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甲骨文

2004年甲骨文、金文研究概况

刘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00732

2003年3月，济南大辛庄遗址发现商代甲骨文。2003年底，岐山周公庙遗址发现字数较多有字卜甲，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也全部公布。在这些新材料的推动下，2004年的甲骨学研究异常活跃。与此相应，近年

公盨、眉县杨家村窖

藏铜器、士山盘等一系列新出土、新见有铭铜器也繁荣了2004年的金文研究。2004年，安阳、杭州、台北等地也相继召开殷商文明、古文字、文字学大型学术研讨会，都出版了论文集，收录颇多甲骨文、金文研究论文。此外，还有多部甲骨文、金文及商周历史研究的专著问世。共计出版论文集三部，专著十部。故本年甲骨文、金文研究称得上成果喜人。以下择要作一简介，并补列2003年若干文章。

一、甲骨文

（一）新发现和新公布的甲骨文材料。

继2003年12月，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发现2片有字卜甲（共55字）后，2004年周公庙考古队又在该遗址范围内庙王村北、祝家巷村北清理出卜甲700多片。截止2005年春节前，考古队将760多片卜甲缀合为500多片，其中有刻辞的99片，可识别文字达495个。周公庙甲骨文中出现的重要人名有“周公”、“王”、“太保”，地名有“周”、“新邑”等，并有“周公贞”的卜辞。（周公庙考古队：《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考古收获丰硕》，《中国文物报》12月31日，总第1280期。新华网西安2005年2月15日电（记者边江、冯国）：《周公庙遗址出土甲骨发现文字近500字》。）

周公庙有字卜甲2004年共发表4片。种建荣《岐山周公庙遗址新出西周甲骨文》(《文博》9期)发表3片，即“弔卜，周公贞”、“马二百辆”、“新邑”。《法制晚报》6月8日发表1片，即“□甶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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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哲茂《记蒋一安先生藏的甲骨文字拓片》（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中华书局）刊出蒋一安所藏两片甲骨文照片及甲骨文拓本43张，并附有释文。

齐心《北京地区出土的西周甲骨文》（《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下简称《2004论文集》）详细介绍了20世纪70、80、90年代昌平白浮村、房山镇江营、房山琉璃河发现的三批西周甲骨文材料。

焦智勤《殷墟甲骨拾遗·续三》（《2004论文集》）发表85版民间收藏殷墟甲骨的拓本、摹本，并作释文。

（二）新材料的研究。

①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以下简称“花东甲骨”）研究。

2003年底，花东甲骨全部公布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以下简称《花东》），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2004年内相关文章较多，经过讨论，若干问题的研究已较深入。

相关书评有三篇：黄天树《体例最完善的大型甲骨文新著——〈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中国文物报》4月14日）、葛英会《大型甲骨学研究专著——〈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物》9期）、张永山《甲骨著录新模式——读〈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考古》12期）。三篇文章有如下一些看法。首先，高度评价了《花东》的编辑体例，称赞该书是继《小屯南地甲骨》之后又一部将文字学与考古学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是甲骨文著录书里体例最完善的一部著作，该书同时以拓本、摹本、彩照（包括局部放大彩照）三种形式著录甲骨，开启了甲骨著录的新模式。第二，认为《花东》对材料的整理、研究和公布，大大深化了学术界对非王卜辞的认识，有助于清楚地界定“非王卜辞”的概念（即以“占卜主体”作为区分王卜辞与非王卜辞的标准），并为研究商代家族形态增加了系统、珍贵的史料。第三，看到花东甲骨对甲骨断代研究的促进作用，同意《花东》作者提出的甲骨文断代不能单纯以字体为标准，而要多方面综合考虑的看法。第四，赞成《花东》释文的一些观点，认为花东甲骨中的新字对于古文字研究具有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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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黄文指出花东甲骨中新见字近100个，如释

