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股和普通股的权利区别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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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股 1 。定义：优先股是相对于普通股 (ordinary share)而言的。主要指在利润分红及剩余财产分配的权利方面，优先于普通股。 2 .特征： 一是优先股通常预先定明收益率。由于优先股股息率事先固定，所以优先股的股息一般不会根据公司经营情况而增减，而且一般也不能参与公司的分红，但优先股可以先于普通股获得股息，对公司来说，由于股息固定，它不影响公司的利润分配。二是优先股的权利范围小。优先股股东一般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股份公司的重大经营无投票权，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享有投票权。三是如果公司股东大会需要讨论与优先股有关的索偿权，即优先股的索偿权先于普通股，而次于债权人。

3. 两种权利：a. 在公司分配盈利时，拥有优先股票的股东比持有普通股票的股东，分配在先，而且享受固定数额的股息，即优先股的股息率都是固定的，普通股的红利却不固定，视公司盈利情况而定，利多多分，利少少分，无利不分，上不封顶，下不保底。

b. 在公司解散，分配剩余财产时，优先股在普通股之前分配。 优先股一般不上市流通，也无权干涉企业经营，不具有表决权。

优先股的种类很多，为了适应一些专门想获取某些优先好处的投资者的需要，优先股有各种各样的分类方式。 4.主要分类：累积优先股和非累积优先股

累积优先股是指在某个营业年度内，如果公司所获的盈利不足以分派规定的股利，日后优先股的股东对往年来付给的股息，有权要求如数补给。对于非累积的优先股，虽然对于公司当年所获得的利润有优先于普通股获得分派股息的权利，但如该年公司所获得的盈利不足以按规定的股利分配时，非累积优先股的股东不能要求公司在以后年度中予以补发。一般来讲，对投资者来说，累积优先股比非累积优先股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参与优先股与非参与优先股

当企业利润增大，除享受既定比率的利息外，还可以跟普通股共同参与利润分配的优先股，称为“参与优先股”。除了既定股息外，不再参与利润分配的优先股，称为“非参与优先股”。一般来讲，参与优先股较非参与优先股对投资者更为有利。

可转换优先股与不可转换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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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换的优先股是指允许优先股持有人在特定条件下把优先股转换成为一定数额的普通股。否则，就是不可转换优先股。可转换优先股是近年来日益流行的一种优先股。

可收回优先股与不可收回优先股

可收回优先股是指允许发行该类股票的公司，按原来的价格再加上若干补偿金将已发生的优先股收回。当该公司认为能够以较低股利的股票来代替已发生的优先股时，就往往行使这种权利。反之，就是不可收回的优先股。 5.优先股的收回方式：

5.1溢价方式

公司在赎回优先股时，虽是按事先规定的价格进行，但由于这往往给投资者带来不便，因而发行公司常在优先股面值上再加一笔“溢价”。

5.2公司在发行优先股时

从所获得的资金中提出一部分款项创立“偿债基金”，专用于定期地赎回已发出的一部分优先股。

5.3转换方式

即优先股可按规定转换成普通股。虽然可转换的优先股本身构成优先股的一个种类，但在国外投资界，也常把它看成是一种实际上的收回优先股方式，只是这种收回的主动权在投资者而不在公司里，对投资者来说，在普通股的市价上升时这样做是十分有利的。

6.优先股的优先权：

6.1．在分配公司利润时可先于普通股且以约定的比率进行分配。

6.2．当股份有限公司因解散、破产等原因进行清算时，优先股股东可先于普通股股东分取公司的剩余资产。

6.3．优先股股东一般不享有公司经营参与权，即优先股股票不包含表决权，优先股股东无权过问公司的经营管理，但在涉及到优先股股票所保障的股东权益时，如公司连续几年不支付或无力支付优先股股票的股息，优先股股东可发表意见并享有相应的表决权。

6.4．优先股股票可由公司赎回。由于股份有限公司需向优先股股东支付固定的股息，优先股股票实际上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种举债集资的形式，但优先股股票又不同于公司债券和银行贷款，这是因为优先股股东分取收益和公司资产的权利只能在公司满足了债权人的要求之后才能行使。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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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不能要求退股，却可以依照优先股股票上所附的赎回条款，由股份有限公司予以赎回。大多数优先股股票都附有赎回条款。

