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曹普教授)

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

主讲人：曹普 教授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教研部副主任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中央已经做出决定要隆重纪念。十七大报告的第二部分专门阐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高度评价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科学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今天改革开放30周年历程的回顾准备分八个问题讲。第一个讲一下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第二个问题讲真理标准讨论与伟大的历史转折；第三个问题讲一下改革开放的起步和全面的改革开放；第四个问题讲改革开放中严重的波折和应对；第五个问题讲邓小平南方谈话与改革开放新阶段；第六个问题讲一下改革开放的加速推进和跨世纪的战略部署；第七个问题讲改革开放在考验中前进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最后一个问题讲一下十六大以来改革开放的新进展和30年以来改革开放的成就和主要的经验。

先讲第一个问题，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

今年年初，锦涛同志在《求实》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做了深入的阐述。锦涛同志是这么说的，说我们党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背景。

一个方面，从我国自身的情况来看，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和国家人民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这是讲国内的背景。

另一方面，锦涛同志指出，从外部环境来看，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加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带领人民追赶时代前进的潮流。这是从国际的背景来讲的。

那么锦涛同志这一段论述为我们分析改革开放的背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依据，我们按照这样一个分析从两个方面讲改革开放的背景。

先看国内背景。

大家都知道我国是在1956年完成了三大改造，然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初，对于照搬照抄苏联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形成的这样一种体制上形成的弊端，已经有所认识了。当然苏联模式、苏联经验对于建国初期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初步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弊端也很明显。实际在56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认识到这种弊端了。所以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在苏联模式的弊端有所暴露之后，我们党提出要以苏联为借鉴，独立地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并且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也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

但遗憾的是，从1957年以后，我们的探索出现了偏差，走上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1957年“左”的错误是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开始的。在1957年进行全党的整风，这是党的八大做出的一个决策，当时采取的是开门整风的办法。很多党外人士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意见，尤其是尖锐性的意见。由于对右派进攻的形势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结果在反击右派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反右派斗争结束的时候，全国带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数高达55万人，那么经过专门的平反，没有摘帽子的右派分子只有3000多人，所以这是严重的扩大化，这是政治

上的“左”。

到了1958年，政治上的“左”进一步发展为经济上的“左”。这个经济上的“左”就是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两个运动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特别是三年大跃进,后来有一个估计，直接的经济损失高达1200亿。大跃进以后，我们又用五年的时间进行经济调整。三年大跃进，五年经济调整，加起来浪费了八年的时间。我们等一会还要探讨，八年的时间正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个时间方面的浪费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大跃进失败以后，从1961年开始我国的经济进行调整时期，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经济调整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政治上的失误，不但没有得到同步的调整，反而在这一段期间进一步发展。1962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阶级斗争的理论错误进一步盛行。毛泽东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对中国可能出修正主义的担心越来越严重。随着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再到后来四清运动当中，毛主席与刘少奇在对四清性质的认识上发生了新的分歧。结果使得毛泽东越来越把阶级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了刘少奇等人，最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从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先后经历了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林彪集团的覆灭和初步纠“左”的中断，党和人民同“四人帮”的斗争，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以及粉碎“四人帮”一系列事件和过程。文化大革命名义上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成为当代中国，乃至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浩劫。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沉重灾难的一场浩劫，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

文革十年结束的时候，中国是一幅什么图景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把这个图景重新回顾一下。在政治上是冤假错案堆积成山。据统计，文革十年当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

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的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到75%。那么虽然没有正式立案审查，但是被错误的关押、批斗和株连的干部更是不计其数。仅迫害致死的干部就有6万人。所以说文革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一次大践踏、大破坏。这是政治上。

那么经济上的损失是非常严重。据李先念主席后来估计，文革十年造成的国民收入的损害高达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5000亿元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中也说到，仅从1974—1976年，文革造成的全国损失，工业总产值达1000亿元；钢产量的损失达2800万吨；财政收入损失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从1966—1976年文革十年当中，有五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有三年是负增长，所以说十年文革对中国的经济造成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造成了严重的科学断层、文化断层、人才断层。比如说对科学技术的破坏，那么文革期间，中国科学院仅北京地区171位高级研究人员当中，有131位受到审查或者列被为打倒的对象。全国中科院系统被迫害致死的科研人员达到229名，那么在上海科技界仅“两线一会”这样一个特务案，就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的1000多人。受到逼供、拷打的科研人员多达607人，打死了两人。1966—1976年十年，由于文革的影响，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的高考，这个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在1982年就一个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半文盲的人数达到两亿三千多万，占到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那么文革结束时，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又是一个什么图景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从1957—1976年20年的时间里，全国职工长达20年时间里面没有涨过工资，