为牙形璧、释

为璧、释

即“金”字。张文认为《花东》

为玉戈之类物，体现了作者对熟练驾驭殷商考

古、古文字材料的能力。

花东卜辞的占卜主体是“子”，学者对其身份地位提出如下几种看法。杨升南《殷墟花东H3卜辞“子”的主人是武丁太子孝己》（《2004年论文集》）认为子即武丁太子孝己，其证据主要是：子有很大的权势和经济实力；未见子祭其父，说明其父在世；花东卜辞中屡见祖甲、祖乙、妣庚一同受祭，从祭祀次序看当是阳甲、小乙和小乙配偶，故受到孝己重视。

花东甲骨中的“丁”因与王、妇好可能具有密切关系，也引起学者的关注。陈剑《说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丁”——附：释“速”》（《故宫博物院院刊》4期）注意到花东卜辞中“丁唯子令比伯戓伐卲”、“丁唯好令比伯戓伐卲”、“丁自征卲”，并与历组卜辞中的“王征刀方”、“王比沚戓伐召方”联系起来，指出丁即商王武丁，但未明确解释武丁为何称丁。陈文并释

为速，训为召。李学勤

《关于花园庄东地卜辞所谓“丁”的一点看法》（《故宫博物院院刊》5期）认为花东甲骨文中的丁字其实是“璧”字的初文，应读为“辟”，是对王的称谓。葛英会、阎志《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用丁日的卜辞》（《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22期）则主张花东卜辞中的丁都是天干日名，而非人名，更非武丁生称。花东卜辞中大量卜用丁日，是取丁日为吉日之意。

常耀华、林欢《试论花园庄东地甲骨所见地名》（《2004论文集》）考察了花东甲骨所见的“

南小丘”、“

”、“

” 、“

”、“

”、“入”、“

”、“斝”、

“录中”等地名，认为子组与花东中两个“子”家族聚居地不同，花东之子的势力范围在奠之附近。

朱凤瀚《读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出土的非王卜辞》（《2004论文集》）是一篇综合性研究论文，文章认为H3卜辞时代可定为武丁早期至中期偏早，其占卜主体贵族未必是羌甲直系后裔，似是武丁再从或再从以上的从父或从兄弟辈。该文还考察了H3卜辞与H127乙种非王卜辞的关系及H3卜辞所属贵族家族的状况，指出其家族内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家臣制度。

李学勤《从两条〈花东〉卜辞看殷礼》（《吉林师范大学学报》3期）论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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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480、363上两条卜辞所见的子劳王之礼，并结合相关甲骨文、金文材料指出殷礼具有的一贯性。

②大辛庄甲骨的研究。

孙亚冰、宋镇豪《济南大辛庄遗址新出甲骨卜辞探析》（《考古》2期）从龟腹甲大小、整治、钻凿形态、行款走向、卜辞内容等方面做了深入研究，认为该版龟腹甲与殷墟卜龟为同一系统，也具有某些地方性特色，并指出商代的文化影响与交流迅速通畅，文字的使用在商王朝的政治疆域所及已有相当大的覆盖面，并有效地发挥着相应的内聚作用。

朱凤瀚《读济南大辛庄龟腹甲刻辞》（《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分组考释该版刻辞，如主张“徏”不读为“徙”，意为“出行”，“不徏”、“允徏”是对贞，并指出这一材料对了解商代晚期殷墟地区以外非王地方贵族之家族形态有重要学术价值。

朱歧祥《读一版济南市大辛庄遗址出土商代甲骨的词汇》（《2004论文集》）认为“徙”为

字繁体，为祭祀动词；“四母”无问题；“彘豖豕豕”当属祭牲。

相关文章还有孙敬明《大辛庄甲骨卜辞六义》（《2004论文集》）、阎荣甫《济南大辛庄出土甲骨文浅议》（《青年考古学家》总第16期）等。

③齐家村H90西周甲骨。

何琳仪、程燕《释戹——兼释齐家村H90西周甲骨》（《2004论文集》）释为戹，训为灾难，并讨论了

④周公庙甲骨。

据孙庆伟《“周公庙遗址新出甲骨座谈会”纪要》（《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20期），2004年2月21日近20位在京学者就2003底在周公庙遗址发现的2片有字龟背甲举行学术座谈会，学者们考察了龟甲大小、钻凿、整治、字体、内容（特别是其中的“哉死霸”月相）、文例、同出陶片，对其时代、族属、释读、历法、占法等问题发表了各自意见。

