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讲义和习题

第三篇中共党史、党的方针和党的建设、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第一章“中共党史”

第一章 中共党史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

一、五四运动与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 1．五四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的协约国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上不顾与会国中国的请求，决定将德国战前在山东霸占的权益转交给日本，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北京十多所学校3000余名学生于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并火烧了曾参与同日本进行有关“二十一条”谈判的前外交次长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学生的爱国行动遭到北洋政府的镇压，但却迅速得到全国各界的支持。6月5日开始，上海、天津等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形成了波及全国22省100多个城市的，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参加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这场运动最终赢得了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亲日派卖国官僚职务和中国政府出席巴黎和会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签字的胜利结局。

2．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在不断壮大。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产业工人已达200余万人。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成为运动后期的主力军。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和领导阶级。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思潮蓬勃兴起。

1919年5月起，《晨报》副刊、《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广东《新中华报》等纷纷登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了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1920年初，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相继发表了《谈政治》、《马克思主义学说》等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并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

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和推动下，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也开始积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长沙主编《湘江评论》和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周恩来在天津主编《觉悟》和创办觉悟社、挥代英在武汉主办《武汉星期评论》和建立利群书社，都成为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一时形成了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为中心的新的思想运动，全国出现了几百种进步刊物和许多进步社团，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著作被翻译出版。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全译本在上海出版。

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论争。第一次是有关问题与主义，即是应当采用实用主义的渐进改良方法解决社会问题，还是应当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法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之争；第二次是有关社会主义，即在中国能否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和怎样实行社会主义之争；第三次是有关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即如何看待个人与团体、自由与秩序、革命与专政、平等与平均等问题的论争。通过论争，使先进分子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念和革命的方向，也使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别的界限，从而跨入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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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最早酝酿建党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1920年2月，李大钊在陪送陈独秀离京赴沪的途中，两人交换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并相约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进行筹建活动。4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维经斯基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讨论了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并具体帮助陈独秀等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随后，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等在广州，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张申府、周恩来等在法国，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经过共产主义小组的准备工作，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53名党员，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熹、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日本的周佛海和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也列席了会议。大会的中心任务是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大会还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决议，确定了党的中心任务是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熹、李达三人组成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的召开，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有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完全新式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三、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方针的制定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工作重点放到发展工人运动方面。1921年8月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自1922年初到1923年2月，全国发生上百次罢工，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这些罢工主要有苏兆征、林伟民领导的香港海员罢工；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邓中夏、罗章龙、邓培领导的开滦煤矿罢工；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中共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伟大力量和共产党员英勇坚决、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大大提高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政治威望。同时，斗争的实践也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强大的，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斗，而没有强大的同盟者，是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的。这种认识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投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1923年3月，由于“二七”大罢工失败的惨痛教训，党加快了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步伐。为了正式确定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问题。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建立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经过激烈的争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正式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以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制定，大大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它有利于党从工人运动失败的低潮中走出来，去开拓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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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 1．国民党改组与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自1922年9月起，孙中山组织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成立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国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会。1923年11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160多名代表中有20多名共产党员。这次大会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

(1）确定了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大会审议并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早在辛亥革命时期提出的三民主义作出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中强调了国家的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会后不久，孙中山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这一经过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也被称为“新三民主义”，它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纲领的若干原则是一致的，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

(2）事实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会议通过了允许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得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的章程条文；决定大力吸收工农分子加人国民党，积极开展农工运动，扶助工农革命团体的发展。

(3）按照国共合作的精神选举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在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10人分别担任了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占全体委员人数的1/4。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和随后兴起的国民革命的领导者。

2．北伐战争与工农运动的高涨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北伐军分为西、中、东三路。西路军先头部队于5月起即进军湖南，8月下旬在汀泅桥、贺胜桥大战中歼灭吴佩孚主力，10月10日攻克武昌。其间，叶挺独立团作为先头部队的一部分和首登武昌城头的部队，建立了重大功勋，该团所属第四军被誉为“铁军”。中路军于9月进军江西，攻占南昌不久复失守；11月上旬在南得路一带歼灭孙传芳主力，占九江、南昌。东路军于10月上旬出击，一举攻占福建各地。与此同时，受到奉直军阀压迫的冯玉祥在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帮助下，于1926年9月率国民军在五原誓师，加人国民革命军，n月下旬占领西安。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下令定都武汉。此后，北伐军继续推进，西路进入豫南对奉军作战；中路和东路于3月下旬进占上海、南京。至此，北伐战争取得了前一阶段的重大胜利。

