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文革”时期的“青年思想村落” ： 见证思想解放之路

摘 要：每一代青年都有表现其精神风貌的标志物。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 不仅有应当反省的狂热迷失，也有在反思中挣脱思想束缚，走向独立思考、追 求思想解放的艰难历程。“文革”群众运动退潮之后，青年人学习和探讨的群

体—— — “思想村落”承载了这一转变，见证了一代人走向思想解放的脚步。本文 依据口述资料，考察青年思想村落的社会环境、活动方式及思想特征。 关键词：思想村落；“文革” ；知识青年；思想解放 一、生长于夹缝之中： 思想村落及其社会政治环境

青年思想村落指“文革”时期那些志同道合的青

年人自发地形成的读书和交流思想的朋友圈子，当时 并无专门的名称，有些被戏称为“沙龙”。1995 年， 朱学勤 《 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文称其为“民间思想 村落”、“精神飞地”。由此“思想村落”一词作为对 此类群体和活动的概括，流行开来。

朱学勤以亲身经历勾勒了思想村落的演进过程： 1967 年开始有学生淡出运动，转向读书与思考； 1968 年，独立的思想探索群体在群众运动退潮之际 初现雏形；此后，思想村落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成型， 分散于农村与城镇，延续数年。 朱学勤回忆道：“中学毕业后，选择插队落户地

点，我拒绝与同年龄的同学同行，一个人选择了没有 国家分配名额的河南省兰考县，原因之一，就是因为 当时已经有九个上海重点中学的高中生自愿组成了一 个集体户，在那里开辟了一个边劳动边读书的生活氛 围。1 972 年进工厂，这群人和另外一个更富思想气 息的集体户汇拢在一起，一锅端，被端到三百里外的 另一个县城，于是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精神小气 候，用我后来的体悟，是出现了一个从都市移植到山 沟的‘精神飞地’ ，或可称‘民间思想村落’ ：一群中 学生在下班之后，过着一种既贫困又奢侈的思辨生 活，既与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极不相称，也与周围 那种小县城氛围极不协调；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 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 些问题，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被他 们吵醒的工友邻舍，时常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这群 白天还在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 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学、哲学、政治学，争论那样大 而无当的问题？［1］ ”

被讥讽为“二流社”的北京中学生群体，可以说

是思想村落的雏形案例。曾经参与其活动的魏光奇回 □ 印红标

摘 要：每一代青年都有表现其精神风貌的标志物。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 不仅有应当反省的狂热迷失，也有在反思中挣脱思想束缚，走向独立思考、追 求思想解放的艰难历程。“文革”群众运动退潮之后，青年人学习和探讨的群

体—— — “思想村落”承载了这一转变，见证了一代人走向思想解放的脚步。本文 依据口述资料，考察青年思想村落的社会环境、活动方式及思想特征。 关键词：思想村落；“文革” ；知识青年；思想解放 研究综述 Yan Jiu Zong Shu 84中国青年研究→03/ 2010 研究综述 Yan Jiu Zong Shu

忆：1 968 年，一些政治失意的老红卫兵已经视“文 化大革命”为斯大林对干部“大清洗”的翻版。与之 对立的“四三派”则试图论证“文化大革命”反对 “特权”的意义。对“文化大革命”的独特解释，激 发了一些青年的理论兴趣。“二流社”是北京中学生 以读书和探讨维系的沙龙，当时影响较大。它的形成 不晚于 1 968 年夏天，以“四三派”学生为主体，关 系松散，经常参加活动的有 1 01 中等多所学校的学 生。“二流社”的活动内容是讨论各种问题，如“新 二月逆流”、工宣队进驻清华、毛泽东与五大学生领 袖谈话等等，有时也讨论理论问题。他们曾计划分工 进行理论研究，但不久大家都去插队，没有落实 ［2］ 。

青年思想村落最大的特点是具有中国社会里罕 见的自发性和独立性。这些朋友圈子由民间自发形 成，主要活动是读书和讨论，区别于在领袖指挥下 进行政治运动的红卫兵，也不同于官办的写作组或 学习班。它们游离于官方组织体系之外，不拘形式， 聚散自由，如果不遭官方干预，会随参与者的意愿 而自生自灭。

