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工业大学)洪功翔：国有企业效率研究进展

国有企业效率研究进展、论争与评述*

洪功翔

内容提要：国有企业效率问题，既是经济学者也是经济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围绕国有企业效率的高低、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国有企业效率改善的来源、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透过理论纷争的背后，是政策主张的不同。对这些论争进行梳理，有利于还原国有企业的效率真相，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关键词：国有企业效率 利润来源 增长效应

国有企业效率的高低，既事关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性选择，也事关我国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与选择问题。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围绕国有企业效率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与论争，主要围绕国有企业效率的高低、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国有企业效率改善的来源、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等四个方面展开的。透过理论纷争的背后，是政策主张的不同。

一、关于国有企业效率高低研究进展、论争与述评

学者们关于国有企业效率进行了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结论有三种，即低效率论、非低效率论、高效率论。

林青松(1995)① 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3》，利用1981—1990年数据分别对国有企业、城市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计和测算，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是最低的，仅为1.52%，不仅大大低于城市集体企业的7.89%，也低于乡镇企业的2.37%。提

②出要坚持市场取向改革。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1995）依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运用1980—1992

年的统计数据，对国有工业和集体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进行了研究，计算表明集体工业全员生产率的增长始终高于国有工业，并且高出很多。提出要进一步提高国有工业生产率。刘小玄(2000)③ 以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数据为基础，采用生产函数模型和 OLS计量方法对我国20余个产业大约17万家企业的效率进行了测定和比较，结果发现在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中私营企业效率最高，三资企业其次，股份制和集体企业再次，国有企业效率最低，私营企业的平均效率大约为国有企业的2－5倍左右。提出要明晰产权。姚洋、章奇(2001)④ 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的数据对影响企业技术效率的各个因素进行了检验，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集体、私营、国外三资企业的效率分别要高出15.1%、45.5%和11.4%。提出要完善国有企业的激励约束、监督机制。刘小玄(2004)⑤利用第二次全国基本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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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国有企业效率问题研究”（项目号：11YJA790044）的阶段性成果。

林青松：《改革以来中国工业部门的效率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载《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生产率变动趋势的估计及其可靠性分析》，《经济研究》，1995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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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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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弦：《中国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对效率差异的影响》，载《经济研究》2000年第2期。 姚洋、章奇：《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分析》, 载《经济研究》2001年第10期。 ⑤

刘小玄：《民营化改制对中国产业效率的效果分析》，载《经济研究》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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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普查数据(2001年)，选择民营化进行得最为普遍的工业领域，通过相关效率模型的检验发现，国有企业对于效率具有明显的负作用，私营企业、股份企业和三资企业则都表现为积极的对于效率的正相关推动作用。并进一步认为，改革20多年来的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国持续进行的民营化和企业股份化改造的方向是正确的，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提出不应有任何动摇而应始终坚持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方向，尽快确立各项与民营经济相配套的市场竞争和监管规则。胡一帆、宋敏、张俊喜(2006)①根据世界银行一份对中国五个城市、覆盖六个行业的近300家国有企业(SOEs)1996—2001年间的调查数据，民营化显著提高了公司的销售收入，降低了成本，而且这些优势最终使得公司盈利能力和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高；由民营机构控股、彻底民营化的企业比那些仍然是国有控股、部分民营化的企业绩效表现更好。提出中国政府应更加坚定地推进民营化改革。

