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年）

广东新会人，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新闻思想家。他主编或参与办的报刊前后有十多种，在国内外新闻出版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撰写了编辑30余篇出版学论文，形成了其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编辑出版思想。

他初期的报刊思想可以大致概括成三点，一：注重选题组稿，体现时代潮流。梁启超认为报刊文章的内容要反映时代的特点与要求，要为救亡图强，提高民族素质服务。二：革新报刊文体，满足读者需要。新文体的运用使一般民众也能看懂报刊上的文章，从而拉近了读者与报刊的距离，扩大了读者面，报刊逐渐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梁启超新型报章文体的成功，吸引了许多报刊竞相模仿，极大地促进了报刊业的发展，直到今天，梁启超那种面向广大读者、服务读者的报刊从业态度，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三：认清报刊职责，明确出版原则。梁启超认为报刊影响巨大，关乎国家民族的命运。

梁启超后来在海外办报，新闻思想有所转变。他提出报馆的“两大天职”，即“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为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派人士们所借见。他将报刊的功能高度民主概括为“通”，可分三方面论述：第一，维新派极力阐述并努力实践报刊的“通西情”，特别是“通外情”的功能。重视报刊传播信息和稳定国家统治秩序的作用。第二，强调并利用了报刊的开通民智的功能，因而始终把开民智作为报纸的主要任务之一。第三，重视并自觉的运用了报刊开通风气的功能，即引导舆论的功能。而他对报刊性质的认识超出了早期维新派人士的程度，已经把办报视为为民众的当然权力和政治民主的体现，意识到报刊反专制的战斗作用。同时，他对报章文体报人素质问题发表了见解，提出制定报律的建议。梁启超强调报刊从业人员的才气学识和道德风范的培养，认为编辑人员的职业素质决定着报刊的成败，决定着报刊是否受读者欢迎。他尤其强调报刊编辑应该品德高尚，要有奉献精神。

梁启超在报刊、新闻、舆论、写作等方面的论述，集中代表了维新派的报刊思想，在中国新闻学说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一：关于报过去刊功能与作用的论述。a、“报馆有益于国事”，这种从政治上看报刊的功能与作用，是维新派人士的共识。b、“去塞求通”，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通塞，而去塞求通“的首选工具是

报刊。二：关于报刊性质与任务的论述。 a、报纸性质多样。B、报馆的“两大天职”。他认为，报纸对政府的监督，是舆论监督，而作为向导者，报馆应该面向大众，具有“救一时明一义”的特征。三：关于办好报章的条件的论述。梁启超认为，一张办得好的报纸，必须具备四条标准：“一日宗旨定而高，二日思想新而正，三日材料富而当，四日报事确而速”。四：关于舆论的论述。提出并强调“舆论之母”、“舆论之仆”与“造舆论”的重要，并且，健全的舆论应有“五本”，即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

梁启超的办报在我过新闻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包括，一：向读者进行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教育。维新派通过报刊陈述当前中国列强环伺的危险局势，愤怒地谴责了列强的种种恶劣行径，发出了建设一个强盛、独立的新中国的号召，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抵御侵略，振兴中华的爱国激情。二：向读者进行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教育。维新报刊以相当多的篇幅介绍西学和西方情况，热情宣扬资产阶级新文化，使广大知识分子的头脑为之一震，思想得到解放。三：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变法的实现。各地维新派新团体的报刊活动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影响，获得了一大部分具有爱国思想的仁人志士的支援和支持，对变法起到了很大帮助。其主要贡献有，一：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言禁；二：开了政治家办报的先河；三：创造了报刊新文体，推动了政论写作的发展。

梁启超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最有影响的新闻理论家，也是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奠基者

之一，他的编辑出版思想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一代报刊从业人员，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梁启超作为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摘 要〕梁启超作为近代历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其名声和功绩为后人所熟知。但他作为近代报业的先驱者的重要身份，却常被人们所忽略。

