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传播事业 第一节 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 一、《新青年》的改组

五四运动后，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广泛传播。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发起组成了共产主义小组，这就为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提供了阶级基础、思想旗帜、编者作者队伍和组织领导力量等必要条件。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报刊和通讯社宣告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

1920年9月， 《新青年》从8卷1号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 《新青年》的改组，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

《新青年》改组的重要表现

在组织领导上，中共发起组的负责人及主要成员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实际主持编辑部的工作。

在印刷发行上，解除原来与上海群益书店的关系，成立新青年社独立印刷发行。

在宣传内容方面，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介绍苏俄革命，拥护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学说。

言论上，刷新栏目，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方向来引导读者。 编排形式上，封面正中绘制一幅地球图案，从东西两半球伸出两支强劲有力的手紧紧相握。 二、《共产党》月刊的创办

1920年11月7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理论性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在上海创刊，16开本，每期约50页，秘密出版发行。李达任主编，撰稿人一概不署真名。至1921年7月7日第6期后停刊。

宣传内容：建党知识、中国革命的道路与党的政策纲领、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报道工运，反对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三、《劳动界》等第一批工人报刊

1.《劳动界》周刊，1920年8月15日在上海创刊，32开，每期16页，陈独秀、李汉俊负责编辑，是中共创办的第一份通俗工人读物。《劳动界》以“改良劳动阶级的境遇”为宗旨，设有演说、国内劳动界、国外劳动界、诗歌、小说、读者投稿等专栏。文章生动活泼，短小精悍，以生动的事例揭露了资产阶级压榨工人的罪行，启发工人的觉悟。1921年1月23日终刊，共出24期。

2.《劳动者》周刊，1920年10月在广州创办，1921年1月2日停刊，共出8期。它以《劳动歌》为标题，最早译介了《国际歌》的歌词。

3.《劳动音》周刊， 1920年11月在北京创办，主要编辑人有邓中夏、罗章龙等，内容与版式和《劳动界》基本相同，每期销数达2000份。1920年12月5日停刊，共出5期。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党报系统的建立 一、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机关报的创办 1.《向导》周报

《向导》是中共中央第一个政治机关报。

1922年9月13日创刊于上海，时值中共“二大”召开后的2个月，时事政治评论性周报，1927年7月18日停刊，共出201期。蔡和森是第一任主编。 《向导》以报道评论国内外政治时事为主要内容，固定栏目有《时事评论》、《读者之声》、

《各地通信》、《寸铁》等，全力宣传党的“二大”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注重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新闻侵略的宣传斗争，大力进行了打倒封建军阀的宣传，还批驳了各种错误思想和主张。

《向导》的发行量由开始的二三千份很快增至2万份、4 万份，最高达10万份。中共 “四大”评价指出，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向导》 “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是当时中国新闻界 “真敢替受压迫的工农阶级呼冤而确能指示民众以革命大路的”惟一报纸。读者把《向导》看做是“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

蔡和森(1895—1931)，《向导》的首任主编。字润寰，湖南双峰县永丰镇(原属湘乡县)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领导人之一，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学友和战友 。1920年初抵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参与组织“勤工俭学励进会” 主张建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10月被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回国。同年底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在中共中央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1922年至1925年长期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先后当选为中央局委员、中共北京区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代理中央秘书长等职。

2. 《新青年》季刊与《前锋》月刊

《新青年》季刊，1925年6月15日创办于广州，瞿秋白主编，中共中央理论机关刊物，1926年7月停刊，共出9期。侧重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

《前锋》月刊，1923年7月1日在上海出版，假托广州出版，瞿秋白主编。着重对中国和世界政治、经济的一些专门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分析和论述。 3. 《热血日报》

1925年6月4日创办， 4开4版，主编瞿秋白，是中共为加强五卅运动的宣传专门出版的，也是中共创办的第一张日报，27日被迫停刊。

每期1万字，设有《社论》、《本埠要闻》、《国内要闻》、《紧要消息》、《国际要闻》、《舆论之裁判》等栏目，第4版为副刊《呼声》，刊载短小时评、读者通信和大众文艺作品等，具有通俗化、群众化的特色。

二、青年团报刊及其他群众性报刊的创办 1.《先驱》半月刊

北京团组织于1922年1月15日创办《先驱》半月刊，自第4期起迁至上海出版。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构建立，《先驱》被改组成为团中央的第一个机关报，是第一个全国性的青年团报刊，1923年8月15日第25期停刊。 2.恽代英、萧楚女和《中国青年》

《中国青年》 ，1923年10月20日在上海创刊，周刊，32开本，每出满25期合为一卷，经常发行1万多份，最多时2万份， 1927年10月停刊。恽代英、萧楚女、李求实等先后担任主编。1927年10月停刊。 《中国青年》宣传宗旨：“为中国一般青年服务的”，是供给青年“一种忠实的友谊的刊物”，要引导青年走上活动的、强健的、切实的路上。

《中国青年》要求“有益而有味”，编排生动活泼，设有多种栏目，有漫画，有插图，重视读者意见，适合青年之特点。其宣传内容：一是热情关心青年的成长，引导青年正确对待学习、工作和生活，引导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二是评述国内外时事政治，帮助青年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提高觉悟；三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各种侵蚀青年的反动、错误思想。

恽代英的报刊活动与贡献

1895—1931年生，字子毅，笔名但一、FM、天逸、稚宜等，江苏常州人。中国青年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中共早期杰出的报刊活动家和报刊政论家。 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37岁。

五四时期他就为《新青年》、《少年中国》、《端风》、《东方杂志》等刊物写论文数十篇，提倡民主与科学。五四运动到党成立期间，他参与指导编辑武汉学联机关报《学生》、《武汉星期评论》等刊物；1923年在任团中央宣传部长时兼任《中国青年》主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主编过国民党报刊《新建设》，并指导上海《民国日报》副刊部工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广州秘密主编党的《红旗报》。

恽代英的文章注意分析，立论精辟，说理透彻，平易近人，通俗易懂，“只要你读到它，全身就像火烧一样地发热。”他一生从事报刊宣传活动16年，主编和参与编辑的报刊有10余种，撰发报刊文章500篇，具有丰富的报刊工作经验，对早期中共党报思想理论建设做出了贡献。

萧楚女

1893—1927 年生，湖北汉阳人，中国青年运动的杰出领导者，卓越的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1927年在广州“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中被国民党杀害。

早在五四前就曾在汉口任《大汉报》副刊主编。1922年在四川一度任《新蜀报》主笔。1923年到上海后开始参加《中国青年》的编辑工作，后担任主编。1925年9月，在开封主编中共河南地方党刊《中州评论》，直到次年春停刊。

其文情理交融、分析深刻，感人至深。被青年称为“真理的战士”、“革命的煽动家”。 3.工人报刊

上海《劳动周刊》，1921年8月20日创办，1922年6月3日停刊，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也是中共领导下的第一张全国性的工人报纸。实际主编先后为李启汉、李震瀛，最高期发行量为5000份。 北京《工人周刊》，1921年7月创刊，1926年底停刊，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机关报，被誉为 “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1924年2月，改为新成立的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刊物。历任主编有罗章龙、吴汝铭等，李大钊、高君宇任编委。 上海《中国工人》，1924年10月创刊，1925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改为其机关刊物。邓中夏、罗章龙先后任主编，刘少奇等任主要撰稿人。1927年4月在广州停刊。 《工人之路特号》，1925年6月24日创刊，4开4版的日报，省港大罢工中出版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邓中夏兼任主编。1927年4月14日停刊，它是大革命时期工人报刊中出版最久的一张日报。

第三节 党的宣传同盟军的形成 一、国共合作报刊的出现与发展

1.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党为促进国民党的改组，做了大量工作，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实际步聚。1923年10月孙中山召开了改组国民党的特别会议，11月正式公布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推动和指导下，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瞿秋白、林伯渠等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的宣言和党章，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容纳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改组国民党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盟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2.《政治周报》

《政治周报》于1925年12月5日创刊，16开，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机关报，当时毛泽东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所以前期由毛泽东主编，后期由共产党员沈雁冰、张秋人接编，1926年6月停刊，共出版14期。该报在打破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宣传、维护国共合作和巩

固广东革命根据地方面起了杰出的作用。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提出，不能放任反革命的宣传，必须向反革命派发起反攻。从第一期起，《政治周报》就设有一个《反攻》专栏，刊登短小犀利的时评。毛泽东以“子任”为笔名为这一专栏写了一系列的杂文，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右派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恶活动，揭露了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实质。《政治周报》很受读者欢迎，每期印数4万份。1926年6月停刊，共出14期。 3.《中国农民》和《农民运动》

《中国农民》月刊，1926年1月创刊于广州，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理论性刊物，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等文章发表在上面。主要编撰人员是共产党人获国民党左派人士。

《农民运动》周刊，1926年8月创刊于广州，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一份通俗刊物。主要编撰人员是共产党人获国民党左派人士。 4.《楚光日报》与汉口《民国日报》 《楚光日报》，1925年3月24日在汉口创刊，4开报纸。社长为董必武，总编辑为宛希俨，以及其他四五名工作人员，都是共产党员。这家报纸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报，实际上却处于共产党的领导下，该报于“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停刊。 汉口《民国日报》， 1926年11月25日在汉口创刊，对开大型日报，初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报，后又兼作武汉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报。社长董必武，经理毛泽民，总主笔先后有宛希俨、高语罕、沈雁冰等共产党人。

