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权运动

美国女权运动

一、20 世纪60 年代女权运动的原因及时代背景

20 世纪60 年代的女权运动的影响深远，表现在体育运动、学校教育和家庭观念等各个方面。简言之，它对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产生于流行的社会趋势。第一次思想意识反抗与潜在的社会、经济变化似乎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在此之前，美国社会处处保持着男性至上，妇女被否定了在工作场所的基本平等，并被假定为热衷家务的生物。除非有特殊的机会，公司不会提拔妇女，甚至女子大学也强加着装规范，使家庭经济学成为强制性课程，大学还实行性别隔离。在有些州妇女不能参加陪审团。在马萨诸塞州，医生给病人分发避孕材料被视为违法。在纽约州，只有因通奸行为才准予离婚。 20 世纪60 年代美国女权运动有两个主要的分支，第一支我们可以称之为平等权利运动，部分源于新政和二战期间的妇女活动组织；另一支为源于民权运动和新左派的妇女解放运动。实际上，20 世纪60 年代美国女权运动有一系列的原因，是在一定的背景下产生的。

（一）二战前后的就业竞争形势的变化

男女之间在经济资源之间的竞争对于妇女运动的兴起是必要的条件.20 世纪60 年代美国女权运动的出现，是与妇女永久地进入劳动大军后经济上的转变相联系的。在第二次大战以前，社会对妇女的文化标准依然是结婚意味着家居生活，当时，中产阶级的妇女结婚及生育后一般不离家外出工作。工人阶级，包括移民团体的妇女，都努力去实现这个理想，即使在20 世纪30 年代大萧条时期这个文化标准都没有削弱，许多妇女在她们的丈夫失业后常常把工作带回家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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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达到养家的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1600 万美国男人出去打仗，美国经济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女性劳动。在1941 年到1945 年期间，超过600 多万的妇女首次走上工作岗位，她们中的大多数己经结婚，并且过了30 岁。在战争年代，女性劳动力增长了57 % ，当战争结束时，80 ％的新工人在政府的民意调查中表示她们仍想继续工作。

战后，由于退伍军人进入工作领域，工作的妇女减少了，但女性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在稳定地增加。以前男性在一些职业领域具有很高的水平，基本垄断了这些领域。随着妇女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她们在这些领域的竞争力提高了。

在20 世纪50 年代末至60 年代末，在管理领域工作的妇女稍稍增加。随后，从1971 年起，在这个领域工作的妇女人数快速增加。在60 年代中期之前，妇女中的上层蓝领开始增多。这个时期，社会对妇女组织的示威活动和女权运动的开展表现出了一定的赞成态度。

战后，美国迅速走向繁荣，美国政府机构扩大，社会服务领域增加，带来了大量的新的工作机会。当时，私人企业中白领的增加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许多工作要求更高的教育背景。50 年代末期，男人不足以承担全部的工作，一些妇女需要更多的收入维持家庭的开销，一些妇女厌恶家居生活，想要出去寻找工作。由于这些原因，60 年代，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走出家门去工作的增多了，形成了一种新趋势。到了70 年代，中产阶级和普通工人阶级中的妇女永久地稳定在劳动大军中的形势己经很清楚了，俩人工作的家庭，取得两份收入，这样的家庭己经很常见了。成家的妇女中有49 ％都在工作，中等的家庭中妻子的收入几乎达到17 , 000 美元。在当时的社会，人们认为高工资的工作是男子的特权。女性一般认识到自己的工资与男性的工资水平有一定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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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在50 和60 年代，高等教育发展很快，参加高等教育的妇女人数在不断增加。在这个时代，妇女获得工作需要学位证书，大学是她们获得学位证书的地方。同时，大学里聚集了大量年轻的女性，她们一起学习一起生活，大学成为她们的社交场所。因此，大学教育为女性参加工作提供了条件，培养了她们的平等意识，促进了女权运动的发展。二战后，由于退伍军人的增加，为了阻止妇女和男人竞争工作岗位，社会又开始大力宣传妇女应该宅居的观念。大批妇女回到家中，特别是一些中产阶级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妇女随着城市郊区化也回到郊区的家中相夫教子。但她们知道，她们必须学会竞争，不是作为一名妇女，而是作为一个人。只有当大批妇女走出边缘汇入主流时，社会本身才会为她们实现新生活的计划提供安排。

女权运动的发起人贝蒂· 弗里丹不仅从事写作，而且是一名诊所心理学家兼社会研究员。二战期间，贝蒂· 弗里丹曾经作为一名记者，为一家劳动服务部门工作，但二战结束她不得不放弃工作，因为一名老兵占据了她的职位。1949 年，她生育第二个孩子。这时，她被开除了，住在郊区，成为了一名家庭妇女。她是一名自由作家，为杂志撰写文章，大多是为中产阶级妇女写文章。她在她的书《 第二阶段））中提到：作为一个记者，我因为怀孕被报社解雇，那时候没有合同或法律针对“性别歧视”保护女性，因此我无法向报业联合会投诉。笔者认为她之所以去调查当年的同学都在做什么，所学是否为所用，是与她的工作被退伍军人顶替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成为她致力于女权运动的动机。在她的书中，她认为家庭是烦恼的“舒适的集中营”这样的句子，是有其自身深刻的体会的。当时，与贝蒂，弗里丹情况相同的女性很普遍，因此她的著作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共识，她也因此成为女权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和主要的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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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肯尼迪政府妇女地位委员会的建立

1961 年，女权主义者，民主党人，劳工部助理部长埃斯特· 彼得森劝说肯尼迪总统建立一个关于妇女地位的总统委员会，作为1960 年大选中妇女对他支持的回报，研究妇女的地位问题。官方说，这个委员会的责任是调查“对于全面实现妇女基本权利起阻碍作用的偏见和陋习”。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委员会于1963 年提交了一份报告，其观点是客观需要迫使妇女为谋生而工作，她们所得的报酬都很低，有许多法律歧视她们。她们要求同工同酬、日托服务、孕妇带薪休假，以及与男子相比妇女还没有达到的标准。这份考察报告，使妇女问题成为社会上的一个热门话题，使全国注意到了性别歧视，间接地支持了女权运动。为了响应妇女地位委员会的结论，在妇女小组的压力下，全国各州都创立了州一级的妇女地位委员会。这些州一级的委员会继续为反对歧视妇女提供材料，每年聚在一起分享她们的发现。这样一来，联邦和州的委员会实际上起了组织作用，促进了女权主义运动再次兴起，为妇女在国家生活中开始进行有组织的行动开拓了空间。

该委员会的成立是政府方面对妇女运动的态度的一个分水岭。或许是不经意的，肯尼迪为妇女们提供了一个处理自身事务的论坛。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个论坛中的积极分子们生气勃勃地开展活动，同时她们与其他对女权运动有兴趣的团体进行了接触，这样的对女权运动感兴趣的网络在逐步扩大。

在1963 年夏天，肯尼迪政府推动美国国会通过了平等工资法，为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的目标创造了条件。肯尼迪的目的在于取得特定的选民团体的支持，这一行动间接支持了女权运动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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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女性的奥秘》 产生的舆论影响

贝蒂· 弗里丹于2006 年2 月4 日以85 岁高龄去世。希拉里· 克林顿撰文说：“我为贝蒂· 弗瑞丹的过世深为悲伤。她是美国最响亮的声音之一。通过终生的社会活动和强有力的写作，她为美国的男男女女以及后代人打开了大门，打开了心灵，打破了对女性限制的栅栏，扩展了女性的机会。我们所有人都是她设想的世界的受益者。著名女作家爱瑞克· 荣说：“贝蒂· 弗瑞丹单枪匹马地激活了美国的女权主义。”这样高的评价，缘起于她写的一本书。 1957 年，为了毕业班15 年的再聚，弗里丹被请求去调查她的同学们毕业后的生活状况。她发现89 ％的同学没有应用她们所受的教育，大多数人对她们的角色都不满意。

她分析了调查结果，咨询了专家。她发现无论男女都陷入了有限的角色中。她把她的结论写出来，想要把这篇文章卖给杂志社，但任何杂志社都不肯出钱来买。因此她把她的作品写成书，并于1963 年出版，书名叫《 女性的奥秘》 。这本书出版后，弗里丹几乎被女性读者寄来的的信件所淹没，这些信件显示了社会对《 女性的奥秘》 的反响十分强烈。这本书最后竟然被翻译成13 种语言，足见这本书对妇女的影响。

