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干部李沛群的传奇人生

长征干部李沛群的传奇人生

他是潮汕籍参加长征二人之一，历经省港大罢工、参加广州起义、亲自护送邓颖超等领导人过汕头转入苏区，曾经见到毛泽东与周恩来，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最高法院秘书。

带领工人反剥削，历经省港大罢工，

积极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中

李沛群原名新恩，学名世统，1908年5月8日生于饶平县海山岛黄隆乡溪头（今隆西居委）一户贫农家中。他从小机灵敏锐，９岁时，族内老秀才李卯，见他家穷而勤敏，遂免费让他入学。他勤奋好学，成绩名列前茅。12岁时，当地一位盐警是地下革命者，把李沛群带到汕头一个抽纱厂当童工，暗中向其宣传革命道理。1922年春节后，他被送到广州渭文机器厂当学徒，开始参加地下革命斗争。 该厂厂主何渭文对工人剥削特别厉害。李沛群年少却有组织能力，发动学徒们开展斗争，第一次是反对把每日工时由８小时增至９小时，可惜因受黄色工会欺骗，斗争失败了。

1925年6月19日，至第二年10月，中共党员苏兆征、

邓中夏等，于香港、广州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李沛群结识了芳村大冲一家机器厂地下党支书李佩堪同志，经过李佩堪同志的培养教育，李沛群被批准入党了，1926年2月5日他参加第一次党支部大会。

是年６月，他担任粤港澳同德总工会党支部宣传干事和罢工工人子弟学校主任、团支书及劳动童子团执委，积极投入长时间的省港大罢工之中。６月底，他参加劳动学院第一期学习，兼顾工作，日夜忙碌，至10月底结束。李沛群有幸亲聆邓仲夏、刘少奇、恽代英等共产党领袖人物的讲课，这对他的进步起着极为重要作用。

1926年9月29日，“省港劳动童子团联合会”成立，李沛群当选为执委和大会主席团成员，负责训育部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极端口号，到处血雨腥风。在这种情况下，在党组织领导下，李沛群坚持斗争，他带领黄沙地区工人参加两次斗争：一是揭发到各工会夺权的国民党改组委员罪行，二是配合全市工人反对“海宁”、“新海南”两轮船资本家开除工人的斗争。10月15日，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麦裕成召开手车夫党支部干事会，派他到潮汕人较多的手车夫第三区队工作，组织工人赤卫队。他带领第三区队工人，于10月18日参加游行，冲进惠州馆；11月1日再参加游行，向汪精卫请愿，揭穿其假左派面目。

年仅19岁的李沛群在党组织的培养下，在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

参加广州起义，带领队伍冲锋陷阵， 感受对敌斗争的残酷，在战斗中迅速成长

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周恩来、朱德、贺龙等率领革命军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同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工农红军，举行秋收起义。在这种革命风潮的影响下，1927年12月5日，广州也积极准备武装起义。起义领导人是张太雷、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全市把工人赤卫队编成六个联队，李沛群担任第二联队第６大队（即原第３区队）的党代表，石喜为大队长。11日凌晨，听到起义信号的枪声，李沛群就带队攻打警察第５区署，与沈青队伍配合，夺取了所有枪支。接着李沛群召集赤卫队员，增援沈青的队伍，攻打吉祥路之敌。12日早，他见到谭达（我占领敌公安局的门口值班人），说敌强我弱，我们占领公安局的人都已撤退了。两人感到再在广州呆下去有危险，便在第二天同赴香港。李沛群迅速向驻港省委汇报广州起义情况。

国民党反动派重新占领广州后，共残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5700多人。广州起义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英勇顽强、

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广州起义是一次光荣的失败，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广州起义失败后，省委在香港总结经验教训，部署工作。省委决定派李沛群担任广州市委东区委组织委员，回广州逐个登记党员。

在这个过程中，广州城风雨飘摇，反动派到处抓捕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李沛群就在敌人的眼底下活动。他没有固定住处，暂住工友家被怀疑，宿旅店又遭搜查，处境非常危险，期间，他数次险些落入敌人手中。好在他聪明机警，才一次次脱离危险。有一次，敌人包围罢工委员会，他逃进楼梯底下暗室，直至深夜，才逃脱。又有一次，受敌人追捕，他跑到渡口，猛跳上船，恰好船掉头开走，幸免被擒。还有一次，在香港船上，敌人抓他查问，他答要去香港找父亲某人（某人是大财阀之子），敌人被吓住，又脱魔掌。另有一次，被敌人追得慌不择路，跑进一巷，却是死胡同，危急之际，见巷墙不高，便拼命爬上去，竟似有天助逃脱。经过残酷斗争的洗礼，李沛群已经成长为机智勇敢、沉着冷静，有坚定信念的革命者。

