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

呼唤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

杨毅军

前不久，由权威部门发布的《中国企业公民报告(2009)》蓝皮书指出，不少企业缺少“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感，目前中国逾1000万家企业，有过捐赠记录的尚未达10万家，也就是说99%的企业没有履行过慈善义务，从没有给慈善事业捐过一次款。这种现象令人担忧。

企业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企业利益的源泉。企业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国家公民”之一，它有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权利，又承担着“积善扬德、助困扶弱”的社会责任。企业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竞争环境，企业慈善行为则可以博得更多的社会认同和影响，能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消费者对其产品也就更加信赖。

因此，成功的企业既要做好自己的商业品牌，也要树立企业的社会公民品牌。看一个企业是不是成功，不仅要看它的股东、客户满不满意，还要看一般社会公众满不满意。不做好“企业公民”这个品牌，这个企业就不算成功，也不可能成功。

近几年，不少企业成功之后，以“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会”的社会责任感，积极为社会公益事业捐赠。可是，有的企业却对慈善捐赠不屑一顾、无动于衷。

我国企业的慈善事业发展滞后，究其原因首先在于认识不足。不少企业认为占领市场是企业的事，慈善公益是政府的事。还有的认为，企业是一个纯粹的经济体，多创造利润是企业管理者的惟一责任,承担慈善等社会责任将导致成本增加并削弱企业竞争力。同时，各地对捐赠工作的审批、管理也缺少规范和监管，出现了一些强制性摊派征收、多头募捐现象，再加上所捐款物的流向缺乏公开透明，使企业捐助热情受到影响。

激发企业的社会责任，应当加强宣传教育，引导企业明晰企业与社会的共生关系，并完善相关法规和激励机制，出台以企业捐赠减免税收的政策。同时，要规范捐赠行为,加强慈善组织管理，做到善款来源投向公开透明，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企业自觉承担起“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把慈善公益活动与树立企业的社会形象有机结合，以达到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指标“双赢”的目标。

个税改革，听听百姓的呼声

本刊记者 汤延涓

前不久，财政部公布的《我国个人所得税基本情况》透露，2008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总收入为3697亿元，其中工薪阶层贡献1849亿元，占个人所得税总收入的比重为50%左右。报告同时指出，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居民消费支出、市场物价水平等变化情况，今后个税起征点还将适时作出调整。上述报告引起社会舆论及广大民众的高度关注，人们对于个税改革充满期待，同时也不乏中肯的批评与合理的质疑。

工薪族成个税“主力军”令谁汗颜

自1981年实施个税征收以来，我国广大的工薪阶层一直是个税缴纳的“主力军”，尽管多年来社会各界对此问题的批评与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但始终未见决策层有太大的反响，无怪乎民间舆论对此表现出极大的不满。

安徽读者张永琪认为：工薪阶层对个税贡献率已占到50%左右，令人惊讶。2008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总收入为3697亿元，而1994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总收入才72.67亿元，14年时间增长了50倍。而拉动个税大幅增长的主力军成了收入不高、支出却不低的工薪阶层，这合理吗？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呼声已非一日，工薪族呼声更高。但在一些专家“若提高起征点，高收入者会多受惠”观点的主导下，个税起征点还是维持在2000元，且短时间内难有大的提高。

上海读者杨海东指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局面，与个税征管的“视角”不无关系。我们的个税征管，不是将眼睛投向富人收入的“灰色地带”，而是紧盯在工薪阶层的工资上；不是将眼睛投向富人们惯用的诸如“个人开支与公司经营成本打统账”等偷漏税行为上，而是将堵漏增收圈定在工薪阶层的工资袋上，于是造成了工薪阶层力挺个税“半壁江山”的尴尬局面。

重庆读者杨光志的看法是，现行个税政策让工薪层当主力，真的是惠富损穷。个税作为收入调节杠杆，如此失衡，结合近期发布的“我国贫富悬殊不断加大，收入差距达12.66:1”的数据来看，个税改革作为以公平为目标的第二次分配方式最有效的调节器，须得赶快出手制衡，而不是“还将适时作出调整”的模糊表态。

安徽读者童克震表示：工薪族的贡献占据个人所得税“半壁江山”，不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现状。实际上，我国演艺界、科技、教育界、商界等领域人士收入远远超过纳税起点，有不少却远远躲在税务机关的管理之外；一些名人偷税、漏税的能力非常强大，偷税、漏税行为屡屡得逞，他们宁愿受人诟病、甚至不惜坐牢，也不肯规规矩矩纳税。某些监管部门的“不作为”和偷税者的“皮太厚”，造成无法计算的个人所得税流失。从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看，工薪阶层个税所占比例不应占据“半壁江山”。目前的状况，难道有关政策制定部门不觉得汗颜么？

杨海东认为，无论从社会担当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工薪阶层都不该充当个税的“主力军”。然而，让人遗憾的是，无论个税如何改革，都难以触及富人的“神经”。这其中，“壁垒”何在？“瓶颈”是什么？其实，富人纳税的“灰色地带”投射出的，已经不是“灰色收入”这么简单，恐怕涉及“权钱势力范围”的社会“灰色地带”。这不仅需要个税征收产生制度性变革，还需一系列配套制度和法律的跟进。

提高起征点，到底谁受益更多

为了应对物价的上升以及节节攀高的生活成本，广大中低收入阶层殷切期盼政府提高个税起征点。而近期有关专家发表的“大幅提高起征点后，高收入群体受惠更多”的观点，遭到媒体及社会大众的普遍质疑。 就像本刊读者所言：“如果提高了起征点，高收入者受惠更多，这就说明个税政策有问题。我们不能用不改革来掩盖问题，还为不改革找个理由出来，恐怕这是一个极度愚蠢的做法。”

还有读者表示，多年来，我国的税收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虽说个人所得税不是“劫富济贫”的工具，也并非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利器”。但针对个税改革诸如“起征点”“全员全额申报”等征管措施的质疑，无不明确地表达出人们对当下“富人寡税”现象的批评。

读者张永琪质疑：提高个税起征点，明明应该是工薪阶层受惠多，可一些专家却说高收入者受惠最多，这个账到底是怎么算的？且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算的？

北京读者杨振威说：在“97%的网友认为个税起征点应该提高”的强大民意支撑下，奈何个税起征点提高的问题总是一拖再拖，直至有人抛出“提高起征点高收入群体受惠更多”之类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言论。个税起征点提高，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减少，这是摆在眼前的实惠，何言受损？中低收入者不缴或少缴税，是“明补”；而所谓的缴税后的返补，是“暗补”。究竟补到哪里，补给谁了？不得而知。

安徽读者肖华表示：为什么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受惠多的是高收入者？就因为我们当前的个税收入大部分来自中低收入者。如果我们改变政策，让富人所交的个税占整个个税的80%甚至更高，那么受惠多的还会是高收入者吗？还会大幅度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吗？

个税改革应从制度设计上体现公平

实施个税征缴近30年来，社会各界关于个税改革的呼声不断，但人们看到的只是将个税起征点作了有限的两次微调，个税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并未因此得到充分体现，特别是个税征收环节如何体现社会公平公正，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江苏读者杨亚军指出：个税征收体制的弊端多年未改，原因就在个人所得税一刀切的征收办法，总让人感觉不公平。个税征缴的合理性不仅在于起征点高低和税率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它的导向性。对个税的征收应首先考虑对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承担。例如，现实生活中，有的纳税人尽管收入不低，但由于家里不工作的人多，一刀切地征税，就会令其生活变得困难，这种不考虑家庭负担的单一征收办法，显然不够人性化，也不符合国际个税征收的通用核算方法。因此，如果个税征收仍然只考虑纳税人收入的多少而不考虑其家庭负担，只考虑起征点的高低而不考虑各地区的消费情况，无论怎么改总难实现税负公平。 重庆读者杨光志认为：个税征缴要着力做到的，是将工薪阶层的负担降下来，至于怎么设计让肥得流油的富裕家庭不那么一刀切地享受优惠，其他一些国家的制度可以借鉴。在美国或德国，就没有将个税统一设置起征点，而是随纳税人申报状况、家庭结构及个人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个税改革，要从制度设计的起点上贯彻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公平公正来取信于民，让公平公正来解决个税征缴过程中的不完善和漏洞。 湖南读者舒圣祥表示：个税税制不理想的地方其实很多，在经过几次调整之后，个税扣除标准反而是问题最小的一个；其他那些岿然不动的痼疾，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比如完善累进税率方案，尽快以家庭为单位征缴个税并根据家庭情况采取不同的征缴标准，建立个税与经济运行情况的快速联动机制等等。 读者吴睿鸫建议：个税改革不应死盯起征点，应实现以家庭为中心的综合税制，这才是我国个税发展的未来趋势，才能逐渐实现个税征缴向“人性化”管理模式迈进。

教育改革：别让农村孩子越落越远

编者按：

2009年6月底，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一些基层教育工作者惊觉“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考不过城市学生”——高考就像一个透明的量杯，将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的差距，以分数的形式精准暴露。

近年来，根据教育部部署，各地相继启动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并与此相配套，进行高考制度改革。但本刊记者在甘肃、宁夏、重庆、福建、辽宁、安徽、湖北等地调查发现，在教育改革快速推进的同时，农村学校由于受经费、师资、环境等因素影响，对各种改革举措无法像城市学校一样落实到位，从而使得城乡教育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孩子在高考中越来越处于劣势。这是一个亟待引起关注的问题！它要求我们必须完善改革措施，保障教育公平；同时也提醒我们，无论进行何种改革，设计时都要充分考虑城乡差别的基本国情，以免造成新的不公平。

呐喊：“再使劲，我们也赶不上城市孩子！”

半月谈记者最近在全国多个省份采访，倾听教育改革语境下农村学生的呼声。

“自主招生，哪有我们农村孩子的份儿！”

“这些年的教育改革，我觉得对农村学生最不公平的就是高校自主招生。”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第二高中三年级7班学生赵祥艳说。这位曾获“大连市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的开朗女孩，学习成绩等各方面在学校都比较突出，却连参加大连市本地高校自主招生的资格都没有。

自2006年复旦大学等高校开始自主招生改革后，自主招生被看做综合素质较高却无法凭借高考成绩升学学生的一场盛宴，但农村孩子却难以得到这一盛宴的“请柬”。

相关条件不具备，使得农村优秀学生失去机会。“自主招生对象要求最起码获得过省级以上荣誉，这种条件在我们学校一个都没有。我们在网上看过自主招生的公示名单，那些学生都来自大连市内的重点高中。我们班同学议论说，看来自主招生这事儿，永远都不会有我们农村孩子的份儿了。”说这话时，赵祥艳一脸惆怅。

为了培养学生的特长，为自主招生、特长加分等增加砝码，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一中专门开设了“特长班”。在这个班里，城市孩子占了绝大多数，农村孩子少得可怜，王志东是其中一个。他告诉记者，要想上固原一中特长班，每个学生首先得交1.2万元的费用。“这个门槛已经淘汰掉了很多农村学生，当时我家里也是到处借才筹到这笔钱的。”他说，“城里孩子从小就学习钢琴、小提琴等，基础特别扎实。我尽管很喜欢音乐，小学时就自己学会了吹笛子，可直到高中才开始系统学习音乐知识，相当于得用两年多的时间把别人学了十几年的东西补回来。”王志东不清楚，自己的努力和家里上万元的开支，能否为他赢得参加自主招生的机会。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日益扩大的高校自主招生已经让农村学校深感震动。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清原高中教务主任惠金东说，学校是省级示范高中，硬件设施、师资力量都不差，但相对于城市一些重点高中每年数十名学生能通过自主招生、保送等方式进入大学，农村高中这方面的数据几乎为零。“农村学生在证书方面太弱了，无论是奥数等知识性竞赛，还是各种小发明、航模、音乐、美术等比赛项目，就算取得名次也比较靠后，参加自主招生门儿都没有。”

“一次我们到市内的一所重点中学考察，看到一名被高校提前录取的学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这种资格和荣誉，农村学生是连想也不敢想的。”清原高中高三年级政治教师李香芝说。

“假如新高考出一道区分韭菜和小麦的题目”

2009年6月30日下午，在湖北省团风县中学的会议室里，教研室主任陈长东给几位高二学生出了两道题目：一是篮球场的长宽各是多少？二是有谁识得五线谱？在座的7位同学都来自农村，再过一年就要高考。对这两个问题，他们面面相觑，没有人能够准确回答。不过，他们也都不紧张，可能觉得这与他们的学习、考试没有太大关系。但是，陈长东老师说，这两个问题不是他编造出来的，而是2009年某省的高考试题。 “啊？那怎么办？要拿这样的题目考我们，我们肯定完了。”孩子们一下子炸开了锅，“我们高一时才学了一点简单的乐理知识，哪认识什么五线谱？我们原来的初中、小学连一个标准的篮球场都没有，我们怎么知道篮球场的长宽大小？”

据记者了解，今年全国有11个省份推行了以新课改为基础的新高考。与以前的高考相比，新高考更注重考

查学生的综合素质。但由于我国城乡经济、教育发展不均衡，目前部分农村学校还无法完全落实新课改要求，在素质教育不到位的情况下，许多农村孩子在新高考中处于劣势地位。

苏小梅是宁夏固原市西吉县西吉中学高三学生，家住西吉县偏城乡。她是文科生，在刚刚结束的新课程高考中，她考了469分，超过宁夏文科二本线，但英语只得了89分。“现在英语考试的知识面越来越广，对语言素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乡下孩子从初中才开始学习英语，老师还不是英语专业毕业的，怎么能跟从小就学英语的城市学生比？”她不服气地说。苏小梅告诉记者，学校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中没有一个获得除民族成分外的其他加分，特长加分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太遥远。“学校的音体美课能够开齐就不错了，要培养成特长，太难了。由于家里穷，我许多同学都要利用暑假打工挣学费，那时候城里孩子正在上各种培训班或者请家教上课呢。农村孩子跟城市孩子享受的教育资源太不一样了！”

谈到新高考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作为录取依据，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第二高中校长王振江说：“我们学校硬件条件跟城市高中比差远了，没有语音室、阅览室，没有专门的音乐、美术教室，操场是硬砖覆盖。理化实验室就是一个普通教室，根本不可能开展‘走班’形式的选修课。做实验时，学生只能看着老师做。这样的条件下，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根本就无从谈起，我们怎么能跟城市孩子比？” 高考中出现的一些“城市化”内容，也让农村孩子不知所措。