几乎是没有涨过工资。不但没有涨工资，工资还有所下降。比如说1957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是624元，到1976年的时候只有575元。就是76年的工资比57年还要少40几元，将近50块钱。那么有了一点工资也买不到东西，很多生活消费品都要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同人民币一样重要，被称作第二货币。

“三转一响”则是人民当时最向往的东西。这个“三转”就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一响”是收音机。自行车大概在180元左右，这是当时的价格；手表是120元左右；缝纫机是100元左右；比如红灯牌的收音机当时是90块钱，将近100块钱。所以说“三转一响”加起来四样东西500块钱左右，当时就这样的“三转一响”很多人一个是买不起，第二个即使买得起，也要托关系、走后门才可以买得了。

穿什么样的衣服呢？从城市到农村，灰、黑、蓝、绿是主色调。全国几亿人，穿的衣服的颜色就是这四种颜色。住的房子呢？这个里面有一个数字，改革开放的初期上海180万住户当中，按照国家的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按照国家的标准，上海有将近一半的住户住房困难。其中三代同室的户数有11万多，这是85年上海的统计数字。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有31万多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有8万5千多户。两户人家同居一间屋子的有4万4千多户，人均居住两平方米以下的有26万多人，所以住房非常困难。

就全国而言，1978年建设部对全国182个大中城市进行统计，有一个数字、结果。全国城市人均住房面积是多少呢？3.6平方米。这个全国180多个大中城市统计的结果，人均居住面积是3.6。在这182个城市当中，有缺房户有689万户，占这些城市总户数的35%。住房大多是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甚至是厨房、卫生间，几家合用，所以说住房非常困难。

刚才主要说的是城市，在广大的农村情况更加严重了。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全国八亿农民生活在五万四千多个村民公社里面。农村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都由国家统购统销，农民种什么作物，种多大的面积，怎么种植，农

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品种都由上级决定。所以没了自主权也有没有了生产的积极性，农村的问题相当严重。

安徽是最有代表性的，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也是在文革期间受到“左”的影响比较严重的一个地方。1977年6月，中央调万里到安徽省委做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听取了安徽省委农委的汇报，了解了安徽农村的情况。什么情况呢？文化大革命十年，安徽的粮食的总产量一直徘徊在200亿斤左右；农民人均年收入是60块钱左右。由于价格的因素，十年当中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了30%。当时有一个测算，就是农民每年每人最低的生活费用大约是100块钱人民币。但是安徽全省28万个生产队当中，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的占了67%；低于40元的占了20%。两者加起来全省有90%的生产队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所以了解这个情况之后，万里说了一句话，让我这个省委书记怎么不发愁？怎么当？说了这样一个意思。

随后万里到芜湖、徽州、池州、肥东、定远等农村实地看了一番，了解的情况使他非常的震惊，也非常的失望。后来万里讲了一段话，他说我又不熟悉农村的工作，所以一到任先看农业，看农民。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把全省大部分的地区都跑到了。他说，我是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虽然对农村的贫困，不能说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以后一具体的接触才是非常的受刺激。什么刺激呢？就是农民的生活原来是这么低，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做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做得，找不到一件木器的家具，真是家徒四壁。他说真没有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他说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

安徽凤阳是著名的花鼓之乡。万里到凤阳这个地方看了，有一些记者也到凤阳去了解情况。了解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凤阳县有一个前王生产队，紧靠着京浦铁路，那么这个生产队一共是10户人家，68口人，一个生产队。这10户人家有四户没有，什么门都没有；有三户是没有水缸的；有五户没有桌子。生产队长史德成是一个复员军人，一家十口人，只有一床被，只有7个破碗。吃饭用的筷子

都是用树条或者是麦秸杆做得。当时上这儿调查的人，在这个生产队开这个座谈会，全村竟然找不到一个坐的小板凳，大家只好蹲着开这个座谈会。那么前王村干部介绍说，初级社的时候全村有127人，但是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十几个人。后来情况有一点好转，但是困难的情况一直存在。所以每到每年的冬春之际，这个村子里面的男女老少都是成群结队的外流，凤阳的逃荒几乎是走遍全国。

安徽农村的情况应该并不是个别的现象。1977年11月份，小平同志到广东视察。因为广东受到“左”的政策的影响，农民的生活也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有很多人大批外逃香港。11月小平同志到广东视察的时候，广东省的领导向小平投资报告，外逃的情况相当严重，即使动用军队，外逃也是防不胜防。听到这个介绍之后，小平同志意味深长地讲了这样一句话，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是政策上的问题导致这个现象的。

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的管理局统计了一组全国性的数据，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所以文革结束的时候，由于极“左”严重的干扰，呈现给世人面前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中国，是一个烂摊子，是一个亟待改弦更张，需要重新正起的一个烂摊子。