弗里丹认识到，妇女的生活范围限制在家庭，虽然能够保持她们的女性气质，但是现存的社会价值观不利于妇女的个性发展。妇女们一直为争取进入公共生活领域的同等机会进行斗争，尽管这样的斗争延续了100 年，但她们的生活中心仍旧是厨房。弗里丹的书出版后，全国成千上万的对此不满的妇女写信给她，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感谢她为她们的苦闷起了一个名字。其中的一个妇女写道：由于科学调查的结果揭示了孩子的环境对孩子的强烈影响，因此可怜的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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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不得不以她的全能接替了上帝的职位。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曲解的能量是无限的和可怕的，因为它迫使妇女一直呆在家里。我仍旧记得一个获得哲学博士的女经济学家，她在她的研究领域中年轻而卓越，但是她的脸上挂满了泪痕。她不得不听从儿科专家的建议。这位专家说，没有她的24 小时的照顾，她的一个6 岁大的，另一个3 岁多的孩子就会成为社会的威胁。她对这位专家的话深信不疑，不得不放弃一个令她激动的新工作。还引用一位学校官员的话：“让我看看一个有过失的孩子，我就会给你看到一个正在工作的母亲。” 从这段文字我们能够知道，当时即使妇女取得了很高的学位，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并且本身有去工作的意愿，但社会的舆论依旧是妇女应该在家里照顾孩子，从医生到教育界人士都是这样的观念，但现在妇女们不想在家里了。还有的妇女倾述，她们在家心境极为焦虑，不得不打镇静剂，但她们找不到这种焦虑的原因。她们读了弗里丹的书，现在有了目标，不再想要蔬菜了。此处的“有了一个目标”，我理解为即是走出家门，寻求工作，实现理想。

《 女性的奥秘》 带来了现实的结果，公众注意到美国理想和美国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这本书的功绩在于促进了妇女的觉醒，为女权运动在60 年代的崛起作了有力的舆论准备。正像弗里丹所说：“就女性而言，要发现自己，了解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同男人一样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慢慢地，法律开始对女权主义者的要求做出了回应。1963 年，国会通过了男女同酬法，禁止在拥用同种工作职位的人中实行性别歧视。1964 年民权法也禁止以性别和种族为基础的不平等。

（四）传统的性别歧视意识和观念

公元前1500 年，美索不达米亚的己婚妇女外出的时候开始佩戴面纱，是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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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性的社会行为加强控制的一种表现，父权社会的结构进一步巩固了。欧洲中古时期，骑士风度盛行。骑士一般认为，妇女是弱者，需要男人的保护，这是他们普遍的心理。当初，骑士们主要是负责作战。社会越来越安定，骑士们只能在贵族沙龙中充当卫士的角色。表面上，妇女处处受到了尊敬和礼遇；实际上，男人只是把妇女放在弱者的位置上，以衬托他们自己的强大，明为尊重，实为贬低。

从美国的始祖们制订《 五月花号公约》 起，一直到第一次女权运动后，宪法《 第十九修正案》 才在宪法中第一次真正地把妇女包括在享有选举权的公民之内。五月花号登陆前，随五月花号来普利茅斯的18 名妇女中，有4 人幸存下来，以威廉姆· 布雷福德为最初发起人，要求船上41 名成年男子上岸前签订保证遵守领导人起草的法规和公约，此事并没有引起异议。1776 年的《 独立宣言》 中的“人民”将黑人、白人下层民众及妇女都排斥在选民之外。就是说，在实践上，《 独立宣言》 中的“人民”成了“白人成年男性有产者”。1789 年5 月25 日，制宪会议在费城召开，但来自12 个州的55 名代表无一名妇女，并且宪法也并没有把妇女作为公民应该拥有选举权的条款纳入宪法中。在1873 年，布拉德韦尔诉伊利诺斯州案中，约瑟夫· 布拉德利法官写道，自然法则与民法都承认了男人与女人在各自领域的不同和命运的不同，男人就应该是女人的保护者和守护者。胆怯和脆弱是女性自然而合理的特点，明显使得妇女不适合公民生活中的许多职业。不仅是本性使然，而且在神意下成立的家庭结构也表明家庭是妇女的活动范围，家庭生活是妇女的职责。从这位法官的话和案件审理的结果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十九世纪美国社会上层大部分人的观点。直到十九世纪第一次女权运动，美国公民才意识到在国家的基本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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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宪法和独立宣言）对平等的表述具有矛盾之处，这些文件否认了妇女的平等权。琼· 艾尔史特恩1995 年评述了这种矛盾，她说，尽管妇女和奴隶从平等的定义中被省略了，但“平等一直是她们所渴望的，哪管是部分的，不完美的也好”。

直到1920 年生效的《 第十九修正案》 才在宪法中把妇女作为拥有选举权的公民纳入宪法。但宪法的颁布，并不等于把人们的头脑中歧视妇女的观念扫除，事实上男女依旧不完全平等。

1954 年，《 国内税收法》 仍旧明文规定不给予全职工作的母亲因照顾孩子而减税的优惠。妇女仍旧无权使用信用卡、无权以自己的名字购置房产、签订合同等。1957 年，妇女仍旧无权作为陪审团成员出席法庭的审判。直到1963 年，美国尚有26 个州不允许妇女在州级法院中充当陪审团成员，在最高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中也没有女性法官，在联邦地区法院的307 位法官中只有两位女性。

美国文化是一个以婚姻为基础的文化，传统妇女的位置是在家中，其个人价值需要通过家庭成员来实现。照顾丈夫和养育孩子是她们的职责，丈夫的成功是她的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家人是她个人生活的中心，是她所依赖的对象，她自己的个人权利十分有限。卡赞斯坦认为，与男人相比，至少应该承认妇女是一个受压迫的群体，妇女问题是社会歧视的结果，与个人行为无关。

（五）60 年代的社会运动的直接影响

妇女通过民权运动和和平运动获得经验，组成人际关系网，获得资源，形成平等意识，促进政治进步，这些因素决定了20 世纪60 年代女权运动到来的时机。民权运动为妇女平等运动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环境，为女权主义者提供了反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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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促进了妇女平等意识的发展。民权运动使女性认识到，联合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运动中，人们之间，特别是黑人男人与白人妇女之间的性别关系呈现出复杂的形式。这种复杂的形式损坏了以前存在于整个妇女阵线的团体意识。随着越来越多的北方妇女加入到运动中来，一个新的模式发展起来，这种模式需要不同性别相互作用。至少在一些场合，白人妇女会把与黑人男子睡觉看成是悟守整合和运动的证明。另一方面，对一些黑人男子来说，与白人妇女睡觉是一个象征性的政治活动，即通过突破最终的禁忌嘲笑和反叛白人的控制。玛丽· 金与凯西· 海登是两个长期积极活动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办公室的南部白人妇女，她们发表了一个宣言，集中在黑人与白人妇女基于性别所受到的压迫。这个宣言被认为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场白之一。但当妇女们加入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组织的时候，她们常常发现自己遭受性别歧视，于是把妇女平等与阶级和种族的平等联系起来。

在玛丽· 金与凯西· 海登所写的《 1965 年和平和自由运动中的妇女― 一种备忘录》 中写道，在美国社会，从整体上来说，对待妇女和对待黑人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地，在运动中，工作妇女似乎被卷入了一个运行着的等级制度之中。她们认为，这样的等级制度利用妇女和剥削妇女。

在运动中，特权等级观念支配着妇女们的角色，出现了下面这样问题：谁该清扫屋子？谁应该占据领导的位置？谁应该做秘书工作？谁应该充当团体的发言人？有一些妇女意识到她们像男人一样有能力，但却被阻止在全面参与之外。妇女试图用平等意识调节男女关系，但是这样的思想是男性所不能理解的。因为他们认识到妇女的新思想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威胁。男性的态度激怒了激进的妇女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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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和反越战运动中，女性和男性的角色有所不同。在每一个组织中，妇女们负责记录、印传单、打电话、打扫办公室、做饭、组织集会，男人们写声明，跟新闻记者对话、与官方交涉、做公开演讲，这种情况在各个地方都一样。这样的分工对女性地位的提高是不利的。1967 年，200 个争取民权反对战争的激进组织聚集起来，召开了一次全国大会。在会议上，妇女提出的性别歧视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她们开始在全国各个城市组织自己的活动小组。

女权运动一方面需要妇女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一方面要求妇女遵守属于男人和服从男人的文化规则，这样的两个方面的矛盾在女权运动中是同时存在的。女权主义运动很快成为一个群众运动。到70 年代早期，除了反战运动，妇女运动是最大的激进运动。妇女运动的规模和力量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女权运动正在正挑战一个行将就木的制度或风俗，这就是家长制核心家庭。 任何运动的发生都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恰恰在那个时候，联邦政府对资源分配行使权利，性别平等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标准，服务于强有力的中介角色。

二、女权运动的主要组织及其发展情况

在美国，女权主义组织对女权运动的成功起了重要的作用。许多学者认为，20 世纪的女权主义组织是理解女权主义本身、女权主义传播和女权主义促使个人与集体发生改变的关键。20 世纪60 年代及其以后，妇女运动中产生的组织的数量是所有的社会运动中最多的。女权主义组织有其特殊性。无论是激进的还是温和的妇女组织对于运动成功地影响政策都起了必要的作用。当然，组织中的女权主义者（f eministS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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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运动的影响大部分是女权主义组织的活动带来的。女权主义组织一直为法律、法庭、大学、公司、地方社区和个别的女人的生活的改变而工作着。运动的活力恰恰就在于地方组织的扩散。这些组织的努力，几乎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每一个人。她们改变了文化，这成为她们成功的一个标志。