李楠、乔榛（2010）利用1999~2006年中国工业行业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s-in-differences)，对国有企业改革绩效进行评估。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绩效虽仍有别于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但经济绩效自2003年前后发生明显好转，国有企业绩效已经与非国有经济较好的三资企业无差异。这表明，自1999年以来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国有企业整体绩效获得了明显提高。提出国有企业改革需继续深化，但国有企业改革并非只有采取国有企业民营化这唯一途径。洪功翔(2010)③ 利用国泰君安CSMAR数据库系统的上市公司数据，选取了电子、房地产、机械设备仪表、建筑业、批发和零售、食品饮料、信息技术、医药生物制品、造纸印刷和综合类等10个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与民营企业，其中还剔除了最终控制人为央企、中央部委的上市公司和外资企业，最终收集了2002~2009年间的6720个样本，进行了数据包络分析，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综合效率不存在显著差异。提出不要片面强调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不能把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对立起来，国有经济是否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应由市场说了算。马荣④ (2011) 收集2003~2008年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数据中的按行业分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数据，采用数据包络分析的Ma lmquist指数方法, 对2003~ 2008年行业加总的国有企业实证核算了全要素生产率和分解, 并与外资企业和行业平均进行比较, 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地高于外资企业和行业平均。提出进一步督促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建立更加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内部激励和管理水平，努力提高其技术及规模效率。张晨、张宇（2011）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分别考察了竞争性和垄断性行业国有工业企业的效率表现，发现在竞争性行业中，国有工业企业与非国有工业企业在财务效率和技术效率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垄断行业中，国有工业企业具有较高的技术效率，并不断保持着较快的技术进步速率。因此，所有制对于企业微观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提出要坚持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魏峰、荣兆梓(2012) 基于竞争性领域20 个工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分别计算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20 个竞争性行业2000--- 2009 年期间的年度技术效率发现在此期间，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工业行业技术效率之间存在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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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一帆、宋敏、张俊喜：《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绩效研究》，载《经济研究》2006年第7期。

李楠、乔榛：《国有企业改制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

洪功翔：《国有企业存在双重效率损失吗？——与刘瑞明、石磊教授商榷》，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 年第马荣：《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研究——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因素的分析》，载《上海经济研究》2011年第2张晨、张宇：《国有企业是低效率的吗》，载《经济学家》2011年第2期。

魏峰、荣兆梓：《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技术效率的比较和分析》，载《经济评论》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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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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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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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国有企业技术效率上升态势明显，使得两者的效率总体上趋同。提出国有企业必须从竞争性领域全面退出为时尚早，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改革应当继续深入推进，在适当行业扶植国有企业做大做强。郝书辰、陶 虎、田金方(2012) 利用熵权评价方法，运用2003—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37个工业行业中的效率变动情况，并与私营企业、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国有工业企业的效率在36个行业中是逐年增长的；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国有工业企业效率发展水平在7个行业中不逊于私营企业，在23个行业中显著地优于外资企业，国有工业企业效率增长速度在21个行业中超过私营企业，在34个行业中超过外资企业。分析所涉及的行业既有竞争性行业又有垄断性行业，企业效率与所有制、行业的竞争或垄断与否没有必然的联系。提出国有资本配置要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而不是全面退出，要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激励、监督和制衡机制。

李济广(2006) 通过引用大量文献证明，就社会贡献率等指标而言，公有制企业微观效率高于非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也是很强的。国有经济的效率，主要体现在分配、投资特点带来的宏观效率上。较强的有效需求和较高的宏观效率是公有制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原因。不同经济制度国家的绩效比较也充分说明公有制是高效率的。主张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程恩富、何干强(2009) ③研究表明，新中国建立以来，公有制的平均经济效率明显高于资本主义经济，即使在计划产品经济条件下，从1949一1978年，包括“大跃进”和“文革”阶段的失误导致的效率下降在内，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年增长率平均也达到13.7%。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16.2万亿元，比2003年增长50.9%，年均增长14.7%；实现利润1.2万亿元，比2003年增长147.3%，年均增长35.2%；上缴税金1.4万亿元，比2003年增长72%，年均增长19.8%。主张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限度内的私营经济是有利于人民的；但是，如果盲目地搞私有化，那就势必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势必使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性质发生蜕变，从而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生蜕变。陈波、张益锋（2011）利用有关年份各类统计年鉴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AHP）构建了一个关于我国国有企业效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两个层面对我国国有企业效率进行科学全面的评判。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国有企业整体效率并不比私营企业低，无论在经济效率还是社会效率上都占有一定的优势，并且近年来是不断提高的。因此，只有私有化才可能实现高效率、私有化是国企改革的唯一出路等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

