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类书发展原因探析

隋唐时期问题研究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专业史苑２００６（６）

●刘刚（广东海洋大学

文学院，广东湛江５２４０８８）

隋唐时期类书发展原因探析

［关键词］［摘

要］

隋唐时期；类书；文献学类书是一种特殊的文献编纂形

弄清

将有助于对类书这

［２］

一匹”，“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平陈时，裴矩“领

颖收陈图籍”，元帅记室，既破丹阳，晋王广令矩与高火自此“经籍渐备。检其所得，时书，纸墨不精，

召天下工书之士……补续残缺，书，

限写五十副本，

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

为正副二本，

［３］

式。隋唐时期是类书发展史上的转折期，这一时期类书的发展原因，

多太建（５６９年－５８２年）

存为古本。藏于宫中，

种文献体裁进行全面的认识和利用。在文献聚集、政治原因、个人原因、学术思想风气、文学创作风气及印刷术的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隋唐类书得以快速发展。隋唐时期的社会［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基础和历史条件是促使类书繁荣的根本原因。

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炀帝即位，秘阁之

分为三品”，炀帝时仅新成的图书即

［４］

“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连同旧籍聚集四部书共达

文化事业空前发

［５］

“修治故经”６１２藏，计９０３５８０卷。３７万卷，又

Ｇ２５６Ｅ

达，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据《新唐书 艺文志》载，“唐代文学者自为之书”

６］６０

１００５－８２１４（２００６）０６－０１０６－０３有２８４６９卷。杨家骆《重撰唐代艺文志》著录唐代４部典

［

籍和宗教典籍共１００３６部，１７３３２４卷以上。

唐代有多

在中国古代，类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创始、发展、兴盛和衰落四个时期。隋唐时期是类书的发展时期，类书不仅数量激增，

体制也逐渐完备起来。单从数量来看，

据

《隋志》、两《唐志》及《敦煌古籍叙录》可考知，时期的官修类书与私修类书总量不下６０种，

①

位皇帝曾下诏访采天下遗书。太宗时起，把整理图书作为一项固定的制度，

整个唐代，

只有武后、中宗之际的２０

６］５８

［

余年间，搜集整理图书工作基本未进行。

文献本身的

隋唐发展以及隋唐时期官方大规模聚集图书的行动，使得这一时期的文献数量远远超过了前代，这对类书这一编纂体裁迅速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这个数量约

为此前历代类书总和的一倍。隋唐类书在编纂体制方面除了具有创始时期的类书所具有的特点外，也表现出了类书在发展时期的新特点，如出现了私修类书，发展出了事文结合的新体例并创造了按韵分类的分类体系等等。

隋唐时期，类书开始出现繁荣局面，一方面固然是类书本身不断发展变革的结果，但更为根本的原因，还是决定于促进类书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

２政治原因

帝王提倡，彰显王朝的文治之功，这是促进隋唐官修

类书迅速发展的直接导因。李渊正是为了显示新王朝的彬彬之盛，

而产生了大规模地编修群书之举，《艺文类聚》

促使历代帝王

［７］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认为，

不惜人力、财力、物力编纂大型类书，还应该有更深层的原因，即儒家崇尚文治的这一深层文化理念是封建帝王大修类书的内在动因。正如梁启超所说，“纂辑类书之业，

［８］亦文化一种表征”。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社会思想的中

１文献聚集

隋唐时期文献数量的激增严重加剧了其与文献利用之

间的矛盾。隋朝结束了中国近４００年的分裂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唐代紧承其绪，国势和文化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发达局面。两代实行科举考试制度，读书人日增。造纸术又有提高，纸张已广泛使用，唐代时虽绝大部分图书仍靠传抄流传，但雕版印刷已开始应用，图书逐渐由写本向刊本过渡。这些原因使图书数量增多，流通加快，出现了以国家为主体的聚集图书现象。隋唐时期是“中国图书第二次大集合时期。隋统一后就分道搜访异本，

并制定奖励办法。唐自太宗至文宗历朝都有求书活

［１］

国古代社会，历来有着以文治昌盛为盛世标志的传统。周代“文王以文治”，周。”术，

［１０］

［９］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

独尊儒

［１１］

这是古代尚文治的开始，到汉武帝时，

设五经博士，“成为文治思想的开始”。在古代社

会，文治的一个重要体现便是官方组织整理古代文献。类书编纂工作正是一项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编纂类书正可契合帝王尚文治这一深层文化理念。因此，

自汉代始，

历代王朝在建国之初几乎都重视对古代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从而形成了通过编修典籍来昭示文治之盛的传统，帝王编修大型文献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来显示自己的伟大“王者之所以业绩。对此，古人也多有论述。文献整理是

［１２］树风声，流显号，美教政，移风俗”的重要手段。“文

动，图书典藏较前代有很大改进”。

隋从北周接收的单本书共计１５０００余卷，之后又开始进行搜集图书的活动。开皇三年（５８３年）

文帝采纳秘书

监牛弘的建议，“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

①据《二十五史》《类书流别》《中国类书总目初稿》及《敦煌古籍叙录》所题录类书统计。

１０６

隋唐时期问题研究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之有关于世运，

尚矣。……由秦而降，

［１３］

专业史苑

每以斯文之盛衰，治盛则典册兴，

２００６（６）

一，为经学的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从隋代开始，南北经学走向统一，“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

