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蔡京：治国之才为何成千古奸相

重读蔡京：治国之才为何成千古奸相

本文来自：凤凰网历史，作者：高飏 千年奸相骂名的背后：走上歧途的治国奇才

提起蔡京，世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臭名昭著的著名奸相。这一点自北宋末年太学生陈东上书将蔡京列为“六贼”之首就已经形成了基调。《宋史》将蔡京列入《奸臣传》，称其“天资凶橘，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额狙伺为固位计，始终一说，谓当越拘擎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奸，屡罢屡起，且择与京不合者执政以视之。京每闻将退之免，辄入见祈哀，蒲伏扣头，无复廉耻。燕山之役，京送攸以诗，阳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解。见利忘义，至于兄弟为参、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即家为府，营进之徒，举集其门，输货憧隶得美官，弃纪纲法度为虚器。患失之心无所不至，根株结盘，牢不可脱。卒致宗社之祸，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给他定下了明确的评价：他阴险狡诈，心狠手辣，打击政敌不择手段；他惑乱人主，结党营私，致使官风败坏：他倡导“丰亨豫大”，骄奢淫逸，致使民不聊生；北宋的二百年基业虽然没有直接断送在他的手里，但他却是北宋灭亡的千古罪人，总而言之，他是历史上少有的一代巨奸。

时至今日，对蔡京的评价也依旧基本遵循这一基调。李国文在《蔡京之死》一文中如是说：蔡京是徽宗朝六贼之首，是个世人不齿的机会主义分子；历史上最狼狈为奸、最为虎作怅、最推波助澜、最兴风作浪的，就是宋徽宗一直倚为臂膀的股胧之臣的蔡京。可以说是现在对蔡京评价的典型缩影。

可以说，一直以来提到蔡京，一个“奸”字就概括了他的人生。但是，当我们开阔历史的视野，透过这个“奸”字，蔡京身上一些其他因素却格外醒目——他不仅是个奸臣，还是个能臣。他的行政才能早在当时就为世人所公认。而在一直以来在他批评不绝于耳的具体政策中，却一再能发现超越时人的政治经济见识和制度设计。早已有研究者指出，“他（蔡京）所创制的若干制度在南宋以至元、明的继续沿袭和发展，显然不是”苛政“二字界定得了的”（摘自《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作者：黄纯艳，原题：《论北宋蔡京经济改革》），其经济改革“适应了宋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不能不承认蔡京也是一个治国之才。可是，这个治国之才又为何将北宋送上了亡国之路？一个“奸”字恐怕不能概括所有的问题。这里，我们就要探讨一个天才的歧路之因。

当时人眼中的蔡京：新旧两党公认的宰相之才

对于蔡京的才能，同时代的记载中就已经揭示出对他极高的评价。

神宗熙宁末，王安石常常对年轻的蔡卞（蔡京之弟）说：“天下没有可用之才啊！不知将来

谁能继承我，执掌国柄？”然后掰着手指头自言自语：“我儿王元泽算一个！”回头对蔡卞说：“贤兄（指蔡京）如何？”又掰下一指；沉吟良久，才说：“吉甫（指吕惠卿）如何？且算一个吧。”然后颓然道，没了！

被王安石列为天下仅有的三个宰相之才之一，蔡京的才能可见一斑。

如果说王安石是变法的首领，对同属变法派的蔡京青眼有加的话，那么旧党一方的首脑人物同样对蔡京称赏不已。

元祐更化期间，旧党元老吕公著当政时，蔡京刚刚罢官进京。吕邀请蔡京到自己府中，让子孙站成一排在旁边侍候。吕说：“蔡君，我阅人无数，没有一个比你强！”以手自抚其座，道：“君日后一定坐在这个座位上，我把子孙都托付给你，希望不要推辞！”

另外一条记载中，旧党首领司马光在元祐更化时尽废王安石新法，大臣皆言不可；唯蔡京于五日内在开封府改募役为差役，受到司马光的称赞。

司马光和吕公著是元祐更化中旧党的两根顶梁柱，他们都对蔡京的治国才能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就足以说明，蔡京的能力已经超越党争，成为新旧两党公认的治国之才。