《楚光日报》和汉口《民国日报》积极报道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揭露帝国主义及新、旧军阀的罪恶，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京报》等北洋军阀统治区报刊的转向进步 邵飘萍之《京报》 鲁迅与《语丝》、《莽原》等周刊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初步形成 一、中共早期报刊的特点

报刊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党的高级领导直接负责，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 鲜明的政党性：《向导》宣称：“本报是有组织的活动的表征。本报并不像别的报纸一样只是发空议论。本报发表的主张，是有数千同志依着进行的。” 坚持正确的文风，朝着白话文的方向发展。

以广大工人为读者对象，面向民众、面向社会，扩大影响。 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 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一诞生，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并使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筹建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的作用，表现出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 中共成立后，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党的“一大”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第一个决议》规定，党的出版物应由中央或地方党委经办，由党员负责编辑，“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党的“二大”照录共产国际的要求，也指出，“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 ”，“不管整个党目前是合法的或是非法的，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职权，执行不彻底的党的政策。”

从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出发，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必须把宣传、组织最广大民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为自己的利益奋斗视作自己的历史使命。

三、无产阶级新闻事业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作风 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宣传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观察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 联系群众，就是要依靠群众办报，中共报刊十分注意加强与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劳动民众的联系，努力在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中进行组织活动。

中共报刊创造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具体做法：一是重视读者调查，了解和适合群众的普遍要求；二是重视以事实说话；三是提倡朴实动人的文风，有的放矢，力避空泛。

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就要求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忠诚党的事业，立志献身大众利益，深入群众，勇于实践。党的新闻事业的编撰队伍应是党的集体的战斗队伍，而不同于一般的同人办报和文人论政。

第五节 人民政权下的新闻传播事业 1. 红色中华通讯社

简称“红中社”，1931年11月7日诞生于江西瑞金，呼号CSR（Chinese Soviet Radio），是中央革命根据地最早创办的通讯社，肩负着出版报纸和开展小部分通讯社业务的双重任务。红中社的通讯业务主要有二：一是用无线电明码播发新闻，每天约五六条，有时还播发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一些声明、通告和宣言；二是编译刻印“参考消息”——《无线电日讯》（又称《每日电讯》），即把抄收的新闻（国民党中央社的中文电讯和苏联塔斯社的英文电讯）选编成油印单页资料，每天刻一两张蜡纸，印四五十份，供中央机关负责同志参考。应该说，出版报纸是红色中华通讯社的主要任务。另外提及一点，红中社的创办，与早期红军无线电事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1937年1月改名为“新华社”。 2. 《红色中华》报

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刊，4开小型报，一般出4到6版，初为周刊，后改为三日刊、双日刊，办的比较通俗生动，设有不定期的文艺副刊——《赤焰》。《红色中华》报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机关报，也是根据地人民政权下第一张出版时间较长的中央级铅印报纸，初为苏区中央政府机关报，后改为中央苏区党政工青中央机关的共同机关报。1937年1月改名为《新中华报》。

《红色中华》报主要开展了如下的宣传工作 ：1）紧密配合党政中心任务，积极进行了建设和巩固工农民主政权的宣传；2）协助党和苏维埃政权进行多方面的战争动员工作；3）针对东三省被占的情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阴谋和罪行，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宣传贯彻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报道国统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东北人民武装抗日的消息。

红中社与红色中华报，社报一家，成立有5人编委会，负责领导报纸和通讯社业务工作。第一任主笔是周以粟。 3.《红星》报

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刊，是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军委总政治部主办。1933年8月后邓小平、陆定一担任过主编。《红星》报的使命是“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选自创刊号发刊词《见面话》）。红星报实践了人民军队报刊应该具有的政治思想教育、传播消息、指导工作、批评监督和文化娱乐等多种功能，办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图文并茂、丰富多彩。红星报编辑人员少，但却拥有一支庞大的通讯员队伍，多时达500人，其中骨干分子就有100人左右。其版面编排除了社论、要闻、专电、前线通信、国际时事等栏目外，还先后设有10多个专栏。红星报注重插图的应用，评论、新闻甚至理论文章常常配有漫画或绘画。

4.《青年实话》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的机关刊物。

1931年7月1日在福建龙岩创刊，后迁江西瑞金，初为单张印刷的报纸形式，16开4版，后为32开的杂志形式，刊期为半月刊，后改为旬刊、周刊，1934年10月停刊。设有完整的编辑发行销售系统。陆定一、魏廷群等主持编务。

《青年实话》宣传的主要内容和《红色中华》相一致，目的是为了加强党对青年团的指导，扩大青年团在青年中的影响。“力求文字作风的青年大众化”是《青年实话》的特色。该报社有多种适应青年的专栏，同时还根据形势需要随时开设各种新的专栏。该刊还非常注意群众对报刊的意见，专门设有“读者来信”专栏，登载群众来信，反映群众的看法。因此该刊在青年群众中威信很高、影响很大。 5.其他报刊

《斗争》周刊， 1933年2月4日在瑞金创刊，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铅印16开本，每月约出3期，是一份综合性的刊物。该刊主要等在中共中央的决议和党的负责人的文章，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权威性。 《红军日报》，红军创办的第一份铅印对开大报，1930年7月29日在长沙创刊，由军团政治主任袁国平和左基忠主编。共出版6期。8月5日，红三团撤出长沙，报纸停刊。 《苏区工人》， 1932年创刊，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机关报，初为半月刊，后改为旬刊，铅印16开竖版印刷，1934年10月停刊。针对苏区广大工人群众和各级工会干部，辟有“社论”、“短评”、“新闻”、“特载”和“职工运动通讯”等栏目。

其他根据地和红军的报刊，主要有：湘鄂西根据地的《列宁青年》、《红旗日报》、《工农日报》，湘赣根据地的《湘赣红旗》，鄂豫皖根据地的《红旗报》、《鄂豫皖苏维埃报》，湘鄂赣根据地的《红旗》报，闽浙赣根据地的《工农报》、《红色东北》，川陕根据地的《战场日报》、《赤化全川》、《血花》等。 红七军的《右江日报》、红一方面军的《红色战场》，红五军团的《猛进》，红一军团的《战士》快报，红二军团的《战士的话》，红三军团的《红军日报》等。

6. 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的基本特点

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人民政权的历史条件下创建的一种崭新的新闻事业； 它使中国新闻事业破天荒第一次深入到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出版新闻事业，从文化落后的农村地区开始。由此形成了一些优良的传统，具体有：艰苦奋斗的办报作风；紧密配合党政中心任务，推进政权建设，服务革命战争；依靠群众办报，实行通俗化办报方针；对于党报思想、真实性原则、新闻自由问题要有正确的认知。

二、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地下办报宣传活动 1.上海的《布尔塞维克》与《红旗日报》 《布尔什维克》，1927年10月24日在上海秘密创刊，是中共中央理论机关刊物。前16期为16开的周刊，后为32开的不定期刊。瞿秋白、蔡和森和李立三先后任主编。《布尔什维克》一创刊，就以全力揭露和打击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同时与国民党改组派和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进行斗争，还报道党领导的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斗争，各地的工农斗争。特辟《我们的死者》一栏，先后报道了张太雷、向警予等一百多名先烈的事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掌握了刊物领导权，错误地宣传“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政策，给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采用伪装封面和不断改换刊名的方式发行。

《红旗日报》， 1930年8月15日在上海创刊，前身为《红旗》三日刊和《上海报》。《红旗》是中共中央政治机关报， 1928年11月20日在上海创刊，撰稿的有李立三、恽代英、谢觉哉等。前期注重发动民众，后期则加强了指导性的宣传，辟有“社论”、“国内外消息”、

“问题与回答”等栏目，报道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的决议、宣言、报告，介绍国统区工人罢工、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等。《上海报》是中共在上海出版发行的通俗报纸， 1929年4月17日创刊， 初名《白话日报》，李求实主编。以工人群众为主要读者对象，大量报道工人的劳动、生活、斗争等情况，揭露国民党破坏工运的阴谋，介绍了苏区根据地和红军的情况。

4. 地下报刊的历史功绩和教训

党的地下报刊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勇敢地张扬革命大旗，向广大的人民群众证明着共产党依然存在，给广大党员和人民树立了信心，指出了革命的方向，在历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功绩。

地下报刊在国统区坚持了党的阵地，并利用这个阵地，揭露了蒋介石政府打着“革命”的旗号行反革命之实的本质，指出了国民党不再是革命党，他们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事实，从而在思想上澄清了这一重要的问题。 地下报刊还与国民党改组派以及托陈取消派进行了斗争。地下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在坚持革命方向、打破对方蛊惑人心的宣传上有重要的意义，给党员和革命群众指出了方向，在思想上巩固了革命队伍，为共产党此后的斗争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这个时期党的地下报刊，受到了几次“左”倾思想的严重影响，在宣传上也有过严重错误。同时，在地下报刊的宣传策略与发行方式上，也曾采取过盲动的做法，从而使党的报刊损失惨重。

第六节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传播事业在抗战中走向成熟 一、中共党报系统的重建与新闻通讯、广播事业的发展 1.党报系统的重建