迈拉· 马克思· 凡瑞和帕特丽夏· 燕西· 马丁说：“因为女权主义者成立了这些组织和为这些组织配备了员工去做女权运动的工作，所以妇女运动存在着。”可见妇女组织的重要性。

学者们注意到，女权主义运动是沿着两个轨道发展的。这两个分支叫做自由女权主义者和激进女权主义者。自由女权主义者利用政治行动去改变社会和政治，消灭性别歧视，为妇女取得平等权利创造条件。而激进的女权主义者避开了传统的政治方法，攻击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歧视，目的在于提高女权主义意识，取得妇女的解放。随着运动的深入，追求平等与追求解放的妇女开始趋于合一。1977 年在休斯敦召开的国际妇女年会是妇女平等权利与妇女解放运动正式携手并进的标志。

现代西方妇女运动己经证明，女权主义组织数量多，创造性强且富于变化。60 年代以来的协会百科全书列出了93 个妇女组织，这些组织都是在“女权主义”的主题之下，许多妇女拥护它们。一个具有多种多样的组织的运动可能比一个具有统一组织的运动更有价值。不同组织的群体接触到不同的妇女，在运动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提出广泛的不同的女权主义者的意见。一般认为，下列妇女组织在20 世纪60 年代女权运动中产生。

回顾美国女权运动史，人们可以发现从1848年到1900年的半个世纪中，只有四个州即怀俄明州(1890)、科罗拉多州(1893)以及爱达荷州和犹他州(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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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妇女选举权，而从1900年至1920年的短短二十年中，先后有三十二个州给予妇女选举权，并在宪法中得以确定。

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迅猛发展首先是和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经济的发展带来广大妇女基本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1900年的人口统计报道，在美国近六百万妇女走出家庭靠挣钱为生。1890年到1900年之间，工厂中的女工数量比男工增长得快，它比出生率增长都快。到1910年，靠工资为生的妇女人数约九百万。这就意味着有九百万下层劳动妇女正在迅速地摆脱以父亲、丈夫为中心的家庭的控制，她们接受了自立的职责，同世上的男工们竞赛。

同时，二十世纪初，各种家庭电气用具出现，从电熨斗、电话机、电烤箱、电暖炉到洗衣机、吸尘器，使家务劳动越来越轻松。父亲白天工作在外，中餐往往也在外自行解决，以前落在母亲肩上的教育和抚养孩子的责任现在统统由学校和幼儿园承担了，医学的进步使许多疾病得到根治，母亲的困扰减少了。这些都使广大中产阶级妇女有了真正空闲的时间。她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社会意识，却苦于家务缠身无法全身心地投入社会活动。现在，现代化的技术解放了这批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妇女，妇女参与社会的标志是妇女俱乐部总联合会的成长，总联合会的成员从1898年的五万人增加到1914年的百万强。“对妇女的解放来说，这比历代英勇斗争的妇女参政运动者全部的鼓动宣传更有效力。”

纵观美国妇女运动的历程，二十世纪以前，无论在被称为黄金时代的殖民地时期、拓边开荒的西进时期还是被养在闺阁中的淑女时代，美国妇女一直没有离开过一个地方，那就是家，生育、性、教育后代始终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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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家庭中的职责。只是在几次战争期间，许多原来不接受妇女的社会领域曾向妇女开放过，一旦战争结束，大门就关闭了，偶有一些妇女被关在门外，那数量也是微小的。妇女真正大规模的持久、坚定地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是在二十世纪初，其冲击力来自于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妇女在投身社会改革中，开阔了视野；广大女工在操纵机器中，为适应机器工业的技术要求，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素养和文化素养。中下层妇女在共同的斗争中，感觉到团结的力量，共同走向自我觉醒。

第二，越来越多的人觉悟到因性别而不给予选举权的无理和不公，也是促使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

从世界范围看，当时“在世界上的每一个立宪国家，趋于承认妇女与男子在政治上完全平等的运动正在得到加强。在半打国家中，妇女已经完全获得了选举权，在英国，反对势力正在寻找投降的条件。”

从美国国内看，长期以来，反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获得选举权是危险的。因为一旦妇女获得选举权，她们将会抛弃家庭和传统美德，性别的区分将日渐模糊，男人将失去他们的男性气质，妇女开始将自己扮演成男的。十九世纪末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深远变化使得反女权主义者的理论越来越缺乏说服力。二十世纪初，男人们日益依赖各种各样的已有妇女加入的利益集团和社团组织来代替或补遗选举政治上的参与。尽管妇女没有选举权，但妇女团体和组织已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的通过。对那些有远见的政客来说，引导和利用妇女参与政治比阻止妇女介入政治领域更符合潮流。 更为重要的是，反女权主义者不再顽固地坚持选举权会使妇女脱离家庭。因为二十世纪初，社会已经分担了某些家庭功能。学校承担了过去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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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在家庭中的教育职责，幼儿园承担了过去妇女在家庭中的抚养职责，纺织厂、制衣厂、制皂厂等承担了过去妇女在家庭中的“女红”职责，快餐业承担了过去妇女在家庭中的烹饪职责，可以说，除了性爱和生孩子这两项职责社会无法承担外，其它的家庭功能都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而不同程度上交给社会，社会是扩大了的家庭，社会在发挥这些功能时依旧需要妇女的参与。因此，妇女没有脱离家庭，而是从原来的小家走向社会这个大家。正如1910年女权主义者兼新闻撰稿人丽莎·切尔德·多拉强调说：“妇女的空间是家——家不是四面围墙的小家，家就是这个社会，家庭就是这个住满了人的城市，学校是真正的育儿室。而且，这个家和这个家庭都需要他们的母亲。”

多拉的理论紧紧抓住“家”这个基点，为广大妇女参与社会提供了新视角。同时，美国的联邦、州、市、各级政府也转变职能，过去它们主要围绕分裂主义、种族问题和经济政策展开工作，现在它们不断增强在社会福利和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致力于改进学校、医院、救济院和其它公共服务设施。这些工作即使在反女权主义者看来，也比较适合女性介入。于是许多妇女投身到社会公益事业中来。她们着力于监狱改造、健康教育和服装改革，帮助老人、穷人和儿童，争取立法制止卖淫，保护已婚妇女的财产权，反对童工，维护女工的基本权利等。涌现了简·亚当斯、艾·塔贝尔、利莲·沃尔德等杰出女性。她们以事实证明，妇女参与社会不仅没有剥夺男人的男性气质，反而运用自己的女性气质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反女权主义者的理论越来越没有市场，越来越多的人趋于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有女性参与的社会才是完美的社会，有女性参与的政治才是完美的政治。就拿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来说，他原来的理想女性是多生多育，贤妻良母，认为“就是给予妇女选举权，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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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妇女的处境带来重大的改善。”

然而，到了1912年，罗斯福公开表示赞同男女平等，并在进步党党纲中写入了平等选举权条款。

第三，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的迅猛发展离不开第二代女权运动领导人成功的策略。

以卡里·查普曼·卡特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毕竟生活在与以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比较两代领导人，不难发现，第一代领导人长于理论，着眼于女性的“自我之孤独”，第二代领导人长于策略，着眼于科学、种族、效力和合作等诸方面。早期的女权主义者从“人人生而平等”出发，要求给予妇女同男子一样的权利。她们以《独立宣言》为样本，用“男人”一词代替“乔治国王”，提出了十八点不满和十二点建议，构成《塞内卡富尔斯宣言》的主要内容。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也在其《自我之孤独》一文中，一再强调男女平等的公正性，她写道：“既然短暂的时光乃至永久岁月所带来的欢乐和痛苦，男女一样平分，那么男人想在投票箱前、在王位上代表妇女，想在国家中代妇女投票，在教堂里代妇女祈祷，在家庭里高居圣坛之上、扮演神父角色，这岂不是霸道之至吗？”同时她又呼吁为妇女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求得“自主权”，因为“最能提高人的判断力，最能激发人的良知的莫过于个人的责任。最能增添个性尊严的莫过于承认个人自主权，莫过于——普遍承认——人人拥有平等地位的权利。”“假如一个女子被视为公民，视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一个成员，那么，根据我们政府的基本原则，她就应该享有其他成员所享有的同样权利。”

其中，自主权中的重要一项是选举权。1894年，斯坦顿写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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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册子，题为《选举权——一项与生俱来的权利》。与斯坦顿的自然权利说不同，卡特更强调选举的功效。1918年，她说，她不知道选举权是什么，是权利？是义务？是特权？但是，“不管它是什么，反正妇女们要它。”

因为首先，承认选举权的合法性不同于承认人权和公正；其次，无论以什么理由要求来的妇女选举权，它都将带来最有利的回应，那就是对社会有益。一旦妇女获得选举权，它将增强妇女承担政府职能的兴趣和领悟能力；妇女通过对公民权概念的亲身体验，提高教育孩子的能力，从而成为一个更完美的母亲；妇女获得与丈夫平等的地位，打破夫妻之间一方卑躬屈膝，另一方残暴专横的不公正关系，从而更有利于妇女成为一个好妻子。总之，妇女获得选举权不单为了自身的自由，更是为了改造社会和维护家庭。 强调获得选举权对社会的有益性比强调获得选举权的公正性更有助于赢得社会对女权运动的支持，这是第二代领导人比第一代领导人的高明之处。

