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英语课文翻译 泛读教程2第三版（刘乃银）

第一单元：梦想的阴暗之面 艾力克斯? 哈利 许多人怀有美好的愿望，期望能成为作家，但是能够梦想成真的人不多。艾力克斯? 哈利也想成为作家，可是他成功了。阅读下面这篇文章，看一看他成功的原因。

许多青年人对我说，他们想成为作家。我一直鼓励这样的人，但是我也向他们解释“成为作家”和写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多数情况下这些年轻人梦寐以求的是财富与名誉，从未想到要孤身一人长久地坐在打字机旁。“你们渴望的应该是写作，”我对他们说，“而不应该是当作家。”

事实上，写作是一项孤单寂寞而又收入微薄的工作。有一个被命运之神垂青的作家，就有成千上万个永远无法实现梦想的人。即使那些成功人士也经常受到长久的冷落，穷困不堪。我便是其中之一。

我放弃了在海岸警卫队做了二十年的工作，为的是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这时，我根本没有前途可言。我所拥有的只是一位住在纽约市的朋友，乔治? 西姆斯，他和我是在田纳西州的赫宁一起长大的。乔治为我找了个家，位于格林威治村公寓大楼中的一间腾空的储藏室，而他是那幢大楼的管理员。房子里冷嗖嗖的，没有卫生间，不过这没什么。我马上买了一台旧的手动打字机，感觉自己颇象一位名符其实的作家 。

然而，大约一年后，我的写作生涯依然没有任何起色，我开始怀疑自己。卖出一篇小说是如此艰难，以至我几乎填不饱肚子。但是，我清楚的是我想写作，我已梦寐以求了许多年。我并不准备成为一名到死时还在想假如的人。我会坚持把我的梦想付诸实践 -- 即使这梦想意味着不稳定的生活和对失败的恐惧。这是希望的阴暗面，任何心存梦想的人都必须学会在这阴暗面下生存。

后来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由此改变了我的一生。这并不是一位代理人或编辑打来电话，主动要求与我签大的稿约。恰恰相反 -- 是一声鸣笛，诱使我放弃梦想。打电话来的是海岸警卫队的老熟人，现在在旧金山。他曾经借给我几美元，喜欢催我还给他。“我什么时候才能拿到那十五美元，艾力克斯？”他逗我说。 “等我下一次卖出作品吧。” “我有个好主意，”他说，“我们这儿需要一位新的公共信息管理员，年薪六千美元。若想干，那就是你的了。”

年薪六千美元！这个数目在1960年可真是值钱啊。我可以有一套上好的公寓，一辆二手车，可以还清债务，也许还可有些结余。另外，我还可以业余写作。 当这些美元在我的脑海里晃动时，某种东西却使我神志清醒起来。我的内心深处升起一个坚强的信念。我曾经梦想成为一名作家 -- 一名专业作家。那才是我的追求。“谢谢你，但是我不去，”我听见自己在说。“我会坚持到底来写作。”

后来，我在蜗居里踱来踱，开始觉得自己象个傻瓜。我打开橱柜 -- 一只钉在墙上的桔黄色板条箱 -- 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弄了出来：两罐沙丁鱼。我把手伸进口袋，只摸出十八美分。我把罐头和硬币一起塞进一个皱巴巴的纸袋中。你看，艾力克斯，我自言自语道，你迄今为止努力的结果都在这里。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曾经情绪如此低落过。

我希望自己能说，情况马上开始好转。但是并没有。感谢上帝，幸亏有乔治帮我渡过了难关。

通过乔治，我结识了另外一些正在艰苦奋斗的艺术家，象乔? 德拉尼，一位来自田纳西州科诺科斯威尔市的老画家。乔经常常没吃饭的钱，于是就去光顾附近社区的一位屠户和一个食品商。屠户会送给他一些带点肉的大骨头，从食品商那里他可以弄到一些 枯萎的蔬菜。