中共党报系统的重建，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在抗战中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延安，1939年前后，《解放》周刊、《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 《中国文化》、 《边区群众报》等一批报刊纷纷出版，形成了一个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为中心的报刊系统。 在其他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则形成了以当地党委机关报为中心的报刊系统，有中共的机关报，也有抗日民主政权主办的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报纸，主要有《抗敌报》、《抗战日报》、《江淮日报》、《大众日报》等。 《新中华报》

前身为《红色中华》报。1936年1月在陕西瓦窑堡复刊，1937年1月29日改名为《新中华报》，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1939年2月7日，中共中央将《新中华报》改组，作为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联合机关报，由原来的5日刊改为3日刊，廖承志、向仲华等先后主持报社工作。由于物资条件的限制，仍为油印报，1937年9月才改为铅印报。 1939年，毛泽东给《新中华报》题辞：“把新中华报造成抗战的一支生力军”。第二年，毛泽东又给《新中华报》写了一篇题为《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的文章，指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为《新中华报》的政治方向。

《新中华报〉的改组，改变了当时中共中央在边区没有机关报的局面，加强了对根据地抗战和建设的指导。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新中华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41年终刊。 《解放》周刊

1937年4月24日在延安创刊，16开铅印，后为半月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也是中共中央的政治理论刊物，主要负责人是张闻天。

抗战开始后，《解放》积极地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发表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以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重要论文，在指导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解放》还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和全面抗战的路线，报道、评论抗日根据地的抗战与建设工作。1941年8月31日停刊。 《共产党人》、 《八路军军政杂志》、 《中国青年》 和《中国妇女》 《共产党人》， 1939年10月20日创刊，主编张闻天，以党的建设为中心的党内理论刊物。毛泽东在为它写的发刊词中，指出它的任务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此外，毛泽东在发刊词中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论断。1941年8月停刊。 《八路军军政杂志》， 1939年1月15日在延安创刊，月刊，肖向荣主编，八路军总政治部机关刊物。毛泽东写了发刊词。1942年3月停刊。 《中国青年》，1939年4月16日由全国青年联合会延安办事处宣传部出版，半月刊。以帮助、引导青年为主要目的。曾发表毛泽东的著名论文《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于1941年3月出至第3卷第5期停刊。

《中国妇女》， 1939年6月1日在延安出版，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刊物，以发动全国妇女投身抗日运动为宗旨。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邓颖超等经常为它撰稿。1941年3月出至第2卷第10期停刊。 《中国工人》、 《中国文化》 和《边区群众报》

《中国工人》，1940年2月7日由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出版，月刊。毛泽东为它写了《<中国工人>发刊词》，谈到要依靠群众来办报，文字要生动等。1941年3月出至第13期停刊。

《中国文化》， 1940年2月15日由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创办，中共中央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综合性学术刊物。该刊以登载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学术理论研究，各类文艺讨论、翻译文章等为主要内容。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的问题的讨论曾在该刊上展开。毛泽东的重要论文《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在该刊的创刊号上。1941年8月20日停刊。

《边区群众报》，1940年3月25日由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创办，胡绩伟主编，是一份通俗小报，以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为读者对象。该报的主要特点是通俗易懂，以浅显、生动的文笔说明共产党的方针、抗日救国的道理、政策。1948年1月10日改名为《群众日报》。 《抗敌报》和《新华日报》华北版

《抗敌报》，晋察冀中央分局的机关报。1937年12月11日在河北阜平县创刊，4开4版，油印三日刊，后为石印。1938年8月16日，改组为晋察冀边区党委机关报，铅印。1940年11月7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聂荣臻指导出版工作，邓拓任社长兼总编辑。设有“社论”、“军区要闻”等栏目和《老百姓》、《海燕》等副刊。1945年9月12日迁张家口，出对开4版1大张，是晋察冀解放区的第一张城市大报。1946年10月10日撤回晋察冀边区，1948年6月14日终刊。终刊后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改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华北《人民日报》，次年3月迁北平，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前身。

《新华日报》（华北版），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1939年1月1日在晋东南沁县创刊，是当时敌后的第一张铅印日报，何云是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由武汉沦陷前，《新华日报》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和设备来到这里，经过筹备出版的。1939年7月在反扫荡中，《新华日报》出版了东线、南线、西线、北线四个版的油印或石印报。1942年5月的反“扫荡”中，社长何云牺牲。1943年10月1日改为太行版，成为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机关报。该报不仅在宣传上发挥了很大作用，而且还举办过记者培训班，发展印刷基地，自制纸张、印刷器材，出版过大量的书籍，为根据地新闻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过显著的贡献。 《抗战日报》、 《大众日报》和 《江淮日报》

《抗战日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1940年9月在山西兴县创办， 4开4版，

是晋绥边区第一张铅印的报纸，也是各抗日根据地报刊中办得最有成绩的报纸之一。1942年9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成立后，《抗战日报》成为分局的机关报。初创刊时为三日刊，1942年改为两日刊，1944年改为日报。第一任社长廖井丹，总编辑赵石宾。1946年7月1日《抗战日报》改名为《晋绥日报》，因率先开展揭露“客里空”运动在新闻界享有盛名。1949年5月1日终刊。

《大众日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1939年1月1日，由苏鲁豫皖边区党委创办的机关报。后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成立，该报改为分局机关报。报纸出版时，党委就提出，此报既应是边区党委的机关报，也应是边区人民自己的报纸。该报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出版。《大众日报》现为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

《江淮日报》， 1940年12月2日在江苏盐城创刊，对开日报，后改为4开一张，1941年5月后为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也是苏北根据地第一张大型报纸。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兼任社长，王阑西任副社长兼总编辑。1941年7月22日停刊。 2.新闻通讯、广播事业的发展

新华社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和人民广播事业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走向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

这一时期，结束了过去“报”、“社一家的历史，新闻通讯社在业务各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拥有了自己的广播事业，开始自如地运用这一新型的现代化的宣传工具。

二、《解放日报》的改版与党的新闻工作的重要改革 1.《解放日报》的创办

20世纪40年代初，延安的报刊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中央一级的刊物都是刊期长、以理论宣传为主的杂志。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也只是四开版的小型三日刊，这样的篇幅和刊期显然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这样，创办一张大型中央机关报的工作提上了日程。经过紧张的筹备，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新中华报》和新华社编的《今日新闻》合并，集中力量出版《解放日报》。

1941年5月16日创刊于延安，初期为对开两版，第124号起为对开4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是共产党在解放区出版的第一个大型日报，也是我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一家革命报纸。第一任社长博古，第一任总编辑杨松，次年11月杨病逝，陆定一继任总编辑。《解放日报》至1947年3月27日停刊，共出版2130期。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创办《解放日报》的通知，对其创办工作部署和安排，题写了报头，撰写了发刊词，还经常指导报纸的工作，撰写和修改重要的社论、评论、新闻和文章。

“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是本报的使命” ，“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传达。《解放日报》的社沦，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 2.《解放日报》改版的背景和原因

1941年至1942年，共产党在抗日期间采取了整风运动的方法，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教育。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在全党反对主观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任务，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教育由此开始。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演说。2月8日，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从此解放区的整风改革运动拉开了帷幕。

当时，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 《解放日报》创刊仅有半年多，由于缺乏在根据地办党报的经验以及教条主义的影响，虽然担负了党报的任务，但没有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办报，尚未完全尽到党报的责任。表现出党性不强，脱离实际，反映群众生活不够，文艺副刊也在

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党报的立场，每天用主要篇幅登外国通讯社的新闻，对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斗争却重视不够，这些问题主要反映在报纸的版面安排上没有突出主次。 5. 《解放日报》改版的意义

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基本观点：

坚持无产阶级新闻的党性原则

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加强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依靠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把报纸办好

正确处理新闻的政治性与真实性的关系 坚持新闻为党的实际斗争服务的方向

加强新闻队伍的思想建设，反对“无冕之王”的观点，树立“人民公仆”思想 坚持群众办报路线，大力发展工农通讯员队伍

树立鲜明生动、活泼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文风，反对党八股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发表在1943年9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上，共约7000字。 新闻的本源与定义：“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 。

关于新闻的真实性问题：基本肯定了资产阶级新闻学中新闻必须具备的“五要素”（时间、地点、人名、事实的过程和结果），但又指出，仅有五要素是不够的，还必须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 “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

文章指出，党报必须把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与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结合起来，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办党报的人要牢记群众力量是伟大的，树立群众观点。 三、《新华日报》与党的抗日宣传、统一战线工作 1.《群众》周刊

1937年12月11日在汉口创刊，编辑兼发行人为潘梓年，实际主持者是许涤新，由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第一个刊物。以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中共全面抗战路线为宗旨，经常刊载介绍马列主义的译著和论文。1938年武汉沦陷后停刊，同年12月在重庆复刊，抗战胜利后，迁上海出版，1947年3月2日停刊。 2.《新华日报》

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武汉，对开4版，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大型机关报。初期由潘梓年任社长兼总经理，华岗任总编辑，设编辑委员会，编辑部主任是章汉夫。 《新华日报》的版面和内容特点

《新华日报》除了常设的新闻和言论外，还设有专页、专栏。如《团结》专页，周恩来写的发刊词，“友声”、“边鉴”等专栏经常登载民主人士的文章，针对国统区的实际问题进行报道评论，同时报道边区军民抗日与生产等方面的成就。 副刊《新华副刊》，1942年9月18日创刊，是综合性的文化副刊，内容有文化方面的评论、书评、剧评、各种文艺作品以及专在边区的文艺和报道，专设“新华信箱”、“工人专页”，专门答复读者来信和发表工人创作的作品。 《新华日报》在重庆期间，“编得好、印得清、出得早、销得多”。

