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陈锡文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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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

陈锡文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非常感谢50人论坛安排了今天这个长安讲坛，而让我有机会对我国城镇化的三农问题，关于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大家做一些交流。也非常感谢大家抽时间，在这个春寒料峭的时候还挤时间来听，那我想题目很大，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

课程前言：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成就和问题

当前正是各方面都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一段时间以来我想在我们国家基本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就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将是拉动中国经济内需增长的一个强大动力，同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解决三农问题是我们所面临的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因此我想处理的好，能把城镇化这个强大的动力用在解决三农问题上，那么很可能会事半功倍。可能使我们在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进程中走的更加顺畅，那么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这个关系处理的不好，那么带来的后果也会很严重，它就有可能延缓我们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现代化的进程。所以我想当前最关键的问题对这样两个重大的方面，关于推进城镇化和解决好“三农”问题，我们一定要从思想理论一直到体制制度，一直到具体政策方面，研究怎么去把他们结合好，这是当前我们面临非常重大的现实问题。

那么改革开放到今年已经第三十四年了，今年是第三十五个年头，过去已经三十四年了。应该说这些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数据显示出来的看，这个成就是非常明显的。1978年的中国的城镇化率为17.9%，去年的数字大家已经知道了，去年的城镇化达到了52.6%，也就是在过去的三十四年中，中国的城镇化率提高了34.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是一个百分点以上。这应该说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数据，因为就这么一个一年一个百分点的增长，实际上中国推进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所以从这个成就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

当然，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创造了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这就给了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很多机会，两亿多农民从耕地上解脱出来，转到二、三产业中去就业，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至少两个方面，第一大量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就给农村逐步推进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据我们了解，现在全国农村流转的土地已经超过2亿7千万亩，那么占农民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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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合同土地大概在21%左右。那么这个21%，实际上是一部分人离开了农业，使得另外一部分人增加了经营的土地面积，使农业能够提高它的效率。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大量农民到城镇来务工经商，给他们创造了增收机会。大家都知道，去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7917元，那么统计局调查的数据，在这7917元中， 44.5%是来自于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就是农业以外的收入。我相信大概再过两三年，农民收入中的半壁江山将来自于非农产业的工资性收入。所以说，城镇化它自身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对为解决 “三农”问题也给出了有力支持。但正向大家都了解了一样，我们自己城里都能体验到，城镇化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同时它带来的问题和挑战也是非常严峻的。所以下一步城镇化到底怎么走，这确实是全国人民思考的一件大事。那么去年召开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要着力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我觉得这两句话含义是深刻的。

什么叫新型城镇化道路，什么叫提高城镇化质量，我想要从两个方面去看。一个有大量的城镇建设发展过程中自身的问题，比如说怎么更好地进行城镇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的管理，以及在城市中给广大市民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一系列问题是城市自身面临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涉及到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去解决好“三农”问题。因为城镇化不可能是孤立的，冒进的城镇化、孤立的城市化它是不可能持续的。

年龄大一点的同志可能还有点记忆，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逆城镇化的现象。第一次逆城镇化的现象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农业的凋敝和农业衰弱，能够供给的食品满足不了城镇居民的需要，所以当时中央不得不采取措施关停并转的策略，关停并转城市的企业，大约让两千多万城市居民回到他们的乡村再去过农民的生活，以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这件事我想很多的历史文献都有记载，它也反映比较深刻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中，如果农业不能支撑，城市发展，那么城市就不得不退回去。

第二次逆城镇化现象，刚才主持人给我介绍，我自己就经历了，1968年下乡，那时候我初中毕业留在城里，学校都在搞文化大革命，所以有两年实际上不学习，在那儿搞文化大革命。突然之间要上山下乡，当时也没有多想就去了。毛主席号召，那就去了。都是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我很坦率的跟大家讲，我走的时候毛主席这个号召还没出来，我9月份走的，他老人家是12月份才说的。所以真正上山下乡的高潮是在1968年底到1969年这个阶段，那么这个事情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还在下乡。开始都是满怀热情去了，逐渐去明白了，最主要的就是当时城里没有就业机会，城里也没有那么多粮食可以养活你，所以也是让将近2000万的城镇青年到农村去自己从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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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食，解决问题。所以我当时印象很深的就是，毛主席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是贫下中农开始的态度也非常复杂，主席的号召他不能不听，也要欢迎。但是背地里跟我们说，地还是这么点儿地，又来了这么多人，所以城里的知青是到农村来抢口粮、抢工分去了。那么这个事实也说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我们当时的城市在经济上，在食品的供应上是支撑不下了当时这个水平的，那么就像我刚才讲到的，那时候到1978年改革之前，城镇化率只有17.9%，就这样还支撑不住，还要让城里人到农村去找饭吃。因此，城镇化进程能不能处理好“三农”问题，这是城镇化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到底能不能顺利的推进，那么这次提出，这十八大提出的两句话，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要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要我们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来总结怎么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那么前几天，全国人大选举出李克强同志担任国务院总理，他就任召开的那么发布会上，大家都听到了，他专门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句话讲的是意义非常重大，他就讲新型城镇化必须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保证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利益。我觉得他讲了城镇化和农业发展的关系，讲了城镇化中必须注意的三大问题，耕地、粮食、农民。所以这个三宝可以说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必须遵循的一大原则，或者讲重大原则。我想结合我们已有的城镇化当前面临的情况和问题，面临的一系列挑战，讲这么三个方面的情况和看法，供大家做参考。

一、城镇化进程中的粮食问题

（一）必须高度重视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求关系

第一点我觉得要顺利的推进中国的城镇化，就必须高度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求关系问题。那么这些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农业，因此粮食获得了“九连增”、农民收入增长“九连快”。可以这么说，十六大以来，这些年是我国历史上农业发展最快，农村面貌变化最大，农民得实惠最多的一个时期，特别是粮食产量的增长，确实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也包括我们这些搞农业的意外。连续九年增长，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更不用说是世界上。过去我们的粮食生产周期是四年一个轮回，通常情况下两丰一欠一平，两个丰收年，一个欠收年，一个平产年。那么连续九年增长，中国历史上没有过，自有统计资料以来，中国没有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那么九年之前，200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是多少呢？是8614亿斤，那么去年就是经过九年的努力，去年的粮食总产量是11791亿斤，年度的产量提高3177亿斤，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很多人也在问，一方面是 “九连增”，另一方面以粮食为首的一些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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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的进口数量却在不断增长，到底怎么回事？产量数字实不实？准不准？进口到底因为什么？我觉得产量实不实准不准还可以有很多方法来检验，但是总体来讲，我自己感觉到的不过从供求关系的直观反映和市场粮食价格的角度去看，我觉得离真实情况差的不远。因为这几年的粮价上升，很大程度是政府采取了最低收购价格的措施。为了保证农民弥补生产成本，能够有所获利，所以近几年年年都在提高粮食的最低价。就是粮食上市之后，市场价格达不到政府规定的最低价格，那就由政府的储备部门出面按照政府最低价收购。这样市场粮食流通的数量会减少，价格就会上升。所以当市价高于最低价的时候，政府部门就可以退出，就可以让市场的主体去经营粮食。但是当它下滑到跌破最低价这个底线，你还可以再用这个办法。所以农民很形象就把最低价叫“托底”价，由政府在那托着。所以这些年来，并没有出现过粮价不正常的大幅度上涨，所以我认为粮食产量的数据基本上是可靠的。

