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返乡务农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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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财管2班 卞赟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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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返乡务农的调查分析

——对中部地区农村调研报告 摘要：

08年来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民收益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经济危机，让很大一部分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待下去，迫使一部分农民工回乡创业，另一部分则是回乡务农。农产品，尤其粮食产品，乃人类维持生命的基础。正确的引导回乡农民安心务农，大力支持返乡农民工承包土地、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是政府目前工作的当务之急。同时打工者的土地交给别人代耕，打工者的土地交给别人代耕,表面看来不易发生纠纷,但城市经济出现危机时,民工返乡,流转风险就开始显现。

关键字：

农民工、 转移农民、 加强农业、 小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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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危机下的农民就业

2008年一场金融风暴袭击全球，下半年失业人口暴增3269万人，2009年上半年城镇人口失业率上看11％。但专家认为，失业人口与严重性，永远比中国大陆所估计的1来得严重，明年失业率可能上看14％。

受到国内外市场严重萎缩，以及企业新增投资减少的冲击，中国大陆各地的失业人口正在快速攀升当中。今年下半年失业人口暴增3269万人，尤其是第四季的情况最为严重，两大雇工减少最多的产业：制造业和建筑业，新增失业人口分别为1980万人和1546万人。

从务工企业性质看，以出口贸易为主的外资企业中的农民工返乡比例最高，达47%，民营企业次之，达45%，而国有和集体企业，返乡农民工所占比例为8%。

有一种社会偏见认为农民工离开原来所在企业返乡务农就是失业。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其说法站不住脚。 有一份职业就是就业，个体经营、务农、做工、当兵都属于就业。因为务农属于职业范畴，理所应当就是就业。 多年以来我国在就业概念上有一种偏颇认识，即只认为在企事业单位、机关工作才叫就业，而且不把在小型民企、个体经营行业打工作为就业，更不把务农作为职业，不把农民作为职业农民，这种看法本身存在问题。职业和就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只要有份工作能够自食其力就叫就业。

农民工来自农民，当存在下列情况之一：农民工自身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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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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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来工作单位务工;农民工所在企业季节性停产歇工;农民工在的企业因为经济衰退而裁减员工;农民工所在企业破产倒闭而选择回乡务农，相对于原来农民工的工作是属于失业但回乡务农则又是重新就业。农民工务农既有主动放弃务工的情况，也有迫不得已回乡务农的情况。然而不管怎么说农民工回乡务农不能不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农村是生养农民工的地方，一般来说那里有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只有原有农用地等生产资料被征用(占用或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毁损)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农民工惟有转移就业一条路可走。

若说务农不是就业就不应有农民转移就业外出务工一说。所以认为农民工返乡务农不是就业是不顾事实的主观认定。如果说农民工务农不是就业，那么为何把大学毕业生卖猪肉、擦皮鞋、开小摊卖零杂货物、以及给人当零工叫做就业?城市贫寒子弟大学毕业后只要有工做都叫就业，而对农民工回乡务农就不叫就业，这样就有些厚此薄彼。众所周知，多年来我国国有建筑企业职工下岗数量可观，农民工取代这些下岗的国有建筑职工成为我国建筑行业主力军，那么为何对那些下岗的国有建筑企业的下岗职工不提及、不怜悯而对农民工返乡务农就那么高度重视、广为呼吁呢?这是不是顾此失彼呢?所以说农民工回乡务农是就是一种经济危机下的再就业。

二·关于农民工子女的调查

北京农民工子女调查2：仅1.5%的人希望回乡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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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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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供给保障政策研究》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农民工子女仅1.5%的人希望回乡务农，小学生有一多半希望读到博士。

中国青年报4月23日报道 小学生希望读到博士的占53.0％，读到大专的11.5％，读到高中的11％，读到硕士的8.7％，读到本科的8.2％，只读到初中的3.4％。

这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在做《中国城市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供给保障政策研究》，对北京市农民工子女进行的一项调查中的部分数据。对于学生的调查共涉及农民工子女学校40所，学生问卷1728份，包括2~9年级的学生。