1942年5月，《新华日报》贯彻中共中央整风运动的精神，进行整风改革，周恩来领导报社开展整风。5月23日，发表《敬告本报读者》的社论，表示欢迎党外人士提出批评。次日，刊登征求读者意见的启示，开列八个方面的问题，请读者帮助报社整风。 第七节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传播事业走向全面胜利 一、抗战后中共新闻事业的发展、收缩与再发展

二、解放区新闻事业的两大内容：军事宣传报道与土地改革的宣传报道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的新闻写作

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系列新闻报道与评论，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其消息以事实说话，简明生动，特别是一些有关战场情境的描写，巧妙地穿插历史背景，文情并茂，主要有《长春国民党军全部投降》、《我军解放郑州》、《东北我军全线进攻，辽西蒋俊五个军被我军包围击溃》、《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等；其评论不仅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前景作了准确而又深刻地分析，而且笔调豪放，声势夺人，有一股撼人心灵之气，主要有《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将革命进行到底》、《评战犯求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

土地改革的宣传报道与反“客里空”运动

反“客里空”运动，就是在1947年4月—9月期间开展的，针对土地改革运动宣传报道当中出现的右倾错误，以反对不真实的新闻报道以及在报道中弄虚作假的新闻作风为内容的新闻改革运动。客里空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著名剧本《前线》中的一个战地特派记者形象，善于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片面夸大，肆意拔高，后来成了品质恶劣、以捏造假新闻为能事的新闻记者的代表。

反“客里空”运动的意义

一是纠正了土地改革中的错误宣传，推动土改运动的健康发展； 二是促成了解放区新闻界的自我教育，从思想上组织上纯洁了党的新闻工作队伍，大大地增强了战斗力；

三是维护了新闻工作的真实性原则，既挽救了党报在群众中的威信，又丰富了党的新闻理论。

三、从农村走向城市：中共新闻事业的全面胜利 1.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山西兴县接见了《晋绥日报》工作人员，并发表了重要谈话，精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

党报的作用和任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因此，“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办报的路线和方针：“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党报的风格：“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

党报工作者的学习与修养：“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慢慢地使自己的实际知识丰富起来，使自己成为有经验的人”。这样，“工作才能够做好”，“才能担任起教育群众的任务。” 2. 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

1948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决定》，要求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政策和路线，各种宣传凡内容有不同于中央现行政策和指示的，均应事前将意见及理由报告中央批准，否则不得发表，并重申了看大样制度：“每天或每期党

报的大样须交党委负责人或党委所指定的人作一次负责的审查，然后付印。”

1948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城市办报方针的指示》中提出了关于城市党报工作的三大注意事项，一是报纸主要为工农兵服务，但同时也要为干部、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服务；二是报纸以报道农村与工厂的消息为主，同时兼顾市场、学校以及其他地方；三是报纸副刊，必须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入浅出地对读者作教育工作。

1948年10月，刘少奇发表《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 首先阐明了新闻工作的重要性，新闻工作是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个重要桥梁，党依靠它联系群众，指导人民，指导各地党和政府的工作；又依靠它把人民的一切活动、情绪反映上来，帮助党了解情况。新闻工作者不仅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以及马列主义观点，而且有权利考察党的政策对不对。

接着着重详细地阐述了人民的新闻工作者要做好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四个条件，刘少奇指出：第一要有正确的态度，你们是人民的通讯员，是人民的记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二，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首先思想上要艰苦，要做理论的、系统的工作，而且是独立地去做；第三，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要做马克思主义记者，却不大懂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就在这里。你们不提高理论修养，工作是做不好的；第四，要熟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了及时地正确地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就要经常学习、研究，时刻注意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坚定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既批评左的倾向，又批评右的倾向。 3. 共产党对旧有新闻事业的改造

为了做好对大中城市中旧有新闻事业的接管、清理与改造，中共中央分别于1948年11月8日、20日、26日作出了《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对新解放城市的原广播电台及其人员的政策决定》、《关于处理新解放城市报刊、通讯社中的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

根据“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剥夺反人民的言论自由”的原则，规定：对国民党反动新闻机构一律没收和封闭；对进步新闻事业加以保护；对不反共的中间新闻事业不禁止，依靠其自身力量继续出版。同时对外国在华的新闻事业也规定一些相应的处理办法。因此，人民解放军进入城市后，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封闭当地国民党反动新闻机构，并利用这些机构的物资设备开展革命宣传工作。 4. 共产党全国新闻事业网的迅速建立

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在全国迅速建立，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共产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网。

一些民主党派的报刊、无党派民主报刊也相继创办或复刊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成立，实现了全国新闻工作者的大会师、大团结。

1949年9月28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9条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禁止利用新闻进行诽谤、破坏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发展人民广播事业。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意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 第二章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新闻事业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创建与初步发展 一、公营新闻事业网的形成

要在继承和革新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以北京为中心遍布全国各地的公营新闻事业网，包括以《人民日报》为中心、以党报为主体的公营报刊网，以新华社为主体的国家通讯社网和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国营人民广播电台网。

《人民日报》早在建国前夕就已正式出版，1948年6月15日至1949年7月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创刊于河北省平山县，社长张盘石。1949年8月1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

报，首任社长为胡乔木、继任社长范长江，首任总编辑为邓拓，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报纸，向国外发行。1951年起为对开4版，1956年改版为对开8版。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是中国大陆两大通讯社之一，其前身是1938年10月，由进步文化人士范长江、胡愈之等人发起的国际新闻社。

1952年9月14日在北京成立，10月1日开始发稿，金仲华任社长。最初其编辑机构附设在新华社内，名为华侨广播组（部），主要以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和外籍华人为对象，在宣传上根据华侨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报道祖国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等建设成就和闽粤要闻、侨乡情况，以促进爱国华侨的大团结。随后在广东福建和上海三地设立分社，在广西云南设立记者站，在香港设立办事处。

现今，中新社在中国内地的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有56个分支机构，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在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法国泰国也建有分支机构。中新社已建立起覆盖全球华文媒体的新闻供稿体系，初步建成可为全球华人提供多元服务的新闻、文化机构。作为一家国家级通讯社，中新社已和海内外近三百家新闻传媒和网络媒体建立了长期的供稿关系，为他们提供多元化服务。 《共同纲领》确立新闻自由原则

1949年9月21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第49条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禁止利用新闻以进行诽谤，破坏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发展人民广播事业。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 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新闻自由的原则，即在报道真实新闻和不进行违法活动的前提下，广大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出版自由，确立了国家积极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新闻事业的方针。

表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事业是一种崭新的新闻事业。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与新闻业务的探索与改进 一、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第一次全国新闻工作会议

1950年3月29日至4月16日，新闻总署在北京召开全国新闻工作会议，这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性研讨新闻工作的会议，是全国调整和发展新中国新闻事业的第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作风和新闻风格的定型会议。

这次会议对全国新闻工作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普遍调查，掌握了全国公私营报纸、广播电台分布状况、全国新闻从业人员状况等重要数据，对全国新闻工作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讨论。

会议认为：改进报纸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加强报纸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统一新华社的组织和工作，以适应全国统一的国情和统一的国家通讯社的要求；应在全国建立广播收音网，以便使人民广播事业在确实的群众基础上发挥应有的宣传教育作用。

2.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具体措施

在新闻体制上，实行采编合一制和总编负责制

各新闻机构建立起广泛的通讯员网与群众性的读报小组 在新闻宣传报道方面，进行通俗化改革 高度重视，认真处理群众来信 普遍建立广播收音网 3.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旗帜鲜明，斗争坚决

重视自我教育，开展问题讨论

也出现过一些问题：言辞过于偏激，报道内容失实，忽视党性原则 二、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

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积极意义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新闻工作经验有不少可资借鉴的地方。

通过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我国新闻界系统地学习了列宁、斯大林的办报实践、办报思想和苏联新闻工作的传统，加深了对于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认识，并在很大程度上用以指导建成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基本体制。

另外，中国新闻界全面学习借鉴苏联新闻工作的业务经验，包括新闻的编辑、采访 、写作以及经营管理和发行等等，从而普遍提高了中国媒体和中国新闻工作者的业务水平。 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中出现的教条主义错误

一是片面强调不犯错误。在学习《真理报》的过程中，认为该报从不登“更正”，是一张“没有错误的报纸”，由此《人民日报》便提出了 “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的荒诞口号。

二是每天一篇社论。在社论的写作上，盲目模仿《真理报》，不论有无必要，硬要每天必有一篇，无论问题重要与否，写得好不好，都得按规格写满2 500字，放在1版头条地位。结果不少文章写得“无的放矢”，“无病呻吟”，作者硬写头疼，读者心烦不愿看。

三是业务路子越走越窄。一切以苏联为样板，凡是《真理报》的标题就是好标题，凡是塔斯社的导语就是好导语。照抄生搬的结果是，新闻标题枯燥干巴，中国传统的多行题不见了，换成清一色的一行题，单调乏味。

四是国际新闻报道片面性严重。各报沿袭苏联做法，只登骂帝国主义的，说我们的好话的，至于敌人骂我们的，一概不让见报。对社会主义国家只报喜不报忧，对西方国家则只说不好的。这样以片面代替全面，不能完全反映客观真相，引起读者的反感和对报纸的不信任。