如果将优先股股票细分，它还有：①累积优先股股票和非累积优先股股票。累积优先股股票是指在上一营业年度内未支付的股息可以累积起来，由以后财会年度的盈利一起付清。非累积优先股股票是指只能按当年盈利分取股息的优先股股票，如果当年公司经营不善而不能分取股息，未分的股息不能予以累积，以后也不能补付。②参加分配优先股股票和不参加分配优先股股票。参加分配优先股股票是指其股票持有人不仅可按规定分取当年的定额股息，还有权与普通股股东一同参加利润分配的优先股股票。不参加分配优先股股票，就是只能按规定分取定额股息而不再参加其它形式分红的优先股股票。③可转换优先股股票和不可转换优先股股票。

中国目前的上市公司还没有一家发行优先股，因为中国的公司法没有规定优先股的相关条款

其他的一些优先权问题

2.在一定条件下赋予优先股股东某些普通股股东权利。

关于优先股股东所能享有的普通股股东的权利范围，不同规章的规定也不尽相同。《深圳规定》只限于表决权一种。而《规范》不仅给予表决权，而且把权利范围更加扩大。这些权利是：（1）表决权；（2）转让股份权；（3）监督权；（4）获得股利权；（5）取得剩余财产权；（6）其他权利。

3.赋予优先股以可转换性。

在公司的章程或优先股的发行文件中订立一种条款，允许其持有人在某种情况下，调换为一定数额的普通股。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规定：任何类别的股份或任何系列的股份，都可以根据股东或公司的选择权或在某一特定事件发生时，按公司证书中或上文规定的由董事会通过的关于发行这种股份的决议中说明的价格，兑换率和调整方法转换或兑换成该公司股份的任何其他类别，或者同一类别或其类股中的任何其他系列“。

二、关于优先股股利各国公司法均规定，持有优先股股份的股东，有权按照章程或发行文件规定的股利率优先取得股利。关于股利尚须探讨以下问题：

1.优先股股利是否具有累积性。

所谓累积性股利是指当年利润不足而从利润中补偿；且在其他股东分派股利之前给付之。非累积性股利是指领取年度股息权决定于当年的利润是否够分，股息一经分派，即使不足额，不得再从后来的年度利润中补偿。英国采取有条件累积股利制度：我国《深圳规定》：该问题应在章程中作出规定。此为授权性规范。而《规范》则肯定了优先股股利的累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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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在募集设立时早日认足所发行股份总数，或增加资本时早日筹措足额，以公司的营运。

2.优先股股利的来源。

各国公司法无一例外地规定优先股股利从公司利润中拨付。我国有关规章亦然。但问题是假如公司直到终止也未能偿付足额优先股的累积性股利，那么从公司财产中拨付以补足是否可以？有些学者认为“如果优先股股东有权偿积欠股利，则此积欠股利得从公司的总财产中拨付之，并不限于在公司歇业时用来分配股利的现有利润。实际上，既使公司没有利润，积欠股利仍应照付，偿还积欠股息是计算至歇业开始之日为止，而不是计算至偿还股本之日为止。”笔者认为，公司利润不但是股利的来源，公司的总财也应有条件地成为优先股累积性股利的来源。条件上：（1）公司积欠了优先股累积性股利；（2）公司已经终止而处于清算阶段。

3.优先股股利与优先股股东享有某些普通股股东权利之间关系。

本文第一部分中已经探讨了在一定条件下优先股股东享有哪些普通股股东权利。此处讨论另两个问题：

（1）优先股股东享有某些普通股股东权利所基于的“一定条件”的含义。根据《规范》和《深圳规定是指：①须公司不支付优先股股利，否则不构成条件。②须是连续三年不支付。我认为这种规定易生流弊。如果公司有意规避法律，就会毁掉优先股股东享有某些普通股股东权利的基础。这不利于保护优先股权益。而《联邦德国股份法》中规定的相应条件是连续两年欠付优先股股利，并不以连续不支付为要件。此种规定较为周全。

（2）优先股股东享有某些普通股股东权利的期限。首先，确定期限的开始。依《规范》

第39条，此类权利应从连续不支付优先股股利的第3年届满后开始。但《规范》缺乏计年方法。我认为应自连续第三个决定不支付优先股股利的股东会结束后开始。其次，确定该期限的终止。笔者认为优先股股东并不以享有某些普通股股东权利为目的，而在于获取固定的股利。一旦公司弥补了这些积欠的股利，优先股股东的此类权利应自动丧失。