在“对下一阶段的期望”调查中，包括“在哪里上初中？”58.3％的小学生希望能够继续在北京上初中，希望回老家上初中的有41.7％。“初中毕业后怎么办？”84.6％的学生希望初中毕业后继续读书的有47.6％，希望回老家种地或者工作的只有1.5％。小学生有一多半希望读到博士，而到了初中生，这一数字降为32.6％。对于“如果不读书后希望工作和生活的地点？”这一问题，小学生49.2％选择留在北京，34.1％选择去其他城市，只有10.4％选择回农村老家。初中生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56.5％的希望留在北京，去其他城市35.5％，4.5％选择回老家城镇，仅有3.3％选择回老家农村。

在解释选择哪个职业的原因时，“可以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好日子”、“能挣钱”、“想养活爸爸妈妈”、“家里钱太少”等是学生们回答最多的。在对学生们进行调查的同时，家长们也接受了调查。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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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希望孩子继续在北京受教育和工作，因为他们当中有67.5％的人打算在北京长期生活工作。

来自河北邢台的魏淑萍已经和丈夫在北京待了十几年，开始只是在街头摆摊卖菜，后来租了菜市场的固定摊位，现在已经开了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吃店，两个孩子分别上小学和中学。孩子今后的出路是夫妻二人的烦恼：“我们现在每个月的收入挺固定的，也不打算回老家，只是大孩子初中毕业后干什么让我们着急。要是上高中，就得把他送回去，可我们这么多年没在家，家里的房子都快倒了。”

由此可见，如果不是经济危机的影响，大部分的农民工是不愿意回乡务农的。如今他们回到家乡，政府应该怎样做才能使他们的生活水平与之前相比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三· 国家农业补贴新政策

之前3党中央、国务院把加快解决“三农”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出台了一系列统筹城乡发展、支农惠农的重大举措。特别是近年来对农业实施补贴政策，促进了粮食生产和农业的发展，保护了种粮农民利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指出，将尽最大可能继续增加农业补贴，预计将增加到1200亿元左右，逐步完善补贴办法。

3年来，农业补贴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农户？惠农政策能不能实实在在地促进农民增收？特别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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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民收益的调查分析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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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背景下，惠农政策究竟能帮农民多大忙？这值得我们思考与探究。为此，笔者实地考察了天津市蓟县（a地）、湖南省长沙县江背镇（b地）、广西平南县（c地）三地，并分别在每地走访15户农民家庭，针对其粮食种植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实施现状

目前，农业“四项补贴”（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三地调查结果显示，农业补贴政策落实基本到位，群众满意度较高。广大农民从中得到实惠，充分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深切关怀。

但是，在农业补贴政策方面依然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宣传效果欠佳。有些地方反映，现行农业补贴政策容易导致农民“感恩有余，激励不足”、“要田积极，种田不积极”；容易出现“中央当做投入，农民当做收入，地方当做负担”的问题。根据三地调查结果来看，在农业补贴过程中，90%农民不清楚补贴是什么补贴，用作什么，只是每年给一个总数。由此看来，惠农政策的宣传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农民连政策的目的、补贴的明细都不甚清楚，效应明显缩水。

二是积极性相对滞后。现行农业补贴政策的操作成本高，是一个突出问题。2008年物价上涨对农村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农耕成本上升快，对农民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农民售粮价格仅有小幅上涨。这严重影响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收益。在调查过程中，45户农民在“如果有机会是选择打工还是种植粮食”这道问题中，都百分之百选择了打工。在与农户交流中，普遍都发出同一种声音：现在种粮不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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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三是执行力度偏弱。笔者在调查3个村子时了解到，粮食直补在这个调查范围内是按耕地面积补贴的，但是有些荒废的和零散的耕地即使没有种上粮食，也被默认为计算补贴的面积。笔者对比其余两个村子的情况，2008年的补贴只应该发放给种植两季稻的农户，但是在这个村子他们似乎不知道这个政策。在c地调查村子的状况，粮食直补在这个调查范围内是按耕地面积补贴的。广西政府决定：“2008年在我区全面实行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与储备粮订单粮食收购挂钩的办法，切实增加种粮农民收入，提高种粮农民积极性，增加粮食产量，确保我区粮食安全和市场供应。”但是据当地农民反映，此决定在实施中却是按耕地面积进行补贴的。这说明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存在着纰漏。

