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摘录

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庞大的有机体，可以从多方面去解读，加上解读者视角和认识的差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是正常现象。愚见以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很值得注意。他的见解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要点：

1．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两教者。”

2．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3．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而吸收外来思想经过改造后存活下来的思想，“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

4．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疗。“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一百多年来，人们一再问：为什么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同时起步，而结果迥异？很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各藩有力量制约幕府。而在19世纪中国，尽管通过剿灭太平天国，地方督抚的权力有所提升，但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体系基本性质没变，当义和团一类事件发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改变那些愚昧的最高统治当局的胡作非为，更不要说可以锐意改革、开创一个现代化的新局面了。

可是，一个不受监督和分权制约、听不到反对声音的政权，在表面安谧下危如累卵。这样的政教合一的社会体系给俄罗斯带来的只是专制政权不合时宜的延长，并成为后来苏联崩溃的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

宋、明以降，中国社会的基层组织有保甲、里甲和乡约等等。保甲、里甲的都是官府控制平民的工具，没有丝毫自治气味，而且还实行残忍的犯罪连坐制度。

有争议的是乡约，有人誉之为绅权自治，有人甚至认为比地方自治还高出一筹：“乡约这个东西，可以包含了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不能包含乡约。”的确，乡约及与之配套的义仓和社学体现了宗族共同体的互济精神，其道德约束亦有可取之处，可是，它的灵魂是按照三纲和体现理学精神的皇帝“圣谕”的要求严格控制宗族成员。

这些乡约往往具体落实在族规、家法中。让我们看看几个有代表性的家法族规吧！有些族规

头一条就规定“圣谕当遵”，有的则强调要“急完粮”，“践土食毛，富有纳税之义务”。孔氏族规中规定：“忤逆父母，凌辱尊长及纵容妻妾辱骂祖父母、父母，一经闻四祠，笞责三十。甚，革胙除派。至大反常，处死，不必禀呈，致累官长。大盗，亦家法处死。”影响最大的《朱子家礼》收入司马光撰写的《居家杂仪》，其中规定：“凡为子为妇者，毋得蓄私财。俸禄及田宅所入，尽归之父母舅姑。当用则请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与。”“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其异端，非圣贤之书传，宜禁之。”至于各种族规中压迫、束缚妇女的条文，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这里不再征引。

第二章 从林则徐到郭嵩焘

在古代中国，敌强我弱的态势也曾一再出现，但在那时，中国弱中有强，在文化上通常都比自己的敌对势力强一些，因此，尽管在斗争中也要千方百计探听敌方情况，却从未出现过在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对手都明显地高于自己、不得不以他们为师的状况。

从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开始，中国朝野便不能不承认敌人的船坚炮利，在这方面不能不师夷长技。但他们中的多数人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国的礼乐教化远胜于西方，也就是说，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远胜于西方。这是他们观察和处理中外关系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们一再作出一些愚蠢可笑行动的思想基础。

1，和对中国有利。这既由于中国贫弱，也由于中国需要时间完成社会经济体系的转化。 2，和是可能的。因为多种因素的制约，在1840年后的50年间，瓜分中国或掠夺中国本部领土还未成为列强的当前行动方针。

3，求和避战的基本方法是依理办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授人以柄，减少对方挑起战火的口实。

第二，这是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的差异。一是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林则徐就是这样的英雄。这类爱国主义在各个时期和不同制度下通常都被认可和推崇为道德的楷模，因为它涉及的主要是保卫而不是改造原有的社会和传统。另一类型的爱国主义致力于除旧布新，改造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从困境中挽救国家。由于这类爱国主义言行是对传统的挑战，且必然触犯某一社会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往往遭到出自不同动机的訾议。郭嵩焘就是这类爱国志士的代表之一。

第三章 经世致用思潮与鸦片战争后改革的延误

19世纪救国大业的前进必须伴随着中国文化的新生，为此需要外来文化中优秀成份的滋润，但它本身首先包含着促进自己新生的因素，经世致用思潮的求实精神就是推陈出新的重要催化剂。从魏源起，19世纪中国所有先进思想家，都是以此为中介去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真理、吸取国外先进文化的。中国文化蕴含着许多珍宝，实事求是就是其中一份珍贵的遗产。