湖北省团风县中学一位老师举了一个例子，今年高考文综有一道综合题：比较三角贸易和现代贸易的区别，“这个问题对农村老师都是陌生的，农村孩子基本上就只能拿零分了”。

许多学生反映，一些高考题目让他们感觉很陌生，像“品味时尚”、“明星广告代言”这样的作文，农村学生就不知从何写起。“但是，我国有8亿人口在农村，为什么高考题目中就很难找到与农村有关的内容呢？假如出一个区分韭菜和小麦的题目，这对城市孩子算不算一种不公平呢？”

“不要让我们既输在起跑线上，又输在跑道上”

在全国有名的教育大市湖北省黄冈市，记者走访了几所高中，所到之处，即将进入高三的学生都在酷暑之下，挥汗学习。

从小生活在比较艰苦的环境之中，造就了农村孩子更加自主和坚毅的性格，他们不怕吃苦，不怕受累。尽管有很多人在初中、高中就放弃了读书，出去打工挣钱，但是那些坚持读书、坚持参加高考的孩子，还都相信读书这条路，对于改变自己的命运更直接，更有力。

家住团风县团风镇严家嘴村的孙杏，父亲长年患病，家境非常困难，一家人的生活全靠母亲打工、做裁缝维持。她的姐姐很小就不上学了，出去打工，供她读书。“姐姐要我好好读书，考上一个好学校，这是她和我共同的理想。我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改变我和家庭的命运，才对得起我的姐姐”，孙杏说。 知道以后的高考会越来越注重综合素质和平时知识积累，这些孩子都有一些担心。团风中学高二4班的余文萍说：“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高中阶段要花大量的精力去补人家十几年积累的知识啊？”她有些疑惑，农村和城市孩子从小占有的资源不同，享受的条件不同，综合素质、基本能力怎么能站在一个平台上去竞争呢？

近几年来，素质教育越来越高的呼声，不绝于耳地传入农村学生的耳朵。在与记者的交流中，许多农村孩子也希望提高自己的素质，可是农村条件有限，怎么提高确实成了他们最大的困惑。

团风县中学学生程超家住杜皮乡叶家冲村，父母在武汉开了一个小五金店，他和妹妹都在念高中。他去过武汉，看到过城里孩子优越的学习条件，相比之下，深感自己的环境太差。“城里的家长从孩子很小时就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又请家教，又上各种培优班，农村孩子没法比”，程超担心强调素质教育后，农村孩子的机会会越来越少。他说：“今年的英语高考试卷就是一个例子，词汇量特别大，口语和听力感觉都特别难，这些都是农村学生的薄弱之处。”

“我们希望能够站在同一个平台上与城里学生竞争。”采访中，农村的孩子们发出这样的呼声。 这些孩子表示，他们并不反对以提高综合素质为导向的教育改革和高考改革。孙杏同学说：“如果我们以

后当老师的话，我们会在农村中小学里全力推进素质教育，帮助农村孩子提高综合素质和能力。”但是，要提高农村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城里学生达到同一个水平，这并非一日之功，甚至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所以我们希望现在的政策能够照顾到广大农村学生，不要让我们既输在起跑线上，又输在跑道上。”程超说。

改革：农村孩子为何越落越远

推行素质教育并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当代教育越来越重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本是一个积极的导向。然而，基于此理念的教改方案在推行的过程中，在农村却出现了水土不服——与过去相比，改革后城乡教育差距反而越来越大。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三大原因造成的。

教育资源失衡拉大城乡素质教育差距

在基层教育工作者看来，新课改是新高考的基础，只有学校在新课改推进中渐入佳境，学生才能在新高考中取得佳绩。然而，新课改在许多农村学校都处于一种尴尬状态。

安徽省金寨县青山中学是一所拥有2500多名学生的完中，也是六安市示范中学。然而，就是这样一所条件较好的农村中学，在实行新课程改革后，依然面临诸多难题。

“新课程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它需要强有力的硬件和软件支持，从目前来看，大多数农村中学都达不到新课改的要求。硬件上缺乏与新课改配套的设施、器材和实践载体，从软件上看，新课程改革的体系设计非常完备，但严格操作下来几乎不可能，比如综合素质考评和学分认定、选修课设置等，在农村中学实施起来难度很大。”青山中学校长全国庆告诉记者。

他说，为了推进素质教育，新课改要求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和实验，但由于农村中学办学仅靠学费，经费十分紧张。青山中学每年几十万元的学费，仅能勉强维持校舍维修，用于改善教学条件的资金十分有限。学校图书资料十分缺乏，人均图书只有五六册，与教育部要求的人均20册标准相差甚远，而且大多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无法满足孩子们查阅资料的需要；学校实验设备缺乏，只能进行演示实验，探究性实验根本无法开展；电教设备也十分缺乏，微机只有几十台，每个班级要排队使用，不能满足学生上网的需求，而新课改涉及的不少知识，都需要学生自己上网查阅资料。

安徽省寿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权义东告诉记者，教师缺乏，也使得新课改举步维艰。全县仅有1名通用技术专业教师，没有通用技术实训基地，因此很多学校这门必修课开不起来。全县农村中小学美术、音乐、地理老师缺编40%以上，从而使新课改在农村只能停留在口头和纸面上。即便如此，农村教师流失还非常严重，去年全县8名获得“安徽教坛新星”的优秀教师，就有7名辞职去了大城市教书。

沈阳市第81中学教务主任徐占东说，除了学校教育资源有限外，农村家庭条件也是一大“软肋”。“新课改强调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要求上网查资料、做课件等，可我们的学生家里基本都没有电脑；素质评价

要考查学生艺术鉴赏能力等素养，而农村学生连进电影院都难，更没有经济能力去学绘画、跳舞等。” 甘肃省会宁县以每年不低于80%的高考升学率，被称为“高考状元县”。记者在该县中考成绩最好的一所初级中学——三房吴初级中学采访时，正值学生放暑假。望着最后一群初中毕业生蹦蹦跳跳离开的背影，校长王宗学显得忧心忡忡。因为不久的将来，甘肃省将推行以考察素质教育为主要目标的新高考，“新课标早就发下来了，但是学校教学仪器、设备缺得厉害，无法完成。这些刚毕业的娃儿在初中连天平和显微镜都没用过几回，素质教育基础不牢，3年后咋考呢？”多年来一直为自己的学生感到骄傲的王校长跟记者念叨着，觉得对不起眼前的这些孩子。

“百科全书”式素质教育下的“穿新鞋走老路”

青山中学高二年级语文老师汪于蒂谈起新课改，用一个“累”字来概括。她说：“新教材跨度大，涉及知识面太广，一门语文课，要跨越建筑、美术、天文、地理等各个领域的知识，有的知识十分前沿和深奥，教师必须是全才才行。农村学生没有查阅资料的条件，老师必须代劳，然后再教给学生。而每个教师都带七八个班级的课程，疲于应对。有的跨学科知识连教师都难以掌握，更何况学生了。”

“现在的新课改，仿佛是要培养‘百科全书’式的学生，而一些新课改的考试试题，简直让人莫名其妙。如，今年安徽高考文综试卷有一道试题，让考生分析安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现实意义，并就怎样推动安徽文化创新提出合理化建议。像这样的试题，已经超出了学生的认识能力。” 与课程设置复杂、考试试题深奥相对应的，是农村教师素质不适应新课改要求。

宁夏石嘴山市隆湖中学高级教师魏银忠说：“一些山大沟深地方的农村教师，没有坐过火车，没有听过讲座，没有参加过研讨会，教学方法墨守成规，怎能教出跟上时代步伐的学生呢？”他认为，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即使农村学校课程设置全部到位，由于农村教育质量差，学生的素质也无法与城市学生相比。 记者了解到，新课改推行后，农村教师先是参加短期集中培训，学习新课改的理念，然后是观摩一些新课改的课堂教学实录，接着就回到自己的课堂依样画葫芦地推行。学得囫囵吞枣，也没有经过自己的实践摸索，就在自己的教学中实行一种新教法，这不仅使得教师自己难以驾驭，教学效果也得不到学生的认可。 种种条件限制之下，一些农村学校感觉很难适应新课改要求，开始知难而退，挂“素质教育”之名，行“应试教育”之实。一些学校所谓的“素质教育”，其实就是开展一些文娱体育活动，像研究性学习等有利于培养农村学生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课程，反而被其他科目占用。这样，就出现了新课改后“穿新鞋走老路”的尴尬局面。

在甘肃省会宁县不少农村学校，物理老师无法按照新课标要求指导学生进行串、并联线路实验，只有通过画图的方式让学生死记硬背。会宁县三房吴中学教导主任王小兵说，新课改后，农村学校教学方法并未明显改变，就是学生死记硬背的“图形”“反应方程式”更多了。

福建永春三中地理老师吴晓荣说，现在不少老师上课还带旧教材，在讲课的时候，用新教材中的内容将旧教材“补充”完整，该搞题海战术的还是搞，该死记硬背的还是背。这样下去，农村学生的综合素质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提高呢？

综合素质评价的“城市化”让农村孩子吃暗亏

与新课程改革相适应，2009年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模式为：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

这一考试模式突破“唯分录取”的高考模式，构建了“三位一体”的综合评价体系，统一考试和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评价方案。目前，安徽省对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确定为

A、B、C、D四个档次。

“今年我校有815名高三学生参加综合素质测评，没有一个学生获得A。”名列安徽省六安市示范高中的寿县瓦埠中学教导处副主任李多田告诉记者：“这主要是因为安徽省教育厅规定，评为A的学生必须是市级三好学生、优秀干部，或具有在市一级竞赛中获奖，以及在音、美、体等方面具有特殊技能的实证材料。我们学校学生没有条件参加音、美、体方面的专业培训，因此很难获得特殊技能的实证材料。” “难道只有会棋、琴、书、画，综合素质才算高吗？”瓦埠中学校长秦秀富对此提出质疑：“我们农村学生大多纯朴，富有爱心，我们学校不少学生在课余时间义务照顾孤寡老人，直到老人把感谢信寄到学校我们才知道，这样做好事不留名的学生难道综合素质不高吗？我们农村孩子自理能力强，他们可以在家做饭洗衣，而有些能歌善舞的城市学生，连自己的袜子都不会洗，两者相比到底谁的综合素质强呢？制定综合素质测评标准，应充分考虑到国情，考虑到广大农村的实际，不能将标准仅定位在城市，从而变得城市化！” 一些农村学校校长、教师认为，提倡素质教育是好，但是没有考虑到农村学校的资源配置。如增加通用技术、信息技术等内容的学业水平测试，这对教育资源充足的城市孩子不在话下，但对教育资源贫乏地区的学生却困难重重，这势必造成新的不公，使城乡教育差距越来越大。

对于自主招生所要求的获奖条件等，许多老师也表示这会将农村孩子排斥在门外。由于各地举办各种竞赛的层次和次数不同，农村学生单是因为交通不便和信息闭塞，参加竞赛的几率就较低，更别说获得竞赛证书了。宁夏固原一中教务处主任韩映顺说，学生要有资格参加自主招生，一般首先要获得省级奥赛一等奖。为获得这个奖，城市里的孩子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班，有些城市学校还专门聘请奥赛教练辅导，这些对于农村孩子却太遥远。同时，在理化生科目的奥赛中，其实验很多都是大学课程实验，这种实验要求具有一定标准的实验设备，这对于连普通实验室都没有的农村学校来说，结果可想而知。

至于特长加分、各种比赛加分，这些同样都是城市孩子的专利。“2008年会宁参加高考的学生有1万多人，无一人享受音、体、美特长生加分。”会宁县教委主任说。

呼唤：推进教改要统筹兼顾

针对目前出现的城乡教育差距进一步扩大的状况，农村师生呼吁，推进素质教育和高考改革要统筹兼顾，充分考虑农村教育的现状，不能让农村孩子越落越远。

能否为农村学生制定一套素质评价标准

“山区的孩子和武汉市的孩子怎么去比素质？武汉市学校的一座实验楼就抵上我们学校的全部家当，教育资源的配置上本来就对大城市多，对重点学校多，城里学校一人一台电脑，塑胶跑道，农村学校篮球架子都没有一个，这能在一个平台上竞争吗？”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一中殷永红老师说。

一些基层教育工作者认为，在目前城乡素质教育存在巨大差距的前提下，如果让农村孩子一直用着为城市孩子编写的教材，和城市孩子参加一样的评价，显然有失公平，这只能使农村孩子在一轮又一轮的教育改革中被边缘化，妨害教育公平。

对于农村和城市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他们认为应制订不同的标准。他们表示，现在国家提倡素质教育，但是对于农村学校的小学、初中学生来说，历史、美术、音乐、微机操作都是空白，他们无法在基础教育阶段打下扎实的基础；从见识方面来说，北京等大城市的孩子能够去各种博物馆补充课外知识，而农村学生很多都没有离开过自己所在的县乡，哪有机会见识这些？在这种情况下，对城乡孩子区别对待才更具科学性。

对于高校自主招生，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些教师建议，高校在自主招生时应充分兼顾农村和城市

生源，适当向同等条件下或条件稍差一点的农村学生倾斜，以弥补因基础教育质量形成的城乡差距。殷永红还认为，现阶段比较可行的方案，是国家出台相关政策，规定重点学校必须录取一定比例的农村生源。

多方支持，改善农村课改的外部环境

王宗学告诉记者，推进素质教育以来，学校得到的经费有了明显提高，2009年，生均经费由过去的300多元上涨到500元。“但是，学校条件还是远远不能适应新课改要求，而且城市学校经费涨得更快，我们之间的差距现在更大了。”他说。

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清原高中教务主任惠金东认为，教改所带来的变化已经对农村教育工作者、学生家长产生了触动，一些家长希望孩子能在学校培养更多特长，学校也积极提升育人层次，引导学生多方面发展。但在目前情况下，没有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单靠学校自己的努力收效甚微。

记者在采访中，一些农村师生就结合实际完善新课改提出以下建议：国家应进一步加大投入，改善农村教学条件，特别要加强新课改所需要配套的图书馆、实训基地、电教设施建设；充实农村教师队伍，配齐新课改所必须开设课程的专业教师，同时多给基层老师提供充电培训机会，并将一些展演、研讨交流会放到农村学校来举行，以加速农村学校领导、教师观念的转变，帮农村学校适应新课改。