对于梁启超，我了解他更多的是通过历史书上的戊戌变法。在当时国家封建统治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他勇于做那个为救国家于危难，不顾自身安危而向皇帝提出变法的仕人。他的所作所为，我无疑是钦佩的。在这次的研究中，我不仅看到了他在政治上的勇于创新，也看到他为中国的新闻事业而奋斗终身的锲而不舍。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学习今文经学,并大量阅读西方书籍和传教士在中国所办报刊。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个绕不过去的人。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他的言论思想影响之大,几乎无人可以比拟。包括陈独秀、胡适这些五四的巨人在内的民族精英又有谁没有受过梁启超思想的滋润。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同时也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位代表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新闻思想与政治思想密切联系,其变化也与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紧密联系。

梁启超作为100年前的改良派的主将，在政治上可以说是失败的，但在中国新闻史上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对报纸的作用认识是深刻的，他的新闻实践是成功的，在他的带动下，出现了中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一改外报独占中国报坛的局面，促进了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他独具魅力的报刊文字令人倾倒，他新颖而深刻的新闻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新闻人，他是“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开山之祖”。 当然，把梁启超看作“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开山祖”，不仅由于他在当时的报业发生过实际上的重要影响，而且首先在于他从理论上对报刊的功能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这在整个新闻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一次突破。梁启超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论学会》和《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等文章，就曾详细而深透地论证过新闻的作用和意义。他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这里的“道”，显然就是指思想、观念、道理等；“群”则是通过传播——报纸而使更多的人接受，从而达到思想上的一致；其中“通”与“塞”也都是指传播的是否畅通而言；而“通”与不通（“塞”），则直接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智”、“强”与“愚”、“弱”。可见，他已经把新闻的价值看得何等的重要。在《论报

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他一开始就论证了“通” 与“塞”对于国之强弱的重要作用：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越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

他先为《时务报》撰述，继而办《清议报》，又办《新民丛报》，以及《国风报》、《庸言报》、《大中华》等等。若论其“量”：“任公生前无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著述累积达一千数百万言，平均每月以三万字记，亘四十年不辍。”（张其昀《梁任公别录》）论其“质”：“则以《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斤，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黄遵宪语）所谓“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严复语）所以说，他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新闻理论集大成者，他从事报业的时间之长，所写政论、事评影响之大，探讨新闻理论的著作之多，是空前的；而他的新闻思想就体现在他的这些文字中。我认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主要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体现在他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认为新闻主要是为了“去塞求通”，即将国事与皇上沟通，这就是他后来说的“一人之报”；而1899年戊戌变法以后，他的新闻思想因政治上的失败和自己经历的改变而改变，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之中，认为报纸应是国家强大的武器之一，“《清议报》之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主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报馆者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惟其然也。”这时他认为自己的《清议报》是在党报与国报之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前后期的新闻思想是变化了的，是进步了、提高了、升华了的。

从报馆有益于国事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阶段再到后来提出的立论无主旨、举足不能无方向，无不将梁启超的思想彰显得淋漓尽致。

① 报馆有益于国事

戊戌变法时期,他的新闻思想成为当时的主流新闻思想,也就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新闻思想。在这一时期,

梁启超总结前人的办报经验,结合自己的办报实践,提出了一套办报主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新闻思想。这一时期,他的一些新闻观点对当时的报界也是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的。不如，1896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新闻学专业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中,他详细阐述了报纸的功能和作用。“报馆有益于国事”这种理论的提出也是当时维新派人士的共识,也正是这种对于办报的认识,使得梁启超和所有的维新派人士一样,把创办报刊作为推动变法的基本活动方式之一。对于报纸功能方面的认识,梁启超形象地提出了“耳目喉舌”这一说法,形象地表述了报刊的功能也就是“去塞求通”:“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而且他还提出了报刊如何才能发挥“去塞求通”的作用,“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梁启超这一时期的报刊主张,表达了维新派要求迅速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热情,反映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急于冲破封建束缚,发展民族经济的迫切愿望。戊戌变法最终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在顽固派的残酷剿杀之下夭亡了,作为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被迫和他的老师康有为等人流亡海外,可贵的是,梁启超并没有和有些维新派人士一样,停下了追求真理的