第四章 经世致用思潮与魏源的改革开放思想

魏源却在猛烈抨击清帝国腐败的同时，把美国奉为前所未有的典范，讴歌美国在争取自己的独立中既武且智、富而不凌小国之谊，特别赞赏其纪纲制度“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代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狥同……可不谓周乎？”在百卷本中他更断言：“墨利加北洲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皆旷代所未闻。”

再次，魏源主张革除政府管理经济中的弊端，以经济手段代替行政手段成为除弊兴利的基本手段。

崇俭禁奢一直被视为中国的传统美德，但在魏源看来这也是应该改变的观念：“俭，美德也；禁奢崇俭，美政也。然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车马之驱驰，衣裳之曳娄，酒食鼓瑟之愉乐，皆巨室贫民所以通工易事、泽及三族。……俭生爱，爱生吝，吝生贪，贪生刻。三晋之素封，不如吴越之下户……俭则俭矣，彼贫民安所仰给乎？”把这看作富民冀图主宰世界的声音似乎并不过份，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诞生之前同样出现过这样的先声。

第五章 从徐继畬看爱国与投降

凡略具政治常识的人都了解，妥协是政治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除了极端愚蠢的政治人物，一般人都不会拒绝运用这一手段，至于运用是否妥当则须具体分析个案。只有完全失当的妥协才会导致投降。

林则徐是无可争议的民族英雄，他英勇抵抗侵略者，收缴和焚毁鸦片一百多万公斤，写下了世界禁烟史上的辉煌篇章，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伸张了人类的正义，理所当然地应受到正直和有识之士的尊重。可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出于内心的敬佩，中国的史学家们对民族英雄往往力图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这种情感就常常妨碍了人们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冷静客观的分析，在评论神光寺事件时把与林则徐意见不合的人斥为“妥协投降势力”，看

来就是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这是一种英雄史观的余绪，不跳出它的窠臼，必然给揭示历史本来面目增加障碍，还可能引导人们从中得出错误的经验教训。

林则徐是无可争议的民族英雄，他英勇抵抗侵略者，收缴和焚毁鸦片一百多万公斤，写下了世界禁烟史上的辉煌篇章，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伸张了人类的正义，理所当然地应受到正直和有识之士的尊重。可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出于内心的敬佩，中国的史学家们对民族英雄往往力图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这种情感就常常妨碍了人们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冷静客观的分析，在评论神光寺事件时把与林则徐意见不合的人斥为“妥协投降势力”，看来就是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这是一种英雄史观的余绪，不跳出它的窠臼，必然给揭示历史本来面目增加障碍，还可能引导人们从中得出错误的经验教训。

第六章 洪秀全、洪仁玕与晚清思想研究的误区

由于多种原因，这些措施大部分没有实现，但不能说纠正指导思想的错误没有一点实际效果。进入60年代，太平天国统治地区街市繁荣，“商店充塞着商品，处处都显出兴旺景象”（哈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的记录屡现中外考察者的笔下。显然，不抛弃起义军初期的空想，这些景象不可能出现。

友：史学界通常认为《资政新编》的重大缺陷在于它没有触及土地问题，这个不足由《天朝田亩制度》解决了，这两个纲领是互补的。你认为怎样？

袁：两个纲领的指导思想是对立的，哪里谈得上什么互补？从学术界流行的观点看，我倒感到这里显示出中国近代思潮研究出现了某些误区。史学研究一要还历史本来面目，二要以史为鉴，两者都必然受到史学家主观世界状况的影响。