三、关于优先股股东参加公司剩余财产分配何谓公司剩余财产，各国看法不一。我国现法是指公司财产在拨付清算费用、清偿了工资、劳动保险费、税款及公司债务后所余下的部分。我国台湾公司法也认为如此。但在英国，一般认为在清偿一切债务和费用并偿还全部实缴股本之后，如有剩余为公司剩余财产。下文把后一种剩余产称为公司的净剩余财产。

1.优先股股东要求偿还股本权为多数国家公司法所采纳。

在英国，当公司终止清算时，优先股股东也享有偿还股本权。但优先股与普通股的股本应同时按比例偿还，不分先后、除非另有规定。在此问题上，我国的《深圳规定》中前后矛盾其第51条称“公司破产或终止清算时，优先股股东对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排在债权人之后，普通股股东之前”。其第172条又称“公司清偿债后的剩余财产应控各股东股份比例进行分配。”

2.优先股股东能否参加公司净剩余财产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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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规范》第102条看，优先股股东无此权利。在英国，依上议院制定的总则，优先股不享有公司净剩余财产的分配权，除非在有关文件的正确解释中有明示的表示。我认为《规范》禁止优先股股东享有公司净剩余财产分配权过于苛刻。不妨授权公司章程订定是否准许优先股股东享有此分配权，以及分配净剩财产的顺序。只不过优先股股东分配的净剩余财产不包括公司公积金而已。

．在分配公司利润时可先于普通股且以约定的比率进行分配。2．当股份有限公司因解散、破产等原因进行清算时，优先股股东可先于普通股股东分取公司的剩余资产。3．优先股股东一般不享有公司经营参与权，即优先股股票不包含表决权，优先股股东无权过问公司的经营

管理，但在涉及到优先股股票所保障的股东权益时，优先股股东可发表意见并享有相应的表决权。4．优先股股票可由公司赎回。由于股份有限公司需向优先股股东支付固定的股息，优先股股票实际上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种举债集资的形式，但优先股股票又不同于公司债券和银行贷款，这是因为优先股股东分取收益和公司资产的权利只能在公司满足了债权人的要求之后才能行使。优先股股东不能要求退股，却可以依照优先股股票上所附的赎回条款，由股份有限公司予以赎回。大多数优先股股票都附有赎回条款。

我讲得已经很多了，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靠劳动力无限供给，劳动力无限供给表现为人口红利，我们过去是把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指标，从60年代中期开始，人口抚养比就一直在下降，因为我们早期生育率比较高，后来逐渐进入到低生育阶段就意味着原来生的孩子逐渐进入到劳动年龄人口，使得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比重高，后来生的少了，因此它的负担就轻了，因此人口抚养比一直处在下降的阶段。我们做的模型显示人口抚养比每降低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意味着改革开放中国人口抚养比一直在下降，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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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6.8%。这个和很多经济学家对东亚的计算也很接近，他们说在东亚奇迹部分里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来自于人口红利的贡献，人们也对大西洋经济，也就是所谓的欧洲的移民出去产生的国家，比如美国、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增长超出欧洲的部分里90%—100%，都可以由人口红利来解释。

大家看看这个图，到了2013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就不再下降，而是下降到最低点开始上升了，如果我这个模型还成立的话，我希望它不成立，而且完全可以让它不成立。如果成立的话，人口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人均GDP的增长率要降低0.115个百分点，过去的人口红利在2013年之后就很可能变成人口负债。这也是我们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的一个症结。

现实就是如此，我们看一看劳动力的供给。每年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量，不是指绝对量，我分农村和城市来划分，这是我们请国家统计局的同志帮我们计算的一个结果，农村是净减的，红色的是农村的，它是每年都在减少，而且越减越多，由于它的减少，大规模农村工转移到城市，能够保证城市的劳动年龄人口是增加的，但是增加的速度越来越慢，农村减少的速度越来越快，到了白色的那个点，农村减少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增量和城市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就相等了，相等意味着一正一负，2015年也可以看成是2013年，都差不多，是劳动年龄人口的零增长点，从那以后劳动年龄人口就是负增长。大家看蓝色的绝对数量就会少于红色的绝对数量，这也表明我们已经在经历着这个劳动力供给逐渐减慢的这么一个发展阶段。