脚步,而是仍然利用报刊试图救国。从而开始了他的报刊的第二个阶段。

② 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如果说在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的新闻思想重在启民智、振民气，在于“去塞求通”而“有益于国事”的话，那么，戊戌变法之后，他的新闻思想则有了一个提高与升华。这时的梁启超从戊戌变法的失败中把问题看得更为深刻。报刊，不应只是一人之报，而应是一党之报，一国之报，甚而至于是世界之报。他曾说：“《清议报》之在中国，其沧海之一栗乎！《清议报》之在世界，其大千之一尘乎！虽然，其寿命固已亘于新旧两世纪，无舌而呜；其踪迹固已遍于纵横五大洲，不胚而走。今请与阅报诸君一为戏言，斯亦可谓文字界中之得天最厚者耶？且勿具论。要之，《清议报》时代，实为中国与世界最有关系之时代，读者若能研究此时代之历史，而有所心得，有所感奋，则其于天下事，思过半矣。” 他从西方的“新学新业”看到西方发展的动力：“无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为一切文明之母。”因此他更加重视报馆的作用了，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中，他说：“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

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主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观之责任。”这些是他1899年以后新闻思想的核心。

当然，这一变化是与他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的，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他不得不流亡日本。在日本，他广泛接触了西方的进步思想，其新闻思想也就发生了变化。他自己说，到了日本以后，通过大量阅读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著作，尤其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文而读之，若行芟夷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变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随着政治思想的进步，他的新闻思想也就更为深刻、更为完整了。他看到了中国封建专制型文化的最大特征是封存性、保守性和超稳定性。而封闭、保守和稳定就必然导致僵化落后，以致国民的愚昧。所以中国古代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及清代的文字狱不仅是对文化的极端摧残，也是最典型的对思想的压制与愚民政策。封建统治者需要的不是“民智”，而是老老实实地充当奴才的“愚民”、“顺民”。而对“民智”的最有力的限制当然是对思想言论的限制，造成上下不通，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妄想着千秋万代，殊不知，就是这种愚不可及的想法注定了失败的结局。因而也就最终导致了“塞故弱”，导致了“落后”并“挨打”。世界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发展中探索着生存之道“西人以好事而强，中国以无动而弱。”因此戊戌变法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不通”，因而我们应以报馆“记以往，振现在，厉将来”。使报馆成为“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国民奉其议以为精神”，成为“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

因此，他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阶段的思想，完全可以自成体系并有着独立价值与特色。当然，梁启超思想最核心的东西便是“新民”，这是他一切思想主张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他的新闻思想的最根本的一个基点。“新”字体现了他的一种最现代的意识和观念，一种最高的社会与文化的思想。他在《清议报》中这样表述他的政治见解：“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新，学问新，政体新，法律新，工艺新，军备新，社会新，人物新，全世界有形无形之事物，一一皆辟前古所未有，而别立一新天地。”这些都决定了他的新闻自由观：言论新，思想新，也就使他更加重视报刊的功能：教愚民，振民气，强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梁启超被称为“言论界之骄子”，中国舆论界“执牛耳者”。他那新颖的理论，扣人心弦的议论，富有

情感的文字，流利畅达，雅俗共赏。所谓“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严复则称梁启超“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颇多，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那么，作为报人，梁启超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神力呢？首先就是他的思想观念能充当时代的先导。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和社会大转型时期，传统价值标准和人生范式的毁坏会造成整个社会对于人生理想与信仰的失落，处于理性的困惑与迷惘之中，因此，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就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于不断地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的积累，梁启超把他的办报的指导思想总结为办报“四原则”，他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中提出，一张办得好的报纸，必须具备四条标准：“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这“四原则”在他后来《〈时报〉发刊例》（1904年，6月12日《时报》创刊号）中进行了具体化，为《时报》制定了言论上的四字方针即“公”、“要”、“周”、“通”和新闻事业的五字方针即“博”、“速”、“确”、“直”、“述”。这些思想和他在1899年以前的新闻思想相比，无疑要深刻得多，有见地得多了，也可以说是梁启超为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曙光和新的气息。