表面上看学者们的研究结论是矛盾的，其实不然。因为国有企业效率是动态变化的，大家使用数据的时间段并不同，既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根据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字，1978—1997年20年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的亏损企业亏损总额呈不断扩大趋势，由1978年的42.06亿元扩大到1997年的830.95亿元。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有企业的确存在效率低下、包袱沉重、技术落后、亏损严重，甚至资不抵债而不得不实行“破产”的情况。所以，从时间段上看，林青松、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刘小玄、姚洋、章奇、胡一帆、宋敏、张俊喜等学者关于国有企业低效率的实证研究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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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书辰、陶虎、田金方：《国有工业企业效率的行业检验》，载《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12期。

李济广: 《公有制经济的高效率研究述评》,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2期。 程恩富、何干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载《海派经济学》2009年第2期。 ④

陈波、张益锋：《我国国有企业高效率论——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分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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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从1992—1994年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以来，我国就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经历了1997年开始实行的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政策和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的剥离,特别是实行了以“抓大放小”为内容的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使国有企业的整体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经营机制看,国有企业已较好实现了从政府行政机构附属物向市场经济主体的转变。从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看,大多数国有企业在2002年前后都相继完成了公司制改造,拥有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从经济效益和社会贡献看，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明显提高，国有资产和企业利润均实现了较快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库提供的数据，2003年—2011年，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数由2003年的34280家，减少到2011年的17052家，资产总额由94519.79亿元增长到281673.87亿元，累计增长 %，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 %；利润总额则由3836.20亿元增长到16457.57亿元，累计增长 %，年平均复合增长率达 %。代表我国国有企业较高水平的中央企业发展更为迅猛， 2002年到2012年，中央企业的营业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22.5万亿元，增加近7倍。从2003年到2011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加到28万亿元，所有者权益从3.19万亿元增加到11万亿元。2012年，117家中央企业实现利润1.3万亿元，上缴税金1.9万亿元，10年间年均增速近20%②。可见，众多学者关于国有企业并非低效率甚至高效率的实证研究也是可信的。

从政策主张看，一些学者主张应始终坚持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改革方向是有失偏颇的。一是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并非低效率”。经过30年的改革和制度创新,国有企业不但走出了困境,而且成为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较强盈利能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国有经济也不断向能发挥自己优势的重要行业和领域集中,向大企业集中,并且站稳了脚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支骨干力量,主导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二是即从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以来，党的十六大报告、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一直都在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如果一直坚持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方向，则无法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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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国有企业利润来源的研究进展、论争与述评

面对新时期以来国有企业绩效的显著改善的事实，有部分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利润来源于垄断，有的甚至认为国有企业的利润来源于政府的利益输送。

严海宁、汪红梅（2009）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证实了石油、电力、冶金、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烟草行业总计占1999 年国有企业利润的 79.11%、2002 年为的78.39%、2004 年的73.36%、2006 年的85.45%。据此认为国有企业主要利润来源高度依赖于个别行业的行政垄断，而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普遍提高。行政垄断的保护使得国有企业获得了大量垄断利润，却严重地阻碍着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提出仍应坚定不移地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调整，必须适当引入竞争机制，取消对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保护，转换国有企业的体制仍然是改革的当务之急。韩朝华、周晓艳（2009）利用2000--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各年中的工业分行业数据，对1999年以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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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m=hg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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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亮：《国企新姿 中国脊梁坚强挺立》，载《人民日报》2013年4月15日。 严海宁、汪红梅：《国有企业利润来源解析:行政垄断抑或技术创新》，载《改革》2009年第11期。 ④