李学勤《周公庙遗址性质推想》（《文博》5期）也据该遗址出土卜甲刻辞有“周公”指出周公庙遗址很可能与周公一家存在关系。

（疛）的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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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早期中国文字研究。

曹定云《夏代文字求证——二里头文化陶文考》（《考古》12期）认为《偃师二里头》（1959至1978）发表的陶器刻划符号中有一部分当属文字，并结合甲骨文字做了考释，文章提出这些是夏代后期文字，但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

（四）文字考释。

裘锡圭《关于殷墟卜辞的“瞽”》（《2004论文集》）认为殷墟卜辞中写作、

都可释读为“瞽”，并据此指出“示”不能读为“视”。

、

陈炜湛《读契杂记》（《2004论文集》）指出过去误释“百羌”、“百人”、“白牛”为“白羌”、“白人”、“百牛”之失，并论及“侯屯”、“多屯”之义、“合文”、“释梁”、“释有羡笔之左、又”等问题。

蔡哲茂《殷卜辞“暂雨”试释》（《2004论文集》）认为卜辞““暂雨”，表示下得时间很短的雨。

张玉金《殷墟甲骨文“正”字考释》（《2004论文集》）认为卜辞中的“正”有征伐、第一个（月）、适宜（合适）、对??适宜（合适）、官职等义项。

党相魁《释甲骨文“”》（《2004论文集》）认为是字当释为枝，在甲骨文中有人名、先祖或神祇名、地名或方国名及形容词等用法。

马如森、马囡《甲骨文字雏议二则》（《2004论文集》）辨析了“殷”及“鄉”、“卿”二字的字形。

郑慧生《释“井”》（《2004论文集》）提出甲骨文、金文“井”是陷井初文，后假借为水井之井。

蔡哲茂：《甲骨文字考释两则》（谢维扬、朱渊清编《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释其特色。

李立新《甲骨文“

”字考释与洹北商城1号宫殿基址性质探讨》（《中国

”字正像

为背，释

为觥，两则考释都以考古材料为证是

雨”可读作

人

历史文物》1期）提出1号宫殿基址为商代王室宗庙遗存，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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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王室宗庙之形，可释为“庙”字。

罗琨《甲骨文“焛”字探析——兼说卜辞中的“鹑火”》（《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指出焛当是祭祀对象，并从祀焛多用燎祭、焛字从火并与閵字相通等角度补证焛很可能是古代与“大火”并重的“鹑火”。

林小安《甲骨文“庚”字说解》（《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认为“庚”是谷壳象形字，是“糠”的初文。

刘桓《释甲骨文

、

二字》（《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提出

是会意字，

（卪）

像人跪坐于山崖上之形，为岊、节二字初文，甲骨文中皆用为节字。是象形字，本义为礼节之节，与

用法虽有一些相同之处，却并非同源异构字。

在卜辞中用法很多，有“止”、“支解”等义，通“饰”、“饬”，“节人”指“夕”后的夜里。

黄天树《释殷墟甲骨文中的“羞”字》（《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指出“羞”在卜辞中大多用其本义，甲骨文中从

从倒羊和从

从羊省的字是羞的异体，

“羞中日”表示时间，指“逼进中日时分”。本文附记认为《花东》286的“日中”中的“

”也是羞的异体，“日

中”犹“逼进正午时分”。

王蕴智《释甲骨文“市”字》（《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认为市字从止从丂，并说明市字在西周、战国时期的演变情况，提出甲骨文市字用来表记时段之名。

王恩田《释指出

、

、、

——兼说畀、为

字形》（《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

微、

微都是

为周字初文，的简化、异体字，卜辞中的

国族名，此微是周族分支，与墙盘铭中的微族有别。

陈秉新《释

及从

之字》（《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提出甲骨文

是

的初文，其用法有三：读作人名。甲骨文中又有从氵从

陈剑《甲骨金文“甲骨文

（坼），训裂，引申为毁坏；读作祱，训为门祭；之字，当是古湂字，此字也有读作祱的用法。

”字补释》（《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同意吴振武将

像以戈翦除草木之形，释读为“翦”