宁夏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农村问题专家李禄胜表示，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来看，“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村的快速发展是重中之重。而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就要依靠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由于资金匮乏，农村的基础教育发展总是举步维艰，徘徊不前。因此，在教育投入上要向农村倾斜，改善农村新课改的外部环境，这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课改，多听听农村教师的声音

一些基层教育工作者说，现在新课改方案、新高考方案的确定，太少考虑到农村的实际，为什么不能更多地听取农村教育工作者的意见，吸收农村教师、教育管理者代表参加到方案的制定中，参加到高考命题中呢？

宁夏石嘴山市隆湖中学高级教师魏银忠表示，教育改革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事情，应该共同发挥专家和基层教师的积极作用，探索经验，集思广益，淡化程式，强化实践。他认为，这次新课改课程内容和课程标准都实行国家统一标准，虽说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但由于技术力量和课时的限制，各地很少有地方课程，更别说学校课程。现在基础教育从课程内容到具体教学实行全国一盘棋，并且不断向城市看齐，这是造成农村教改出现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

魏银忠说，其实国务院在《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已明确指出，“农村中学的课程设置要根据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深化‘农科教相结合’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三教统筹’等项改革，试行‘绿色证书’教育并与农业科技推广等结合”。他认为，新课改的目的是为了推进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又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和标准，农村实施新课改既要遵照国家新课改的教学标准，又要最大限度地照顾到农村实际，开展具有农村特色的新课改教学，尤其在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具体教学方法上，应该提倡教师大胆自如地表现出农村特色和地方特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临“危”择机

刘峥 赵亮 刘琳

5月25日，国务院下发由国家发改委起草的《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对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放开垄断行业对民间资本进入限制、改善资源性产品定价体制、有关民生的工资收入和保障体制方面改革、财政金融及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等众多方面进行表述，表达了政府将中国经济改革推向深入的强烈信号。

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家及时采取了扩大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办法，其成效正逐渐发挥出来。但中央政府投资多而地方投资少、央企投资多而民间投资少、固定资产投资多而消费和出口疲软的状况，表明如何让政府投资有效拉动民间投资，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成为当前改革的难点之一。 “必须通过改革，消除制约民间投资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充分发挥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孔泾源指出。

意见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修订出台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最大限度地缩减核准范围、下放核准权限；抓紧研究起草政府投资条例、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进一步规范和优化投资管理程序，提高效率；科学界定政府投资领域和范围，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 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垄断行业改革将继续深入推进。孔泾源说，下一步要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深化电信体制改革，推动“三网融合”，推进市政公用事业改革，加快研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石油、铁路、电力、电信、市政公用设施等重要领域的相关政策，带动社会投资。

针对民间投资的改革，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认为，“非公36条”已出台很久了，但真正落实的不多，因此政策如何“贯彻落实”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要深化鼓励民间投资的改革，尤其是民间投资进入垄断领域的改革，首先要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其次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公开国有企业的经营预算，信息披露要完善，否则民营企业很难与国企合作。

收入分配改革悄然起步

意见提出，将研究出台关于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规范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制度，合理控制收入分配差距。研究制订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的意见。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建设，落实最低工资制度。

事实上，有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早在2006年初步拟定，但此后改革方案一直没有亮相。时至今日，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收入分配制度严重影响着我国经济短期稳定和长期发展，亟待改革已成共识。 有关专家指出，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应本着一个目的，就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消除当前有不断扩大趋势的贫富差距等。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必须有老百姓的声音，也只有充分听取了老百姓的意见和建议，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才能真正体现老百姓的利益。

人们有理由对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寄予厚望，期待本次改革为新一轮改革注入强大动力，这不仅是应对当前金融危机所必需的，也是今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所必需的，因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激发财富创造活力的前提。

环境税标志税改大方向

意见明确表示，要加快理顺环境税费制度，研究开征环境税。目前，我国严格意义上的环境税只有资源税，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针对污染环境的行为或产品征收的环境税。我国以往的税收调节政策，重点在鼓励企业在生产环节中节能、减排、降耗。如果意见中的环境税得以施行，将对企业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占用资源等行为进行“惩罚性”征税。这对企业将更具有强制力，可以进一步加大政府利用宏观税收调节环境污染行为的杠杆作用。

6月5日，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针对记者有关环境税进展提问时透露，征收企业的环境税，已经列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环保部的重要议事日程，条件成熟时将会推出。尽管没有时间表，但他表示，这是中国税制改革的一个方向。

房地产税制改革在深化

另外，意见中关于“深化房地产税制改革，研究开征物业税”的提法引起强烈关注。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提及“深化房地产税制改革”，而此次则明确地把“物业税”这个房地产税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正式提出。

专家表示，物业税应该是一种受益税，与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相对应。税率应和公共服务水平挂钩。税率有必要随公共服务水平和公共服务成本的变化而变化。但在开征的初始阶段，宜选择较低的比例税率，以便于征收。物业税应按年计算征收。所有的房地产税种都整合到物业税之下进行设计。廉租房租户收入较低，不宜向其征收物业税。

意见还要求，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开放型经济体系；积极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全国改革提供示范和借鉴。

官员财产公示能否成为反腐利剑

本刊记者 刘宝森 张晓晶 伍晓阳 张丽娜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在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表示，中国正在积极准备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将是反腐败工作的一项重大举措。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在全国两会期间透露，中央纪委正在想办法制定官员财产公示的有关条例或者规定。

目前，我国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正在逐步贯彻落实，在项目选择和资金投放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具有的决策权与选择权很大，与此同时，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在源自高层的信息与来自实践的忧虑共同作用下，官员财产公示问题成为当前社会各界热议的焦点话题。

阿勒泰试点引发众议

去年5月，地处我国西北的新疆阿勒泰地区纪检部门出台了《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2009年新年伊始，阿勒泰地区在官方网站公示了新任命的55名副县级官员的财产申报；2月17日公示了千余名县处级和科级官员的财产申报，其中县处级官员申报率为98.97％，科级干部申报率为100％。

与国外一些成熟的申报制度相比，新疆阿勒泰地区推出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所不同。例如，官方主要公示申报人的收入和收礼情况，而申报人的汽车、住房等动产、不动产，股票、有价证券等理财产品，由遗产继承、赠与等形式获得的财产，债权债务以及个人银行存款等七项内容，列为秘密申报范畴不予公开。

事实上，阿勒泰地区这次公布官员财产并不是作秀，阿勒泰公示官员财产申报工作也取得了初步成效：从申报启动到现在，阿勒泰地区纪委共收到申报对象上缴款物价值近百万元人民币，超过前几年的总和。据了解，为将财产申报制度落实到底，阿勒泰地区纪委计划在近期对秘密申报部分予以部分公开，以便社会各界进行监督。

自从1994年我国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后，对此的探索实践未曾停滞过，除了新疆阿勒泰的“破冰”之举外，还有浙江慈溪的“吃螃蟹”之举。从试点情况来看，大家基本都持肯定态度。

阿勒泰地区的做法表明，公示官员财产并没有想象中难度那么大。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律师韩德云已连续三次在人代会上提出官员财产申报的议案。他之所以锲而不舍地连续提此议案，是因为他摸准了民意的脉搏。韩德云说，近年来，公务员权力腐败问题层出不穷，其中绝大部分典型案例都涉及巨额财产无法说明的问题，只有尽快以法律形式确立并推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才能使公务员和干部队伍不敢、不能逾越法律所设定的界限，真正将防腐肃贪机制落到实处。

东南大学教授陶思炎表示，中国应当尽快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来自欧美、新加坡、日本等国的经验表明，这一制度有利于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减少犯罪，有利于对干部的保护。

“确保不走过场至关重要”

据了解，我国现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主要来源于两份文件——199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1年6月，中纪委和中组部又联合发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实践中，因为这两份文件对于申报对象、申报范围界定过窄，实施起来成效并不明显。在有些地方，甚至就是走过场。曾经有专家指出，在案发之前，一些腐败分子数百万乃至数千万元的家产，根本就没有在两个规定面前显露出来。在近年来已查处的腐败案件中，更没有哪一位贪官是因这两个规定的实施而翻身落马的。

在韩德云看来，这两个规定属于政策性文件，并非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其申报对象范围较为狭窄，且未涉及近亲属，申报范围也只规定了基本收入申报，没有要求全面申报财产状况，受理机构缺乏监管的权威性，责任制度太过温和。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周玉华认为，财产公示制度的积极作用不容置疑，该制度能有效约束官员的行为，便于相关部门和群众对他们进行监督，但可以预见的是阻力将会很大，主要是如何甄别合法财产与非法收入。

“其实不能光靠财产公示，还应该对公示财产实行核实和惩戒措施。”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范谊说，“如果没有核实和查处，财产公示制度就会流于形式。”

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旗长色音图认为，对官员财产进行公示有利于预防腐败，但是具体操作程序需要细思量，在公示与不公示，怎么公示，公示什么等方面就需要有关部门审慎考虑。什么级别公示什么？是对现任干部全部公示，还是针对新提拔的干部予以公示？

有专家认为，在进行制度建设时，应考虑到被监督者的感受，被监督者认为合理的、可行的，这项制度才

有可能落到实处。毕竟官员掌握公权，一举一动牵涉公共利益，属公众人物，他在各领域的建设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所以，制度建设应立足于保护干部、预防腐败、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

内蒙古包头市市长呼尔查认为，这种制度的实施，还需要考虑深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虽然公务员的收入处于社会中间水平，但中国目前贫富差距比较严重。一旦公务员公示财产，社会公众能不能接受他们的收入水平还很难确定。

推进官员财产公示必须破除抵触情绪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我国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中最大的障碍是部分公务员存在抵触情绪。究其原因，在于公务员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这就使我国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存在先天缺陷，未能和公务员制度相伴相生。因此，有些公务员对于财产申报这一制度存在本能的抵触。”韩德云说。 究竟哪些人员应进行财产申报呢？韩德云认为，应将申报对象限定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如担任县处级副职以上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及担任主任科员以上级别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同时，上述公务员在正式办理退休手续后5年内也适用申报规则。

此外，申报对象在进行财产申报时，还应按照特定的程序和范围对其近亲属的财产状况进行如实申报。在韩德云看来，有的政府官员可能会为子女积聚财富，会把一些财产转移到子女名下，要把官员、官员的子女以及近亲属乃至与官员发生财产和人身关系的当事人都纳入到财产申报的范围，否则所谓财产申报制度很可能成为一纸空文。

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能否“水到渠成”，目前关键的问题就是制度设计。我们何时通过立法把制度建立起来，真正使之成为预防腐败的一把利剑，大家期待这一天不再遥远。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调控政策取向

国家信息中心 祝宝良

今年上半年，在国内外不利因素明显增多的情况下，我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较快增长的局面，但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应按照“控物价、稳需求、防风险”的原则，做好调控工作，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宏观调控政策取得明显成效

经济增长偏快的风险基本消除。我国经济增长在2007年第二季度达到本轮经济扩张周期的峰值，此后连续四个季度出现回落。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0.6%，比上年四季度回落0.7个百分点，二季度增长10.1%，比上季度又回落0.5个百分点，整个上半年增长10.4%，同比回落1.8个百分点。我国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已接近10%左右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风险基本消除。以CPI为代表的物价加速上涨势头从2月份起开始逐月趋缓，到6月份回落到7.1%。从全球范围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50多个主要国家（地区）中是最高的，而物价涨幅相对处于较低的水平，说明我国采取的“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结构性物价上涨演变成明显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明显成效。

投资增长过快、货币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的“三过”矛盾缓解。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3%，比上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考虑到价格因素，实际增长速度在16%左右，低于上年同期约6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增速回落，新增贷款有所减少，到6月末，广义货币同比增长17.4%，比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狭义货币增长14.2%，回落6.7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24525亿元，同比少增899亿元。出口增速回落，上半年出口6666亿美元，增长21.9%，回落5.7个百分点；进口5676亿美元，增长30.6%，加快12.4个百分点；贸易顺差990亿美元，同比减少132亿美元。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小，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经济结构朝着调控的方向转变。 经济效益仍维持较高水平。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增速仍在30%以上。企业利润总体水平继续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0.9%，39个工业大类中，34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经济运行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尽管我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态势，但面临的困难仍然很大，一些潜在的风险不容忽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物价仍在高位运行。工业品出厂价格和投资品价格指数逐月攀升，下半年，上游产品价格向下游传导的压力将出现加大的趋势。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国际石油和农产品价格继续上涨；二是国内农产品价格仍维持在高位；三是资源环境价格改革迫在眉睫；四是劳动力成本进一步上升，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高物价侵蚀了居民实际消费购买力，高成本导致部分企业经营出现困难。

第二，主导产业发展面临困难，突出表现为房地产和汽车销售明显下滑。今年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均出现了负增长，1～5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7.2%，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23.8个百分点。汽车销售4月环比下降12.9%，5月份环比再降6.7%。住房和汽车是本轮经济扩张周期中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楼市和车市销售形势逆转将进一步波及下游产业。

第三，资产价格调整和热钱流动放大金融风险。一是证券市场过度调整。截至6月底，我国股市已从历史最高的6100多点暴跌到2600点，跌幅达到60%。股市大跌导致投资者资产大幅缩水，消费能力和意愿下降，同时也导致企业直接融资困难，资金紧张。二是房地产市场成交量萎缩。今年以来，房地产价格涨幅已经出现逐月回落的态势，如果房价调整幅度加大，银行不良资产将大幅增加。三是国际“热钱”大量流入使我国金融蕴含风险。今年以来国际“热钱”流入中国的规模和速度都超过往年，国际“热钱”大举流入不仅增加了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而且对我国金融和经济安全也构成严重威胁。

第四，国际经济形势不乐观。金融、石油、食品问题仍是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风险。美国的次贷危机已开始向房地产、消费等实体经济扩散，全球经济将继续降温，必然影响我国出口。美元疲软，美联储仍未把抑制全球通货膨胀作为主要调控目标，致使石油、食品等初级产品价格继续高位运行，这对我国经济尤其是物价将产生巨大压力。

控物价、稳需求、防风险

鉴于国内外经济环境中不确定性较大，我国经济增长下行的趋势更加明显，宏观调控政策应在基本稳定“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基础上，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调整力度、节奏和重点，按照“控物价、稳需求、防风险”的原则，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抑制物价过快上涨。

控物价，就是要保证有效供给，特别是食品、煤、电、油、气、运的供给，减缓输入型通胀压力，稳定通胀预期，防止出现全面通胀。一是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增加农业生产补贴，完善和落实对生活

