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红利理论的源流与演变研究

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１６卷第３期）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ａｏｕｉｎ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

ＮＯ．３，２０１４

（Ｖ０１．１６．Ｎｏ．３）

中国人口红利理论的源流与演变研究

向书乐仲

志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０９）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高速增长，人口因素功不可没。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

一，这个红利能否持续下去，能持续多久。是将要消失还是长期存在，这些都是我们迫切想要弄清楚的问题。人口红利的理论

进入中国以来就得到了学者的高度关注和大量的研究。本文致力于对国内学术文献中有关于人口红利的概念、理论内涵、实

现机制等研究成果做一个梳理，以期读者通过本文能对“人口红利理论”的基本概念、相关理论以及其在国内的发展有一个大体上的了解。［关键词］

第一人口红利；第二人口红利；人口负债；Ａ．ｒｚ抚养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４０５３（２０１４）０３—＿０１０８—０４

［中图分类号】Ｃ９２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从一个经济贫困、物资匮乏的国家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这场堪称“中国奇迹”的经济腾飞中，体制变革、资源禀赋以及“人”的努力奋斗等因素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口，既是生产活动的资源要素，又是经济活动的受益对象，在经济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口结构转变所引致的“人口红利”也成为经济学家们研究的热点。毫无疑问，人口红利是我国经济三十多年高速发展的源泉之一，然而它是否还能继续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以及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努力来打破人口红利继续发挥作用的障碍，这都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把人口红利的相关概念厘清，弄清楚它的实现机制以及测度，即给我们的经济运行提供政策支持，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可供参考的经验总结。

二、人口红利概念的产生与演变

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最早由ＤａｖｉｄＥ．Ｂｌｏｏｍ和Ｊｅｆｆｒｅ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在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论文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１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Ｍｉｒａｃｌｅｓｉｎ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Ｇ．

口年龄变动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即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减少，劳动人口比例增多，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２０００年以后，基于理论研究及总结中国发展经验的需要，关于人口红利的研究也越来越多，相关的文献亦逐渐增多。

于学军于２００３年首先引入Ｂｌｏｏｍ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的理

论，他认为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率”模式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率”模式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下降与人口老龄化之间存在时间差，从而出现一个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即“中间大两头小”）的阶段口Ｊ。在此阶段，社会抚养负担较轻，从而对经济增长有利，因此将这一时间段称为人口机会窗口期或人口红利期。蔡防基于同样的理论认为人口红利就是“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对经济增长贡献一个具有促进的作用”旧Ｊ。即当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时，整个社会的生产性较强，社会储蓄也较高，从而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陈友华认为对应于人口红利，也存在人口负债。

Ｔｒａｎｓｉ．

他认为当社会总抚养比上升时，人口因素将对经济增长产生

消极的影响，这就是人口负债¨Ｊ。他还区分了人类再生产类型转变过程中的蔼种人口负债（少年儿童人口负债和老年人口负债）。也有学者将人口抚养比高于某一阈值的情况称为人口负债。汪小勤等认为人口转型过程中会出现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这种优势所导致的高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就是人口红利”ｊ。于学军、蔡防等人将人口红利这一

Ａｓｉａ中首先提出，原

词为：“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班”。１９９８年，这一概念被联合国使用

在＜世界人口现状》中，随后人口红利一词逐渐被学术界接受并广泛应用。国内关于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带来影响的论述最早见于１９８３年，田雪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利用人口年龄结构促进现代化建设》一文中。文中，作者提出了“人