韩朝华、周晓艳：《国有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及其社会福利含义》 ，载《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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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有工业利润增长源的分析显示，国有企业利润增长的主要源泉不是国有企业的高效率，而是国有工业在部分基础工业领域中的垄断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厂商定价权势。提出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继续鼓励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提高基础产业领域的竞争性。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报告（2011）称，2010 年中央企业共实现利润13415亿元，占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67.5%。2009 年，在央企实现的利润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石化等10 家企业占到70%以上。认为国有企业的利润主要是由垄断企业实现的。即便如此，国有企业表现出来的绩效并非其真实绩效，如果扣除国有企业在土地、融资和资源等方面获得的各种财政补贴后，2001～2009年，国有企业并没有盈利，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提出国有资本在营利性领域的继续存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竞争的充分性与公平性——以及社会正义构成严重的威胁和损害，因此要修改《宪法》，删除“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内容，国企必须从营利性领域( 而不单是从竞争性领域) 中退出。

针对国有企业的利润来源垄断论、利益输送论，也有学者用自己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反驳。 张晨（2010）研究揭示，分布于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占国有企业总数量的90%以上；2008年中国石油国内产原油10 825万吨，国外产原油9270万吨，近一半的利润来源于国外市场，而在国内市场上，国有石油石化企业同样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竞争；2007年前三季度,石油石化、电信、电力、冶金、交通、煤炭、贸易、汽车、烟草、有色、机械、轻工等12个行业实现利润超过百亿元,这其中不乏处于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另外,建材、交通、纺织、电子、医药、汽车、冶金、电力、轻工、贸易、化工、烟草、机械等13个行业增长较快,利润增速均在重点企业平均增长水平之上，这些利润增速较快的行业则主要处于竞争性行业。提出健全和完善政府相关部门对国有垄断企业的监管和规制，破除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体制障碍，不可盲目信从新自由主义私有化信条。尚启君（2011）研究发现，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来源于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烟草制品、电力、石油加工四大国企主导行业的比重明显下降。2006 ～ 2009 年，四个行业的利润总额占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比重分别为 60.8%、53.5%、47.3% 和 43.8%，2009 年比 2006 年下降17个百分点。这说明，国企非主导工业行业已成为国有工业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并进一步分析认为，国有工业企业市场竞争力增强是其利润增长的根源。他认为依据企业对市场和价格的控制能力的判断标准，不应将国企主导工业行业中的国企界定为垄断企业，呼吁要为国企发展创造宽松的舆论氛围，促进国企的长远发展。魏峰、荣兆梓（2012）选取我国具有代表性的15个国有工业行业2000 ～2010 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基于松弛变量的Super--SBM效率测度模型对15个代表性行业的年度技术效率进行了测度，并分别考察了技术效率对国有工业行业利润总额和成本费用利润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技术效率对利润指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国有企业利润的效率来源不容置疑。也是在国内首次提出和论证我国国有企业同时具有垄断来源和效率来源的命题。并进一步解释，自上世纪末开始的国企的深化改革是国有企业利润具有效率来源的可能原因。通过战略性调整，我国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得到了普遍的提高和改善。主张对国有企业未来的健康发展，我们可以乐观其成。洪功翔、董梅生（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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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则经济研究所报告：《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http://www.unirule.org.cn/xiazai/2011/20110712.doc。 张晨：《国有企业绩效提高主要来源于垄断吗》，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5期。 ③

尚启君：《破除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来源的“垄断”误区》，载《产权导刊》2011年第12期。 ④

魏峰、荣兆梓：《基于效率视角研究国有企业利润来源———来自 15 个工业细分行业的证据》，载《产业经济研究》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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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功翔、董梅生：《 国有企业一定低效率吗?——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与理论阐释》，载《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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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以同处于竞争性领域518家国有与民营上市公司（2002——2009）为研究样本，对预算约束指标的检验显示，国有与民营上市公司均不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因而可以认定它们的竞争环境基本相同，国有企业并没有获得政府更多的利益输送。另一方面指出，软预算约束并非只是国有企业的专利。如，民营企业拿地也很廉价，甚至是零地价、负地价；商业银行对资信高、风险小、市场地位稳固的优质客户都有优惠利率，而并不问企业的性质。提出要想国有企业不被淘汰并保持可持续发展，要想坚持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务必要在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与竞争力上多做文章，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机制上多做文章。