困难群众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补贴。二是从紧货币政策必须坚持，遏制货币过快增长，提高资金使用成本，防止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转变为需求拉动型通胀。三是适时适度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减轻输入型通胀压力。四是不失时机地推进资源和环境价格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增长方式粗放和资源消耗过大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

稳需求，就是要把握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抑制物价过快上涨”的平衡点，稳定出口和投资需求，防止经济过快惯性下滑。一是着力提高城乡居民实际收入，降低储蓄存款利息税率。二是在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的基础上，适时适度灵活调整信贷政策，稳定投资。在信贷规模严格按季度、按地区控制下，信贷大多投向了大企业、大城市，而效益好就业多的中小企业难以得到贷款，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应灵活调整信贷政策，支持支柱产业发展。三是稳定出口需求，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退税率，对冲汇率升值对出口带来的影响。

防风险，就是要稳定资本市场，加强外汇监管，积极应对热钱大进大出。既要防热钱加速流入，又要随时防范在美元升值趋势明朗以后，以中国高通胀、房地产价格泡沫等情况为由，引导人民币贬值预期，从而促发资本的大规模流出。一要加强外汇监管，尤其是加强对短期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的监测与管理，加快构建金融危机预警体系，提早研究应对热钱流出的预案，提升对资本冲击型危机的预警和应对能力。二要通过人民币有升有贬的“双向波动”，打破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三要在热钱大规模流动时，采取征收外汇兑换“托宾税”、外汇存款准备金零利率等政策加以控制。

医改明确五大“抓手”

◇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

3年内使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均提高到90%以上。中央财政对困难地区关闭破产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参保给予适当补助。继续提高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筹资标准和财政补助标准，适当扩大报销范围，提高报销比例。2010年，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提高救助水平。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可及性和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居民就医费用负担明显减轻，“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明显缓解。在目前国情下，医改首先要解决公平问题。先把城乡居民都涵盖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范围内，逐步消除盲点，是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的第一步。

◇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建立科学合理的基本药物目录遴选调整管理机制和供应保障体系，将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医保药品报销目录。2009年要统一制定和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出台基本药物生产、流通、定价、使用和医保报销政策，解决群众看病就医基本用药费用负担。制定和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基层解决以药养医问题的突破口。

◇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2009年要全面完成规划支持的2.9万所乡镇卫生院建设任务。今后3年内，中央财政再支持5000所中心乡镇卫生院、2000所县级医院和2400所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支持边远地区村卫生室建设，实现全国每个行政村都有卫生室。

◇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

制定并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从2009年开始，逐步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居民健康档案。增加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扩大免费公共卫生服务范围，城乡居民人均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不低于15元，以后逐步提高。增加重大传染病、慢性病和职业病、地方病防治的专项投入。

◇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2009年开始试点，2011年逐步推开。重点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监管机制，提高公立医疗机构服务水平。鼓励各地探索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的有效形式。逐步取消以药补医机制，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加快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鼓励各地探索建立医疗服务由利益相关方参与协商的定价机制，建立由有关机构、群众代表和专家参与的质量监管和评价制度。要充分发挥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

今后3年，各级政府拟投入85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3318亿元，以保证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推进这五项改革，旨在落实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努力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2009年第1期 【半月评论】 转型升级是出口解困的根本途径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出口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在内外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下，中国出口增长速度逐月回落，2008年11月出现十年来首次负增长，增长率降到一2-2％。面临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中国出口如何应对？一方面，政企携手，共度时艰，千方百计保持出口稳定增长，保持我国出口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另一方面，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充分利用金融危机中蕴藏的机遇，推进出口的转型升级。

目前，外部需求迅速萎缩，个别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性产能过剩矛盾突出，我国出口企业普遍出现了利润降低、订单减少、企业倒闭等现象。但是，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生产调整灵活性较强的企业，反而抓住了竞争对手纷纷陷入困境的机遇，扩大了市场份额，取得了良好的出口增长业绩。因此，要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关键是要增强企业出口竞争力，根本途径是加快出口转型升级。

出口转型升级的目标，是要实现我国出口的可持续发展。这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要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地位。为此，需要不断加大研发力度，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同时，积极延伸服务价值链，发展物流、营销、金融服务等高附加价值的服务活动，逐步建立起由中国企业掌控的全球销售网络。二是要大力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不断改善出口产品结构，大力发展清洁生产、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严格限制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三是要充分发挥出口对扩大就业的积极作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同时，要优化出口的区域布局，不断开拓和培育新兴市场。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五个关系。

处理好保出口与促升级的关系。在当前国际金融、经济形势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要处理好保出口与出口转型升级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要利用当前的金融危机，淘汰落后的出口生产能力。加速一些出口企业的破产倒闭。但是，我国出口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如果听任出口企业倒闭，就会带来大量的失业，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在困难的形势下。要把帮助出口企业渡过难关放在首位。企业要先生存，才能图发展。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有效引导有利于确定出口转型升级的正确方向，加快转型升级的进程。但政府引导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因势利导，而非一厢情愿，更不可越俎代庖。综观其他新兴经济体出口转型升级，其动力主要来源于虚产要素成本的抬升，市场压力转化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为高附加价值的出口产业活动创造适宜的环境；建设共用的研发平台，保护知识产权，为研发成果的产业化提供金融平台；改进通关便利化，完善交通、通信基础设施，适应高端产业活动的要求；改善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完善外汇管理体制，为本土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提供便利与支持。

处理好转型升级与转移的关系。我国出口产业在布局上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优化出口产业的布局是转型升级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出口产业布局调整同样要尊重市场规律，对于具有“大进大出”特点的加工贸易，引导其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难以满足其对物流的要求，因此可能事倍功半。加工贸易布局的优化，主要应着眼于在沿海地区的优化布局，即引导加工贸易活动从珠三角向广东东西两翼地区、北部湾地区转移，从长三角向苏北鲁南地区转移。

处理好内源发展与外源发展的关系。外商投资企业超过我国出口总额的一半。这是过去30年我国大力吸引劳动密集的出口导向型外资政策的结果。外资企业对于扩大出口、解决就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商投资企业在研发决策方面受制于其母公司的战略。其品牌和国外销售渠道更操控于其母公司，要发展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由中国企业控制的国际销售渠道，必须依赖本土的跨国公司。因此，扶持本土的跨国公司，对于出口转型升级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要鼓励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配套、合作与竞争，不断提升内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支持内资企业开展跨国经营，着力培育本土跨国公司。

处理好海外并购与出口转型升级的关系。获取国际品牌、海外销售渠道，是出口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但是，靠我国在境外新建销售渠道和培育国际品牌，难度大、耗时长。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令不少国外企业经营困难，股价大幅缩水，这为我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取国际品牌和销售渠道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国家可以有选择地放松对外投资的管制，建立海外并购基金，加大对出口企业海外并购的融资支持力度，帮助我国企业不失时机地并购海外研发能力、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加快出口转型升级的进程。

《半月谈》2009年第2期【半月评论】农民工返乡：从挑战中寻找机遇<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日益加深，沿海部分企业生产经营遇到困难，用工需求减少，加上春节临近，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开始集中返乡，给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新情况和新问题。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大量农民工集中返乡，是一种现实挑战，但其中也有机遇。

从产业梯度转移的一般规律看，农民工返乡对满足内地企业用工需求创造了机遇。产业转移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劳动力的流向与产业转移密切相关。乘改革开放的东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沿海地区一批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相继兴起，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加速向东南沿海转移。

近年，受土地紧缺、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沿海地区酝酿新一轮产业升级，为拓展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一批生产成本高的资源型、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大举内迁，用工需求明显增加，中西部地区一度遭遇前所未有的“用工荒”。

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出明显的梯度性、阶段性规律和趋势。可以预见，此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波动势必再次推动国际分工体系调整和我国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沿海地区产业资本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用工需求自然递增，农民工返乡正好补缺。

从“三农”发展状况来看，农民工返乡为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机遇。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破解“三农”问题需要政策、资金、技术，但从根本上说人才最为重要。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近年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农民大量外流，有知识、懂管理、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的缺乏，直接制约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

如今，中西部一些地方因劳动力素质降低，耕作粗放，“省事田”、“懒人田”并不鲜见，极大阻碍了农业科技进步；一些地方因劳动力存量不足，或耕地撂荒，或双季稻改单季稻，宝贵土地资源的效益未得以充分发挥；一些地方因高素质劳动力短缺，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现代农业发展步伐缓慢。

在国家强力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强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农民工返乡有助于挖掘农村内部的增长潜力，有助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从统筹城乡发展的大局来看，农民工返乡为推进农民自主创业，推动地方小城镇建设，进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带来了机遇。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认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需要进一步放开搞活农村经济，而提高农民素质，鼓励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是一条可行之路。多年来，一部分农民工走出土地、走进城市、走向市场，积累了一些资金，学到了一些管理知识，掌握了一些生产技术。他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转变了观念。各地既要看到返乡农民工增加了当地就业压力，同时也要看到返乡农民工为家乡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

当前中央启动扩大内需战略，大量投资投向农村教育卫生社会事业，投向公路、电网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建设方兴未艾，小城镇建设力度加大，这一战略的实施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地方政府有的放矢地引导他们就业与创业，必将带动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农村回流，必将进一步推动地方小城镇建设，必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加快城乡统筹发展的步伐。

农民工集中返乡是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新情况，农民工就业直接关系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其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不言而喻，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各地应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培训机会，广开就业门路；鼓励扶持创业，拓展就业空间；引导农业开发，做好“山水文章”。

总之，只要我们认识到位，措施到位，因势利导，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就一定能够从挑战中抓住农民工返乡的机遇，并将其转化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半月谈》2009年第3期【半月评论】危机面前，没有旁观者

“2009年可能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作出如此判断。

改革开放30年来，国人已经习惯于经济飘红、收入增加，这场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让很多人受挫的同时深感意外、迷惘。危机面前，是做随波逐流、枯坐等待的旁观者，还是逆势而上、奋发有为的抗争人？这个摆在政府、企业以及民众面前的现实命题，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做出回答。

危机面前，政府责无旁贷。国际金融危机给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领导干部更要早调研、早谋划、早打算、心中有数，多做化危为机的事，多做维护群众利益的事。要求，迅速研究落实了一大批重大项目。在各地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千方百计扭转经济增速下滑趋势的努力过程中，如何让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好钢用在刀刃上”，避免铺张浪费，是各级党委、政府急需高度关注的课题。各级政府要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集中财力保重点，做勤俭办一切事情的表率。

面对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各级政府更要冷静客观研判形势，及时采取对策，调整步伐，捕捉机遇，努力开辟发展新天地。中央政府从宏观上密集推出了投资4万亿元、给困难群体发补贴、鼓励“家电下乡”等一系列举措，现在迫切需要各地政府因地制宜、创造性地执行好政策。我们看到，有的地方推出消费券、旅游消费券、购房补贴等新招，鼓励百姓消费；有的城市提出“创业之都”的构想，在降低企业注册门槛、信贷融资、厂房租赁等方面推出优惠政策，鼓励大学生、返乡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等“草根创业”。

危机令国内一部分企业受伤很深。然而，令人振奋的是，一批有竞争力有胆识的企业不仅没有倒下，反而憋足劲，将目光放得更远。危机面前，有的企业紧抓机遇，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并购、重组，把发展目标从追随者调整为行业的领跑者；一些有眼光的企业抓住海外优秀

管理、技术人才回流的机会，树起招兵大旗广揽人才；有的企业高管振臂高呼，提出2009年自己只拿“一元钱年薪”；有的企业则承诺在此轮危机结束前，不裁员、不降薪。这些企业的所作所为，颇具前瞻，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担当，赢得社会广泛赞誉的同时，也必将刺激企业职工的忠诚度，从而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危机波及最广泛的是普通民众。其中受冲击最直接的无疑是因企业停产或倒闭而导致返乡的众多农民工。据最新测算，目前已经约有两千万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而返乡，占外出就业农民工总数的15.3%。挑起中国几亿农家生存重担、改变中国乡村面貌的主要依靠力量的农民工，向来工薪待遇较低，工作环境较差，劳动强度很大。然而危机发生后，我们从身边接触的农民工身上看到，他们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更多地苛责企业、政府，而是默默地走进当地政府组织的免费技能培训班，提升自己求职能力，还有的准备利用打工多年积累的资本和能力，回乡创业。农民工用他们孱弱的臂膀，分担着危机给中国造成的危害，他们所展现出的对苦难的担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绝处求生的应变能力，可谓熠熠生辉。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意志，可让每一个社会群体从中得到启示。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华民族从来都有在危机面前永不屈服的传统。正是在应对重重挑战中，中华民族表现出和衷共济、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成为中国人民战胜困难、创造美好生活的强大动力。

温家宝总理说，“信心比黄金和货币还要贵重”；深陷困境的企业主则说，“只要企业能够活下去，走的人一定还能回来”。这些信息传递出的，是中国人上下一心、共克时艰的精神力量，是中国经济破浪前行的无穷动力。经过30年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始终抱定必胜信念，有改革开放30年强大的物质财富和改革经验作基础，有潜力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做靠山，只要社会各界心往一起使、劲往一起拧，中国人没有理由丢失战胜这场危机的“自信力”。

《半月谈》2009年第13期【半月评论】：

怎样确保“权为民所用”

“权为民所用”是2002年胡锦涛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这一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权力本质认识的高度自觉和对权力行使目标的鲜明态度，对中国社会政治权力的健康运行具有极其重大的示范与规范意义，也有力地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但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回避，在一些地方、一些党员干部行使权力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警觉的现象，口头上讲“权为民所用”，实际中却是“权为己所用”。像最近发生的领导干部的孩子为在高考中加分而改民族成份、经济适用房分配竟然摇出千亿分之一概率的六连号、领导干部及其亲友低价购买商品房、政府官员

入股房地产公司牟取暴利等等，这些事件的背后没有一件是“权为民所用”，无一例外的是“权为己所用”。诚然，这只是少数人、少数地方的个别现象。 那么如何才能让“权为民所用”真正从理论走向实践，从要求变成行为？就需要我们双管齐下，标本兼治，通过制度设计让党员干部必须“权为民所用”，通过高扬信仰让党员干部自觉“权为民所用”。

先讲制度设计。我们的党员干部都是愿意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也都认为自己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但这种代表不能仅仅停留在言语中，必须体现在行动上。只有体现在行为上的代表才是真正的代表。科学的制度安排正是让这种代表从理论走向现实的必由之路。它可以让权力必须为民所用，权力不得不为民所用；让权力不能为己所用，权力不敢为己所用。