英雄虎胆战斗在红色交通线上

为保卫党中央，保存革命力量做了重要工作

1927年底，粤东潮梅特委被破坏。1928年2月中旬，省委派沈青、庞子谦去组织新特委，并派李沛群当翻译。新特委成立后，省委派他当省委与潮梅特委之间的地下交通员。1928年6月，他在香港广东省委时，组织部长陈郁通知他去党中央外交科当交通员（任至1929年底）。该科由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领导，分为内交与外交，李沛群负责外交，秘密往来于上海与香港，每月一次，共跑20多次。1931年４月中旬，在上海，中央交通局长吴德峰找李沛群谈话，通知调任闽西交通大站主任，从此开始了他地下交通充满惊险而贡献重大的峥嵘岁月。1931年7月，恰巧与海山岛老乡徐海同路，从闽西往瑞金。11月，闽粤赣苏区省委代书记罗明把他调去任省委秘书。月底，他到永定县接周恩来。越日，接到瑞金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托所派到汀州市采购物资者面交一信，内容是请他协助采购。第二天，周恩来召集罗明等开会，决定把李沛群立即调返闽西交通大站，并把大站从虎岗搬到永定。

在从事地下交通工作中，李沛群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几件重大任务。1931年3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把白区60%的干部转入苏区，中央建立了几条交通线，都遭到敌人的破坏，只有李沛群所负责的闽西大站，以及汕头、

大埔中站安全保留下来。这条交通线，在当时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它及时传达、沟通了党中央和苏区的信息往来，还向苏区输送了大量的物资，有药品、电讯器材、布匹、纸张、食盐等。这条交通线也为敌后地下工作运送活动经费，经闽西站运往上海的黄金大约5000两，为避免敌人检查，黄金不能放在藤箱内，要藏在身上，黄金很重，每次每人带4斤（8条）便觉得很重。交通队员胆大心细，机智勇敢，巧妙与敌人周旋，多次携带黄金，都安全送达。此外，这条交通线还护送大批干部到中央苏区，从1930年到1933年共护送400多人到中央苏区。其中有周恩来夫妇、叶剑英、刘少奇、邓小平夫妇、刘伯承、任弼时、聂荣臻、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张闻天、杨尚昆、肖劲光等。这些领导能够安全进入苏区，为接下来的长征和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起到重要保证。

这里向大家简述李沛群护送邓颖超安全进入苏区的经过。

1932年，时任中共中央交通局永定交通大站主任的李沛群接到中央通知，说有些“比较负责的领导干部”要进入苏区，让他到汕头联系接送。等到在汕头一见面，李沛群才知道要护送的原来是邓颖超大姐和项英的妹妹项德芬及其丈夫余长生等３人。

一路上，邓大姐穿着普通老百姓的衣服，按城市平民客

商内人的装束打扮。李沛群也是生意人打扮，认邓大姐作表姐。他们一行坐火车到潮安后，即搭民间的电船到大埔。到大埔后，由于水势较大，大埔青溪交通中站站长杨现邻派来接邓大姐的小舢板停在河边，这时有一个警察过来问话，幸好汕头站的交通员用客家话应付过去。到大埔交通中站后，由近十人组成的武装手枪队前来掩护接应，护送他们一行到闽西的汀州，在这里邓颖超与周恩来会晤。

1933年3月之后，交通任务少了，李沛群被调到江西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最高法院秘书。

从瑞金开始参加名震中外的长征 转战川滇黔为保护群众不幸被捕

1928年4月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井岗山会师后，建立起湘赣边的革命根据地。由于工农红军与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深感不安。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反动当局，调集大批军队对革命根据地进行不断的“围剿”。1934年在“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路线指导下，我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10月，李沛群随长征大部队出发，并担任工农红军中央第二纵队司令部直属干部连组织委员。这个连队中有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成仿吾、雷经天及越南人洪水等领导人。

随部队来到湘南的通道县时，恰好是1934年12月11日，李沛群这些参加过“广州起义”的人召开了“广州起义”7周年纪念会，这时传来了毛泽东的指示，要大家找一本《左宗棠平苗记》。大家议论纷纷，有人推测可能到湘鄂西苏区去和贺龙部队会合，有人则说会向贵州省进军，理由是毛泽东要大家找这本书，不会是没有原因的。后来，部队果然是向西走，入贵州省的黎平等县，直抵乌江边。在红军强渡乌江后几天，部队就占领了遵义、桐梓，并在遵义召开了闻名的“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从而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革命战争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大大加快了我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进程。

