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概论（大卫整理版）

中国文化的历史地理环境（地形、地貌、气候）——地形、地貌：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国土总面积的65%。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高差悬殊。高山、高原以及大型内陆盆地主要分布在西部，丘陵、平原以及较低的山地多见于东部，在我国大陆东南侧的大陆架宽阔缓斜。地势自西而东层层下降，形成地形上的三级台阶，即“三大阶梯”。数千年来，由于自然和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地形、地貌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以至“沧海桑田”。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第一、第二阶梯内，比较明显的有： 1. 湖泊的发育和消亡； 2. 水道和水系的变迁； 3. 海陆变迁； 4. 黄土高原的变迁； 5. 沙漠的变迁。气候：中国的大部分领土处于北温带。气候有三个特点：一是季风气候明显，二是大陆性气候强，三是气候类型多种多样。

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影响——地理障碍对人类活动、特别是交通运输的影响。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物质条件，形成了不同人群的不同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外来文化影响。

农耕自然经济——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四、五千年前农耕文明同时发祥于黄河、长江流域，但黄河中下游农业率先到达较高水平，此地自然也就成了中国上古时代的政治、经济和人文中心。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如铁制农具的普及，农耕区域渐次向南扩展。江南战乱较少，相对于北方，它得到较大的发展。农耕自然经济体制的特点：1．农耕自然经济体制下多元化经济成份并存：农耕自然经济并非一种单一型的自然经济，而是在它的体制下允许多元化的经济成份并存。这些成份互相对立同时又相互依存、补充。（1）纵向：远古村社经济——宋元明清的乡族经济；奴隶制经济残余残存于封建经济中；贵族分封制度一度中断，但至明代亦存。（2）横向：农耕经济并不仅仅是以农业生产为界限，而是包含着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经济成份。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由来已久。关于商品经济的特点：（1）中国的农耕经济并非纯粹的自耕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其中也保留有商品经济一定的余地与比重，并且作为农耕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2．内敛型的海洋贸易：古代中国有一定海洋贸易的优势，而且有一定的发展历史，但最终却发展成内敛型的特点。

中国3种文化形态：①中原农耕文化； ②北方游牧文化；③南方山地游牧文化。

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基本特点及七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1、自然经济就是封闭式的自给自足。

2、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它是由东亚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孕育的。

3、三代时期，农耕业已经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家们为了斗争而进行的改革，无不与促进农耕经济联系在一起，如商鞅的“耕战”政策。 4、农耕文明是指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而逐步形成的人类文明。

5、中国的农耕文明同时发祥于黄河、长江流域。由于黄河流域更适合于农耕，故农业生产首先在黄河中下游得到发展，黄河中下游地区自然成了中国上古时代的政治、经济和人文中心。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发展，农耕区域才逐渐向土肥水美的长江流域扩展。

6、隋唐以后，长江中下游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东南财赋”和“西北甲兵”共同构成了唐以后历代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格局。

7、在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既有长期的对垒，也有相互的融合。经济文化先进的中原农耕人常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而经济文化落后的游牧人常取攻势。在对垒的同时，两种民族也在实行经济文化的互补和民族的融合。

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基本特点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基本特点：持续性、多元化结构与早熟又不成熟。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文化的延续力、文化的包容性格、文化的凝重性。

宗法制度的演变，形式；3个特征——所谓宗法，是指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标谤尊崇共同祖先，维系亲情，而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秩序以及宗族成员各自不同权力和义务的法则。亦

叫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是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化而成的，产生于商代后期。主要内容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封邦建国制和宗庙祭祀制。

3 、西周宗法制度的创立者是周公。

家国同构的含义—— “家国同构”即家庭、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由于古代中国的经济基础一直处于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状况，所以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家族制度深深根植于数千年中国社会结构之中，家族结构扩大至国家结构。家与国的系统组织与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家长制。家庭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家庭－家族－国家”，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模式是儒家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渊源，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理想，反映了“家”与“国”之间这种同质联系。

中国古代科技的特点和近代落后的原因1.实用性2.整体观。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一、传统科技思维的局限；二、重政轻技、重道轻器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三、封建制度（政治经济制度）的扼制影响。