其次，与早期女权运动相比，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的目标更为专一，那就是集中赢得选举权。妇女要争取的自身权利不只选举权一项，但选举权无疑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一项。因为一旦妇女们获得了选举权，就可以选举妇女自己的代表和愿意替妇女说明的代表，在国会就有了妇女自己的声音。一旦妇女获得了选举权，那妇女们面临的其它问题，诸如社会地位低下，受教育机会少，多生多育的痛苦，工作报酬不公，恋爱婚姻的不自由等等，皆可迎刃而解。一句话，运用选举权，妇女们可以获得男性社会中得不到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完善，承担对社会的警觉和责任。所以，争取选举权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将目标缩小到选举权一项，有利于集中赢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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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斯坦顿、安东尼、露西·斯通等，她们是美国妇女运动的奠基人，为女权运动作出了辉煌的贡献，并留下了许多里程碑式的女权理论著作。但是，在运动的具体操作中存在着不少遗憾。例如，女权运动曾被废奴运动和禁酒运动转移过方向，1869年开始的斯坦顿和露西·斯通的分庭抗礼一度削弱了女权运动的力量。

第二代女权运动领导人吸取了第一代领导人的经验和教训。她们从废权运动中获取灵感和政治技巧，创立了一套有别于分裂主义的理论体系，在领导禁酒运动中日渐突破禁酒的初衷，与人民党、劳工党和基督教会并肩合作。更为重要的是，她们全力以赴争取选举权的获得，目标的专一性增强了运动的战斗力。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在斗争方式上分岐的温和派和激进派互相支持，互相宽容。例如卡特尽管对国会联盟的领导人艾丽丝·保罗的过激斗争手段持不同看法，但仍然承认艾丽丝·保罗等人在妇女运动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在她的领导下，美国妇女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合作。在斗争策略上，第二代领导人指出，选举权获得的关键是踏实的行动，而不是理论的争辩。为此，她们不再停留在演讲呼吁和著书立说上，而是举行游行示威，采取纠察、诘难政治候选人、绝食等方式，更加广泛地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并创立“世界妇女党”。此外，第二代领导人还抛弃了原来的一州一州获得选举的逐州战略，而是自西向东集中赢得整个国家的修正案。

由于她们比十九世纪的第一代女权运动领导人才更具专一性、合作性、务实性和策略性，因此，这场铺天盖地的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终于取得圆满成功。

此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欧洲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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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下，美国出现了夏绿蒂·帕金斯·吉尔曼和埃玛·戈尔德曼等一些左派女权主义者，她们攻击婚姻制度，攻击家庭，认为家庭是妇女的监狱，使妇女成为社会“白痴”，从而危及整个文明的进步。对男性社会统治者来说，这些左派女权主义者与女权主义者相比，“两害相权取其轻”，还不如满足女权主义者的要求，给予妇女选举权。正如一位选举积极分子对吉尔曼说的那样：“因为你们要的东西比我们要的东西糟得多，所以，他们会为了逃避你们的要求而满足我们的要求。”

第四，玛格丽特·桑格领导的节育运动加速了二十世纪初美国妇女解放的进程。

朱丽叶·米切尔指出：“只要生育仍是一种自然现象，妇女就注定要成为社会剥削的对象??本质上，她们的存在受制于她们无法控制的生物进程。”

设想一个妇女一生中最有活力的生命阶段陷于怀孕、生育、哺乳和流产等这种自然生理状态，那么她如何有时间承担社会角色？又如何有时间争取政治权利？现存伊·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的通信材料显示，斯坦顿抱怨自己被婚姻和母性夺去了时间和精力，而老处女安东尼则催促她将家务放在一边，尽快起草一份立法申请。斯坦顿回信道：“一旦你逼我太甚，我将再生个小孩，听仔细了，不要逼我走出这一步！”

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妇女一直可获得一些技术手段来控制生育，但这些手段往往是残忍和危险的（例如溺婴和堕胎），历史学家林达·戈顿指出：“渴望安全的流产和避孕，由此带来的问题使妇女产生了共同的女性经验??这种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致于她们甘冒巨大的风险，来赢得一小块空间支配自己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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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美国的节育运动出现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但作为一场现代运动在二十世纪初的二十年得以迅速发展，这离不开玛格丽特·桑格的努力。 玛格丽特·桑格1900年随夫迁往纽约，长期在贫困的纽约下东区从事医护工作。期间，她亲眼目睹了该地妇女怀孕不止带来的悲惨情景。据当时的统计，在美国每年因不愿养育而自愿堕胎致死的约2.5万，不满一岁死亡的婴儿年逾30万。

桑格决心为解除这一痛苦而战。在《妇女和新人类》一书中，她写道：“掌握自由的手段既是妇女的特权，也是妇女的义务。”她进一步指出“自由的民族不可能由奴隶的母亲们生出??一个妇女不能称自己为自由人，除非她拥有和掌握自己的身体。一个妇女不能称自己为自由人，除非她能自觉地决定是否将做母亲。”

1873年，纽约取缔卖淫协会负责人安东尼·康斯托克通过游说，使国会通过一项法律，认为避孕是诲淫行为。但是，桑格不顾这些，决定同这项男人制定的法律作斗争。她第一次创造了“节育”这个词。1913年她自费创办全美第一份宣传节育的杂志——《妇女革命》双月刊，还编写全美第一本指导避孕的小册子——《家庭节育须知：一个护士对妇女的忠告》。1916年，桑格在布鲁克林创办了全国第一家节育诊所，成千上万的妇女排队候诊。她一生八次入狱，面对谴责，桑格从容不迫地在法庭上阐述自己的观点，宣传节育的必要性。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她、支持她，最终法庭不得不对某些法律从宽解释，允许使用某些避孕手段。一战期间，美国政府还将她的《节育须知》更名《士兵须知》发下，各地开始建立节育诊所，推动计划生育工作，探索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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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避孕方法。

节育运动的成效从1910年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可见一斑：美国的人口增长率1820--1880年为26%，1880--1890年为24.9%，1890--1900年为20.7%，1900--1910年为21%，1910--1920年则骤降至15%。

这期间的人口增长率还包括一千二百万移民的涌入，这更加说明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节育运动的推进，现代避孕法的推广，意味着人类生存模式的改变，也意味着妇女们从此摆脱“无法控制的生物进程”。只有当这个条件具备之后，妇女才能在除去再生产职能之外，追求她们的自我价值，因此，玛格丽特·桑格领导的节育运动对二十世纪初美国妇女的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迅猛发展的催化剂。 与美国历史上的历次战争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妇女们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继续操持家务，另一方面为战时努力做了巨大的贡献。她们成立了“妇女服务全国联盟”(TheNationalLeagueforWomen'sService)，在各个州建立支部，组织志愿者保养、维修汽车，充当掩护部队服装的试验者，在红十字会当护士，甚至有农田女工队征召、训练和安排15000名妇女参加遍布20个州的农场劳动，这些妇女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行各业，她们跟男人们一样，为山姆大叔贡献着一切能贡献的。妇女们的工作不仅显示了强烈的爱国心和充沛的组织能力，解决了战时劳动力缺乏的困境，更重要的是，她们的工作证明了她们有充分的潜力适应新的社会经济角色的挑战，许多男人能干的活她们一样能干，而且一样干得好！

1918年8月28日，《纽约时报》对农田女工是这样评价的：“农田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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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不是一个玩笑，她是这次战斗中的推动因素。”同年4月，威尔逊总统赞扬她们是国家的引导者。

妇女参与一战的各项活动都是在妇女组织有秩序的领导下进行的，它们构成妇女运动的一部分，随着人们对妇女看法的进一步改变，妇女运动的支持者也越来越多，终于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即1920年，第十九修正案通过，2500万美国成年妇女和男子一样拥有了选举权。

综上所述，促进二十世纪初美国女权运动迅猛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代化带来的经济冲击。同时，妇女们对这场现代化作出积极回应，一方面投身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另一方面为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既改变了社会对妇女的传统观念，又激发了广大妇女的觉醒意识。借助于这些因素的共同推进，以卡特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踩在斯坦顿、安东尼等第一代领导人的肩膀上，在二十世纪初，迎来了美国女权运动的春天。

三、女权运动的主要目标、成就

20 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早期，不同团体的目标也不同。一般来说，女权主义组织有三个主要目标：1 ．通过提高女成员的自尊意识和政治意识，培养技能和传授知识来改变她们。2 ．提高教育或服务质量例如政治教育、个人咨询、卫生保健。3.改变社会。尽管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她们都同意，妇女运动唯一最重要的目标是性别的平等，也可以表述为性别公正。

有惊人的数据显示，对大部分女性来说，女权运动带来的变化是超过任何人的想象的。有两个重要的心理健康调查，显示女性的心理健康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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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哈罗德· 杜普医生认为，40 岁以上女性心理健康的明显改善，应该归功于女权运动提供给女性的更多选择，这就是普遍的平等。脱离贫穷、依附，对自己的生命有所控制，有自主、独立和把握命运的手段，对人大有益处，这就是妇女的基本变化。女权主义主流的行动是在职业、教育、教会等种种领域打破性别歧视，获得女性急需的经济独立手段以及自我尊重，让她们控制自己的身体和生育。

