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经济学

管制经济学

管制经济学是以经济学原理研究政府管制科学性的一门新兴应用性学科。管制是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政府管制者(机构),依照一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主要是企业)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管制”是英文Regulation的翻译,通常被译为“管制”、“规制”或者“监管”。在学术界较多地使用“管制”或“规制”,而在实际部门,习惯使用“监管”。 “管制”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对私人权力是否进行限制的争论上。重商主义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对政府管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目前,对管制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学术界还存在一定分歧,特别是对反垄断是否是管制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还有较大的争议。本文将反垄断管制作为管制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之一,这样,管制经济学主要包括经济性管制、社会性管制和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反垄断管制这三部分内容。

管制理论自70年代初期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西方学者所说:“过去研究管制的学者主要关心的是在考虑经济效率条件下各种经济政策的调节效果,而现在转向解释管制行为的本质这类更广泛的工作。”从那时起,产生了一系列管制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和论文。特别是卡恩的经典教科书《管制经济学》(Kahn,1970)的出版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转入全新的轨道。施蒂格勒的《经济管制论》(Stigler,1971),波尔兹曼的《走向更一般的管制理论》(Pelzman,1976),鲍莫尔和奥茨的《环境政策理论,外部性,公共部门,支出和生活质量》(Baumol and Oates1975)以及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1990),托里森《管制与利益集团》(Tollison,1991)等论著分别从公共事业、自然垄断行业、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管制论述了经济性管制的产生依据、管制的法规和管制决策过程、政府管制的后果以及管制的中间机构的作用等,构成了现代经济管制理论的基本框架,确定了西方管制经济学的学科理论基础和体系。

上世纪中期以后,管制经济学只是迈进了几大步。这部分要归功于贝尔系统在经济学方面所做的巨大投资,突出表现为在1970年春天创立了《贝尔经济学和管理科学杂志》。该杂志在1975年春天更名为《贝尔经济学杂志》以下简称《贝尔杂志》,

在1984年春天紧随着公司的分拆又变成了《兰德杂志》。AT&T显然是没有看到在管制经济学领域做出如此努力的好处,这也是管制经济学领域值得纪念的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由《贝尔杂志》变成《兰德杂志》以及贝尔实验室主要经济学团队的流失导致了某些大牌经济学家的出走和创新研究的停滞,被认为是两大灾难。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研究是因为AT&T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微观经济学领域而在多方面取得了成绩。《贝尔杂志》在吸引很有才华的编辑和作者———包括现在很知名的学者,如威廉·包莫尔、瓦尔特·奥依、里查德·波斯纳、乔治·斯蒂格勒、威廉·威克瑞、奥立文·威廉逊等过程中都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大概更为重要的是《贝尔杂志》吸引了许多像伊利沙白·卑利、约翰·潘扎尔、罗伯特·威利格等年轻的经济学家,这些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研究成果在管制经济学的演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贝尔杂志》创建前,管制经济学的发展是很慢的。只有爱沃奇和约翰逊(1962年)的学术论文研究了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垄断的边际成本定价问题。该问题通过波奥爱图克斯(1949年)、斯特纳(1957年)和威廉逊(1968年)的研究成果变成了高峰负荷定价的理论。这些人的作品就是《贝尔杂志》在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高峰负荷可定价在理论上得到了极为完善的发展。包莫尔和布莱德福德(1970年)、包括罗尔夫在内的贝尔实验室的经济学家和包括舍尔曼和乔治(1979年)在内的其他经济学家也赋予了帕母斯定价法(Pamsay Pricing Method)新的生命,使帕母斯定价法一直成为分析和设计管制机构的理论和实践的动力之源。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管制经济学的理论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吸收了委托代理理论、机制设计理论和信息经济学。这是从拜伦和迈尔森(1982年)的研究成果开始的。他们的研究超过了20世纪70年代对公司治理有重大成就的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成果。正如我们在科鲁和克来因多佛(1986年)的文章中所注意到的,问题在于这些研究成果当被应用于实践中存在的各种管制问题及机构或机制的设计时是几乎没有什么用的。这并非理论家在该领域的观点。拜伦和麦尔森的研究成果孵化出了管制经济学的一

个新领域,我们可以从拉丰和迪罗(1994年)的论文集找到这些相关的论文。

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经济发达国家的许多学者就发表了不少有关价格管制、投资管制、进入管制、食品与药品管制、反托拉斯管制等方面的论著,但这些论著各自在较小的领域就特 定对象进行研究,缺乏相互联系:而且,运用经济学原理研究政府管制的论著更是少见。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重视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政府管制问题,并试图将已有的研究成果加 以系统化,从而初步形成管制经济学。其中,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发表的《经济管制论》等经典论文对管制经济学的形成产生了特别重要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和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对一些自然垄断产业的政府管制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并加强了对环境保护、产品质量与安全、卫生健康方面的管制。这些都为管制经济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资料,从而推动管制经济学的发展。但至今,即使在经济发达国家,管制经济学还没有成为一门完全成熟的学科,具体表现为学者们对管制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理论还存在一定的分歧,特别是对社会性管制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尚未形成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等。

我国对管制经济学的研究起步较晚,据我们所掌握的有限资料,最早介绍到我国的管制经济学著作是斯蒂格勒的《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潘振民译,上海三联书店, 1989),在这部论文集中,其中有4篇是关于政府管制方面的论文。随后,出版了日本学者植草益著的《微观规制经济学》(朱绍文、胡欣欣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这是介绍到我国的第一本专门讨论管制经济学的专著,在我国有很大的影响。余晖等学者还翻译了史普博的《管制与市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石磊,王永钦翻译了著名管制经济学家拉丰和泰勒尔的《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聂辉华翻译了拉丰教授的《规制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这两本书反映了管制经济学特定领域的最新成果。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管制经济学论著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出版了许多论著,以出版年份和作者编

排,据粗略统计,具有代表性的专著有:余晖的《政府与企业:从宏观管理到微观管制》(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王俊豪独著或主笔的《英国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研究》(上海三联书店, 1998)、《中国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基本理论及其在政府管制实践中的应用》(商务印书馆, 2001)、《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民营化改革与政府管制政策》(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2)、《中国垄断产业结构重组、分类管制与协调政策》(商务印书馆, 2005)、《中国垄断性产业管制机构的设立与运行机制》(商务印书馆,2008);张昕竹等的《中国规制与竞争:理论和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网络产业:规制与竞争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陈富良的《放松规制与强化规制:论转型经济中的政府规制改革》(上海三联书店, 2001)、《企业行为与政府规制》(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1)、《规制政策分析:规制均衡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郭志斌的《论政府激励性管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肖兴志的《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模式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公用事业市场化与规制模式转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于立等的《规制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与理论应用》(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年);于良春的《自然垄断与政府规制》(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3);夏大慰的《政府规制:理论、经验与中国的改革》(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李郁芳的《体制转轨时期的政府微观规制行为》(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王廷惠的《微观规制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戚聿东的《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垄断与竞争》(人民出版社, 2004);刘小兵的《政府管制的经济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张红凤《西方规制经济学的变迁》(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此外,还有许多学者针对特定产业的管制问题出版了专著。这些都为管制经济学在我国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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