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城市笔记的文学史料价值

论宋代城市笔记的文学史料价值

郑继猛?

陕西安康学院中文系 陕西 安康 72500

摘要：城市笔记中保存有大量的文学史料。这些史料有的可以帮助考察宋代文人真实的生存状况，有的可以帮助研究某些文学样式发展变化的历史渊源，有的是考察文学传播途径的重要线索。因此，对这些城市笔记的整理研究，有助于宋代文学研究史料的建设。

关键词：宋代 城市笔记 史料 话本

On the Historical Literary Value of the City notes in Song Dynasty

Zheng Jimeng

Th Chinese Department Ankang Univercity An Kang ShaanXI 725000

Abstract: City notes has maintained tremendous historical literature materials, some of which can help observe the tru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literators of Song Dynasty.Some notes are also useful in studying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the literature pattern and style changes.Some are important clues of the spreading ways of literature.Therefore, classifying and studying these city notes can help construct the literary study materials of Song.

Key Words: Song Dynasty City Notes Historical Materials Vernacular Story

城市生活是城市文学发生和存在的基础，繁荣的城市生活为城市文学提供了生产的动力、消费的场所、和丰富多彩的材料和内容，为文人的生存和娱乐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满足和物质满足。反过来，文人又为城市文化生活增添充足的文化文学气氛，利用城市提供的资源，创作出更为适合城市需要的大众文学作品，以及文化产品，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文化需要。

宋代城市笔记是城市生活的真实记录，它们广泛如实地记录了真实的宋代城市生活。从生活形态上，笔记记录了上自国家的典章制度，祭祀典礼，对外交往，宴饮巡幸，下至街道的关扑杂技，唱叫贩卖，茶酒点汤百货熟食等多姿多彩的生活状况；从地域上，则从皇宫内苑、寺院道观、勾栏瓦肆到大街小巷，皇城内外，苑囿山水等京城内外的广大区域；从时间上讲，既有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大小节气的时序变化过程，也侧面反映了两宋纵横近三百年的历史跨度。这些笔记恰如后代的新闻报道，有文字的描述，也有如绘的形象图画，给后世保留了一个丰富真实的宋代社会图景。

为其如此全面的记录，城市笔记才能保存大量的城市文学发展史料。因此，这些城市笔记就有了研究宋代文学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一）笔记保存了市井文人的生活资料

城市笔记保存了大量的文人的生活材料，这为后代研究了解宋代文人的生存状况，准备了第一手可信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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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继猛：男（1964-），安康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城市是文人生存的主要聚集地。国家通过科举考试，汇聚了全国的精英人才。这些人才在京城活动，同气相求，一方面形成文学集团，互相推奖切磋，形成引领一代风气的文学潮流，如北宋馆阁文人集团，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互相唱和形成的“西昆体”集团，北宋苏轼、黄庭坚等人在馆阁唱和而形成的围绕苏轼的一批人才，号称为“苏门六君子”。另一方面一些下层文人自觉结成社团，进行文学活动。这些社会组织既能为文人提供交游的机会，也为文人提供一定的学术氛围，可以互相切磋，提高诗词、小说、话本、以及其它曲艺作品的艺术水平，增加这些艺术作品的流传机会，扩大流传范围。如《都城纪胜》记载西湖诗社的情况：“文士则有西湖诗社，此社非其它社集之比，乃行都士夫及寓居诗人。旧多出名士。隠语则有南北垕斋、西斋皆依江右谜法，习诗之流，萃而为斋。”[1]同样的史实，《梦粱录》做了更为详细的记录：“文士有西湖诗社，此乃行都缙绅之士及四方寓流儒人，寄兴适情赋咏，脍炙人口，流传四方，非其它社集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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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看出南宋文人聚集情况，以及他们所作的诗歌内容多为“寄兴

适情赋咏”，艺术水平较高，足以“脍炙人口”，传播影响范围较广，可以“流传四方”。这些社团由“士夫及寓居诗人”组成，自然有共同的喜好和共同的诗歌主张，南宋书商陈起，刊刻的《江湖集》，与此文人结社风气有一定的关系，可以说这是文人与商人直接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南宋城市社会对文学的促进作用。