青年思想活动涉及领域广泛，各个“村落”的偏

好有别。据现有资料，除了社会政治之外，有热衷文 学的，如孕育了朦胧诗派的白洋淀文学青年群体，还 有热衷哲学、美术、甚至数学的小群体［3］［4］［5］ 。不少

思想村落的志趣是文学、政治、社会兼而有之。关注 社会政治的思想村落的思想倾向多样，从学习马列主 义、毛泽东继续革命思想，到对社会政治的批判，其 思想的深度也因人而异。

思想村落生存于社会和政治的边缘、思想监管的

末梢。领导部门的思想管控，偏重于知识分子和干部 集中的学校、机关、研究部门以及干校，而农村及社 会底层一向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地带。一般工农识 字不多，鲜见滋生独立政治意识。然而，“文革”把 那些带着社会责任感、政治热情和理论兴趣，并且在

群众运动中增长了政治阅历的青年送到基层，在远离 文化中心的地方出现了思想独立的村落。农村没有专 职政治工作干部，基层干部的文化水平不高，见识有 限，茫然于知识青年的高谈阔论。工厂对青年工人 8 小时工作之外的活动，通常不多过问。冬季农闲和春 节前后各地知青回城探亲的时候，是思想交流的黄金 时节，也是各种“沙龙”活跃的时候。思想村落多出 现在农村和工矿，而在保持军事化和政治工作传统的 生产建设兵团以及由生产建设兵团改制的国营农场， 由于实行集中劳动、集中住宿的制度，思想活动的自 由空间十分有限，思想村落难以生存。

不论在什么地方，越出官方轨道的思想活动，一 旦被发现，就会遭到批判、关押乃至杀身之祸。因 此，凡涉及阅读“禁书” ，探讨与官方报刊相左的观 点，都不得不十分谨慎，都要躲避官方的耳目。追求 独立思考的思想村落往往保持与官方的距离，不事声 张，处于秘密或者半公开的状态。尽管如此，仍然不 断有思想村落遭到查禁。

北京的徐浩渊沙龙在小范围里颇有名气。徐浩渊

在“文革”之初是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中学生，干 部子女，曾是老红卫兵派的思想型人物。从 1 967 年 起，徐浩渊的家里经常聚集起一些青年人，阅读政治 理论、文学和艺术书籍，议论时政，研讨理论，品评 文学，交流诗作，欣赏音乐和美术，俨然一个思想和 文化沙龙。徐浩渊沙龙搜罗到了很多内部出版的政治 理论、哲学和文学译著，这在当时极具吸引力。这个

沙龙从1 967年时断时续活动到大约1 974年被查禁［ 6］ 。

上海青年的小东楼沙龙受北京徐浩渊沙龙影响，

情况与之类似，得名于其活动地点—— —沙龙核心人物 孙恒志的家—— —小东楼。孙恒志在“文革”开始时是 上海中学的高中学生，干部子女。他的母亲在运动中 被迫害致死。1 967 年底，孙恒志到北京结识了徐浩 渊、骆小海等思想型的老红卫兵人物，与他们进行了 比较深入的交谈，涉及马列主义、“文化大革命”等 问题，阅读了 《 法国大革命史》、 《 斯大林时代》、苏 联人编写的 《政治经济学》 等著作。1 968 年返回上 海以后，孙恒志经常在自己的家里邀朋友聚会，形成 一个思想和文化沙龙，成员中有多位被打倒被批判的 原上海市领导人的子女。小东楼沙龙在 1 970 年被指 控为“反革命黑窝” ，先后有30多人被抓［7］ 。

宁夏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案是因思想探索而惨遭镇

压的典型案例。1 969年 1 1 月，1 3 名大学和中学毕

业不久、在城市工作或在农村插队的宁夏青年，成立 共产主义自修大学，阅读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著作 以及中外历史著作，思考和研究现实问题并自办 《 学 刊》。在学习和探讨中几位青年对林彪的某些讲话表 示了鄙视，对某些时弊进行了抨击。自修大学主要成 员吴述森对林彪 1 966 年 5 月 1 8 日讲话评论道： “林彪没谈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谈政变历史， 纯粹是封建社会那一套，这个人不学无术，搞争权夺 利。”“林彪根本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另一位 成员鲁志立撰写的文章 《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抨击政 治和思想专制主义。1 970 年 3 月，他们的言论被发 85中国青年研究→03/ 2010 研究综述 Yan Jiu Zong Shu

