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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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浅析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引 言

“金庸热”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奇异的文学现象,它不仅拥有数目极为众多的读者,而且持续时间长、覆盖地域广、读者文化跨度大。究其原因,正是从博大精深、纷繁复杂的古代文化中提炼出来的,根深蒂固地植根于中国的广大民众的心灵结构之中的一种文化精神——“侠义观”,它促成了“金庸热”的产生和持续。

“作为一个人,他是一个杰出优秀的人;作为一个学者,他是一个一流的学者;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2005年初,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著名文艺学家徐岱教授对其做出这番评论。毋庸置疑,就作家而言,金庸确实创造了一个几乎是无法超越的文学现象。从1955到1972年间共创作了12部长篇、2个中篇,为全世界的华人开创了一个奇妙的武侠天国。可以说,有华人处即有金庸武侠小说。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重信然诺,不变节,不趋势,坚守人格,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追求自由人格、自由生命构成了侠义观的基本内涵,这也正是这些侠客为读者所喜爱的原因。

一、中国武侠文化与“侠义精神”

武侠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渗透到了每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的支撑部分。从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到今天,我们的民族对这一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执着的偏爱。金庸是中国武侠小说的大师,他开创了继晚清第一次武侠小说高峰以后,又一个武侠小说的高峰时代,金庸的武侠小说比较全面的展示了中国的武侠文化,把武侠小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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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

(一)武侠小说概述

武侠小说是中国通俗文学传统流裔之一,它从形式到内容都与中华文化血肉相连。它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文学样式,自唐传奇始一直绵延至今,特别是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的出现使这种古老的文学体裁获得了新生。“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是1915年林琴南才首次提出的,而在明清之际多称为“侠义小说”、“侠情小说”、“侠勇小说”、“任侠小说”,可见这种文类的小说其重点是一个“侠”字。只不过古代的侠士都是些身怀武功的人物,写他们就不能不写他们的“武功”,因而称为“武侠小说”。

可以这样说,“武”之于“侠”就像“毛”之于“皮”,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无“侠”之“武”又有何价值可言?武侠小说大家梁羽生曾在《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一文中说道:“武侠小说,有武有侠。我以为,武是一种手段,侠是一种目的。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达到侠义的目的。所以,侠是重要的,武是次要的。”①无疑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武侠小说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衰,不是“武”的功劳,而恰恰是“侠”的魅力不减。

时至今日,人们已经告别了拳脚刀剑打天下的年代,任你一身武艺也抵挡不了一颗子弹,“武”已失去了其神奇的一面,为什么今天的读者还喜读武侠小说呢?除了消遣和娱乐外,其中“一身正气,豪气干云,替天行道,扶弱锄强”的侠风侠行仍然能温暖当代人的心灵。

(二)武侠小说中的“侠”和“义”

在中国文学史上,《史记?游侠列传》开侠义文学之先河,曹植《白马篇》奠定了侠义文学的基调。初盛唐时期,骆宾王、陈子昂、王维、李白等一大批诗人,任侠狂歌,从军报国,创作了大量游侠诗、边塞诗,形成了侠义文学的第一个高峰。宋元明的话本、小说中,游侠形象再度活跃,并出现了《水浒传》这样的巨著,是为侠义文学的第二个高峰。金庸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光彩熠熠的侠义英雄形象,拓展了侠义精神的内涵,提升了侠义精神的思想境

梁羽生:《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新加坡写作人协会演讲论文,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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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成为侠义文学的第三个高峰。

1.武侠小说中的“侠”

金庸的小说侧重于一个“侠”字,所以就不得不先提及金庸笔下几个脍炙人口的主角,他们往往都是从乱世之中成就侠名的英雄,或是在列强蜂起,武林大乱,民不聊生,外患内忧不断的两宋,或是在时局跌宕,各地为王的明清之交,因而诞生了萧峰、郭靖、杨过、张无忌、袁承志、令狐冲等等历经风雨后终成伟名的侠士,所以把《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等列为金庸最具盛名的代表作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几部小说中的主角已经突破了旧武侠小说中传统侠客的作用,即不仅限于行侠仗义,更是要进一步为国家与民族而出生入死,退一步为了天下苍生而奋不顾身,这也是儒教伦理所规定的侠之大者素有的风范,不知不觉中,这样具有一定限制的儒教伦理已经成为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精神龙骨,撑起了金庸笔下庞大的武林社会和政治王朝。