于是，从洪秀全的天国到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乃至孙中山的某些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和诸如此类的思想都受到人们很高的赞誉。可是，概括中国大部分史家的意见，鸦片战争以后的80年间中国最紧迫的历史任务，是在捍卫国家独立的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完成社会生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历史任务。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或者说富与强，都取决于这个历史任务的完成情况。在这个历史时期里，顺应历史潮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应该有通观历史全局的眼光，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与确立民主政体大声疾呼和不屈不挠地奋斗。但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却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有些有重大影响呼唤历史风云的人物却对发展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生活的民主、自由有过多的疑虑，他们不但不敢直截了当地为资本主义呜锣开道，反而企图用他们所发明的种种空想去限制和取代资本主义和民主、自由的社会生活。 毛泽东在1945年说过这么一段话：“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

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1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5月。）这些话十分耐人寻味。他说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情况，让时光倒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除了反对资本主义文明的顽固派以外，从洪秀全至康有为、孙中山他们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空想和诸如此类的现象，难道不是更显示了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势力的软弱吗？

洪秀全活动的年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未变，特别是在农村，延续几千年的基本状况未变。他是处于社会下层文化素养不高的知识分子，与农民联系密切，但创建系统理论的主客观条件均不具备。

历史是铁面无私的法官，它判定各色风云人物是非功过的准则应该是一样的，来自哪一社会阶层不能成为褒贬的根据。重要的是必须认真审视人们的言行是促进还是妨碍了社会、国家和人类的发展，是有助于还是有碍于人的解放和文明进步。曲意回护与深文周纳同样是对实事求是原则的亵渎。正因如此，我说了一些洪秀全的不是，老弟不会见怪吧？

：“太平天国和捻军等部的起义和清朝的镇压发生在中国人口已经达到空前的4.3亿的时候，最剧烈的战争和破坏恰恰是在中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进行的”，“1851年至1865年这14年间总人口减少了1.12亿，下降了26.05%。”（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251、25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福州。）互相厮杀，中国人死了1/4强，真是兵凶战危，触目惊心！

第七章 洋务思潮与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的探索

由此可见，思想敏锐而行动怯懦正是这些思想家们的典型性格。

那些早期民主思想家们对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持什么态度呢？总的说来，他们认为对西方各国应持以和为主、尽量缓和与化解双方在交往中产生的各种矛盾的方针。

第一，以和为主，以理相待。第二，“不以小嫌酿大衅”。第三，不务空名。

那么，他们为什么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这些以和为主的建议呢？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是不能不考虑的：一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在西方列强面前正居于全面的劣势，要救亡图强，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力戒虚骄，忍辱负重，争取时间学习西方，完成自身的改革，实现由贫弱向富强的转化。这些先驱们对中西状况及中国面临的困境和出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为了挽救自己的祖国，不能不申明自己与沉溺于天朝大国美梦中的朝野人士相左的主张。二是中国正处于传统的“理藩”朝贡体系向建立现代外交机制转变的过程中，由于传统的牵制和现代外交知识的不足，许多难以想象的蠢事接踵发生，招致一桩又一桩本来可以避免的羞辱和损失。因此，这些知识比较丰富的先觉们不能不大声呼喊“今之为中国计

者，应自察其所以致辱之由”。这个自省不是自污，而是树立近代外交观念的自觉，是以智慧洗刷愚昧。

许多学术著作通常都认为，甲午战争以前中国是在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且主要是学习军事技术，甲午以后则是在政治制度层面上学，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学习则进入了深层次的伦理道德、世界观和人生观等问题方面。但稍加推敲，这个说法有好些令人难以信服之处。 笔者认为，与其削足适履，不如按照实际状况揭示每一历史时期的文化思潮的特点，例如洋务思潮、戊戌思潮、辛亥革命思潮、新文化运动等等。

第八章 西方在华人士与洋务思潮

翻检历史资料人们不难发现一个历史事实，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西方在华人士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曾一再向中国政府提出许多重要的建议或忠告。

公正地说，这些意见大部分是切中时弊的箴言。当时的军队和政府机构已经腐败不堪，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要走出困境、维护国家独立，唯一的道路就是学习西方、变法改革。今天看来，这些都已洞若观火。

