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读书笔记：告别祖荫—读《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

人类学读书笔记：告别祖荫—读《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

密关系1949—1999》

一、印象

当我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第一眼看到《私人生活的变革》时，我就觉得特别的亲切，于是我把它放进了我的读书计划，带进了我的生活。或许是因为自己也从那片田野走来，读罢掩卷之时，这种亲切感已更浓烈，即使这田野一个远居关外，一个静伫江南，空间的距离并没有阻隔情感的共鸣，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尽管作者一再强调自己并非要将这个村子作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来研究，但作者通过对一个地方的特殊情况以及特殊历史背景的描述分析，使人们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变化总趋势以及人类道德情感体验的理解。就此而论，其揭示的含义已远远超过了下岬一村。 该书以“冲决网罗，告别祖荫”为魂，以阎教授自己曾经生活7年，而后又苦心经营十余年的田野里的村民们五十年内心情感与道德体验的变化为躯，以其系统的人类学理论分析为血脉，从村民们的感情层面将一个丰满的当代中国村庄呈现在世人面前。正如列文森图书奖的颁奖辞中提到的：作为一部杰出的乡村民族志，该书探究了一个以前从未被其

他学者研究过的课题——中国农民家庭生活中的个人与情感问题。阎教授曾在上个世纪70年代在中国东北的某个地方当了7年的农民，并在1989年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再次来到了那里做了十多年的田野调查，因此，它能以知情人的视角，展示出一幅以个人经历及普通村民精神世界的充满微妙变化的图景。他的研究范围很广，从社会关系、家庭财产和赡养老人等比较公共的话题，到像风流韵事、两性关系、节育到性动力等私密的话题。该文研究深入彻底，分析说理发人深省，文风直白敏感而动人。

二、 框架与内容

那么，究竟什么是告别祖荫？为什么要告别祖荫？告别祖荫之中或者之后的中国社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呢？这些都是作者所想告诉世人的，不仅如此，作者还在最后一章给出了自己的理论分析，让我们对现象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说到祖荫一词，就不得不提到1948年美国人类学家许烺光先生发表的名作《祖荫之下：中国的亲属关系、文化人格和社会流动》，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人格受五种因素影响而形成：1，家庭生活中以父子关系为轴心； 2，因强调男女有别而形成的两性之间的紧张；3，将儿童作为成人来培养的育儿方式； 4，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理想； 5，父母的绝对

权威和权力。 在个人成长和人格形成的过程中，祖先崇拜和家族组织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家族的利益。家并不因个人而存在；恰恰相反，个人为了家的利益而存在。换言之，每一个个人都是生在祖荫下，长在祖荫下，并通过延续祖荫的努力而赋予短暂的肉体生命以永恒的意义。由于中国的伦理体系强调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从家到天下的大大小小的集体利益，那种独立、自立、自主的个人在传统中国社会也几乎不可能存在。

这种生活在祖荫下的文化人格，在近代以西方为中心的追求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个人独立、自由的社会历史潮流面前，就显得格格不入。特别是在中国近代落后、屈辱的历史现实面前，许多的仁人志士开始探寻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落后于世界的原因，积极寻求救国、兴邦、强民的良策，许多人开始“开眼看世界”并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文化人格领域。他们大部分认为，这种生活在祖荫之下的文化人格，抹杀了个人的独立、自由，也抹杀了个人的创造力，使人们生活在祖荫的牢笼里，进而使整个民族失去了创造性。因此，要想富国强民就必须“冲决网罗、恢复自信”，即只有彻底改造传统的文化人格，才能塑造新的独立、自立、自主的个人，并因此而实现富国强民的现代化大业。作者认为中国近代的大部分知识精英都有这样一种主张，于是便有了自近代以来，一次次的以觉醒的个人反抗祖荫的控制为特

征的文化变革，从晚清知识精英的“冲决网罗，恢复自性”到20世纪社会改革者的“婚姻革命，家庭现代化”，再到新文化运动者的“冲决网罗，告别祖荫”，这种实践从未停止。但是作者认为真正将这种主张传播到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并改变了工农大众的日常生活的实践，却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和改革。这或许就是作者选定1949年作为自己研究的时间起点的原因，一方面，1949年是许先生的“祖荫之下”的终结的拐点，同时也是作者认为的中国文化人格中“告别祖荫”的兴起的拐点。

作者带着“冲决网罗，告别祖荫”的新文化运动理想在历经百年沧桑后终于在当代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实现的预设来到了黑龙江的下岬村，这个在作者上个世纪70年代曾经生活过7年的村庄。从1989年起，十余年间，作者7次回访，带着自己对人类学的承诺，在这个社会急剧变化的十余年里，在这个人们思想观念与道德情感急剧变化的十余年里，作者一直追踪着这个村庄，这片田野，这片田野里的人们的思想的波澜。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的学术背景使作者近乎本能地从本地人的视角来理解它们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7年的共同生活为其与村民的沟通交流搭建了一个天然的平台也为其提供了不少意外的收获，再加上作者重视生活细节的民族志田野调查方法，于是便有了这大量生动感人的材料。

但作者在反复阅读自己的民族志初稿和调查资料之后，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新发现：尽管年轻的一代，在择偶上显得更加地独立自主与浪漫；在性爱、情感及其语言艺术上表现得更加地开放和独立自主(第三章)；在家庭结构上，两性互动以及夫妻关系与原来的父子关系相比，开始越来越重要；在个人的空间和个人的权利上也越来越大，这一切似乎都在显示，个人已经正在或者已经走出祖荫，但是走出祖荫的个人似乎并没有获得真正独立、自立、自主的个性。恰恰相反，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倾向，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依靠他人支持的情况下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如许多的女青年在赢得了婚姻的自主权——“自己找婆家”之后，仍然向未来的公婆索取高额的彩礼，源于权力义务失衡的自我中心主义价值取向的青年人，在越来越多的拥有独立自主的权利的同时，却越来越少的履行自己对父母老人的义务，于是便有了越来越普遍的农村养老问题。 XX年元月，作者第八次回到下岬村，与1999年相比，公共生活的衰退更为明显，个人在公共领域也表现得更加自私。这种自私与个人对义务道德的漠视的变化趋势及原因作者在最后一章的理论分析里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作者认为这种自私与公共生活的衰退，主要源于家庭的私人化，那么到底是谁推动了家庭的私人化呢？作者认为是国家，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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