五是不登广告。《真理报》不登广告，于是，我国报纸也不重视广告的刊登，置读者的要求于不顾。

广播方面的教条主义倾向：一是提出以中央台为基础，地方台为补充的办节目方针，要求地方台用较多的时间转播中央台的节目，其后果是削弱了地方广播联系当地实际的作用，影响了地方办广播的积极性；另一是限制在广播中开展批评，认为广播不宜于进行批评，只能谈成绩，不能讲缺点。

三、新闻业务的建设与新闻教育的发展 1.新闻业务建设

纯洁语言文字、注重语法修辞，以端正文风 新华社开展“练笔运动”

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 图片的广泛运用 2. 新闻教育的发展

第三节 新闻宣传报道的成就与得失 一、经济生产宣传报道

1.紧密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 2.突出报道国家重点建设成就

3.宣传先进人物，用榜样的力量激励群众 4.报道当中凸现的一些问题

强调国家的利益多，注意个人的利益少；介绍生产过程多，反映职工生活少；鼓励完成国家任务多，为职工的要求呼吁少。

对社会作用与服务对象等问题不够明确，导致片面强调报道的指导性与思想性，习惯于从领导角度看问题，指示、教训的口吻多，而从群众的角度提问题、满足群众需要和兴趣的报道少。

二、政治外交宣传报道

1.开国盛典的报道

2.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报道 3.抗美援朝的报道 三、思想文化宣传报道

1. 建国初期对马克思主义学习作了系统广泛地报道 2.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3.关于《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 4.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与批判 第四节 1956年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改革 一、新闻工作改革的历史背景与指导方针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体制基本确立，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与作风继续得到发扬光大，苏联新闻工作的经验给中国新闻工作者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与启示。但是，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在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新形势下，新闻工作落后于现实生活的矛盾更为明显。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是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严重。长期在根据地办报所形成的替党政机关发言、自上而下指导工作的办报模式、方法和版面安排不适应新的形势要求以及新闻媒介功能的转变。毛泽东在1955年12月为《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撰写的按语中批评说：“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

二是对苏联的经验与做法照抄照搬。新闻机构日趋单一化、新闻宣传日益公式化，被人概括为“内容枯燥，讨论缺少，语言生涩，形式呆板”，是当时新闻界的通病。

广大读者十分厌恶，新闻工作者也深感不安，有的还上书领导，提出批评意见，呼吁新闻改革。

二、《人民日报》以改版为中心的新闻工作改革 人民日报《致读者》

人民日报》在这篇社论中公开地承认自己的工作“仍然有很多缺点”，并且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

社论提出从三个方面进行改版工作： 一是“扩大报道范围”，社论认为“尽量满足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的天职”，“生活里的重要的、新的事物－－无论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或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是通都大邑的，或者是穷乡僻壤的，是直接有关于建设的，或者是并不有关于建设的，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人民希望在报纸上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应该多采集、多登载一些。”

二是“开展自由讨论”，社论认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不能设想自己是全知全能的”，不能“随时作出绝对正确的结论”, “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虽然是经过编辑部选择的，但是并不一定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对于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抱有同一种见解”，所以，要提倡自由讨论，“害怕讨论的人总是可笑的人”。

三是“改进文风”，“报纸上的文字应该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而且言之成章”， “万

不要让读者看了想打瞌睡”。我们认为，文风问题实质上是个作风问题、学风问题，而对于党报来说，应当还有个“党风”问题。 五、新闻工作改革的收获与意义

1.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观念得到了更新与解放 2.开拓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的路径

3.广大读者的欢迎与支持是新闻改革的关键所在 4.改革中存在“向后转”的倾向

第三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1957-1965） 第一节 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中的新闻事业 一、从宣传“双百方针”到报道整风运动

1.1957年初春，全国性的新闻工作改革仍在向纵深发展。体现在：一是媒体上自由讨论的气氛很活跃，如人口问题、高等教育问题、杂文问题等，尤其是上海《文汇报》有关国产电影的讨论，1956年11月14日至1957年3月24日，共发文章60多篇，连毛泽东也认为“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二是对“双百方针”的大力宣传，人民日报和文汇报等刊载了重头文章，如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篇著名的杂文 。

2. 1957年晚春，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于次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阐释这次整风的目的、意义和方法，要求广大群众响应中央号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批评与建议，这一做法在当时有一专有名词，即“鸣放”。党中央认为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整风，于是“整风”和“鸣放”就成了新闻报道的中心。

“左叶事件”在当时的新闻界影响很大，许多报纸都对这个事件进行了宣传报道，而《文汇报》在这方面是最突出的。1957 年4月17日，刘少奇陪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北京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在场负责维持秩序，与记者发生了冲突。在整风“鸣放”时，不少报纸报道和评论了这件事，批评左叶辱骂记者，在全国新闻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一些记者在“鸣放”中纷纷揭发受到的种种不合理的待遇，要求尊重新闻记者。《中国青年报》于5月7日最早发表《部长助理和摄影师》一文，报道了这个事件并不指名地批评了左叶，次日，《文汇报》发表该报记者的北京专电《新闻记者的苦闷》，再次报道了这个事件，而且公开点名批评了左叶。同日，还专门配发了社论《尊重新闻工作者》。社论对左叶进行了尖刻的讽刺，缺乏与人为善的批评精神。当时，《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要学会尊重人》的文章和《官僚架子滚开！》的诗，并配发了讽刺性的漫画。其他不少报刊，如《工人日报》、《解放日报》、《大公报》、《新民报》晚刊等，也都发表文章，尖锐地批评了左叶，并对此事发表了意见。另一方面，报刊上也有少数文章，如《中国青年报》的《对< 部长助理和摄影师>一文的意见》、《新闻业务》的《不是庇护》等文，批评了记者当时在采访时不守秩序不守纪律的不良作风。

怎样评价“左叶事件”？ “左叶事件”的缘起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只是个别领导干部和记者之间产生的一次小的冲突。当时一些报纸对左叶的批评，未免有些小题大做。有些宣传是偏激的，过头了。在当时整风鸣放的情况下，这件事引起新闻界广泛要求克服采访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取消一些不必要的限制，其中有许多合理的意见，这对于党改进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有益的。另一方面，从整风的角度来看，记者对本身不遵守纪律的不良作风，也应该有自我批评。“左叶事件”在反击右派开始后被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混淆了两类矛盾，是扩大化了。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认真总结教训的，就是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问题。“左叶

事件”中的一些基本情节，真相到底如何，一直未曾弄清。可能原来的报道有失实之处，也可能后来的调查有不符合实际的情况。总之，一定有事实不准确的地方。我们的报纸无论是进行批评还是反批评，都不可违背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原则，更不应根据某种需要，特别是某种政治的需要而违背这一根本原则。 三、新闻界的反右派斗争 新闻界反右斗争的结果反思

反右派斗争，作为一场集中的、激烈的政治运动，经过两三个月就基本结束了。但是，对于右派观点的批判，一直持续到1958年上半年。新闻界有一批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其中《文汇报》21名，包括徐铸成、蒲熙修（副总编辑兼该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

反右派斗争对于中国新闻事业和新闻界，影响巨大，教训深刻。在1957年5月宣传报道整风时，全国新闻媒介一派活跃气氛。其中有极少数人和极少数新闻作品，趁机否定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对此进行批判是必要的，但斗争严重扩大化了，不少人被错划、错批。“左”倾思想从此呈现上升势头，1956年开展的新闻工作改革却从此停止，不再提及了。而“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被当作“群众斗争的形式”，成了新闻报道的热点。新闻理论上的“左”倾色彩，也日趋浓重。然而，1956年、1957年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特性与规律，如何办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这是一个必须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加以解决的问题。 第二节 “大跃进”与“反右倾”中的新闻事业 1. “大跃进”宣传的基本特征

党报在整个1958年的宣传报道，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中心，假新闻、假照片充斥版面，声势大、变化快、调子高成为“大跃进”宣传报道的基本特征。尤其是不少有权威的党报，脱离了客观实际，违背了新闻规律；不正确分析客观事实引出科学的结论，而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2. 新闻界“左”的宣传更加突出 全国各条战线“大跃进”形势迅猛发展，新闻界对“大跃进”的宣传也向高潮推进，“左”的宣传更加突出，主要表现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宣传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政策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三个方面。 二、反右倾和继续跃进的宣传报道

1.过热的大跃进宣传报道转向冷静、平稳。

2.庐山会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召开和反右倾报道。

批驳主要的“右倾”观点，是“反右倾”宣传报道的重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和评论文章，如《“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驳“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谬论》。《人民日报》还编发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看待新生事物》、《马克思主义论群众、政党、领袖的关系》等专题材料。

集中、突出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反右倾”、“保卫三面红旗”宣传报道的一项重要内容。有些省报，连续用“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力能胜天”等口号作为大字通栏标语，整版刊载歌颂人民公社的文章和报道。

“反右倾、鼓干劲”的直接行动，是要“继续跃进”。因此，各地与各行各业的“继续跃进”成为1959年全国新闻媒介宣传报道的基本内容之一。“高速度、大跃进”仍然被广泛用作大字标题。有些报纸，改进了宣传报道方法，显出特色，吸引读者。如《中国青年报》，在1959年国庆前后，集中报道青年工人“高速度跨进1960年”运动，运用消息、通讯、评论、图片等多种形式，表扬青年中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山西日报》根据农村的特点，报道“红勤巧运动”，贯穿全年。

