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魏晋南北朝的人名文化意蕴分析

试论魏晋南北朝的人名文化意蕴

摘要：人名从表层形态来看，它是一种语言现象。但从深层实质上看它又是一种文化现象。人名是文化的一种镜像和载体，它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特有的审美情趣、风俗时尚、伦理道德、宗法制度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门阀制度兴起、南北民族融合，儒、佛、道等多元文化激荡、交相辉映的特殊历史时期。本文希望通过对魏晋南北朝人名特点的分析来考察负载在其上面的特定宗教文化内涵。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名字 宗教 文化 士族

人名无可否认是一种语言现象。因为任何人名都是由语言文字这个物质材料表现出来的。但如果通过其语言文字表象挖掘的话，人名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的现象。人名与文化共生。当人名在民族历史、经济生活、心理状态等稳定的共同体中出现时，人名就成为了民族文化最典型的表征。它能形象地反映出一个时代特有的社会思想、信仰、习俗、道德观、价值观、文化心理及美学观念。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士族文化兴盛、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特殊的历史时期。战乱频繁造成的剧烈的人口流动不仅产生了新的文化因素，而且完成了传统文化的重新分野。儒、佛、道等多元文化激荡、冲突、融合，互相吸纳而逐步走向统一。乱世喧嚣的历史表象背后，这种呈现在文化上的融合、改造、再生，却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都要神速。与此同时，东晋之后大批北方的士族为躲避战乱而南渡定居，南方因此人文荟萃。士族文化如火如荼。世袭士族更是为了表其世代豪俊的非凡身份相互攀比、相互标榜。所有这一些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聚焦在魏晋南北朝人

名上就使它流溢出了别样璀璨的光彩！

一．魏晋南北朝人名与儒家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分裂的年代。战乱频仍，社会极度不安定，中国思想文化格局趋于复杂化，儒学逐渐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即使如此,人们崇尚儒学之心不灭，儒学已经深入人心。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所以《南史》《北史》中俱列有《儒林传》，封建儒家思想仍大行其道。

儒家文化逐渐形成以“仁”为特点的文化结构形态。即把客观伦理化后作为识知对象，以探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伦理和谐为目的。人的价值通过“内省”表现，讲究社会性、重内省。在这样的民族文化背景下，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往往是含蓄朴实，中庸节制，谦恭有礼，讲求温柔敦厚，含而不露，以谦和、深沉为美。封建伦理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和五教“父义、田慈、兄友、弟恭、子孝”还普遍被人们所遵从。所以这一时期见于正史上的人名用儒家字样者仍为时尚，名字中流溢出浓烈的封建儒家礼教色彩。常用的字如仁、义、礼、智、信、忠、孝、诚、敬、温、良、恭、俭、让等等。《魏书·和其奴传》：“太安元年，诏群臣议立皇太子名。其奴与司徒丽等以为宜以德命名，帝从之。”（993页）从这里就反映出了君臣命名的意向，体现了儒教中君主应以德治天下的主张。君主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南朝就有任忠、孙谦、殷景仁、赵知礼等。北朝就有庾信、张景仁、吕思礼、王仁荣、马敬德等。名如此，字亦然。晋周觊字伯仁、潘岳字安仁、庾统字长

仁、王修字敬仁。南朝有谢裕字景仁、孔靖字季恭等，其他还有崔亮字敬儒、房晖远字崇儒、明克让字弘道等。从这些人名的选词用字当中就可窥见封建儒家礼教色彩浓郁。与政治上、观念上提倡仁义道德，崇尚礼乐忠恕相应，儒家思想还十分讲究行为上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人们常利用名与字并存的特点，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折中，以求中庸与和谐。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兴起，“九品中正”的门阀制度大为兴盛。但在当时的学术界，士人还都是以儒家思想作为立身之本，无论是求学入仕还是隐居田园，他们的心灵里都充满了对三纲五常的追求。与此同时，强调封建伦理、封建次序的等级观念更是被士族强调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他们不仅以其姓氏、地望、门第、宗谱竞相标榜，更藉以名字炫耀其世代豪俊的非凡身份。姓氏名字于是有了明显的高低贵贱之分。曹操曾作《家传》自称为曹叔振铎之后，而曹植的《武帝诔》则将曹姓追溯为姬姓之后。到了魏明帝曹睿时，曹姓的始祖又附会为虞舜了。祖孙三代，都竞相把他们的始祖层层升级，以显示其贵姓望祖。此外，北魏孝文帝元宏也规定“元、长孙、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十姓为最高贵，又定“卢、崔、郑、王”四姓为海内大姓，这些高贵姓的身份是其他姓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士族由此甚至自持族望，耻与他人为婚。除姓外，士族也喜欢在名字中用一些标榜自己身份的字，以显示其贵族化。如“士”“彦”等。这些字被认为是贵族的标志，与其他字有明显的等级区别。下层普通知识分子由于仰慕士族豪门的富贵荣耀，也喜欢用这