城市也是一些地位低下，没有取得功名正统地位文人谋生的之地。《宋诗记事》记载了一则故实：“《夷坚志》：曹道冲售诗京都，随所命题，即就。群不逞欲苦之，乃求浪花诗绝句，仍以红字为韵。曹谢曰：‘非吾所能为。唯南熏门外菊坡王辅道（王寀）学士能之耳。’不逞曰：‘我固知其名久矣，但彼在馆阁，吾侪小人，岂容辄诣。’曹曰：‘试赍佳纸笔，往拜求之，必可得。’于是相率修谒下拜有请。王欣然捉笔，一挥而成，读者叹服。”[3第930页]王寀，寀字道辅，韶子。登第，管校书郎，翰林学士，兵部侍郎。宣和中，以左道为林灵素所陷，弃市。文中所提诗歌为《浪花》：“一江秋水浸寒空，渔笛无端弄晚风。万里波心谁折得，夕阳影里碎残红。” [3第930页]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一部分文人在京城以卖文求生，不仅要求诗思敏捷，而且要求随物赋形，能满足一般读者的好奇心和审美追求，同时也可看出京城浓厚的文化氛围。

另外城市笔记还记录了一类奔走豪门，为豪门装点风雅，吟风弄月的文人。《梦粱录》记载了这些人的生存状况：“又训导蒙童子弟者谓之馆客。又有讲古论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名曰食客，此之谓闲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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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型闲人都是读书识字的儒生，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奔走于豪门大家。

或者“讲古论今”以资笑谈，或者“吟诗和曲”附庸风雅。

除了贩卖诗文之外，还有一些文人聚集在勾栏瓦舍，或者说书，或者写文，

以作为谋生的出路。《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城市笔记里列举记录很多的说书文人的名单，如：戴书生、周进士、徐宣教、乔万卷、许贡士、刘进士、穆书生、王贡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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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名字，可以看出当时有很多的下层文

人在勾栏瓦舍谋生，并以此对当时新兴的文学样式，话本小说的发展创新、艺术的提高、以及小说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有了这些文人的参与，小说艺术在宋代有了较唐代更高的发展。

（二）笔记记载了宫廷文人的诗词史料

笔记不仅记录了在社会上一般文人的生存状况，还记录了宫廷文人的诗文活动。《武林旧事》保存了大量宫廷文人这种文化活动。

周必大(1126～1204)字子充，一字洪道，自号平园老叟。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二十七年举博学宏词科。官至左丞相，封益国公。与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都有很深的交谊。卒谥文忠。周必大在《玉堂杂记》里称：“翰苑岁进春端贴子，如大内多及时事，太上则咏游幸之类。”[4]因此，他的许多诗文都是应制诗和唱和诗。乾道三年，周必大进献端午帖子，专门赞颂宋高宗在大内修建的聚远楼。《武林旧事》记录了这些文化盛事：“周益公进端午帖子云：‘聚远楼高面面风，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间炎热何由到，真是瑶台第一重。’孝宗御制冷泉堂诗以进，高宗和韵真盛事也。”[5第107页]

吴琚，生卒年不详，南宋著名书法家，工诗词。主要活动于孝宗、光宗和宁宗三朝。习吏事，累官临安通判、镇安节度使。卒，谥献惠。其著作有《云壑集》。《武林旧事》记载给皇帝进献的几首词：

其一：淳熙八年元夕，天降瑞雪，宋高宗与大臣一起赏雪，吴琚作为元夕节使，进献一首《水龙吟》应制词。《武林旧事》有详细的记载：?紫皇高宴箫台，双成戏击琼包碎。何人为把，银河水剪，甲兵都洗。玉样乾坤，八荒同色，了无尘翳。喜冰消太液，暖融鳷鹊，端门晓、班初退。 圣主忧民深意。转鸿钧、满天和气。太平有象，三宫二圣，万年千岁。双玉杯深，五云楼迥，不妨频醉。细看来，不是飞花，片片是、丰年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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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淳熙十年八月，吴琚陪伴宋高宗、宋孝宗等观潮。宋高宗兴高采烈，游兴正浓，宣谕侍宴官进献诗词，赋写盛事。《武林旧事》记载吴琚进献的应制词：?太上喜见颜色，曰：‘钱塘形胜，东南所无。’上起奏曰：‘江潮亦天下所独有也。’太上宣谕侍宴官，令各赋《酹江月》一曲，至晚进呈。太上以吴琚为第一，其词云：‘玉虹遥挂，望青山隠隠，一眉如抹。忽觉天风吹海立，好似春霆初发。白马凌空，琼鳌驾水，日夜朝天阙。飞龙舞凤，郁葱环拱吴越。 此境