三是怀疑他们的动机。的确，他们是英国人，且是或曾经是英国的外交官，他们有所策划能不首先为自己国家的利益着想吗？所以，对他们的建议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是合乎情理的。不过，另一方面的情况也是不能不考虑的：一是不能以人废言。人的行为动机是复杂的，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言行主要应根据具体的社会环境去检查和分析其效果或可能产生的效果，不必过多在他们的主观世界上纠缠，否则就很难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二是不能忽视当时西方国家与中国社会进步有不少利益重合点。在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要扩展世界市场，东方各国如果在政治、军事等方面过于腐朽，社会动荡不安，双方的贸易就会落空。而在经济上，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必要的适应世界市场发展的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和原料、能源生产等设施，双方的贸易也不能持续地发展。有经济学常识的人还知道，除了少量利益直接冲突的生产项目，通常商品经济越发达，国家间相互的贸易量越大。其实，他们当时便不讳言这些建议同样有利于西方：“一则中取前项新法，商局未免大受其益。二则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外国民人来往通商，常行居往，易得保全，各国亦可无虑。其最为欣悦者在此。”但总的说来，“外国虽受其益，中国受袁：在学术思想上如果一定要戴顶帽子，称曾国藩为儒家的经世致用派比较合适。

益尤多。”（威妥玛：《新议论略》，同上书第31、30页。）这些话是符合实际的。例如，消除他们指摘的腐败现象，中国不是受益尤多吗？又如，他们建议的建设铁道、电报、五金、煤炭各厂，制造轮车电机、工织器具、改革金融和邮政等等，又有哪一样只利于西方而不利于中国呢？因此，把他们的建议仅看作“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的事业”，无疑失之偏颇。 19世纪下半叶，中外交往频仍，可是，中国是被外力冲破闭关自守状态的，对外部世界所知基少，且连懂得外语的人也如凤毛麟角，朝野上下由于无知而进退失据的现象十分严重。

在这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有些文化素养较高的西方传教士为沟通中西文化特别是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做了大量工作。直到进入20世纪，由于掌握西方语文和文化科学的中国新型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他们的“桥梁”和“窗口”作用才逐渐消失。

其一，他们认为学习西方应该是有所选择的。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效西法，善于变通者，亦岂事事尽效夫西人，如日本人之冠西冠，衣西衣，竟驱中国而西之乎？”（金琥：《富国要策·如何能善》，《万国公报》六四八卷第424页。）后来，李提摩太在他所编的《醒华博议》中再一次肯定：“今中国欲办一切事件，当细考泰西所有利弊。有利，则当仿而兴之，有弊，则当舍而不学。查东方有日本国，事事摹仿泰西，其一切弊窦亦有与泰西相若者，中国当留意谨防焉。”（《万国公报》一二卷第1页。）长期担当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的助手、合作编译《万国公报》等书刊的中国人蔡尔康更明确地提出学习西方的方针应该是：“撷其菁华，而弃其糟粕。”（蔡尔康：《以士保国续说》，《中东战纪本末》卷七，第21页。）这个概括也表达了许多西方在华人士的共同认识。百年来，这个方针一直为许多爱国志士所首肯，甚至直到今天仍一再被人们视为“伟大贡献”而讴歌，尽管齐声喝彩的时贤未必知道这是19世纪的有识之士早已确认的指针。

值得注意的是，洋务运动开始不久，在华西人已敏锐地察觉到当局所办洋务走偏了方向。1875年，他们便指出：“即如欲自强其国者，徒养多兵，广购兵船枪炮，自谓可以示威，而实与驴服狮皮，终为群兽觑破而丧其身者无异也。”（林乐知：《中西关系略论·总结前论》，《万国公报》三六八卷第245页。）当时，只有郭嵩焘、王韬等少数中国人察觉到同一问题。

他们的基本思路是：富是强的基础；要求富必须学习西方，致力于开矿、修路、办工厂和发展贸易，为此就要有人才；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译书兴学刻不容缓；而要使上述要求成为现实，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改革政治，改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工作，解决君民阻隔、官民互不信任和部分官员守旧不变、不愿借法自强的问题。