、区分为二字，进一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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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残”等字较好，则如吴说是彤沙之沙的象形初文，与音近相通。

张桂光《卜辞祭祀对象名号解读二题》（《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提出《甲骨文编》、《甲骨文字集释》隶作“祭祀对象的用法。

冯时《殷卜辞“市日”考》（《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否认“市日”为时辰，主张读“市”为持，市日即持日，意为唯此之日，限定此日。

朱歧祥《〈周原甲骨研究〉的自我批判》（《中国文字》新廿九期，台北，艺文印书馆，2003年12月）指出了曹玮《周原甲骨文》编辑上存在的五点不足，并据该书彩色放大照片反思朱著《周原甲骨研究》13版释文的误漏，并举10版释文为例说明朱书考释的长处。

张永山《周原H31的一版甲骨考释》(《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根据曹玮《周原甲骨文》彩色放大照片重新考释了H31:4，释文为：“□安，□□□□用隊其前一字都是地名，隊等义。

魏慈德《读〈周原甲骨文〉记》（《2004论文集》）亦据曹玮《周原甲骨文》彩色放大照片考释了H11:1、H11:2、H11:4、H11:5、H11:68及易卦部分，并认为H11一批甲骨存在至少九个月时间以上。

陈絜《关于商代妇名研究中的两个问题》（《2004论文集》）指出卜辞中“某妇”指某人或某族之妇，而“妇某”之“某”乃父家之族名，商代存在的异代同名或异人同名现象说明“妇某”之“某”不能以私名视之。

吴玙《妇好正名》（《2004论文集》）认为“妇好”当作“帚子”，乃子方之女领袖。

彭邦炯《三版有关生育卜辞的释文和内容初探》（《2004论文集》）进一步探讨了《合集》22322、22323、22324的释文，认为这些卜辞透露出商代王室后妃有关孕期择宅、胎教及选择助产接生或乳母保育者的史影。

陈伟武《说“貘”及其相关诸字》（《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指出甲骨文从犭从亡的字当释为“貘”，较释“狐”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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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是“盘庚”合文，甲骨文字也有

曰：女（汝）即弗克

□。”认为安及

，囟（思）亡咎。廼（乃）即

于隊地，

（则）

即畀，有“密”、“亲”、“赐”、“予”

刘一曼、曹定云《殷墟花东H3卜辞中的马——兼论商代马匹的使用》（《殷都学刊》1期）指出花东H3卜辞关于马的卜辞数量较多且内容丰富，对49条卜辞做了考释，并论述了商代马匹在祭祀、殉葬、驾车方面的使用。

叶正渤《卜辞“来

”研究》（《殷都学刊》1期）指出“来

”一语主要

出现在武丁卜辞中，主要指反叛方国的骚扰掠杀行为，而非天灾神祸。

郑慧生《释“关”》（《殷都学刊》2期）认为“征兆。

叶正渤《关于几片甲骨刻辞的释读》（《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讨论了《甲骨文合集补编》11469、《合集》36511释读中的若干问题。

蔡哲茂《〈殷虚文字乙编〉4810号考释》（《第十四届中国文字学全国学术研讨会》，高雄，中山大学，2003年，以下简称《十四届论文集》）对乙4810加国家图书馆藏三片甲骨的新缀版细加考释，纠正了以前学者的一些误释之处。

刘桓《殷契存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是修订再版，删去释、说邶国与邶水等4篇，并新增6篇文章。《释执工》认为甲骨文、金文与文献中“执工”可相互发明；《释

》认为卜辞

水当指河南泌阳河；《释我永、王永》《释降永》

》提出该字可隶定为

，意指军队溃

”应释为关，意为缝隙、

主张“永”读为“歌咏”之“咏”；《释

败；《说我母》提出甲骨文中“我母”合文不可径释为“娥”。

白于蓝《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校订》（福建人民出版社）订正了1988年出版的《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一书在辞条摹写和释读方面存在的2798条错误。

李宗焜《论甲骨残断文字》（《中国文字》新廿九期）主要讨论残断文字的释读，考释17例《甲骨文编》正文、附录中的残断文字，并指出《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对残断文字可补而未补者10例、误补者3例，认为补全甲骨残字的条件有三：对甲骨字形有掌握、同文例和缀合。