北伐的胜利进军推动了全国范围反帝斗争和工农运动的高涨。1927年1月，汉口和九江发生了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从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从1926年秋到1927年春，两湖和江西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由共产党员担任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从1924年7月到1926年9月举办过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干部。各地农会领导农民向封建地主和土豪劣绅开展减租减息、清算罚款斗争，有力打击了农村的封建势力，显示了农民的伟大革命力量。

3，大革命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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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国民革命的形势发生变化。帝国主义者为了维护在华利益，加紧干涉中国革命，并且相继发生了英国军舰炮击北伐军和民众，造成1000余人伤亡的“万县惨案”和英美军舰炮击南京，造成2000余人伤亡的“南京惨案”。蒋介石一面争取帝国主义势力的理解和支持，一面违背国民党中央决议，要求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改迁南昌，挑起“迁都之争”，同时，加紧反共和破坏工农运动，进而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政变，袭击工人纠察队，镇压游行工人，并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了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的“国民政府”，公开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与此同时，陈独秀等人继续对反共势力实行妥协。1926年12月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提出，使统一战线面临破裂的主要危险是民众运动日益向“左”和国民党军事领袖日益向右，主张大力扶助汪精卫，同时推动蒋介石“左”转和纠正共产党及民众运动的“左”倾。这些主张表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已经形成。1927年4月27日到5月9日，中共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仍选举他担任中央总书记，而且未能针对挽救革命的一系列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1927年5月13日、21日，武汉政府区域内相继发生夏斗寅、许克祥叛变。6月，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的冯玉祥先后在郑州和徐州分别和汪精卫、蒋介石讨论蒋汪合作，共同反共。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与共产党决裂。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民党虽然后来继续北伐，但是，它投靠帝国主义，成为新军阀，建立专制政府。因此，革命终归失败。

革命失败的原因是：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力量。②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③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犯有若干脱离实际的错误。

革命虽然失败了，仍具有重大意义：它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了远比辛亥革命深刻得多、坚决得多的勇猛冲击；它大大唤起了中国人民的革命觉悟，把近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年轻的中共党人在革命中站在斗争最前列，不怕牺牲，英勇拼搏，成为开拓中国革命新局面的主要力量。

二、八七会议与土地革命的兴起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着重批评和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消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这对扭转党内的悲观情绪和思想混乱、整顿党的组织有重要作用；毛泽东等人在会上就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做了发言，毛泽东明确提出党在“今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根据新的形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等省份发动农民秋收起义。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等重要文件，选举了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为党和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开始实现中国革命向新的发展阶段的转变。会议的不足之处，主要是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没有注意防止已经开始滋长的“左”倾情绪。 从八七会议到六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分别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多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开端，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但起义军退出南昌后，转战两个月，最终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广州起义仅坚持三天，亦被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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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义在毛泽东领导下，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将部队转移到井冈山，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三、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创立

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由于受到坚持“城市中心论”的“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结果遭到强大敌人的围攻，受到重大损失和失败。其中只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攻打浏阳等县城受挫后，改变了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主动转移到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在那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

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受到党内外有“左”右倾思想的人的反对和怀疑。为了回答种种疑问，从1928年10月开始，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1936年一1939年，毛泽东通过进一步总结经验，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完善了这一道路理论。

毛泽东在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中，首先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其可能性是：中国是一个被许多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有一些受大革命影响、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全国革命形势是继续向前发展的；有相当数量的正式红军存在；有党的正确领导。其必要性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外无独立，内无民主，只有进行武装斗争，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反动统治力量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广大农村是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其次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即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主要阵地，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也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朱德、周恩来等都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条道路理论的形成，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四、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与挫折

从1928年一1930年，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其它各地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也迅速得到扩大。到193。年底，红军发展到10万人，建立了大小15块革命根据地。这就成了蒋介石的心腹之患。从193。年12月到1931年4月、7月，蒋介石先后调集了10万、20万、30万兵力，进行了对以井冈山中央革命根据地为重点的三次军事“围剿”。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指挥下，红军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作战方针，并逐渐形成了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先后共消灭敌人7万多人，取得了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1933年2月，蒋介石又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采取了毛泽东制定的红军的正确的作战原则，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1933年9月，蒋介石再次调集50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在这之前，中共临时中央已由上海迁到瑞金，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在政治上缺乏实际斗争经验，不注重研究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只知道照抄照搬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革命的某些经验；在军事上，他们根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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