那么为什么一面丰收一面大幅度的进口？我想这个原因非常复杂。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粮食的用途多样化。比如说是很多能源产品就来自于粮食，那么有了新的需求。很多化工产品来自粮食，也有新的需求，等等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么在我们过去，至少在在七、八年之前当时有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的人口进入21世纪之后平均大概每年增长600-700万净增，所以加上人口的净增，加上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一年就需要增加70亿到80亿斤粮食。但是我刚才讲的是，我们现在的情况九年年产量就提高了3177亿斤，所以每年要提高300多亿斤，它为什么不够。我想这个原因还可以在去分析，因为讲的是今天这个题目，所以我就扣着这个题目讲的，就是城镇化对其他粮食及其他农业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的一大原因。

这么多农民进城，当然他在农村也要吃，在城里也要吃。但是吃法不是一样的。但进城后的吃法是不一样的，首先农民进城收入要高的多，但是进城之后生活方式改变了很多，都得买。如果在家里，在村间地头房前屋后他都可以种点瓜果蔬菜，养点鸡，他就基本上把吃的问题解决了很多。进了城就没有了，就必须全都买。而买他在农村的消费结构也不一样，很多同志知道农村很多地方还是延续了赶集，五天的集、七天的集、十天的集、半个月的集。农民要买点荤腥的菜基本都是在赶集的时候吃，很少在农民家里看到，曾经郊区有一些，很少在传统的农民家里都放个冰箱，把肉冻在里面，天天吃一点，这个很少。但是进了城就不一样，进了城就基本上天天都有的吃。所以整体上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去年的统计资料，是国家统计局对2011年城乡居民食品消费中对农产品的消费来看，差别是非常大的。大到什么程度，一方面是城镇居民的口粮消费确实比农村居民低，2011年大概折成贸易粮，就成品粮的话，农民的人均消费的成品粮大约120公斤一年，城镇居民低三分之一，80公斤。但是其它消费的农产品，城市居民明显高于农民，新鲜蔬菜高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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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植物油高出24%、我讲的肉类包括猪牛羊肉都在里面，这三大肉类合在一起，大概城市居民比农民高出51%，家禽高出更多，要高出136%，禽蛋要高出87%、水产品高出两倍以上。那么你可以想象大批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以后，他的消费结构是像城镇看齐的。我前些日子跟咱们中国农业大学的校长柯炳生在商量一件事，我说现在统计局这个统计，它只有城乡居民两个的群体的对比，现在缺一个，缺一个进城农民工以及他的家属对食品消费，这个没有。所以直接拿城乡两个对比呢，可以不完全反映进程农民工要多消费多少？当时我在农大开那个座谈会，好几个教授就跟我说，当然没有规范抽样调查的数据，但是凭直感来说，高脂肪高热量的农产品的消费量，可能农民工的消费比城市居民还要高，因为他体力劳动强度大，但是具体情况我们安排了下一步做调查。但是可以想象，我刚才提供的数据你可以看出来，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伴随着大量农民进城，我们过去的经验数据已经不管用了。增加一百万人，就增加十亿斤粮。在现在看来，已经不管用了。就是饮食水平没有提升，结构没有变化，你用这个可以，但现在很不一样。那么主要是由于消费的增加，比供给的增加涨的更快，所以才出现了尽管丰收但仍然需要进口。当然这是我的分析判断，大家还可以再去做研究。

（二）我国农产品产量增速低于需求增速

进口了多少，这几年是年年在增加的。粮食我们去年是创纪录进口了7223万吨，历史上进口突破7000万，其中谷物，我们讲的谷物就是小麦、大米和玉米，这三样进口1393万吨，大豆进口了5838万吨。所以进口的粮食实际最主要的就是大豆，但是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历来的统计口径在粮食问题上，和国际上是不一致的，国际上没有一个整体的粮食概念，食物，完了就是谷物。你说粮农组织也好，国际市场也好，把我刚才讲的那三大品种叫谷物，大豆计算在油料中。大豆它归在哪里，它是归在国际贸易中，把它归在含油种子，植物的含油组织，是油料作物。但是在中国，大豆是算在粮食里面，所以如果不算大豆，按国际口径去统计，那么我们进口的谷物应该说比重很低，大约在2%-3%之间。但是把大豆算进来这个量就大了。那么去年我们进口的7223万吨粮食，相当于国内粮食总产量的12%左右，那个量是不小的。因为我们过去讲，我们要保持95%的自给率。

那么除了进口粮食之外，还进口了845万吨的植物油，还进口了糖335万吨，乳制品107万吨，另外还有像棉花，去年进口了430万吨，这个增长的量都是比较快的。都是在两位数以上，有的甚至翻番。那么尤其是大豆，大豆我们现在的对外依存度已经86%。刚才我们讲了，我们去年进口5830万吨大豆，自己产了多少呢？产了1300万吨，也就是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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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大部分的农民能补到2-3万这个水平差不多了。那么2-3万怎么能保证他的生活水平不下降，怎么能保障他的长远生计有保障？所以这样的征地制度公平很多，很多人批评侵犯农民权益，批评政府就是为了趁机搞土地财政，于是要求改革征地制度。于是更多的提出来是，能不能让农民的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建设用地市场，也不要征收了。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思路，那么这里你必须联系到我刚才讲的第一点，用途管制。即使实现了将来某些土地可以不像农民征收，但是不是说农民自己想把地进入市场就进入市场的，进入建设用地市场必须要符合规划。不符合规划进去就不行。那有人说这是不是对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或者是对农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有歧视。我觉得不是的，这是用途管制。这个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到农业最发达的美国你去看，它那也是一样的。农场的土地这么多，但是政府只能批准你在自有的土地上兴建你自己生产、生活必须的自有建筑，这可以。你如果要在农场上盖个旅馆，完全另外回事，这审批制度就不一样了。所以我想，即使是我们有朝一日实现，土地不通过政府征收，让农民集体的土地直接进入市场和开发商交易，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但是你还是要清楚，绝大部分农民集体的土地是进不了这个市场的，因为规划不允许，因为你那个不是用来搞建设的。你就进不去，这是一个基本前提。