尽管各家各派对“侠”的看法不一,但总括起来莫过于“见义勇为”。《辞海》里称“侠”是“扶弱锄强,见义勇为的人”,《辞源》里称“侠”是“打抱不平,见义勇为的人”。由此可见侠士们应该是一见到这个“义”字即使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再所不辞,无怨无悔。正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对少林老方丈天虹所说:“救人危难,奋不顾身,虽受牵累,终无所悔。”武侠小说家们在创作小说中的侠士时也是以“义”为要的。金庸在北京大学第二次讲演中所说:“我以为侠的定义可以说是‘奋不顾身,拔刀相助’这八个字,侠士主持正义,打抱不平。”金庸还在为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一书写的序里说:“在武侠世界中,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为先’。仁是对大众的疾苦怨屈充分关怀,义是竭尽全力做份所当为之事。引申出去便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②

2. 武侠小说中的“义”

“义”是兼容各家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它不仅是金庸小说中侠的灵魂,也沉淀在作品普通人及一些反面人物的心灵深处。金庸在其一系列作品中大

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香港明窗出版社,1995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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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揄扬的定义“义”,与人民利益,社会公正连在一起,也与“正义”,“情义”紧密相连,故与“江湖义气”有本质的区别。

严家炎教授在《豪气干云铸侠魂一一说金庸笔下的“义”》一文中认为:“金庸小说所写的‘义’,并不是无原则的哥儿们义气,而是与‘正义’相联系,或者以‘正义’为基础的。这是金庸小说区别于旧武侠小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③ 金庸小说中的侠士形象正是以这样的正义之义为基础来塑造的,郭靖、乔峰这样的为国为民的大侠大义自然不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为面子所动、不为美色所惑的胡斐更是侠肝义胆;至于红花会十四侠、武当七侠之间兄弟般的拳拳之义,胡一刀与苗人凤之间英雄相惜的朋友之情义同样地感人至深。周仲英大义灭亲,杀掉了自己出卖朋友的儿子,刘正风宁可全家遭灭门也义不出卖知己曲洋,有谁能不为之动容呢?至情至性的杨过虽然有过为报父仇要杀郭靖的想法,但当他了解到父亲的为人之后立即放弃了杀郭靖的不义之举,历经磨难,最终与郭靖夫妇死战襄阳,成为为国为民的一代大侠。令狐冲虽然行为放浪,但他明知自己不是田伯光的对手也要舍生取义誓死以救仪琳师妹。这种侠行义举不但读者被感动了,就连身有污行但却很讲义气的田伯光也被感动了。甚至连小奸小猾有小流氓气的韦小宝金庸还是让他坚守了一条原则,那就是讲义气。

3. “侠”与“义”的结合

儒家与墨家,两者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随着“义”与“侠”的结合,情操”中的“义”已经与原初儒、墨、法对义的伦理阐释有了较大的扩充和发展。虽然,侠义之义不可或免地带有一定的具有私人性和小集团性质的江湖义气,但也不可否认侠义之义较多地体现了正义之义。弗里德里希·包尔生在《伦理学体系》一书中把正义义务的总的准则表述为:“只要力所能及,就自己不要做、也不让其他人去做不公正的事。”④他还把正义的义务看成是一种双重准则:消极的方面是,正直公正,不去作恶;积极的方面是主动去制止非正义。而中国的侠士们济危扶困、疾恶如仇、路见

③④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34页。 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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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拔刀相助不正体现了这种正义的准则吗?

二、金庸小说中“侠”的浅析及所体现的“义”

一切文学都是人学,所以文学作品中真正感人的东西往往不是别的什么而恰恰是其中的人物形象,当然武侠小说也不例外。金庸曾经说过:“武侠小说的故事不免有过分的离奇和巧合。我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人的性格总应当是可能的。”⑤不错,正是那些性格丰满、有血有肉、各种各样的侠客形象吸引着我们沉醉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之中。一提起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郭靖无人不肃然起敬,一想起豪气干云的乔峰哪个不热血沸腾,至情至性的杨过、潇洒自由的令狐冲、疾恶如仇的胡斐、滑头聪明的小宝,闭目一思,如在眼前。金庸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许许多多的侠士形象,尽管遭遇不同、性格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一个“义”字当头。金庸小说围绕着这个“义”字写下了许许多多感天动地的人物、故事和场面,他的小说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这个“义”字。正如严家炎教授在《豪气干云铸侠魂一一说金庸笔下的“义”》一文中所说:“‘义’是中国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⑥

(一)侠的个人修养

金庸小说中的大侠不仅武艺超群,在个人修养方面他们也是卓尔不凡,比如乔峰的宽容、老顽童的童心、小龙女的纯真,这些也正是我们当今社会所欠缺的,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物质化,而精神方面的修养却越来越差,与书中的大侠们相比真是惭愧。 1.乔峰的宽容

《天龙八部》第十五章“杏子林中商略平生义”中,宋奚陈吴四长老率众叛帮,欲废去乔峰的丐帮帮主之位,失败被擒后按帮规当被处死,此时乔

⑤⑥

金庸:《神雕侠侣》,广州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56页。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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