1959年为建国10周年。新闻媒介对于建国以来的成就，作了系统的宣传报道。

1958年“大跃进”宣传报道中的片面、浮夸等问题，在1959年“继续跃进”的宣传报道中没有得到克服。但1959年毕竟没有1958年那样宏大的气势，只是极“左”论调更为明显，政治色彩更为浓厚。因此，这两年的教训同样是深刻的。 三、新闻事业的发展和新闻工作的改进

在1958年，我国新闻事业规模迅速扩大。新增报纸127种（1957年原有364种）、杂志188种（1957年原有634种）、广播电台30座（1957年原有61座）。而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电视事业的诞生。

1. 毛泽东的“政治家办报”思想的提出。 2. 大力贯彻“全党办报”方针。 首先，省委加强了对党报的领导

其次，普遍建立党委通讯组（写作组、报道组）。 3. 中国电视事业的诞生

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9月2日，该台正式开播。 4. 《红旗》杂志的创刊 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 ，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办，半月刊，每月1日、16日出版，开本为16开48页，国内外公开发行，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少数民族文版，分藏、蒙、朝、维、哈等民族文字出版。1988年，由毛泽东题写刊名的《红旗》停刊，由邓小平题写刊名的《求是》半月刊创刊，新刊由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主办，办刊宗旨与《红旗》类似，但在文章选登上题材更为广泛。 办刊宗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解释和论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各种问题进行理论上的阐述和解答，对国际问题和重要思潮进行评价，并对各级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进行辅导。”读者对象主要是全国县团级和县团级以上的各级干部，同时兼顾其他读者。80年代初期，《红旗》曾多次向一般读者扩大发行。 《红旗》是在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处在空前的大跃进时代这个新形势下创刊的。它的任务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在思想界的革命红旗。创刊号《发刊词》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就已经在中国思想界举起了自己的红旗。中国人民在这个旗帜的引导下胜利了。无产阶级要在这个斗争中取得彻底胜利，就必须充分地、全面地、深入地展开思想战线的斗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破除迷信，厚今薄古，打破旧传统，粉碎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从而把中国人民从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下面完全解放出来。”

《红旗》之后，各地迅速创办理论刊物。 5.《参考消息》扩大发行 6. 新闻教育的发展（兴办） 7. 中国记协的成立

中国新闻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1957年3月在北京召开，正式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它的前身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

中国记协的任务是：推动全国新闻工作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学习、研究和交流新闻工作经验，提高新闻工作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业务水平，使我国新闻事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同社会主义各国新闻工作者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正直的新闻工作者团结合作，为持久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中国记协首任会长为邓拓，主办有《新闻战线》月刊。

中国记协当时共有会员约6万人。之后，各省、市、自治区也都成立了地方新闻工作者

协会。

第三节 新闻事业的调整与改进 一、新闻事业的调整

我国新闻事业经历了1958年的大鸣大放和1959年的高调批判之后，从1960年起在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充实、巩固、提高”方针的大局下，也进入了调整时期。

1. 新闻事业压缩了规模、精简机构和人员 2. 晚报有较大的发展

3. 电视事业有所发展（1958年全国有电视台2座，1959年至1962各年分别为7、17、20、14座。）

二、总结经验教训，学习理论与政策

1.从“大跃进”宣传中吸取经验教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认真学习理论与政策。这一时期着重学习首次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文，深切体会“宣传党的政策是报纸的根本任务”。

2.1961年5月1日，刘少奇同人民日报、新华社负责人谈话，指出人民日报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在这个问题上使我们党在国际上陷于被动。大跃进的错误报道，中央负一半责任，人民日报也要负一半责任。

3.全国媒体按照刘少奇的要求，对1958—1960三年的宣传报道作了全面检查。 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 中共高层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2. 各级传媒的响应和落实 四、报刊的知识性增强、杂文兴旺

1. 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2. 杂文的兴旺

3. 上海“杂文事件” 1962年5月6日，《文汇报》副刊上发表署名骆漠（罗竹风）的杂文《杂家》，为坐冷板凳的编辑说了些公道话，认为“编辑也是一种专门家——杂家”，有关领导应该重视。同时发表的该报《编后记》，肯定作者的见解，并提出“希望有响叮当的名编辑”。而姚文元很快写了《两个编辑同志的想法》一文（刊载于5月13日《文汇报》），把骆漠的看法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现实不满的论调，加以批判。他写道：“我自己也做过几年编辑，也尝过一点编辑工作的甘苦”，“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凄凉感。”他还用“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来否定编辑应有的合理待遇。1963年6月，张春桥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说，这是“思想路线上的一次资本主义复辟”。罗竹风被免去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职务，以后多次被批判。

五、新闻队伍建设

在三年调整时期，新闻工作通过学习理论与政策，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通过总结工作和调查研究，提高了业务水平，而更具时代特征的是，对于新闻工作者属于“杂家”的认同。 第四节 革命化宣传与学术文化批判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了阶级斗争和反对修正主义思想倾向。革命化宣传报道，由此逐渐展开，并日益突出。树立先进典型，发挥榜样作用，歌颂社会主义祖国，表扬新道德新风尚，开展学术文化问题讨论，以及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等，是革命化宣传报道的基本内容。其中歌颂社会主义祖国是革命化宣传报道的重点，让人民群众通过耳闻目睹的事实和切身感受，歌颂社会主义好，歌颂前进中的祖国，表扬好人好事，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雷锋、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焦裕禄）

三、穆青和他的通讯报道

穆青简介

穆青，生于1921年，原名穆亚才，回族，河南人。中国著名新闻记者、摄影家。1937年底在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1938年到八路军120师作宣传工作，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7月至1942年8月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42年8月进入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从事新闻工作。抗战胜利后，穆青到东北，任《东北日报》采访部主任。平津战役后，他作为新华社特派记者，随第四野战军渡江南下采访。

解放后，他先后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新华社副社长兼国内部主任。1966年初，他与冯健、周原合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粉碎“四人帮”后，他先后任新华社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党组副书记、新华社副社长兼总编辑等职。 1982年4月起任新华社社长、党组书记。1992年底卸任。他是党的十二大中央委员，十三届中顾委委员。现为中国记协名誉主席，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名誉会长。他的新闻代表作还有《雁翎队》、《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等。他已出版的作品集有《南征散记》、《穆青散文选》、《彩色的世界》、《新闻散论》、《十个共产党员》等。

从八十年代起，他业余时间从事摄影创作，已出版的摄影集有《九寨沟》、《穆青黄山摄影集》、《穆青摄影选》、《穆青摄影 汴菊》、《穆青摄影 洛阳牡丹》等。

穆青通讯报道的特色

典型的时代人物，鲜明的时代特色，深刻的思想内涵。穆青人物通讯，写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各行各业的人，但是他笔下的凡人又都闪烁着非凡的光彩。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石油工人王进喜、工人的旗帜赵占魁、植树老人潘从正、改革大潮中的老支书阎建章??穆青人物通讯，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能在把握社会关注点，把握群众愿望呼声的基础上，紧扣时代脉搏，精心选择出具有高度典型性的时代人物。更关键的，穆青并不是单纯地为写人而写人，而是根据时代提出的问题，通过塑造一个典型人物，去感染人、鼓舞人，来反映深刻的时代主题。

善于运用特定环境中的细节描写以增加文章的色彩和感染力。细节描写是穆青人物通讯的特长，精彩的细节往往能起到于细微处见精神的效果。他的人物通讯感人至深，也得力于细节的生动描摹。

擅长用白描手法来叙述情节和再现场景。所谓白描手法，就是用最经济的简括精练的笔墨，抓住形象的主要特征来进行描写的手法。这种技法的特点是真实记录，真实再现。它有形象描写但无堆砌之感，有情节过渡但没有虚笔描绘，有人物特征的简捷勾勒但没有想象成分的心理刻画。如《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开头几段场景从“寒风呼啸”、“冻结着厚冰”的中南海，到总理与十几位劳模的亲切热情的交谈，交谈后，总理对吴吉昌嘱托的场景描写就是从实处着笔，只是用逼真的事实去感染读者，使人如临其境。

议论和抒情缘事而发，与纪实描述虚实结合，情景交融。穆青的人物通讯由于适当地穿插蕴含哲理的抒情描述和议论，从而使读者和作者一样地动感情，产生强烈的共鸣。如《为了周总理的嘱托》有这样一段：“1970年春天，一场冰雹，把棉苗打成光杆。可是棉苗不管枝断叶残，仍然顽强地继续抽芽。就在这时候，吴吉昌拄着拐杖在村头出现了。人们三三两两兴奋地传告着：老汉又站起来了。”在这里作者运用诗歌写作中的比兴手法，借助叙述这些事实，激发了读者的联想，含蓄地抒发了作者的情感和议论。使读者感受到吴吉昌的顽强不屈。

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在严格遵循新闻必须真实的前提下，穆青较多地采用了比喻、拟人、铺垫、夸张、衬托等多种修辞手法。

语言特色。穆青有很高的驾驭语言的能力，他的人物通讯的语言，是经过精心选取和锤炼的。在他的作品中，非常多地运用了群众语言，并使之与自己的语言水乳交融，使人读来感到亲切。