第二世界上有没有国家说是在城镇化建设中对私有的土地，对自然的农民土地不征收的。有，而且相当多。但是我也做了认真的考察，它有一个阶段性的问题，就是到了什么阶段可以这样。一般来说现在已经出现工业化城镇化的国家，就是城市基本很快扩大了，各个城市基本形成这种格局了，比如城镇化率到了75%、80%甚至更高的地方，这个城市基本上定形了，这个时候居民还会向市政府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比如我们这个地方缺少个小学，孩子们上学很不方便。我们这个地方缺少个医院，我们这个地方缺少个商店等等，提出要求那市政府会通过研究，叫规划做了调整。批准这个地方可以盖个什么，这个时候征用土地的用途非常明确，医院就是医院，学校就是学校，商店就是商店，工厂就是工厂。那么这个性质明确就是反过来又决定这个地是征还是不征。

全世界举行的制度都是一样的，公益性用地政府要征收，非公益性用地可以不征收。所以我刚才讲到了这个阶段，这些国家的城市建设完全可以做到，有的地要征收，有的地可以不征收。但征收也好不征收也好，价格基本都由市场来决定。这是一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就是城市化处在初始阶段，或者方心未艾的大踏步推进阶段，这个时候的城镇化和已经在成熟阶段的发达国家有很多区别。城镇化的推进，有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城镇建设面积扩张是成倍成倍的扩张。

我们1980年国家整个城市加在一起，乡镇不算，全部城市加在一起建成区面积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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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平方公里。到2011年就达到了43000多平方公里，扩大了八倍半。那么这个城市的扩张是呈几何级数的，一下涨起来。它有什么特点呢？成片成片的土地划到城市建设规划区里。这个时候的征收就非常困难，因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二十平方公里的地征下来，这二十平方公里的地你不可能单一用途。二十平方公里的地里面要安放多少人，有多少人在里面，他会有各种各样的需求。要上学就要有学校，要看病就要有医院，要工作就要有企业，要购物就要有商店，各种各样都要有。而且你不能是整个钢筋水泥的楼，我要有绿地，我要有水面，我要有休息的地方，我还要有居住的地方。所以大规模城市化建设中，离不开城市区片的综合规划。你把地从农民手中征过来了，我们先不说这个价格，首先这个地怎么用。你要有道路，地下要有基础设施，要有水，要有绿地，要有工厂，要有学校，要有医院，要有写字楼，要有商店，要有住宅，都要有。否则你这一片过来都没有办法生活了，在这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地价怎么定这是非常复杂的事，因为土地不同的用途决定不同的价格。我经常在报纸上也看到一些，记者们也很同情农民，农民抱怨前两天的地王一亩地卖了多少钱，他征了我的地，才补了多少钱，所以人们会很气愤。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实际问题地王出在什么上，地王往往是出在商业用地或者住宅用地上，因为它的价格高。但是你为了增加就业，还需要建企业，企业用地的价格就相对住宅用地和商贸用地就要低的多。但你不能说是我建在这个地方，就只给大家购物，给大家居住的，你们可以不就业，这是不行的。是有在城市大规模扩张的过程中，是大面积征收土地，要综合性的规划，于是它一定要形成对农民土地征收的综合区片价格。否则这没办法补的，北京发展过程中我也接触到很多农民，他征了地，一些老农民他还有点印象，现在地标都没有了，新地标起来了，他还有印象，原来这个楼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前两年你看高档写字楼，它租一平方米一年要租多少钱，补才补了我多少钱。所以他感叹，很气愤。但是还有人没说话的，隔壁没多远的农民过来看了看说你家在这儿，那我家就在这里。过来一看我家地是草地嘛，现在是绿地嘛，种了草。多少钱？或者我家地已经变了马路了，那多少钱？我家地变了学校了，公益性的，多少钱。所以这个事一定要非常理性的看到，确确实实。

你比如说十七届三中全会2008年召开的，那个决定通过了有那么一项，就是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的非公益项目可以不征收农民土地。这单一项目是清楚的，非公益性的，而且城镇规划以外的，你可以让开发商和农民谈，只要规划定了，你这个地可以搞建设。但是城市规划区以内的，我们现在处在城市快速扩张的时候，你要讲你征这个地盖写字楼，我是给了，你这个地要是修马路，我是不给的。那这个城市怎么发展？所以它就面临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征收土地于是在很多国家，其实在这个阶段某种程度上都是要征收的。因为只有统一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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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过来，它才可以进行综合性规划，才可能最后确定综合性的区片低价。也就是说你这个土地被征收了，你不要去管它是什么用途，都搞成城市建设了。也可能是大商店，可能是幼儿园，可能是政府办公机关，也可能是公园。你要一对一的，你这个地的用途是什么？那么有的人可以暴富，有的人可能不仅拿不到钱，还可能要倒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基本采取这个办法。那比较典型像韩国、像我国台湾省，至今这个过程还没完，还在推进中，所以它那里叫区片征收。

区片征收就是为了形成合理的规划为了能够产出综合区段地价，每亩地是多少钱。但是要有一个底线，人家为什么愿意把地给你，那你这个价格要和市场价格差不多，因为你得保障这个农民的生活水平不下降，长远生计有保障。甚至你要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农村土地被征收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是一个富裕农民的过程，这事就好办。那么据我了解，台湾的相关法律就明确规定，区段征收农民的土地，农民都统一给你了，农民获得的补偿不能低于地价增值之后增值部分的40%，就是你至少付给农民增值的40%。基本上在台湾目前的经济发展这个阶段，它接受了，农民还愿意的。韩国要比它略高一点，是40%-50%。就是一半要还给农民。那么我们征地制度要改？我觉得要改，补偿标准要不要改？要改，但是怎么改，要从我们现在这个阶段的出发。那么有朝一日觉得这个北京城再也不能扩大了，边界就画死了。

