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学生成长的名人故事)外交家成长故事

篇一：(激励学生成长的名人故事)外交家成长故事_李斯的故事

一、起自闾阎游诸侯

李斯本是战国晚期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的一介平民。当时的平民二十五家为一闾，阎是里巷的门，故人称李斯“起自闾阎”。

战国时代社会剧变。礼崩乐坏，后来连挂名的周天子也没有了，各诸侯国之间进行着激烈的兼并战争。为了富国强兵，各国统治者不得不打破传统的世卿世禄制，从鄙野之士中选拔人才，因此当时出现了许多布衣卿相。这种形势，激发了天下士人多少美妙的憧憬，诱使他们舍弃妻儿，远离家乡，探深涉险，走公室，跑私门，游学仕宦，献策干禄，希望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和任用。

李斯就是这样一个不甘平庸的人。在他刚成年的时候，在本乡做了个管文书的杂差小吏。地位虽低，但官场上那种强烈的高下尊卑的等级对比却使他不得不考虑许多人生的大问题。一次，他见到官舍厕所里的老鼠，在粪便堆中东嗅西寻，找到一点儿吃食便如获至宝；刚要咬啮，有人或狗走近，又不得不舍弃而惊恐逃窜。再看那官仓中的老鼠，积谷多有，无饥馑之忧；高廊大厦，无风雨之愁，更不见人或狗的惊扰。于是李斯似乎从中悟出一些人生的真谛：老鼠处于不同形势和环境，就有不同的遭遇！人也一样，大家本无贤良卑劣之分，一生中能爬到社会上层，就安享荣华；居于人下，就要历经贫贱和磨难！至此，李斯再也不能安于自己一介平民的地位，他决心向上爬，做人上之人。攫取权势提升社会地位的欲火在他的肺腑中燃烧：他要改变自己！

“学而优则仕”，当官的资本就是要通晓治理国家的帝王之术，能够在“主卖爵禄、臣卖智力”的交易中得到君主的赏识。李斯也不得不走当时游学之士共同的道路：先投师受教，再谋求升迁。他选择了那时最著名的思想家、儒学大师荀况为自己的老师，同学的还有韩国贵族韩非和后来汉代的经学大师浮丘伯等人。

荀况是赵国人，五十岁时到齐国游学，曾三次成为战国后期最负盛名的学术中心稷下学宫（在齐都临淄城的稷门下，今山东淄博市东北临淄镇北）的领袖（祭酒）。后来他又到楚国，曾担任兰陵令，去职后执教著述。他的学说虽然仍以孔子为宗，但又结合战国变化了的形势，对儒学加以发展。形成了一种能够兼顾地主阶级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新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传统儒学的“礼治”思想和战国政治家从富国强兵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法治”思想的结合，二者一文一武，如车之双轮，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荀况的学说形成了当时影响很大的一个思想流派。

李斯到了荀况门下，主要着眼于学习所谓“帝王之术”，即学习那种能够摸透和打动君主心理，能够满足他们的扩张欲望和急功近利致强致富的“法治”学说。聪明的李斯知道，掌握这套东西，同时也是在官场上快速升迁、满足个人荣华富贵的终南捷径。当时与李斯同学的还有韩非，他们二人后来同为战国晚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不过李斯偏重于政治实践，韩非则侧重于理论著述。

从《荀子》一篇名为《议兵》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李斯和他的老师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荀子坚守儒家的基本立场，主张兴仁义之兵，以礼治国，以道德感召的方法完成天下统一。李斯有一次问荀子说：“秦国从秦孝公开始经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到现在，已经连续四代兵强天下、威行诸侯。它之所以有胜无败，并不是靠的什么仁义，而靠的是用赏罚调动它的人民不怕死，用威势强迫它的人民服从。这一套政策和

方法既实用又便利，我看对统一天下也更有效。难道不是这样吗？”

荀况同答说：“这是你所不了解的。你所说的‘便’。我看是非常的不便；我所说的行以仁义，是最大的‘便’。仁义是用来治理国家的根本，国家治理得好，人民就亲近君主，乐于为君主效力拼命。所以作为君主之事，凝聚人心好像是树木的根本，领兵打仗是树木的枝叶，一个重一个轻有主次之分。秦国虽然能四代连续打胜仗，但它不得人心，时刻担心天下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摧毁它，这就是没有前途的‘末世之兵’，它没有雄厚的根基。所以当初商汤能够打败夏桀，并不仅仅是在呜条之战时；周武王能够打败商纣，也不仅仪是在牧野之战的那个早晨。他们多年以仁德感召人心，有了深厚的积累才能形成所向无敌的‘仁义之兵’。像你这样看待形势不看根本而只看未叶，这就是天下所以战乱不已的原因呀！”