遵义会议后，李沛群随部队向川滇黔边进军。1935年１月下旬，红军在赤水县土城镇附近与川军郭勋祺部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战斗。当时红军将敌方的三个旅误认为是三个团，以致敌我力量悬殊，加之川军先进入有利阵地，形势十分危急。这时朱德司令当机立断，抽调干部团、红五军团等投入

战斗，并在打退敌人后主动撤出，第一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

此后，李沛群随部队快速进兵云南扎西县，中央军委为适应运动战的需要，决定在扎西缩编红军。为了组织和武装民众，加强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和领导，李沛群等人被选拔到地方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第一纵队，李沛群被指定担任该纵队秘书。1935年2月，川南游击第一纵队和五龙山游击队合编，正式成立川南游击队。在很短的时间内，游击队员迅速发展到一千多人，并经常出其不意主动攻击敌人。有一次，游击队在叙永县的木厂粱子地带伏击敌人，敌人误认为中了红军的埋伏，惊慌万状一触即溃。游击队在云、贵、川三省边界广大地区与敌人开展游击斗争，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减轻了红军主力部队的压力，从而支援了红军的胜利长征。

1935年秋冬间，红军主力部队过了金沙江和雪山、草地后，长江以南敌人集中兵力对川滇黔三省进行“会剿”，重兵将李沛群所在的游击队合围，游击队遭受严重损失。最后李沛群与游击队被打散后，这时又患重病，不得不藏在农民家中。1936年春节刚过，国民党又进行清乡包围了这个村子，沛群和战士们决定，为了不连累掩蔽户，保护村里老百姓，主动走了出来，结果遭敌逮捕被押到重庆拘禁。

继续奋战在危险重重的交通线上 无名英雄终于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李沛群之胞弟李沛强(原名汉恩)，在暹逻（泰国）闻兄入狱，立即到香港筹资营救。李沛强妻子林逸冰，忍痛变卖陪嫁金、珠首饰和家产作营救资金，然后由李沛强以华侨护照和暹逻天主教给予的“贤士”证明等，奔往重庆，通过神父求情并贿赂国民党官员，保释哥哥出狱。李沛群出狱后来到香港找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再继续从事地下秘密交通工作。在香港，李沛强夫妇以办开利鸡场为掩护帮助李沛群开展工作，为党输送许多革命志士，包括归国华侨、青年学生、医务人员、工人，筹集大量军用物资；进步文人秦牧（原名林觉夫，著名散文家)也常来这里活动。

1937年10月，李沛群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南方局八路军长沙、衡阳、桂林通讯处交通副官。期间，很重要的一件事是护送越南共产党卓越领导人胡志明。当时，胡志明化名“胡光”到桂林等地区，筹备回国组织活动事宜。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安排他隐蔽在城外的一所民房里。恰逢越南国内党组织打听胡志明的下落，派人到广西龙州与他接头。李克农同志派李沛群沿途护送胡志明。李沛群带着胡志明顺利抵达龙州。他们在一家旅馆等了三天，未见到来

接头的越南同志，只好返回。原来，越共中央派出的同志到龙州途中因出现差错，未等与胡志明见面就提前回国了。直到1940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胡志明终于在云南昆明与越南党组织联系上了。

1939年12月，李沛群担任越南海防交通站、香港交通站国内线负责人和上海交通站秘书。在上海，李沛群以无线电公司老板身份为掩护，有些情况直接用无线电台直通党中央。地下战士们和李侠一起发出了 “永不消逝的电波”，和敌人展开惊心动魄的斗争。

1942年12月，李沛群被调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干事，交通科长。1944年9月间，李沛群被调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招待所所长，接待各方志士。“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在重庆运筹帷幄、日理万机，周恩来还是专门介绍李沛群与毛泽东相识，毛泽东与他亲切握手还问：“你是广东人吧？”这让沛群感到意外和激动。

1946年5月，他随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迁至南京，在梅园新村住约一周后，调至上海市思南路周公馆(周恩来办公的地方)工作，这是他五进上海。没多久，董必武、范长江来传达中央指示，指出蒋介石阴谋发动全面内战，办事处结束，人员分撤延安、香港。他撤至香港，到中央交通局工作，以纶兴公司老板为掩护，负责国际线(美国和加拿大)的交通工作，通过海员秘密从事交通往来。在随后的三年里，李沛群

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每项任务，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千千万万战斗在前线的战士和地下无名英雄经过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在1949年10月1日，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豪迈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了！”的伟大时刻，在香港的李沛群和家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1950年7月，他偕爱人余淑颖(饶平县黄冈镇人)、父亲李奕秀、母亲欧淑德、胞妹李梅君(即李天香)，回到新中国的怀抱，回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广州。李沛群开始新的“长征”，他先任广东省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后任省劳动局办公室副主任。1960年7月起，先后在广东省农机研究所、省农机服务站、省一机局任办公室副主任。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严重冲击。文革后，他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直到离休。离休后，他带病参加党史研究工作，撰写党史资料数十万字，在党史编写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崇高精神。