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绩效的提高，有中央企业的贡献。但中央企业的利润并非完全来源于垄断，如中石油近一半的利润来源于国外市场，而在国内市场上，国有石油石化企业同样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同时，统计数据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随着市场化进程和国有企业改革深化的加速，国有企业绩效得到了显著改善却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国有企业利润是否来源于政府的利益输送，我们认为洪功翔、董梅生的研究是可信的。随着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相继完成了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不少已股改上市，而且“政资分开”的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也建立起来了。所以，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体制根源已发生了根本改变。我们去有关部门的实际调研也支持这一结论。

政府部门认为，不再存在对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其一，国有经济经过了战略性调整和重组，存活或留存下来的是一些具有竞争优势的大企业、大集团，它们本身经营并不困难，并非等着政府的米下锅。其二，国有企业都进行了公司制改造，过去“政资不分”的局面已改变，相对规范的公司治理机构已建立，其动力机制并不缺失。其三，政府的权力不是无限大，它要受制度、法律和市场经济规律约束，政府的财政支出不可能随心所欲，要受“预算法”的约束。其四，政府官员的市场经济意识、规则意识逐渐增强，不会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乱指挥、瞎指挥。同时，即使想干预，企业也不一定理睬。其五，很多地方政府都持有“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理念，对它们来说，所有制并不重要，是否拥有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并不重要，就业、财政收入与GDP才重要，甚至不少地方政府都是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推动者，因为只有国有企业在发不出工资、医药费不能报销时才去找政府。为了甩掉包袱，政府往往不会通过利益输送来挽救濒临绝境的国有企业，而是推动其尽快改制(民营化)。

国有企业认为，政府部门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支持远少于非公有制企业，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担保公司的设立和贴息都是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还有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一些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很容易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但一些国有企业，由于规模大，税收影响大，即使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政府也迟迟不肯落实高新技术企业待遇。还有微利企业标准的放宽和税收优惠，以及招商引资中的各种优惠政策，面向的大多是非公有制企业。

国有银行认为，国有商业银行已相继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并上市，除了要执行国家的政策外，具有完全的决策权与经营自主权，不管过去情形如何，如今的国有银行不受地方政府官员的左右，也没有义务去支持业绩差、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为了控制风险与提高经营绩效，银行贷款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和风险控制系统,对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它们是一视同仁的,不存在所有制偏好。地方政府大多希望金融机构为本地企业多提供融资支持，但它们又无法干预银行的贷款决策，为此经常举办银企对接会,甚至不少地方政府出台政策，评选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先进金融单位,并给予表彰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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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不会干预，也干预不了商业银行的贷款决策。

税务部门认为，减税、退税或抵免税的政策性强，地方政府无权擅自主张，因此要按国家税收政策办，地方政府的税收减免空间是很小的。而且，财政增收的压力大，税务部门从来不敢懈怠。不仅如此，有关资料显示，国有企业的税收贡献率远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2011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的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和增值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为8元，私营企业为3.2元，外资企业为2.3元。在充分竞争的钢铁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吨钢税负203元，高出其他所有制企业平均水平69元①。

这表明，软预算约束存在的体制根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既然，国有企业利润并非来源于垄断、政府利益输送，那么主张国有企业从营利性领域退出就没有根据。

三、关于国有企业效率损失的研究进展、论争与述评

还有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国有企业不仅本身效率低下造成效率损失，而且会因为效率低下得到政府补贴才能生存，政府补贴会加重民营经济负担，造成对国民经济增长拖累。有的学者把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认为国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挤压了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当然也有更多学者，用自己的实证研究和事实进行了反驳。