［１９］“自隋并陈……南方书籍……义疏之类亦流入北方”。可

占斯世之治忽焉”。“运殂则铅椠息，

［１４］

盖不独人主风尚系之，而世道往往以为候”。

方便于帝王、皇族、臣僚士大夫学习、熟悉封建文化的全部知识，以及临文取材用事，也是促进隋唐类书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古代有着官修类书的传统，官修类书的直接目的是便于皇帝阅览。这一点从《皇览》、北齐后主高纬时编的《修文殿御览》便可看出来，到了唐代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艺文类聚》的编纂目的是“欲使家富隋珠，

［１５］而成。

见，学术上的统一，使得文献得以南北交互流通，这无疑会促进图书聚集局面的出现，这就为类书这一编纂体式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南北经学的统一局面使得集成式的编纂成为这一时期图书编纂体式的重要特点。唐建国“儒学多门，章句复杂”的弊端，太宗命孔颖后，为解决

达等撰《五经正义》，

至高宗时将其作为官学的统一教材

并彻底统一了经学思

和科考取士的标准。到《九经正义》成书后，对汉代以来众说纷纭的经学做出了系统总结，

想。于是，在经过历代的图书积累的基础上，隋唐时期的文献整理工作进入了一个大综合的时期。南北经学的统一对集解体影响也很大，可以看出，

李鼎祚《周易集解》搏采３５家之

说而成，进行的是文献综合工作。从隋唐文献的整理工作

隋唐时期“多集成而少开创”，学术上出现了

纂辑之风，其结果是出现了一批义疏的集成之作和注释的集解之作。这些编纂体例与类书纂辑资料的方式有着相通之处，类书这一编纂体例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迅速发展的。

隋唐时期，分类编篡的思想已经成熟，除类书外，其他类编体文献也发展很快。总集的编纂在这一时期很兴盛，查阅《两唐志》可知，唐代的文学总集称得上是不可胜数，几近凡文人必有文集的地步。文学总集在书籍编纂上表现出的“总括”的思路和倾向亦对类书的编纂影响极大。史学发展至隋唐时期，已经由最初经部“春秋类”的附庸上升为四大部类之一，并且出现了各种史学思想、编纂题材、修史制度等，到此时需要进行一次系统性的整理工作。在这种背景下，对前代史学进行系统总结的史评专著《史通》也出现了。凡此种种类编体文献的发展，说明隋唐时期分类编纂的思想已臻成熟，这对类书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

宗教思想对类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佛、道类书的编纂上。李唐统治者自尊李耳为祖先，以道教为国教，追封太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对道教的崇尚，到唐玄宗时达到顶峰。道教地位的上升，是道教类书出现的先决条件。社会上重道家的思潮促使注释老庄的书籍急剧增多，陆德明《老子音义》《庄子音义》，解》，李荣《道德真经注》，

唐玄宗《老子注》并疏，李约《道德真经新注》，

成玄陆希

英《老子注》（佚）、《老子疏》，

张君相《道德真经集

人怀荆玉”，而《初学记》则是唐太宗

因“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视及看文体”而令徐坚等编纂

科举制度在唐代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科举在唐代社会的分量极重，

这是唐代类书发展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条

分秀才、明经、

件。唐代科举考试中，最重要的是常举，

进士、明法、明书、明算、道举、童子等科，以明经和进士两科最重要。明经科考试包括帖经、经义和时务策，全靠背诵，相对容易考中，当时明经科的录取率为十分之一二。进士科考试内容包括帖经、诗赋和时务策，录取率为百分之一二。进士虽难中，但一旦及第即飞黄腾达，及进，士第被视为“士林华选”进士考试要考诗赋，

甚至到了“缙绅虽位极人臣，

［１７］

［１６］

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的地步。进士及第难，是因为

所谓“丹霄路在五言中”。作诗赋

一方面需要应试者作出独立思考，一方面又需要应试者具有丰富的资料储备。中进士的关键即在过诗赋一关，在这种背景下，各种聚集资料备考的类书自然会大量出现。

３个人原因

隋唐时期的文人有一种倾向，即热衷于编纂类书。之

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帝王为参与编修类书的文人提供了优厚的待遇，

但更深层的原因还是文人内在的思想传

统。儒家有“述而不作”的传统，孔子在编辑整理古代典籍方面开了风气之先。重视立言扬名，追求文章不朽的价值观念也是隋唐文人甘于编纂类书的一个内在动因，他们也都把大型类书的编纂看作是文治的盛举。所以，虽然隋唐时的统治者编修类书是为了标榜文治，或者有其政治用意，但他们的这一做法契合了儒家传统的思想规范，是一种能为文人接受的正统观念。因此，参与编修类书的文人大都乐于为统治者效犬马之劳。纂辑资料以备临文所需或学堂授课之用，也是文人热衷于编修类书的—个原因，这也是隋唐时期类书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兔园册》的编纂，一方面是为了个人文学创作的需要，另一方面因其“皆偶丽之语”而“流行于乡间私塾，