这样的制度设计，主要着眼于增强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加强对权力行使的监督。随着现代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互联网络、手机短信等信息平台，录音录像等数码产品的广泛普及与使用，使得权力透明运行具备了实现的手段。前一段时间公务员海外奢侈考察，房产局长抽天价烟等等问题被曝光，充分说明权力再想在暗箱中操作越来越不容易。最近最高人民检察院开通的举报网站由于点击人数太多，导致网站瘫痪，而举报电话12309也几近被打爆，这更是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有监督的积极性。我们要及时地把这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到制度的层面。让制度保证政务公开，所有能公开的必须全部公开；让制度保证监督有力，所有该监督的必须接受监督。

这样的制度设计还必须要有足够的严肃性，对权力违规使用绝不宽容。据媒体报道，有的地方干部低价购房被曝光后，不仅没有畏惧之心，甚至连补差价这一最起码的改正措施都不愿意做。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惩处力度不够，心存侥幸。制度的严肃性就体现在，让乱用权力为私己谋利益者一经发现，马上罢官丢爵，这样再不会有人敢铤而走险。因为对那些想要以权谋私的官员来讲，他们深深知道没有了权力就什么都没有了。

再讲高扬信仰。制度是有效的，但制度只是保证“权为民所用”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如果只强调制度而忽略其他方面必要的配套，不仅制度的功能不能有效、充分发挥，甚至还会出现“法愈繁而人愈怠”的状况。找制度的漏洞，钻制度的空子，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

制度研究告诉我们，人是制度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人如果自觉，不令而行；人如果不自觉，有令不行。自觉是什么？对党员干部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觉悟，中国共产党人宗旨信仰的体现。

为什么我们讲，高扬信仰就能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这是因为高扬信仰，党员干部就会对人民群众的利益如同己出，对人民群众的困难感同身受，对人民群众的感情纯然无暇。现在有些同志受西方政治观念的影响，总对信仰的存在抱有怀疑的态度，这是健忘而短视的。过去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信仰而献身的例子举不胜举。就今天来说，无私奉献也不是不可能有的品格。我们举一个直观的例子。现在经常有党员干部自称是“父母官”，这种说法有封建的色彩，我们不主张。

但如果换个角度，从父母对孩子感情的角度来解释，这种意识还是可取的。如果我们的党员干部对群众的感情能像父母对孩子的感情那样，“权为民所用”就会成为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父母对孩子的感情是最无私、最真诚、最不讲回报、最不计较成本的。我们对任何一对普通父母对孩子做出的无私奉献都不怀疑，为什么要对一个有信仰、有觉悟的共产党员干部对群众的无私奉献表示怀疑呢？高扬信仰，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优势。正是信仰的存在，让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执政的地位；我们还要靠这种信仰，去不断夯实执政的地位。

强化制度，高扬信仰，只要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做好了，我们相信，“权为民所用”会成为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

2009年半月谈12期半月评论 警惕“加速城市化” 2009-07-04 08:46

警惕“加速城市化”

金融危机冲击的警报尚未解除，新一轮城市化浪潮已经从不少地方涌起：农居集中化，郊区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大拆大建，紧锣密鼓。

有官员声称：中央出台刺激经济政策，我们自应抓住机遇，加快拆迁改造推进城市建设；有学者论证：只有加速城市化，才能使中国经济摆脱长期陷于谷底的危险。

不过，从最基层传来的还有一些农民的不满、抵制，乃至抗争性群体事件，这也应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如何保障农民在城市化中的合法权益？城市化拉动内需应该从何处着力？当下推进城市化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

令人欣慰的是，许多地方的政府文件中都明确了“尊重农民自愿”的原则。应该说，这是郊区城市化、宅基地换住房中的一条不该逾越的红线。可是，实践中呢？依然有不少农民“自愿”的背后，是政府官员的强势政治动员，是当地宣传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少数村官的擅自民意代表。更有甚者，竟有地方出台专项文件，对那些不及时“自愿”者及其亲属，以停职停薪、下岗失业等相威胁。 农村融入城市，应当是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分享城市化发展成果的难得的机会。如何使这一机会变为农民手中的实惠？在农村现实生活中，宅基地被农民视为家产，并代代相传。在宅基地换住房中，拆迁补偿的标准是否合理？是以房换房，还是以宅基地换房？宅基地增值收益如何分配？原来的城乡接合部农民租赁房屋的“瓦片经济”瓦解之后，新的收入增长点在哪里？对原来的集体经济，如何保障农民发展、分红的权益？村民转变成城市居民后，怎样解决好他们的生活、就业、教育、保险等后顾之忧？这都是需要政府与农民协商一致、共同求解的难题。

当初，政府通过强制征用农民土地、低价补偿失地农民，推动了国家城市化的伟大进程，中国农民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今天，我们毕竟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发展阶段，在利益关系的协调中，应该有全新的施政理念和

政策安排。

应对金融危机，保持经济稳定，自是当务之急。以城市化为杠杆，撬动内需增长，也不失为一个积极的选择。大拆大建，加速城市化，可以有力拉动农民的住房消费，从而引领与住房相关的各类投资。但是，这种消费有多少是农民自身主动的、生存发展内在的需求，又有多少是政府以行政手段一厢情愿强势推动、人为制造、超前解放的需求？不问农民的承受能力、幸福感受，不顾城市发展的演进规律、现实条件，期望在一个早上让所有的郊区农民跑步进入城市社会，它会带来什么后果、引发哪些问题？写到这里，我油然想到一些经济学家曾再三启蒙的“破窗理论”：当一扇窗户被打破后，主人自然要购置新玻璃，这就间接促进了玻璃厂的扩大再生产，从而拉动了经济发展。只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人为地去打碎并非急需更换、主人也并不情愿更换的窗子，这是在“折腾”，还是在发展？

加速城市化，宅基地换住房，拉动了房地产的新的热潮。只是单一以住宅开发带动区域发展，虽然可以改善原居民的居住条件，但忽略了他们的生计安排。在一个个“卧城”中，在缺乏坚实产业基础和巨大吸附能力的“郊区城市化”浪潮中，如何承载更多的就业？如何保障农民市民化后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保障、增进农民权益，拉动、扩张内需增长，推动、深化城市化进程，如何在“加速城市化”中统筹兼顾？我以为，在于将着力点从“土地城市化”转向“人的城市化”，转向农民工的“融城化”、“市民化”。

当然，农民工城市化也有一个城市承受能力的问题。但是，这绝不应成为我们延缓户籍改革、迟滞农民工融城步伐的理由。亿万农民工，用双手托举起城市的建设，牵引来城市的繁荣，却依然被拒绝在城市的体制之外、社会之外、发展之外。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身处城市，城市却拒绝接纳，根在乡村，乡村已无法回归。他们的外出动因、心理定位、身份认同、文化归属、发展取向、社会预期、职业选择，已经发生根本性转换，他们对平等享有教育、医疗、就业落户权利的愿望更为迫切，他们对公平正义、人格尊重、公民权益和价值实现的需求更为强烈。从户籍、社保、培训等方面帮助农民工有序、顺利地向产业工人转变，向城市市民转变，这是加速城市化新的更为迫切的课题。

官员和专家们不是一再强调城市化对刺激经济的重大意义吗？从城市看一看，如果农民工市民化了，必须有大量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仅在房屋建设上每年所拉动的需求就将是惊人的，更不用说还需要满足更大量的社会公共设施、教育卫生等服务的巨大需求。再从乡村看一看，农民工市民化必将加速农村土地的流转，促进农业的规模化、专业化经营，充分释放土地的财富效应，充分释放转移农民的创造需求，它将为加速城市化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也将为农村的现代化开拓更为广阔的天地。

要警惕，城市化的进程不可逆转，但不能急功近利，盲目扩张，走粗放经营的老路；拉动内需的机遇不可错失，但不能只重数字不重人，只重城市规模不重民生福祉。

《半月谈》2009年第11期【半月评论】：警惕投资

后遗症

自去年底以来，中央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果断出台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等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目前这些措施已初显成效，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6.1%，农村消费增速首次超过城市，经济下滑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该冷静地看到，当前的经济增速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大规模投资实现的。在经济发展的特殊时刻，让投资发挥对增长的有力拉动无可厚非，但针对目前各地涌现的空前投资热情，需要提醒的是：我们长期积累的产能过剩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尖锐，前些年不少地方抛出各种优惠政策，大量圈地、招商引资、上项目，低水平重复投资结果变为闲置的土石方、混凝土或生锈的设备，土地被荒废，环境遭污染，一时的GDP换来长久的包袱，类似的教训已多次上演！在新一轮投资热潮中，千万不能头脑发热，陷入\一方面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又在制造更大问题\的误区。

对此保持警惕，有助于我们在保增长的同时防止因盲目投资而引发的各种可能出现的投资后遗症。

对本轮地方投资热潮，首先要警惕的是区域性失衡加剧，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拉大。目前各省（区、市）相继公布了自己的5年投资计划，其中东部发达地区大抵在1万亿元上下，个别省份超过了2万亿元，中西部大抵在5000亿元上下，如果这些投资落实到位，我们可以想象，5年之后，东部和中西部的差距和失衡状态不仅难以缩小，反而会随着投资的乘数效应进一步拉大。因此，地方投资也应树立全局观念，在全国一盘棋的格局中定位自己的比较优势，积极承接、推进东部产业和资金向中西部转移、流动。

其次要警惕的是结构性失衡加剧，生产与消费断裂，供给与需求脱节。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地区GDP等经济指标的快速增长与人民群众对生活水平提高的感受很不合拍，表现在投资与就业增长不协调，与居民收入增长不协调，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不协调。这些已成为保增长、扩内需的主要制约，也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居民最终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如果消费长期乏力，就会导致投资\踩空\，形成新的产能过剩。因此，必须把投资的目标瞄准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上，而非异化为凸显政绩的几个数据上。

还要警惕各种可能影响金融运行安全和地区和谐稳定的\竭泽而投\。目前各地的投资计划都比较庞大，这些资金究竟从哪里来？在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的地方，最多的来源恐怕还是银行贷款和土地收益，而如果地方政府及企业争相攀比，通

过银行贷款融资，引发银行坏账的风险就会加大；如果超越土地补偿能力和失地农民安置能力强行征地、拆迁，则是以损害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来换取局部的花草楼宇，成为地区稳定的隐患。因此，一定要量力而行、按规律办事，同时严把项目的准入门槛和节能标准，防止国家投资再度走上低水平扩张的老路。 警惕投资后遗症并非要因噎废食，而是要在投资的同时，努力用好投资，把握投资方向，提高投资效益，以投资带动消费，把宝贵的投资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持久动力，避免大规模的投资给未来的发展带来风险隐患。

当前全球经济进入低迷周期，国内经济增速回落。但\危\中有\机\，如：危机时期市场约束加剧形成的倒逼机制，有利于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培育发展新的生产力；成本上升和金融危机的双重压力正在加速推动制造业的新一轮全球性转移；还有，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整体进入城市带动乡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我国农村消费市场具有广阔的提升空间。这些都为调整经济结构发挥后发优势提供了良好的时机和有利的空间，有利于各地把握科学的投资方向，构筑多元化的现代产业体系。

保证科学投资，各地区必须自觉贯彻科学发展观，切实坚持以人为本，把追求长期目标与解决眼前困难相结合，把扩大内需与改善公共服务、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相结合，把投资的重点切实放在民生工程、节能环保和技术进步产业、现代农牧业、基础设施、社会文化事业和流通服务业等方面。

保证科学投资，最根本的还是要深入改革那些不适宜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建立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加快形成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改变\屁股指挥脑袋\的本位主义官场潜规则。

治理结构缺陷导致“天价”高管

最近的银行高管天价薪酬事件，将人们的视线转向了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制度。我国商业银行制由于受计划经济和转轨时期形成的路径约束，在产权结构、组织框架等制度变革过程中对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在市场不完全有效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些与转轨体制共存的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制度的需求是旧制度自我强化的关键因素。在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的情况下，新的国有股份制商

要摆脱“内部人控制”、“道德风险”等一系列问题根本无从谈起。

所谓“内部人控制”就是经营者获得了支配企业的巨大权力之后，又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尤他们的利益需求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得到满足的时候，一些意志不坚定的经营者就会通过种种不正当取自身效益最大化，损害所有者利益。最近的天价薪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所以，给予经营者激时，完善的约束机制是必不可少的。

天价薪酬揭开银行治理结构缺陷冰山一角

我国目前股改后上市的三家国有银行，均按照股份制改革需要成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起符合股份制公司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框架。但法人治理结构框架的建立和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效运同的两个命题。

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特殊性，国家肯定会长期处于控股地位。而且银行管理层不会面对因大股替而被新的控股股东辞退的情况。所以，银行的内部管理层缺乏来自证券市场的代理权竞争与外部压力和约束。由于在新的股份制银行中，汇金公司在董事会占据绝对多数的表决权。因此汇金公司银行管理层的任免有决定权。同时，银行管理者也只应该对新股份制银行的股东负责。但现阶段，层管理者并不是由股份制银行的大股东汇金公司按照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自由聘用决定的。而组织部门对原国有银行管理人员进行评议后推荐的，是党管干部原则的运用。新的股份制银行基本留了原国有银行的管理人员和陈旧的“软文化”氛围，这使得银行经理层的干部角色与经营者角色带有政治色彩。因此，相对于单纯的股份制银行，加入了组织部门评议的激励约束机制，可能造成理层行为目标的不一致。

此外，任免制容易形成公司内部集权倾向，可能造成银行管理层、监管者、董事会合谋的局于股份制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完善。组织部门对银行领导人的评价一般要综合考虑政治素质、“关系和业务素质。虽有能力而有“争议”的人是不会任用的。由现行组织部门考评任免体系建立起来的度重素质、轻监督。这种约束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背道而驰，结果形成银行改制过程中较严重的人控制”问题，银行经营机制得不到真正改变。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生“内部人控制”的根源是有效制度安排和约束机制的缺失。内部人控一是公司内部人脱离出资者有效的所有权约束；二是公司的控制权不能有效的转移，难以通过证券成对代理权的竞争与接管。总体上表现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失效。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安排采取的是行长负责制，各级官员拥有在授权范围内对岗位人员的拔、辞退的人事决定权；费用等各项资源的分配权；以及借助上述权力衍生出的对主要业务的变相力。在“内部人控制”情况下，个别银行内部岗位的相互监督制约成为一种摆设，操作规章制度名作为“内部控制人”的各级官员不仅可以获得与经营业绩相联系的绩效收益，而且也可以获得非法权收益。