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孙叡徹《再释“家”》、郭新和《卜辞中的“饗”》（《2004论文集》）、连劭名《殷墟卜辞中的“同”与“止”》（《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陈立柱《“邑”字缘起新说》（《殷都学刊》4期）等。

此外，讨论文字学理论的文章有[法]麦里筱《汉文字体系的形态变换机制》（《2004论文集》）、李圃《中国正统文字的发端——殷商甲骨文字在中国文字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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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史上的地位》（《2004论文集》）、王蕴智《商代文字基本字形结体分析》（《殷都学刊》2期）等。

（五）甲骨辨伪、校重、缀合、文例文法。

蔡哲茂《〈甲骨文合集〉辨伪举例》（《第十五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辅仁大学，以下简称《十五届论文集》）指出《甲骨文合集》中有15片甲骨上有伪刻，包括6882、27110、15544、15822、27199、35311、41606、30045、20689、10372、32538、34353、40730、31068、35273。

王蕴智、齐航福：《〈甲骨文合集补编〉相重著录号校勘》（《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指出了《补编》中单片自相重复、单片与缀合片重复、缀合片自相重复的情况。

台湾历史语言所蔡哲茂《甲骨缀合续集》（台北，文津出版社）继其前著《甲骨缀合集》缀合361组甲骨的收获，又找到182组，是本年甲骨缀合方面最大成果。此外，解放前中央研究院一至九次的殷墟发掘中有许多未曾著录于《殷虚文字甲编》的碎甲骨或无字甲骨，也正由蔡哲茂先生负责整理缀合。

林宏明《殷墟甲骨文字缀合新例续》（《十四届论文集》）《殷墟甲骨文字缀合新例三》（《十五届论文集》）也分别发表了三十组新缀合的有字甲骨。

王恩田《两版征夷方卜辞缀合校正》（《中国文字》新廿九期）指出《甲骨文合集》36567、《甲骨文合集补编》11236两版征人（夷）方卜辞的缀合错误。

曹兆兰《殷墟龟甲占卜的某些步骤试探》（《考古与文物》3期）考察了殷人在龟甲上安排钻凿、记兆序及刻写对贞卜辞的习惯。

朱彦民《殷墟甲骨刻辞文例二题》（《殷都学刊》3期）》讨论了对贞卜辞左反右正及一些记事刻辞的文字刻写位置问题。

刘一曼、曹定云《论殷墟花园庄东地H3的记事刻辞》（《2004论文集》）介绍、考释了H3记事刻辞并与组、宾组同类刻辞进行比较，提出“示”可读“至”，认为H3甲桥刻辞的特点是时代较早的反映、H3坑主人“子”有自己的贡龟来源、殷墟卜龟产地是多元的。

陈炜湛《读契杂记》（《2004论文集》）举出阅读材料时发现的若干则“天干连文例”、“卜辞误刻例”、“词语颠倒例”及研究中“因不明刻辞犯兆而误摹误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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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曹玮《对周原甲骨刻辞刻锋问题的研究》（《2004论文集》）指出周原甲骨刻辞刻锋有斜锋及中锋两类，讨论了刻辞刻锋与内容及刻手之间的联系。

雷焕章《在甲骨文中“茲”与“之”不同的用法》（《2004论文集》）认为二字的不同在于所指示者或与说话者有关，或与说话者所提及的事有关。

谭步云《武丁期甲骨文时间修饰语研究》（《2004论文集》）认为这些修饰语可表示过去、现在、将来、现在－将来四个时间概念，并提出其表现形态和存在方式可作为断代标准之一。

黄天树《说殷墟甲骨文中的方位词》（《2004论文集》）认为甲骨文方位词可分为单纯方位词和复合方位词，殷人除有基本方位“四方”之外，也已有中间方位“四隅”，构成八方，对方位划分已相当精细了。

