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15

19 世纪以来，进步- 增长- 发展- 现代化曾经一直主宰着或影响着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和理路。中国社会也在20 年来进入了全新的高速发展时期，而正是这20 年来，进步- 增长- 发展- 现代化的社会学范式在理论和经验的层面上都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各机构、各群体的怀疑、批评和批判。特别是由于20 年来，在二战以来进步- 增长- 发展- 现代化范式的指导下的发展规划与发展模式，无论是世界各国内部还是各国之间，不是导致了协调性与可持续性，而是贫富悬殊的扩大，社会不公的蔓延，社会安全与信任的危机，以及生态- 环境的巨大风险。但是，来自批判学派的种种非难，如果不能提出什么可替代的方案和日程，则这样的批判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其理论和方法上的说服力和穿透力，并在实践上引发虚无主义或悲观厌世。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社会及其机构、组织、社区的再造，在什么意义上将不只是按照“丛林规则”进行的？有没有可能在确保基本的社会公正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的经济- 政治- 文化的持续与人文发展？这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最近发表的UNDP 《1999 年年度人文发展报告》用大量是数据表明，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两极分化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不仅南北差距拉大了，而且发达社会内部（例如美国社会内部）的差距也拉大了，其不仅体现在经济财富和经济收入方面，而且也体现在性别、种族、区域、对技术的占有和使用等上。拿计算机网络技术来说，只有世界人口的19% 的富国和经合组织成员国，却拥有全世界91% 的网络用户。全球化已经在富国与穷国之间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群体之间制造了一条日益加深的鸿沟。“按人均国民收入计算，世界上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与最穷的五分之一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60 年的30 ：1 上升为1997 年的74 ：1。”16 如果说，原来意义上的阶级概念至少在发达社会正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如蓝领工人越来越少，投票所反应的越来越不是阶级取向而是其他类型的群体取向；如果说，在发展中社会（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阶级问题也越来越和诸如种族、性别、国家等问题纠缠在一起，越来越显示出复杂性，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正迎来一个资本主义高奏

漠。批评家们认为这是伪装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一种回过炉或回过锅的新自由主义。例如，美国的经济极具活力，但同时那里的不平等程度高居发达国家榜首。克林顿承诺要“在适当的时候终止福利”，这体现的是某些新自由主义保守分子的态度；布莱尔的批评者们也指出，当布莱尔和新工党上台之后，他们仍然坚持着撒切尔的那一套。而吉登斯自己则宣布，他的“第三条道路”指的是一种思维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它试图适应过去二、三十年来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界。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意义在于：它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当宣称左翼和右翼这种区分不再具有什么意义的时候，究竟意味着什么？左与右这种划分是否同过去一样涵盖了同样广阔的政治领域？欧洲是否仅仅处于左与右完成其自我重建之前的过渡时期？或者，是否左与右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今天，是否还像1930 年历史学家阿兰（Emile Alain）所说的那样，“每当有人问我，左与右之间的划分是否仍具有任何意义，我心中最先产生的想法便是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本身并不属于左翼”？20 或者，面对大量宣称左和右的划分已经过时的著作，人们是否还要承认，左和右的分类一直在对政治思想施加着影响，虽然什么是“左”或什么是“右”可能发生变化，但在同一时间内，不存在既左又右的观点？是否可以说，当政治意识形态多多少少呈现出均势，就几乎不再会有人对左和右之间划分的适当性存有疑问，而一旦这两者中的任何一边变得强大起来，则更为强大的那一边，就会如撒切尔那样，宣布“别无选择”？

左和右的区分无疑是围绕着对待平等的态度展开的，左翼向于更大的平等，而右翼则认为社会必然是阶层化的。这里必须要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人之间的平等，比如，个人之间的还是集团之间的平等？在什么问题上的平等，机会的，结果的，还是过程的？在何种程度上的平等，是纵向（上下之间）的还是横向的？各种各样的政治机构以及其越来越臃肿的官僚制是否已经偏离了正统的民主机制？如果某项政治纲领能够取得一致，又如何来贯彻它、操作它？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吉登斯对于全球化的态度。他认为第三条的道路政治应当对全球化（其范围是比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全球化市场要宽得多的一种现象）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而极右派才主张经济和文化保护主义，他们将全球化看成是对国家的完整性和传统价值的威胁。右翼思想家和政治家们说道，如果失掉传统和传统的各种形式，权威就会瓦解，人们就将失去分辨对与错的能力。这样一来，