十七届五中全会就是“十二五”规划里面明确提出要合理确定城市发展边界，你不能铺大饼老铺下去，到大家认可也不能扩大了，那就内部改造。这个时候事就来了，见缝插针，安排这个项目什么性质也是清楚的，用谁的地也是清楚的，这个地需要政府要征收，还是通过市场去交易，这个事就可以出来。但是你还是在扩张阶段，我可以简单的说，可以不征，这事大家做不到，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最贵的低价，盖写字楼、盖商店的老板来了，农民都愿意卖你。完了，我说搞公共设施的，搞公园，搞道路的来了，农民说都不卖，那你这个城市怎么建设。没有办法建设。

所以在征地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实际上我们当前就是要处理农地经批准转为建设用地之后，它的增值收益部分到底怎么分配，这个对我们当前是最重要的。当然我前头需要规划，不许突破这些都要有，完了，才能提到增值部分的收益问题，这是征地制度。而且一个城市的发展还远不止一个区片问题，它是整个城市的问题。你要像现在讲北京，那么郊区县不算。你说往北，顺着京藏高速到昌平了，往南，顺着京开高速要到大兴了。往东，朝阳区，通县，通州那么大一块，你说各种各样区块，各种各样的板块都在发挥它个字的作用。作为市政府，我相信我们的市政府，作为一个政府，一个整体来讲，它没有说我设立这个政府就是为了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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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为了自己活的更好，不管老百姓，我想不会这样，但是它确实面临着很多难题。

大难题我刚才已经和大家讲了，我查了一下比如说去年上半年我们全国的土地供应价格。2012年上半年，全国平均，北京要高的多，全国平均商贸用地价格，就是写字楼、商店、各种各样的娱乐场所，商贸用地的价格平均每平方米5728元，一平方米的价格。住宅用地价格，当然北京现在不让搞别墅，有地方还可以，高档的，一般的，都在里面。住宅用地每平方米4522元。但是工业用地才多少呢？659元，就是每平方米工业用地的价格只相当商贸用地价格的11.5%，相当于住宅用地价格的14.6%。所以你去问所有的政府，供应工业用地政府全部要亏本，每一块工业用地政府都要赔钱。660平方米一亩地，每平方米600多块钱，你算一下，你还要七通一平它才会来。所以凡公益性用地政府都要贴钱，从哪里贴？那就是原来的做法是压农民的补偿，把农民补偿压的很低，来给工业用地很低的价格。那么搞了多年，现在农民不干了，这么低的价格要不他就不给，弄不好就是群体性事件。所以只能逐渐提高了。

大家也看到，北京郊区这几个地方经常是一夜暴富，几千万几千万的补偿，拿了都不知道怎么办？有些农民因为地没有了，给他安排了工作，清洁工，扫马路。他补的钱很多，工作也得要，没工作日常收入没有，生活保障也没有。工作他要了，扫马路。扫马路地段离他家远，他买个宝马车，买个奔驰车，完了后盖打开，大扫帚在后面晃悠晃悠，他去上班了。这当然是很个别的。

而且我们知道地价非常高居住型城市比如杭州，我知道杭州曾经对郊区农民土地征收，我刚才讲法律讲不超过30倍，最高。杭州在100倍以上，要不然拿不下来。不是全国都这样，但是总体上对农民的补偿在不断的提高，那么对农民补贴提高，那就对政府对工业用地补贴的能力就下降，降到一定程度就平衡不了了。那就第二个办法，提高城镇商贸用地和居住用地的价格。

我想大家能够理解，2009年以来这一轮房价上涨和供地价格的提高是有直接联系的。为什么要提高，就是农民的价格降不下去，而工业用地价格又提不起来，提起来人家不来，于是有的地方才是，我在这儿还说是659一平米。

大家知道有多少实际的工业用地，也就是世界五百强来的也不少，多少用地是零地价给的。所以我说这个征地制度很难再搞下去的原因，是你把农民都得罪了，现在又把城市居民得罪了，房子贵到买不起了。我有时想想也是可怕就是，四环路周边的房子要四万多块钱一平方米，一般的，谁买的起这个房子呢？这个房子到底是在给谁造呢。那么我觉得和这个有直接关系。所以改革征地制度的同时还必须改革用地制度。如果老是这样以超低价格向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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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用地，就我们培育不出来好的企业来。这一块投资它省了多少钱，它再粗放企业再活不下去，我这个地价在升，于是工业企业第一点，就是一个拼命压你地价，第二个拼命的压土地的规模越大越好。如果将来城市发展了，过去开发区慢慢变成市边上了，要调整规划了，一调规划你知道这地要值多少钱。因为我们面临了很多紧迫改革的问题，我到上海调查我知道，在上海市级工业园区，企业入园时候平均存活期是多少时间？是八年半，我们批给它的土地使用期大概是40年。它活不下去，但是地是它的，你想把地再拿回来，这个代价就不得了。所以我也接触到，当然也不是大多数，我知道有一些企业，我去接触过，去问过。办厂能不能赚钱是次要的，地拿住了是保证不会赔钱，这是主要的。因此超低价格的工业用地，我觉得对于工业的转型非常非常不利，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竞争企业来。而且一打国际贸易官司，人家就提这一条，你这个企业是非市场经济的，因为企业拿的地是超低价格，甚至是没有付低价的，你打不赢这个官司。

那么客观再反过头来就是，一定会对征地的补偿，对城镇居民的生活用地的补偿会产生非常大的制约作用。所以制度一定要改，而且要两头改，既要该征地补偿这一块，还要改用地利益调整这一块。当然这个事情很复杂，我要再一遍的强调征地制度要改，我是觉得至少近中期的目标不是说，培养农民谁愿意进建设用地市场，谁进，是不行的。第一你不符合规划才能进，很多同学讲到小产权房，看到很多大教授给小产权房打抱不平，很多。但是说了半天为什么说小产权房不合法，不是因为它是农民建的不合法，是因为它违反规划。这个地方不让建房，你建房，所以它不合法。而同样的道理，小产权房也不止农民的违规建房，任何人违反规范建房都是不合法的。如果没有这一条，我跟你说清华大学也未免在这里呆的住，大老板来了看到你这块地好，值多少亿，我把这个大家买出去，你搬到昌平，搬到怀柔。我搞房地产，发大了去了。那北京这种所谓风景名胜区，都保不住。幸亏有这个规划用途管制在这里控制着，知道不敢，你要敢的话，大家去看，到海南岛你去看，什么大东海、亚龙湾，我看再过几年就更脚盆一样，中间一汪水，四周都是高楼，跟洗脚的脚盆一样。为什么颐和园没有出现这个情况，有规划控制，没有规划控制，老早就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