我是从别人那儿借鉴的一张图，我们的储蓄率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做过实证，不能说绝对意义上，但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储蓄率是由于人口抚养比越来越下降而提高的，因为我们人口抚养比下降，意味着人口的负担轻，因此，经济剩余可以把它储蓄起来。可以说他们两个走一个相反的方向，很显然，我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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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以后，人口抚养比就止跌上扬了，那么，会不会出现相应的储蓄率也就下降了？我们今天都很担心，老说我们的储蓄率太高，但是其实长期看，也不用担心，有一天你想提高都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因此，世界银行曾经在一个报告里对中国的命运给了一个预测，也就是说如果在本世纪早期的一些年份里，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可以维持在10%以上的话，未来是逐渐下降的。也就是说今后五年，“十二五”时期很可能潜在经济增长率会降到8%，7%的水平，你内在的支撑力量就不再能够保证像过去三十年一样平均达到10%的增长速度。这是我们的一个变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我们的工资持续的上涨。其实工资持续上涨就是中国经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因为刘易斯定义就是说劳动力的需求增长速度已经快过了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越来越少，预期很快就要结束，因此，早就表现出来了。与此同时，中国的劳动需求在大部分提高，我们每年城镇新增就业量，包括农民工其实已经超过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它的结果按照供求关系，很自然的是工资，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工资的持续上涨。

我们现在先看正规部门，我们统计局颁布的工资数据，主要还是正规的部门，正规的职工的工资水平，我们看最近这些年处在很高的年增长率上，这是正规部门。当然，我们更关心的是那些非正规部门，农民工会怎么样。我们会看到，制造业是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建筑业也是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再把农民工的工资再提出来，再看一看，也都能够看出他们都处于上涨比较快的阶段上。工资水平在上涨，增长率在提高。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有同志在一个会上说今年的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工资平均已经涨到1600，比去年又有一个显著的新的提高。一个结果就是刚才我说到的，粉色的图是劳动年龄人口每年的增量，蓝色的是全部城镇就业的每年的增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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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包括农民工，城市本地人和农民工加在一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再看到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不是这样一个格局了，其实我们看到的是需求超过了供给，因此，我们首先纠正这个概念，说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如果说它是国情的话，它是一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会变化的。

同时，为了反映我们工资上涨是不是劳动力短缺的结果，我们也应该看看农业中的工资是怎么变化的，我们从90年代开始，出现了农业雇工的现象，我劳动力转移了，但是农忙季节或者一些重要的环节我要雇佣当地的工人，我付给他工资，这个工资我们也看到了2003年以后，它的上涨幅度也是相当高的。有一种说法，有一位老师他说其实你看农民工出现一定短缺，工资有一定的上涨，原因是我们“三农”政策好了，政府给农业很多补贴，废除了农业税，调整提高农业的收购价格等等，因此，农民务农的收益好了，我很自然的会提高我的保留工资，也就是我外出的机会成本就高了，因此很多农民不爱外出或者外出得给更高的工资，说工资是由这个引起上涨的，和劳动力本身与否无关，我想这个说法逻辑上也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过去我们读《资本论》都知道，如果对农业的贸易条件好了的话，一般都是地主得到收益，它不会把这个收益转给工人，假设我们承包户，实际上他是土地的所有者，他是经营者，如果真的是农业比较收益变的越来越好的话，很值得不外出的话，他应该投入自己更多的劳动，而不是雇佣更多的工人，也不是给雇佣工人付那么多的工资，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而且事实上如果我们研究农业的话，我们发现农业的比较效益远远没法和外出打工相比，而且政府的那个补贴，粮食直补这几年都达到一千多个亿，这些东西在农民的四项收入过程中它表现为转移收入，转移收入的比重很小，就是几个百分点，从来不会超过十的。这部分涨一个百分点，涨半个百分点，其实对农民外出与否的决策应该说不起什么作用，当然这种争论还有待于做更细致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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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有人说用自己的数据计算了，说农民工工资是有点上涨，第一不像你说的那么高，第二，农民工上涨是因为农民工人力资本回报的提高，因为农民工我们知道更新换代，80后，90后为主，他们大概占了62%，这部分人很自然比前辈受教育水平高，教育回报就得到高，因此，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大部分可以归结为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不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这个说法我们目前没法辩护，没法批评，原因是你有你的数据，我有我的数据，这就不好争了，但是我过去一直在讲，我们在讲刘易斯转折点的时候，虽然很多人都在批评，但是有一类人特别关注，就是那些投资公司的大的跨国的投资公司的经济学家，他们非常关心这个概念，尽管他们会跟你争论，但是他们一直密切的注意。还有一个是真正的投资者，真正的企业家，他们也关心这个工资上涨没上涨，所以，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些“鸭子”因为它是实实在在的在做投入，在期待回报，如果他做出错误的判断，或者他不自己直接观察现实，听经济学家的就要赔钱了。