1991年6月23日，李沛群同志在广州逝世，享年83岁。 （本文根据《广州党史研究》，以及文史专家林俊聪、党史研究专家秦梓高等人的文章综合整理。由饶平师范高级教师许郁奎绘制插图。）

1932年5月，中央苏区闽西交通大站接到上海中央交通局的通知，要该站派人到广东汕头接送有关人员。当时该站站长李沛群，凭以往接待经验，凡是中央要求派人专门护送的，都是比较负责的领导干部。李估计这次也不例外，他便责无旁贷地亲自来汕头接“客”。当他动身来潮汕时，并要沿途属下各交通站点做好相应接待准备，以便来人顺利到达目的地。

这次从上海经汕头往中央苏区的是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同志，同行的还有项英的妹妹项德芬及其丈夫余长生。他们是由中央交通局派人护送来汕头的。当时他们都打扮成上层人物，穿着高雅大方，风尘仆仆住进一流“金陵旅店”。 李沛群到汕头市后，就到设在海平路98号的“胡广富电料行”——汕头地下交通站接头。站领导要他找旅馆住下暂时休息，等候通知。第二天晚上7时多，陈彭年站长领李沛群到金陵旅店会见邓颖超等人。一见面李就认出邓大姐，因沛群早年参加省港大罢工斗争后，被留在广东省委工作，

当时邓大姐是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的领导人，所以他们经常有联系。李又想起去年12月在接送周恩来同志进入中央苏区时没有邓大姐同行，这可能是党中央为了周恩来同志的安全，把他们分期分批护送的原因吧。

陈彭年是位富有斗争经验的同志，为了旅途的安全，要邓大姐化装成城市平民客商妻子的装束，结合邓大姐是个中年妇女，要她脑后结个鬃。李沛群也改装为做生意人的装扮，认邓大姐为表姐，是陪她到内地找丈夫的。陈又考虑到大埔永定一带是讲客家话，还增派一位能讲客语的交通员相陪，以便随时应付事变。这次行程是由汕头乘火车至潮州、再乘小汽轮赴大埔的茶阳，然后才转入福建永定赴苏区。 第二天早晨，邓大姐等人在汕头交通站同志陪伴下，来到潮汕铁路火车站，乘坐火车开赴潮州城。他们下车后又从西门赶到东门头韩江边，乘开往大埔县的汽电船。小汽轮虽是私人经营，但每人还有一席之地可卧坐。转眼已是黄昏，因水道无夜航标灯，船怕搁浅，只好中途而歇。李沛群与同来的交通员交换意见，认为只要船上不出问题，半夜搁在江边倒也安全。但为了慎重起见，他俩还是轮值护卫着同来的伙伴。第二天，船到大埔茶阳，这里有地下联络点“同天饭店”。店里主人孙世阶（共产党员），小声对李沛群说：青溪交通站来的船已在老地方等候。他们吃完饭后便来到预先约定地方，远处就看到有特殊标志挂着竹帽子的小船停泊

在河边。憨厚的船工余伯刚热情地接待来“客”。当船要解缆启行时，就有一个警察来查问，那位讲客家话的交通员上前递了一支香烟给他，与他搭讪几句也就应付过去。船是大埔青溪站派来的自己备用交通船，只乘坐邓大姐和李沛群等几人，一上自己的船气氛就轻松得多。船行30多里后便到青溪码头，这里是大埔县的边陲，青溪是汀江边的一个村圩，圩上交通站开设了“永丰”客栈作为联系接待点。邓大姐等人乘坐的小蓬船一靠岸，大埔交通站长杨现邻已在岸边等候，并把他们带到永丰客栈歇息，店主余良晋、妻子黄莲开和农民打扮的武装交通员郑启彬、雷德兴等人早已在等候。青溪是个缓冲区，党的群众基础好，不单有党的基层组织，而且有秘密组织起农会和赤卫队，暗中保护过往人员安全。 第二天他们就开始陆路的行程，从青溪出发赶山路到永定。杨现邻站长考虑到邓大姐和项德芬是女同志，建议沿河唇走，路道虽远些，且是羊肠小道，但毕竟没有那么崎岖难走。杨现邻还精心安排了一付担架备用。在武装交通员的护送下上路，他们翻山过岭，穿越丛林，经多宝坑、铁坑，到永定县境内的桃坑。福建永定是通往苏区的门户，这里是我们控制地盘，闽西交通大站就设在这里。为了接应邓大姐，闽西红军军官学校调来10多名学员组成一个护送班，护送他们一行到闽西的汀州。在这里邓颖超同志与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后，赴汀州协同部署指挥红军东路军挺进