可是，后人却又另一种看王夫之：蔡京是无能的奸臣 实质只是弄臣

王夫之在《宋论》中专门有一节讨论蔡京，结论却颇不高。他认为，只有李林甫、秦桧这样的奸臣，才算是有才能的奸臣，因为“奸人得君久，持其权而以倾天下者，抑必有故。才足以代君，而贻君以宴逸；巧足以逢君，而济君之妄图；下足以弹压百僚，而莫之敢侮；上足以胁持人主，而终不敢轻。李林甫、卢杞、秦桧皆是也。进用之始，即有以耸动其君，而视为社稷之臣；既用之，则信向而尊礼之；权势已归，君虽疑而不能动摇之以使退。”（王夫之《宋论》卷八）也就是说，王夫之认为的有才能的奸臣，必须是权倾天下，上有能力代君主做出各种决断，又有能力满足君主的意图，下能压制百官，终至“胁持人主”。而蔡京明显不是这样。

在王夫之看来，蔡京不过是皇帝的弄臣罢了：“徽宗之相京也，虽尝赐坐而命之曰：“卿何以教之？”亦戏也。实则以弄臣畜之而已。京之为其所欲为也，虽奉王安石以为宗主，持绍述之说以大残善类。而熙、丰之法，非果于为也，实则以弄臣自处而已。“言下之意，宋徽宗以弄臣看待蔡京，蔡京也以弄臣自居，根本是无法做到”胁持人主而终不敢轻“的。

因此，在他看来，”彼之为恶者，犹有所为以钳服天下；而此（蔡京）之为戏者，一无所为也。彼之得君者，君不知其奸，而奸必有所饰；此之交相戏者，君贱之而不能舍之，则无所忌以无不可为也。“比起李林甫、秦桧等权奸危害尤大。

不得不指出的是，王夫之所说的，是政治权谋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发扬和展开与君主本人的能力、态度和当时大势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在这个基础上，将蔡京与李林甫、秦桧比，其实缺少可比性。而我们讨论的能力，更多是治国之才，也并非完全是争权夺利的权谋。但王夫之点出蔡京实为弄臣，却是别有眼光的。这从一个侧面隐隐揭示出蔡京悲剧的深层原因。法，认为蔡京实际上是个无能大才与无能之间：蔡京在宋徽宗皇权重压下带着镣铐的舞蹈

一方面称蔡京是治国之才，另一方面却又视之为无能的奸臣。看似矛盾的背后却是蔡京悲剧的根本。蔡京在徽宗朝任宰相后，主持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通过强化禁榷制、改革币制、完善市舶制等措施，使得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同时支撑了徽宗朝在西面对西夏和青唐政权的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满足了徽宗”丰亨豫大“的挥霍。蔡京的经济改革暂时缓解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满足了最高统治者的奢侈之求。且其制度设计的精巧与合理之处，在保证政府获得最大的收益同时，也顺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需求。为后世所仿效沿用，不能不说是其才能的体现。

但问题在于，蔡京的种种努力，其根本目的并非为国为民考虑，而是为了邀宠固位，投上所好。在宋徽宗无穷的欲望和挥霍之下，蔡京的才能一再成为满足皇帝难填欲壑的得力工具。最终，过人的能力，精巧的构思，缜密的制度，都成为无度敛财的苛政。只顾眼前敛财不顾长远的经济改革，过早地消耗了民力，激化了社会矛盾。