张玉金《也论殷墟甲骨刻辞中“暨”的词性》（《殷都学刊》2期）主张甲骨文中“暨”不但有动词用法，也有介词和连词用法。

陈炜湛《甲骨文“允”字说》（《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指出“允”字不仅常见于验辞，也屡见于命辞，在对贞卜辞中还有“允”与“不”对贞的现象，在这些用法中，“允”均有肯定、强调作用。甲骨文中有些“允”字句很难理解，文章推测其中的“允”有可能是人名。

相关论文还有[日]俞慰慈《甲骨文词汇的历时性双向研究——与真古文〈书〉动词的比较为例》（《2004论文集》）、贾燕子《甲骨文祭祀动词句法语义研究》（《殷都学刊》4期）等。

（六）甲骨断代。

林宏明《历组与宾组卜辞同卜一事的新证据》（《2004论文集》）认为《合集》17171与17168能缀合，证明“并”、“吴”不但并见历组（《屯南》2273），而且并见于宾组，特别是二例干支相合、辞例也都是少见“令葬我”，遂增加了历组、宾组同卜一事的较确切的一例。

林宏明《从一条新缀的卜辞看历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缀合了《屯南》4050加《屯补遗》244，所得新版与《合集》32384内容相近、字体相同，皆为历组卜辞，但比《合集》32384多出“父”字，作者认为此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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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王父辈，很可能是父丁。

齐航福、章秀霞《〈甲骨文合集补编〉著录重片分期戡订》（《殷都学刊》1期）选出《补编》中分期相互矛盾的重片89组，并做了正确的分组分类工作。

林宏佳《形义分析与卜辞断代——以“帝”字为例》（《十四届论文集》）考察“帝”字在五期中的变化，就其字形字义的联系讨论了王卜辞的断代。

（七）殷商历史文化研究。

①制度。

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商代分封制度做了全面、细致的论述。他发表《商代监察制度钩沉》（《史学月刊》9期）、《贞人为封国首领来朝职掌占卜祭祀之官》（《2004论文集》）等文，也大率融汇于此书中。

杜勇《商朝政区蠡测》（《2004论文集》）认为商朝是一个拥有内外服地区广土众民的统一国家，邑聚是最基层的区划单位，内服王畿区与外服方国区在行政区划体系上有二级制与三级制的不同。商朝行政区划体制受血缘关系的影响，中央集权化程度还不宜估计过高。

沈建华《卜辞所见商代的封疆与纳贡》（《中国史研究》4期）利用卜辞“四封方”、“封人”、“封于册”及方、奠、麓、地名与伯、侯、子、妇、臣的共名等材料，讨论商代封疆制和服制，并进一步考察卜辞所见的纳贡与组织管理，说明殷王朝政治统治秩序渐近成熟。

李绍连《中原诸侯国方国与商廷的关系》（《2004论文集》）认为诸侯国、臣服方国与商廷有从属的密切关系，它们都在商王强力控制下，不过是商王国域内的一种地方政权而已。

韩江苏《商代的“小臣”》（《2004论文集》）认为管理商王朝内部事务的小臣有高官显贵与从事专门职业两个层次，前者如小臣伊尹、禽、吴等，后者有管理农业的，有管理王室内部事务的，有参与军队的；担任小臣者有王室家族成员，也有来自方国部落的成员。

陆忠发《商代的史为王室卫队说》（《殷都学刊》3期）认为商代的史为商王或王之配偶等个人服务，应是王室的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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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詹鄞鑫《商代继统法新探》（《文史哲》5期）、涂白奎《从卜辞看商王朝的继统制度》（《史学月刊》9期）、郭胜强《蜀与殷商关系刍论——从甲骨文记载谈起》（《郑州大学学报》4期）、丁波《商代的巫与史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3期）也可参看。