在荀况看来，当时兼并诸侯统一天下有三种方法：一是“以德兼人”，即别国的老百姓仰慕我的名声，赞美我的道德品质，巴不得立刻成为我的臣民。所以听说我们要来，就打开大门，平整道路，欢迎我们进入他们的国家。借此我们很轻易地就得地兼人，不但百姓安稳，法令畅行，而且我们越来越强大。二是“以力兼人”，别人既非在德行上也非在声誉上喜欢我们，而是害怕我们的兵力，被形势所裹挟而投靠了我们，老百姓有叛离之心但无作乱之胆。这样虽然也能统一，但必须保持强大的威势，军队越养越多，地盘越大越感到兵少，反而越虚弱。三是“以富兼人”，别人既非在德行上也非在声誉上喜欢我们，而是因贫穷而求富，因饥饿求饱腹而投靠了我们。这样我们要打开粮仓接济他们，拿出钱财抚恤他们，派出品德优良的官员去慰劳他们，要经过三年以上，双方才能建立信任关系。这样得地越多越虚，得人越多国越贫。三条道路的结果是，以道德统一天下者可以为王，以霸力统一天下最终必弱，以财富统一天下最终必贫。

荀况认为，在当时，靠兵力的强大兼并一个国家或占有一块土地都不是太难的事情，难的是“凝”，也就是把这种局面巩固稳定下来。比如齐国可以吞并宋国，但后来不能“凝”，结果又被魏国夺去；燕国可以占领齐国也不能“凝”，很快又被齐国故将田单翻盘；韩国的上党之地是一块“肥肉”，韩国把它送给赵国，可是赵国不能“凝”，最终将它夺走的是秦国。荀子的意思是，仅仅依靠军事手段只能建立一个短暂的不稳固的军事联合体，而古代商汤、周武这样的圣人能建立一个绵延久远的王朝，靠的是“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也就是说，打天下可以用战争，但同时还要有收拢人心的思想文化手段，也就是用儒家的德礼诚信抚慰士民，用爱民的仁政让人心服，使之对新的国家有归属感。只有这样做，才能是“大凝”，才能成就真正的“王者之业”。荀子这种以礼治国的思想是很有远见的，点中了即将到来的秦王朝的“命穴”。可惜后来不管是秦朝的统治者还是像李斯这样的辅政大臣都难以认识到这一点（历史上反面的教训往往比正面的经验更能让人汲取），否则中国的古代的历史将被重写。

李斯学成后，便要告别自己的老师。但到哪里去？他本想效力于乡梓故国，又眼看着楚国江河日下，连郢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北纪南城）都被秦国攻占，效力楚王已经难有作为了。其他东方各国，也无不苟延残喘，都不是能让人建功立业的理想之地。于是李斯决定西入强秦，一试身手。

在向老师辞行时，李斯坦率地表露了自己的心志：“我听说人生的机会稍纵即逝，有了就应该牢牢抓住。今天诸侯争雄，秦王羽翼丰满，极欲吞并天下。这正是布衣游士驰骋伸展的好机会。人生的耻辱莫过于卑贱，一世的悲哀莫过于穷困。有些人自甘于卑贱贫困，毫无作为，

篇二：(激励学生成长的名人故事)外交家成长故事_洪承畴的故事

一、出身清贫，学业优异

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二十二日生，明末清初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二十七都英山霞美乡（今福建南安英都镇良山村霞美）人。

洪承畴的远祖本姓陈，因入赘于洪氏，故改姓洪。洪承畴为当地望族的后裔，是武荣翁山洪氏的第十二代孙，属东轩五房。这是一户书香门第，然而到了他的曾祖父一代，家道已经中落。曾祖父洪以诜，庠生。祖父洪有秩，贡生，卒于赴考途中。父亲洪启熙是洪有秩的遗腹子，母戴氏，因孝事姑婆，扶孤成长，被朝廷旌表节孝烈女，赠一品夫人。

洪承畴的父亲洪启熙，字尔朝，号幼迹公，也是一名秀才，以致孝远近闻名。其妻傅氏为名门闺秀，有文化教养，具备传统女性优良品德，对三个儿子要求极严。次子承畹早逝，三子承唆的书法极佳，很受人们的喜爱。