首先，在十分失望的情况下，他们曾提出部分托管的建议，即上文已经提到的划出两个省交由外国治理50年的主张。这是1896年间提出的，是一个损伤中国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极为错误的主张，但提出这个建议的背景是他们对清政府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的决心和能力已经失去信心。

以上情况表明，无论是甲午战争以前还是战后，这些西方人士确曾为中国的富强费心尽力而无意陷害中国。有些论著曾摘引他们参与制定的某些宗教文件中的“中华归主”或“占领”中国等字样以证明其侵略野心，那同样是一种误解，因为这是一种传教语言，是宗教的而不是军事和政治的归属和占领。宗教有时虽和政治纠缠不清，但它归根到底是一个精神世界的问题，其消长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军事和政治权力，国家独立与否也与哪一种宗教盛衰无关。

笔者唠叨这么一大堆，归结起来无非是一句话：不要把19世纪中国人民的朋友误认为狼外婆。

第九章 曾国藩思想面面观

袁：在学术思想上如果一定要戴顶帽子，称曾国藩为儒家的经世致用派比较合适。

首先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其次，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推动他的爱国情怀走上与学习西方相结合的基本因素。再次，他继承发扬了儒家思想中的主变因素。

迄今为止，中国大陆的多数史家仍对曾国藩持贬抑态度，主要是认为他镇压太平天国和处理天津教案不当。政治和文化是虽有联系但有严格界线的两件事，F·培根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均不足取，可是，他对科学文化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早已载入世界史册。因此，即使对曾氏罪行的指责属实，也不必把他看成一无是处。而上面我已说到，他的所谓罪名有的是是非难分(如太平天国)，有的则是他和他所代表的洋务派忍辱负重、稳定和局、为救国创造必要前提的重大努力，因为洋务运动的实质是一种不成熟的改革活动。

第十章 李鸿章的是是非非

总之，李鸿章在朝鲜问题上的抉择既有现实政治军事利益的考虑，又有以夷制夷、维护名分等传统文化背景。要摆脱这些因素的制约，必须有深悉世界大势，全局在胸的雄才大略，才能以退为进，引导朝野上下集中精力于系统改造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伟大事业。李鸿章不是这样的英才，其他人更等而下之。说得更彻底一些，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仍缺乏产生这样能扭转乾坤的历史人物的沃土。没有适宜的社会条件，英雄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于是，中国陷入朝鲜这个泥潭无法自拔，李鸿章也从自己事业的巅峰掉入山谷。

鸦片战争后在中西文化撞击下逐渐出现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先是集结在曾国藩周围，接着就向李鸿章靠拢。在甲午战争以前，这些对西方了解较多且程度不等地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有识之士大体上都视李鸿章为中心，他们向他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李鸿章所以能显得识见超群，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他们身上汲取了许多新鲜的知识。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谋求上进，首先想到的就是给李鸿章上书，其中固然与李氏是重要权力中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李氏思想比较开明和开放，是各项洋务事业的主要推动者，因而对他这一类有新知识的青年颇具吸引力。于是，在甲午战争前，不但严复、马建忠及其他留洋归来的技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在李鸿章直接领导或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服务，就是对其学西方的作为持激烈批评态度的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也是他的朋友或麾下的重要官员。

第十一章 千年遗恨，失足何处？

正如前人已一再指出的，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作用是复杂的。形象地说，他们既是引路的先生，又是拦路打劫的强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中世纪宗法专制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是近代中国前进的两大障碍的论断是正确的。不过，中国发展的快慢归根到底取决于内部状况。

除了外敌入侵的战争时期以外，近代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来自内部，因此，差不多同时被迫打开国门、外部条件也大体相同的中日两国遭遇如此不同，主要原因在两国自身。

洋务运动所以失败，是由于它犯了三个致命的错误：

第一，以官办和办军火工业为主，经济失去自我发展的活力。

第二，不敢废除腐朽不堪的科举制度。

第三，没有系统地进行国家机关的改造和建设。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现代化运动，它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提到睁眼看世界，就不能不想到北京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等洋务机构的译书。轮船招商局、江南造船厂等甚至迄今仍在香港、深圳蛇口和沪滨闪光。诸如此类开风气之先的业绩，铭刻着筚路蓝缕的开创者的历史功勋。可是，从全局看它是失败了的实践，而这个现代化良机所以丧失，说到底是由于历史积垢的重负，是中国传统文化封闭性产生的恶果，创巨痛深。