原因分析：

农民增收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稳定和农民的利益，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也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综合分析，以上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三。

一是粮价跑不过成本。随着物价上涨，农民感受最明显的是种粮成本的上升。其中影响最大的无非就是农药化肥和人力成本的上升。以b地为例，化肥价格涨幅最高，从每公斤0.5元上涨到每公斤0.7元，增幅高达40%。而农药价格涨幅近10%。粮食价格从每百公斤160元增加到每百公斤180元，增幅仅12.5%，粮食售价增幅远远跟不上成本上升的脚步。a地一年每亩粮食成本是474元。b地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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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亩的粮食成本是1240元。补贴占成本分别是15.8%和8.8%，造成差异的原因是种植水稻成本比较高。再来看两地每亩粮食的利润a地是691元，b地是531.5元。从数字来看a地的粮食收益比b地要略高一些，但是a地的人均耕地要比b地少，所以a地15户每户每年种植粮食的利润是2328.67元，则b地是2375.81元。从以上计算来看，农户每年种粮的经济收入是非常少的。而且在b地体现得特别突出，若是补贴低于70元，种粮食不仅不赚钱，反而要亏钱。

二是补贴标准太低，对农民的激励作用有限。在农民收入的构成中，务工是最佳的赚钱方式。在他们看来，打工收入相对于种植粮食要高得多，这也是广大农民的心声。若是有选择能打工，每个月1000元~2000元工资，一年是1万元~2万元收入。若是有技术的农民工，每年挣3万元~4万元都不成问题，比种粮每亩百余元的经济收入要高得多。此外，我国大部分农民都是小农户，每户的种植面积并不大，既无规模效应，又无高科技手段，若是要靠种植粮食来增加收入，这是不容易的。近年来，虽然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增加比较快，但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要求仍有很大差距，许多地方农业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停滞、退化的现象比较严重。目前，对单个农户的农业补贴规模较有限，对农民增加农产品生产的激励作用出现了边际递减的现象。

三是地区性的效应偏差。在所调查的三个地区当中，由于经济结构和地理位置的差别，效应也有所区别。在a地，由于玉米和小麦的价格波动不大，补贴的数额只有一年每亩70余元，所起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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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经济效应是比较小的。所调查的农户也对补贴热情并不高。而在b地，主要种植的粮食是水稻，并没有其他有良好经济效益的经济作物为替代作物，相比，水稻的售价要比小麦和玉米高，种粮积极性要比a地高。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有近80%的村民表示，粮食直补和取消农业税这两项政策的确减轻了他们的负担。像b地，如果国家没有补贴，那么种植粮食肯定是赔钱的。所以虽然国家给的补贴比较少，但仍然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也确实是提高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而c地由于靠近沿海发达城市，农村的年轻劳动力大多在外打工或经商，其土地多用做种植经济作物，种植的粮食大多属于自产自销，因此相对其他两地而言，粮食直补和取消农业税对他们的生产生活没有太大影响。相关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严峻挑战，促进农民增收任务艰巨，在今后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的过程中，以下措施值得斟酌。（一）建立粮食补贴的法律法规，规范补贴发放的方式。

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法规支持，从国家对农民发放农业补贴这一做法来看，这更像是一种应急性对策，是在粮食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后，才开始实行的一项政策。虽然这体现了政策的灵活性，但是在问题出现和政策发挥效应之间有一个时间差，而且在发放粮食补贴的过程中，个别地方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使国家发放农业补贴的政策所应起到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如果农民收入预期不稳定，那么农业生产就不稳定。这样就违背了保证粮食安全的政策目标。

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不少农民没有拿到政策规定的相应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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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金额，而且也不清楚自己应得多少钱。这说明在补贴政策在发放过程中不够透明，甚至有截留的现象存在，这严重影响了政策所应产生的效果。所以从规范政府行为的角度，应对农业补贴立法，提高透明度和规范性，排除人为因素的影响。（二）加大补贴的力度，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农产品价格的高低，直接影响农民收入，今年将努力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有效引导市场走势，防止谷贱伤农。同时，政府将着力搞好农产品购销和调运，减免流通费用，完善利益分配机制，让农民从农产品价格上升、产品增值中得到更多实惠。