现，共产主义自修大学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

“现行反革命集团” ，其成员3人以“反革命”罪名被 杀害，3人被判处徒刑，其余 6人受到拘捕、关押或 在本单位隔离、批斗［8］ 。

二、实践、读书与思考

社会实践、读书和探讨是思想村落活动的基本 内容。

这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矛盾异常尖锐的动荡年代，

这是一批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而生活在社会 底层的青年。他们体验着学校里闻所未闻的严酷现 实。农村和农民的贫困、农民对集体生产缺少积极 性、干部与群众关系的紧张、社会的巨大差距和不公 正等等在“文革”中突显出来的问题强烈地刺激着他 们，而中央文件、报刊文章的解释和宣传常常难于令 人信服，于是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开始了不同程度的独 立的思想探索。

特殊的历史条件造就了他们读书的理想主义特

质—— —发自内心地忧虑着人民和国家的命运，或者出 于纯粹的个人兴趣，而全无高考、升学、就业、职位 升迁之类功利目的，因而也不为其所累。这种思想的 追求是独立的，既无须像“文革”前主流宣传所倡导 的那样做驯服工具，也不必像“文革”初期那样紧跟 领袖或者中央的指示。他们没有学院式的系统和严 谨，没有专家学者的指点，却是紧扣社会和政治的脉 动，在读书中寻找出路。如朱学勤所讲，他们是“问 题中人”而非体制化的学术明星［9］ 。他们直抒胸臆的

言论绝无在官方报刊发表以谋求官场或学界进身的可 能，也极少有博得当权者赏识的希望，倒是要冒着被 装进政治专案组或公安局档案，招致厄运的危险。

他们虽然处在文化凋敝的年代却也偶然可以读到

常态下难得一见的内部读物，打开窥探异端思想的窗 口。他们阅读的内容多样，各个群体偏好不同，通常 以文学和社会科学为主。一般地说，在人文和社会科 学书籍当中，不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 著作占有最大的比例，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 著作，公开发表和未发表却流散到民间的毛泽东著作 和讲话，不同派别的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论著， 以及被视为“禁书”的内部读物。内部读物在“文 革”前按照严格规定的范围提供给相关领导干部和专 业研究者“内部参考” ，却在动乱中流传到民间，例 如发行范围较宽的描述纳粹德国历史的 《 第三帝国的 兴亡》，和发行范围严格控制的“灰皮书”系列和 “黄皮书”系列。灰皮书系列是“修正主义”及批判 共产主义的代表作，例如：托洛茨基 《被背叛的革 命》、德热拉斯的 《 新阶级》。黄皮书是与中国官方意 识形态迥异的反映苏联和西方当代文学思潮的著作。 这些“内部”读物给封闭社会的中国青年带来了些许 外界的信息，对斯大林、赫鲁晓夫及苏联制度弊病的 揭露造成了青年的思想震撼，而“禁书”给予苦苦找 寻思想出路的青年的，更多的不是具体的结论，而是 开阔了眼界和思路，突破了思想的禁忌和迷信。青年 人自己的思想探索习作，也是阅读的内容。这个读书 活动为青年的思想探索准备了知识和思想的食粮。 在经历了文化的浩劫之后，图书的来源带有强烈

的时代特点，除了有限开放的书店、图书馆之外，还 有私人藏书，经废品收购站转售的来自抄家没收、单 位清理丢弃的图书，以及青年人趁混乱之机从图书馆 盗窃的图书。

1968 年之后的两三年里，在几位从北京清华附

中到山西省太谷县大坪村插队的知识青年的读书生活 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些青年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 坚持读书、调查、讨论，在远离都市、远离政治文化 中心的贫瘠山村，开辟出一片生机勃勃的精神飞地。 这些昔日造反派组织的“战友” ，主动选择到县 里最艰苦的山村插队落户，带着对领袖的崇敬，对群 众运动结局的迷惘，对知识的渴求，同时怀着在艰苦 的农村磨练意志，增长才干，准备将来做出一番事业 的使命感。