创新公司治理结构：杜绝天价薪酬的治本之策

我国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经营机制能否转变，关键在于是否真正建立起完善治理结构，从而对原有旧体制下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制度约束。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培育经理人市场，创新由党组织任命高级管理层的传统。竞争性的经理市场可使在位的银行经

根据自身条件在银行不同岗位自由流动，并且由市场决定其价格，即薪酬。这样，银行经理的提升就由银行的经营业绩来决定。这使得在位的银行经理人员会时刻面临外部经理人市场中竞争对手的力，将会尽心尽职地经营和管理，努力提高银行的绩效，从而建立自身良好的声誉。因此，这样可程度上对银行经理产生约束作用以及减轻内部人控制问题。

在法律上完善监事会实施监督的程序和规定。监事会一经授权就完全独立地行使监督权而不受构干预。监事会外聘的专业监事比重要加大，内部监事要通过严格的资格审查。而且要积极引入独使董事会与经营层有效分离，进而加大对内部人约束。当然，独立董事的数量在董事会中必须达到高的比例。在独立董事薪酬方面，我们可以仿效国外的做法。此外，使职工组织真正成为公司治理的制衡力量。要在法律上使职工组织参与管理和监督的规定法制化，开辟职工参与管理和监督的可制度化途径。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励机制能解决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动力问题。建立激励机制必须考两方面：一是参与约束，即对代理人来说，从工作中得到的净收益必须大于不工作能达到效用水平收益；二是激励相融约束，即委托人必须使激励机制能够诱使代理人尽心尽职，使其通过努力工作净收益大于懈怠时所得净收益。通过将银行经理人的收入分为固定收入和绩效收入，使得银行经理努力工作，加强自我监管的动机。我国可参照美国的报酬激励机制使银行经理人短期与长期激励相如股票与股票期权、退休金计划等，以减少银行经理人的短期化行为。

塑造良好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可能存在高度的“路径依赖”，因此，企业应该有意识地塑造为的企业文化，并适时创新。国有商业银行应努力做到：树立积极的价值观，规范职业道德；增强营造“团队精神”的氛围。通过文化建设和创新，提升国有商业银行的企业形象，推动各项业务的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2009年半月谈第10期半月评论 扎实推进我国农村养老制度建设 2009-06-09 08:48

扎实推进我国农村养老制度建设

从党的十七大提出“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要求，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政策原则，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广大农村开始破题了。这不仅对中国农民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对当代中国实现和谐发展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要提高认识，倾注感情，端正态度，把好事做好，把实事做实。

——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定要从政治高度去认识。

老有所养是人类基本要求之一，也是社会最基本的责任之一。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大部分农民还游离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之外，这种状况的存在，与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不相符合；与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也有很大差距。胡锦涛同志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无论物质成果，还是精神成果，都应该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共享，都应该满足全体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农民，占中国人口数量的绝大多数。如果广大的中国农民不能或没有实现对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就不能说真正实现了科学发展观。

进一步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缺失也会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固然，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制约，由于社会人力物力的制约，农村与城市间的绝对差距不可能马上消除，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的福利差别也不可能

完全拉平。但作为同一个国度内的公民，农民有权利要求最起码的公平正义，政府也有责任保障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不好，不仅会严重挫伤农民支持发展、投身建设的积极性，还会引起社会的对立和冲突。

再进一步看，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于国民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也是有正面意义的。农村内需不振很大原因是农民为了养老防病，即使有钱也不敢花。如果我们解决了农民养老这一后顾之忧，农村内需必能从根本上得到扩张，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带着真感情去投入。

把中国农民纳入养老保险，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说到底是要花钱的，甚至还要花一笔不算小的钱。没有基础性的资金作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就会流于空谈。对此我们是有教训的。

其实我国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考虑农民的养老问题，早在1986年就开始探索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但经过十多年的筚路蓝缕，到1999年无奈地宣布中止。没有成功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主要原因是政府投入不足，完全靠农民自己缴费的积累。以当时农民的收入状况，显然不可能完全支撑起这一保障制度。

前车之鉴告诉我们，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各级政府要舍得投入。政府财政是比较紧张，尤其是目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更是雪上加霜。即使如此，只要我们带着感情来投入，正如一位地方领导干部所言，“政府少上几个项目，少搞几个政府工程，钱就可以筹措得到”。

对中国农民带着感情去投入不是一种施舍，而是基于良心的回报。中国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们的辛勤耕耘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中国农民是我国工业化的付出着，数十年的剪刀差贡献，使得我国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中国农民是我国城市化的支持者，城市建设用地让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城市的高楼大厦又凝聚着农民工的汗水。中国农民为我们的社会做出了这么重大的贡献，我们为什么不能拿出发展中积累的部分财富为自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撑起一张老有所养的保障之网呢？

——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以务实的态度去推进。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求我们从农民的角度，以务实的态度把每一个环节、每一种因素都考虑充分，照顾周全，制度才能有效运转。

首先，制度设计要简便易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涉及的人数众多，数亿农民要参保缴费，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要领取养老金。制度设计要做到缴费和领取时都简便易行。比如农民流动性比较强，要允许在不同地域参保缴费；农民收入不稳定，万一不能连续缴费时要能有变通办法等。

其次，政策出台要务实。政府确定农民个人缴费率时一定要实事求是。把农民个人缴费率定低了，固然影响保障水平，但定得过高会把农民吓走，而使得保障制度成为不可能。毕竟农民目前收入还不富裕，也不稳定。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低水平是一个客观现实。从低水平起步，逐渐提高保障能力。

再次，区域模式要协同。尽管各地基础不同，情况各异，制度设计可以因地制宜，不必整齐划一，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毕竟是全国范围内的一项制度安排，也只有在全国范围内通行才有意义。所以各个地方在进行本地制度设计时，一定要考虑到普适性和兼容性，避免出现农民工因为保障金不能异地转移而被迫退保的现象。

改善民生，2009年部委新举措

2009-05-28 15:55

改善民生，2009年部委新举措

国家发改委：中央投资重点投向5个方面

2009年，中央投资重点投向“三农”、保障性安居工程、交通等基础设施、节能减排和社会事业等5个方面。其中，加快实施城乡保障性安居工程，大规模开展廉租住房建设，各地要在配套资金、土地供应等方面予以保证。加大对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实施中小学校舍改造工程，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乡镇综合文化站等的建设。

财政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把握好5大着力点

2009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把握好5大着力点：1.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大力促进消费需求。2.推进税费改革，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3.增加财政补助规模，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4.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继续加大民生投入力度，将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从2009年起中央财政分别按月人均15元、10元的标准，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资金。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标准由人均600元提高到720元。5.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民政部：着力提高“三个群体”生活保障水平

2009年，为提高“三个群体”（困难群体、优抚群体、孤老孤残孤儿等特殊群体）生活保障水平，民政部将采取3项措施：1.保障和改善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2009年农村要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全部纳入农村低保，基本实现应保尽保。为此，2009年中央将增加中央低保补助资金，各地财政也会相应增加资金投入。2.改善和提高特殊群体供养水平。对孤老、孤残要以不低于当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的原则核定供养标准；对孤儿，要根据儿童发育成长的需要，科学制定全国统一的最低养育标准，避免出现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供养标准悬殊的现象。资助“三孤”人员参加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将他们全部纳入医疗救助范围。3.保障和维护优抚群体的合法权益。2009年，中央将千方百计提高各类优抚对象抚恤补助和医疗补助、军休人员生活待遇、退役士兵扶持就业补助经费和一至四级残疾退役士兵建房补助经费标准。

另据新华社报道，我国2008年12月宣布上调扶贫标准，从2009年起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取消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区别对待的政策。对2007年人均收入1067元以下的农村人口实施同样的扶贫政策，扶贫对象共计4320万人。2008年我国的绝对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786元，低收入人口标准则是人均年收入786元～1067元。

民政部、财政部：为城乡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

2009年1月9日，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召开视频会议，安排部署城乡困难群众、优抚对象等人员一次性生活补贴发放工作。此次发放对象的范围为全国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对象、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等共7400多万人。补贴标准分别为：农村低保对象和农村五保对象每人100元，城市低保对象每人

150元，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入党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每人180元。一次性生活补贴所需资金90多亿元，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各省份要于2009年1月24日前将中央补贴发放落实情况报民政部、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09年将“三大群体”作为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09年就业工作的目标任务，即：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就业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确保就业形势基本稳定。为完成这一目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把高校毕业生、困难就业群体和农民工“三大群体”的就业工作，作为2009年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部委2008年12月联合发出通知,提出了降低社保费率、暂缓缴保费、失业保险基金用于社保补贴、对不裁员企业员工培训进行补贴等措施。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迈向“病有所医”新时代 2009-05-22 13:28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迈向“病有所医”新时代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在广纳群言、广集众智的基础上，新医改方案终于亮相，为全体国民描绘出一幅病有所医的新图景。

30年来，我国的医改从未停步。但是，与人民群众的期望和要求相比，医疗卫生事业还有很大差距，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依然强烈。因此，医改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细读新医改方案，可以发现很多新亮点。尤其是三年内推进五项重点改革，更是切合实际，令人鼓舞。新医改方案的突出亮点，可以概括为两个关键词：公益和公平。

维护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是本次医改的鲜明特征。新医改方案提出：“从改革方案设计、卫生制度建立到服务体系建设都要遵循公益性的原则”、“公立医院要遵循公益性质和社会效益原则”、“完善公立医院经济补偿政策，逐步解决‘以药补医’问题”。这表明，公益性成为医改不可动摇的方向。而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从理念到体制的重大变革。

医疗卫生事业具有公益性，这是由医学的特殊性决定的。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医疗卫生行业都应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现代临床医学之父奥斯勒曾说：“无论走到哪里，医疗所遵循的规矩相同，所怀抱的志向相同，所追求的目标也相同。”近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教训之一就是，政府在公共医疗卫生领域严重缺位。很多公立医院为了生存和发展，过度治疗，盲目趋利，加剧了群众的看病就医负担。有的地方政府甚至为了“甩包袱”，把医疗机构一卖了之，完全推向市场，放弃了政府的责任。这些做法违背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宗旨。只有让医疗卫生事业回归公益性，才能真正解决看病就医难题。 促进国民健康公平，是本次医改的又一个鲜明特征。新医改方案提出：

“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城乡医疗救助制度覆盖到全国所有困难家庭”。同时，还对农民工、异地安置退休人员的医保作出安排。这些举措凸显了政府对困难群体的关怀，体现了政府对公民健康权的尊重。

健康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健康公平常常被看成是一个社会核心价值的体现和公平正义的象征。一个国家文明与否，不在于拥有多少高楼大厦，而在于是否最大程度地维护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让社会成员公平地享有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国际经验表明，在国民的基本医疗卫生上花钱是物有所值的，因为它不是消费性支出，而是人力资源投资，最终将换来丰厚的回报。这种回报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也是人的生活品质上的。因此，健康公平与人的幸福尊严息息相关。

千百年来，“病有所医”一直是中国百姓的梦想。今天，新医改方案提出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标志着中国人将迈进一个“病有所医”的时代。尽管医改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但我们依然充满信心，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梦想的新起点。 《半月谈》2009年第9期【半月评论】：为了永远的家园 2009-05-18 09:12

为了永远的家园

“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的困难能战胜！”

“出自己的力，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这是四川省青川县枣树村村民张贴在新建住房墙壁上的两幅标语，也是汶川大地震之后数千万受灾群众的共同心声。

大地震后，重建家园理所当然地成了第一要务。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现场考察、指导，中央财政大力扶助，全国人民纷纷捐献，十九个援建省市也全力以赴。

但是，灾区人民心里十分清楚，最主要的还是要依靠自己。于是，他们在用自己的双手掩埋了亲人、擦干了眼泪之后，清理废墟、平整土地、规划新址，开始了异常艰难、悲壮的恢复重建工作??

在北川县擂鼓镇的一个小村里，我见到一个姓刘的20岁的年轻人。他的父母都遇难了。但这场灾难使他骤然成熟了起来，以前全部依赖父母生活的他，在村干部和邻居们的帮助下，正在自建新房。他坚定地告诉我，失去了亲人，但没有失去未来，他要成家立业，为告慰父母更好地生活下去！

在青城后山的工地上，有一位身着黄色针织开衫和黑色长裤，拄着拐杖的中年妇女，正吃力地将一篓红砖背上三层楼房的顶部，满是皱纹的脸上流淌着密密的汗水，她用布满老茧的手轻轻一抹，一甩，继续向上爬。她叫李中琼，是周围工地的背脚工。她背着重重的砖石，每天要在山道上行走数十公里。但她的脸上，仍

有阳光般的笑容??

在震中映秀镇的一个简易板房内，我见到了一个黑黑的、瘦瘦的中年人，他叫向泽朗，是省民委下派的挂职干部，已经几个月没有回家了。他的嗓子早已沙哑，一边热情地接待我，一边不停地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刚和我说了几句话，就被几个村干部忙着叫走了??

灾区的每个角落里，到处都是紧张而忙碌的身影。工人们把倒塌的厂房重新建起来，把砸坏的设备重新修起来，接上电源，于是，机器便又开始了隆隆的歌唱；农民把垮塌的田坝重新垒起来，把黑油油的土壤填进去，播上种子，青葱葱的庄稼又长出来了，在阳光下，在春风中，像一团团绿色的火苗在舞蹈。

家园，不仅仅是身体休养的住所，更是生命依存、生活幸福、生产发展、事业延续、心灵栖息的一生的温馨所在！

汶川大地震一周年来临之际，走在灾区的土地上，已不见了最初的悲伤，入眼最多的是繁忙的重建景象。与震前相比，更漂亮的房屋，更雄伟的大桥，更现代化的工厂，已经或将要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偏远的农村里，人们欣喜地看到，千百年来传统的以砖石为主体的四川民居发生了变化，代之以钢筋水泥结构的楼房，设计更加合理，呈现出多元化的现代气息，在保留川味特点的同时，还融入了闽南风格、海派气韵??