因此，我们从目前产业出现的专业的趋势，少量的是转到了印度，转到了越南，还有更多的是从沿海地区转向了内地，他们疯了吗？或者他们会听蔡昉的话，说刘易斯转折点？他们不可能，他们一定是自己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劳动力相对稀缺性相对价格的提高。如果我们有了更多的证据考虑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而且成为中等收入阶段的重要特征的话，我们很自然的就会问中国的经济是否正在丧失比较优势，丧失它的竞争力？我也没那么悲观。如果按照传统的理论和简单的判断，它会得出一些结论。比如第一，人们知道东亚有一个描述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国家到国家之间转移的模型，叫做验证模型，这个模型最早第一轮是日本，日本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工资成本高了，劳动力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也毕业了，又把它的专业转移到东盟国家，东盟国家又跑到中国沿海地区，以此类推，如果中国的也进入到劳动成本提高，资本相对稀缺性下降的话，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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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也要毕业了，要把产业按照传统的模型，中国的产业就该转到越南，转到印度、墨西哥、柬埔寨、孟加拉去了，这是一种可能性。

但是我们说中国有一个不同，验证模型过去很长时间都是讲国家或者独立的经济体之间的产业转移，而大部分这些经济体是小经济，小国经济，很自然就有人说日本还是小国经济，到今年你还不敢说超过了日本的经济规模，我在日本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讨论，后来他们也承认，取决于你怎么定义大国经济和小国经济。大国经济的含义是这个经济有它的抑制性，地区和地区之间有巨大的差异，资源禀赋，人均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劳动力的素质，包括文化都存在。小国呢是它的同质性，日本经济体总规模虽然大，但是地区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差距。过去我们做经济增长模型的时候，也发现日本它的线和线之间是经历了一个趋同的国家，一个收敛的过程，这个角度说日本是一个小经济，中国是一个大经济。 这张图没有什么意思，只是让大家看看省和省的差距，有时候丝毫不小于国家和国家的差距，因此，验证模型到中国完全可以变成国内的验证默写，政策对路的话，我们的产业更多的是转移到内地，而不是转移到国外，也不排除转移到国外，国际事业，但是更多的会转移内地。

再有就是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关系，仅仅工资上涨了并不足够得出结论我们没有竞争力了，只有拿工资和劳动生产率进行比较，才可能知道你还有没有比较优势，有没有竞争力。我们做制造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的增长变化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工资上涨的同时，劳动生产率的上涨速度更快，这也造成了我们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一个原因，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表明，我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完全抵消了工资上涨的不利，使只可以继续保持竞争力。同时工资上涨本身可以创造新的增长源泉，我们现在讲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重要一点就是从过分依赖外需，过分依赖投资转向依赖居民消费。居民消费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想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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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的一个巨人，我曾经写过一个文章，我题目就叫《中国下一个消费巨人》，就是农民工。

我借用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些数我画了这张图，大家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到，横坐标是把我们的居民分成六个收入组，最低的收入组是一天1.25美元以下，国际标准绝对贫困的国际标准是购买力评价一天1.25美元，这是穷人。第二组是