民主就永远只能是残缺不全的。吉登斯认定，保护主义既不明智也不合乎民意。即使它能够在实践中被采纳，它也只能制造一个自私的、各经济集团之间很可能会相互敌对的世界。在一个传统与习惯正在失去其支配力的社会之中，树立权威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民主。在今天的社会中，无责任即无权利，同样，无民主即无权威。

比较有意思的是，与其他的现代性批判者不同，吉登斯是主张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只不过不是线性的现代化，而是“反思的现代化”。在一个充满生态危机的时代，现代化不可能完全是直线型的，而且也绝对不可能仅仅等同于经济增长。现代化问题对于第三条道路政治来说，是一个基本的问题。生态现代化只是其中的一个视角，反思的现代化也只是说作为主体行动者的人对现代化的卷入是积极的能动的过程，但在其他方面，现代化究竟应当意味着什么？超越传统（post-traditional）？超越左与右（beyond Left and Right）？怎么超越？民主化家庭（democratizing family）？民主化民主制（democratizing Democracy）？规治（regulating）经济、商业、金融与货币？这些都是吉登斯提出的方案，也都是未完成的议程。每一种概念都不是毫无问题。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概念都有争议，

并且也很棘手，能不能在哈贝马斯的意义上“完成”也是个疑问。

拿民主化民主制来说。新自由主义想要缩小政府，而社会民主主义则热衷于扩大政府。第三条道路则认为有必要重构国家：超越“把国家当敌人”的右派和“认国家为答案”的左派。如果说自由民主制度如今面临着某种危机的话，这并不是因为它受到满怀敌意的竞争对手的威胁（就象一个世纪之前那样），民主制的危机根源于它不够民主。问题并不在于是要大政府还是小政府，而是要认识到目前的治理方式必须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而且，权威，包括国家的合法性，必须在一种积极的基础上得到重构。改革应当向什么方向发展？我们怎样才能使民主制度民主化？

民主本身的含义，绝不仅仅只是几年一度的代议制选举，它还包括对选举过程和选举结果的民主化（而不是金钱化）监督，在选举之外的领域（如经济领域）里的民主式参与，不同的阶级、阶层、种族、性别、群体在各种公共事务上的权利与权力的合理分布和相互制约，在传统的民主政治理论不曾涉及的领域中（如家庭中的男女、长幼之间）的平等对话机制和沟通机会的制度保障，在民族- 国家范围之外（如国际事务和国际组织）的运作规则的公正性和公开性。几乎在所有这些领域，都存在着严

重的问题与不足。我们不能只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说现代性包含着内在的悖论和危机（例如“战争的工业化”），也不应仅仅注意到发生在那些虽然未经选举、却也属于现代的民族- 国家里的暴行，而必须看到，德国的希特勒法西斯，是被德国人民选举上台的，而日本对二战中的侵略暴行和滥杀无辜不做检省和公开道歉的历届政府，也是经国民选举出来的。在民主问题上，真正负责的理论，既不能采取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也不能实用主义地搞什么“比坏”（即“总比×××好”），更不用说，只有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进行多层次多维度（包括长时段和跨区域）的分析，比较才有可能，也才有意义。

民主的民主化，更要包括全球层次的世界性民主。世界性民主的扩展是有效地规治世界经济与金融、与全球性的经济不平等作斗争以及控制生态风险的必要条件。我们绝对没有理由在地方和国家的层次上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但却任由它在世界和全球的层次上称王称霸。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平等。平等与个人自由当然可能会产生冲突，而且，平等、多元主义与经济活力之间也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欧洲和美国现在所面临的情况说明，结构变迁所导致的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既有集团的，也有个人的；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既有阶级- 阶层的，也有种族- 性别的。这些不平等，在现有体系内都是很难克服的。但是，吉登斯坚持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要想探索“第三条道路”，就绝不应当因此接受这样一种观点：高度不平等是经济繁荣的必然伴生现象，因而是不可避免的，正当的。

许多人认为，当下唯一的平等模式应当是新自由主义的模式：机会均等或精英统治（meritocracy）。但是如果这种模式确实实现了的话，彻底的精英统治的社会将造成收入上的严重不平等，并因此而威胁（而不是增强）社会的凝聚力。比如，在劳动力市场上，“胜者为王”（winner-take-all）似乎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规则和现象。某个仅仅比别人稍微能干一点儿的人就敢要求比别人多得多的工资。一位网球明星或著名歌剧艺术家所获得的报酬远远超过那些比他们只是稍逊一筹的同行。这种现象正是由精英统治原则的运作所造成的。如果微弱的边际差异真的就能够决定产品的成功还是失败，那么，对于企业来讲，这种风险也实在是太大了。被承认为造成了这种边际差异的个人得到的报酬与他们的实际贡献是不成比例的。他们俨然成了一群“新贵”。21

