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工艺 - 图文

中国传统工艺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中国传统工艺在世界各民族的物质文化史上有着独特的美名。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逐渐形成以来，中国的传统工艺便源源不断地通过中亚、西亚进入中东，而后进入欧洲，传向五大洲四大洋。中国历朝历代的手工艺人，在外族入侵、兵荒马乱的时候，往往能凭借一技之长保住性命，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这一切，都与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所形成的漫长的、绵延不绝的农耕文化有关系。

中国传统工艺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包含了许多人工造物与生活的智慧。

中国大陆拥有绵长的海岸线，但它的文明发源地——中原，却是深入内陆。夏、商、西周这三个中国最早的国家行政体的出现，都是在内陆。对于在平原和山区成长起来的民族，土地的耕作是他们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中国传统工艺的特性正是由这种农耕社会的生活和艺术方式决定的。人们的手工技艺应和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律而发展；它所有的品类在其最初的状态都与使用有关，实用、朴素、温情，具有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智慧；即使在它的高端——宫廷工艺和文人工艺中，仍然保持着这种实用的痕迹和质朴的传统。它的装饰风格是自然的，自然经济视野下的山水、动物、植物等是其纹样和装饰的主体，它极少怪诞和狰狞，充满着乐观和向上的精神。

中国传统工艺的智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归纳。

第一是“重己役物”，也就是重视生命本体，控制人造的事物。它强调任何技艺都是以人为主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以人为本”，这一点对于中国传统工艺的

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传统的手工劳动，可以给你一种自然材料的亲近感，人与物肌肤相触，一边想一边做。在农业经济的社会节奏下工作，自有一种田园式的自然情趣。

中国传统工艺一开始就考虑从人的因素出发来制造用品，中国早期机械的生产也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尤其是在明末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在当时的松江盛泽镇（今属江苏吴江）一带，织布业已非常发达，拥有5－10台织布机的人家不少，并已经雇用工人来操作，每一道工序间也分工明确。但这种接近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并没有由量变发展到质变，没有像英国工业革命那样通过纺织业的动力改造，使产量极大提高，产生最大的剩余价值，又投入再生产，从而引

起纺织业革命性的变化。中国明代的那些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织布业主们，将在织布业中赚得的钱又投入到农业生产或家族建设中去了，如盖房、买地、娶妻生子等，这自然包含了农业经济落后的一面，但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重视人的生活的本质，没有完全将机械生产的发展推到极端的一面。这跟中国古代“重己役物”、以人为本的工艺思想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第二是“致用利人”，也就是强调实用和民生。清乾隆时期（1736—1795），西方的传教士或者外国使节到中国，带来的礼品大多是一些玩物，如机器自鸣钟等，由此可见西方当时生产的很多东西，并不完全是致用利人的。而中国古代的物品生产始终是强调功能的，春秋时期思想家管仲（前725—前645）就曾说，“古之良工，不劳其智巧以为玩好，是故无用之物，守法者不失。”这就是说，古代的那些最高明的工匠，是不会浪费人的智慧去做那些玩乐用的无用之物的，他们遵循着这样的法则而不违背。战国时期墨子（约前468—约前376）也提出“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的观点，即与人有利的就做，与人没利的就不做。这一点今天看似简单，但在当时却有深刻的意义。由此看来，在汉语词汇里面的所谓“奇技淫巧”，其实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那些讲求功能、关乎国计民生、保持人文关怀的物品的生产，才是中国传统工艺的主流。

古朴的江南园林——透过门洞迎来一片绿色。

第三是“审曲面势，各随其宜”，这讲的是工艺跟具体的技术和材料的关系。这方面有许多事例：如家具制造中如何利用木材的特性、纹理处理不同的结构，制造砚台时如何利用石头的天然材质来处理造型，琢玉时如何利用玉石的“巧色”做出既顺应材料特性又体现功能的东西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小的因材施艺的例子。从宏观的方面看，中国传统工艺非常注重材料和技术条件，结

合功能的要求来设计东西。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李渔（1610—1680），在《闲情偶寄》里面说到造园的时候，提到关键是“精在体宜”，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决定了中国人在农耕社会这个大背景下，没有产生与农耕社会的生活相背离的物品，不同时期的工艺品基本上都是与生活方式相和谐的。汉代灯具的设计是传统工艺中一个杰出的例子，其代表作品长信宫灯在用水来过滤烟尘、保持密封，利用烟道来进行排烟，利用转动的结构来进行光线调整等方面，具有非同寻常的巧思。