洪承畴是启熙夫妇的长子，对他的期望和钟爱更是无可比拟。七岁时，洪承畴进入溪益馆读书。后因家境贫寒；十一岁时便辍学在家，每天帮助母亲做豆干，次日早上再到集镇上出售，如果还有剩余，就在附近乡村走街串巷高声叫卖。这种艰难的生活，给了洪承畴很大的磨炼，也使其思想认识有了提高。因为接触到大千世界，特别是社会下层的贫苦人民，所以使他对社会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从而也给有抱负的洪承畴在脑海里勾画出一幅未来想要实现的草图。

当时，洪氏西轩长房的才子洪启胤在水沟馆办村学。好学、上进的洪承畴，在闲暇的时候，就到学馆外听课，偶尔有的学生不会作对子，他便代其完成，并且还能得到先生的赞扬。久而久之，洪启胤发现洪氏家族还有这样一个天赋极高、抱负不凡的人，就决定收洪承畴为门徒，让他免费读书。

洪承畴非常珍惜这一难得的学习机会。他抓紧时间，刻苦学习，不但出色地完成学馆的课业，而且博览群书，尽量获取不同学科的知识。启胤先生见洪承畴前途无量，也就更加用心培养，将自己的藏书如《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孙子兵法》等经典著作借给承畴阅读，对于他所提出的问题，都给予耐心、细致的解答。洪承畴从小就表现出了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对此，洪启胤很是赏识，同时也加以鼓励和正确引导。洪启胤就曾在洪承畴的一篇文章中写下“家驹千里，国石万均”的评语。

五年以后，洪承畴来到泉州城北学馆读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二十三岁的洪承畴到省城参加乡试，中乙卯科第十九名举人。第二年赴京参加会试、殿试，结果中丙辰科二甲第十四名。洪承畴从此释褐，踏上仕途，并步步高升。

洪承畴初授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六年中，历员外郎、郎中，成为清吏司的最高长官，是尚书、侍郎以下的重要部员。

明天启二年（1622），洪承畴由中央调到地方，为浙江提学佥事。按照明朝规定，该官在三年的任期内，要巡回考试各府、州、县的生员。乡试前负责考定各地教官的等第，以便选聘至省城阅卷。洪承畴以其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观察、判断力，所选拔的人才皆称俊奇，因而受

到了朝廷的赞扬和赏识。两年后，即迁为承宣布政使司左参议。三年任满，又迁陕西督粮参政，成为国家从三品地方大员。

洪承畴从万历四十四年，二十四岁时金榜题名，到天启七年三十五岁时升任陕西督粮参政，短短十二年间便成为一名三品的朝廷命官。由此也可见洪承畴的办事能力，及对人际关系的妥善处理。然而此时的洪承畴，只是一个听命于上级的下属官员，并未能发挥个人运筹帷幄的聪明才智，及独当一面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从而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创造奇迹，在同辈中独树一帜。洪承畴只能企盼着机会的到来。

二、剿灭义军，崭露头角

“时势造英雄。”明末社会的动荡不安，为洪承畴施展其才能和谋略提供了实践的机会，而每次实践的成功，又为他加官晋爵提供了依据。当大权在掌、独当一面的时候，洪承畴的足智多谋便得以充分表露和发挥了。

明朝天启七年（1627），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斗耀“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县民王二，聚众数百人，皆以墨涂面，闯入县城，杀死知县。王二领导的起义，正式拉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王二起义的次年，即崇祯元年（1628），陕西许多地方的饥民、失业驿卒和逃亡士兵等便闻风而动，纷纷起义。如府谷县农民王嘉胤率领广大群众起义，王二闻讯即率部来汇合，共拥众五六千人；清涧人王左桂（原名王子顺）更召集骑士万人，反于宜川；汉南人王大梁起义后，有部众数百人，自称大梁王，到崇祯元年十月，又有成县、两当两地的农民三千多人加入，攻克略阳，逼近汉中府；清涧人点灯子（赵四儿、赵胜）也在本县起义；十二月，固原发生兵变；崇祯二年，阶州士兵周大旺率众起义；三年，陕北饥军三千余人在神一元领导下起义。

人民起义的烈火，开始在三秦大地熊熊燃烧，而且越来越旺。这就使刚刚登上皇位的崇祯皇帝惊恐万状。遂于崇祯二年（1629）二月，以杨鹤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全力对付起义军。《明通鉴》说：“是时，关中寇炽，廷臣莫肯往，群推鹤。上召鹤问方略，对日：‘清慎自持，抚恤将卒而已。”’显然杨鹤是把农民起义看作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他还提出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策略。

