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思想史

君权神授又称“王权神授”，是宣称君主的权力为神授予的学说。

神权法思想是流行于我国夏商西周奴隶制国家时期的法律思想。主要观点是认为统治者的权利是由上天所赋予的。人们要服从上天的意志，就要服从统治者的意志。

天罚：是神权法思想指导下的刑法观。实质是利用神权对被统治者阶级进行欺骗。

以德配天：是周公总结殷商灭亡的教训所提出的思想命题。德指道德德行，天即天命。他认为天命是有的，但并非固定不变，只有有德者才可承受天命，失徳就会失去天命。

周礼即“周公制礼”。西周初期，奴隶主贵族为了巩固和加强他们的统治，相传在周公的主持下“制礼”，即对以往的宗法传统习惯进行了补充整理，制定出一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为中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

嫡长继承制是我国古代一夫多妻社会里实行的一种继承制度。旧称正妻为嫡，正妻所生的长子为嫡长子。 “亲亲”“尊尊”是西周时期礼治的基本原则。亲亲就是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属。尊尊就是要求努力和平民服从奴隶主贵族，不得违抗，不得僭越。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西周礼治的基本特征。所谓“礼”是说礼主要用来调整奴隶主阶级内部关系。各级贵族按周礼规定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奴隶和平民一律不得享受。“刑”是说刑罚的锋芒是指向奴隶和平民的，而不是指向奴隶主贵族。

明德慎罚：西周时，周公吸取了殷商灭亡的教训，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明德就是要加强自我克制，实行德治；慎罚就是主张谨慎用刑，反对滥杀无辜。

国之四维是春秋时齐国革新家管仲提出的维系国家的四大绳索即礼义廉耻。

作内政而寄军令是春秋时齐国改革家管仲提出的以法理国，以法统军，依法治民，并积极的建立各项制度以实现这一政治主张的其中之一。即划分士农工商居住范围，职业世袭。对农实行相地而衰征的政策，打破井田制的限制，让士使就闲然，全部变成统治阶级的常备军。其基本特征在于：将军事制度融会于行政制度当中，以法律手段迫使民众就范。

“三选”制是管仲在齐国为相的时候实行的一种选贤任能制度。即第一年试用评定，第二年考察任命，经过一个阶段的考察之后再委以重任。这一制度打破了任人唯亲的任用制度。 《竹刑》是春秋时郑国大夫邓析私自编制的刑书，因刻于竹简上，故称竹刑。

不法先王，不是礼义：春秋时郑国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邓析反对传统的礼治，认为先王的所作所为并不可能被万世所效法。私编竹刑和教人打官司是具体的体现。

罪人不孥是孟子提倡的法律思想，主张减省刑罚，反对族诛连坐，罪人不孥，即刑法只应加于犯罪者本人，而不应株连其妻室子女。

身正令行是孔子人治思想在司法方面的表现，认为政治是一种上行下效的关系，榜样的力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统治者以身作则，是法令贯彻的关键。

父子相隐是孔子首先倡导的，是为亲者讳的周礼原则在判断是非与犯罪问题上的反应。即要求父子之间应该相互隐瞒犯罪，而不应该相互告发。

人治是儒家的政治思想。他们认为统治者的贤明是治理国家的关键。孔主张为政在人；孟主张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荀子主张有治人，无治法。

节用裕民是战国末期荀子为新兴的地主阶级提出的一种富国裕民的主张。他要求统治阶级节省费用，发展生产，使人民富裕起来。实行农分田而耕。

仁学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也是他政治法律思想的出发点。《论语》中仁包含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伦理哲学等各方面意义。主张仁者爱人，爱人重民，爱人克己，仁原指一种好品德，孔子的仁是道德范畴，礼是政治范畴，以这两方面来约束人们的行动。

礼乐兴，刑法中是指孔子认为只有兴礼乐，按照礼所规定的有名分行事，社会秩序才不会紊乱，使用刑法才能得当；否则将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人民无所适从。

为亲者隐是孔子维护旧的礼治的一个方面。他把父子互相包庇视为最公正无私的道德，置法律于不顾，显然这种主张是不可取的。

暴君放伐是孟子提出的重要法律思想，目的在于从反面来警告统治者。孟子认为对于那种危害社稷的国君可以变置，对于暴君昏君可以放逐，甚至可以诛杀。

性恶论是战国末期荀子的一种人性论观点。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人的善的品德是后天人为的。

有治人，无治法是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儒家人治论思想明确提出的主张。认为国家的治乱决定于有没有治人，是否贤人当政，而不在于有没有良好的法律。只要有贤君法律即使简略也能通行天下。反之法律离开善于治国的人，完备也会造成混乱。

明分使群是荀子礼法起源说的前提之一，他认为人类为了生存和战胜自然就必须能群，即组成社会；组成社会又必须区分职业和等级。，没有群，个人无法生存；没有分，社会便无法维持。礼法君臣为其而产生的。 五伦是儒家归纳出来的伦理原则，主要是君主与臣下，父亲与子女，兄长与弟妹，丈夫与妻妾以及朋友之间的关系准则，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