尤其悲剧的是，蔡京以自身的才能奉迎邀宠的同时，是宋徽宗将蔡京掌控欲股掌之间的政治手腕和骨子里的不信任。他看似宠信蔡京，但不完全信任他。只要他感到蔡京有专权的迹象或对蔡京厌倦时，就一定会借天变、臣僚的口诛笔伐而罢免蔡京。即使蔡京在相位，徽宗也总是在其身边安插自己的眼线，对蔡京的一举一动进行掌控。无论蔡京使用怎样的手段讨好徽宗，但徽宗牢牢掌握着驾驭他的主动权。而蔡京明白自己的权力地位来之不易，自己是高官厚禄还是身败名裂完全取决于宋徽宗的皇权。保住自身权位唯一的办法就是尽死力为皇帝卖命，让皇帝高兴。（ 因此，虽然蔡京的经济改革比起王安石变法摧抑兼并的力度更大，所获得的巨额财富的很大部分却用在了徽宗君臣的肆意挥霍上。蔡京的聪明才智都变成了皇权下的提线木偶，在宋徽宗无边欲望的操控中将北宋送上了断头台。

在此，我们可以仔细看清蔡京的卓越能力，是如何在不断献媚皇权的过程中明珠投暗，终至为虎作伥的。

蔡京主政时期的种种经济财政政策屡屡被后人诟病为”聚敛“，”苛政“，但同时，徽宗朝的社会经济成就也是不可忽视的。就人口来说，宋徽宗时期是宋代人口数最多的时期，全国总户数超过2000万，总人口突破一亿；就经济来说，北宋到徽宗时，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稳定发展和长期积累，是”中外靖绥，年谷登稳“；就政府财政收入来说，到徽宗时，”天下赋入之数悉倍于前“?，当时人炫耀：“承平既久，帑庾盈溢。”这些说法虽有夸张，但也不能完全视之为吹牛、粉饰。在华丽的表面背后，蔡京采取的一系列适应现实的经济财政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蔡京的主持的对茶、盐、酒等专卖领域的经济改革，在中国古代专卖制度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它走出了官府寓税于价的经营模式，改变了收购和出售的垄断差价获取财政收入的模式。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宋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蔡京注重对商品销售、流通和分配领域各环节的的管理，注重商品销售低于范围的扩大，只有让商品在全国范围内流通起来，才能实现其价值，而生产者、经营者才能从中牟利。特点是在政府的专卖活动中更多地发挥商人的作用，这也顺应了宋代财政结构变化、商品经济发展和中央集权加强的要求。只有发挥商人的作用才能促进商品流通，增加专卖收人。实行商销，不仅可以扩大销售，还可以减少官府的经营成本。从而成为经南宋直至元明清沿用的专卖制度的范本。

另外，随着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领域缩提供给市场的商品数量和种类增加，而人们的消费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尤其是对统治阶层中的达官贵人和大量的军人来说，他们已不再满足于政府供给他们粮食布帛，而希望从市场上购买更多自己所需要的、所喜爱的商品。而就政府来讲，有时候，从市场上购买某些商品可能比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商品更简单些。宋代政府购买的采购量和范围很大。购买活动往往需要借助货币这一媒介去实现，所以不论政府还是团体，个人，对货币的需求量是很大的。蔡京的货币改革，应该说，一定程度上也适应了社会各阶层对货币的需求。但其弊端是，蔡京的货币改革不是立足于大力发展生产之上，而是着眼于政府的利益，醉心于满足皇帝的奢欲。在蔡京看来，货币改革比茶、盐、酒的改革来钱更快，获利更大。

蔡京当政时期，社会救助制度的推行力度之大，在古代历史上是罕见的。其推行的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制度，无疑是北宋救济制度发展的高峰，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甚至也在元明清三代之上。正是蔡京将社会救济活动规模化、制度化了。（《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研究》，作者：陈小敏，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蔡京改革专卖制度：激活民营经济与保证国家财政

蔡京茶法改革转变了官府在专卖上的管理机制，使官府从繁重、复杂的专卖经营中走出来，并实现了专卖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以引榷茶的专卖模式对南宋以及后代茶法影响巨大。这一点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不过，仅仅将蔡京茶法改革局限在茶法领域探讨未免视野过于狭窄。蔡京茶法改革确立的以引榷茶制度，其内涵主要有三个层面，第一，政府的专卖收益通过商人来实现；第二，政府规避了生产和销售中的经营风险，获得了“净利”；第三，中央政府垄断专卖收入，避免了地方机构的分利。这种专卖的制度理念实际上是中国古代专卖制度不断尝试和累积的成果。就北宋时期来看，它不仅实践于茶专卖领域，在盐和酒的专卖领域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实践。