全国妇女组织阐明的首要主题是，女人也是人，应该像美国社会中所有的其他人一样，必须享有最大限度开发人类潜能的机会。全国妇女组织相信，女人只有像美国社会中所有其他人一样完全接受美国主流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决策的挑战和责任，她们才能获得这样的平等。可以说，除选举权是在1920 年取得的，妇女运动的其他重要成果都是在60 年代以后取得的。女权主义者中心观点是性别，它包含深深隐藏着的社会含义及其派生的东西，即权利。性别不仅仅是女性的一个代码，它构造的是一种文化― 一种对女人、男人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

（一）性别平等 1 ．就业机会的平等

根据第14 条宪法修正案，判决的第一个案件否定了妇女从事法律职业的权利：“妇女的最终归宿和最高使命，就是成为一个贤妻良母。这就是造物主的法律。”这就是说 妇女的位置是在家中，应该把全部精力放在照看孩子和做家务上，是不能与男人在公共领域中平等就业与竞争的。汉妮塔· 罗德曼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说，我们不要求所有的妇女都应该赚工资，但的确要求所有的妇女都不应该因为她己经承担了其他的责任（例如，婚姻和生育孩子）而停止做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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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追求平等的过程，也是她们一步步走向职业化的过程。妇女解放的拥护者们主张男女应该平等地追求事业。女性应该决定自己的事业，实现个人价值。到20 世纪20 年代，一些公司为有技术的男性提供的待遇，包括带薪休假、养老金和人寿保险，仍然把妇女排除在外。

1964 年通过的《 民权法案》 禁止任何以种族、宗教、民族来源以及性别为基础的歧视行为。它主要是排除工作中的法律歧视，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国籍、性别、地区仇恨的歧视。1964 年的民权法案标志着国会在执行平等保护的宪法规定方面重新担当起了领导作用。但是，像劳工律师卡丽· 唐纳德回忆起1964 年那一重要时刻所说的：“妇女们有平等权利的观念，允许提供优惠待遇去保护那些工作权利的做法，但还没有赢得公众的认可。”

到20 世纪70 年代，女权运动对妇女雇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73 年一个民意测验表明，65 ％的的响应者赞成这样的一个观点，这就是即使丈夫的收入足以养家，妻子也有工作的权利。到20 世纪70 年代出现了一些令人惊奇的变化。一个女子网球队组织起来。一位妇女为成为一名职业赛马师而斗争，并且如愿以偿地成了第一个职业赛马师。女演员为怀特尼博物馆做警卫，向雕塑展览中的性别歧视挑战。女记者们在华盛顿的橄榄球场俱乐部门外设置纠察警戒，因为这家俱乐部排斥妇女。 1972 年，反对电话与电报行业的性别歧视诉讼经过法庭判决，数百万美元被支付给女性工人。以前，线路工和操作员这样的职业是男女分离的，现在也接受了女性。这表明，平等措施不仅仅有益于积极参与女权运动的大学毕业生与高级职业人员，而且也有益于一般的女性工人。1974 年，平等就业机会法通过。到20 世纪70 年代为止，妇女己经可以和男性一样平等地参加工作。到1979 年，军队中也开始出现女性。到1990 年，妇女雇佣己经超过了劳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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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为1990 年做的规划。妇女不要孩子或者晚婚，极力追求自己事业的成功，至少在口头上承认平等的价值。爱丽丝· 罗斯预言：“展望未来，随着女性的社会与性别的长期独立，获得更高水平的教育和工作经验，她们在婚姻的共同分当中可能会保留更多的平等权利。”

2 ．男女同工同酬

长期以来，美国社会一直公认妇女的位置是在家中。因此，广大妇女即使由于生计出来工作，在工资待遇方面也一直低于男子。1951 年，国际劳工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 同工同酬公约》 ，对“同工”作出如下的规定：一是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相同；二是在相同的工作岗位上付出与别人同样的劳动工作量；三是同样的工作量取得相同的工作业绩贡献。但是，一直以来，男女职业之间不仅存在性别藩篱，而且工资待遇相差很大。美国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一名全日制工作的美国妇女其平均工资收入仅相当于同龄男子的62cy0 。一位有文凭的女大学生通常要比只拿高中文凭即参加工作的男子平均每年少挣2000 美元不等。 1962 年成立的总统妇女地位委员会向总统提交了美国妇女调查报告，表明了妇女受歧视的状况，引起了政府的重视。

1963 年，《 同酬法》 通过，并且于1964 年6 月H 日生效。规定雇主必须对在同等工作条件下干同样工作的男女支付同样的报酬。它是联邦政府制定的第一个反对性别歧视的法律。此法案的反对者声称实施一个法规，这个法规会给雇主以刺激，从而把工作的机会给男子，这样会更大幅度地提升性别歧视。伊利诺伊州的保罗· 分德利认为，平等支付法案可能引起雇主在一些工作中放弃雇佣妇女。他说：“这个法案的实施会使妇女获得工作机会的可能性更小，而不是更大。 但实际上，这项法律既没有规定雇主给妇女以平等就业机会，也缺乏强有力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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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为了躲避此法案，许多雇主在工作名称上大做文章。因此，同工不同酬现象依然存在。

20 世纪60 年代女权运动兴起后，各妇女组织积极地为男女平等而努力斗争。1967 年，在妇女组织的游说下，约翰逊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在联邦职员中实行性别歧视。

1970 年平等支付法案规定：如果（她）他们在做同样的工作，有相同的工作评价体制，规定的工作就应该被列为平等；如果她们在做同等价值的工作，那么为同一雇主工作的男女的薪水应该相同，应该签订同样的合同条款。除非雇主提出“材料因素”申请（即雇主能够证明工薪的不同的确是由于材料因素而非性别的不同），这些规定就应该得到执行。

1972 年，美国国会通过同工同酬修正法案。此法案通过后，按照劳工统计局的统计，与男性相比，女性的薪水己经戏剧性地提高了。从1970 年的所赚工资为男性的62 % , 到2004 年的80 ％。

3 ．教育机会的平等

在教育体制的某些方面，性别不平等比起其他的不平等来说是更显著的。在社会中，社会地位的分配更多地取决于教育。只有教育机会平等，生活机会才会平等。在每一个社会经济地位水平上，男性的教育机会一贯比女性大。例如，在底层社会经济地位类型中，男性在获得任何进一步的正规学校教育方面要比女性占26 ％的优势；在接受大学教育方面，男性要占58 ％的优势；在完成大学教育方面，男性要占86 ％的优势；在进入研究院或职业学院方面，男性要占250cy0 的优势。同样地，在最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类型中，在获得任何进一步的正规学校教育方面，男性要比女性占8cy0 的优势；在接受大学教育方面，男性要占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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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在完成大学教育方面，男性要占28 ％的优势；在进入研究院或职业学院方面，男性要占129cy0 的优势。这样来看，因性别不同，男女教育机会是不平等的。而且，因贫富情况不同，男女接受教育的程度也是不平等的。1964 年，民权法案第四条规定援助应该给予那些遵守非歧视命令的学校，向这些学校提供废除种族歧视援助中心基金，为了提供更公平的教育而赋予州教育部补助金。20 世纪70 年代，社会意识改变了。不再约束着装，承认了妇女的工作地位，合法技术进步使得妇女能够更加容易地控制生育，教育自然也受到了影响。1972 年的实施的1964 年民权法案修正案禁止联邦援助教育课程与活动的偏见，中等学校中如果要求一个性别学习家政就必须要求另一个性别也学习家政。传统的男性垄断的课程如工业美术课现在对女性开放。1970 一1971 年，在高中仅仅7cy0 的女性参加竞争性的体育项目，而到1981 年所有的参与者中35 ％是女性。人们认为，高中数学是妇女获得与男性经济平等的能力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学科。20 世纪70 年代，高中数学培训中男女之间的界限被取消了。1972 年6 月，议会通过高等教育修正案，禁止收到联邦基金的高校在所有的教育程序与各项活动中实行性别歧视。

1974 年8 月，议会通过妇女教育平等法案，为非性别歧视课程与教育规划的发展提供基金，来促进男女性别之间的平等，彻底消除教育中的对女性不利的障碍。在1972 和1974 年间，议会通过了禁止在教育中存在性别歧视的教育修正案的第四条法案，妇女教育平等法案，平等贷款或学分机会法案和平等权利修正案。1975 年，小学与中学修订了课程，取消了男女同学的某些课程分离情况，一些运动竞技课程不仅出现在男生课堂上也出现在女生课堂上。

1976 年开始实施的1963 年职业教育法案修正案要求各州行动起来，坚决清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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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中的性别偏见、性别定式和性别歧视。