四、学术与思想文化批判

1962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实际上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新闻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又进一步发展起来，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了许多过火的批判。（小说《刘志丹、昆曲《李慧娘》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学术领域）

围绕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宣传斗争 《二月提纲》

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推向高潮，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批判吴晗等人的文章。2月，彭真主持召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会议，强调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会后起草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这个提纲主要试图把已经开展起来的批判运动限于学术讨论的范围，提出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在这种情况下，全国许多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对有关《海瑞罢官》的一些学术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六、宣传报道工作的主要教训

1.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原则

2. 要把坚持原则性和坚持纪律性结合起来 第五节 这一时期主要新闻思想评价 一、解放后毛泽东的新闻思想 1. 更加强调传媒的意识形态功能

毛泽东认为报纸属于意识形态，是一种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讯社、报纸和广播电台都毫无疑问地具有阶级性，是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因而报刊是革命的手段，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能够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2. 强调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

在办报方面，毛泽东一贯主张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而不是少数人关起门来办报。同时毛泽东一向重视宣传的策略与艺术，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还身体力行倡导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风和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些思想结合中国的国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奠定了我国新闻工作的理论基石。

3. 这一时期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缺点

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的新闻思想在建国以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出一些致命的错误，严重于扰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在一定时期内还造成了相当的历史悲剧。

毛泽东过分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是分不开的。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及的1957年反右和“大跃进”，对国家和人民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新闻事业也损失惨重。

毛泽东片面对待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闻自由，夸大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将争取新闻自由看做是“秀才造反”、修正主义。他还常常用“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来概括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所谓舆论一律是对反动派的报纸而言，他主张剥夺反动派的自由，体现了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反革命的专政；而在人民内部则要实行舆论不一律，给人民批评的自由，允许人民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即贯彻“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但遗憾的是‘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最后都成了一花独放和一家争鸣。 二、解放后刘少奇的新闻思想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分管新闻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曾对新华社、广播事业局以及人民

日报社的工作做过许多重要的指示，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新闻学的重大发展，可以看做对毛泽东新闻思想的重要补充。

1. 充分认识到当时报纸宣传中存在的危险因素

1961年5月，刘少奇曾对《人民日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提出有时候“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害处还大”。在承认报纸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的同时，认为报纸如果给群众以错误的东西，散布错误的思想、理论、政策，把群众中的消极因素、落后因素、破坏因素鼓动起来，就会犯大错误，报纸的宣传不一定总是能起到好的作用。

2. 十分看重新闻工作中的调查研究

刘少奇也十分看重调查研究，他多次强调报纸工作人员就是调查研究的专门工作人员，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该是调查研究的结果。他对于报纸宣传中存在的表面现象、形式主义、耸人听闻的报道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受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影响。他还说：报纸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工具，几年来报纸在敌我界限方面分得比较清楚，有敌我观念，但是非界限方面就分不清楚，是非不分，什么是不正确的，不应该宣传，还搞不清楚。

刘少奇的这些话语是对当时新闻宣传实践的科学总结与归纳，一针见血、一语中的，其深度与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人，即使今天对我们的现实仍然有着指导意义。

可惜的是，这些思想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根本无法得到贯彻实施，在“文化大革命”中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恶意攻击，被全盘否定。 三、邓拓的新闻思想 1. 邓拓简介

邓拓(1912年2月26日—1966年5月18日)，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竹屿人，中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新闻学家、历史学家。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笔名左海、马南邨、向阳生、于遂安、卜无忌等。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在河南大学学习。曾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长、新华通讯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中共北京市文教书记，《前线》杂志主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撰写过大量社论，为《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前线》杂志的《三家村札记》专栏撰写杂文，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深受读者欢迎。文化大革命中与吴晗、廖沫沙一起被诬为“三家村”成员，含冤而死，后获平反。主要著作有《邓拓文集》。 2. 重视报纸的社论工作和理论宣传

邓拓主持《人民日报》工作期间，社论形成了每月平均篇幅逐年增长的趋势：1948年平均每月8篇，1950年为11篇，1952年为14篇．1954年为22篇，随后则是每天都有社论了。邓拓认为：“一篇社论是一期报纸的旗帜，其他形式的评论文章也都代表报纸的政治见解，因此报纸的评论工作应当看成是思想工作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在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8年间，他亲自撰写或修改的社论和评论，仅经毛泽东审阅的就有46篇，经周恩来审阅的有153篇。

邓拓也很重视报纸的理论宣传，提出报纸应当“经常地就党和国家的总任务和实际生活的各项问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他还强调理论宣传“要从实际出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力戒教条主义倾向，不必要的大量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随便创造不成熟的理论的现象必须停止”。

3. 全国性报纸与地方性报纸的任务与目的要有区别 邓拓认为全国性报纸与地方性报纸是有区别的： 全国性报纸的责任是全面地反映全国建设工作的成就，解释全国性的问题与任务，从全国的观点出发并照顾到各地方的特殊条件来反映地方生活，解释地方的成就与经验，并把它们普及到全国去。全国性报纸还负有解释中国的国际状况和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的任务。

而地方报纸应当以大部分的篇幅来发表地方的材料，国内和国际新闻所占的篇幅不应超过二分之一。地方报纸应当从地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并按照地方的实际需求发其他地区的经验与材料。

4. 赞同群众办报与全党办报的方针 邓拓认为，我们的党报不同于资产阶级报纸的基本持点就是我们不仅有专业记者，还有与群众关系密切的非专业记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群众的形式表现群众的内容就是全党办报的核心。

5. 实践并提倡“简明的科学的生动的文风” 邓拓十分重视改进新闻报道，认为报纸上的长篇大论不是新闻，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的新闻也必须改革。他提出：“新闻必须用事实说话，必须选择全国人民有共同兴趣的事实，必须报道刚刚发生的事实，必须写活的人与人的活动，必须对稿件进行认真检查，保证事实的准确。缺乏以上条件的就不叫做新闻。” 邓拓的一生笔耕不止，写了大量的杂文和许多优秀的新闻报道，他亲身实践了他所倡导的“简明的科学的生动的文风”，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章。 6. 毛泽东对邓拓的批评不够准确

毛泽东曾经批评过邓拓在整风期间的表现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而不是“政治家办报”。这样的批评在当时给了邓拓非常大的工作压力，但这并没有妨碍其在进行新闻宣传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从不盲目跟风，也很少凑热闹，虽然看起来显得四平八稳，政治敏感不够，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

1966年5月16日的《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到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为止，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时期，是全局性的严重“左”倾错误泛滥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控制下，我国新闻事业成为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工具，成为他们煽动极左思潮，鼓吹个人崇拜，阴谋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党和人民新闻事业的各个组成部分辈受推残，优良传统遭到严重破坏。虽然新闻界也进行过反“左”的斗争，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总的来说，在这十年间，我国当代新闻事业遭到了最严重的挫折，我们应从中吸取惨痛的教训。

“文革小报”

文革小报是红卫兵组织和“造反”组织自行创办的，开始是油印的，后来有不少发展成铅印。先是在本单位内部发行，尔后逐渐扩展到社会。个别的还通过邮局向全国发行，如北京大学的《新北大》、清华大学的《井冈山》等。这些小报每期印数从几千份到上万份，以至几十万份不等，大多数出版不定期，随办随停，只出版几期即告终刊。

文革小报，最先出现于北京的大专院校，是大字报和传单的延伸，最初主要刊布“首长讲话”等小道消息。少数铅印的比较正规的小报，往往是利用原校报的设备和条件出版的。 四、文革时期新闻事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

1. 切实改善和加强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

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必须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自觉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同时，也要反对个人专断。

2. 正确认识和发挥党和人民新闻事业的双重职能 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群众的喉舌。它不仅要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推动工作开展，还要利用自己与群众经常保持密切联系的特点，倾听群众的呼声，研究和考察党的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要经常把群众的呼声、要求、困难、情绪反映给各级党委和政府。党和政府通过各种渠道，也包括新闻媒介，了解群众、了解实

际、了解各项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从而不断调整、补充、完善政策，避免失误。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还应该成为党的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实行舆论监督的工具。 第五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闻事业

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拨乱反正中的新闻事业） 思想解放运动首先是由新闻界发动的。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一组拨乱反正的理论文章。其中一篇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思想评论指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以往的一切哲学，它把社会实践引进了认识论，认为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通过社会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社会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因此，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篇谈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文章，可以说是思想解放的先声。 2.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原稿的作者是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该文最初准备在《哲学》专刊上发表。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看大样时，认为文章提出了当时拨乱反正中的一个根本问题——究竟是尊重实践，还是固守本本。于是把文章从专刊上撤下来，请作者及有关人员作了较大修改。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决定，文章先在该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紧接着《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见报。

文章提出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拨乱反正的必要性说：“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文章着重论述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不能到主观领域去寻找，思想、理论本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只有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才能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文章进一步指出，任何理论包括毛泽东思想不仅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反而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这是一篇思想解放的宣言，它尖锐地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谬论，冲破了华国锋等人设置的“两个凡是”的障碍，鼓励人们冲破“禁区”，“敢于去弄清是非”。文章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5月11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9家报纸全文转载。 二、新闻界的拨乱反正 1．揭批林彪、“四人帮”与平反冤假错案的宣传斗争

2．摈弃“假、大、空”的新闻文风，恢复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

各新闻媒介逐渐摒弃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呆板格式，开始按新闻工作规律办事。 批评性报道得以恢复和加强