第四是“巧法造化”，它强调造物从自然中得到启示，人和自然保持和谐。过去一直认为“造化”只是一个绘画上师法自然的常用名词，实际上它也贯穿在中国传统工艺中，指学习自然、从自然中得到启发，要求人造物与自然保持和谐。这在

中国古代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能工巧匠鲁班（约前507—约前444）发明的锯子，相传就是从自然界带锯齿的植物叶子那里得到的启发；三国时的诸葛亮（181—234）为在蜀道上运粮草，发明的手推车“木牛流马”，也是把机械和仿生形状相结合的设计。古代这样的例子很多，即便是一些天文观测仪器，如东汉张衡（78—139）的候风地动仪等，也是根据与自然相联系的一些形状来制造的。明代的漆工艺专著《髹饰录》，明确提出了“巧法造化，质则人身，文象阴阳”这样的话。乾隆时期也有很多奢侈品是像生的瓷器。更多的例子在民间的一些造物中，例如鱼盘、香包、印模、门锁等等，它们

的像生不仅有功能的意义，而且还包含了中国民间文化独特的象征性。

虎头鱼尾枕

第五是“技以载道”，它的意思是技术包含着思想的因素，道器并举，把形而下的制造如具体功能操作、技术劳

动和形而上的理论结合起来。这种观念从先秦时候就开始形成了，其中道家思想的影响最大；儒家也有类似的思想，如“文以载道”等。虽然中国历史上许多时候道器观念有些倾斜，重道轻器思想流传甚广，但在民间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精神性始终没有大过实用性。

第六是“文质彬彬”， 即外表和实质相配适宜，它强调在造物中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功能与装饰的统一，这在中国传统工艺中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从人类文化总的发展来看，装饰艺术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强调形式与内容统一、功能与装饰统一，可以避免坠入形式主义或只讲究功能的倾向。这是儒家的“文质彬彬”

思想影响的结果。它要求人们在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及人造物和人的关系等方面，始终保持着形式与内容并重的价值取向。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传统工艺的发展基本上是正常和健康的，虽然在某些时期出现了一些过于繁缛的趣味，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它都与当时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表现出节制和实在的美学品格。

刺绣

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明）董其昌《筠清轩秘录》

刺绣在中国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期间，华夏民族的部族联盟首领在举行重大庆典和祭祀等礼仪活动时，就必须穿着绘绣有日、月、星辰等图纹的上衣和有水藻、火等图形的下裳（裙）礼服。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农业的发展，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更加稳定，种植桑麻、从事纺织也更为普遍，刺绣工艺渐趋成熟。目前传世最早的刺绣，是湖南长沙战国时期楚墓中出土的两件刺绣，以辫子股针法（即锁绣）绣在帛和罗上，针脚整齐，配色清雅，线条流畅，将龙游凤舞、猛虎瑞兽等图案表现得自然生动，充分显示了楚国刺绣工艺的成就。

进入秦汉时期后，丝纺水平的提高，推动了刺绣工艺和品种的发展。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大批种类繁多而且保存完整的绣品，代表了汉代刺绣的工艺与艺术风格。从这些绣品看，汉绣题材多为波状的云纹、翱翔的凤鸟、奔驰的神兽以及汉镜纹饰中常见的带状花纹、几何图案等。技法以锁绣为主，将图案填满，构图紧密，针法整齐，线条流畅。

绣制佛像之风兴起于汉末、六朝时期，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交融贯通，并在刺绣中得到反映。甘肃敦煌以及新疆和田、巴楚、吐鲁番等地出土的东晋到北朝的绣品残片，整幅作品无论图案或留白都用细密的锁绣全部绣出，表现出满地施绣的特色。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载，三国时期吴王赵夫人以“三绝”——机绝、针绝、丝绝著称。她能以彩丝织为龙凤之锦，宫中号为“机绝”；又于方帛之上，绣作五岳列国地形，号为“针绝”；又以胶续丝发作轻幔，号为“丝绝”。此时剌绣的另一显著特征是开始出现了人物形象，为人物绣品开了先河。

明代顾绣韩希孟作品《花溪渔隐》， 纵33.4厘米，横24.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唐代刺绣技法仍沿袭汉代锁绣，但针法已开始以平绣为主，并采用多种针法和色线，所用绣底质料亦不限于锦帛和平绢。此外，唐代刺绣还运用金银线盘绕图案的轮廓，加强实物之立体感。唐宋时期，刺绣的参与人员开始扩大，不仅产生了中国女红的代表品种——闺绣，而且由于文人画师的广泛参与，还产生了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xu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