Ｉ收稿日期】２０１３一０９－２２

【作者简介】向书乐（１９８７一），男，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区域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仲志（１９８８一），男，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劳动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注】本文系国家行政学院合作课题＜优化开发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多层次空间管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１３ＨＺＫＴｌｌ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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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引入国内，从而开启国内近十年来关于“人口红利”的热段¨引。这一阶段，老龄人口在年轻时进行储蓄而积累的财烈讨论，也使得这一人口学的概念转变为一个经济术语并广富能够继续维持他的高消费，而此时经济已经发展到“大众泛传播。Ａｎｄｌ七ｗＭａｓｏｎ首先提出了两个人口红利说。他认消费阶段”，高消费能够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带来第二为第一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高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人口红利一Ｊ。两次人口红利说在国内很受关注，可能源于学所导致的；而第二人口红利是由于人们预期到人口年龄结构者们对人口红利可能过早结束的担忧。

的变化，从而对应调整个人行为与公共政策而带来的ＭＪ。此三、人口红利的界定与度量

后，国内学者对第二人口红利展开了大量研究。张学辉对第人口红利的界定和度量非常重要且困难，有关的研究二人口红利下过一个完整的定义：“具有经济理性的经济主成果并不多，尚未在学术界形成统一的认识。学界的实证分体为应对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期变化，必将对一生的收入和消

析大多基于学者本身对于测度的理解。陈友华在国外研究费在生命周期内进行平滑以求取最大效用，在生产效率较高

成果基础上，对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上的界定做出了

的壮年阶段，其收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将明显高于其他阶

努力。陈使用“人口抚养比”对人口红利进行界定。他认为

段，由此反映出的在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由于高比例的劳

所谓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都是相对于“标准人Ｉ：１【１６Ｊ”而言动年龄人口带来的国民储蓄率升高和资本供给增加对经济的，并将抚养比¨”高于或低于标准人口的５％定义为人口红增长所产生的推动作用¨７１。王丰认为第二人口红利产生的利或人口负债。他使用了瑞典１９５７年生命表人口作为标准基本条件是人口老龄化所新增的储蓄必须以资本的形式进人口来进行度量（该生命表人口中０—１４岁、６０岁及以上、６５人市场哺】，而生命周期财富的概念是理解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分别为２０．２４％、２１．２８％与１５．关键。陈佳鹏所理解的第二人口红利不同于前，他认为第二６１％））［４】。

人口红利出现在人口结构转变中的人口年龄结构第三阶

裹ｌ

基于瑞典１９５７年生命裹人口基础上的人口类型划分标准

来源于陈友华＜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２００５人口研究

陈的数量界定方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标准人口”的选衡量¨Ｊ。他认为，使用按照年龄阶层分组的人口数量来衡量取，作者使用了最接近静止，并符合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瑞是不合理的，因为适龄劳动力人口增加的数量并不等同于劳典１９５７年的生命表作为标准。这一方法具有合理性，但难动力实际增加的数量，同样的，许多达到退休年龄的老年人以成为通用的界定方法。陈的工作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仍然在从事生产活动¨“。因此，他主张使用“有效生产者”新思路，即如果在人口理论上推演出一个未来时期内达到静与“有效消费者”进行测量，这就剔除了纯粹按照年龄分组所止的稳定人口，就可以使用人口抚养比与预测的将来稳定人带来的误差，但也增加了测算的难度。

口进行比较，以此来界定人口红利或负债。

四、人口红利的实现机制关于人口红利的测度，学界基本都是使用人口比例来进（一）第一人口红利

行测量。其中车士义（２００９）主张使用人口总抚养比和老龄人口红利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人口结构转变，即人口再生化率来综合评判，他认为当总抚养比达到５０％，同时老龄化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模式向“低出率低于１０％时才具有“真正的人口红利”；而同样的总抚养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在经济落后、生存条比，老龄化率超过１０％时则为“虚假的人口红利”【Ｉ引。也有件恶劣之时，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幼儿死亡率）较高，为维的学者主张单独使用人口抚养比，或单独使用老龄化率来进持社会对于劳动力的正常需求，必须要有较高的人口出生行界定。以上皆是直接使用按年龄分组的人口比例来衡量，率。当经济发展起来，特别是饮食、卫生、医疗条件等得到改而王丰（２００７）强调使用“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进行

