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本位建设

“中国本位文化论”之重提与新诠

----纪念《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70周年 王达三

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位知名教授联合署名在《文化建设》杂志第1卷第4期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至今已有整整70年。

这个宣言也称“十教授宣言”，或“三五宣言”，或“一十宣言”，文章很是短小。但是，正是这个短小的宣言，引发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场关于“中国文化出路到底是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以下简称“中国文化出路”）的大论战，仅高峰论战期就持续一年有半，余声则延续至20世纪四十年代末，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中西文化比较和鉴选的最后一次，也 是最集中的一次大讨论。

然而，就是如此重要的一个文化宣言，在其发表70周年之际，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竟然寂落无声，没有任何形式的纪念与反思。这不但令人遗憾，也令人值得玩味。我于之有所不忍，乃撰写此文以示纪念，并大声向疾呼：目前中国尤是迫切需要重提和新诠“中国本位文化论”，并以之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方向。

甲部：背景与主张

一、“十教授宣言”之基本背景

在“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之前，中国思想文化界已经围绕由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1920年）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所提出的“西方文明破产”和“回归中国文化”的问题，而爆发了一场同样也是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关于“东西文化观”的大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由于力主中国文化路向的一派与力主西方文化路向的一派在人数以及论战能力上的相差悬殊，特别是由于后者善于把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诸多不如意归咎于中国文化头上，所以从总体上来看，力主中国文化路向的一派呈相对的弱势地位。

“东西文化观”的大论战，主要还是就东西文化进行是非优劣的比较，而“中国文化出路”的大论战则是直接承继这种比较之结果，亦即是西方文化派相对胜出并占据了相当的话语霸权之后，明确提出了全盘西化的理论主张，而引发的一场不仅仅是中西文化优劣比较，更是一场直接关涉到中国文化路向选择和中国文化建设战略实施的辩论。因此，前后两者紧密相关连，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新高潮。

“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的始作俑者并非像后人所了解的那样，是“十教授宣言”，而是由全盘西化论者首先挑起。1929年，在“东西文化观”大论战中出尽风头的胡适在《中国基督教年鉴》上发表《文化的冲突》一文，提出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抗拒；第二种态度是全盘接受；第三种态度是有选择性的采纳。”他武断地宣称，中国已经没有人再坚持“抗拒”的态度。他说：“日本毫不犹豫的接受了西方文明，结果使日本的再生取得成功。”因此，“让我们希望中国也可能象日本那样实现文化复兴。

让我们现在着手去做日本在五六十年前着手做的事情吧。”尽管胡氏没有明确点出要全盘西化，但实际上是已经打出了全盘西化的旗子。这一点，胡氏在1935年3月发表于《独立评论》第142号上的《编辑后记》中予以明确承认：“我前几年曾在上海出版的

Christian Yearbook里发表过一篇The Culture Conflict in China——手头无此册，记不得是哪一年的年鉴了。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论的不可能。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非但如此，他还对当时的吴景超、陈序经等人说他是“文化折衷派”而不是“全盘西化派”表示了失望和不满。但是，由于这篇文章，以及批评胡适全盘西化论调的潘光旦的文章，都是用英文撰写的，传播范围不是很广，故而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太大注意。

陈序经说胡适是“文化折衷派”是有其理由的。陈氏1933年12月29日在中山大学发表了《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他也认为，中国文化建设的路向有三派：“（一）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二）折衷派——提倡调和办法中西合璧的。（三）西洋派——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他说：“兄弟是特别主张第三派的，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请注意，陈氏在这里提出的是中国文化不但要全盘西化，而且是还要彻底西化。陈氏和胡氏的区别正是在这里。因为胡氏始终认为：“文化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编辑后记》）换句话说，胡氏是把全盘西化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仍然是要实现中国本位的文化。陈氏则不但把全盘西化看作是手段，还把彻底西化看作是必须的、必然的理想结果。

陈序经在中山大学的演讲稿发表于1934年1月15日的《民国日报》上，并由此揭开了“中国文化出路”大辩论的序幕。但1934年上半年的辩论，规模还不是很大，而且其问题意识和思想深度之交锋也比较浅显。比如，千家驹写有《略论陈序经博士研究中国文化出路之比较方法》一文批评陈氏的全盘西化论；穆超写有《中国文化“全盘西化论”可以行得通吗？》、《再论“全盘西化”》两文，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同情，主张中西调和，反对全盘西化。与此同时，则有冯思荣写有《关于全盘西化论的比较方法》、吕学海写有《再释“全盘西化”》等文章来论证和支持全盘西化。这些文章都不长，大部分发表于《民国日报》上，影响也不是很大。

1934年下半年陈序经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该书是陈氏在1929年留学德国期间写就的长文《东西文化观》和中山大学演讲稿《中国文化之出路》的基础之上修改充实而完成的。在《代序》中，陈氏表示自己是顺着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思考方式来分析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只不过是他与梁氏的结论与主张截然相反而已——“东西文化观”论战和“中国文化出路”论战之间的承继转换关系由此可见一斑。陈氏在书中重申其在中山大学演讲时提出的中国文化建设的三个派别。他从中国近代史上“中体西用”（陈氏认为其是折衷派）失败的事例出发否定了“中体西用”的可行性，认为对中西文化采用“精神文化/物质文化”、“静的文化/动的文化”、“人的文化/物的文化”的二元对立的划分法是不当的，因为在他看来两者之间存在着通融一体因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换而言之，陈氏否定了中西文化调和折衷的可能性。

陈氏同时也否定了复古办法的可行性，并认为中国人根深蒂固、久长深远的复古思想和保守倾向延缓迟阻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并直接造成了中国文化和现实的落后。因此，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实现中国文化的全盘西化。他认为，这不但能从近代以来中国人在态度上有一个从“中体西用”到“西体中用”再到“全盘西化”缓慢转变的过程上得到证明，也能从近代以来中国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逐渐全盘西化的事实上得到证明。特别是，陈氏还认为：“（1）欧洲近代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2）西洋的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它是现世的趋势。”即是说，因为中国文化“陈旧落后”，而西洋文化“先进强大”，中国文化就必须要抛弃，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不二法门即是全盘西化，否则中国文化不但不能生存下来，而且是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

陈氏一书，是一通盘整体而又深入细致的文化思考与理论表述，可以说是在“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中起着类似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东西文化观”大论战中的导火索的作用，因此能造成特别的轰动，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巨大反响，特别是引起了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和“温情与敬意”（钱穆语）的学者的强烈反弹。“十教授宣言”即是这种反弹的代表性的立场与表述，并成为“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真正开始的标志性事件。不难看出，“东西文化观”大论战是由中国文化派宣布西方文明破产和回归中国文化而引发，而“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则是由西方文化派首先挑战中国文化而引发。

必须说明的是，以上描述仅仅是“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在思想文化场域的背景，或说是导致论战的直接因素。在现实层面，山河破碎、国事陵夷、内忧外患、民生困顿、政治腐败等因素则是触动“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的深层次原因。换句话说，这场论战的参与者都是怀着为中国找一条新的文化之路以拯救国家民族的危局的用心和情怀而参与其中的。

二、“十教授宣言”之基本主张

“十教授宣言”于1935年1月发表之后。受到了西化论者的强烈批评，因此王新命等十教授又于同年5月10日在《文化建设》第1卷第8期上发表《我们的总答复》一文，算是对全盘西化论者的批评的反批评，以及对宣言内容的补充说明。此外，王新命本人还单独曾于同年4月3日出版的《晨报》上撰有《全盘西化论的错误》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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