②地理。

王震中《甲骨文亳邑新探》（《历史研究》5期）通过对征人方卜辞的考察，证明距离商地很近的亳就在今安阳东面的内黄或其附近，甲骨文中并无三亳并存的情形。

李雪山《卜辞所见商代晚期封国分布考》（《殷都学刊》2期）对49个侯、伯、亚、子、妇等封国的分布区域进行了考察。

沈建华《甲骨文中所见楚简“九邦”诸国》（《2004论文集》）考察殷墟卜辞中所见上博楚简“九邦”诸国，举出“丰”、“镐（

）”、“

（舟）”、“于（盂）”、

“鹿（甘）”、“黎（利）”、“宗（崇）”、“密（宓）”诸例，揭出上述诸国与文王联合“叛”商的史实。

沈建华《楚简〈容成氏〉州名与卜辞金文地名》（《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指出《容成氏》所述州名与《禹贡》不同者可与卜辞金文地名相印证，与《舜典》亦有关联，可见《禹贡》成书前经过不同史官记录或口授夏史的过程，《舜典》有可能源自更早的原始记录，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③军事。 韩江苏《沚

参加商王朝的军事活动浅论》（《殷都学刊》3期）评述了沚

在武丁时期战争中的作用与贡献。

齐文心《释读“沚戛稱册”相关卜辞——商代军事制度的重要史料》（《2004论文集》）认为沚是商朝重要封国，地处商之西北、长城一带。沚国以农业经济为主，负有抵御西北少数族群入侵并提供军赋的义务。“爯册”是商人的册命之礼，是周代册命典礼的雏形。

④宗教、习俗。

贾洪波《殷墟卜辞集合神主“示”之丛识》（《历史研究》5期）同意“下示”是大示以下的直系先王，认为《合集》22098中的下示应释为“二示”。指出《屯南》2707中的“

示”当释为上下示，卜辞中不存在“中示”。“二示”为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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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王上二代的直系先王，“它示”是旧臣集合神言称谓。

王震中《帝喾并非商之始祖》（《殷都学刊》3期）指出商族始祖是契，甲骨文中的高祖夒应当是契亦即禼。

王晖《论殷墟卜辞中方位神和风神的蕴义》（《2004论文集》）分析了《山海经》、《尧典》、殷墟甲骨文中的四方神与四方风并讨论了甲骨文四方风神的蕴义，认为四方风名是据四方风（四季风）大小强弱的不同特征命名的。

郭旭东《求年、受年卜辞及相关问题》（《2004论文集》）深入分析了殷墟甲骨文中的求年、受年卜辞，并讨论了这些卜辞反映的商代社会问题、农业在商代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及求年与受年对后世的影响。

徐义华《从先臣之祭看古代的国家祭祀与鬼神观念》（《2004论文集》）考察了卜辞所见的先臣祭祀，认为商代已建立国家神系统，并对“民不祀非族”作了具体分析。

高江涛、谢肃《从卜辞看洹北商城一号宫殿的性质》（《中原文物》5期）对比了卜辞中有关宗庙祭祀及其场所的材料与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基址的祭祀遗存，认为一号宫殿为商王宗庙。

张玉金《论殷代的禦祭》（《中国文字》新廿九期）考察了禦的意义和举行禦祭的目的、主体、对象，以及所用牺牲和祭品，并指出殷代的禦祭因时而异。

曹定云、刘一曼《殷人卜葬与避“復日”——〈库方〉985＋1106辞义辩正》（《2004论文集》）认为该缀合版（即《美国》10与11）是仿刻，其中的“又日”即“復日”，是入葬时忌讳的日子，《库方》985＋1106刻辞是武乙为其死去之父康丁选择葬日的刻辞。

高江涛《殷人四方尊位探讨》（《2004论文集》）据考古、甲骨文材料指出殷代王室及高级贵族以东方为尊位。

王晖《商纣俎醢侯伯新证》（《史学月刊》2期）据晚商金文及殷墟卜辞证明商纣俎醢侯伯是历史事实，此与其个人品质无关，而是殷人文化习俗使然。

连劭名《商代祭祀活动中的“反本归宗”》（《殷都学刊》3期）认为卜辞“报”指祭祀，“即宗”即反本归宗，即宗有甲日与辛日。

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探讨了甲骨文所见商代后期祭祖仪式的类型、贵族祭祖仪式的类型及商代后期前段的祖先观念及鬼神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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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祭祖仪式反映的社会关系。该书还结合金文与文献材料讨论了周代祭祖仪式类型、祭祖仪式过程、周人的祖先崇拜及周代祭祖礼对宗法制的维护等问题。