不只与此。精英统治的社会还会造成大量的向下流动。许多研究已经表明，范围广泛的向下流动（失业裁员下岗仅仅是一种表现形式，还有其他许多没那么明显的形式，如隐性失业，实际收入下降和社会地位的边缘化，都会产生无法预期的负面后果，并使那些受到这些后果影响的人产生疏离感甚至敌意。大规模的向下流动对社会凝聚力造成的威胁很可能不亚于一个充满敌意的被排斥的阶层的存在。事实上，完全的精英统治将制造出这样一种阶层极端的形态，一个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等外阶级（underclass）。这不仅意味着有一些群体将生活在社会底层，而且还意味着他们也认定自己在能力上的欠缺使他们命该如此。难道还有比这更令人绝望的社会图景吗？

平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人们的生活机会，即他们的幸福与自尊。正如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所指出的那样：

使我们关心形形色色的不平等现象的，……是饥饿者的饥饿、贫困者的贫困……他们在有关方面比他们的邻居情况更为恶化的事实，是直接与我们相关的。但是，它不只是作为不平等的某种单独的罪恶而与我们相关。它的相关性是表明这些人的饥饿状况更为严重、他们的需要更为紧迫、他们的苦难已经造成了更大的伤痛，因此，我们对于平等的关注就是让我们给他们以优先权。22

平等问题之所以重要，还在于：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由于未能使其公民最充分地发挥天才和能力，从而会损害社会自身；不平等还会威胁到社会的凝聚力，并能够造成其他我们绝不愿意看到的后果，例如犯罪率高居不下。过去，的确也存在过一些虽然包含着大量不平等、但却依然保持着稳定的社会-- 例如，传统的印度世袭阶层制度。而在一个日益民主化信息化的时代，情况就大为不同了。一个制造出大范围不平等的“民主社会”，会产生普遍的不满与冲突。

那么，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把平等定义为“包容性”（inclusion），而把不平等定义为“排斥性”（exclusion）。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包容性”意味着公民资格，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生活的现实中所拥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它还意味

着机会以及在公共空间中的参与。在一个工作对于维持自尊和生活水准而言处于至关重要地位的社会中，获得工作的可能性就是“机会”的一项重要含义。

教育是另一种重要的机会，即使在教育对于获得工作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情况下，仍然是这样。如果从“包容性”- “排斥性”的视角来看教育，则不得不指出，按照精英统治的逻辑和规则搞出来的精英教育，是以排斥或剥夺许多人的受教育机会的代价下来使少数人被“包容”进已有的教育体制的，从贵族学校到名牌大学，都是这种体制的产物。23

排他性这一概念所涉及的不是社会等级的划分，而是把属于某些群体的人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的机制。当我们大家都在谈论全球化不可阻挡的时候，我们是否想过，这个全球化所包容进来的是哪些群体，排斥出去的又是哪些群体？如果说全球化是一列飞驰而来的高速火车，那么它在使一些人搭上它从而迅速摆脱困境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甩下另一些人（竞争中的失败者，或已经退出竞争的老人），甚至干脆拒绝让一些人（例如UNDP 报告中说的那些无力上网的人）搭车。

现在，收入不平等现象正在广为蔓延。比如，在美国，1980 年到1990 年十年期间，有60% 的收入集中在仅占人口1% 的少数人手中，而占25% 的最贫穷的人口的收入在30 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到1997 年，美国有20% 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目前，收入最高的劳动者与收入最低的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是50 年来最高的。虽然从实际生活水平上看多数劳动人民的处境都比20 年以前有所改善，但是，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全世界的贫困人口（即每日每人不到一美元）是30%，而最穷的10%-20% 的人发现他们的实际收入是下降了。那些长期处于新自由主义政府统治之下的国家比其它国家表现出更为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加剧的现象，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新西兰和英国。

如今，许多人都认为，美国的经济不平等已经太过火了：

赞成在其学科中贯彻自由放任观点的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大公司的常任经理们的高薪即使达到令人咋舌的程度，最终也会对每一个人都有利，因为无效率的公司和得不到合理报酬的经理们都不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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