善时，人口死亡率就会下降。此时由于惯性，人口出生率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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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的变化。经济进一步增长，人口死亡率普遍下降，此时已无需通过大量生产来保证劳动力供给，人口出生率就会下降，最终达到一个低自然增长率的状态。由于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存在时间差，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会经历三个阶段：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阶段；高出生率、低将这三个阶段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几个阶段相对应，就能清楚的分析出两次人口红利。当高劳动年龄比例阶段与经济起飞阶段相对应时，社会人口结构的高生产性和高储蓄率

会为经济增长带来额外的源泉，这就可以产生第一人口红

利。当进入老龄化阶段后，老龄化了的人口在年轻时进行的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阶段；最后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阶段。目前，发达国家一般处于第三阶段，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第二到第三阶段的转变中，少数落后国家仍处于第一向第二阶段转变的过程中。

当人口再生产类型经历上述变化时，相应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存在三个阶段，分别是：高少年儿童人口比例，高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高老年人口比例阶段。当死亡率开始下降时，由于出生率下降存在滞后，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从而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会相应增加。一段时间之后，出生率也开始下降，但前一阶段所积累的少年儿童人口逐渐成人并进入劳动年龄，此时就进入高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阶段。最后，当这些劳动年龄人口逐渐老去，就进入了高老年人口阶段。不同年龄结构的社会具有不同的人口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阶段具有最低的人口抚养比，另两个阶段人口抚养比相对来说较高。人口抚养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的生产

性，一般来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越大的社会具有越强的生

产性，从而对经济增长具有一个额外的促进作用，这就是第

一人口红利。而劳动年龄人口较少的阶段，社会生产性不

强，参与消费的人ＶＩ多，社会抚养负担重，此时人口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消极的影响，就是人口负债。

需要注意的是，人口红利并不是随着相应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出现而必然产生。它只是一种潜在的能力，能否实现还需要一系列外在因素共同影响。总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不啻一个好消息，除了传统的促进增长的方法外，还存在另一个路径，并且是人口转变的“附加品”，当然，前提是这种潜在的红利得以充分开发利用。

（二）第二人口红利

第二人口红利是以第一人口红利的实现为前提的。由于理性的人们预见到人口年龄结构会历经的三个阶段，故在第二阶段（高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阶段）时，为了能在下一个阶段（老龄化阶段）继续维持与当下同等水平的高消费，而选择在年轻力壮的时候进行储蓄。也就是说，在高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阶段，劳动者收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将明显高于其他阶段。如果这一阶段社会的高储蓄能够有效的转化为投资，而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那么经济增长将会得到有效促进，从而产生第二人口红利。这一红利比第一人口红利需要的条件更强，它是建立在第一人口红利已经实现的基础之上。事实上，这两种人口红利可能发生在同一阶段，无法进行严格的区分。另一种第二人口红利的理论是以“经济发展阶段论”为基础的一１。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经济起飞阶段和大众消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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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就能维持他们的消费支出，若此时经济发展进入大众消费阶段，此时的高消费就再次对经济增长具有一个促进作用，这就是第二人口红利，也称之为“老年人口红利”。这种老年人口红利不同于上面的第二人口红利，两者出现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实现机制。

以上所讨论的人口红利都是建立在人口再生产类型转

变基础之上，然而并非只有这一种情况会产生人口红利。当死亡率不变，出生率发生变化也有可能带来人Ｉ：１红利。二战后美国的婴儿潮就是一例。美国在１９４６到１９６４年间出生了约７６００万婴儿，这些婴儿在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劳动年龄，为美国当时的经济繁荣贡献了很大的力量。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人口红利也可以视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长达十几年的高生育率所带来的。