对农民种粮实行补贴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但粮食价格的调控对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更为重要。目前，粮食价格虽然增长，但与同期的物价涨幅水平相比增幅并不大，所以要保护农民利益，一是要确保粮食价格的稳中有升，特别是要保证粮食价格不出现大幅度下降，创造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良好外部环境。二是要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确保农业生产资料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燃料和电力供应和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对农资生产、运输、经营，在税收、补贴、贷款等方面要落实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以减缓农资生产、经营成本上涨压力。

建议各级政府在中央补贴的基础上，增加补贴金额，进一步激发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通过补贴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激发农户推广使用新品种、新技术的热情，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三）按产量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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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建立种粮的奖励机制。

现行的补贴依据是按照耕地的面积进行补贴的。不管农民种得好坏，都会获得补贴。若是按照产量补贴，实行多种多补贴的制度，农民就会用尽各种方法来得到高额的补贴来增加经济收入。我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说过：“从科技来讲，粮食作物的产量潜力是很大的，但是这个技术有了，要农民采用嘛，但是现在很多农民种粮没有什么积极性，关键在种粮的效益不高??这个补贴一个是(量)不大，另外没补到点子上。”因此，按产量补贴能够最大程度的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如果给农民以经济上的鼓励，他们就会种优良的品种，施更好的肥料，用更新的技术来提高粮食产量，有利于最终实现增收。

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目前，我国农村人口近9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0％，农村劳动力中的70％从事农业。农业是农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农业不发展，农民收入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农村的社会进步就可能停滞，因此，农民收入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一个政策的实施总是有其成熟的一个过程的，中央连续6个“一号文件”提出关于“三农”问题的内容，国家每年对农业的补贴逐步加大，也就是为了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给广大农民带来“真金白银”的实惠。

四·各地回乡务农农民工生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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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民工返乡务农 村委帮忙建大棚

这几年，随着中央一号文件的连续出台，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同时新蔡县加大农技推广力度，鼓励引导扶植土地流转，全县规模化生产呈加速发展趋势。2007年规模种植30亩以上的农户500多户，规模经营面积5万多亩，2008年规模种植户750多户，规模经营面积8.5万多亩，其中出现20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3户，计划到2010年规模经营面积达25万亩。

2008年11月26日，一批返乡农民工正在河南省新蔡县韩集乡老庄孜村蔬菜生产基地，精心管理着自己从村委租赁过来的蔬菜大棚。

受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一部分在沿海城市打工的农民提前返乡。新蔡县韩集乡老庄孜村把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就业新岗位，作为今年为民办实事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村委筹建了驻马店鑫农牧业有限公司，他们采取每新建一个大棚，村委负责协调信贷资金3万元，公司投资1万元，租赁者自己再筹资一部分，建起后的大棚就由返乡农民工进行管理。大棚所产蔬菜由公司统一销售，待销售额达到还贷和偿还公司投资后，蔬菜大棚和大棚以后的收入就归租赁者所有。

据悉，截至目前，新蔡县韩集乡老庄孜村已协调信贷198万元，驻马店鑫农牧业有限公司投资66万元，返乡农民工筹资70多万元，建起了占地面积200多亩的66个蔬菜大棚。村委主任介绍，每建起一个蔬菜大棚，租赁者不仅自己实现了再就业，而且还可以吸纳一名返乡农民工在这个大棚内打工。这样一来，就可以解决132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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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经测算，租赁一个大棚，一年内就可以收入5万多元，当年就可以还清贷款和公司投资。