些士族所垂青的字。如陆澄字彦渊、范云字彦龙、刘绘字士章、刘勰字彦和、张率字士简、刘杳字士深、阮孝绪字士宗、萧诞字彦伟、沈穆字彦和、优挺字士标等。

此外儒家文化特讲究“为尊者讳”的礼教规范。避讳是我国人名系统中特有的文化现象。避讳制度作为一种特有的人名现象要求十分严格。避讳是中国古代人名文化的政治烙印。避讳往往指避国讳。所谓“避国讳”，是指对当朝国君，包括国君之祖、父及皇太子所使用的取名用字，所有人等一律回避，不得再使用于人名；已经取定的名字若与新君名同，必须按例更改他名，不得雷同。例如《南史·薛安都传附从子深传》：“深，安都从子也。本名道深，避齐高帝偏讳改焉。”（1023页）最初，避国讳，并不涉及姓氏的改易，但在后来的极端发展中，开始出现因避国君名讳而改易姓氏的现象。避讳内容除避国讳外还有其他内容。如对圣人避“圣讳”，对祖辈要避“家讳”等。

二·魏晋南北朝人名与佛教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佛教文化东渐。佛教文化本来自印度，自两汉之际以宗教渗透的形式传入的。到南北朝时期，佛教进入独立发展阶段。同“五胡乱华”那样暴力征服所引起的强烈文化冲突不一样，佛教文化与汉族文化的融合是比较平和的。因为佛教注意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所以很快被朝野人士所接受。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相当兴盛，东晋皇帝、皇后信佛的就很多，南朝上层亦多信佛。这一时期人的名字也从一个侧面清楚反映了这一

点。

魏晋南北朝佛教盛行，取佛僧名成了时髦。一时间，僧佑、僧护、僧智、梵童、摩诃之名比比皆是。据正史载，南北朝带僧字的名有122人，昙者39人，佛者24人。《魏书·儒林传·孙惠蔚》：“先单名蔚，正始中，侍讲禁内，夜论佛经，有惬帝旨，诏使加“惠”，号惠蔚法师焉。”（1854页）加“惠”后名字就有了佛教义。“惠”和“慧”二字早已成了当时僧人的常用字了。晋代高僧释道安有两个弟子叫释慧远，释惠持。梁代撰《高僧传》的作者叫释慧皎。北朝有惠觉、惠纪、惠度。“昙花一现”语出自佛经，与佛及僧为佛教徒所谓三宝。所以“昙”也成了当时僧徒取名的一个常用字。梁《高僧传》录有释昙智、昙凭、昙辩、昙念、昙干、昙进等。北魏有沙门昙曜。除此外不出家的信徒中也染上了这个风气，如宋有沈昙庆、王昙首、王昙生、孙昙罐、费昙，梁有滕昙恭、刘昙静，陈有南康王昙朗、熊昙朗。北方则魏有李平字昙定，薛野睹的四个孙子叫昙庆、昙宝、昙尚、昙珍。僧是僧伽之略，以僧取名此时也多见。取“僧”名的人不一定都出家，但从中可表现出一种宗教时尚。北朝人有用僧伽为全名的。北齐有魏僧伽、相里僧伽、郝连僧伽。至于用僧字而配上另一字作名字的，南北朝都很多，尤以南方为甚。如南朝有王僧达、戴僧静、公孙僧远、吕僧珍、王僧儒、元法僧、王僧辩、王僧绰、王僧虔。北朝有张僧皓。字用僧字的，北朝有高和璧字僧寺、杨辩字僧达、慕容升字僧度、辛琛字僧贵、高聪和字僧智、朱惠和字僧生、赵善和字僧庆等。甚至女性中也有取僧名的，如谢尚长女名僧要、次女名僧韶。魏晋南北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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