相关文章还有连劭名《卜辞所见商代思想的四风与天命》（《华夏考古》2期）、连劭名《论帝与上下》（《周易研究》1期）、余方平《殷人神化滳、洹二水之原因浅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5期）等。

⑤教育、医疗、历法、文化。

宋镇豪《从甲骨文考述商代的学校教育》（《2004论文集》）通过甲骨文材料（包括花东H3卜辞）考察了商代为贵族子弟设置的专门教学场所、执教者及教学内容及学籍制度，认为当时教学目的旨在培养贵族统治阶层所需的“社会人”。

宋镇豪《商代的疾患医疗与卫生保健》（《历史研究》2期）继胡厚宣、李宗焜的研究之后再事补充，列举商代55种疾患，指出商代人已有相当识病水平，且养成医疗、保健的风俗。

冯时《殷历武丁期闰法初考》（《中国历史文物》2期）讨论了4版武丁卜辞中的年中闰材料，指出殷历不仅是年终置闰，而是实行一种以调节历月与分至四中气的固定对应关系为标准的置闰方法，这是后世“无中置闰法”的前身。

陈智勇《试论商代的生态文化》（《2004论文集》）从制度层面、物质技术层面与精神层面对商代生态文化进行了探讨。

相关文章还有张杰《殷人致疾及疗疾方法新考》（《郑州大学学报》5期）、赵容俊《甲骨卜辞所见之巫者的医疗活动》（《史学集刊》3期）、徐凤先《帝乙祀谱、帝乙在位年与商末岁首》（《自然科学史研究》3期）、陈发喜《甲骨文女性文化简论》、杨善清《殷商先民审美意识研究》（《2004论文集》）等。

（九）学术史。

王宇信《于老“致贶”和甲骨学史上的两大工程——读甲骨学家于省吾教授致商承祚教授的三封信》（《2004论文集》）介绍两位老学者的学术友谊及于老《甲骨文字释林》的完成及《甲骨文字诂林》的策划情况。

赵诚《胡小石的甲骨文研究》（《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总结了胡氏的学术成就，指出胡氏考释甲骨文字的贡献在于注意到了辞例、语法。

谢济《如何看待郭沫若的甲骨文与殷商史研究——就郭沫若对“众”或“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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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阶级分析与姚孝遂先生商榷》（《殷都学刊》4期）认为姚先生对郭沫若“众” 或“众人”奴隶身份说的批评是片面、偏颇的。

刘源《使君元是此中人——读〈甲骨学五十年〉》（《2004论文集》）介绍了董作宾修订、发展“五期断代法”的学术思想。

相关文章还有李彤《试论罗振玉在甲骨文字学方面的贡献》（《贵州大学学报》2期）、郭胜强《甲骨学研究与中国对外开放》（《2004论文集》）等。

（十）其他。

王宇信等主编《甲骨文精粹选读》（云南人民出版社）精选692片有字甲骨的拓片和摹本，作出准确的释文、译读，并撰写“甲骨文基础知识”，是一本对初学者和专业工作者都有用的参考书。

二、金文

（一）新发现和新公布的材料。

2004年10月，陕西周公庙遗址中小型贵族墓葬中出土1件器盖和1个铜簋上都有铭文，合起来有23个字。（新华网西安2004年12月4日电（记者冯国、丁静）：《周公庙遗址首次出土铭文青铜器，铭文数达23》。）

周原考古队：《陕西周原遗址发现西周墓葬与铸铜遗址》（《考古》1期）介绍了2003年3至5月在扶风县庄东村发掘的收获，据此简报，墓葬（时代约在西周早期）M9随葬器物较多，该墓出土的铜鼎、铜簋都有铭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1期）简要介绍了2000年12月至2001年2月发掘的54号墓的情况。该墓出土310余件青铜器，礼乐器与兵器大多有“亚长”铭文（个别器物铭文为“长”）。发掘者认为，“亚”是武职官名，54号墓墓主是“长”族首领，也是一位兵权在握的显赫贵族。（笔者按：据M54铜方斝M54:43铭文拓本看，“亚长”的“长”作一手持杖的侧身人形，似与“亚持杖的正面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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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关系，“”作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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