所以这条，我觉得一个规划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城市化的阶段。城市化初始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到了它尾声，乃至它最后阶段，土地征不征的必要性是很不一样。第三就是一定要理解，土地征下来，你不是要一对一的，我是原来这块地的主人，我原来那块地盖了什么了，你就按它什么价格补给我，这事永远做不到。因为楼盖的再好，边上没有马路，没有自来水，没有绿地，没有公寓等等，这个楼是个死楼，没有用的。因此一定要让农民也要意识到，合理的补偿是综合区片价格。否则这事搞不下去，这是第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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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问题

第三点就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问题，这也是当前理论界、学术界讨论一大热门话题。因为什么呢？所有的城镇没有一个地方不在喊，给我的指标不够。给我的指标不够，怎么办呢？又没人敢自己去擅自乱占用耕地来弄，于是都把眼光转向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各种各样的办法都有增减挂钩、地票啊等等什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展开说了。那么这件事到底可为不可为，就是拿农民的集体建设用地来发展城镇，我农村把指标卖给你，或者说我的土地直接给你用，这里涉及到很大的问题。就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在我们国家它是一个法定概念，不是像我们大家说的这个农民盖的房，它是一个法定概念。法定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经过批准、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用自己所有的土地建设自己使用的建筑，这叫农民集体建设用地。要件是两个，一是土地是自有的，二是建筑是自用的，这叫农民集体建设用地。现在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谈，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但是流转这个概念很含混，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就是要给人家用。那给人家用，“自有自用”的概念就被打破了。“自有自用”的概念如果不存在，那么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本身也就不存在了。那么现在我觉得地指标不够是件事，怎么去解决？我觉得通过认真研究之后，该改的法律要改法律，但是最后大家研究讨论从社会角度认为这个法律是不能改的，那一定要纠正行为。违法的现象绝不能长时间大面积存在。

而我们现在出的问题恰恰在这里，以改革试验的名义，让违法长时间大面积存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就是这样，你到农民那里去讲是非常清楚的。不是我这个村的人，怎么可以到我这里来申请宅基地，它跟国有建设用地的概念不一样。国有的是我是公民，到那里我就有关系。但农民的集体，你的集体和我的集体不是一个集体。你只能占用你自己集体的土地，不能占用到我这里来，这样一个概念现在要把它变成这样的名义去开放给社会用，这件事关系就大了。如果我刚才讲了“自有自用”的概念被打破，那么谁都可以来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指标，以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本身就没有这个概念了，跟我们讲建设用地就是一个概念。那么以后农民还可不可以经批准在自有土地上建自用建筑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允许以后还可以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那就等于把前后门都打开了，这头我批你，那头你就可以流出去。这事怎么管的住，这地不是都盖了房子了吗。同时它倒过来最根本就原来集体自用的农村建设用地，现在变成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别的人，社会上的人也可以用了。

那么我直接简单点，我申请到农村，去卖地盖房行不行？我直接买农民的住宅行不行？这一堆问题都会出来。所以这件事情关系之大是不得了，但现在各地都在轰轰烈烈推进。因为这件事情对农民和政府是两全其美。对政府来说，我们额外得到了计划外的建设用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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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来说，这个地本来不值钱，因为按规划是自由自用，不值钱，你要卖只有在本村卖。本村人人都有宅基地，干嘛要买你的房子，外村人不能买。现在一弄，光一个指标就值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农民也愿意。于是如火如荼，所以大家到各地都能看到，现在建筑工地不是光是城市开发区，你到村里面去看，也拆的轰轰烈烈。那么这是关于土地制度，这种非常大的问题，当然叫了集体建设用地有点特别，但是我刚才讲到，全世界都一样。农村在理念上，在规划上看它就不是搞建设的地方，因此农村的建设就是自由自用，这在全球都是一样的，人家比我们管的严的多的多。你到欧洲、日本、美国，我坦率说句实话，就是当农民，你家里就是要给小狗盖个房子，你也得报批。不是说你的地，你就可以怎么样。

很多在座的朋友可能知道，前年2011年底，台湾所谓大选出了一个大丑闻，叫苏嘉全豪华农舍案。我听完这个案子过程，看完材料之后，我是很受震动的。台湾的农地法是从日本移植过来的，2000年以前农地法规定，农村土地可以买卖，自然人、法人都可以，法人就是盈利性法人不行，公法人就是农业科研机构、农民合作社盖仓库，这个可以。自然人可以自由买卖，但是非农民身份买农地种地可以，盖房子不行。那这事就是死路一条，昌平买块地，只能到哪儿去种地，在哪没房，你怎么搞。所以实际就是买不了，而且它也不愿意卖。那么苏嘉全，因为2000年这个法律改过来，任何人都可以买，城里人非农民买农地，可以种不能盖房。那么苏嘉权是屏东县的县长，他当过两届屏东县县长，当过一届内政部部长，当过一届农委会主任。所以农村政策、农民政策他滚瓜烂熟。那么2000年法律调过来允许私人买卖土地之后，他和他老婆就在屏东县买了一块地，2000平方米。为什么买2000平方米呢？台湾农地法管理的非常细，在农村用自有的土地盖房，这只许农民。农民自有的土地盖房是可以的，但也不是所有的地都可以盖，只有大于2000平方米的地块，才可以盖房。为了防止土地被分割，所以土地不管是继承也好，买卖也好，被分割的最小单位不能低于2000平方，你分家也不能最后几块地只有一亩、两亩。你买卖也是一样，它为了保持地块的完整性。于是在农村盖房子就要自有土地大于2000平方米是农民的，就可以了。盖了2000平方土地，经规划批准是允许的。房屋占地面积不能超过十分之一，就是你只有拥有2000平方米以上的土地，你才有申请盖房的权，同时你要是农民身份。但是你盖的房子还不能大于200平方米，其他的土地必须用于耕作。