强者永远注视着未来。愿中国人永远以宽阔的胸怀去拥抱世界，愿打开了的国门永远不再关上！

第十二章 慈禧、康有为的两面性及其启示

尽管有种种不足，但从甲午战败至戊戌变法前的三年间，清帝国在学习西方、除旧布新方面确实迈出了切实的一步，着重发展私营工商业开始成为朝野共识。与欧战使列强无暇东顾才使中国资本主义乘机发展的流行多年的观点相反，1894-1913年间中国的民族资本工矿业以平均每年15.3%的速度在增长

有清一代施政的最大变化莫过于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新政。认真研究过这一段历史的学者大都认为，戊戌维新的各项未能实现的改革大都已一一付诸实施，有些方面且已远远超过当年的预期。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有两项：

一是稳妥地废除了科举，为现代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二是开始系统地进行现代法制建设。

从几次夺权斗争的情况看，慈禧颇为果敢机敏。但从国家和历史发展的全局看，她又非常愚蠢。她随着潮流摇摆，没有主动驾驭全局。她的心思主要用在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尊荣上去了。如果生在承平年代，她可以成为不坏的最高统治者，她的私欲也不比以“风流天子”著称的丈夫(咸丰帝)和儿子(同治帝)更厉害。可是她生不逢时，大转变的年代要有观念和知识的大更新，要有敢于冲破传统思想文化羁绊并有足够胆识的人物去开拓未来。她没有成为这样的人

物，她的愚昧贻误了民族生机。她为什么不愿孜孜求知？专制制度的最高权力不受监督，没有经久不息的挑战，丧失了不断改进自己的内在动力。决定统治者个人品格的主要因素是文化和制度，没有强大的外在压力，很难改变专制统治者通常具有的不愿打破陈规、不求上进的惰性。对慈禧说来，是每10年一次的外来战争、惹下八国联军入侵这样的弥天大祸才使她走上推行新政的道路。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人为摆脱传统文化体系带来的愚昧所付出的代价。

康氏要建立的是与现代思想文化格格不入的思想文化专制制度，它不但不能祛愚扫暗，反而要扼杀生机、闭目塞聪。这是与历史行程背道而驰的。

作为维新领袖的康有为与装扮成孔教教主的康有为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前者是宣扬先进思想的启蒙者，后者却把人们引向蒙昧。康氏是介于传统士绅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过渡型人物，当他以当代孔教教主自居时，西方的耶教是他模仿的对象。可是，牢固的传统专制思想使之成了逾淮之枳，他和洪秀全殊途同归，都在模仿耶教中走向思想文化专制王国。 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康氏在维新中会两眼只盯着没有实权的皇上？为什么他会那么鲁莽灭裂？说到底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他头脑中作怪。他不是现代政治家，没有想到改革最可靠的基础是民众的觉醒。按照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只要皇上“乾纲独断”就能使全国面貌大变，妨碍皇上揽权的是慈禧，因此他就要密谋围捕。按照传统，他的位置是国师或“大傅”，是教育皇上和出谋画策的，于是，频频上书就成了他推进维新的主要手段。康有为的维新事业被落入传统思想文化窠臼的另一个康有为亲手葬送了。

“文明只有不同，而没有优劣之分。”对中国这样有悠久文明史的落后国家说来，这是可以满足民族虚荣心的非常中听的一句话。可是，文明除了民族性以外，有没有时代性呢？如果不承认16世纪以还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从徐光启开始，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百多年来，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百折不挠学习西方文明不都成了庸人自扰了吗？承认一定历史时期不同国别的文明有优劣(先进落后)之分，指的是那时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有先进落后之差，而非人种上的优劣。承认落后，旨在改革和赶上。笼统说文明没有优劣之分，比慈禧之流高唱的“中华文明教化远非蛮夷可比”的高论自然略胜一筹，但其实质并无差别：在国家落后的年代，拒绝学习海外的先进文化。