北宋官府在酒专卖上也进行了不同专卖模式的尝试，不仅设置都酒务和酒务，实行官榷酒，还在一些地区推行买扑酒课钱和特许酒户制。买扑酒课是因官监酒务亏本和酒利微薄之地，找人买扑，买扑者交纳课额以后即取得了酒的生产经营权。特许酒户制主要是指诸京榷曲后自主经营的酒户和官府酒禁地之外交纳岁课的乡村酒户。从专卖方式来看，买扑酒课和特许酒户制都是官府放弃了对酒的经营权，而收其净利。说明蔡京茶法改革中的制度理念在酒专卖中已早显端倪。但总体上看，北宋时期酒专卖还是以直接经营的官监酒务为主，买扑和特许酒户制主要在官监酒务亏本和酒利微薄之地，而这些地区一旦“利入销厚者，皆转为官监”。

在盐专卖领域，北宋政府一开始以严格的官鬻法为主，后来才实行通商，出现“交引盐法”和“钞引盐法”。但无论是“交引盐法”或“钞引盐法”，都是商人转销官盐，而不是像茶法中的商人与园户的直接贸易。南宋的李椿就揭示称：“榷茶与其他榷货不同，如盐、矾、乳香，铅锡、酒皆有所榷之物，唯有榷茶止是空引，客人自行买茶，署篰搬担。”空引是蔡京政和茶法的重要外在特征，李椿看到了问题的关键。空引意味着官府退出经营领域，坐享净利。盐引存在所榷之物，说明通过商人实现专卖收入并获取净利的制度理念在盐专卖领域没有被彻底实现。

纵观以上盐茶酒在北宋的专卖实践发现，茶专卖能够最先彻底跳出官府经营取利的瓶颈，实现专卖净利，既有茶生产的地域性比盐分散的因素，也与茶的商品性没有酒的变相封闭有关。因此，蔡京以引榷茶的专卖模式本身是中国古代专卖制度实践优化的结果。它的确立，奠定

了中国古代专卖制度的发展方向，北宋以后盐、酒等专卖制度也相继沿着这一专卖模式演进。（摘自《史学集刊》2010年底6期，作者：吴树国，原题《北宋蔡京茶法改革新论》）蔡京建立社会救助体系：社会慈善事业独步帝制时代

北宋时期社会救济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专门收养“鳏寡孤独者”，重点是60岁以上无人赡养的老人，还包括孤儿、流浪儿童、残疾人以及基本生活无着的难民饥民。这类机构的名称叫居养院。一类是专门负责收治无钱治病的病人，即所谓“以处民之有疾病而无告者”。这类机构叫“安济坊”。病人进安济坊后，予以免费治疗。还有一类机构，专门负责埋葬居养院与安济坊中故去的人，以及社会上“孤老馁疾致死”后“暴露沟堑者”，叫“漏泽园”。为此，漏泽园还有专门由官家花钱购买的墓地。

宋代社会救济机构设置是自上而下，遍布全国之“各府、州、县、军、监”，构成一个网络。更难能可贵的是，宋代社会救济机构还有一整套以成文法形式规定的制度。

宋代救济机构构成一个网络，有一套较完备制度，因此，可谓领今日救济制度风气之先已日久。宋徽宗在政和二年曾御笔：“鳏、寡、孤、独有院以养，病者有坊以安济，死者有园以葬，王道之本也。”这与今日之“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等民生目标相比不仅毫不显粗陋，反倒历久弥新。