刘瑞明、石磊（2010）研究认为，国有企业包含两种效率损失，一种是国有企业本身的效率损失，另一种是由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拖累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进度,从而对整个经济体构成“增长拖累”。他们选取1985—2004年中国内地29个省级(直辖市、自治区)非平衡面板数据，以国有经济比重、国有职工比重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地区gdp增长率、地区人均gdp增长率、地区非国有经济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以政府作用、城市化率、投资增长率、教育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宏观经济波动指数和开放程度为控制变量，计量检验表明，国有经济比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对国有企业拖累民营经济和国民经济增长的逻辑进行了验证。据此，他们认为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为“国退民进”提供了依据，提出进一步的产权改革是国企改革的必要条件。袁志刚、邵挺(2010)研究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垄断程度不断上升”不仅影响到“整个市场经济秩序的培育、市场体系的完善”，“带来市场化进程的倒退”，而且“造成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和内外结构失衡”。提出 “放弃保值增值”、“进一步出售”国有企业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周明、冯钢、叶航、张旭昆(2011)④在讨论中提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企根本没有效率可言，其利润完全依赖垄断地位取得。国企的所谓利润是以社会效率的损失为代价的，垄断利润越高，社会承担的成本就越高；国企已经成为推进改革的最大阻力；国企的存在极大地扭曲了政府行为，封杀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主张国企应该彻底退出或取消，国企资产应当平均分配给全体国民，赚钱的国企都是不应该存在的。

崔之元（2010）⑤的研究显示，从2002年到2008年6月底，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从1700亿增长到7000亿，增加了4倍，到2009年，已经突破了9000亿元，2010年超过了1万亿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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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亮：《国企新姿 中国脊梁坚强挺立》，载《人民日报》2013年4月15日。 刘瑞明、石磊：《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载《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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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志刚、邵挺：《国有企业的历史地位、功能及其进一步改革》，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

崔之元：《“重庆经验”进行时: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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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bb56b0010185j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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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增值，不仅没有与民争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例如，当全国多数城市购房的契税是3%至5%时，重庆购房的契税一直保持在1.5%的所得税。又如，中央给西部12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之一是允许他们对企业只征收15%所得税，但只有重庆至始至终使用15%的税率，其他省市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主动放弃了优惠，仍然征收33%的所得税。因此，重庆的民营企业只需交较少的所得税。提出如果我们加强对国有资产的民主监督，同时使国有资产增值有一部分进行“社会分红”，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更完善。洪功翔（2010）①选取2000—2008年中国内地29个省级(直辖市、自治区)非平衡面板数据，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政府作用、城市化率、投资增长率、教育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宏观经济波动指数和开放程度等变量为控制变量，计量分析表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增加值增长率上涨1个百分点，将会促进人均GDP增长率增长2.4%，表明国有企业对民营经济和国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主张是实行“国退民进”还是“民进国退”应由市场竞争决定，反对以行政手段推动，要为多种所

②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宗寒（2011）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国有经济延伸效率相当高，

按固定资产投资计算比全社会产出率高50 -70%，按产值增长率要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00%。国有经济不仅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私有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发展国有经济，不是“双重拖累”，而是“双重促进”。观察国有企业的效率，不能仅观察国有企业产值大小、获利多少，更重要的是要观察它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和支柱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观察它对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延伸效率，即观察它的总投入产出比。提出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国有企业的“增长拖累”理论，是建立在“国有企业低效率”这个前提上的。而大量数据和实证研究表明，虽然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的确存在效率低下、经营困难的情况，但新世纪以来国有企业效率有了明显提高，“国有企业并非天然低效率”。因此，“增长拖累”理论成立的前提已不复存在。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研究国有企业，就应该研究“新国企”，应该运用最新的数据，而不能套用某些学者过去的研究结论，更不能依据过去的研究结论来设立今天的假设条件。实际上，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只要效率低下，或者破产倒闭，对国民经济都有“增长拖累”效应。

认为国有企业发展会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阻碍市场体系完善，则是完全把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对立起来。即使从国际上看，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均是以私有经济为基础，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性调节手段的体制，奉行的是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由于经济的周期波动、战争的破坏以及国际市场的开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逐渐转向由国家进行宏观调节和干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宏观调节的基础和手段，各国都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形成了规模不等、管理方式各异的国有经济。另一方面，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看，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是互为补充、互为促进的关系，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增长拖累”理论前提条件的不成立，与国有企业发展会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的片面性，同样说明“国退民进”是缺少事实支撑的。