苏嘉全等于在屏东县是个地头蛇，熟的已经一塌糊涂。所以就买了，四周围墙一做，盖了一个很漂亮的豪宅，别的地变成花园了。平时大概也就算了，因为台湾这个现象也不少，很多有钱人总是梦想着年老以后，学学陶渊明到风景好的地方买块地盖个房，只是现在法律不允许。所以很多人都是先买着，但是要买就买2000平以上。因为2000以下，买了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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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不了房。他等着你或许什么时候法律变了，允许我盖了呢，都搁着。但是苏嘉全不怕，就盖了。平时也就完了，但是到大选了，他想当“副总统”，这下完了，媒体就给他曝光，于是叫苏嘉全豪华农舍案。违法了，夫妻俩在台湾都是公务员，没有资格在地上盖房，第二盖个豪宅，盖那么大，远远超出十分之一，这也是违法，两条违法。媒体爆出来，竞选时间，这个事就是当头一棍。于是屏东县就出证明，就说他不违法，就不提他农民这个事。它就说他这个地是合法的，盖得房子也没有超出十分之一。人家把照片都照下来了，那么竞选的策略就是希望，因为苏嘉全是民进党，他们希望政府说苏嘉全违法，但是政府是谁？政府是国民党。竞选时间你这个党派人说那个党派人违法，这也是很犯忌的。回头棒打过来，是对国民党不利的，屏东县出了公函，报到南方的农委会，说苏嘉全没有违法。你违不违法就等于叫你农委会来判断，他是否违法。那么农委会判断就等于国民党说法，那么国民党不想说这个话，于是农委会就会玩很高招的手法。回了个函给屏东县说不违法最好。那么你讲清楚，它还有1800平方米农地，这几年来都种了什么？产量如何，卖了多少钱，把单据报过来，我们向媒体公布，这就是不违反了。他除了房就是花园，一点产出也没有。

但是毕竟到了这会，把苏嘉全逼上绝路，最后自己上电视台讲，既然我是公众人物，就要做守法的模范，于是宣布把这2000平的地和带着间房都无偿捐献给当地乡村的区政府给他们做公益性使用。捐掉了，最后当然也没有选上，所以是鸡飞蛋打。那么这件事给我的震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土地制度不是对苏嘉全这个人的，它是对台湾2000多万人的农地制度的管理就是这样的。你说这种事，到我们这去查查，我估计是随手可以找出来，多少都可以有。

所以我讲这个故事是为了什么呢？就说明在农村搞建筑坚持建设用地自有自用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一旦突破这个原则，农地是守不住的。没人觉得城市里钱多的人更是要逃离城市，那么美国城镇化后来走到郊区化，因为城市空气不好，拥挤，交通也不便，什么问题都来了，他愿意出去。如果像我们国家就这么点地，那么多人，你如果在农村的建设放弃了自由自用的原则，那我觉得对整个国家的土地制度管理是危害无穷。所以具体的很多改革我就不去管它了，不去说了，我就觉得这个原则，你到全世界去考察。农民自有自用的建设用地是审批是一种程序，如果用做社会的商业性使用的土地，必须经过另外一种审批程序。所以我刚才讲到的，为什么说小产权房是不合法的，讲的是第三个问题。

（四）关于农地经营制度

第四点问题就是农地的经营制度，这也是一个争论很大的事。这些事情太复杂，我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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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具体展开了。我要想的是农地的经营制度，从总体上讲，历史、现实以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告诉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规律就是农业是最适合家庭经营的产业。道理讲起来太复杂，我这里不讲了。你只要去看事实，那么你一定会得出结论。凡是不搞家庭经营的地方，大概不仅现代农业搞不成，连传统农业都守不下去。我们的人民公社就是这样，苏联的集体农庄也是这样，因为它违背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农民的本性而言，非常重要的农业和别的产业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是它的产品全部都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而这个特性在任何产业里是没有的。活的东西，有生命的东西，它是有需求的。而且每时每刻，它生产的每个阶段都有它的不同需求；而且农业就本质来说，绝大部分的产品它是在大自然里生长的，而自然环境每时每刻又是变化，所以农业生产过程极其复杂生产，为什么，它两个变量是活动的。气候、环境是在天天变化的，而庄稼畜禽是天天在变化的。你怎么伺候好它，是农业必须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农业非常难实行的一个大问题。

就是工业中很多问题解决了，流水线设计一分钟5米，那你熟练工就跟着走，5分钟你做不下来不合格就培训去，工资就没了。这个产品到流水线到头下线了，检验人员在那，各种仪器一查，不合格，返工，扣工资，这都清楚。农业上不行的，种子种下去，种的对不对、好不好、下没下功夫，得等庄稼长出来才知道，长出来了一看不行，返工就得明年，节气过了，你种下去，中间的管理，施肥、除草等等如果不是你在管，不是我从头管到底，最后一个产量不好，谁的责任，没有人承认，你也找不出来是谁，于是想到最后，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他从头管到底一个人管就好了，一个人管就到家庭了。所以到了家庭，农民就不用监督，他一定尽心尽力自己干，因为我家的地种我家的粮，你不用人来管费大劲，使劲干都会干好。但是如果农民意识到这地不是我的，打了粮不是我的，那么我一定是出工不出力，拿我没什么办法，农民搞不上就是这事。那么现在又有一些同志要想，家庭这不好，家庭那不好，公司制。

我告诉你，要是公司制行，美国早就不搞家庭制了。美国的家庭也有注册公司的，我也专门去调查，有一半家庭农场注册的公司。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就是为了规避税收，规避遗产税。美国中西部地区的标准的粮种农场一般为三、四千英亩土地，四六二十四，24000亩地，还有草原、森林、河流、道路，实际面积要大的多。如果你要继承的话，它值多少钱啊，几千美元一英亩，你说它是有四五钱英亩，这农场得值多少钱？没人继承的起，一收你的税，那农场就得分割。那农场分割不是它的发展方向，于是美国农业部提出来叫它注册公司，一注册公司。老爷子是董事长，老太太是总经理，儿子是总农艺师，儿媳妇是总财务，其实就他们四个人。等到老爷子去世儿子接班当董事长，就是更换法人代表，它跟遗产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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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为了这个，但你去看他还是家庭经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在这里暂时不展开讲，说很简单道理，为什么最发达国家的农业仍然保持农业家庭经营，它是有它道理的，我们不要在这些方面自作聪明，自作聪明最后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