那么对长期“左”的错误造成严重的损害，小平同志还是有一个概括。他说从1957年开始，我们主要的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1958—1978年20年的时间里面，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从我们刚才回顾的情况来看，小平同志这样一个概括是非常客观，确实也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们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由于“左”的失误，特别是由于文革这样“极左”造成的严重的危害，在这个期间社会主义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我看搞这样的社会主义，它的优越性

难以服人。小平同志在77年7月第三次复出以后，不断的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比如说1977年12月26号，他在会见澳大利亚外宾的时候，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做优越性？他说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他说如果这也叫优越性的话，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

1978年3月，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又说，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的粮食，很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的钢，能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他说这个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能叫社会主义吗？

1978年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他又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对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他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是说对不起人民。他说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我们要坚持。但是社会主义绝不能够再像文革这样搞下去，中国也再不能像文革这样发展下去。这是现实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怎么办呢？改革的问题就自然而然的提出来了。

关于改革与文革的关系，小平同志在88年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说中国不仅领导层支持改革，而且全国人民上上下下都要求改革，这要归功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大课堂，中国有文化大革命和没有文化大革命是不同的，文革的作用就是教育我们要改革开放。这是从国内背景来说。

如果我们再睁开眼睛看看世界的变化，从国际背景再来分析一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就更加尖锐地提出来。

那么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期间，在我们相继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左”的错误一个接着一个的时候，西方国家，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正在利用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大好发展时机，大力发展经济，出现了经济新一轮的大发展，大繁荣。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四小龙实现了经济的起飞。

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

那么新科技革命也叫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是二战以后从美国兴起的，它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把二战以后一些军用技术转移到民用上来，使得信息技术、原子能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技术得到快速发展。从信息技术方面来看，1946年在美国诞生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1947年第一个晶体管在美国问世，1977年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投入使用，信息技术发展非常快。

那么空间技术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美苏展开了空间的技术竞赛。1969年美国的“阿波罗11号”成功的登上了月球。1981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又升空，空间技术发展的非常快。

这个从新能源技术来看，1945年美国原子弹成功爆炸。1957年，美国第一个商用核电站建成。在这之前苏联最早建成了核电站，但是美国是第一个商用的核电站在57年建成。到60年美国研制成功了第一台红宝石的激光器。那么到了现代，美国所拥有的核电站高达104座，法国有59座核电站，法国能源的75%都来自于核能。

那么在生物技术方面，1972年美国重组DNA生物基因工程获得成功。在1978年英国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所以说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普及，极大的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民的生活方式，也极大的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那么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之下，美国经济是高速发展。1961年1月到1969年10月，美国经济连续上升了106个月，60年代的美国被称为“繁荣的十年”。

在欧洲，二战以后欧洲经济濒于崩溃。为了帮助欧洲经济摆脱困境。1947年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摆脱当时的经济困难。“马歇尔计划”在实施期间，欧洲经济增长了25%。那么此后欧洲经济就开始快速发展，以西德为例，从1951—1971年20年当中，西德的GDP增了5倍多，是日本之外，资本主义国家里面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从1951—1970年，法国的工业年均增长率为5.9%，到1970年的时候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09亿美元，在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第四位。

日本的发展就更令人瞩目。1955年日本编制并实施经济自立五年计划。1960年又开始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55—196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为8.5%。60—65年，增长率为9.8%；65—70年为11.8%。从1955—1970年，日本的GDP增长了7.2倍。到了1968年超过了西德，成为位居美国之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

那么在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正是中国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所以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说，正是自己折腾自己的20年时间。这样两厢比较，中国本来就已经存在的和这些国家的经济技术的发展差距就进一步地扩大。

这里面有一组数字，可以简单的说一下。1957年中国的GDP的总额，国民收入折算成美元是369亿美元，美国是4405亿美元，1957年美国的GDP是中国的11.9倍。日本的GDP是308亿美元，是中国的0.83倍。西德是中国的1.39倍，法国是中国的1.56倍，英国是中国的1.66倍，意大利、加拿大分别是中国的0.76和0.94倍。

除了美国以外，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经济的总量GDP在这个时候还不如中

国。那么西德、法国、英国是中国的一倍多。但是20年以后到1978年，中国的GDP达到1223亿美元，美国达到21123亿美元，是中国17.2倍。日本的GDP总额是9739亿美元，是中国的7.9倍。西德、法国、英国分别是中国的5.2倍、3.8倍、2.5倍。意大利和加拿大也是中国的2倍和1.7倍，差距进一步拉大了。

那么从人民的日常生活来说，70年代末在中国还为“三转一响”奋斗的时候，日本早在五六十年代这个三大件已经就是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人家在五六十年代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已经进入到寻常百姓家里面。说到电视机，日本的第一台电视机是52年生产的。我国的第一台电视机是1958年生产的，是在天津生产的，都是黑白电视机。中日在电视机技术说，应该说基本处在同一个水平。但是20年以后，到了1977年，日本电视机的年产量达到1500万台；中国的电视机产量当年只有28万台。经过20年的时间，差距拉的非常之大。