以德去刑是先秦儒家主张。指在治理国家的方法上道德的作用要优于刑罚的作用。通过道德感化可以使人们不再争论最终达到消灭犯罪与刑法的目的。这一思想被后人归纳为以德去刑。

一同天下之义是墨家过于国家和法律起源的思想，在墨家看来，既然天子三公等各级统治者都是依照贤良的等级而设立的，地位越高，必然越贤，所以大家都必须以自己的上级的是非为是非，最后大家都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由他一同天下之义，天子必须上同于天，否则天会降下灾祸。反映墨家的君主集权的法制统一思想。

兼爱是《墨子》篇名共上中下三篇。内容阐述墨家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法律观。他们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建立一个天下之人皆相爱的理想社会。也是墨家政治法律观的核心，要求以它来衡量各国的法律制度。

天志是《墨子》的篇名共上中下三篇。内容主要阐述墨家天道观点。墨家承认天是有意志的，是能对人赏善罚恶的最高主宰。他要求以天志来衡量人们的行为和是非功过，特别是天志衡量王公大人刑政善与不善的标准，虽是有神论但墨家是想借以天的权威来恐吓和约束统治者，使他们不敢滥施暴政。

以天为法是春秋战国之际墨家提出的一种自然法思想。治理国家应以天为法，天兼有万物，人们不分贵贱等级都受天的保护。他们讲的法天一般是效法自然之天；有时候说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希望借助天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

墨家学派是战国时期墨子创立的一大学派。在法家兴起以前，墨家与儒家对立。他们代表小私有者和小手工业阶层的利益，反对贵族统治者的压榨和剥夺，要求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保障他们生存的权利。在政治法律思想上，墨家学派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明鬼天志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十项主张，核心观念是兼爱。 赏当贤，罚当暴是墨家在刑赏论方面的主张，在墨家看来施行赏罚必须始终贯彻这个原则，国家才能得到治理。相反，人们就会懒惰不做好事不互相帮助和教诲必然导致饥寒交迫，乱不得治。

不党父兄，不偏富贵是战国时期墨家学派的思想命题。墨家反对儒家的宗法制和礼治，表现在用人上，即反对任人唯亲主张任人唯贤。是对周礼的亲亲尊尊的否定。

道法自然是先秦道家对道性质的看法，也是法哲学的思想。认为道为万物之宗，可以为天下母，是支配一切的主宰，天下万物都是由它产生出来的。因为它顺应自然变化的生长，具有化育万物的巨大威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统治者也应像“道”一样，顺应自然，以自然为法。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是先秦道家的自然法思想。道法自然，以自然为法，而在认定法之外，还有一种源于自然的自然法，这种自然法网极为广大，网孔虽稀，却从没有漏失，谁也逃脱不了它的束缚。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是先秦道家反对法治的思想认为法令越分明，盗贼反倒越多。在社会动乱的，人民日益贫穷而失去生路的情况下既是统治者使用繁法苛刑，也不能使人民屈服，反而激起他们更强烈的反抗。 弃圣绝智是先秦道家弃绝圣贤和智慧的主张。老子认为慧智出，有大伪；统治者以智治国，贻祸无穷；不以智治国，才是国家的福气。庄子认为圣智只对盗贼有利，并导致社会混乱。认为在道德高尚的至德之世，人的本性淳朴，由于统治者好智，因而扰乱了天下，败坏了人们淳朴的本性。

不法古，不修今是战国中期商鞅的变法论。商鞅从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观点出发认为治世的礼与法不应一成不变，如果不是和形势的需要，就应该加以改变他反对复古倒退和固步自封，这样才能治好国家。

法与时移是战国末期韩非的变法论。认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社会是变化发展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治国方法也应随之变化，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

法者国之权衡是先秦法家关于法的规范性观点。认为法既是国家制定的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就应该是客观的，具有规范性。

任法去私是先秦法家关于法的公正性观点，认为法是公正无私的体现。法家把包括天子国君的个人利益叫做私，把地主阶级整体利益叫做公。

兴功去暴是商鞅关于法的作用的一个观点。所谓兴功，主要是富国强兵。商鞅认为国家贫弱，就要危亡；国家富强才能安存。所谓去暴是指被压迫者的反抗。商鞅用法律和禁令来维护并扩大地主对农民的统治。 定分止争是先秦关于法的作用的观点。所谓定分是指确定事物的权利名分；商鞅认为当事物权利确定名分后，就可以禁止争夺。

立天子以为天下是慎到关于势治论的一个主张。就是说人君应该为天下掌权，而不要借权吞并天下。 信赏必罚是先秦法家施行赏罚的主张指按照规定该赏一定赏，绝不失赏，该罚一定罚。商鞅与韩非都主张，臣子不敢蒙蔽君主，下级不敢欺骗上级。

黄老之学产生于战国中期，是齐国稷下学宫的一个学派，其代表作有《老子》《黄帝四经》《文子》，早期黄老之学具有明显的道法结合的性质，是汉初封建统治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法律思想。

原心论罪是西汉时期董仲舒的思想命题。是一种动机论，在判断一种行为的时候，看重的是行为者的动机而不是行为的效果。凡是符合《春秋》之义者就是志善，即使犯法也不定罪，如果违反《春秋》的精神就是至恶，即使犯罪未成也要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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