农村生活刚刚安顿停当，这些知青就开始谋划社 会调查，“设计油印出‘农村社会情况调查表’ ，从 经济到政治到文化，从历史到现状，从耕作制度、分 配方式到阶级关系、宗族矛盾，从自留地、菜地、自 留树、集市贸易到婚丧嫁娶红白喜事”都在调查之

列。有的村庄还像在学校那样编辑油印小报，与各省 插队同学交换，“讨论如何深入社会，锻炼才干、中 国社会主义道路、20 年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大格 局” ，但是小报刚出几期便被县知青办根据中央文件 予以禁止了。

渐渐地，他们转入了读书学习的热潮。读书的一

条路径是从马列主义教科书到马列主义经典原著，然 后上溯到德国古典哲学。另一条路径是在读了马克思 主义原著之后，阅读各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 欧洲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著作。这些书使他们发现：原 来马克思主义还有这样多的流派，各家的说法也未必 86中国青年研究→03/ 2010 研究综述 Yan Jiu Zong Shu

全无道理。他们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也读文 学，尤其感觉兴奋的是阅读文革之前翻译出版的“内 部读物”。禁锢的思想，由此被打开了一个洞，迷信 的基础开始动摇。

在知青的读书运动中，这个仅有9户人家的小山 村，“成了一个幽静可靠的政治沙龙。”一位知青回 忆说：“我们热情地邀请已散布全国各地的同学来小 住，聚会。我们知青点实行的是‘共产主义’ ，朋友 们可以在我们村自由自在地吃、住、玩、讨论??入 夜，点上两盏煤油灯，把所有的床板拼在一起便是大 通铺，再多的朋友都可以促膝而坐，作长夜谈。我们 大坪没有平庸，没有媚俗，没有消沉的生活。每一位 到大坪来作客的朋友，都会体会到沟通我们和他们心 灵的，是不灭的理想之光！ ”

传递图书和知青撰写的文章、讨论大家关心的 问题，也是沙龙的重要内容。两篇具有理论色彩的 文章最令知青震动和钦佩。一篇是大坪本村知青写 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批判” ，一篇是东北军垦兵团知 青许成钢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探讨社会主义新阶级产 生原因的文章。

这个知青的思想村落经历了两三年的黄金时期，

之后随着一个个知青离开—— —上大学 （工农兵学员）、 当工人、转去条件稍好的农村，逐渐衰落［10］ 。

贵州省安顺市郊，在20世纪 70年代曾经活跃着 另一个青年思想村落。每逢下班、周末或者休假日， 在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师钱理群的宿舍，常常聚集着 十来位青年工人、代课教师。他们学理论，谈文学， 传阅手稿，纵论天下事，喋喋不休地争论与他们当中 绝大多数人身份、知识水平和阅历不相称的理论问 题。这个青年群体对外不事张扬，在天高皇帝远的偏

僻之处，生存到1 978 年。

1 975 年及其前后的一两年，是民间思想非常活

跃的一段时间，他们周围出现了不少的辗转传抄的手 稿。1 975 年春节，在广州读书的一位朋友带回了一

份名为 《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献给毛主席 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手抄稿，在这群青年中引起了 不小的震动，大家专门为此进行了讨论。不久，又有 几份手稿流传过来。在此期间，他们当中的一位青年

也写了几篇习作，包括 《 马列主义国家原理学习—— — 兼评苏联“社会主义”》 ［11］ 。

北京的赵一凡沙龙联系了一群有才华的青年，是

京城读书圈子里小有影响的青年思想文化沙龙。赵一 凡自幼残疾，只上过3个月小学，却通过顽强的自学 修完大学文科课程，曾为出版社做文字校对工作， “文革”开始以后闲居在家。特殊的人生经历使赵一 凡与年轻他 1 0- 20 岁、生活漂泊的上山下乡知青、 待业青年、青年工人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交往，诚恳 地给这些青年朋友的自学和思想文化探讨以无私的 支持，从而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喜爱文学和勤于思考 的青年。