事实上，在对付农民起义的问题上，明中央和地方的官员，大抵主张剿抚并用，但究竟是以剿为主，还是以抚为主，却往往出现分歧。杨鹤以抚为主的方针，得到了部分廷臣和地方官员的支持，崇祯帝也一度表示认可。在崇祯四年（1631）正月的一次廷对中，他就说：“寇亦我赤子，宜抚之。”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杨鹤的主抚政策以失败告终。四年七月，杨鹤即下刑部狱。

而此时的洪承畴却有自己的想法与做法。崇祯二年（1629）九月，混天王与王子顺等千余人活动于雒川县曹店村、宜川县龙耳嘴一带，后又掠韩城的龙门渡，守将失利。时为督粮道参政的洪承畴同抚院中军李满仓、都司艾穆、千总费邑宰等击败起义军，起义军走清涧，韩城解围。这一战使得洪承畴名声远扬，也为日后的升迁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崇祯三年（1630）六月，起义军首领王嘉胤杀孤山副将李钊，米脂张献忠聚众响应，起义军

篇三：(激励学生成长的名人故事)科学家成长故事_阿·诺贝尔

1833年10月21日阿尔弗里德·伯恩纳德在斯德哥尔摩北部郊区的一所房子里诞生。这个小家伙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一直纤弱多病，他的妈妈只好拿出她全部的爱来关怀他，以便使这盏明灭不定的生命之灯，能够点燃下去。当别人全都放弃希望的时候，只有她自信能够养活这个孩子，并且取得了成功。

当他到了上学的年龄时，他进了斯德哥尔摩的圣雅各布高级卫道士小学，于1841年至1842年念了几个学期的书。这是那个孩子所受的唯一真正的学校教育，而他后来竟成为功成名就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并且有着广泛的一般知识和掌握几种语言。在这所小学的报告书上表明，他所有的功课以及勤奋和德行，都得了最高分，在全校82个学生中，得过同样最高分数的，还只有另外两名学生。然而，他短暂的学校生活，很快便由于家庭外迁而终止了。

对于伊曼纽尔·诺贝尔这位善于思考的建筑师和承包商来说，试验和设计比从他的职业中所赚来的金钱更为重要。由于这一原因，加上在其承包生意中的一再背运，他已经落到了困境。为了躲避那些咄咄逼人的债主使他被捕和投进欠债者监狱的威胁，也为了给他的许多设想开辟新的道路，他于一八三七年没带家眷离开了自己的故乡。他自己曾经写道，他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实现我的计划，并且为我的刻苦努力争取勇气”，他显然认为在他曾遭到很多不应遭受的挫折的本国里，他的那些打算将永无实现之日。

丈夫离家之后的五年多光景，安德烈特在几位有同情心的朋友帮助下，在家门附近开了一个小小的牛奶蔬菜店，勉强维持自己和四个孩子的生活。尽管她精神饱满地埋头苦干，却只能在贫困的边缘挣扎。长子罗伯特晚年曾经说过：“我最辛酸的记忆之一是这个时期的一段小插曲：有一次妈妈给了我一个三分钱的小硬币，要我去买晚饭吃的东西，而我却把这个可怜的小硬币弄丢了。”

但是，对于这对分头辛勤苦干并盼望及早团圆的夫妇来说，好日子就要来临了。在芬兰的图尔库（阿博），伊曼纽尔·诺贝尔作为一个建筑师、营造师和这样那样的实验员经历了几个辛苦的岁月，图尔库的一些当时风格的房子，就是他在那里活动的见证物。此后，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伊曼纽尔·诺贝尔又到了沙俄的圣彼得堡，拼命地在那里干起工作来。

当他还在瑞典的时候，伊曼纽尔曾彻底实验过一种发明，即用炸药装置的各种地雷和水雷，“在陆地或海洋，将进攻之敌消灭在有相当距离的地方”。他曾将这项发明，连同草图和样品，提交给自己国家的武装部队，但使他失望的是，他们对此毫无兴趣。在圣彼得堡，他又精力十足地恢复了对各种雷的实验。由于在军事当局面前成功的表演，加之得到有影响的头面人物的帮助，这项发明引起了巨大的兴趣。伊曼纽尔·诺贝尔也收到了一笔奖金。用这笔钱和顽强的精力作为资本，他在一八四二年成为他所建立的一家机械厂——“奥加里夫与诺贝尔官方准办的铸造车轮厂”的老板之一。除了地雷和水雷之外，这家工厂还制造过相当有名的“诺贝尔型轮轴切削车床”，以及炮车和机床。俄国最早的中央暖气热水管，也是以诺贝尔的设计为基础，在这家工厂制造的；后来的各种暖气系统，都是由此演变而来的。