1986 年，一个关于教育的全国调查报道说：最戏剧性的发现是，20 世纪60 年代末的妇女运动的广度己经影响了20 世纪80 年代的高等教育。在20 世纪80 年代末，25 % 的法律、医疗、商业学校的毕业生都是女性，而20 年前则只有5cy0 。因女性获得学位的比例在20 世纪70 年代至80 年代稳定上升。到1982 年，女性获得学士学位的数量超过了男性。1992 年，女性占入学新生登记注册的53 . Icy0 。1992 年，高中毕业的女生中有65 . 4cy0 在秋季进入大学，而男生中59 . 7 ％进入了大学。到1992 年，54 . 2cy0 的学士学位获得者是女性，51 . 5cy0 的女性获得了硕士和专业学位，37 . 3cy0 的女性获得博士学位。20 世纪60 年代早期，美国大学的女生超过70 ％毕业于六个专业：教育、英语、护士、历史、家庭经济和美术。现在，商业是女性研究的主要领域。在1990 年，女性获得了51cy0 的生活科学的学士学位，47cy0 的数学学士学位，47cy0 的商业学位。女性史学出现于20 世纪60 年代末，成为校园里永久设置的课程。到1974 年为止，大约500 个大学提供2000 门这样的课程。 女性史学的设置，证明女性的历史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4 ．参与政治的平等

女权主义学者们观察到，西方思想家把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区别开来，将女性限定在私人领域，把女性的角色和生儿育女直接联系起来。西方思想家一般认为，女性在家里应起到调和的作用。作为“优秀的家庭保护者”，女人应该充当公共领域价值腐败的一剂解毒良药。

在整个美国历史中，公开发表言论并违背文化上所界定的两性社会行为的女性被称为异教首领、歇斯底里症患者和巫婆。 即使在20 世纪末，女性在公共场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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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言论也面临着各种障碍。

男性的活动范围是理性世界和公共世界。男人统治公共生活领域，他们的价值取向代表了公共政策决定的方向。19 世纪，女性寻求一种平等，反对公共领域里的男性特权，她们的视野扩展到私人和家庭事务之外。

女权主义者反对将私人和公共领域分离开来。妇女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在政治领域，美国妇女的参政意识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妇女有了参政的要求。 美国妇女经过艰苦的斗争，曾经使各州于1920 年8 月批准了给予妇女选举权的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有了选举权并不代表有了与男性平等的参政权。20 世纪60 年代的女权运动在将妇女们从个人的、家庭的、无竞争性的角色转化为公众的、领导的和党派的角色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美国妇女在议会中的比例在1977 年为4cy0 ，到1999 年上升至12cy0 , 22 年中增加了2 倍。到1999 年，共有197 名妇女进入国会（22 名在参议员，175 名在众议院）。在州一级，女议员队伍发展得更快。1969 年美国州议会中妇女占4 ％的比例，经过30 年的发展，1999 年女性比例达到22 . 4cy0 ，为1969 年的5 . 6 倍。

从克林顿总统宣布美国卫生保健特别任务组由第一夫人掌管那一刻起，舆论就发生了转移，人们开始经常谈论希拉里· 克林顿的角色和能力。大部分人对任命希拉里· 克林顿的新闻报道是肯定的。例如，《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 这样评论：“克林顿夫人作为国家卫生保健的白宫总指挥，不仅得到了表扬，同时也受到尊敬”。 这说明，女性在政治领域逐渐向高层发展并且取得了舆论的广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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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性”权利的平等

所谓的平等，是每个人不论出身高低，性别不同，但在政治上法律前的一律平等，是人格的平等、身份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平等作为女性公认的政治目标后，空前地激发了每个人的自尊和潜能。

60 年代，美国人对性问题的思维方式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在60 年代早期，对于年轻的加入民权运动和新左派运动的女性活动者们来说，她们既为自主能力而奋斗，又寻求与男伴稳定的关系。但是，这些也常常给她们带来失望。女权主义者公开地讨论性不满，追求性目标的实现。许多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甚至反对婚姻，提倡性自由和纵欲，这些都推动了避孕措施的采用，而广泛的避孕措施的采用又进一步推动了性行为的改变。她们在控制自己的身体上有更多的自由，因此可以作出她们自己的性选择，从而增强了自身的权力感。这是一种心理和生理的解放，标志着在她们生活的最为隐私的部分实现了机会平等的重大发展。她们大力提倡性教育和避孕措施的推广，把性生活和生殖分开来，强调女性享受性生活的权利。女权主义者要求结束女性在婚内的奴隶地位。

建立在相互尊重上的男女伴侣关系是女权主义的真正目标之一。激进女权主义者建议男女间应该订立一个婚约，具体说明双方的责任以及维持双方间关系的先决条件。她们认为，男女在开始性生活，选择社会伙伴方面都应该是自由的，个人应该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性取向。许多激进的女性选择女同性恋作为要求性平等的行动。女权主义者对性快乐的探讨和批判，除了给女性提供了挑战男性性行为的言辞，还在创造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可以有一个更为满意的性关系上提供了帮助。

1973 年，全国妇女组织通过了一项决议，宣称女性应该“最大限度地发展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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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性潜能的权利”，因此“要积极提出和支持公民权利的法律，在住房、就业、信贷、金融、子女监护和公共设施等方面结束对性倾向的歧视。”大学生们认为，父亲应该和母亲一样用尽可能多的时间教育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人更多地接受了社会上盛行的女权主义观点，这对于女权运动的长期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二）生育选择权

21 世纪的今天，在美国仍旧有为颇具争议的晚期堕胎手术而被杀害的医生。美国堪萨斯州的一名医生多年来一直支持妇女堕胎，他的诊所还提供颇具争议的晚期堕胎手术。据报道，2009 年5 月31 日，这名医生在教堂外被枪杀。1978 年2 月反堕胎的人对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的堕胎诊所纵火；同年7 月，又有人对爱荷华州的爱荷华市的堕胎诊所纵火。那是在20 世纪70 年代美国妇女堕胎最有争议的年代，但今天仍旧有人不支持妇女堕胎权利。这样的事实说明女性在实现生育选择权方面仍有一定的社会障碍。

弗里丹说：“问题的关键是平等，平等曾是，现在也还是女性确定自己人格、完全自由地选择是否生育所必须的。为了平等女性己经奋斗了一个世纪，问题的关键是，在不能自由选择生育之前，争取平等和女性人格的女权运动，尚不能算完成。”美国有关的法律规定，怀孕的女性在健康受到威胁时进行的人工流产才是正当的。因此，20 世纪60 年代妇女运动兴起之前，禁止人工流产的行为在美国普遍存在。据统计，60 年代，美国每年合法进行的治疗性人工流产只有8000 例，而非法进行的人工流产则多达100 万例以上。贫穷的妇女根本付不起手术费用，所以经常去非正规诊所堕胎，往往因此死亡。譬如，纽约市的医疗记录表明，1951 至1961 年之间，因人工流产手术不当而死亡的孕妇人数增加了一倍。面对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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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对广大妇女生育选择权利的限制，在1967 年至1979 年期间，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积极地在各州开展活动，要求各州议会撤销禁止堕胎的法律。1969 年2 月，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小组“红丝袜”在纽约成立，要求在州的立法会议之前取消反堕胎法。他们认识到，唯有使妇女对自己的身体有更好的控制才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两性平等和生育自主。

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拥有安全可靠的合法堕胎权，对于控制自己身体是必不可少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如果没有限制自己生育的完全能力，她的‘其他自由’不过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装饰” 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首任主席玛格丽特· 桑格指出，“妇女如果不能主宰并控制自己的身体，就不能称为自由人”。对保守派来说，尤其是对那些主张“因信称义”的新教教派和天主教会的保守派来说，堕胎无异于谋杀生命。保护妇女免于堕胎的危险实际上是控制妇女，把她们限制在传统的生育孩子的角色上。20 世纪60 年代，妇女需要付出1000 美元才能在非法堕胎的诊所实现自己的愿望。当时，医生会趁机要求与堕胎的妇女发生性关系。手术中，医生经常不用麻醉药；手术后，又要求妇女迅速离开，以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种情况下，流血和感染是经常出现的现象，死于因堕胎而导致腹部感染的妇女普遍存在。从感染中恢复的妇女大多不再生育或长期地处于疾病中。贫穷和有色人种的妇女的处境更为糟糕，在1969 年，她们中75 ％的死于非法堕胎。

在1970 年，纽约州通过了一条法案，允许从末次月经24 星期可以由医生用医疗设备为妇女堕胎。随后，其他几个州也制定了相似的法规，妇女只要能付得起钱就蜂拥而往。女权主义者们提供援助、贷款和推荐，尽力使堕胎价格降低。即使是这样，其他州的许多财政有限的妇女仍旧做不起。因此。非法堕胎仍旧是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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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的和平常的。堕胎问题在美国政治中划出了一条充满仇恨的、有时甚至是充满暴力性的界线，在那些笃信宗教的妇女与较为世俗的妇女之间、家庭妇女与在家庭外工作的妇女之间，挑起了一场恶战。在支持与反对堕胎声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73 年对两起堕胎案件进行了对广大妇女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裁决。一起是罗伊诉韦德案（Roe v . Wade ) ，另外一起是罗欧诉博尔顿案（Loe v . Bolton ）。通过这两个法案，宪法对州的应受谴责的堕胎立法提出了挑战。