书院（四大书院，揭示其文化意义）嵩阳书院——以理学著称于世。北宋儒教洛派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在此聚众讲学，使书院名声大振。北宋名儒司马光、范仲淹、朱熹、等也曾在此讲学。嵩阳书院一直是重要的儒学传播圣地。江西九江庐山白鹿洞书院——最盛时，有360余间建筑，屡经兴废。书院内，大小院落，交叉有序；亭台楼阁，古朴典雅；佳花名木，姿态各异；碑额诗联，比比皆是。这充分体现了古书院攻读经史、求索问道、赋诗作联、舞文弄墨的特色。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千年庭院，“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均出自岳麓书院。河南商丘应天书院——又名睢阳书院，南京书院，北宋政权开科取士，人才辈出。宋仁宗时，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后在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等人的支持下，得到很大扩展。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师在此任教，显盛一时。北宋初年，讲学之风勃起，书院成为著名学者授徒讲学，培养人才之地。由于士大夫阶层利益诉求和理学蓬勃兴起的原因，迅速发展成为既独立于官学，又深刻影响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教育组织。

科举制——科举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以分科考试形式选择人才的一种选士选官制度。隋代为科举制的初创期，唐宋渐趋成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明清时期逐渐僵化，成为文化发展的桎梏。科举制对教育而言，大力促进了封建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它为寒门庶士创造了学优从政的条件和可能，为他们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梦想和个人价值、参与政治参与社会提供了机会，由此深刻影响到士人的人生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士人的性格，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士人文化。对政治而言，它使文官在政府行政结构中职能得以加强，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封建政治的革新，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缓和社会矛盾，加强了封建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科举考试以儒经为主要内容，有利于儒家文化的薪火相传。科举制有其正负面的影响。科举制受制于封建官方的教育思想与统治思想。不可能根除封建政体的弊端，亦有可能养成新的食利阶层，由此加强民众的负担和社会发展的凝重性。它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变成科举的附庸，不利于教育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就考试而言，它偏重经籍文辞，忽略德行才能，把受教育与仕进、利禄直接挂钩，知识分子思想的自由发展受到极大束缚，由此加强了对士子思想的牢笼与禁锢。同时，考试合格者不乏思想僵化、无真才实学的庸才和利禄之辈。

古代历史的编纂方法：口耳相传——结绳刻木记事——文字出现。先秦撰史体例：国别体、编年体。汉朝，司马迁纪传体通史《史记》，班固《汉书》：断代史初祖，荀悦《汉记》：编年体断代。私修历史，私人视角——魏晋南北朝，私家修史风，史的题材门类多样化。官修历史，政府视角，隋唐——官方史学是中国古代特殊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特别文化,具有促进史学繁荣的积极意义,也促使史学成为政治的附庸。“三通”指——郑樵作的《通志》与马端临作的《文献通考》，与唐代杜佑《通典》并称为“三通”。道教与佛教的基本含义——“中国文化的根底在道教。”（鲁迅）道教的形成来源中国古代的自然神崇拜与鬼魂崇拜。道教信仰的根本核心为“道”，它源于先秦老子，不过其涵义已不是老子原意，已宗教化、神学化。道教认为它是宇宙主宰，是生成万物、主宰万物的造物主。道教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道教所尊奉的祖师太上老君为“道”的化身。道教的最高目标是“得道成仙”认为通过修道而人可返本还原，与道合一，修炼成仙方法因不同派别而不同。佛教，基本教义由“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组成。“四谛”为佛教的四个最基本的道理，为佛教全部教义的总纲。谛，为真实不虚之义。四谛由苦、集、灭、道组成。“八正道”是八种通往涅般境界的正确途径与方法，实为道谛之发挥，称为“八船”、“八筏”。 十二因缘，又叫十二缘起，是佛教宇宙观、人生观和宗教实践的基本理论。因，即原因，缘是关系和条件。佛教认为一切事物或现象都由一定原因和条件结合而成，有因就有果，有果必有因。中国本土宗教（根本宗教）--道教。

宋明理学——融摄佛道、冶三教于一炉，以儒学为主干，融摄佛道的智慧，张扬道德理想与道德理

性，突显人的精神价值与精神力量，把道德自律、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优于自然等方面，提到本体论的高度，注重气节操守的培养，要求发奋励志，树立庄严伟大的理想人格。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逻辑分析、辩证综合；直觉体悟；知行动态统合。 魏晋玄学——观念应出自《老子》，它吸收道家精神形态,所讨论的问题,是从《周易》,《老子》,《庄子》三本经典而来.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究极宇宙人生的哲理,即『本末有无』的问题,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其发展并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调和儒道,使儒道兼容。