赵一凡除了收藏大量公开和内部出版的图书、报

刊以外，还收藏了大量民间思想文化资料，包括“文 革”初期群众组织编印的大量报刊、文集、传单，从 大专院校抄录来的大字报稿，青年朋友的诗歌、小说 的手抄本，以及朋友的通信等。被称为“收藏了一个 时代的人”。赵一凡把自己收藏的图书、民间文学手 稿、思想资料等，慷慨地借给青年们阅读，他的家也 成了青年交流书籍的场所。

得到过赵一凡的帮助、参与赵一凡沙龙读书和文 化活动的青年人，至少包括“白洋淀诗歌群”的诸 多成员，如北岛 （赵振开）、芒克，此外，还有赵京 兴、徐晓等。赵一凡沙龙的主要活动是在文化方面， 尤其是对“文革”时期民间诗歌和小说的成长作出了 特殊贡献。

1 975 年 1 月，赵一凡以及经常与他来往的十多 人被捕入狱，罪名是莫须有的所谓“第四国际”反革 命组织活动［12］ 。

三、理性批判的摇篮

自发的青年思想村落在“全面专政”时代顽强生

长，成为张扬精神自由、思想独立的角落。这里的青 年蔑视奴颜媚骨，不必唯书唯上，尽可畅所欲言，直 抒心意。从自主引申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到挑战

官方正统观点，无所顾忌，呈现出当代中国思想界少 有的思想多样性，而尤以批判性的思潮为人瞩目。在 诸多质疑和批判性言论之中，不仅有臧否时政，倾诉 不满与愤懑，更有理论性的探讨。主要呈现出两个思 想脉络：一是政策批判，二是制度批判，而在此基础 之上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呼唤产生了深远 的历史影响，乃至今日。

政策批判流派的焦点是“文化大革命”中推崇的

各项政策，不少批评追溯到“文革”前的政策和经济 体制。其出发点是有利于经济效益和发展、生产力的 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艺术的繁荣，以及党和 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 87中国青年研究→03/ 2010 研究综述 Yan Jiu Zong Shu

1 969年1 2月底，农村冬闲和知识青年回城探亲 的时节，在北京中关村的一个家庭里聚集了观点不同 的知青，一方是认同“文革”反对特权、改造农村正 面意义的知青，另一方是在内蒙古插队的张木生和他 的朋友。张木生讲述了关于中国农村体制的批评意 见，也是他此前撰写的 《 中国农民问题学习》一文的 观点。他认为：苏联斯大林的体制没有解决好农村体 制问题，在农业问题上是失败的。包括中国在内的社 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粮食长期低产等问题，这是因为生 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状况。中国实行人民公社化以 来，农业生产力无法向前发展，表明它不适合生产力 发展的要求。他指出：农民留恋土改前后、合作化前 后的生活。安徽实行三自一包的时候，出现过农村小 繁荣，证明了能够增加产量。他为彭德怀、刘少奇鸣 不平，实际上认为他们对农村问题的主张是有道理 的。张木生这些违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异端思想， 在知青中引起激烈争论，甚至惊动了中央领导人［13］ 。

从 1 969年开始，在河南驻马店农村，活跃着以

北京大学毕业生陈一谘为中心的知识青年小群体。他 们搜集并阅读了一批中外社会科学理论书籍，对河南 新蔡附近几个县进行调查，详细了解到三年饥荒时期 触目惊心的事实。他们反思“左”的政策和体制对农 村的损害，探索农村发展的出路。

那位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青年以其工作能力赢得干

部群众的信任，担任了公社党委书记、农校领导。他 们办农校，培训农民，讨论农村和国家形势，广交各 地有志有识青年，还多次设法向胡耀邦、邓力群等领 导人反映意见。

他们感到“左”的农村政策以及相关的体制必须

要改变，但是对于如何改革，例如是不是要实行包产 到户的政策，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意见，似乎也没有撰 写尖锐批评现实政策的文章。他们没有采取公开挑战 当权者的作法，而是在体制内积累经验，磨砺意志， 期待政策的改革、施展才华的机会。“文革”之后， 他们中的一些人得以进入中央的农业政策研究机构， 直接推动农村的改革［14］ 。