我跟大家稍微超点时间，前年我在一个地方调查。有件事情跟老板交谈，他深受教育。我觉得这些话怎么没有和我们的老板讲清楚过，有一个老板到农村去要租三万亩地在一个乡镇种猕猴桃，雄心勃勃。县里说，你不要搞太大，先种一万亩吧，他答应了，就安排这个事。通过这个镇，通过这个村，帮他弄了一万亩地种猕猴桃。他的想法是猕猴桃是我的，地是我从农民手里租过来，再雇农民来种树管树，我付你工资，这不是很现实的。结果一上手就发现就不是这么回事。教农民，猕猴桃的树苗运来了，这个坑挖的规矩是什么样，四十公分宽，八十公分长，五十公分深，再规定要放什么肥放什么料，最后栽好种好。培训的时候，农民挖坑种树当然一学就会。训练好了，技术员领着大家扛着树苗到丘陵地、山坡地种树去了，走出去几十米就看不见人了，都是山坡技术员看不见人了，农民种的飞快，马上种完，很快就回来了。技术员想不对，说肯定没按照我的要求种，但农民坚持说是按你的标准种的，你不信就去看。种好的树你怎么看，一棵棵都拔出来？不仅费工很大，这树弄得不好还会死，没办法看，只能这样，就算认了。完了进行管理，管理无非是除草、打虫、施肥等等这些，除草大家都知道，我是当过农民，我在东北除大豆、除高粱、除玉米都除过。除草你认不认真得查大分，你认真一点胳膊得使劲，把锄头按到地里头去。按下去二三公分，使劲拉，草根都断了，草根死掉了。你要糊弄也很简单，只要锄头一出去往回一拉，地标以上的草就没了。完了锄头背把土往回一推，土都盖起来了，什么都看不出来。但是问题是一下雨草又长出来了。那地方农民采取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办法，你叫我除草，四十块钱一天，大家就这么除草。除完了，大家挺好。第二天下雨了，草又长出来了。老板就非常生气，我付了钱的。于是找农民理论，农民都在那打麻将，老板说我付了钱了，你除草这么可以这样除，草根都没有除掉，农民乐呵呵的说，草根怎么能锄掉呢，草根除掉了，否则明天谁雇我除草，谁给我发钱呢。老板要气昏过去了，他眼看这事是弄不下去了，很痛苦去找乡镇找村里的干部说这怎么办呢。乡镇和村里的干部说这很简单，这块地从谁手里租的你再反包给他，你不用管，让他自己管，你在技术上把控好，规定什么药不能用，技术上应该怎么做，到头猕猴桃长出来符合标准你就收走，不符合标准你就不收。采取这个办法以后，老板说整天优哉游哉没事可干了，农民辛苦啊，起早贪黑的弄树，不用人去管了。结果那个地方猕猴桃是农业部定点的国家级猕猴桃生产中心。所以这件事我无非说明，在农业这个特殊领域中，采取公司制经营是要有非常多的条件。符合条件你可以搞，不符合条件，你还是老老实实搞家庭经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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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事。当然家庭不是万能的，美国农业之所以能搞的好，很重要的除了坚持家庭经营之外，它有非常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给它技术、物质、各种各样的指导，我们也是，这是农地。

（五）关于土地金融问题

第五个问题就是理论界、学术界，实际部门也非常关心的问题，土地金融问题。说白了就是农地能不能抵押，这是事你从一般道理讲都是可以的。但我们的法律不许可，担保法明确规定，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的宅基地不能用于抵押，什么原因，这和很多经济学家的常规判断差的太远。你这是限制农民这，限制农民那，完了，农民希望能抵押，现在很多银行也在希望。我看银监会专门发了通知，今年两会前刚发的通知说，法律关系清楚的地方可以搞，人家来问我，允不允许，人家问我赞成不赞成，我说我不赞成，不赞成是基本原因有两条。第一条是法律规定不许搞，那我就不可以违法。第二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进入金融领域可抵押的东西一定是有充分流动性的东西，没有流动性的东西你怎么可以抵押呢？大家看农地、农房怎么样？你不要看北京城郊区，不要看经济发达地区，愿意去的地方，你抵押，经营失败可能会有人来接受，但大多数农村有谁愿意去？那些地方的房子坦率说白给可能也没几个人要。要了你也没法去，没法住。所以最重要的问题是农地农房不具有充分的流动性，因此作为抵押物难度是很大的。那么人家说杨白劳、黄世仁怎么回事，那是当地的人要当地的人，所以跟现代金融相比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人家说你反对咯，我也没说反对。这事连银行都有积极性，我反对什么呢。将来出了不良贷款是银行的事，不是我的事，你愿意给它抵押贷款，你就抵押吧，不出事最好，出了事，第一你要上法院违法，所以这个抵押贷款无效，拿到法院判一定是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判。那么你还不遵守吗，第二就算当地的法庭就地方主义出发就判了，那农民抵押的财产由银行去拍卖，你到去试试看弄一个陌生人，外地人不认识的人跑到他们村了去住，住我们家堂兄弟的房子，种我们家堂兄弟的地，我告诉你天天晚上就等着玻璃窗被人砸。根本没有人敢去的，所以这个事，我坦率说，但是确实反映出中国的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但是如果要靠如此小块的土地，小地方也抵押，我觉得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大家都知道，2005年高法对城市居民购买房屋如果按揭还不上怎么办，都有过司法解释。按揭还不上，银行可以查封你的房产，可以拍卖，但是有一条，必须得保证让他有住处。你不能让他流离失所最基本的。所以当时央行的两位副行长都在说，这个事你得去讲，那我们这个房子，现在很多人还不太清楚，都清楚了说买个房子我换不上，我本来就没房，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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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上倒要解决我的住房来了，这是好事。你说城里还做这样的规定，你跟农民说你来抵押我怎么着，那出了问题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所以很多情况要从实际出发，当然我知道现在银行在弄，不弄，就老批评他们对农业服务不好。但是批评它，它又决定风险很大，老说农民没有抵押物，然后现在人家那抵押物来抵押了，抵押了第一采取什么办法，去调查。你比如像温州的农民盖了很多房子，就在当地的价格没有三四十万，根本弄不下来。

抵押这个房子给多少钱，最高是十万。那么这事要我说难听的话，真的有点脱裤子放屁，为什么呢？因为银监会已经非常明确规定，不需要抵押的小额信用贷款最高限额三十万，结果你弄个抵押贷款最高限额十万，你在搞什么呢？对吧。所以这事我说银行要弄，你就自己弄，某种程度我就觉得是演戏。

因为全世界的农村，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东亚地区典型这种亚细亚似的农村，非常典型的一条都是小农户，都是熟人居住在以个村庄，流动性非常差。在这样背景下，农村金融究竟应该怎么搞？更多依靠政策性金融支持下的合作金融来搞，因为合作金融可以最充分利用农村传统的信用资源。我说其实农民的信用比城里人更好，因为农村是个熟人社会，丢不起这个脸。城里人一拍屁股走了，找不着了，你怎么办。农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几乎信在这个地方，所以人家都是采取这个办法来解决。而唯独我们坚持要用商业银行的办法去解决，那么没有有效抵押物不能贷款，这确实是商业银行的规则，不是整个金融体系的规则。金融体制很多是不要抵押的，为什么不去开发不去用，所以我说到今天这件事情上，今天农村金融我们还是放着富矿不去开发，在这个贫矿里头费老劲在里头挖。要想叫商业金融解决小农户的问题，天底下做不到。你去看日本、韩国以及我们的台湾省，都可以做到商业金融基本上连农村都进不去，因为农民不需要你。农民合作金融在财政支持下，它条件比你优惠多了，所以你商业金融去干吗，赚不到什么钱。所以我讲了比较多，讲了那么一串就是土地问题太复杂，但是城镇化中不可回避，这五个方面还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别的可能还有，但是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讲了。