1 ．罗伊诉韦德案

2009 年1 月22 日，在庆祝罗伊诉韦德案36 年时，全国妇女组织的主席凯姆· 甘地说：“女性选民现在占全部选民数量的一半以上。因为我们想要改变现实，所以我们选举了新总统及议会成员，我们选举了支持妇女生育健康保健，支持罗伊诉韦德案中所包含的核心保护。”1973 年，这一里程碑性的决定在宪法上承认了妇女堕胎的权利。简· 罗伊是一个假的名字，她的真名字叫诺玛· 马孔薇。她是来自于得克萨斯州的一名怀孕的未婚姑娘，想要堕胎，但得克萨斯州法规规定，除非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否则堕胎是违法的。她不得不向联邦特区法庭提起诉讼，要求判决得克萨斯州堕胎法规违宪。她寻求法院阻止得克萨斯州法规的实施。但是，联邦特区法庭拒绝承认允许她堕胎的强制令。于是，她于1970 年向美国最高法院起诉。法庭于1971 年12 月举行了听证会。1973 年1 月，法庭才宣布它的决定。最高法院宣称，决定堕胎的权利是受宪法保护的一项根本性的个人自由。

罗伊诉韦德案判决建立了公民终止孕期的宪法权利，这是对激进女权主义早期要求的有力支持。这个判决看上去接受了女权主义的观点，即家庭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社会集合体，而不是一个由一个人主宰的单位。由此而来，妇女在家庭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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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法律权利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扩展。

罗伊诉韦德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女性堕胎的合法化，即女性能够在怀孕的前三个月有权堕胎。堕胎合法化为妇女带来了更好、更安全的服务，地方妇女小组建立了公共 问讯处，一些商业诊所雇堕胎激进活动分子去做顾问，妇女保健工作者提高了她们的堕胎技术，一些地区的妇女组织提供了非盈利的堕胎设备。 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也刺激了反堕胎运动的发展。据哈里斯民意调查，1973 一1985 年，赞成罗诉韦德案判决的比例为52cy0 一60 % ，反对该判决的比例为37cy0 一42 ％。 在这之后，反堕胎运动此起彼伏。在1976 年，反堕胎运动的第一个胜利是议会通过了海德修正案 ，紧随海德修正案，许多州停止了为“医学上的不必要”的堕胎给予基金。因海德修正案的存在而受伤害的妇女不胜枚举。但在此修正案之前，堕胎者中的1 / 3 都是用医疗补助计划基金做的手术，每年大约有294 , 000 人，（另外还有133 , 000 适合医疗补助计划的妇女因为程序问题而不能够获得补助基金）

2 ．罗欧诉博尔顿案

玛丽· 罗欧尽管22 岁，却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由于家庭的贫困，她无力抚养孩子。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己经送到了寄养家庭寄养，1969 年7 月出生的最小，也一直在寻求寄养。她的丈夫只是个打零工的人，而且她一直是个精神病人，医生认为生下孩子不如堕胎对她的健康有利。

罗欧诉博尔顿案涉及1968 年乔治亚州允许堕胎的法规。此法规规定，只有在怀孕危及母亲的生命，或者因为强奸或乱伦而怀孕，或者预见到即将出生的婴儿有生理缺陷的情况下，才允许堕胎。但是，实际程序复杂，真正能够堕胎的人很少。法规要求的程序有医院的鉴定、医院堕胎委员会批准、两位医生的同意和在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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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这四个条件。玛丽· 罗欧因医生的建议要求堕胎，但医院堕胎委员会一直拒绝她的要求，她寻找宣告式判决（DeClaratory Judgment ）― 宣告乔治亚州的法规不仅侵犯了宪法第14 条修正案赋予她的法定诉讼程序及平等保护的权利，而且还侵犯了她的隐私权。她还寻求禁止法令实施的命令。1970 年4 月法庭备案，1972 年10 月举行听证会，1973 年宣布判决。因为乔治亚州的法规规定仅仅是在受限制的情况下才允许堕胎，最高法院法庭发现乔治亚州的法规违反宪法，认为此法规侵犯了个人隐私和个人自由。法庭进一步地裁决州的四个条件违反了宪法，例如，乔治亚州不能要求仅仅在某些医院堕胎，因为这不能表明这样的限制会增加对怀孕妇女健康的保证，这样的要求妨碍了怀孕妇女在妊娠早期堕胎的权利。

1972 年，美国赞成无条件堕胎合法化的比例，据盖洛普民意调查为46 % ，据哈里斯民意调查为48 ％。因《 洛衫矶时报》 有一个全国性民意测验统计：61cy0 的美国人认为堕胎在道义上是错误的行为，57cy0 的人认为堕胎是谋杀，但74 ％的人的观点是不管怎么说“堕胎是一个必须由妇女自己来做决定的事” 。尽管堕胎的纷争至今还未结束，但是，妇女对于生育的自由选择权己经成为一项受到宪法保护的权利。这一论断，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

但是，大多数人的认可并不代表法官以及反堕胎人士的认可。1980 年，最高法院支持海德修正案，开始破坏妇女的堕胎权利。1989 年，韦伯斯特诉生育健康服务中心，法院对堕胎的新的州限制打开方便之门；1990 年霍奇森诉明尼苏达，法院支持了最严厉的父母通知法案；1992 年的计划生育诉凯西案裁决更进一步地限制妇女可以自由堕胎。生育权利全国网认为彻底的生育自由权利的实现有许多条件。例如，生育自由取决于国家的经济状况，男女工资平等，女性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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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足够支撑一个家庭；一个合理的公共健康体制；充足的福利；良好的住所；有质量的儿童保育；能够满足孩子需要的公立学校体制。 这些条件，决定着女性生育自由权利实现的程度。这些条件证明了弗里丹的观点的合理性。弗里丹认为，女权运动的第二阶段是以真正的男女平等为基础的制度重建，“选择”要孩子，这些问题的动力既是经济的也是性别的。

（三）宪法平等权利修正案运动始末

美国宪法没有保障男女工资平等和工作机会平等的条款。因此，政治、教育的平等和社会保障的实现是难以实现的。这些方面的进展需要通过立法加以确认，但国会可能阻止立法的进行。因此在妇女赢得选举权后，全国妇女党的领袖爱丽丝· 保罗认为妇女需要一个修正案去禁止基于性别的所有歧视，为妇女取得完全的平等。正如她所说：“在整个合众国以及它管辖的每一个地区，男人和女人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国会有权通过适当的立法实施这一条款。”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她起草了平等权利联邦宪法修正案。1923 年，这个修正案第一次在议会介绍给议员们，其内容是：“在美国及其所辖每个地区，男女应拥有平等的权利，国会有权制定适当立法实施这一条款。”

两党都表明了他们支持的态度。1940 年，共和党支持平等权利联邦宪法修正案。1944 年，民主党支持平等权利联邦宪法修正案，但是这个法案没有在国会通过。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1971 年，这个修正案每年都以不同的形式在国会介绍。 全国妇女组织成立后，为宪法修正案的批准坚持斗争。1972 年5 月22 日，参议院批准了平等权利修正案。其内容：一是在论及性别问题时，美国任何一个州都不能否定或剥夺法定的平等权利；二是国会有权通过立法加强该项法令的条款；三是该修正案在批准后两年内有效。因宪法规定，修正案必须要有38 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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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准才能生效。修正案提交各州批准后，起初进展顺利，仅仅两年就得到了34 个州的批准，但1974 年以后批准的发展速度慢了下来。1979 年3 月22 日，是宪法规定的7 年的批准期限到期的日子，修正案没达到宪法所要求的38 个州的批准。因此，国会把修正案的批准期限延长39 个月。39 个月后，1982 年6 月30 日，修正案才得到35 个州的批准。因此，修正案的批准程序未能按期完成，最终还是失败了。此后，修正案每年都在国会加以介绍。

尽管修正案没有成为法案，但1972 年到1982 年间，公共意见投票表明大多数公众支持修正案。在它遭到失败的时候，1981 年7 月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63 ％的人（包括男子）赞成修正案。只有32 ％的人反对它。它赢得了大多数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支持，以及自称为保守派或自由派的人的支持。居住着占全国人口压倒多数的那些州批准了修正案，只占全国人口很小部分的不到1 / 4 的州却阻止了它的批准。《 平等权利修正案》 失败的原因。1973 年，30 个州批准了修正案。这一年，最高法院裁决罗伊诉韦德案，导致社会上对女权运动的反对逐渐加强。一些州议员们担心，如果批准《 平等权利修正案》 通过，妇女会获得不受限制的自由。激进女权主义者提出堕胎权利和平等权利，倡导性享乐主义，传统的保守派认为，这些会破坏美国的传统价值观。他们不能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决，只好集中精力来制止《 平等权利修正案》 的通过。菲利斯。斯加拉弗利是右翼势力先锋，她组建“雄鹰论坛”，分部遍及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对《 平等权利修正案》 的运动。她认为修正案的真正用意是主张美国社会由妇女来主宰。1972 年2 月，她在“菲利斯· 斯加拉弗利报告”中对修正案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引起了持有传统观念的妇女和一些保守政府官员的不安。那些传统的女性己经适应了自身的母亲兼配偶的角色，对激进女权主义者的主张极其排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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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她们投票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