总体上看，宋代社会救济制度一直较为完备，也非常有价值，但中间也经历了几起几落。而这种起落都与一个人的命运有关。这个人就是《宋史》中已盖棺定论的奸相蔡京。

蔡京为人之奸诈、为官之贪腐、为相之误国，历史早有定论。但是，宋代社会救济机构之设置却有他的功劳。《宋史》有明确记载：“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院……三年，又置漏泽园”，以践行孟子“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之旨。为推行这一民生举措，蔡京连下命令，雷厉风行，各级救济机构迅速得以设立。崇宁五年，蔡京所代表的新党右派失势，自己也被罢相转而任一闲职，保守派迅速全面反击，连同蔡京推行的民生新政也都受到拖累，社会救济机构的扩张受到挫折。至大观元年，蔡京转任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再次回到权力较中心位置，在其影响下，社会救济机构进入改进和完善时期。期间为加强对机构的管理，政府还特别在居养院和安济坊各派驻军典一名。大观三年六月，蔡京再度罢为中太亿宫使，离开权力中心，旧党再度回潮，蔡京力推的社会救济也因此再度废弛。政和二年五月，蔡京复辅政，在其心腹何执政帮助下，重新恢复居养、安济等法，社会救济机构得以重建。宣和二年，蔡京彻底告别权力中心，社会救济制度很快被破坏。一直到南宋王朝建立，又缓慢得到恢复。

社会救助制度本是得民心之举，仅因为一个人的命运而几度存废，这充分证明了当时在大制度的人治本色下社会救助制度的尴尬处境。更可叹的是，旧党反击蔡京为代表的新党推行社会救助的理由竟然是：救助太过、太广，鼓励了偷懒，荒废了正业。所谓“不养健儿，反养乞丐”；“天下穷民，饱食暖衣，而使军旅之士禀食不继”；“不管活人，只管死户”云云。还有旧党人士以少数冒领、冒滥以及机构内部贪腐案例，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否定整个救助制度。正因此，虽然旧党相对于新党右派总体上占据道德优势，但后世顾炎武回顾这段历史时仍感叹旧党“因人废法”的做法不妥。金中枢教授更直言，“京纵不仁”，但社会救济新法则“非私惠、小慈可比”，“实仁蔡京四度为相的根本：掌握皇帝意图后迎合取悦

作为奸臣，蔡京最擅长取悦或迷惑皇帝。他深知，宋徽宗是大宋最高领导人，拥有至高无上

政事，为防止宰相专权，所以重谏权以牵制之。当相权与谏权发生矛盾时，皇权从中调节，不让一方势力坐大，让双方处于大体均衡状态。同时相权、谏权又对皇权形成一定制约。形成了皇权、相权、谏权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局面。因此，即使逢迎讨好皇帝或者执政宰相，也会受到其他权力的制衡，危害有限。而同时，在这个格局下，行政和财政方面的才能的发挥反而更容易受到各方青睐。

另一方面，宋仁宗朝政风宽和，统治者政策上鼓励敞开言路，不罪言者。政治斗争中的各方势力均有较高底线，对于权力斗争的失败方一般贬谪较轻，没有形成你死我活的态势。相反，对于不同势力的官员，反而能根据其才能进行整合使用，如吕夷简对于政敌范仲淹，也以国事为重，予以重任并加以保护。如果蔡京于此时步入政坛，耳濡目染的是这样宽和和相互妥协的为政之风，是否还会形成现实中的“奸臣”，恐怕可能性会大大降低。相反，他的行政和财政能力将得到最大的发扬，成为张方平式的能臣恐怕是最大的可能。蔡京悲剧的原因：专制制度使个人才能只能服务于皇权

蔡京是一个非常聪明能干之人，但他的聪明却用于投机、聚敛；蔡京又是一个才华出众之人，但出众的才华只用于馅媚、钻营，美才也难掩他无耻的丑行。正是因为他的才具、他的聪明、他的投机、逢迎和聚敛，才博取了徽宗对他的信任和宠幸。但不管蔡京任相时间如何长，其权势如何薰天，在徽宗面前，蔡京只是一名奴才而己，他的权力都从属并服务于皇权。蔡京也正是明白这一点，所以才先后四次任相。在位期间，蔡京在对朝政专权的同时，对徽宗都是看其脸色行事，一切投其所好。而徽宗这位风流天子更非傀儡皇帝，在他重用邀宠的佞幸以外，还是享承祖宗的教条，对待蔡京极为猜忌和防范，并且将朝廷政事最后决定权和宰相任免权紧握在自己手中。