“传统文化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窃以为这是一个颇具迷惑力的假问题，提出这个论断的背景是针对所谓“全盘西化”的危险，而这样的所谓“危险”不过是唐吉诃德想象中的敌人。任何非西方国家都不可能“全盘西化”，因为传统文化可以蜕变但不可能“全盘”消逝，除非有关民族“全盘”斩尽死绝。不管提倡者主观意图如何，这个论题的必然后果是构筑起某种文化封闭的堡垒。在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强劲的年代，这种中体西用论的新变种有可能延误而不是加速现代化事业。

第十三章 晚清官员贪污的特点与根源

制度的缺陷更集中地体现在政府机构的运作上。清帝国各级衙门的运作有繁多的法例和惯例，并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礼仪繁多。

第二，制度不严密，甚至有重大的缺陷。

第三，薪俸制度不合理。

第十四章 清末新政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

窃以为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是经济自由。这样说的不言而喻的前提，是传统或中世纪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自由。

这一制度因素的影响一直延伸到民国。从民国初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其间战火连绵、社会动荡不安，但总的说来经济仍持续以较高速度发展。1912-1936年间，尽管有几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危机中，中国工业年均仍增长9.2%，1912-1920年更高达13.8%（白吉尔著、张富强等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第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其原因是北洋军阀政府继承新政的经济自由制度，且有所完善。1927年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虽然开始扶植官僚资本，但尚不足垄断国民经济。

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取代了清帝国。出乎人们预料，《大清新刑律》等一系列法律没有随清帝国的灭亡而被束之高阁，临时政府一成立，司法部长伍廷芳立即向孙大总统报告：“本部现拟就前清制定之民律草案、第一次刑律草案、刑事民事诉讼法、法院编制法、商律、破产律、违警律中，除第一次刑律草案关于帝室之罪全章及关于内乱罪之死刑碍难适用外，余皆由民国政府声明继续有效。”孙文同意并咨请参议院核准这个建议。（孙文：《咨参议院请核议暂行法律文》，《孙中山全集》第二卷276页，中华书局1982年。）参议院批准了这个建议，于是，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便在3月10日发布命令：“现在民国法律未经议定颁布，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以资遵守。”（参阅张国福：《中华民国法制简史》，144—1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清帝国的基本法律略加删改后继续为新政权服务。

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特别是1927年成为全国政权后，中国法治进程因国民党在包括立法、司法在内的各领域全面推行“党化”而逆转。但国民政府的民法、刑法等基本法律文本仍大体承袭了清末新政的成果，他们的专制统治是通过另外两条途径达到的：一是另外制定法例（例如，《训政时期约法》、《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等等），把现代公民应有的自由化为乌有；二是建立以民为敌的机关，严格管制公民的言行。军统、中统和国民党中宣部及各级党委宣传部是其中最臭名昭彰的。他们开创了执政党直接检查和钳制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体制，冀图以一党的主义“齐一国民思想”。