五、中国的人口红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口自然增长率就一直增加，经历了６０年代的增长高峰，在７０年代开始下降，进入８０年代则大幅度下降。这样的人口变化使得中国很长一段时问都处于劳动人年龄口比重上升的阶段，为人口红利的实现提供了基础。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年间年均国民储蓄率在３０％以上。人１２１红利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巨大。这是为学者所认同的。然而对于具体的贡献份额，则很难达成一致。蔡防对１９７８—１９９８年间的数据进行分解得出，此间的年均９．５％的ＧＤＰ增长中，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为２４％，劳动力部门的转移贡献了２ｌ％，物资资本增长的贡献率为２８％ＨＪ。都阳认为在１９８２到２０００年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经济增长了２．３％，占同期人均ＧＤＰ增长率的贡献率在２６．８％左右。并进一步认为总抚养比会从２０００年的４２．６％下降到２０１５年的３９．４％，估计带来经济增长０．４％【ｌ２１。而陈友华等人测算的结果虽不完全相同，但也基本支持了人口红利的贡献不容忽视的观点。

对于人口红利存在的期限，不同学者做出的判断往往相差很大，总体来说有以下三类。第一种认为，根据人口抚养比大小来判断，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大约能持续４０年，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３０年，如于学军等。他们认为人口抚养比将在２０１０年达到最低，此后由于人口年龄结构逐渐向老龄化发展，人口抚养比转而上升，人口红利逐渐减小，２０３０年前后人口红利期将关闭。第二种观点以蔡防、王德文为主。他们认为，根据劳动力数量变化的情况，中国的人口红利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在１９８２到２０００年期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最大，但在２０００年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以后开始减小，到了２０１３年左右劳动力总量开始减少，标志着人口红利已经

２０１４年３月向书乐等：中国人口红利理论的源流与演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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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竭¨３１。此后，老龄化问题的进一步严重，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由人口红利转向为人口负债¨“。第三种观点，陈佳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１９８７—２０３４年为第一次人口红利期，持续约４８年一ｊ。他认为，上世纪６０年代初大饥荒之后的婴儿潮使得八十年代的劳动人口比例达到一个顶峰，这一时期的改革开放又使得中国迎来了经济起飞，人口因素与经济成长阶段相加强，使得人口红利得以实现。由于人一生工作的时间大约为５０年，因此第一次人１２１红利期将持续约五十年，而２０４０—２０８０年将是中国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老年人口红利）的最佳时期。

六、人口红利的政策基础

人口红利并非自动实现的。除了人口转变，还需满足其他外部条件，这些条件就是政府可以作为的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撑是能否获得人口红利的重要因素。结合人口红利的实现机制，本文总结出获得人ＩＩ红利所必须的几个重要外部条件，以供参考。

（一）自由而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人口红利简单来说是由高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带来的。劳动力价值能否实现对人口红利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获了不菲的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对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贡献很大，但劳动力价值并没有被充分挖掘，人口红利并未最大

化的实现。我国还有近两亿农民要从农村中转移出来，这就

迫切需要一个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原有的劳动力市场存在诸多问题，如效率低下、户籍歧视、性别歧视等，严重影响了人口红利的进一步实现。因此建立一个自由有效率的劳动力市场应该成为开发人口红利的重要举措。

（二）充分就业。自由而有效的劳动力市场是充分就业的一个前提。但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该做特别的努力来刺激就业。因为人口红利的窗口期是很有短暂的，一旦失去，机会将不会再有。因此要让进入劳动年龄阶段人口的价值都得到充分实现。蔡防认为，充分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积极效应的关键。为了充分获得人口红利所带来的正效应，政府应该通过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建立有效的就业信息发布平台以及职业培训等渠道促进充分就业。

（三）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前文所述，高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是与高储蓄率相伴而来的。这些储蓄能否有效的转化为投资，是经济增长能否得到促进的重要条件。因此有必要建立有效的渠道来鼓励、引导储蓄转化为投资。