蔡京是徽宗朝最得宠之臣，其前后累计任相时间最长，但徽宗仍先后四次将他罢相。而蔡京“每闻将退免，辄入见祈哀，蒲伏扣头，无复廉耻。”由此看来，徽宗对宰相任免权抓得甚紧，而蔡京也不过是徽宗随时可任免的一个棋子而己。

徽宗对蔡京看得非常透彻的，既看到了蔡京的聪明能干，也看到了蔡京的投机、聚敛；既看到了蔡京出众的才华，也看到了蔡京的谄媚、钻营和狡诈。这是蔡京和徽宗两人关系的基础，蔡京的屡罢屡起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蔡京在徽宗前“含垢忍耻以偷嬉宴”，其目的是换取荣华富贵。得到这些以后，他又势必转嫁于百姓身上来补偿自己。由此看来，朝政腐败也就无可避免。（摘自《蔡京与宋徽宗朝之政局》，作者：刘美新，暨南大学2002届硕士学位论文）

正因如此，当时已经形成的局面就是官僚完全依附于君主，毫无任何独立性可言。由于他们只是作为工具代人主去处理各种事务的，因此其政治地位及所有用的巨大权力优势随时候可能化为乌有。官僚的经济地位是与其政治地位相联系的，官僚的政治地位不稳定，其经济地位必然同样不稳定。这也是蔡京等官员必然走向以权谋私的贪腐之路的原因。（摘自《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作者：刘泽华等，出版：吉林文史出版社）

简言之，正是宋神宗开始形成，至宋徽宗朝完全推至巅峰的皇权独大，控制一切的政治制度，才是产生蔡京这类“奸臣”的根本原因。徽宗朝制度逼出来的奸臣：皇权专制下控制一切的大政府使其无路可选

美国学者包弼德指出。王安石变法时期，新旧两党设计的国家结构是不同的。王安石构想了一个国家，不存在政府与社会、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差别。国家制度能够满足所有人共同的渴望和需求。但司马光的目的在于确保建立在现存社会基础上的作为一种政治实体的国家的生存。为了实现这一点，他试图完善政府结构和运作，明确划分了公共的、制度性的责任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界限，并力求阻止两种利益之间相互侵蚀。

王安石相信公共权力应该能对私人利益发号施令，司马光则认为这会毁坏资源，使人们与政府作对，政府便不可能维持国家的秩序。但王安石认为，司马光努力仅仅是为了保护公共领域使其不受私人利益的影响、完善政府管理，而这并不能实现任何具有恒久价值的目标。在实际操作中，两者都认为国家包括政府（朝廷、文官、武将、法度等）和社会（士、农、商等）。而且两者都设想政府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关系，政府的政策将（或好或坏地）直接影响到社会的价值观及物质福利，知识分子的职责是运用他们的学识决定政府该如何行动。两人对国体的认识不同，而且，对政府和社会间应形成何种必要的关系以建立并维持那种国体，两者的理解也不同。（摘自《政府，社会和国家》，作者：〔美〕包弼德，载《宋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简而言之，就是“旧党设计了一个小规模政府，而新党则设计了一个全能的政府，试图从上到下地以政府之力推动社会改造”（《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底2期，作者：包伟民，原题：《宋徽宗：“昏庸之君”与他的时代》）

而宋徽宗时代正是“绍述父兄”，按照新党的思路将这种全能的大政府发扬到极致的时代。无所不包的政府公权已经对私人利益乃至思想领域进行了控制。而如此之大的权力，又有效的掌握在皇帝宋徽宗自己的手上，这就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官员没有任何选择，只能走上讨好奉迎皇帝这一条路。当我们看到元祐党人碑上那些真假党人的下场的时候，就能知道，在当时，只要步入政坛，就以无路可选，无法迎合皇帝的下场就是连侧身而去的退路也没有。换句话说，蔡京以及同时一帮佞幸奸臣的出现，实际是宋徽宗朝皇权专制控制下肆意弥漫的政府公权力逼出来的。 在中国政治中，有一笔遗产是代代相传的。这就是各级官员的层层任命制。各级官员即便是“考”出来的，那也只不过是当官的“资质”而已，并不表明获得权力，真正的官衔最终要由上级任命。所以，上级能不能发现你、任用你，成为仕途临门的关键一脚。