福建漳州作战的周恩来同志相晤。由于旅途的劳累，此时邓大姐已积痨咳血，为了能及时得到治疗，周恩来劝她先行进入中央苏区大后方江西瑞金休养。这就是1932年李沛群亲自护送邓颖超同志，进入中央苏区前前后后的经过。

秘密交通虎胆英雄： 护送邓颖超 转移胡志明

转自《广州日报》(2013年8月3日)

李沛群：1908年出生于广东饶平县，13岁到广州做学徒谋生。早年曾参与过省港大罢工，后留在广东省委工作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粤东潮梅特委被破坏后省委拟重建，派李沛群担任交通员，从此他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地下交通战线生涯。1991年，李沛群因病逝世于广州。 20世纪30年代初，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和“围剿”，我党开辟了几条秘密交通线以保持上海和各苏区的联系，其中有一条是上海—香港—汕头—大埔—闽西—瑞金，它担负着转移同志、运送物资、传递情报等重要的任务，一直未遭到敌人的破坏。广东人李沛群曾任该线交通员。

日前，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退休干部谢燕章、李沛群之女李霭华，向记者介绍了李沛群的地下工作经历。

手拉手摸黑交接

1930年10月，为加强上海党中央和各苏区的联系，中共中央成立了交通局。当时广东省委选拔了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担当交通员，建起一条从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进入闽西苏区的“红色交通线”。“当时制定了严格的选拔条件，比如要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具备多年的党龄、坚定的政治立场等条件。”谢燕章说。年轻的李沛群因地下工作经验丰富，被安排担任闽西永定交通大站站长。

不久，省委派他担任中央外交科交通员，负责上海与广东省委的联系。1931年，因叛徒出卖，广东省委遭到大破坏，李沛群被转移到上海负责接待和保护来往的同志，护送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间的秘密文件，设法将白区采购来的经济物资、药品、食盐运到苏区。

这是一条从白区到苏区的重要交通线，中间要经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再通过游击区才能进入苏区。当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围剿”时期，工作险象环生。转移人员通常由交通员领着从这站摸黑走到下一站，一路上要保持沉默，到站后，交通员拉着转移人员的手交给下一站的交通员，新的交通员塞给对方一块干粮和一壶水后继续赶路。

护送邓颖超时突遇盘查

1932年，李沛群接到通知去汕头接送一批转移人员，“当时都不向交通员交代来人的姓名、身份。李沛群抵达汕头交通站后才知道，他的任务是护送邓颖超和项英的亲属进入中央苏区。”谢燕章说。

为不引人注意，邓颖超把头发盘成发髻，扮作是普通客商的夫人。李沛群改装为生意人，称邓大姐为表姐。他们由汕头乘火车到潮州，再乘电船到大埔茶阳，最后转入福建苏区。此时设在香港的中共两广省委已遭敌人破坏，国民党部队正调集重兵准备“围剿”大南山革命根据地，派遣特务四处捕杀中共党员。

当他们抵达大埔时，因为水势较大无法渡河，当地交通站安排了小舢板停在河边，并在竹竿上放一顶帽子作为特殊标记。正准备出发时，突然一个警察过来盘问李沛群要去哪里？哪里来的小船？李沛群不懂当地方言，开口就会被对方察觉。幸好同行的一位汕头站交通员懂当地方言，解释了一番后对方终于放行。

第四次反围剿后，国民党切断了湘鄂赣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路线。这条“红色交通线”成为了苏区和外界联络的主要渠道，先后输送食盐、布匹、药品以及电器、军械等物资300多吨。

四处奔波年逾四十才结婚

1934年，李沛群跟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途经云南扎西时，中央军委决定选拔部分干部到地方，成立川南游击纵队，李沛群担任纵队秘书。后来，因国民党多次“围剿”，游击队伤亡惨重，部队被打散，李沛群和战友们躲避到村庄里。1936年春，国民党军在“清乡”行动时包围了村子，李沛群不想连累村民，主动站出来承认身份，被逮捕押解到重庆，后经胞弟李沛强营救释放。

1936年，李沛群出狱，是年冬来到香港，此后他辗转各地，先后担任广东省委、南方局、中央的交通员。李霭华告诉记者：“父亲从事地下交通工作20多年，养成了细心、谨慎的性格特点，他非常务实，平时言语不多，很少在我们面前谈起过往经历。他做交通员期间，经常奔波于各地，无法安顿，所以，在地下交通工作期间他一直没有结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才和相识了十多年的母亲结了婚，当时他已年逾四十。”