［１８］童”。此外，

声《道德真经传》等相继出现。这类书籍的出现为道教类书的编纂提供了材料基础。自唐太宗起，兴，

武德九年（６２６年）

佛教在唐代大

六月，“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

归至京师。发展到了空

以授学

书坊出于盈利目的会为士人检索资料、应

试需要而乐于编纂或印制类书，也是促进隋唐类书发展的一个原因。

［２０］

成、齐王元吉。大赦。复浮屠、老子法”。贞观初年

（６２７年），太宗见之，部，

玄奘去印度取经，“贞观十九年，大悦，

与之谈论，

［２１］

４学术思想

隋唐时代在学术上是一个总结性的时代，古代文化进

于是诏将梵本六百五十七

于弘福寺翻译”。唐代佛教到中宗时，

入了高度成熟与全面总结的阶段。整理历史典籍，荟萃古代文化是隋唐时代文化事业发展的大趋势，这种趋势表现在隋唐时期学术的方方面面。这一阶段，中国的学术第一次表现出强大的回溯力，带有很强的总结历史的意味，这是这一时期类书编纂事业迅速发展的原动力。

经学进入了统一与总结的时期。国家空前规模的统

前繁荣时期，“先是，中宗时，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

［２２］充满”。后来武宗时，出于经济原因，

虽曾一度毁寺减

僧，但历经几十年的兴盛发展，佛教早已深入民间，对唐代社会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在佛教兴盛的过程中，佛

［２３］教类书的大量出现是在所难免的。唐代对佛、道的重

１０７

隋唐时期问题研究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视，最终导致了《三教珠英》等官修类书的出现。

专业史苑

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１０］（魏）何晏，等注．［１１］

钱穆．

２００６（６）

５文学创作风气

隋代诗歌是南北朝诗歌向唐代诗歌过渡的阶段，在整

十三经注疏 论语注疏［Ｍ］．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

国史大纲［Ｍ］．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

上海：上海古籍上海：上海古籍

齐鲁书社，

个隋代，文学上直承南北朝的浮艳文风，齐梁影响根深蒂固。南朝遗留诗人江总、虞世基、虞世南诸人，在诗歌创作上本身带着很深的积习；就是北朝文人，长期以来也形成了趋慕南朝文风的风气。更有甚者，帝王有意识地提倡宫体诗风，“炀帝初习艺文，一变其风”，

［２４］

１４３．

［１２］（唐）魏征．［１３］（元）脱脱．［１４］（明）焦竑．

隋书 卷三十二［Ｍ］．宋史 卷二零二［Ｍ］．国史经籍志［Ｍ］．

出版社，１９８６．出版社，１９８６．

济南：

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

早年的“非轻侧”的隋炀帝后来却醉心于

极力堆砌雕

南朝文风。初唐时期，文风继承了前代的积弊，尤其是上层文人的作品依然在形式上追求绯缦骈偶，

［１５］琢。一方面，多数当政的文臣是深受齐梁影响的前朝遗

１９９６．

［１５］（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 序［Ｍ］．上海：上海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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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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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Ｍ］．中国文学史［Ｍ］．

福州：北京：

福建人民出版人民出版社，

南京：江

社，１９９０：１７３．

老，他们的文风自不待说；另一方面，太宗对齐梁诗风也很爱好，

自己带头创作富丽呆板的宫廷诗。他诏令编纂

目的之一就是备当时

《艺文类聚》《文馆词林》等类书，

文人采集典故词藻之用。因此，从整个唐代来看，文学创作风气一直在对类书的编纂起着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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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收稿日期］

刘刚（１９７９－），文献学硕士，助教，主要研

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古代文化。

１９９６：６２．

［９］（汉）郑玄注．十三经注疏 礼记正义［Ｍ］．上海：上

２００５－０９－１８［责任编辑］张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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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资料

河南启动中原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

日前，由河南省民协和教育部重点社科基地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打造的中原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正式启动。

河南省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实施３年来，对全省民间文化资源进行了初步普查，形成了大量文字、图片、影像资料，

如河南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河南民间工艺

图志》《中国民间故事全书 河南县卷》《河南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名录》《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朱仙镇卷》《中国剪纸集成 豫西卷》、“河南民居民间建筑”“河南老字号”“河南十大民俗经典”及“１１个国家级民间文化 １０８

之乡”等。旨在对河南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成果进行分类、盘点、梳理、整合，形成电子文本，实现河南民间文化资源的社会共享。河南省民协依托河南大学，联合建立中原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数据库，将使其成为服务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服务社会发展、服务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咨询机构，成为面向世界、展示河南文化形象的开放性学术中心。中原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工程项目将在３至５年内对全省范围内的民间文化进行全方位的考察、记录、整理、分类并形成多媒体数字化文本。

———摘自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日《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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