③ 立论不能无宗旨，举足不能无方向。

梁启超以他深刻的新闻思想和丰富的办报经验，成为中国近代和现代新闻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主要是因为他的新闻思想体现了一定的政治性，他认为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新闻和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既然和政治密切就有一个方向。记得当年严复办报的时候，北大的老校长，他说过这样的话：“一立论不能无宗旨，一举足不能无方向。” 办报纸，发表评论必然有个宗旨：你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梁启超也是这样讲的，他说办报的人和写历史的人一样，都应该是要注意政治。梁启超一辈子写过1500万字的文章，他说他所写的文章，都和政治有关。他办报期间所写的就更不用说了。他在谈报纸和政治之间关系的时候说，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有主观和客观两性，他说办报也是这样，“有客观无主观不得谓之报”，办报的人光是“客观”，没有自己的立场观点，“不得谓之报”。因此《清议报》以“广民智、振民气”为标榜，把“倡民权、衍哲理、明政局、厉国耻”当作办刊目标。而《新民丛报》的宗旨则是：“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

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我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本报为我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坐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同《清议报》时期动辄谈“我党”如何，痛詈西太后等人的情形相比，梁启超的办报思想可谓完全成熟。新闻必须于政治之外谋求自身的独立，这成为《新民丛报》办刊的一大特色。因此《新民丛报》最为成功，其文风也影响了一代人，被称为“新民体”。这份1902年创刊的报纸出版周期为半个月，正是这份报纸，奠定了梁

启超在近代新闻出版界不可动摇的地位。

梁启超虽然为近代中国报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他毕竟是刚刚从传统文化营垒中冲杀出来的一个叛逆者，毕竟是世代相传的旧文化体系下培养出来的一个英才。他作为一个封建统治社会的一个的士人，在中国新旧转型时期，是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每况愈下而无动于衷的。报纸作为一种新型的带有西方自由民主的象征，给了梁一个大展鸿图的平台，“作为主笔今为执政者”。他的新闻活动同他的社会改良一样，有着他自身的传统精神的限制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正如他自己所说“晚清思想界之粗率，启超与有罪焉”。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报业奠基人之一，尤其是他变化了与进步了的新闻思想，对中国近代和现代新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长期新闻实践活动中所积累的理论是我国一笔宝贵的财富。

想家，由于时代及个人思想认识的局限，他的出版思想中也有一些消极、落后的因素，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对他的编辑出版思想，我们不能全盘吸收。同时，他的编辑出版思想中，对编辑出版的内在规律涉及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他编辑出版思想的一个缺陷。当然，我们不能过多地苛求他，因为梁启超在近 中国新闻史上许多“第一”都与外国人和外报相关（如我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是英国人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我国近代中文报业于19世纪50年代后在香港出现、最

早是英国传教士创办的《遐迩贯珍》，我国最早的科学杂志是英国人博兰雅主持的月刊《格致汇编》，我国最早出版的儿童刊物之一是1889年1月创刊的《成童话报》等等）。尽管外报在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交流，并给中国创办近代报刊储备了经验、技术和人才，然而，这些报刊的出现绝大多数并不是以改变中国落后的政治、经济及新闻传播技术等为目的，而是前面所提到的利用报刊充当侵略和统治的工具，是要用西方模式改变我们国人的思想，将中国彻底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代史上扮演的主要是一个思想启蒙家的角色，他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至于对他编辑出版思想的完善与发展，则是我等后辈应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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