1 967 年，华东师范大学的待分配学生王申酉撰

文系统分析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共党内在建设社会主义 问题上的分歧，认为毛泽东的主张实际上是以自然经 济为基础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而被毛泽东批判的刘少 奇、邓小平、周恩来、彭德怀的建国主张是符合中国 实际的科学的社会主义［15］ 。在他的周围也有几位在图 书馆结识的青年。

1 974 年，山西省太原市的青年干部张珉、赵凤

歧、罗建中等 1 2人秘密组织小团体，议论政治，撰 写印发文章文件，批判四人帮［16］ 。

上述政策批判流派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

践为依据，肯定党内务实的方针政策，很多观点受到 被批判的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务实主张的启 发，实际上否定毛泽东晚年思想中“左”的错误，不 仅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而且批评文革前“左” 的政策。其来源可上溯到中共八大的政治和思想路 线，其未来趋向大体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活跃于思想村落的另一个思想倾向是社会和制度

批判，即着重指出社会不平等和特权的存在，认为其 根源在于基本社会制度。这一派的出发点是社会的平 等、公正、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等社会主义的基本价 值观，并以此为目标提出对现实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变 革要求。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学说关于社会主义的论 述，其趋向是呼吁民主的社会主义。

1 970 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北京知识青

年许成钢与知青朋友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探讨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产生的根源等理论问题。许成钢在 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分化的前提下，寻 找社会主义社会产生新阶级，主要是新的官僚阶层 （或阶级） 的根源。不久，他们的学习小组和理论通 讯被污为组织反革命集团，许成钢被打成反革命，理 论探讨不得不中断［17］ 。

1 972 年，内蒙古、陕西和北京的几个青年人在

通讯中探讨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提出并讨论了这样一 些观点：苏联和中国的社会制度本质上是相同的，其 不同只是发展程度而非资本主义复辟与社会主义的差 别；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一个远远地高于和脱离 于社会其他成员、具有特殊利益和权力的新阶级—— — “干部阶级” （主要指高级干部），这个阶级是社会的 主宰或主人而非人民的公仆；这个“新阶级”存在的 根源在于社会主义经济 （制度） 本身，而非国外帝国 主义和平演变阴谋或国内旧社会剥削阶级思想的腐 蚀。他们的通讯被参与知青管理的公安人员发现，当 作“反动思潮”批判。他们被怀疑为受到南斯拉夫德 热拉斯 （今译：吉拉斯） 《 新阶级》一书或者托洛茨 基著作的影响，但是，他们连听都没有到过德热拉斯 的名字，也从来没有接触过托洛茨基的观点，只是自 发地按照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阐述对照分析现实的中 国社会［18］ 。

此后，在南京工作的一位大学毕业的青年和一位

在云南的青年的文章也表现出类似的思想倾向［19］ 。目

前尚不知这两位青年的周围是否有读书和探讨的小 群体。

广州李一哲大字报以其“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 法制”的呼唤，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想旗帜。“李一 哲”是一个以青年为主的思想群体。其四位核心成员 是广州美术学院待分配学生李正天、上山下乡之后回 城工作或者待业的王希哲和陈一阳、广东人民广播电 台中年干部郭鸿志。“李一哲”三字各取自三位青年 的名字。在这四人周围，聚集了郑庆和等十几位关心 祖国命运的青年及个别中年人。他们大多曾经参加过 群众造反运动，保持着对国事的关心和对政治理论的 浓厚兴趣，设法搜寻和阅读了很多人文和社会科学著 作。李正天、郑庆和等人对广东省一些地区的冤假错 案进行了调查。王希哲和陈一阳在下乡期间体验并探 讨过农村政策问题。1 973 年，从农场返回广州的王 希哲与李正天、郭鸿志等人经常聚集在一起交流读书 心得、调查结果和理论观点。1 973年 1 2月，他们听 说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消息，于是将他们 的观点写成 《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一文，署 名“李一哲”寄送毛泽东，并附李正天和王希哲以实 名写给毛泽东的信。他们的文章被广州市委发现，被 视为“大毒草”。中央正式宣布即将召开第四届全国 人大之后，他们于 1 974 年 1 1 月将一年前的 《关于 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修改稿） 及新写就的 《 序