除了西方发达国家以外，中国和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形势也相当的严峻。建国初期，韩国的经济总量和中国的山东省差不多。但是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力的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著名的“汉江奇迹”。到80年代的时候，韩国一改贫穷落后的面貌，经济总量是山东的几倍。香港是一个弹丸之地，1977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而当年整个中国大陆只有148亿美元。就这么大一个地区，整个中国大陆的进出口还没有香港多。

那么对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这样一个差距，在文革期间我们是不承认的。甚至认为别人还不如中国，自欺欺人。很多人没有出过国，也没有比较，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其他不甚了了。那么是什么时候我们才真正的、真切的、真实的感受到这种差距的呢？这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是在出国考察，通过出国访问亲身感受到的。

1978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次出国考察的热潮，有很多代表团经过香港陆续到国外访问。最重要的一个团是1978年5月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考察团。西欧五国是法国、瑞士、比利时、

丹麦、西德。这个团一共有30多人，团员都是当时的一些部门主管，经济的一些省长、部长。比如说有水电部的部长钱正英，有农业部的副部长张根生，有国家建委的副主任彭敏，有北京市的副市长叶林等人，到西欧五国考察。那么这些代表团在国外看到了什么呢？有两个强烈的印象。

第一个印象是没有想到当代世界现代化会发展到如此的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的差距会如此之大。比如说他们看到了这样一些情况。在西欧五国考察期间一共是36天，到了25个城市，参观了85个工厂、矿山、农场、港口和研究单位。很多人经历了第一次，比如说第一次见到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电子计算机，第一次见到核电站，第一次看到什么是集装箱，很多都是第一次，因为中国都没有。欧洲经济的自动化、现代化、高效率更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比如说一个年产5千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在西德只需要2000名工人，而在中国的辽宁阜新露天煤矿，同样产这么多的煤需要工人16万，相差80倍。瑞士的伯尔尼公司一个装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利发电站职工只有12人，而在中国江西的江口水电站同样的装机容量需要工人298人，相差24倍之多。法国的马塞有一个钢厂，年产钢350万吨，只有多少工人呢？只有7000工人。而中国的武钢年产钢只有230万，钢产量还不如人家多。但是工人有6万7千人，相差十几倍。

所以回国以后谷牧应邀到中央党校一些单位做报告，大发感慨。他说过去“四人帮”搞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吹嘘什么都是天下第一，什么都是我们的好。出去，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第二个强烈的印象是西欧、日本这些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我们要高出很多。比如说西欧五国工人的工资都非常高，城市的住房人均达到20—30平米。农民的生活和工人的生活相差不大，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日本的情况，从日本访问的考察团回来以后也介绍。说从1955—1976年，日本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了2.1倍，还有很多福利补助。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

十平米的住房，全国平均每两户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家庭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唱机、吸尘器等等。包括农民在内，都穿毛料子的服装，样式也多。但是在中国，农村还有两亿五千万人是食不果腹，城市职工20多年没有涨工资，刚才已经说到了。我们国家刚才也说，城市人均的住房面积只有3.6平米。西欧是20—30平米，相差非常大。日本东京大型的超市，商品的品种多达50多万种。而在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商品的品种只有2.5万种，所以他们当时说相比之下，我们确实是觉得很寒碜。

很多代表团回国以后，比如说访日的代表团、港澳的代表团，包括西欧五国的团回来以后都向中央做书面报告，或者是当面做汇报。谷牧的汇报是在1978年6月30号下午进行的，从三点半一直进行到晚上11点多钟，进行了八个小时，谷牧介绍情况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二战以后西欧的经济高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他们相比我们是大大落后的。

第二，西欧的商品、资金、技术要找市场，都希望和中国发展关系。

第三，国际上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关系的办法有很多，比如说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外资等等，我们都可以用。

这次汇报完以后到7月份，国务院又召开了四化建设的务虚会，谷牧又在这个会上介绍了访问西欧的情况。谷牧还向小平同志做了专门的汇报，专门到小平家里做汇报。所以小平后来有一个感慨， 78年9月同金日成谈话的时候，他说一句，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呢？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一个样，70年代更加有新的情况，更不一样了。

总之，无论从中国文革结束时的困局来看，还是从70年代末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科技发展方面进一步拉大的差距，我们承受的压力来看，中国都必须改变过去错误的发展路线，实行新的政策，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有人说，中国在

70年代义无反顾地选择改革开放，是被困境和压力逼出来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客观，也完全正确的评论。

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生产力没有得到很快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他说现在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小平的结论是，改革是发展中国生产力的一条必由之路。我想这些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提出改革开放政策的历史的变迁。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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