（四）人力资本的积累。近年来，关于新型人口红利的研究日渐热门。新型人口红利是指文化素质、工作技能、知识储备等的提高能对经济增长带来的积极影响。这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应该视为人口红利的一种。政府应努力进行人力资本的培养与积累，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加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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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培养，加大对专业职业院校的支持，引导企业、政府探索职业培训的新模式尤其重要。

人口红利的确让发展中国家为之心动。毕竟它提供了一条传统路径之外的，促进经济增长的道路。人口红利是由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所导致，在享用这种红利的同时也要看到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人口负债问题。除了积极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在利益，也要在人口负债来临之前做好应对的准备，才能即获得人口红利又能有效迎接未来的挑战。◇

注释

［１］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Ｊ］．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３）：５—１３

［２］于学军．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Ｊ］．中国人口科学，

２００３（０１）：ｌｌ—１６

［３］蔡防．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

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Ｊ］．人口研究，２００４，２８（２）：２－９［４］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

考［Ｊ］．人口研究，２００５，２９（６）：２１—２７

［５］汪小勤，汪红梅．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Ｊ］．经济学

家，２００７（１）：１０４一１１０

［６］王丰，安德鲁 梅森，沈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Ｅｌ因素

［Ｊ］．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０６（０３）：２—１８＋９５

【７］张学辉．人口红利、养老保险改革与经济增长［Ｄ］．北京：中

国社科院研究生院，２００５

［８］王丰．人口红利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吗［Ｊ］．人口研

究，２００７，３１（６）：７６—８３

［９］陈佳鹏．关于中国人口红利的内涵解读、定量分析及政策建

议［Ｊ］．思想战线，２０１２，３８（２）：１６—２０

［１０］车士义．人口红利问题研究［Ｊ］．西北人口，２００９，３０（２）：１１

一１４

［１１］雷晓康，张楠．近年我国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综述［Ｊ］．理论

学刊，２０１１（６）：７７—８ｌ

［１２］都阳．中国人口红利可以挽救［Ｊ］．人民论坛，２０１３（０７）：２８

—３０

［１３］蔡防．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Ｊ］．甘肃社会科学，

２０１３（０１）：１—４

［１４］钟超．人力资本、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Ｄ］．广州：中山大

学。２０１０

［１５］三个阶段分别为：高少年儿童人口比例、高劳动年龄人口比

例、高老年人口比例阶段。

［１６］标准人口即现代静止人口，是年龄结构基本不发生变化的

人口。

［１７］此处总抚养比的算法为：少年人口（Ｏ—１４岁）及老年人口

（６５岁以上）之和与劳动年龄人口（１５—６４岁）之比。

［责任编辑：李丹］

中国人口红利理论的源流与演变研究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

向书乐， 仲志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南京,210009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Journal of Liaoning Administration College2014,16(3)

1.穆光宗 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 2008(03)2.于学军 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 2003(01)

3.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2004(02)4.陈友华 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 2005(06)5.汪小勤;汪红梅 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 2007(01)

6.王丰;安德鲁·梅森;沈可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 2006(03)7.张学辉 人口红利、养老保险改革与经济增长 20058.王丰 人口红利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吗 2007(06)

9.陈佳鹏 关于中国人口红利的内涵解读、定量分析及政策建议 2012(02)10.车士义 人口红利问题研究 2009(02)

11.雷晓康;张楠 近年我国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综述 2011(06)12.都阳 中国人口红利可以挽救 2013(07)13.蔡昉 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2013(01)14.钟超 人力资本、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2010

15.三个阶段分别为:高少年儿童人口比例、高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高老年人口比例阶段16.标准人口即现代静止人口,是年龄结构基本不发生变化的人口

17.此处总抚养比的算法为:少年人口(0-14岁)及老年人口(65岁以上)之和与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之比

引用本文格式：向书乐.仲志 中国人口红利理论的源流与演变研究[期刊论文]-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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