在映秀镇，我看到了小镇的规划设计图，是由世界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等参与设计的。那位叫向泽朗的挂职干部告诉我，小镇规划区面积约0.74平方公里，根据“小而美、精致特色、安全宜居”的目标，将成为全世界“抗震建筑的示范区”。

还有北川县城将要移居的小镇，全新的设计蓝图已经完成，马上就要开工了。那更将是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新型县城。这个小镇的名字，由胡锦涛总书记亲自斟定：永昌镇，寓意着永远昌盛。

安县花荄初级中学新建的教学楼正在封顶，当地的学生们在今年9月1日前就可以进入新校舍上课了。工地现场的一位总监说，我们一定要把学校建成最牢固、让家长最放心的地方！

在都江堰，在青川，在平武，在阿坝，处处可见刚刚竣工的楼房、厂房、学校和商场。著名的小鱼洞大桥马上就要完工了，新开辟的都汶高速公路也要在今年“5· 12”当天通车了??

在众多的受灾家庭里，精神家园的重建也在进行中。

映秀镇渔子溪村的刘志福老汉一家，失去丈夫的三儿媳鲁燕已经在考虑重组家庭，失去女儿的大儿媳和失去儿子的二儿媳已经怀孕了，她们的脸上逐渐恢复了笑容。据不完全统计，灾区有数千名曾经的母亲又要当母亲了，她们都可以到当

地妇幼保健站免费接受体检??

4月26日，北川的吉娜羌寨里，20对重新组建家庭的新人按照传统的仪式举行了隆重的集体婚礼，他们身着民族服装，高喊着“希斯库（干杯）！”。 自强、自立、自救，坚强、坚定、坚韧。在把眼泪化作笑容的不屈眼神里，在重建家园的铿锵脚步声中，灾区人民为重建家园凝聚了一种伟大的精神！这种精神印刻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挺立在每一个人的脊梁里，熔铸在每一个人的魂魄中！ 在一年之后的这个五月的灿烂阳光下，灾区人民胸怀着这种伟大精神，舞动着千万双勤劳而又智慧的手，正在把一处处废墟抚平，正在重建一个更加美好的家园！

半月谈 2009年第8期【半月评论】：念准“保”字经

面对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困难局面，各地区、各部门围绕保增长的大局要求，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纷纷大念“保”字经：保出口、保产业、保企业，保民生、保就业、保稳定，保项目、保市场、保信心，等等。其中反映出的积极进取态度值得肯定，但对各类“保”中存在的一些不科学的苗头与倾向需要引起警觉。“保”字经固然不错，可如果对各种“保”之间的关系没有科学的认识，念歪、念偏了，就会事与愿违。那么，如何才能念准“保”字经呢？

——首先，要科学认识各种“保”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价值，不能该保不保，犯买椟还珠的错误。

我们应该注意到，各种“保”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价值是不同的，是处于不同层面的。科学保增长，必须分清楚何为目的，何为手段；何为雪中送炭，何为锦上添花。

经济增长，说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所以，保民生是最高目的，保企业、保产业、保出口，乃至保稳定、保市场都只是保民生的手段。当然对于特定部门、特定群体、特定地区来说，也许保企业、保产业、保出口就是他们当下的目的，有其刚性的必要必须去保。但即使这样也要记住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大目的要管小目的，手段性的“保”要服从于目的性的“保”，不能因为保这些手段性的内容而影响甚至妨碍了保民生这一大要求、大任务、大目的。不然，我们就会犯买椟还珠的错误。

即使是保民生，以我国的基本国情兼之当下的经济态势，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包括财力物力用于最大多数群众的基本民生的保障。同是保民生，雪中送炭的“保”要优先于锦上添花的“保”。

——其次，要科学处理各种“保”对于经济健康发展的意义与权重，不能见保就保，走缘木求鱼的弯路。

在经济周期处于下行期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适当放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不能还幻想着像经济高潮期那样两位数的增长，这只是一厢情愿。如果为此而急功近利，不仅不可能保得了增长，反而会损害健康持续增长的基础与条件。

比如，为了保出口而不断提高出口退税，其形成的低价优势等于挖国民财富补贴国外消费者，就算我们真接受这本不该承担的代价，外需也不见得能马上扩大。在全球消费市场客观萎缩，过去那种虚假泡沫外需消退的情况下，还硬要坚持保持大规模的出口是不现实的。

又比如，目前企业经营困难是客观事实，政府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但怎么保，保什么是需要检讨的。如果一些企业因为技术低下、结构低下、管理低下、质量低下等等，本来已经没有了生存的理由，我们却不断地去输血、不断减低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义务以求勉强维持是不应该的。

当然，保出口、保企业可以暂时保住产业不萎缩、保住就业不下滑，但要分清楚保出口、保企业只是权宜之计，保产业、保就业才是治本之策。更进一步讲，要想实现经济增长的真正快速和持续，就是保产业也一定要在调结构上下工夫。国务院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最后落脚点都放在了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上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再次，要科学评估各种“保”背后的成本与收益，不能为保而保，吞饮鸩止渴的苦果。

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成本的，各种“保”的行为也不例外。保增长就要上项目，上项目就要扩大信贷、消耗资源、影响环境。如果不能控制好成本，规避开风险，我们就会得不偿失，甚至饮鸩止渴。

事实上我们已经进行的一些“保”的行为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隐忧与后患：据国土管理部门反映，在保增长过程中，一些地方借机圈地，搭车用地，土地使用增长过快，保“红线”、保18亿亩耕地的压力益发加大；环境监管部门则发现个别地方在保企业的幌子下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浑水摸鱼，重新上马，保环境、节能减排几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金融部门的人士已经从越来越宽松的、天量的信贷资金投放中隐约看到了呆账与坏账的影子，所以提出了保稳健。

保“红线”、保环境、保稳健，这些“保”看起来似乎与先前那些“保”有冲突，好像与保增长也不尽一致。但这些“保”却是必须保，不能不保。保“红线”，

为我们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打下坚实基础；保环境，为我们的青山绿水留出空间；保稳健，在目前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背景下尤其有深意。而且，当这些“保”真正得到保的时候，保增长才会有坚实的前提与持续的可能。

总而言之两句话：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念准“保”字经；念准“保”字经，实现科学的增长和发展。

《半月谈》2009年第7期【半月评论】：政策扩张期应警惕“政府万能”幻觉 2009-04-24 18:51

《半月谈》2009年第7期【半月评论】：政策扩张期应警惕“政府万能”幻觉

金融危机时期的政府救市，就经济学的意义而言，是指在“国家干预”的

框架下，政府对经济进行更多介入。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的政府介入，需要有扩张性的调控。

我国启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来配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作总量扩张，并注重结构优化。就“国家干预”的调控中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搭配类型而言，这是一种“双松”的搭配。这种扩张性调控的目的其实很清晰，就是为了提升景气、改善预期，为下滑的总体经济运行增温供暖，对企业起到抗寒作用。这在当下是十分必要的。同时，这种国家干预、政府介入，显然不应该也不可能颠覆市场原则，而是要贯彻“补充市场”的原则。

在现实生活中，与“市场失灵”相对应的，还存在着“政府失灵”。我们要理性考虑政府的介入，要制定合理的方案和得当的具体政策措施，防止“政府万能”的幻觉。这种“政府万能”的幻觉在政策扩张期和加大政府干预的操作环境里，是非常容易产生的。而且，坦率地说，在具体管理部门的政策实践方面，又往往容易走偏。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当然要充分发挥政策的调控作用，政府应当有所作为。但是，不能把这理解为政府什么都可以去直接调控一把，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审批一番。

在具体的实践上，可以举两个例子从正反两方面得到启发，来认识在这一轮政策调控中，应怎样注意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同时适当加大政府介入的力度，注意采用合理的介入方式。

2008年初，西部一个省会城市的管理部门提出要把这个城市的牛肉面控制在2.5元一碗的价位上，而不许增加一分钱。舆论报道后，出现了很多批评意见。而当地的物价部门非常委屈，说我们这里的老百姓有习惯早上到街上吃一碗牛肉面，中午又是一碗牛肉面，晚上可能还是一碗牛肉面。这么重要的关系民生的事情，我们不管好怎么行？但如果真的把这样的具体管理方式操作下去，一定会变形。因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所有的原材料、燃料、用工成本等都在上升的情况下，只控制产品终端售价，只会迫使生产者缺斤短两，以次充好，降低商品的品质。 怎么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正面的例子。在西北某地，当地老百姓习惯吃米粉。当地的物价部门也认为需要介入这个事情。于是，通过调查，政府方面公布了一碗标准量米粉的成本构成信息。信息公布后，促进了生产方和消费方信息对称性的提高，消费者可以通过“用脚投票”来选择其提供者。这样，就促进了各

个米粉生产者之间的良性竞争，达到了很好效果。以上两个例子的对比可以告诉我们：政府调控的政策理性应以市场为前提。

另外，从政府必要的审批来看，也存在一个体制演变过程中怎样渐进地减少遗留下来的计划经济色彩，从而进入越来越合乎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新体制状态的问题。在不同阶段，审批的力度和方式应当有调整，发展方向是应减少审批。这不是意味着现在对于4万亿元的项目不审批，但是也绝不意味着把这种审批长期化、万能化。有关部门采取审批权适当下放的新举措、新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应当指出，在有些政府管理部门和官员的意识中，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种旧意识复归的现象。前不久笔者参加一个座谈会，会上不少企业界的人士反映，原来在环卫、市政这样一些公共工程和公共设施的项目上，政府方面已明确承诺，欢迎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进入。但随着一系列扩张性政策的公布，环卫、市政管理部门的领导很快对他们说：你们不用再参加了。我觉得这是把政府投资的“扩张效应”直接变为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与宏观调控的初衷背道而驰。这种情况反映出我们有些政府官员又回到原来的思维定式，并没有真正消除计划经济的认识误区。

所以，笔者觉得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在政策调控、扩张操作这样的背景之下，有必要提醒方方面面，特别是政府管理部门，应该注意到我们现在政策里面可称为灵魂的内容，就是积极通过政府的扩张来拉动社会资金、民间资本跟进，应该努力拉动更多的非政府资金参与调控过程。这是政府使用资金争取放大效应、乘数效应的一个正确思路。我们的短期调控一定要和长期的深化改革、转变机制紧密结合在一起。

《半月谈》2009年第5.6期 【半月评论】 关注民生是根本 2009-04-17 13:11

《半月谈》2009年第5期 【半月评论】 关注民生是根本

为了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波动，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成为了今年必须完成的三项重大任务，我们对其中的任何一项任务都不能掉以轻心。但有越来越多的同志在实践中自觉地把工作重心放在了保民生上，还有更多的同志从理论上呼吁所有发展都要围绕民生展开，社会群众更是从感情上对民生建设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与期待。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体现发展目的还是破解发展难题乃至走出经济困境，关注民生都是关键、是核心、是根本

首先，关注民生是体现发展目的，保证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试金石 我们承认，没有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就没有相应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社会就业的解决，民生的保障就无从谈起；没有相对的社会稳定，就没有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环境与前提条件。但再重要、再不可少，这些都只是为了民生问题的真正解决与民生水平的切实提升这一目的服务的工具，是属于手段层面的内容

人类社会不论干什么事情，目的与手段都不能等量齐观，更不能颠倒过来。发展当然是如此。如果处理不好这一关系，就会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有GDP的不断攀升而没有民生的改善与提升。这种状况在过去一些地方的一些发展过程中已经有前车之鉴乃至令人痛惜的教训。而这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之所以产生，就

在于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发展的异化，增长本身成为了目的，稳定本身成为了目的，结果我们很多同志为增长而增长，为稳定而稳定，干了不少活，费了不少劲，不仅事倍功半、得不偿失，甚至还种下了苦果，留下了隐患。所以，在今年的工作部署中，我们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这就是，我们的增长是为了保障民生的增长，我们的稳定是为了更好民生的稳定

其次，关注民生是破解发展难题，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治本之策

在目前经济形势不乐观的情况下，保增长、保稳定的紧迫性与必不可少性是毋庸置疑的。一方面，中国三十年来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在9.6%以上，近些年来更是屡屡突破10%甚至12%，这么高速的经济增长突然嘎然而止，会对中国社会经济层面乃至社会政治层面产生巨大冲击。我们承受不了这样的冲击，也不愿承受这样的冲击。因而通过有效行为保增长，保证一定的增长速度是必须的选择；另一方面，在经济繁荣期，各种社会问题容易被顺水推舟在不经意间解决而使得社会能相对稳定，一旦经济滑坡，泡沫退去，各种问题就会凸现出来，在不能得到比较妥当解决的情况下，社会不稳定现象就会出现，产生一系列威胁。为了消除可能的隐患，未雨绸缪的保稳定同样不容忽视

但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些都只是权宜之计，虽然可以称之为是必不可少的权宜之计。因为，在整个世界经济大气候不景气的背景下，在我们宏观调控成效尚未真正巩固的环境下，在产能过剩和结构低下问题没有真正改观的情况下，保增长并不是想保就能保得了的。如果把握不好度，甚至容易引发经济更剧烈的下滑；同样，在我们不能从本质上消除不稳定深层原因的情况下，保稳定也不是想保就能保得了的。过于刚性的行为，简单捂盖子的思维会招致更大的不稳定

而只有通过保民生，扩大内需，让群众有工作可挣钱，有钱可花，有钱敢花，才会消除现有的产能过剩，才可能使得经济运行中生产与消费这一最基础的过程呈良性循环。更进一步看，当需要工作的人有岗位可做，当需要消费的人有能力可消费，当群众心平气顺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不会低，社会也肯定不会不稳定。更何况，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民生领域的建设本身就是很好的实现经济增长的优质项目

再次，关注民生是走出经济困境，战胜经济困难的信心的沃土、力量的源泉 越是经济困难时期，越要有战胜困难的信心；越是经济困难时期，越要有战胜困难的力量。但信心何来，力量何在。老去喊要有信心是不行的，信心不是喊出来的；鸵鸟策略，回避困难、装作看不见困难，也装不来真实的信心。力量亦是如此。单靠政府赤膊上阵不是没有做为，但能有多大作为需要谨慎乐观。毕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还要依靠更加广泛的市场主体。尤其是，当我们把眼光放得更深远一些，社会发展规律告诉我们，推动历史进步的真正力量还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那么如何能让群众有信心，如何能把群众的力量调动起来，这又依赖于我们对民生问题的切实解决。当我们通过政策的安排、利益的调整、措施的完善，改革的深化，把教育、医疗、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等等事关民生的各项工作都做