2．农民工回乡务农创业急需金融帮扶

最近，在河南省武陟、温县等地调研时，当地乡村干部告诉我们：“回来的农民工都没有闲着。”有的准备承包土地，想多种一些粮食；有的准备添置一些农机具，准备参加今年的机收作业；有的正在搞食用菌种植，有的翻修了自家废弃了几年的猪圈，准备养猪，还有的准备利用在外打工学到的技术、积累的资金投资兴办企业。这些见识广、头脑灵活、有市场观念、有技术、有管理经验的农民工，回到家乡后不仅给当地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给农村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但是，资金不足、融资困难制约着不少回乡务农的农民工的发展。许多乡村干部对此反映强烈，许多回乡务农的农民工对此也深感忧虑。武陟县龙源镇劳动保障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大部分”返乡回来的农民工都来咨询过小额贷款政策、请求融资担保，“要求很迫切”。在温县赵堡镇农村信用社，春节过后刚上班的信贷员们就接到了十几份不准备外出打工的返乡农民工的贷款申请。

从我们对武陟县、温县两地农村金融机构调查的情况看，随着返乡农民工人数的增多，其金融服务的需求明显增多。无论是准备从事农业生产、承包土地、扩大粮食种植面积，还是准备购置农业机械，从事农副产品加工、运输，以及投资特色种植、特色养殖，或者开店办企业务工经商的返乡农民工，都需要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扶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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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农村金融机构的同志也告诉我们，目前支持返乡农民工的金融政策还不明晰，影响了金融机构支持返乡农民创业的积极性。还有一些农村金融机构担心农民工就业市场出现新情况，导致有的农民工就业思路“摇摆不定”，增加信贷工作的难度，“抵押、担保物少”也制约了农村金融机构支持返乡农民工的力度。

做好返乡农民工的就业工作是应对金融危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也是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事关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致富，各地党政部门、农村各级各类金融机构要高度重视返乡农民工的金融服务工作，制定完善金融扶持返乡农民工的政策措施，要把扶持返乡农民工创业纳入全民创业政策体系，对返乡农民务农创业实行小额贷款担保优惠政策。

农村各级各类金融机构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高金融服务水平，组织干部职工深入乡村调查研究，了解回乡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技术特长、创业意愿，掌握回乡农民工的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金融服务工作。要向返乡农民工宣传金融政策法规，宣讲金融知识、介绍金融工具、推荐金融产品，要根据返乡农民工的实际，开发适合返乡农民工需要的金融产品，开辟返乡农民工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简化信贷程序，扩大抵押担保的范围，适度降低信贷“门槛儿”，提高办事效率，尽可能地为返乡农民的提供利率等优惠政策。 要大力支持返乡农民工承包土地、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兴修水利工程、增加农业基础投入的资金需求，积极扶持从事特色种植、生猪等养殖的返乡农民工，对从事农资供应、农机维修，以及农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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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运输、销售的要积极支持。

五·土地流转纠纷增多

民工群突然返回,一下子打乱了湖北省潜江市高石碑镇党委书记刘江海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再就业,还要考虑基层的稳控工作。”刘江海说,全镇24个村,几乎每个村都有人失业回乡。“返乡的都是年轻力壮的青年,刚回来大家都忙着访亲探友。如果一段时间再找不到事做,赌博、打架这类治安问题马上就会冒出来。”刘江海说。 土地流转纠纷“在农民保障体系缺失的前提下,土地仍是他们最后的避风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返乡不仅让村干部们担心,村里的种粮大户也觉得不安。

高石碑镇渔淌村村民孙绪成是远近有名的种粮大户。从2002年起,孙开始在村里承包土地,不仅承包村里的40亩地,还转包其他五户村民的口粮田,目前他手上的耕地已达到90亩,一年纯收入12万多元。这位种粮大户并没有太多的喜悦。孙绪成说,他和村民的转包协议是一年一签,目前正值平整土地。拿不准转包的土地会不会被要回去,他至今不敢有太大的投资。村民之间的转包协议都很不规范,有的甚至只是口头协议。这让孙绪成这样的大户很为难。

“转包土地只有进行长期规模经营才能见效益。如果中途要回去,先期投入的肥料、人工如何算?有的为了平整土地、养地力,甚至停种一季,每亩累计投入高达三四百元。而每亩地一年转包费最多两百元。”显然,如果中途退地,种粮大户会损失很大。这在高石碑镇另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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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村得到印证,在长市村一组,李良智将11.52亩耕地交给弟弟李良永代耕。弟弟不久前病逝,李良智也从外地返乡,打算收回土地。长期负责耕种的弟媳张腊香不愿意退地,双方口角不断。经过镇经管站多次调解才得以解决。