三、城镇化进程中“人”的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再讲个十分钟，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农民城镇化、城市化、市民化的问题。也是限于时间我就不展开讲了，我刚才讲到，我们现在说的城镇化率52.6%，就去年年底公布的数据是城镇总人口7.1182亿人，占全国总人口52.6%。但是大家又很清楚，这个七亿一千六百多万里面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城镇户口。所以把他们抛掉，按公安部的户籍统计，我们真实的城镇化率35.2%，那就差多少。那也就是说我们实际有城镇户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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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不到4.8亿，那么就是有将近2.4亿的城镇人口只是常住城镇却没有城镇户籍，所以咱们就不去研究下一步人，城镇化在底下农民还要来。那就先研究已经进的城的那拨人怎么办？这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因此整个社会对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非常高。当然大家非常理性的知道，这不是换张纸、换个本的事，没那么简单，需要解决的问题远比我们想像的复杂。就我看来，最起码要解决四大问题。

一是就业问题。他不稳定就业，他怎么呆得住啊，那么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民工的就业主体是靠民营中小企业、微小企业来解决的，甚至是个体户。那么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私营企业、个体户相当多相当多是依靠农民来经营，依靠农民来创业，来就业的。因此我们的政策一定要向民营经济，向民营经济的中小企业和微小企业亲近。现在全社会就业的增量90%以上是靠民营经济的，对这一条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国有企业最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它跟一般发展中国家、小国家不一样的就是，如果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在世界上是挺不起胸来的。所以国有企业最大的责任在一些重要领域要有国际竞争力，扩大就业不是它的责任，要有民营经济来承担。那么我们的政策对民营经济显然是不够公正的，这方面要下大工夫。

第二问题要解决是进城农民工要让他转为市民，得住下来，住房。那么去年为了十八大国务院很多部门做了调查，我讲的这些数据都是有关部门的调查，去年年初的调查，2011年，全国进城农民工的住房有52%是依靠用人单位提供集体宿舍，包括工地上的工棚，集体宿舍就是一个床位，至少你是安不了家，这是肯定的。47%是租住“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或城近郊区的农民住房，这就有99%了。在城镇拥有自有住房的农民工0.7%。所有农民工中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人还不到3%。现在农民的住房是这个状态，那么你想去解决它，当然各地都在呼吁，要让农民跟市民一样，具备了条件，农民工有稳定就业、稳定住所，稳定收入来源的，要想享受当地市民的同等待遇，购房、租房，但是你总得要有房子，那现在是这个状态，缺口相当大。

第三是社会保障问题。这几年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也在建，但是和城市的差距非常大。进了城的农民工他的社会保障是什么样。2011年基本状态，农民工加入了城镇养老保险的比例为16.4%，加入城镇医疗保险的为18.6%，加入工伤保险的为27%，加入失业保险的为9.4%，扯平了算不到20%，那么也就是缺口是80%。这个80%是多少钱，去年调查中专门对一个中部地区省会城市做了一个典型的调查，在这个城市的调查结果。因为中部是沿海最发达的，最发达的不知道要多高了，按照这个城市来测算，什么情况？一个农民工按照当时市政府的规定五金全交，那么这个农民工自己每月缴纳各种保险要166元一个月，而用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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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要交的是516元，那么两者合计起来一个月682元，一年就是8184元。刚才说比例就是20%，缺口是80%，这个8184缺口80%，6500多块钱。你算一下多少，我算了一下一年10500亿。一年是10500亿，多少年了？那么要交够15年，你才可以领养老的等等这些。你说要补齐，需要多少钱，大部分还没有。

那么第四个就是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这也是吵的不得了的，那么基本情况大家知道，我国现在算大数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1.5亿人，其中2500多万是城镇户籍，1.25亿多是农业户籍人口。那么现在基本状况怎么样呢？总理做的政府报告里，首次用了这个数。到去年年底教育部的统计，随农民工父母进城到城镇就读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有1260万。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到城近郊区那些学校，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大城市的区县去了解一下，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副区长头都要爆了。为什么呢？那个学校第一，百分之三、四十甚至接近一半的学生都是农民工子女。这些孩子原来的家长们很愤怒，他觉得我的孩子都跟农民工子女在一起，小学生们、初中生们也很不满意。因为来了那么多外地的，口音也不一样，习惯也不一样，他很不满意。更重要的是像北京、上海、深圳这样，这个区县一年盖十个、八个新的学校都供不上，来不及。所以好几个区县长跟我说这个事，我说还是要有点心胸有点眼光才行，他说怎么着呢？我说我现在告诉你，1亿2500万农村义务教育的孩子才来了十分之一，但是占了城镇孩子的一半，它2500万才来了1650万，那不是城里义务教育的学校里你可以看到，三分之一就是农民工子弟。所以你面对的问题非常紧迫，教育资源怎么配置，再来十分之一，加起来百分之二十的话，那么出来的人就跟你一样多，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现在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数量就一样多的。所以你整个涉及到，现在还老在讨论农村学校怎么布局怎么办，赶紧讨论城市怎么弄吧。而且这事你解决了，一点也逃不掉，马上就要讨论高中阶段怎么办，考大学怎么办？这些问题都在后头跟着。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我觉得我们的城镇化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有非常大的欠账。下一步还要继续推进，那么我们有经验也有教训，所以下一步面临的任务会更加艰巨，一手要持续推进城镇化，另一手必须把刚才说到那些该解决但没有解决好的事认认真真解决好。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要单纯去追求那个城镇化率。我坦率说一句，我觉得很多包括领导的讲话、专家的比较，我觉得很不科学。一弄就说发达国家城镇化率到了80%以上，我们才多少，空间很大。我觉得这有点盲人摸象，人家的口径和方法是什么你都没有搞清楚，怎么跟人家比。比到最后是赶上人家了，才知道人家根本不是那么算法的，那你最后怎么弄，对吧。所以一定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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