①

洪功翔：《国有企业存在双重效率损失吗？——与刘瑞明、石磊教授商榷》，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 年第11期。 ②

宗寒：《正确认识国有企业的作用和效率——与刘瑞、石磊先生商榷》，载《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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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国有企业宏观效率的研究进展、论争与述评

刘元春(2001)认为，经济学界对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状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都是从微观角度利用微观效率指标来评价中国国有企的效率状况，而没有从宏观角度利用宏观经济效率指标对国有企业效率状况做出判断。他认为，在一个充满“次优问题”的世界中，宏观效率与微观效率并不一致，微观效率状况并不能体现效率的本质和全貌。国有企业作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宏观经济的稳定者”、作为“后赶超时期”的技术模仿和技术扩散中心、作为“次优世界”的市场公共品的提供者以及作为转型时期的“社会福利”的提供者，在宏观上是有效率的。刘元春（2011）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率状况必定呈现出“从微观财务角度来看是非效率的，但从全要素生产率 (TFP)来看是有效率的；从微观竞争和经济比重的变化来看是非效率的，但从宏观经济影响来看是有效率的；从生存竞争指标来看是非效率的，但从宏观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来看却是有效率”的“悖论”状况。刘元春主张，“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应当充分考虑宏观经济效率状况，依据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市场提供公共品的能力、各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程度以及宏观经济形势和技术发展状况等因素，进行国有企业结构与规模的调整，而不是令其私有化或简单地退出竞争领域”。

黄险峰、李平（2009）③利用一个简单的两部门生产函数框架，依据中国各地区1992—2003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于其他部门，但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对经济的其他部门存在显著的产出效应，而且这两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不多相互抵消了。因此，总体上讲，国有企业与经济的其他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宗寒（2011）④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国有经济延伸效率相当高，国有经济不仅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私有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程恩富、鄢杰（2012）研究认为，随着我国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不断提高，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公有制经济的巨大优越性。张宇、张晨（2012）认为，国有企业在促进社会整体效率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首先，我国国有企业广泛分布于能源、资源、交通、通信、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共服务行业等国民经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从而为国家对经济进行引导和调控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在实行宏观经济调控、保障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诸多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其次，国有经济是实施产业政策、推动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另外，国有企业也为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实现自主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洪功翔、张春雨（2013）利用2004-2008年面板数据，通过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专业技术人员、科技经费支出等指标，对国有企业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科技投入对我国的生产率的影响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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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⑤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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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刘元春：《国有企业宏观效率论——理论及其验证》，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刘元春：《国有企业的“效率悖论”及其深层次的解释》，载《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7期。

黄险峰、李平：《国有企业效率、产出效应与经济增长:一个分析框架和基于中国各省区的经验研究》，载《产业经

③

济评论》2009年第1期。

④

宗寒：正确认识国有企业的作用和效率——与刘瑞、石磊先生商榷，当代经济研究，2011.2。

程恩富、鄢杰：《评析“国有经济低效论”和“国有企业垄断论”》，载《学术研究》2012年第10期。

⑤⑥

张宇、张晨：如何看待国有企业的效率，载《北京日报》2012年10月22日。 ⑦

洪功翔、张春雨：《国有企业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工作论文。

9

针对刘元春的宏观效率论，杨天宇（2002）①在《“国有企业宏观效率论”辨析---与刘元春先生商榷》一文中指出，刘文的立论涉及两个问题：（1）国有企业是否可以真正起到上述作用；（2）如果国有企业确实具有上述功能，那么这种功能从宏观来看是得大于失还是得不偿失，如果国有企业的上述功能从全社会来看是得不偿失的，那么我们显然不能说它是有“宏观效率”的。杨天宇通过通过对中国宏观的数据分析认为，国有企业“宏观效率”的三种主要表现，即“宏观经济的稳定器”、“技术扩散中心”、“社会福利的提供者”，或者是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或者是从全社会范围来看得不偿失的，从而并不能证明国有企业富有“宏观效率”。