转移胡志明

1939年9月，胡志明化名“胡光”到桂林等地区，筹备回国组织活动事宜。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安排他隐蔽在城外的一所民房里。恰逢越南国内党组织打听胡志明的下落，派

人到广西龙州与他接头。

李克农同志派李沛群沿途护送胡志明。李沛群带着胡志明顺利抵达龙州。他们在一家旅馆等了三天，未见到来接头的越南同志，只好返回。原来，越共中央派出的同志到龙州途中因出现差错，未等与胡志明见面就提前回国了。直到1940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化名“陈先生”的胡志明终于在云南昆明与越南党组织联系上了。

《长征干部李沛群纪念文集》出版发行 摘自《饶平党史》（2004年总第十三期）

中共饶平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海山镇委联合编辑出版的《长征干部李沛群纪念文集》一书已于2004年l2月正式出版发行。

2005年1月14日，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海山镇委在李沛群同志的家乡海山隆西居委李厝祠联合举行宜传发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海山镇委镇政府、各村（居委）、中小学校领导，县委宜传部、县文化局档案局、县志办等有关部门领导及隆西居委干部群众约200人。县委副书记周镇松同志在会上作重要讲话。

李沛群同志192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和长征，是广东省63名参加长

征的革命前辈之一，也是我县唯一参加长征的勇士。他在我党地下交通线上作出的突出贡献，堪称“无名英雄”，其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成为后代学习的榜样，值得家乡人民的缅怀和敬仰。

赞族伯李沛群诗四首 李谷山粤东骄子大无私 北枝梅花报春迟 启蒙学校宏图起 李氏宗祠树雄旗

少小离家奔革命 省港风雷展身边 长征道路走完未 生命不息向明天 英雄从来死无悔 人生青山到处是 母校一角纪念馆 赤子伟绩著口碑

六六寒暑成过去 九九重阳更明媚 八三淡泊誉明志 丹心一片谱史诗

我和大哥李沛群的革命经历□李惠兰(李桂銮）

大哥李沛群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省港大罢工，参加广州起义，领导手车夫第三区工人罢工，后又长期担任我党地下交通站负责人，参加过长征。他多次遇险而又脱险。

我于1935年8月到香港后，就经常和大哥为我党搞地下秘密工作，直到1937年8月。我父母、大哥、二哥、二嫂（林逸冰）和妹妹李梅君则住在香港九龙蒲公村。在搞地下交通时，二哥的身份是开利鸡场老板。在香港，大哥为党输送许多革命志士，其中有归国华侨、青年学生、工人、医务人员，同时，还为我党秘密筹集大量军用物资。 1941年5、6月间，我离开香港到上海，不久大哥也被派往上海，我们又建立起交通站。我搞内勤保存秘密材料，大哥以某无线电公司老板为掩护，有些情况是用无线

电台直通党中央的。 至1942年秋，“永不消逝的电波”被敌人破获后，地下人员撤出上海，我去新四军，大哥去重庆，任南方局招待所所长，接待各方志士。“重庆谈判”、“双十协定”时，周恩来同志介绍大哥与毛泽东同志相识，毛主席一面与大哥握手，一面说：“你是广东人吧。”大哥听后非常感动，后来提起这事还很激动。不久，大哥又回到香港，又建立交通站，公开身份是纶兴公司老板，直至1950年，大哥才与一家人回到广州。

我于1942年9月撤离上海，立即投奔新四军第七师，该师在无锡巢湖、芜湖等地，当时称为皖江革命根据地。至1945年日寇投降后，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内战开始，我军不得不放弃苏（江苏）、皖（安徽）边区，转战山东。1947年，敌人围困胶东，我随军突围到大连，后转东北辑安、安东等地。1948年，东北几个大城市被我军收复，我回到山东。因我爱人已经南下到苏北，我便离开西线兵团刘邓大军回东线兵团，部队番号改为苏北兵团。参加淮海战役后、渡江作战。1949年，我军解放上海。

我在1944年4月新四军第七师搞打资敌工作，受过一次特别奖励。随后。我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部队发给一枚纪念章。

（1996年11月口述于上海，

2004年11月补充修改）

大哥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为了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他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

大哥在上世纪20年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党领导的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等重大政治运动，后又参加红军长征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在此期间，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忘我奋斗地工作着，极少回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因秘密交通工作路过家乡也未进家门。1927年蒋介石实行白色恐怖政策，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在这之后整整10年时间，我胞兄都杳无音信。母亲因为思念儿子长年以泪洗脸，以至得了眼疾，看不清东西。在那段时期，我父亲曾听别人说“你儿子回过家乡”，但却总也盼不到他回家一次。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胞兄也是尽一切努力做好敌后机要工作，出生入死，长期战斗在党的“红色交通线”上。当时他所上报的情报得到了李克农同志的好评，他所做的工作得到了组织的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他也是兢兢业业地做好党内外的