读者工作受到重视，各报《读者来信》专栏相继恢复 3．重新学习刘少奇的新闻思想 刘少奇阐明的一些新闻观点

第一，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他指出：“你们是人民的通讯员，是人民的记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新闻工作者应该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反映群众的心声。

第二，新闻报道应该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他说，“我们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报道，只强调立场，那末，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他还针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强调报纸工作人员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要允许人家讲真话，要听取不同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反映人民的心声，保障新闻报道

的真实性。

第三，要在报纸上开展正确的批评和反批评。他认为，“党必须领导报纸上的批评工作，必须保证来自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的正确批评能够得到党的支持”，“对于抵抗批评和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的现象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这种批评必须是正确的。报纸编辑部“要对被批评的事实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做到真实无误或基本上真实无误。还要采取正确的批评态度，就是要便批评有利于党的工作和党的团结，不是为批评而批评，更不是破坏性的批评”。

刘少奇的上述新闻思想，从维护人民利益这个基点出发，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性质、功能、风格等根本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通过学习刘少奇新闻思想，不仅推倒了林彪、“四人帮”对刘少奇的诬陷，而且为新闻事业的拨乱反正提供了理论指导。由此，我国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逐渐得到恢复，新闻事业的面貌有了显著变化。 第二节 新时期的新闻宣传报道 一、八十年代改革的宣传报道

1．关于经济改革的宣传报道（农村生产责任制、打破大锅饭、增强企业自主权、改革企业和人物、整顿经济秩序、物价）

2．恢复和加强批评报道

3．新闻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江泽民和李瑞环的讲话精神

1989年11月下旬，江泽民、李瑞环分别在新闻工作研讨班发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澄清了以往新闻工作中的一些混乱思想，是新时期进行新闻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纲领性文件。江泽民就有关新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基本方针、新闻工作的党性问题、“新闻自由”问题、新闻的真实性问题以及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肯定了新闻界取得的成绩，但同时指出：“近几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直到今年春夏之交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暴露出新闻界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他提出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抓好新闻改革。李瑞环在讲话中提出要坚持对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以正面宣传为主，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遵循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指导方针。他指出：“一切鼓舞和启迪人们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而奋斗的新闻舆论，都是我们所说的正面，都应当努力另以报道。”

江泽民、李瑞环的重要讲话，指明了新闻工作继续前进的正确方向，鼓舞和教育了广大新闻工作者，推动了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经过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新闻战线党的建设大大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大大加强，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保证了新闻工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前进。

二、九十年代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新闻宣传

1．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方针的新闻宣传报道

1990年以来，我国新闻媒介在宣传上以“团结、稳定、鼓励”为基调，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在宣传改革、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洪灾、亚运会）

2．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发挥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 在对1989年政治风波进行反思的同时，新闻界更加重视新闻舆论导向，宣传中注意正确引导舆论，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1990年以来，我国新闻媒介在宣传上以“团结、稳定、鼓劲”为基调，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在宣传改革、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南巡精神、十四大） 一、20世纪80年代的新闻改革 1．改革的主要内容

媒介从“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变为报道新闻、面向社会大众的传播机构

真实、及时、客观、讲求新闻价值成为新闻媒介的发展方向和新闻从业者的共同追求。新闻媒介普遍加大了新闻信息含量，新闻报道强调以新为主，增强时效性，开拓报道领域，扩大信息量，重视可读性。

报纸根据自身的特点，增加了短新闻的报道，报道面扩大，出现了周末版热、扩版热。 拓宽了新闻报道的面

在报道内容上，经济新闻成为各新闻媒体的主要内容。各种经济报刊和节目不断涌现。 新时期新闻改革的成果还体现在对政治新闻报道，尤其是对重要会议的报道的突破，新闻报道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在这方面，电视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985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式第一次实现了现场直播。1987年召开的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期间实现中外记者招待会录像播出。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实现中外记者招待会现场直播，并对一些会议进行了连续报道。各地方电视台也对各地的重要会议的报道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除了经济、政治报道的改革外，新时期各新闻媒介也加大了对体育、文化、科研等方面的报道，拓宽了报道面，满足了受众的多方面的需要。

深度报道的崛起（中青 三色报道）

管理体制的改革，竞争机制的形成与发展

中共“十四大”前后，各新闻单位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的要求，开始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在行政管理上，各新闻单位均已实行“三放开”，即编制放开——享有自定编制、自聘人员的人事自主权；机构放开——享有机构设置、干部配调自主权；分配放开——享有工资、奖金分配自主权。这样，就初步确立了新闻事业单位独立自主的法人地位。在经营管理上，各新闻单位在确保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大多采行责任承包制形式，将经营决策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投资决策权下放给各式各样营部门。这样，就迫使各新闻事业单位面向市场，参与内外竞争。在业务操作上，各新闻单位在兼顾各种经营的情况下，着重抓好广告和发行两个环节。

广告恢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告业开始起步，1980年全国各新闻媒体广告总营业额仅1.1亿元。此后以每年40%的速度递增，广告成为不少新闻单位的主要财源。

采编手段与通讯技术的革新

这一时期新闻改革的成就还体现在新闻采访编辑播出手段和通讯技术的革新。激光照排、终端设备处理稿件、图片自动传递系统、国际通讯卫星线路等的使用，提高了新闻编辑发稿的实效，改变了手工操作的落后面貌。1981年5月创刊的英文《中国日报》引进美国全套照排系统印刷，成为我国第一张采用“冷排”方式出版的报纸。1985年创刊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成为我国第一张用“冷排”技术出版的中文报纸。1987年，《经济日报》采用“华光II型”技术出版了第一张计算机激光编辑器排、整页输出的中文报纸。我国的报刊印刷技术取得了划时代的进步。 2．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报道宣传上的片面性

报道失实

有偿新闻的出现

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二、20世纪90 年代的新闻改革

1．九十年代的新闻改革的方针与目标

关于新时期新闻工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江泽民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针。“在新的历史时期，新闻工作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

为人民服务，就困坚定地全面地准确地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宣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决策，宣传全国各族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和改革开放中的业绩和经验”。李瑞环指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遵循的另一基本原则是“新闻报道必须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他说，“坚持这个方针，就是要准确、及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主流，让人民群众用创造新生活的业绩教育自己，形成鼓舞人们前进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在当前就是要造成一个有利于稳定局面的舆论环境。”

关于继续新闻改革的方向和内容，李瑞环指出：“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闻宣传所处的国内外社会环境，新闻报道的内容、手段和服务对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闻必须适应形势，进行深刻的改革。新闻改革如同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样，不是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怎样改的问题。应该指出，这种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

“要完善新闻单位内部的领导体制”。实行总编辑（社长、台长）负责制的单位，总编辑应有职有权。地方党委要充分理解和支持他们的工作，不应过多干预。总编辑对一些重要议论和敏感问题，应及时请示中央或地方党委，以避免和减少失误。在报社内部要完善记者、编辑对部主任，部主任对总编辑的分级负责制。

“要把新闻报道的立足点真正转移到面向群众上来”。尽量多提供广大群众需要的信息，反映他们的呼声和要求，为群众提供多方面的优质服务，多侧面地充分反映人民群众在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创造性活动。

“要改革新闻宣传内容”。加强和改进经济宣传、科技宣传、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宣传。这些宣传特别是经济宣传，要力避艰涩乏味，使更多的人喜闻乐见。

“要改革新闻宣传的形式”。要增加报纸上的信息量，要多报道一些短新闻，改变目前报纸上大块文章、长篇讲话过多，专版过多，会议报道、领导人一般活动的新闻过多的状况。对那些虚张声势、言之无物的文章，报纸有权拒绝发表或转载。他还强调，在新闻改革中要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广告不要过多过滥，要严格禁止“有偿新闻”。——李瑞环

2．加强了对现场短新闻的采写

3．改革版面栏目，贴近受众，拉动受众参与、增强服务意思 4．深度报道、系列报道被广泛运用多种媒介 5．媒介改善自身结构，增加种类 6．适应市场竞争的都市类报纸的兴盛

7．新闻单位内部实行企业化管理，并走上集团化发展的道路 8．对新技术的大量应用

9．改革中的问题（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水准下降，“有偿新闻”泛滥。） 三、我国新闻事业20年发展与改革的巨大成就

1．报纸、广播、电视的繁荣，通讯社的实力增强与信誉提高 2．新闻教育的巨大成就 3．新闻学术研究的巨大成果 当代著名新闻史学家方汉奇

方汉奇，1926年12月生，广东普宁人。中共党员。1950年毕业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毕业后任上海新闻图书馆研究组馆员。1953年到北京大学新闻专业任教，1958年后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1972年至1978年再度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1978年至今，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顾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安徽大学、河北

大学、河南大学、广西大学、辽宁大学、兰州大学、华中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广州大学等十四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课程教授和顾问。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吴玉章奖金”基金会委员、新闻学学科评审组组长。

已出版的专著有： 《报刊史话》（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 《中国近代报刊史》（1981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报史与报人》（1991年新华出版社出版） 《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主编兼撰稿人，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主编兼撰稿人，1992年新华出版社出版）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主编兼撰稿人，1992至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闻史上的奇情壮采》（2000年华文出版社出版） 《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第一、二、三卷）（主编兼撰搞人，20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已发表的论文有：《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衍变》、《一代报人成舍我》、《章太炎与近代中国报业》、《中国新闻传播事业100年》等1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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