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农业结构

南宋的农业结构

宋朝把全国的编户齐民分为主户与客户，主户与客户的差别主要在于是否拥有土地和资产，主户指的是有产户，客户一般指的是佃客。大体而言，主户占总户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剩下三分之一左右为客户。

卫泾《福州劝农文》：“负山之田岁一收，濒海之稻岁两获。”

南宋的农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南宋时期，国家的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北宋初期引进的早稻优良品种占城稻，生产周期的较短，在收割完稻谷后，可以种植晚稻，或者种植其它作物，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经过一百多年的推广，到了南宋时期，江南各地十之八九种占城稻，种植更多了。由于早熟的占城稻的推广与普及，浙东路在南宋时已有早稻、中稻与晚稻的区分，长江流域的水稻产区，已经广泛地种植了占城稻。

南宋的农业结构的变化还体现在稻麦二熟制的推广上。关于稻麦二熟制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代，樊绰《蛮书》卷7《云南管内物产》载：“自曲靖已南，滇池已西，土俗唯水田??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梗稻。”随着江南麦作的推广，稻麦二熟制在南方逐渐普及开来，麦原产于北方地区，唐至北宋年间逐渐推广到江南，到了南宋时，江南麦作有了更大的进展。稻麦二作制在南方的的推广与人口的压力有很大的关系，靖康事变之后，北方人口大量涌入南方，从皇室、官僚、地主、商人到一般百姓，前后多达数百万人，骤然增加的人口对面食的需求量大增，以致小麦供不应求，这就大大促进了小麦的种植和稻麦二熟制的推广1；另外，稻麦二熟制的推广还与赋税政策有很大关系，正如黄震曾所说：“惟是种麦不用还租，种得一石是一石，种得十石是十石。”也就是说佃户只在秋收稻米中按规定缴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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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方高、宋慧聪.略论宋代的农业技术推广[J].中国农史，2007（1）：21

而所种小麦是不用征租的，佃户所种之麦，收成全归佃户所有，这也提高了佃户种麦的兴趣，这种契约规定在小麦的推广中起到了重要的的作用；再者，南宋政府在推广稻麦二熟制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频发劝种麦的诏令，劝谕农民广种春麦，如隆兴七年，孝宗下诏令湖南北、江东西、淮东西路帅、潜臣劝民广种小麦2，淳熙七年，又“复诏两浙、江、淮、湖南、京西路潜臣，督守令劝民种麦，务要增广。自是每岁如之。3”《中兴两朝圣政》卷51，乾道八年九月壬申条载，孝宗曾说：“今年远近丰登，??仍趁时广种二麦，以备水早之用。”到了淳熙九年，据《中兴圣政》卷五九《诏劝农种春麦》载：“内出正月所种春麦??诏降付两浙、淮南、江东西潜臣劝民布种。”总之，政府的一系列举措大大刺激了农民种麦的积极性，促进了稻麦二熟制在南方的推广，也改变了南宋农业的结构，南宋时期麦的普遍种植，改变了过去那种单一种稻的耕作制度。

南宋农业结构的改变还体现在推广桑麻、木棉、些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上，特别是南宋政府十分重视蚕桑的种植，并把植桑的成效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重要依据，“令、承植桑三万株至六万株，守、倅部内植二十万株以上，并论赏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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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的标准非常具体。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三七》载，绍兴十年二月

十七日，有臣僚上言??”“比岁民稍归业，渐复耕垦，惟是桑拓全无栽植，缘无赏罚，守令视无余事。”并请求皇帝下诏，“劝诱民栽种桑拓，仍乞示赏罚以劝惩之。”

地方官员更兼劝农之责，甚至亲自予以指导，《朱文公文集》卷100《漳州劝农文》就记载朱熹指导农民种桑，并教导农民可以种植木棉、芒麻等用来御寒。

“种田固是本业，然粟、豆、麻、麦、菜、蔬、茄、芋之属亦是可食之物。若能种植，青黄未交，得以接济，不为无补。今仰人户更以余力广行栽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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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 (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 4

《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 5

朱熹《劝农文》，《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

故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鹤林集》卷三九《隆兴府劝农文》） 南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向农村的渗透，冲破了传统农业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蚕桑叶。南宋时期是蚕桑叶的重心南移的关键时期，南方的蚕桑区在养蚕、缫丝、织造等方面已经大大超过了北方，

南宋政府为了苟安图存，也不得不注意发展生产。

陈旉的《农书》中记载湖州农家“唯藉蚕办生事”，表明蚕桑经营在农家经济中已经占据了重要地位，《耕织图》中画面中从事丝织的人物共七十四人，其中成年男子二十四人，少年男子三人，说明蚕桑丝织业已经成农村家庭副业中独立出来。