一切工作。80年代初离休后，他不顾自己体弱多病，仍坚持写党史回忆录及在家中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搞工人运动史、党史研究、军史研究人员，直至1991年6月23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广州。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

他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好党员，国家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在工作上勤勤恳恳，在生活上极其朴素。他的内衣裤都是补了又补的。记得有一次我曾对他说：“这么烂的内衣再补也不行了。”他便对我说：“周恩来总理的那条洗面毛巾，也是补过的，你们好好学习总理的艰苦朴素精神才好啊！”所以，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家里的人，侄儿们的衣着都是很朴素的。

几十年的地下工作经历养成了他守口如瓶的习惯，所以我所了解的只能是一些表面的现象。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70周年纪念，我怀着无限思念追忆已经作古的兄长。

2004年4月写于广州

我的父亲1926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并积极投身到

如火如荼的革命洪流中，他于1991年6月去世。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事业始终不渝，对党对人民无限热爱。他一生坎坷，却始终凭着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凭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人对事。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一个对党忠诚光明磊落、坚持原则、顾全大局，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他克已奉公廉洁自律，一生淡薄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保持着我党地下上作者默默奉献的精神。工作上他认真负责，任劳任怨，服从组织分配：生活上他艰苫朴素两袖清风，从不讲求生活享受，对待同志和家人和蔼可亲，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记得在“文革”期间，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无一例外地受到冲击，我父亲也一样挨批斗、入牛栏、强迫劳动，接受群众审查。1970年底恢复工作时只安排他担任省一机局招待所负责人，但他毫无怨言只是一心一意地把工作做好。 在“文革”后期社会动荡，“走后门”风气甚浓，许多重新执掌权力的人都在忙着利用关系为子女和亲属安排好工作和出路。适逢我中学毕业，很想也像其他干部子女那样去参军、上大学或是找份好的工作。可是父亲并没有为我所动，而是让我听从组织的安排。结果我和学校部分同学一起被国家分配到一所工厂里当学徒工。

父亲时常教育我们：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认真。

在对待名利的问题上，他总是让我们多想想牺牲的先烈们。自从我上小学读书那年起，每逢到了12月11日（广州起义纪念日），父亲总要带上我到广州红花岗革命烈士陵园凭吊无名烈士墓及参加由“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幸存者为纪念广州起义周年的座谈会，有意识地让我广泛地接触更多的工农群众及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让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

经过学校的教育及参加了一系列的活动，使我深深地懂得：我们的鲜红旗帜是无数革命先烈的热血染成的，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正是这种信念指引我戴上红领巾、参加共青团直至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我的父亲平时言语不多，更没有刻意地在我们面前谈论他的经历（可能是长期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养成了他守口如瓶的习惯）。可是在其离休后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住院期间，接待全国各地前来采访的党史研究工作人员时却是知无不言滔滔不绝，越讲越兴奋。常常是客人走了以后他才感觉疲倦。

我的父亲年轻时为了党的事业四处奔波颠沛流离，出生入死受尽风霜雨雪，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他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党，就连个人的婚姻大事也都搁置在一边，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才与已相识十多年的我母亲结婚

（父亲当时已42岁）。他老年时落得一身病痛，但仍本着对历史尊重，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孜孜不倦地一心扑在了党史研究和党史征集的工作中，前来征集资料的同志来自北京、上海、武汉、重庆、桂林、梧州，北至黑龙江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南至广西南宁东亚研究所，本省除省市党史办的同志外，还有汕头、江门、湛江、韶关等地区，三水、博罗、大埔、饶平等地的同志。内容涉及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的资料，有地方史、军史还有曾经与他共事过的人员的历史证明材料。就在80年代初期，父亲带病参加广东省委党史两委在三水举行的工作会议时，因劳累过度被送进医院抢救。尽管父亲晚年体弱多病，还是尽力把能够回忆的史料记起来，并常常亲自执笔撰写、核实和修改。父亲对待党史工作的严谨态度和满腔热情受到了各地同志们的一致好评。这就是我的父亲：善良、豁达、信念坚强。

2004年11月于广州

1932年，因我父亲在新加坡打理的米行倒闭，我们在海外的一家人旋即乘船返回故乡——澄海县樟林乡。 回国后，亲属介绍我到樟林的“种玉小学”教书。期间，我改编了一首旧歌吊唁同事去世的母亲，被当局怀疑是“赤色分子”。为避搜捕，我又逃难往香港投靠亲友。 1934年，我