一旦他的经济情况好转，久久盼望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他可以派人去接自己的家眷来了。当时的芬兰和俄国都还没有铁路，人们可以想象这个家庭在一八四二年十月动身的时候，先是乘坐帆船横渡亚兰海，接着又坐着公共马车，走过了从图尔库到圣彼得堡这一漫长而崎岖的道路。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就这样在他九岁那年来到了俄国；在一个重新团圆的幸福家庭里，在一种可以设想到的不同于他的故乡的环境里，他度过了自己年轻时代重要的几年。

在专制统治者尼古拉一世的俄国，官僚主义的行政机构，严厉的警察控制和检查制度，盛行在各个生活领域。一个从西欧来的外国人，在当时那种政治动荡的局势下，要想在俄国谋生的话，就必须有特别的东西作为贡献，同时还要有精力和闯劲，以及在上层有后台才行。他还必须懂得如何谨慎行事。伊曼纽尔·诺贝尔具备所有这些条件。因此，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他的工厂企业的生产稳定提高，产品也不断增加。一八四六年，他用自己的碾压机作为设备，建立了一座新的更大的工厂，生产供应蒸汽机、水管及铁器制品；这家工厂在俄国的国营和私营企业中，都享有信誉。

这个家庭现在总算交上了好运，诺贝尔已经有了一所自己的房子。他们又生了三个孩子，但都夭折。伊曼纽尔·诺贝尔是一条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在几年之内，就把在瑞典欠下的债款还得一干二净。这个家庭昌盛的另一个可喜的结果是，从他们到达圣彼得堡的时候起，包括阿尔弗里德在内的三个大一点的儿子，都能够受到家庭教师的教育。教他们的大多是些出色的俄国和瑞典教师，其中包括俄国人化学教授尼古拉·津宁（1812—1880），瑞典语言及历史教员拉斯·桑特森（1789—1853）。这对于诺贝尔兄弟们的前途和广泛兴趣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在他的少年时代及后来在伊曼纽尔的工厂里当助手时，阿尔弗里德与他那位精力充沛的父亲及其思想财富，有着密切的接触。通过观察，他受到父亲那种突出的发明精神的影响，并且将它发展到更加广阔的地步，大量的家庭通信及前面提到的阿尔弗里德的那首诗，给这位体质虚弱的年轻人勾划了一幅画象：由于勤奋学习与渴求知识，凡是经他耳闻目睹的那些重要学问，统统都被他敏锐地吸收进去。生活本身变成了他的大学，而他清楚的思想所达到的顶点，则是他唯一的考试成绩。他曾说过，尽管生活无疑是很艰难与忧虑的，但“我把它看成是一份珍奇的礼物，是大自然这位母亲亲手赋与我们的一颗宝石，让我们自己来磨炼它，直到这颗宝石用它的光泽来酬赏我们的辛勤劳动”。

他的父亲伊曼纽尔，是位寡言少语、轻易不肯颂扬别人的人，但在当时写给他的小舅子路德维格·阿尔塞尔的一封信里却说：“我的好学而勤奋的阿尔弗里德??，受到父母的器重和兄弟们的高度尊敬，这是因为他有着无与伦比的学识和不屈不挠的工作精神。”

1850年，当他17岁的时候，这位年轻人被送出去进行首次学习旅行；在那个时代，这种旅行还是冒险和困难的。这次旅行长达两年，除到了他的祖国瑞典之外，还去过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北美。

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1853—1856）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已经回到了圣彼得堡，同他两位哥哥一起在父亲的企业里工作。他父亲的企业这时又扩大了，并且改名为“诺贝尔父子机械铸造厂”。

1856年由于巴黎和约的签订，结束了这场战争。沙皇尼古拉一世这时也已经到他的祖先那里报到去了，新政府撕毁了一切订货合同，于是，这家雇佣一千多名工人从事大规模生产的模范工厂，突然遭到了厄运。诺贝尔父子工厂迅速转向生产蒸汽机这一单项产品。处于困境的伊曼纽尔·诺贝尔，由于为航行于伏尔加河和里海的首批班轮设计生产了二十台蒸汽机，从而又建立了一项开创性的功绩。但是，这家曾在俄国的工业化和国防中起过巨大作用的企业，当时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因此，精通外语的阿尔弗里德在1858年被派到伦敦和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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