天下应无，东南形胜，伟观真奇绝。好是吴儿飞彩帜，蹴起一江秋雪。黄屋天临，水犀云拥，看击中流楫。晚来波静，海门飞上明月。’?[5第206页]

张抡,字才甫，自号莲社居士，开封（今属河南）人。里居及生卒年均不详好填词，每应制进一词，宫中即付之丝竹。绍兴间，知阁门事。淳熙五年（1178），为宁武军承宣使。知阁门事，兼客省四方馆事。有《莲社词》一卷。

张抡才思敏捷，多次应制作词。乾道三年（1167）高宗莅聚景园，张抡进《柳梢青》词；淳熙六年（1179）三月，高宗再莅聚景园，他又进《壶中天慢》词；九月，孝宗幸绛华宫，抡进临江仙词。每次进献的词都受到高宗、孝宗的极大赏识，给予重赏。《武林旧事》记载了这几次的盛况。

其一：是日知閤张抡进《壶中天慢》云：“洞天深处赏娇红，轻玉高张云幕。国艳天香相竞秀，琼苑风光如昨。露洗妖妍，风传馥郁，云雨巫山约。春浓如酒，五云台榭楼阁。 圣代道洽功成，一尘不动，四境无鸣柝。屡有丰年天助顺，基业增隆山岳。两世明君，千秋万岁，永享升平乐。东皇呈瑞，更无一片花落。”太上喜赐金杯盘法锦等物。[5第202页]

其二：“闻道彤庭森宝仗，霜风逐雨驱云。六龙扶辇下青冥。香随鸾扇远，日射赭袍明。 帘卷天街人隘路，满城喜望清尘。欢声催起岭梅春。欲知天意好，昨夜月华新。”[5

第203页]

除了上述几位以外，城市笔记还保存了有很多其他在宫廷参加唱和应制词人的词作。如曾觌、姜夔、周密等人的作品。从这些词作生成情况，我们可以看出这类词写作的几种情形：（1） 多数词作都是在陪伴帝王游览湖山胜迹、宴饮、以及在朝廷重要典礼之时，应制而作，主要是为皇帝歌功颂德，赞颂太平。（2）这些作品在当时影响很大，受到帝王与百姓的共同赞赏与推崇，因此被当盛事保存在城市笔记里。(3) 在这些作品里，也可以看出宫廷文人对朝廷寄予的希望，能够“千秋万岁，永享升平乐”，这不仅是对皇帝的赞颂，更可当作一般老百姓的共同心声。

（三）城市笔记保存了文学传播的途径

典型的事例就是关于对待苏轼的态度。苏轼作为元祐学术的代表，他的文集，在北宋末期被毁板禁止，可到了南宋时期，这种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变。

《梦粱录》记载了宋高宗非常喜爱苏轼的诗词，并用其诗意命名新建造的楼台匾额聚远屏风，并在屏风上特书苏轼诗句，《梦梁录》记载有史实：“绍兴三十二年六月戊辰，高庙倦勤不治国事，别创宫庭御之，遂命工建宫殿，匾德寿为名。后生金芝于左栋，改殿匾曰：康寿。其宫中有森然楼阁，匾曰：聚远屏风。大书苏东坡诗曰‘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付闲人。’之句。”[2第72页]由此可见元祐

党禁在南宋时期已经废弛，苏轼文章诗歌重新得到了统治者的欣赏和喜爱。据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苏轼文章在南宋时期成为士人科举考试必读书籍，陆游记载曰：“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羮。”[6第页]从这些笔记里，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文坛风气与社会对苏轼文章学术的传播情况。