流转的土地如果不能有序退回,同样影响着返乡民工的生活。笃实村村支书孙勤安告诉记者,农户种田的产出效益不高,但可以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失去土地,返乡农民的日子将更加困难。大家都不愿看到农民失业又失地的局面,但土地流转的纠纷已经开始上升。

“在农民保障体系缺失的前提下,土地仍是他们最后的避风港”。这实际上是一种流转的风险,湖北省农业厅经管局副局长万志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民工返乡是一次反思土地流转的机会。目前农村的土地流转基本上是一种代耕制度,其流转的程序和合同极不规范,城市经济好时,打工者的土地交给别人代耕,表面看来不易发生纠纷,但城市经济出现危机时,民工返乡,流转风险就开始显现。

在一定意义上说，土地纠纷增多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土地增值了。国家在政策上加大了扶持“三农”的力度，特别是施行取消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实行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后，土地迅速增值，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种地的积极性。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那么为什么容易产生土地纠纷呢？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前的农村土地发包、承包、流转合同中，严重存在着不规范、不完善的问题。有的村委会在土地发包和租赁过程中，没有经过法律规定的民主程序，而是由村干部说了算，内容简单，约定不明确，成为土地纠纷增多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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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随着相关农村土地法律、政策的出台，一些原本弃耕或不要土地的农民开始要求耕种土地，原先将土地以较低价格或无偿转让给其他农户耕种的农民也纷纷要求收回转让出去的土地，或要求增加转让金，由此也产生了一些纠纷。

在农村土地纠纷中，有相当一部分案件涉案人数众多，群体性特点突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土地纠纷往往比较激烈。同时，现在农村土地纠纷中的主体已经从原先单一的发包方、承包方，扩展到发包方、承包方、转包方、租赁方等多方之间的纠纷，涉案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现象，一起案件牵扯到很多当事人。因此，这类纠纷如果不及时解决，极易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

农村土地纠纷问题应当引起人们、特别是农村各级领导的重视，积极采取措施，力求消除纠纷，化解矛盾。更重要的是，今后在处理土地问题时，一定要慎之又慎，正确把握政策与法律的界限，严格依法办事，严密规范地签订土地发包、承包、流转等合同。

有专家表示：“以后的土地流转逐渐走向规范化是必然的趋势。但已经出现的不够规范或不够完善的流转案例所牵涉的

利益争端很难避免。许多地方的流转费比较低，有的每亩仅两三百元，难以解决出让方的生计，这会使问题更加棘手。如何妥善处理遗留问题，将极大地考验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

农业部一位研究员分析说，国家明令禁止土地撂荒，但是，由于种粮收益远不及外出打工赚钱多，很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将土地使用权匆忙转让给其他农户或企业，而企业利用转让的土地发展经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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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收入却较高。农民工返乡后若欲索回土地使用权，与受让方和代为转让的组织都可能产生纠纷。返乡农民工出于对生计的担忧，更多的是要求为自己的土地权益讨回明确的说法，而他们对于收回土地后重新务农的积极性不会太高——返乡毕竟是暂时的，很多人还是会继续回城找工作。所以做好辅助农民工重新就业是关键。

六·原因分析 农民工返乡种田的主要原因：

1、城里的日子难熬了。在德惠市城区中，有19%的住户为农村户口，这些都是陆续进城的农民工。其中，有的已在城里生活了三、四年之久。他们曾在城里的二、三产业上都抢占了一席之地，日子虽说不如城里人滋润，却比在农村的日子好过得多。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现在他们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

（1）钱难挣了。由于很多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偏低，没有一技之长，因此，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在建筑业、制造业、餐饮业中从事体力工作。有的人由于收入低，除去费用，剩余很少。另外，同样的工作他们往往争不过城里人。尤其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些单位招工往往都是有本地户口的人优先。此外，由于他们手中资金少，在外做买卖底子薄，外界关系少，挣钱感觉越来越难。