好，做到位，真正做到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群众能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没有信心吗？能对我们的社会没有信心吗？同样，他们能不支持、拥护我们政府为做到这一切所采取的政策与所付出的努力吗？他们能不信心百倍、全力以赴、心甘情愿投身保增长、保稳定的各项工作中去吗？ 所以，为了2009年中国经济能先于世界经济实现复兴，为了2009 年中国社会能有又好又快的发展，让我们带着使命去关注民生，带着理性去关注民生、带着感情去关注民生吧

《半月谈》2009年第6期【半月评论】：深化医改 为民造福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以人为本、造福民生的重大决策，是深化改革的宏大工程，必将成为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医疗卫生事业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紧紧围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这个根本目标，不断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探索，取得了显著成就：人均期望寿命不断增加、婴幼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明显下降、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不断加强等。

但是最近10多年来，由于城乡和区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医疗保障不健全、药品生产流通秩序不规范、政府投入不足等原因，导致医药费用上涨过快，“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突出，尤其是贫困边远农村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严重，损害了群众的健康权益。 要实现医药卫生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不断维护和增进群众健康．亟须通过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来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

新一轮医改明确了我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深化医改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我国将通过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形成四位一体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于我国国情而设计的这一卫生制度为我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指明了总体方向，确定了改革的基本框架，这在我国卫生事业改革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与此同时，新一轮医改还拟定了近期工作的“路线图”，明确了近三年的五项重点工作，并以这五项重点工作为抓手着力解决当前老百姓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 ——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减少居民个人支出比重，减轻群众看病负担：

——初步建立基本药物制度，保证老百姓合理规范地用上安全、有效、价廉的药物，降低群众看病的医药费用；

——健全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加强基层医疗人才队伍建设，方便群众看病就医；

——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让城乡居民公平地享受妇幼保健、疫苗接种、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服务，最大限度预防疾病，力争使群众少得病；

——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改变“以药养医”机制，加强医院内部管理，合理设置看病流程等。

这一系列措施的最终落脚点都是为了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都是为了倦障人民的健康。

“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新一轮医改中特别强调深化医改

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公益性这条主线，要坚持以人为本，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要让城乡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充分体现。

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坚持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将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改善民生，提高群众的满意度，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将大大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国民健康素质的提升，必将推动国家经济的增长，因为决定经济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因素是人，没有全民的健康就没有全民的小康。

在当前经济困难的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毅然决定投入8500亿元深入推进医改，这彰显了党中央、国务院关注民生、解决老百姓切身利益问题的决心，同时也是当前我国迎战国际金融危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切实之举。一方面，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健全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将直接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可以消除群众对看病就医的后顾之忧，改善群众的消费预期，增加消费，从而达到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目的。

目前，深化医改的总体方向和近期的具体任务已经明确，改革的航船已经驶上新的航程。然而，医改的深化毕竟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政府的主导、全体医务人员的积极参与以及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这样才能形成推进医改的合力。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将深化医改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同时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可操作的政策和措施，扎实推进试点工作，并注意总结和积累经验，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009年第3.4期开篇评论 危机面前，没有旁观者 2009-04-17 13:10

2009年第3期开篇评论 危机面前，没有旁观者

“2009年可能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作出如此判断。 改革开放30年来，国人已经习惯于经济飘红、收入增加，这场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让很多人受挫的同时深感意外、迷惘。危机面前，是做随波逐流、枯坐等待的旁观者，还是逆势而上、奋发有为的抗争人？这个摆在政府、企业以及民众面前的现实命题，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做出回答。

危机面前，政府责无旁贷。国际金融危机给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领导干部更要早调研、早谋划、早打算、心中有数，多做化危为机的事，多做维护群众利益的事。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增长、扩内需的措施，并提出“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工作要求，迅速研究落实了一大批重大项目。在各地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千方百计扭转经济增速下滑趋势的努力过程中，如何让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好钢用在刀刃上”，避免铺张浪费，是各级党委、政府急需高度关注的课题。各级政府要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集中财力保重点，做勤俭办一切事情的表率。

面对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各级政府更要冷静客观研判形势，及时采取对策，调整步伐，捕捉机遇，努力开辟发展新天地。中央政府从宏观上密集推出了投资4万亿元、给困难群体发补贴、鼓励“家电下乡”等一系列举措，现在迫切需要各地政府因地制宜、创造性地执行好政策。我们看到，有的地方推出消费券、旅游消费券、购房补贴等新招，鼓励百姓消费；有的城市提出“创业之都”的构想，在降低企业注册门槛、信贷融资、厂房租赁等方面推出优惠政策，鼓励大学生、返乡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等“草根创业”。 危机令国内一部分企业受伤很深。然而，令人振奋的是，一批有竞争力有胆识的企业不仅没有倒下，反而憋足劲，将目光放得更远。危机面前，有的企业紧抓机遇，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并购、重组，把发展目标从追随者调整为行业的领跑者；一些有眼光的企业抓住海外优秀管理、技术人才回流的机会，树起招兵大旗广揽人才；有的企业高管振臂高呼，提出2009年自己只拿“一元钱年薪”；有的企业则承诺在此轮危机结

束前，不裁员、不降薪。这些企业的所作所为，颇具前瞻，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担当，赢得社会广泛赞誉的同时，也必将刺激企业职工的忠诚度，从而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危机波及最广泛的是普通民众。其中受冲击最直接的无疑是因企业停产或倒闭而导致返乡的众多农民工。据最新测算，目前已经约有两千万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而返乡，占外出就业农民工总数的15.3%。挑起中国几亿农家生存重担、改变中国乡村面貌的主要依靠力量的农民工，向来工薪待遇较低，工作环境较差，劳动强度很大。然而危机发生后，我们从身边接触的农民工身上看到，他们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更多地苛责企业、政府，而是默默地走进当地政府组织的免费技能培训班，提升自己求职能力，还有的准备利用打工多年积累的资本和能力，回乡创业。农民工用他们孱弱的臂膀，分担着危机给中国造成的危害，他们所展现出的对苦难的担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绝处求生的应变能力，可谓熠熠生辉。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意志，可让每一个社会群体从中得到启示。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华民族从来都有在危机面前永不屈服的传统。正是在应对重重挑战中，中华民族表现出和衷共济、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成为中国人民战胜困难、创造美好生活的强大动力。 温家宝总理说，“信心比黄金和货币还要贵重”；深陷困境的企业主则说，“只要企业能够活下去，走的人一定还能回来”。这些信息传递出的，是中国人上下一心、共克时艰的精神力量，是中国经济破浪前行的无穷动力。经过30年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始终抱定必胜信念，有改革开放30年强大的物质财富和改革经验作基础，有潜力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做靠山，只要社会各界心往一起使、劲往一起拧，中国人没有理由丢失战胜这场危机的“自信力”。

《半月谈》2009年第4期 【半月评论】 警惕地方保护主义借“救市”抬头 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影响越来越深。为拉动经济增长，继中央政府出台4万亿元投资计划后，各地政府也相继出招。然而，在一些地方旨在保增长、扩内需的措施中，有一种迹象值得警觉，那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在悄然抬头。

截至目前，在一些省份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案中，不约而同、或明或暗都含有将本地产品与外来产品区别对待、优先促销本地产品的内容，有的方案载明“鼓励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使用本地企业生产的设备和建材”，有的规定政府采购“在同等条件下，原则上优先购买本地产品”，有的则在“家电下乡”中对购买本地产品给予特别优惠或补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对当地产品的这种“鼓励”和“优先”，使得这些地方政府的救市措施，蒙上了地方保护主义的色彩。应该承认，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市场需求总体由旺转淡，不少产品出现滞销积压，企业纷纷减产甚至停产，经营陷入困境。在一些地方领导看来，本地企业事关GDP、税收和就业，率先帮扶其渡过难关，在救市中给他们“开小灶”、“吃偏饭”理所当然。正是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一些地方将“救市”片面等同于“护市”，将共克时艰的“共济”变成了以邻为壑。由于金融危机中这种地方保护主义救市之举容易赢得人们的“理解”，销蚀了对其破坏性和危害性的认识。 地方政府“本位主义”的救市之举，最直接的危害是损害市场公平，破坏平等竞争。面对金融危机，政府有救市之责，但任何救市之举，都应该符合政府的角色定位，尊重市场“游戏规则”，不能由“裁判员”变成“运动员”，借“有形之手”鼓励不平等竞争，帮助本地企业击败外来企业，帮助本地产品排挤外来产品。试想，甲地政府为了保护汽车企业，指定“领地”的出租车行业使用

当地汽车；乙地政府为了不让电脑厂家亏本，下令“辖区”的政府采购限于当地品牌，各地企业都躲在各自政府的羽翼下，将市场变成了支离破碎、互相割据的“山头”，救市变成各个地方的“自给自足”，在这种市场格局下，扩大内需的预期岂不成为一句空话？

“本位主义”的救市之举，极大地削弱市场竞争性，降低企业的竞争能力。当地企业凭借政府营造的市场不平等竞争，生产可能暂时复苏，销售出现短期增长，但实际上这只是得一时之利，贻长远之害。由于受到特殊的保护，企业坐享其成，将失去应对金融危机挑战、积极开拓市场的勇气，同时也将失去创新的冲动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那些优秀企业、优秀产品的市场空间则被压缩，而一些落后企业借助政府对外来产品设置的准入“门槛”，重新在市场中分到了一杯羹，出现优不胜、劣不汰的局面。

“本位主义”的救市之举，还剥夺了人们自主选择商品和服务的权利，构成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侵害。救市重点在企业，关键看市场，扩大内需的一个前提就是看能否有效拉动消费。地方保护主义对商品自由流通的限制，使得消费者“品种别无选择、消费成本增加”，救市期望起到的拉动消费效果将大打折扣。 “本位主义”的救市之举，也不利于增强应对金融危机的信心和合力。这场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被形容为金融海啸，其影响既不限于一时，也不限于一地。要成功抵御这样一场异乎寻常、影响深远的危机，必须众志成城，通力合作，才能渡过难关。如果救市只为“自保”，互相封锁，设立壁垒，割据市场，不仅不能全身远害，相反会加剧危机的蔓延。

采取什么样的救市举措，决定权在各地政府，而检验举措有无效果，关键看其能否激发企业的活力，促进市场自由流通。一个广阔而统一的市场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依托。一方面，各地政府在救市中，对各行各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要心中有数，急企业之所急，想方设法排忧解难，从调整优化结构着手，从减轻企业负担着力，帮助企业“强身健体”，提高素质，增强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对于企业来说，要自觉摒弃依赖政府赐予“垄断市场”的念头，苦练内功，加快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和机制创新，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增强开拓市场能力。

地方保护主义，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背道而驰。由于目前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到位，一些地方政府对于自身的“角色定位”认识模糊，地方保护主义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存在。因此，对于金融危机救市中地方保护主义的“还魂”，要分外警惕，要加强对各地政府救市行为的监督，防止出现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政府采购法等法律的举动；地方政府更要认识到，尽管救市峻急，但任何置市场经济运行规则于不顾，以破坏市场公平竞争为代价，妨碍培育统一市场的做法都是歧路一条。 户籍制度改革

2009-04-10 19:03 存在问题：

（1）户籍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在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下，对

人口的迁徙进行限制，人为的划分城市和农村两个人力资源市场，从而使得价格调整人力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弱化，降低了经济的效率。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实际上是提高了劳动力的使用成本

（2）从结构优化的角度看，户籍制度限制人口自由流动也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产业结构的优化需要打破现有的户籍制度，实现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

（3）现行的户籍制度不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强化了城里人和乡村人的身份等级色彩。这种限制不仅不是市场化改革的任何制度创新，而只能是户籍制度和就业体制改革进程的一种倒退。

（4）对城乡区别对待，实行不同的福利待遇。很多的福利待遇往往是只是针对城里人的，相对贫困的农民却被排除了在了福利保障之外。 原因：

我国的户籍制度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登记制度，它承担着一些其他的社会功能：区分了城乡户口的差别、对人口的流动，尤其是农村到城市、小城市到大城市的人口流动进行限制、和不同的户口类别相对应，有不同的福利标准。正是户籍制度的这些附加功能使得户籍制度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越不相适应。 对策：

当前户籍管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具体来看要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

（1）户籍和社会待遇脱钩。户籍彻底和社会待遇脱钩，恢复户籍的本来面目，消除户籍所引起的社会公平问题，促进城市化的发展。

（2）集中人口管理权，成立统一的管理部门，减少人口管理的杂乱无章、政出多门的情况。加强人口统计，统一协调管理人口的自然变动、机械变动和社会变动。

（3）实行统一的户口，取消城乡的户口差别，取消户籍的区域歧视，解决“人户分离”的问题。

（4）逐步降低人口迁移的门槛，实现人口的自由流动。 （二）公平与效率： 出现的问题：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的受益者与落后者之间的鸿沟正逐渐拉大，出现了种种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尤其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性别之间及不同人群之间表现得极为突出。 造成的原因：

公平与效率既对立,又统一.

首先,公平与效率存在对立的一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成员在知识、能力方面的差异性，以及对社会的贡献不同，在按劳分配原则下每个人报酬必然不同，结果形成收入差距。 同时，社会机制又要求社会成员享有平等的机会和待遇，实现社会公平。但社会财富分配得过于公平又会抑制人的劳动积极性的发挥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损害经济效率。

其次,公平与效率又存在着统一的一面，即公平与效率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竞争的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是促进效率的方式和手段。社会财富的公平合理分配有利于消除社会对立情绪，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调动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发展；分配公平有利于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同时，效率是实现公平的根本手段。效率为实现公平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只有效率才能保障公平，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实现更大范围的

社会公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 对策：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平与效率应当两者兼顾，反对割裂两者关系，片面强调某一方面的错误观点。重公平轻效率会使经济发展缓慢或停滞不前；重效率轻公平会使社会陷入收入差距过大和社会不稳定的境况，这都势必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所以既不能追求效率而丧失公平，又不能为追求公平而损害效率，只有两者兼顾，才能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形成公平而不失效率，有效率而不失公平的理想状态。我们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把效率绝对化，所以，在制定方针政策时应着力寻找公平与效率的结合点、平衡点。 具体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来解决：

１）建立起点公平、机会均等、信息透明的社会制度，为穷人营造平等的致富环境。

２）下大力量削弱权力货币化、打破行业或区域垄断，从根本上遏制体制外收入分配的差距。

３）政府通过制定更多帮助穷人的政策来实现。

４）鼓励民间投资，压缩政府主导型投资，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倾斜帮助穷人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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