宋词更与城市生活有密切的联系。城市既是宋词的产生地，也是宋词流传消费地。宋代城市勾栏瓦舍、歌楼酒肆存在大量的歌妓，他们是宋词的演唱者与传播者。一方面这些歌妓需要新的歌词，以吸引听众和酒客。因此，词人会被这些歌妓追逐，写出适应演唱需要的歌词。一方面，听众需要新奇的歌曲，满足自己消费娱乐的快感，也刺激了新歌词的写作。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和周密《武林旧事》等对京城这些风气都有十分形象、生动的记载。《东京梦华录序》称当时的东京“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可见京城歌舞的繁荣，需求的旺盛。《武林旧事》卷六也记载南宋歌妓在都城内的“熙春楼”、“三元楼”、“五闲楼”、“赏心楼”等处唱词的场面。他写道：“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虽风雨暑雪，不少减也。”[5]面，无疑为宋词的写作，流传，演唱，和消费，提供了重要的舞台，使文学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的平凡中提高他们的审美水平和鉴赏能力。马克思曾经精辟的说道：“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它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1从这几句精辟的论断中可以领悟出城市生活与文学之间互动作用。消费促进了生产，而生产也促进消费。歌妓与听众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完成了审美创造。

除了阁楼酒馆需要歌妓的新词之外，对宋词推动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府行为。宋代政府在许多的典礼仪式上都会有歌妓出场表演，制造热闹的声势。《东京梦华录》记载元宵灯会时很多有很多伎艺人出场歌舞。《梦粱录》则记录了开煮日宣传新酒上市之时的情景，官府调动需要大批妓女出场制造声势，“妓家服役婆嫂，乔装绣体，浪儿手擎花篮，精巧笼仗。其官私妓女择为三等：上马先以顶冠花衫子裆袴；次择秀丽有名者，带珠翠朵、玉冠儿、销金衫儿、裙儿，各执花斗鼓儿，或捧龙阮琴瑟；后十余辈者红大衣带皂、时髻，名之行首，各雇赁银鞍闹装、马匹，借倩宅院及诸司人家，虞候、押番及唤集闲仆浪子，引马随逐，各青绢白扇，马兀供直。预十日前，本库官小呈，五日前点检所佥听官大呈，虽贫贱泼妓，亦须借备衣装首饰或托人雇赁，以供一时之用，否则责罚。”2开煮新酒被当作头等大事宣传，大量妓女浓妆艳抹，轻歌曼舞助威，对宋词不论是内容上或者传播上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宋代有很多的词中使用“开煮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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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学批判>导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42-743页。 刘坤、赵宗乙：《梦粱录外四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24页。

“煮酒新开”这样的意象，可见每年这种官府行为在文人生活中的影响。

（四）保存了宋代戏剧作家姓名及其创作、表演情况

戏剧作家在宋代不为正统文人所重视，他们的生平资料和创作几乎只有在城市笔记里可以见到，这些珍贵的史料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城市生活要求创新出奇，所有物品技艺只有在众多的同类事物中脱颖而出，这样才会有广泛的吸引力和号召力，才能稳占市场。宋代勾栏瓦肆流行小曲、说唱伎艺、戏剧等都是在城市激烈的市场中创新出奇而逐渐形成的新的文学样式，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

如《都城纪胜》记载几位戏剧作家的创作情况：“在京师时有孟角球曾撰杂剧本子，又有葛守成撰四十大曲词，又有丁仙现捷才知音，绍兴间亦有丁汉弼、杨国祥。??诸宫调本京师孔三传编撰传奇、灵怪、八曲、说唱。”[1]从这则记载里我们可以了解北宋时期撰写杂剧的作家有：孟角球、葛守成、丁仙现，南宋绍兴时期有：丁汉弼、杨国祥等人，以及诸宫调作家孔三传和他编撰诸宫调的大致内容。

《都城纪胜》还记载了一些说唱伎艺的产生历史：

唱叫小唱谓执板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轻杀，故曰：浅斟低唱。与四十大曲，舞旋为一体，今瓦市中绝无。