于是，官场中的官员，为奔一个好前程者，显然不能把“为民干实事”作为当官的宗旨，而是要把“为上级服务”作为其核心任务。

任何一个熟读中国历史的人都能认识到，历代官场中最成功的官员，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会做人”，而不是会做事。所谓“会做人”，并非是指普通意义上的人品高尚，而是在上级面前“值得信赖”，上级的嘉许高于一切口碑。

当然，既能做事，又“会做人”的成功官员也不乏成功先例，但这绝不占那些“成功官员”的主流。不做事而“会做人”的官员照样升迁，而能做事而不“会做人”的官员，升迁无望。这是因为，官员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能做出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级的关系密切程度。能搞定上级的，就能飞黄腾达，就能戴稳乌纱，而与上级关系疏远者则鲜有升迁的机会。凡在领导生活圈里如鱼得水能够呼风唤雨者，无不得到提拔重用，仅限于在领导工作圈里折

腾的，其升迁的机会寥寥。

由此，你对逆淘汰过程中“说假话的战胜说真话的”就很好理解了。下级对上级报喜不报忧，一切皆因用人体制使然。正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人事制度的确立。才导致下级只对上级负责，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为避免有悖常理的逆向人才淘汰，对上谄媚，对下轻慢，必然成为古代各级官员相处和相交时的常态。

如果失去了制度合理这个前提，从人的欲望角度深究逆淘汰的成因，则逆淘汰甚至有存在的合理之处。

因为在人性中，有一个人人都有的弱点，那就是喜欢听悦耳的好话，喜欢别人奉承。而人才们往往仗着自己的才气和清高不屑于投机钻营，庸人们则不靠拍马逢迎就无以生存。这就决定了后者必然会把自己的全部才智用在迎合上级、笼络上级上。在以人身依附为特点的官场格局中，做长官的十有八九显然更欣赏后者的表现。这就为那些把才智和精力用于迎合上级、笼络上级的平庸者们，提供了更多的升迁机会。如此这般逐级淘汰的结果，必然是庸人们大获全胜。

逆淘汰的另一个祖坟，是中国政治资源稀少而造成的排他属性。由于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个农业大国，人口多，产业少，大家都向有限的资源索取生活资料。在士农工商的社会序列中，当官的机会少，不靠当官而从事其他产业发财的机会就更少。如果一百个人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发财或发展机会，那么因为分工的多样化，他们就会相安无事，彼此间还会互惠互利；而如果一百个人中只有一个当官机会，而且只有当官才能发财和发展，那么人们就不得不为此赤膊上阵，大打出手。

由于僧多粥少，中国的政治游戏对参与其中的任何一个玩家来说，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没有其他选择。由于同在仕途的独木桥上，中国的政治竞争，通常是以血腥结束。你过河了就是意味着我掉到河里。所以，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我们所能看到的政治斗争全是你死我话，败者完蛋，赢家通吃。

在官官相争以及一个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已失败的零和博弈的社会中，恶性竞争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恶性竞争的场地在独木桥，而裁判则守在桥岸边随意更改游戏规则。他们是一场场过河之鲫的命运之神，但是他们并不以法为规，而是以个人好恶吹响犯规之哨。

可见，以特权为裁判的独裁制度，是逆淘汰的另一座祖坟，不想被掉进河里的人才不能对它抱有幻想，更不能对这种体制下出现伯乐存有奢望。

逆淘汰的衍生物是政治衰败以及体制活力和张力的萎缩。在那种万马齐喑的局面下，伯乐与明主一样。既不可遇，也不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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