虽然杨天宇对刘元春的宏观效率论进行了反驳，但并没有提供坚实的实证支撑。此后，又有多名学者从多个层面论证或阐述了国有企业具有宏观效率。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论是成立的。像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一定比例公有制经济就是证明。

同时，我们还认为：（1）学术界对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研究是不足的，如宏观效率的界定、宏观效率与微观效率之间的关系、宏观效率的测度指标体系等都是空白，更谈不上实证研究了。（2）宏观效率是以微观效率为基础的，如果微观上没有效率，甚至经营不善破产倒闭，则其宏观效率的发挥无疑是空话，即使短时期存在，也不能长久。（3）多种所有制之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关系表明，它们之间存在共同发展的公共产品、技术溢出、财政收入、市场协作等各类效应，不管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只要发展得好都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只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都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模范企业。（4）“增长拖累”理论和国有经济发展会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实际是说国有经济的宏观效率是负的，前面已有评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五、结语

国有企业效率之争的背后是政策主张的不同。无论是国有企业“低效率论”、“增长拖累论”、“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论”，还是国有企业利润的“垄断来源论”、“政府利益输送论”，以及否定国有企业具有“宏观效率论”，都是为“国退民进”、“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提供理论依据，为全面否定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营造推动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的舆论压力。在竞争性领域与非竞争性领域界限越来越模糊的情况下，如果国有经济都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则无法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十八大提出的“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也是相悖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国有企业低效率论”成立，则意味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矛盾的、不能兼容的。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一定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坚持用事实说话，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旗帜鲜明地批驳在“国有企业效率”问题认识上的种种错误论证和观点。

值得警惕的是，企业效率是动态变化的，尽管新时期以来国有企业发展状况较好，但不等于国有企业能长期保持较好的发展态势。从长期看，企业竞争力是决定其存亡的唯一因素。所以，要想国有企业不被淘汰并保持可持续发展，要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务必要在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与活力上多想办法，在健全内部监督约束机制上多下功夫，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机制上多做文章。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①

杨天宇：《“国有企业宏观效率论”辨析---与刘元春先生商榷》，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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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程恩富、鄢杰：《评析“国有经济低效论”和“国有企业垄断论”》，载《学术研究》2012年第10期。 [2] 张宇、张晨：如何看待国有企业的效率，载《北京日报》2012年10月22日。

[3] 洪功翔、董梅生：《 国有企业一定低效率吗?——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与理论阐释》，载《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8期。

[4] 宗寒：正确认识国有企业的作用和效率——与刘瑞、石磊先生商榷，当代经济研究，2011.2。 [5] 郝书辰、陶虎、田金方：《国有工业企业效率的行业检验》，载《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12期。 简介：

洪功翔（1964--），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执行院长、教授，主要从事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 通讯地址：马鞍山市安徽工业大学（秀山校区）商学院 邮编：243032 手机：13955545121 邮箱：agdhgx@ah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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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程恩富、鄢杰：《评析“国有经济低效论”和“国有企业垄断论”》，载《学术研究》2012年第10期。 [2] 张宇、张晨：如何看待国有企业的效率，载《北京日报》2012年10月22日。

[3] 洪功翔、董梅生：《 国有企业一定低效率吗?——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与理论阐释》，载《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8期。

[4] 宗寒：正确认识国有企业的作用和效率——与刘瑞、石磊先生商榷，当代经济研究，2011.2。 [5] 郝书辰、陶虎、田金方：《国有工业企业效率的行业检验》，载《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12期。 简介：

洪功翔（1964--），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执行院长、教授，主要从事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 通讯地址：马鞍山市安徽工业大学（秀山校区）商学院 邮编：243032 手机：13955545121 邮箱：agdhgx@ah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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