宋代的赋税据《宋史·食货志》上二载：“岁赋之物，其类有四：曰谷，曰帛，曰金，曰钱，曰物产是也。6”在各种名目繁多的赋税当中，虽然商业税收在南宋政府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是田赋依然是宋代主要的赋税，庞大的租赋收入维系着国家官僚机构和和军政边防之需

南宋王朝仅剩半壁江山，而“每年征收到的丝、麻等纺织品，总数已超过北宋时期，达到千万匹以上。7”这说明南宋纺织品的产量已经有了很大的增长。

南宋偏安江南，其辖土几乎比北宋减少一半，但每年的赋税收入却大大超过北宋，“南宋初，政府每年收入不满1000万贯。到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就猛增到6000万贯。8”

南宋初年，苛税相当严重，“馈饷悉出于民，无屋而责屋税，无丁而责丁税，不时之需，无名之敛，殆无虚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二）

关于土地兼并问题，宋理宗时刘克庄说：“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百里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知有也。”（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五一《备对札子》）

谢方叔说：“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宋史》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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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卷174，食货志上二，赋税

张仁忠著，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43页 8

张仁忠著，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43页

七三）

南宋的阶级矛盾是相当尖锐的，各地武装起义连绵不断，“约计不下200余次”9。如南宋初年钟相、杨么起义就是规模较大的一次。

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南宋与金签订合约，南宋每年向金贡银25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农耕技术的进步

南宋东南地区，对土地的利用与管理已经接近了集约化的程度，往往是深耕细耨，为了改良土壤，多次翻耕，土熟如面。往往秋冬之时耕翻土地之后，春季还要再次耕翻，“春二月又再耕，名日耘田”（陈旉《农书》）高斯得指出“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壤细如面”（高斯得：《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南宋时期，农耕技术的进步还体现在对选种与育秧的重视之上，水稻栽培技术已经成熟，由粗放的直播法转变为移植法。已经改变了由过去那种直接把稻种撒播在田里的做法，而是先把稻种在秧田中加以培育，然后移植到大田中栽培，陈旉《农书》中有专门记述秧田的修治技术，民间也有“浸种二月初，插秧四月中”的谚语。朱熹在《劝农文》中也说过：“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以及“拣选肥好田段，多用粪壤，拌和种子，种出秧苗”，（朱熹：《朱文公文集》卷99(知南康军劝农文》，《四部丛刊》初编本）

并且很多地方也已经用上了插秧的工具“秧马”。如楼璹《耕织图诗》中“我将教秧马，代劳民莫忘。”（《插秧》）

在田间管理方面同样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对中耕、除草、增肥、保水以及烤田等田间作业已经熟练掌握。“浙间三遍耘田，次第转折，不曾停歇”10，

南宋耕种技术的改进还体现在新式灌溉工具的使用上，如果天旱缺水，还要用水车浇灌，“全家大小，日夜不停”11；四川用筒车、桔槔进行灌溉，两浙一代由于圩田的增多，原先的桔槔等受到地势的限制，普遍改用效率更大的踏车等，“何如衔尾鸦，倒流竭池塘。”（《灌溉》）范成大也有诗为证：“下田？水出江流，高垅翻江逆上沟。地势不齐人力尽，丁男长在踏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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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仁忠著，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43页 黄震：《黄氏日抄》卷78《咸淳八年春劝农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黄震:《黄氏日抄》卷78《咸淳八年春劝农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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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由于南宋时期由于圩田的大量开辟、农田水利的兴修、农作物优良品种的推广、经济作物种植地区地扩大等，南方的水利灌溉事业大大超过北方。《宋史·食货志》说：“南渡后，水利之田，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举圩田的例子）

劝农文

宋立国之初，宋太祖就多次下诏，令诸州长官劝课农桑，“(乾德)二年春正月辛巳，谕郡国长吏劝农耕作。12”

对于大型的水利工程则由官府代而为之,“如有工力浩瀚去处，私下难以纠

13集，即仰经县自陈，官为修筑。如县司不为措置,即仰经军投陈,切待别作行遣。”

宋政府往往刊刻前人的农书著作以供农人参考，如绍兴十九年七月，颁诸农书于郡邑14。朱熹知南康军时，用王仲杰所种桑、种田法和劝农文等合并颁下属县推行。

耕织图中的农业技术 土壤耕作技术 作物栽培技术 多种经营技术

国农书逐渐形成了非常系统、成熟和完备的农业技术知识和农业思想体系。农业技术知识主要包括土壤耕作技术(如北方旱地耕作和南方水田耕作)、作物栽培技术(如育种、移栽、除草、施肥、灌溉、防虫、轮作、套作)、多种经营技术(如园艺、果蔬、林木、蚕桑、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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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脱脱《宋史》卷一《太祖本纪》。

朱熹《劝农文》,《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 14

宋史，卷三十，高宗本纪七

中国农书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农书的现代价值（《略论中国古代农书及其现代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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