（2）费用高了。城镇居民收入在提高，生活水准也在提高，物价也在不断的上涨，另外随着城市建设的改善，物业管理在加强，物业费用也提高了。尤其是子女上学的费用提高了，一般情况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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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学费要比农村高出3―4倍，这给农民工增加了很大的经济负担，使他们感觉到城市的日子不如农村好过，于是，产生了返乡的想法。

农民工进城打工的预期收益具有不稳定和高风险性。他们一般从事城里人不愿干的高强度、高温、高空、有害、有毒的行业和工种，很多人缺乏劳保和社会保险。此外，还要承受远离家属、子女的精神负担。

2、农村的日子好过了

近年来，粮食连年丰收、粮价高涨、国家出台了许多惠民政策，增加了农民的信心，使农民看到了希望。

（1）粮食涨价了。农民的农业收入中，主要以粮食收入为主。在吉林省的平原地区，很多农户的收入中有六成以上是来自粮食收入。所以，粮食价格的高低是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之一。据调查，2006年的粮食价格比去年提高了许多，其中玉米价格比去年每公斤高0.30元，水稻比去年提高0.20元。2006年德惠市农民因为粮食涨价一项使人均增收900多元。

（2）产量提高了。现阶段农民以地为本，农业丰产，农民才可以增收。今年很多地区农业产量都有提高。有的地区玉米和水稻的平均产量都达到了10000公斤/公顷以上的好收成，平均每公顷增收1000公斤左右。仅增产一项就可使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400多元。

（3）政策惠民了。近几年，党和国家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政策，为农民开了“坐收渔利”的天荒。如：每公顷“粮食直补”1000多元，并且免除了农业税，仅粮食和良种直补一项使农民人均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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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元左右。以上三项合计使农民纯收入增加1600元，约占农民工平均年工资收入的20%左右。

前郭县王府镇王府村村民王国说，过去农副产品价格低，没有优惠政策，种地受益少，辛辛苦苦干一年只能解决个温饱。2000年他把地包给了别人，自己外出到外地打工挣钱。他在工地上当过力工；还在城里做过小买卖，历尽艰辛，一年下来，除掉费用也赚不到多少钱。2005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后，王国有和他一起打工的几位村民都陆续回到了家乡，重新操起了农活。

辉南县抚民镇四平街村村书记范志全给我们算了一笔帐：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农业税、村提留、乡统筹、税费等，每亩需交纳150元，去掉种地成本，每亩地纯收入只有200多元。自2003年减免农业税后，农民种地不但不交税，每亩地还能从国家得到各种补贴40多元，再加上去年粮食丰收，粮价上涨，每亩地的纯效益达到了350到450元，今后随着国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民的各种负担还会进一步减轻，农民种地的效益还会增加，农民正是看好了这一点，才纷纷又把增收的目光放在了种地上。

三、几点建议

1、加强对农民工的保护措施。部分地区出现的农民工弃城返乡的回流现象，说明了党的惠民政策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使农民认识和适应社会发展的水平不断提高。但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同时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农民在城里的生存环境还有待于改善和提高。希望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进一步采取有力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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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保证在城市打工的农民根本利益不受侵害。

此外，在有条件的地方， 政府部门要加大力度，鼓励农民外出打工。虽然农业税减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因很多地方的耕地资源有限，限制了农民增收的潜力，所以，在今后很长的时间内，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仍是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

2、降低农民进城成本。应允许外出打工、经商的农民可依法有偿转让、转租、入股抵押土地承包权，并保持自己土地资产的收益权。为他们在城市中创业提供经济基础。

3、各级农村组织，要千方百计保护农民的种田积极性，要把“中央一号”文件落到实处，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帮助农民不断调整种植业结构，引导农民多种适应市场需求的经济作物，帮农民引进新品种，聘请专家给农民讲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课，给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确保种地的农民都能有个好收成。

4、对这些弃城返乡的农民加以引导，充分发挥他们在城市里见多识广、适应市场经济的优势和能力，帮助和带领身边的农民尽快的富起来。

鸣谢：各级县委政府

卞赟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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