当时，一些州没有批准修正案，是因为妇女组织在这些州没有基础组织。南方是保守派的大本营，在这里她们的力量更加薄弱。

此外，男女性别不同，他们的地位也不同。但是，用这种差异性去推动《 平等权利修正案》 通过是很难的，因为最高法院的裁决和平等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己经消除了一些性别歧视的恶劣范例。

1980 年选举中，里根公开地反对《 平等权利修正案》 ，共和党人取消了对《 平等权利修正案》 的支持。里根在其总统任期内运用行政权力去缩减政府中妇女和少数民族雇员，他还利用他的任命权力任命保守法官到联邦法庭。④ 修正案的失败是妇女间利益分歧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弗里丹说：除非《 平等权利修正案》 成为宪法的一部分，否则女性无法确保在离婚协议里得到与自己的付出相当的公平待遇，也没法得到平等的社会安全保障― 会比照顾孩子和丈夫应得的“报酬”少得多。

四、社会意识的变革

总的来说，20 世纪60 、70 年代的女权运动对提高年轻一代的两性平等意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说，意识作为一种力量会刺激价值的转变和行为的选择。政党讨论、媒体报道、公立学校课程的设置、雇佣惯例、家庭生活的动态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这个运动的影响。

2007 年，59 岁的哈佛大学首位女校长德鲁· 吉尔平· 福斯特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历程时说，她的母亲总是告诉她：“宝贝，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你越早意识到这一点，就会生活得越好。”德鲁现在评论说：“我想，在很多方面，这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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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宝贝，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 是一种苦涩的评论，它出自属于那一代的一个女性之口，她们未曾拥有过我们这一代女性所拥有的这种机会。”笔者认为，德鲁这一代的命运转变，来自于她自身的拼搏。这样的事情在以前的时代是想象不到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意识有了巨大的变化。女权运动之后，社会环境改变，社会意识转变，男女平等观念得到普遍认可，她才有机会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学者和教授。很明显，任何影响美国最大单一群体行为的变化都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剧烈的影响。同样，任何关于男性及女性“角色”文化态度上的转变都将预示着我们头脑中对自身形象的描绘将发生重大的改变。尽管妇女运动受到这样那样的指责，如戴维· 斯泰格沃德认为：“由于鼓励家庭的崩溃，其趋势是男子的解放多于妇女，妇女则更频繁地在抚养他们的孩子的方面承担唯一的责任。”这场运动对社会意识的影响是明显的，提高了女性的自尊、技能、知识意识，促进了女性的觉醒，推动女性实现政治自治。1962 年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绝大多数的女性并不认为妇女们受到了歧视。而1974 年对类似的问题的回答表明了观念转变之巨大而迅速，2 / 3 以上的妇女应答者支持为妇女们争取更多的平等而努力。有一种观念认为妇女的位置是在家中。这种观念1970 年普遍存在并且十分稳定，但在1974 年处于一种迅速瓦解的状态。在20 世纪70 年代初期进行的另外一项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接受测验的人认为男人和女人在出生时就具备了同样的天赋。而且，在大学里只有1 / 3 的妇女还认为生孩子是一个重要的个人事情。现在，在社会上，母亲不再是妇女唯一的一个角色。在家庭之外工作的妇女很多，她们在法律、医疗、教育和商业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美国社会的妇女观念从美国人的言论中就可以看出，“美国生活的创业史，以及移民普遍的贫困，使美国妇女先于其它国家的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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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成为国家生活中当之无愧的半边天。”因1970 年代以前，有一些女性担任医生、教授、律师、参议员这些上层职业，但是几乎没有女性掌握实权。但女权运动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两次统计就可以说明妇女在各个领域的显著发展。2005 至2006 年，在教育方面，妇女有望达到学校所授予的学士学位的59 % ，硕士学位的60 ％。2002 年，以女性企业家为首的商业进款达到9408 亿美元。在2005 年，大约203 , 000 个妇女为现役军人，占武装部队的15 ％。几乎35000 位妇女为军官。在2004 - 2005 学年，有290 万女孩参加了学校的运动项目，而1973 年― 1974 学年仅仅有130 万女孩参加校运动项目。

（一）妇女经济意识的变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能够赚钱就意味着独立。从妇女就业的人数与比例即可以看出妇女的经济意识的转变，妇女能够经济独立是妇女地位改变的最显著的标志。从1950 到1974 年的25 年间，在工厂工作的妇女的数量从17 , 800 , 000 到大约35 , 200 , 000 , 最重要的是，16 岁以上所有妇女在外就业从大约1 / 3 到一半，而到1990 年这个比率达到了60 ％。在2000 ，妇女组成了劳动力大军的46 . scyo 打破职业垄断也是妇女自身意识提高的表现，敢于挑战以前男性垄断的职业，说明男女平等的进程又进了一步。大批妇女正在进入专业领域。例如，1982 年，纽约42 名妇女通过了法庭的监督的测试和培训，成为纽约历史上第一批女性消防员，尽管这些女性仅仅占纽约13000 名消防队员的0 . 3 ％。再如，女性地下煤矿工人的数量在1973 年为零，但到1980 年末，经过妇女们的努力，己经有了3500 多人，尽管刚刚组成了劳动力的2 ％， 1972 年，律师中的4 . 7cy0 和医生中的8 . 9 ％是妇女，到1979 年这些百分比数字明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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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到12.4cy0 和11cy0 。到1981 年，女医生的百分比己经上升到22 ％。这一年，全国法律学院毕业的学生中有30 . 2cy0 是妇女。妇女获得工程学位的百分比，从1971 年的0 . 8 ％上升1981 年的10 . 4cy0 。在突破很多性别隔离的职业方面也取得了进展，现在，45 ％的公共汽车司机和酒吧服务员都妇女。 这些微小的数字变化证明，人们己经具有了一定的男女平等意识。以前，一些工作由男性垄断。现在，有些女性也进入了这些工作领域。

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己婚妇女教育程度比丈夫高，其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上世纪70 年代，男人通常娶教育程度低于自己的女子为妻，而且太太较少外出就业，但如今情况己经改变。同样，以往2 / 3 的女人即使自己不爱一个男人，也会因为男人赚钱多而嫁给他。现在，87 ％的女性认为拥有一个合得来的男人比能赚钱更重要。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家齐林指出，这是自20 世纪中叶以来，婚姻中两性角色地位的历史性转变。过去的情形是先生赚钱，太太持家。现在则是两人一起赚钱。 按照商业周刊（2008 ）的调查数据，美国年龄在20 岁及20 岁以上的妇女从H 月到4 月获得了将近30 万份工作。同一时期，同样年龄的男子失去了将近70 万份工作。此外，在私营部门，妇女就业率从58 . Icy0 到58 . 3cy0 。 妇女就业增长最快的是处于生育高峰期的妇女，年龄自20 岁至34 岁。到1970 年中期，在这个年龄组中有61 ％的妇女就业；在大学毕业的妇女中比例高达86 ％。妇女就业增长最快的则是有小孩的妇女。从1959 年到1974 年，有3 岁以下孩子的母亲的就业率提高了一倍多，从15 ％到31 % ；带有3 岁至5 岁孩子的母亲的就业率则从25 ％提高到39 ％。

在过去的20 年间，在金融业中，性别结构己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 华尔街的女人》 中，作者采访了14 位华尔街成功的女性，虽然有一些身居金融界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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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拒绝了作者的采访，但此书的内容，足以证明女性己经打破性别藩篱，在男人垄断的金融业占有了一席之地。很明显，女性职业地位和经济能力的上升己经成为事实。但也应该看到，尽管最近几年男女之间的报酬差距己经缩小，但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依然存在。在1985 年，男人平均收入一美元，女人平均收入为68 美分，到1999 年女人平均收入升到了77 美分。照这样的比例，再有50 年，妇女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工资平等。

（二）妇女政治意识的提高

妇女参政的积极性、参政机会和参政人数也都有明显增加。1969 年美国各州议会的女议员共计301 位，占议员总数的4 ％。自1969 年后，妇女参政实力大增，女议员人数增加了4 倍，在7641 个州议会议席中，妇女占1 175 个，约占总数的15 . 6 ％。1981 年，则有908 个。1988 年，有1073 名妇女被各州选为议员。据统计，1971 年，美国参众两院共有女议员17 人，到1989 年增加到28 人。 有更多的妇女取得了政府官员的职务。1969 年，在全国范围内有301 个妇女是州级议员，1981 年则有908 个。1975 年，全国选举的官员中有5765 个妇女，到1981 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4225 个。女权主义们大多受过更好的教育，更富有，更有可能在外工作，所以她们就有可能倾向于支持不同的候选人。工作在外的妇女们有可能更加支持育儿公共资金，同工同酬，探亲假以及其他的有益于妇女的党派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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