言》抄写成大字报，张贴于广州闹市区。他们的观点 由此不胫而走［20］ 。

李一哲大字报认为：林彪集团的政治特征是封建

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其社会基础是特权和新生资产 阶级；同时，必须批判林彪的极“左”路线及一系列 “左”的政策。大字报不仅兼有社会批判和政策批判 的特征，最重要的思想贡献是高扬起“社会主义的民 主与法制”的旗帜。

李一哲所吁求的民主，主要指人民对国家和社会

的管理权利、人民对各级领导人尤其是高层领导人的 监督权利，因此特别强调维护群众的思想和言论权 利。李一哲主张允许人民内部的反对意见和反对派， 在服从纪律和法律的条件下公开存在，这是对当时流 行的一元化革命民主观的重要突破，也是对文化大革 命“大民主”观的初步扬弃。

李一哲所吁求的法制，意在使法律真正表现人民 的意志，保障人民的权利；反对任何当权者依仗权 力，凌驾于法律之上，随心所欲压迫群众，谋求特 权；主要针对在“文革”中膨胀起来的\新贵 \势力。 法制的诉求是“文化大革命”群众思潮中的一个重要 突破。自此，法制的观点逐渐被最求民主的青年普遍 接受。以民主为前提的法制和以法制为保障的民主渐 成时代的呼声。

1974 年底至 1975 年初，四川省万县张闯、牟其

中、刘忠智等青年酝酿成立“马列主义研究会” ，其 思想探索受到李一哲大字报的影响，与李一哲的观点 相近［21］ 。

在“文革”后续阶段，思想村落孕育了一代青年

自主的思想探索与解放。尽管青年反思现实，挣脱思 想牢笼的途径不一，很多人是独自前行，但是当过来 人回顾那段思想历程时，仍然不能不提到青年思想村 落，那个思想暗夜里点燃希望之光的精神家园［ 22］ 。■

印红标：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方奕

言》抄写成大字报，张贴于广州闹市区。他们的观点 由此不胫而走［20］ 。

李一哲大字报认为：林彪集团的政治特征是封建

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其社会基础是特权和新生资产 阶级；同时，必须批判林彪的极“左”路线及一系列 “左”的政策。大字报不仅兼有社会批判和政策批判 的特征，最重要的思想贡献是高扬起“社会主义的民 主与法制”的旗帜。

李一哲所吁求的民主，主要指人民对国家和社会

的管理权利、人民对各级领导人尤其是高层领导人的 监督权利，因此特别强调维护群众的思想和言论权 利。李一哲主张允许人民内部的反对意见和反对派， 在服从纪律和法律的条件下公开存在，这是对当时流 行的一元化革命民主观的重要突破，也是对文化大革 命“大民主”观的初步扬弃。

李一哲所吁求的法制，意在使法律真正表现人民 的意志，保障人民的权利；反对任何当权者依仗权 力，凌驾于法律之上，随心所欲压迫群众，谋求特 权；主要针对在“文革”中膨胀起来的\新贵 \势力。 法制的诉求是“文化大革命”群众思潮中的一个重要 突破。自此，法制的观点逐渐被最求民主的青年普遍 接受。以民主为前提的法制和以法制为保障的民主渐 成时代的呼声。

1974 年底至 1975 年初，四川省万县张闯、牟其

中、刘忠智等青年酝酿成立“马列主义研究会” ，其 思想探索受到李一哲大字报的影响，与李一哲的观点 相近［21］ 。

在“文革”后续阶段，思想村落孕育了一代青年

自主的思想探索与解放。尽管青年反思现实，挣脱思 想牢笼的途径不一，很多人是独自前行，但是当过来 人回顾那段思想历程时，仍然不能不提到青年思想村 落，那个思想暗夜里点燃希望之光的精神家园［ 22］ 。■

印红标：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方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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