和刚从泰国回港不久的李沛强（沛群弟）在香港结婚。 1935年秋冬，国民党大力围剿工农红军。一日，沛强突然接获消息，说他胞兄李沛群在长征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听说是队伍被打散后他逃到村子里，敌人包围村子后，他为了不连累村中百姓，毅然走出村子才遭逮捕的。心焦如焚的沛强，决心冒险入川救兄，但当时往川谈何容易，交通阻塞艰难困苦且不说，单旅费就所需不菲，何况，我和沛强都没有工作，日常赖以为继的仅有我母亲遗留给我的一些黄金首饰。为救亲人我只好卖掉一条金项链和几个戒指，作为沛强入川的旅费。由于沛强在泰国时已经加入天主教，又是虔诚教徒，因此取得该国神父颁发的“贤士证明”。准备就绪，即辗转入川，在成都和重庆又得到当地教会外国神父的协助与狱方交涉。国民党官员对红须绿眼的外国神父格外客气和礼让，又无确凿证据证实李沛群是共产党员，不久，他们让李沛群保释出狱。

沛群出狱后来到香港，我家骤增了一个大伯，实在无法安顿。恰好此时我妹夫和妹妹同赴泰国定居，途经香港，沛强瞒着我向妹夫借到港币400元，很快，就在九龙蒲公村买下一间旧木屋和附近空地，办起一个养鸡（猪）场。大家一起搬进去，还收容了一个表亲，大家为大哥作掩护。此后，这个名为“开利鸡场”的地方，逐渐发展成为八路军地下联络点和护送革命青年到延安苏区的中转站。

1938年秋，香港有一天忽然挂起10号风球，当晚雷电交加，狂风暴雨，房屋、猪舍倒塌，牲畜大多逃窜淹死。我们由于及时逃到大床底下才幸免于难。我的胞弟秦牧当时来鸡场，当晚同历险象。

不久，八路军办事处在港成立，沛群的老战友吴华友也来到香港，他们和党恢复了联系，很快又重返革命征途。

90岁老人原黄埔港务局退休干部林逸冰 2004年11月10日

我于1908年5月8日（清光绪末年四月初九）出生在饶平县海山黄隆溪头社的一个贫农家庭。曾祖三代只有六分自耕田和佃地主的十多亩土地耕种过活。家中兄弟叔伯人口众多，种的田除交租所余无几，农闲时，父辈便出海搭 （蚝壳之类）卖给瓦窑烧灰做建材，以补贴家中费用。搭 要掌握天气和潮汐，稍有不慎便会翻船沉海，血本无

归，甚至溺死于大海。因此。父亲常对我们兄弟们说：“我家三代都是这样捱苦受难，不知怎样才能有个好 日子 过。”

那时同乡兄弟不少在外地谋生，家庭生活总比我们好。还有不少人出洋谋生，到泰国、安南、星加坡。少小出洋老大回，在外洋生活好了，但没有文化，不能和家人通讯，老死不外尸骨也不得回乡。为此，父辈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不管家庭生活如何困难，都供给我在乡间小学堂（即私塾李氏宗祠）读书。我从1916年春至1919年读完了初小，又上了高小一年级（即四年级）,第五年，家里无法为我交学费，只好买书回家自学。可以说，我是读了五年书的小学生。

本文摘自《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谢燕章整理。

1973年秋天，我的族伯李沛群偕女儿霭华一同回乡探亲，并为海山石头村病故军人徐海同志写证明材料。消息一传开，当地的公社书记罗廷利同志、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秋庆同志，对长征干部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对他的住处也做了妥善安排。儿童们欢喜雀跃，高呼：老红军回家乡啦！本

族人更是争着以上宾宴请亲人，我家当然也不例外。 族伯少年投身革命，弟妹们也各奔前程，1928年前回乡一次，建国后才成家，夫人余淑颖（黄岗镇人）生下霭华后不久便去世了。族伯饱尝失妻之苦，一旦回到梓里，重顾老屋，再会亲人，难免热泪盈眶。

金秋傍晚，残阳如血。我陪着他瞻仰当年读过书的“启蒙学校”旧址（李氏宗祠），这时，他好久没有作声，最后，只听他一声叹息：世事沧桑，祠宇破旧，人也老了。 他回家乡只有七八天光景，除了为徐海写证明材料，还非常关心地方人民的生活，与亲人畅畅襟怀，和族兄李新魁谈得更加亲热。对家乡的土特产“番薯汤”吃得津津有味。海滩上留下了老红军穿过草鞋的脚印。

水流千遭终回大海，树高万丈叶落归根。过了三载（1976年）族伯遵循其父母遗嘱，他把老人的骨灰带回桑梓安葬，坟墓筑在“红坑”山麓。他临返住所再顾母校“启蒙学校”，郑重地对我说：“祠堂太破旧了，有机会一定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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