中国文化的伦理类型——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生存系统，与这个系统相适应，孕育了伦理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孝亲敬祖、尊师崇古、修己务实、不佞鬼神、乐天安命，等等，这些在几千年农业宗法社会环境下形成的社会心理和观念形态，渗透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中国文化的伦理型特征，主要源于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的完善及其影响的长期存在。在社会心理方面，中国人向来对血缘关系格外注重，“尊亲”成为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道德传统。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孝悌之德被视为一切道德规范的核心和母体，忠君、敬长、尊长等等，都是孝道的延伸。科技首要之任务在于“正德”，文学往往为“载道”工具，须承担教化功用，史学往往以“寓褒贬、别善恶”为宗旨，政治学成为道德评判，政事被归结为善恶之别、正邪之争、君子小人之辨，教育首要之任务是在于“行教化”，哲学则往往与伦理学相混，而成为一种道德哲学。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题内容：天人合一——既尊重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显示二者高度一致性。此理念在今天人类不断逼近自然极限的时刻尤其有启发意义。以人为本——人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和表现，是突出人在道德实践中的能力，将道德实践提到至高地位，强调个体在道德自省自律与道德实践上的主体性、自觉性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信仰，以道德自省自觉抵制宗教强制。贵和尚中——肯定多样性的统一，有利于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势容纳不同意见。刚健有为——天人关系和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原则，是中国人积极态度最集中的写照。内圣外王——“内圣外王”一词最早出自《庄子》。自宋以来，随着儒道释三教合流，理学出现，随之开始用“内圣外王”来阐释儒学。孔子的儒学思想内涵深远，内容丰富，既能体现在道德、人格方面，也体现在其政治思想方面。“内圣外王”是天下之治道术者所追求的，“内圣” 就是修身养德，要求人做一个有德性的人，是人格理想；“外王” 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理想。“内圣外王”之道是儒道法三家思想结合的产物。“内圣外王”的统一是儒家学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

1. 中庸”含义——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通向和之道为中。中庸讲的是人之根本，强调做人的艺术和做事的方法。如何让各种各样的人去掉差异而只取共同，即让众人都觉得恰到好处，关键要在无我的前提下讲究情景真理。例如，用极其尊重的方式提出对权威观点的挑战，既达到了陈述自己观点的目的，同时又将对人的尊重推向极致，使众人都觉得恰到好处，易于接受。

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变——1、新思潮：观念转变。深刻的文化观念的变革，推动中西文化交流。2、洋务运动：器物变革。客观上冲击传统文化，推动西学的传播。3、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制度变革。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促进近代思想解放。4、新文化运动：思想改造。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统治地位，形成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产生的原因——在明清时期（十六、十七世纪以来），西方文明以突飞猛进之势发展，出现了“近代化”运动，而中国却在农耕经济上原地踏步，明中叶始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却倍受挫折，步履蹒跚，出现了迟滞状态。其原因是有：一、经济体制。中国农耕社会的多元化结构造成了中国社会经济既早熟而又不够成熟的特征。由此制约了资本主义萌芽的顺利发展。首先，社会经济过早成熟，即与西欧社会相比，许多到西欧中世纪末才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中国却早已出现，古已有之；其次，社会经济又不成熟，它未能充分成熟，相反地却加重加大了传统农耕经济的保守性与坚固性。二、社会矛盾。稳定与战乱、人口增长与生产发展的周期性失调：中国历代王朝有一种盛衰交替、稳定与战乱（治与乱）互易的周而复始的规律。王朝更替的变化周期与同时期的经济兴衰周期大体同步，社会经济发展、繁荣、破坏、停滞周而复始。农耕经济生产总量的增长，根本上是以扩大劳动量的投入来实现，而人口增长率会高于物质资料的增长率，人口增长与生产增长的比例会失调，战乱、灾荒等自然社会因素会自发调节其矛盾，使社会经济陷入一次又一次的循环中而遭受周期性的破坏。三、上层建筑的箝制与束缚：上层建筑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但同时又严重地阻

碍之。（一）经济剥削：赋税、徭役、兵役、重农抑商。（二）意识形态的保守、怀古阻碍之。（三）古代的政治布局的阻碍：（四）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与国家政策上的平均主义又使先进地区商品经济及新因素发展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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