嘌唱谓上鼓面唱令曲、小词，驱驾虚声，纵弄宫调，与叫果子唱耍曲儿为一体，本只街市，今宅院往往有之。

叫声自京师起撰，因市井诸色歌吟卖物之声采合宫调而成也。若加以嘌唱为引子，次用四句就入者谓之下影带。无影带者名散叫，若不上鼓面，只敲盏者谓之打拍。

唱赚在京师口有缠令、纒达，有引子、尾声，为缠令；引子后只以两腔递且循环间用者为缠达。中兴后张五牛大夫，因听动鼓板中，又有四片太平令，或赚鼓板，遂撰为赚，赚者悮赚之义也。令人正堪美听不觉已至尾声，是不宜为片序也。今又有覆赚，又且变花前月下之情，及铁骑之类。凡赚最难以其兼慢曲、曲破、大曲、嘌唱、耍令、番曲、叫声，诸家腔谱也。

杂扮或名杂旺，又名纽元子，又名技和，乃杂剧之散段。在京师时，村人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人以资笑。今之打和鼓、捻梢子、散耍皆是也。

百戏在京师时，各名左右军并是。开封府衙前乐营相扑争交谓之角抵之戏。

别有使拳自为一家，与相扑曲折相反，而与军头司大士相近也。即今拍板大筛扬处是也。3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唱叫、嘌唱、叫声、唱赚、杂扮等曲艺文学与城市生活之间的关系。这些曲艺文学都来源于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经过曲艺文人、伎艺人的共同努力，将日常生活诗意化，使日常生活戏剧化，给城市生活带来无尽的欢乐和愉悦。城市社会学家刘易斯总结这种情形后认为：“只有在城市中它（日常生活）才可能为人类戏剧准备如此齐备的人物角色，也只有在城市中才有可能有如此丰富的多样性和竞争性去活化戏剧情节，把表演者们推向精彩、专注、自觉参与的最高潮。”4

城市笔记还记载了杂剧的演出情况与表演顺序。《都城纪胜》称：“杂剧中末泥为长，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为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又或添一人装孤。其吹曲破断送者，谓之把色。大抵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本是鉴戒或隠为谏诤也，故从便跣露谓之无过虫。”[1] 这是元杂剧渊源所在，是元杂剧演出程序和结构的史料。内容上既有日常滑稽故事，也有谏诤时事的，可以看出杂剧艺人借助伎艺劝谏国事的传统。《贵耳集》有伶人讽谏的记载：“绍兴初，杨存中在建康诸军之旗中，有双胜交环，谓之‘二圣环’，取两宫北还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环进高庙曰，曰尚御裹。偶有一伶者在旁，高宗指环示之，‘此环杨太尉进来，名二胜环。’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圣环且放在脑后。’高宗亦为之改色，所谓工执艺事以谏。”[6第4607页]

其他曲艺节目也在宫廷里被当作消遣，《都城纪胜》记载高宗在后苑避暑是与孝宗一统听鼓子词的情景：“后苑小厮儿三十人打息气唱道情。太上云：‘此是

[1]张抡所撰鼓子词’。”可见出但是曲艺在宫廷演出的情况，以及曲艺艺人的影响。

（五）保存了小说、话本的有关史料

城市不仅是诗歌提供了产生的地域，更是其它文学样式存在和繁盛的重要园地。话本小说是勾栏瓦肆说书人的底本。南北宋说书伎艺繁盛，话本小说种类繁多，说话人不仅语言上要求生动活泼，能够吸引听众，在话本内容上更要出奇制胜，豁人耳目。耐得翁记录了南宋瓦舍艺人说话的情形：“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捧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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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得翁：《都城纪胜》，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120页。

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1]这是一则重要的文学史料，它生动的记录了南宋时期，活动在京城的说书艺人促进小说繁荣的实际情形，为后代研究提供了可贵的文献资料。

据《武林旧事》记载，小说不仅在勾栏瓦舍表演，到了南宋时期，已经作为陪伴皇帝的侍从，进入朝廷，随时为皇帝讲说故事。《武林旧事》卷七有一条记载宋高宗与孝宗一统休闲的故事：“宣押棋待诏并小说人孙奇等十四人下棋两局，各赐银绢供泛索讫。”[3第207页]当时话本小说不仅是市民娱乐的对象，朝廷也将此作为消遣取乐的对象，因而有力的推动了话本小说的创作。