可是，近20年，立法、司法又开始悄悄地回归清末新政开创的新传统。

3．民主政制的开端。

这段话所以值得重视，一是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阶层公开认同现代民主制度，且是各种官方文件的共同语调，标志着新政时期主流文化的重大转向。这个变动虽然有待巩固、扩大和发展，但已清楚表明上一世纪的启蒙已收到实效。文化更新是永恒的，而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更新，是以17世纪以降的现代文明成果取代各国中世纪意识形态的历史过程，即通常说的启蒙，却是任何国家无法回避的历史任务。新政值得赞扬之处，正是体现着这一历史过程的进展。二是中国士绅早已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点。在那些翰林、进士等“正途”出身的官僚所拟圣旨、奏章等官方文件中，现代民主之类皆是祖训，不必大惊小怪。康、梁等人也是运用这一手法的好手。朝野上下，此唱彼和，在这一方面并无分歧。这又一次证明，至今仍有学人把民主在中国的坎坷归罪忽视传统，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知识阶层的结社在戊戌维新时期已出现第一个高潮。进入新政时期，因帝俄不肯按约撤兵、冀图霸占东北而触发的拒俄热潮，因美国排斥华工各地商学纷纷联手抵制美货，如此等等的救亡活动令各种报刊和团体如雨后春笋。再加上为推行新学制而广为组织教育会，开头虽是官办且专注教学业务研究，但终究不能不卷进社会浪潮，大都变为代表知识阶层利益的团体。至于各种专业性的组织和矢志追求自由、民主的公开或秘密的团体，也乘清政府失控而崛起。羽翼渐丰的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自行其是，集会、结社、言论自由日益扩大，从而使新政时期至1927年间成为中国大陆自由度最大的时期，公民社会的雏形已经形成。

清帝国功亏一篑，没能保住自己的国号和皇位，原因何在？它是从三方面自己把自己打垮的：

1．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

2．无力制止贪污。

3．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

众所周知，清帝国覆没的直接导火线是1911年强制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这一措施犯了双重错误：

一是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发众怒，犯了一般统治者通常不敢犯的错误。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主权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

二是重蹈洋务运动覆辙。将筑路权收归国有的唯一借口是这些公司管理混乱，筑路进展缓慢，成效很差。这符合事实，它体现了中国企业家成长缓慢、法治不健全的现实。

孙文号称发动过十次武装革命，其实都是少数人的军事冒险或投机行为，没有打倒腐朽的大清帝国。后者是被自己的三大错误打倒的，这三大错误的背后则是专制烙印太深。可是，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11月3日清政府采纳公布的《重大信条十九条》却是中规中矩的君主立宪政体。转化只差一步，确实是功亏一篑。

这样说是不是否定革命的作用呢？新政时期的社会进步是多种力量合力推进的成果，革命派也是这多元中的一元。没有革命迫在眉睫必须着力化解这一压力，清政府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改革决心。革命派的作用不可抹杀。

从历史年代来说，清末新政结束于辛亥革命，但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去观察，新政仍在延续。1912年皇帝退位，总统登台，实际变动却不大。新政成功的方面（如经济）继续成功，新政失误处不进反退。后者最主要的表现是没有完成新政已经开了头的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制度

的历史任务，从而失去了稳定社会秩序的制度保证。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章士钊在1962年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章士钊：《孙黄遗札密诠》，《章士钊全集》第8卷第341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上海。）

近年流行谴责激进主义。除了像无政府主义之类影响不大的小宗派外，当时称得上激进的非国民党莫属。时人目之为“暴民专制”，这个恶谥的获得，很大程度是1913年处理宋教仁案中逆潮流而动的后果。宋案是袁世凯用暗杀这样卑鄙的手段消灭政敌的事件，国民党是正义的受害一方。可是，国民党选择了以暴力回击暴力，用最激进的武装反抗（所谓“二次革命”）去处理这一案件，在三个方面逆潮流而动：

3．逆党内的理性声音而动。国民党系掌握武装的官员和将领无一不认为力量对比太悬殊，武装反抗绝无取胜的可能。孙文不仅充耳不闻，而且不惜采用不齿于人的手段强迫别人跟他走。当时真正称得上孙文“亲信部队”的只有南京第八师，1913夏间该师人数不过三千。孙文竟派人“携番银两万，买收营连长而人，令其屠杀师旅长自代而起义”！这些师、旅长闻讯只好表态“吾师以内讧毁，不如以全部讨袁亡”，被迫仓促起义而覆没。（同上341-342页。）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这是自持目的“正义”而敢于不择手段，“护法”时期孙文还一再故伎重演，后来蒋介石掌权更频频效尤，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一股浊流。

应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国民党人会走向这样的道路？唯一的解析是他们没有受到足够的现代民主政治教育，自由、民主、法治、政党政治等观念没有在包括孙文在内的领导群体的脑袋中扎根。笔者已有专文论述，限于篇幅，此处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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