1.25到2美元，第三组，第四组，第五组，红色的三组是亚洲开发银行所谓的中产阶级，也就是每天收入或者消费是两美元到20美元之间。大家细想想可能觉得挺好笑的，当时我们请亚洲开发银行的专家来发言讲这个的时候，我就评论，我说你要按照一天两美元就叫中产阶级，而且两美元不是一美元等于6.8人民币的汇率，它是购买力评价，也就是3.5人民币的水平，你算算，一天7块钱的生活水平，农民工很多都是够的，农民工都是中产阶级，农民工自己肯定不会同意这种说法，不管怎么说，它是有这么一种划分，这个划分是恰好第一个红色的面积比较低的那一组是两美元到四美元之间，是正好符合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中国农民是3.55美元一天的收入，它相应的具有一个总消费水平，这个纵坐标是全年人均消费。第二阶段正好是农民工所处的组别，农民工的收入一天是9.42美元，他收入提高了，他的消费也提高了。再往后10美元到20美元之间，城市居民是11.87美元/天，正好处在第三组里面。大家可以看到，第三组和第二组相比，收入提高的幅度并不是特别高，但是消费显著的增长了。消费增长了差不多能有一倍，就意味着我们现在看到农民工虽然进了城，也被统计局统计到常住城市人口，形成了中国46.6%的城市化率，但是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上还会有歧视，最重要的他还想着加入那个家，未来我还要回去，现在我还要为这个家攒上点钱，因此他们的消费模式进了城，但不是城市的消费模式，因此这46.6%有很大一部分不是城市消费模式的城市化，因此这个城市化的功能没有发挥出来。把农民工转变成市民，即使他的工资没有明显增长，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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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刺激他消费更多。这也是我们未来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保持竞争力的重要保障条件。

同样，我们也不是光说乐观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央制订“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做出今后五年，我们仍然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与此同时特别强调我们会面临着诸多的可预见的，不可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从经济学的角度，中国经济的增长可持续性的角度，结合一些国际经验，我们来看几个，我们可能需要警惕的不要犯的战略性错误。

一个是讲不要陷入梅佐乔诺陷阱，这个我去年讲的比较多，所谓的梅佐乔诺，大家看看这个地图，可能熟悉的人知道，这是意大利，意大利是发达国家是具有巨大的地区差距的一个少见的例子，也就是说这个深色的部分加上那个岛是意大利南方，他们统称为梅佐乔诺地区，南方是经济不发达，和北方产生巨大的差距。因此，中央政府特别偏爱南方，他们竞选上台，上台以后都要给南方更多的投资，更多的补贴，给它制订一些优惠政策，曾经也有过南部增长更快的时期，哦，很快我们实现了地区发展的收敛，但是最终没有，南方的经济增长过分的依赖补贴、政府的保护没有竞争力，最后地区差距仍然存在，甚至没有缩小。后来又出了一个发达国家里地区差距很大的例子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以后，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大幅落后，人均收入水平也低，就业机会也少，基础设施也差，中央政府一样说我要付出代价，这是统一的代价，因此给东部大量的补贴，大量免费的投资，低成本的投资帮助它发展，也曾经有过比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后又跌回来了。也是保护的东西是没有竞争力的，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因此东西德两个部分现在地区发展差距仍然很大。

因此，有的经济学家就写了文章，评价这个现象，文章的题目就叫做《两个梅佐乔诺》。我提示这一点是说我们现在的很多区域政策用心很好，也许得了成效，但是也有政府过度保护，给过多的优惠这种倾向，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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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希望得到更好的优惠政策，那么相应的它自生的提高也就受到了抑制。我也做过一些实证结果表明目前中西部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已经超过了沿海地区，而我们知道中西部地区应该更加劳动密集型，这是它的比较优势。因此，我们第一不要犯的错误就是陷入梅佐乔诺陷阱。

这是刚才我说的，中部、西部资本劳动比目前显著的高于了东部地区，这是对比它的比较优势，它始终能够长期的持续，非常值得怀疑。第二个需要警惕的就是在创造性啊毁灭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本来想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直接找到的典型，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些问题，我想找一个照片，结果发现了这张图，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大家应该能够认识，亚当斯密、马克思、熊彼特、凯恩斯，是熊彼特说到国家的进步不是一帆风顺平滑的走过去的，而是在不断的，甚至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创造性毁灭，把旧的不符合新现实的那种旧的发展方式消灭掉，把落后的技术消灭掉，把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产业消灭掉，形成新的创新。很显然，这个创新是对的，也的确要在毁灭中创造，创造中毁灭。总体是如此，但是个体如何呢？一定会有那种个体上承受得了，也就取决于一个企业，一个产业，包括个人，你必须要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发展方式，从个人角度甚至是生活方式，这是后人讲在网络化时代如何应用创造性毁灭的一个重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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