《梦粱录》卷二十记录了小说艺人的姓名以及演说的故事内容及当时听讲的盛况：“有谭淡子、翁三郎、雍燕、王保义、陈良甫、陈郎妇、枣儿余二郎等，谈论古今，如水之流。谈经者谓演说佛书。说参讲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有宝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说诨经者戴忻庵。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史书、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丘机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

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2

第

193页]

王六大夫，不仅在御前说话，在士大夫中间也很有声望。讲话不仅伎艺

高超，更主要的是能够联系世事，讲说百姓喜欢的中兴诸将杀敌御边的故事。这些故事多是由于“记问渊源甚广”，有一定的真实性。

宋词更与城市生活有密切的联系。城市既是宋词的产生地，也是宋词流传消费地。宋代城市勾栏瓦舍、歌楼酒肆存在大量的歌妓，他们是宋词的演唱者与传播者。一方面这些歌妓需要新的歌词，以吸引听众和酒客。因此，词人会被这些歌妓追逐，写出适应演唱需要的歌词。一方面，听众需要新奇的歌曲，满足自己消费娱乐的快感，也刺激了新歌词的写作。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和周密《武林旧事》等对京城这些风气都有十分形象、生动的记载。《东京梦华录序》称当时的东京“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可见京城歌舞的繁荣，需求的旺盛。《武林旧事》卷六也记载南宋歌妓在都城内的“熙春楼”、“三元楼”、“五闲楼”、“赏心楼”等处唱词的场面。他写道：“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虽风雨暑雪，不少减也。”5这些场面，无疑为宋词的写作，流传，演唱，和消费，提供了重要的舞台，使文学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的平凡中提高他们的审美水平和鉴赏能力。马克思曾经精辟的说道：“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它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6从这几句精辟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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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密：《武林旧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9月，第160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学批判>导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42-743页。

断中可以领悟出城市生活与文学之间互动作用。消费促进了生产，而生产也促进消费。歌妓与听众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完成了审美创造。

除了阁楼酒馆需要歌妓的新词之外，对宋词推动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府行为。宋代政府在许多的典礼仪式上都会有歌妓出场表演，制造热闹的声势。《东京梦华录》记载元宵灯会时很多有很多伎艺人出场歌舞。《梦粱录》则记录了开煮日宣传新酒上市之时的情景，官府调动需要大批妓女出场制造声势，“妓家服役婆嫂，乔装绣体，浪儿手擎花篮，精巧笼仗。其官私妓女择为三等：上马先以顶冠花衫子裆袴；次择秀丽有名者，带珠翠朵、玉冠儿、销金衫儿、裙儿，各执花斗鼓儿，或捧龙阮琴瑟；后十余辈者红大衣带皂、时髻，名之行首，各雇赁银鞍闹装、马匹，借倩宅院及诸司人家，虞候、押番及唤集闲仆浪子，引马随逐，各青绢白扇，马兀供直。预十日前，本库官小呈，五日前点检所佥听官大呈，虽贫贱泼妓，亦须借备衣装首饰或托人雇赁，以供一时之用，否则责罚。”7开煮新酒被当作头等大事宣传，大量妓女浓妆艳抹，轻歌曼舞助威，对宋词不论是内容上或者传播上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宋代有很多的词中使用“开煮新酒”、“煮酒新开”这样的意象，可见每年这种官府行为在文人生活中的影响。

综上所述，城市笔记中保存有大量的文学史料。这些史料有的是宋代文人的生活资料，是研究宋代文人生活状况，了解文人团体的重要史料；有的是后代发展起来的文学样式的最初形态，对研究诸如小说、戏剧等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参考文献：

[1] 耐得翁.都城纪胜[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刘坤、赵宗乙.梦粱录外四种[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3] 厉鹗：《宋诗纪事》卷三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6月。 [4] 周必大：《玉堂杂记·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周密：《武林旧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9月。 [5]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1月。 [6] 张端义：《贵耳集》下，《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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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赵宗乙：《梦粱录外四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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