乔做南方炖汤需要的就是这些。

村里另一位邻居是个年少英俊的歌手，他惨淡经营着一家餐馆。据说，如果有客人点牛排，这位歌手会火速冲到街对面的超市买一个。他的名字是哈利? 百拉芬特。 德拉尼和百拉芬特这样的人都成了我笔下角色的原型。我懂得了，若要一直奋斗实现梦想，就得作出牺牲，创造性地生活。那就是生活在阴影里面的含义所在。 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时，我逐渐开始卖出我的文章。我写的都是当时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人权、美国黑人和非洲。不久，我的思绪象鸟儿南飞一样回到了我的童年时光。在静寂的房间里，我仿佛听见了祖母、乔治亚堂兄、普鲁斯姑妈、利兹姑妈和提尔姑妈的声音，听见他们在娓娓而谈我们的家族和奴隶制的故事。

这些故事是美国黑人以前尽量回避的，因此多数时候我并不对外人说。但是有一天，在与《读者文摘》的编辑们共进午餐时，我讲起了我的祖母、姑妈与堂兄们的那些故事，我还告诉他们，我梦想追溯我的家族史，一直追溯到第一批戴着手镣脚铐被运到美国海岸的非洲黑人。午餐结束离开时，我手中多了一张足以供我从事研究和写作长达九年的合同。 那是为摆脱阴影进行的一次漫长而缓慢的攀登。然而，1976年，也就是我离开海岸警卫队十七年后，《根》出版了。立刻我拥有了那种唯有少数作家有幸体验的名望与成功。阴影此时已变成了令人眼花燎乱的聚光灯。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是如此富有，第一次享受到处处受欢迎的礼遇。电话铃响个不停，带来了新朋新友，新交易。我收拾行装，搬到了洛杉矶。在那儿我可以协助制作《根》的电视 短篇系列片。那是一段令人困惑，又令人欣喜若狂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被成功的光芒照花了眼。

后来有一天，在打开包着的东西时，我偶然发现了一个盒子，里面装着我数年前在格林威治村的全部家当，其中有一个棕色纸袋。

我打开纸袋，里面有两罐腐败的沙丁鱼，一枚五分硬币，一枚一角硬币和三枚一美分硬币。霎时，往事巨浪般地奔涌而来。我又一次看到 自己在寒气逼人、冷冷清清的单室公寓里蜷缩在打字机旁的情景。我自言自语道，袋子里的东西也是我的根的一部分，我永远也不能忘记。

我把这些东西送到鲁西提，用框架装起来。我一直把那个透明的塑料盒摆在天天能看得到的地方。现在它就放在科诺科斯威尔我的办公桌上，与普利策奖放在一起，还有一张《根》的电视制作 获得的九项艾美奖的照片，以及斯宾卡奖章 - NAACP(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的最高荣誉。很难说哪一个对我最重要，然而，仅有一件能提醒我在阴影之地坚持下去所需要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精神。

这是每一位拥有梦想的人都必须汲取的教训。

二、一只特殊的鹅

即使我想告诉你我的真实姓名，我也不能这么做，何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想告诉你。 我自己不大会写作，所以我请艾萨克?阿西莫夫替我整理这篇东西。我选中他是因为他是个生物化学家，他能明白我的意思。而且他还写科幻小说，这一点很重要。

我并不是第一个有幸见到那只鹅的人。幸运者是得克萨斯的一位棉农，叫安格斯?麦格雷戈（当然我用的是化名），鹅原先是他的，后来成了政府的财产。

到1957年夏天为止，他已经给农业部写了十几封信，索取有关孵化鹅蛋的资料。农业部把所能找到的资料全部都寄给了他，但他还是不停地索要。我在农业部工作，1957年7月我到圣安东尼奥开会，上司让我中途在麦格雷戈的农场停一下，看看我能帮点什么忙。 于是，1957年7月17日我见到了那只鹅。我先见到了麦格雷戈。他五十多岁，高个子，

满脸皱纹，见到我，满是狐疑之色。我翻看了他索取的所有资料，然后客气地提出要 看一看他的那些鹅。

他说：“不是那些鹅，先生，是一只鹅。”

我说：“要是只有一只鹅，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杀了吃掉。”我站起身去取帽子。 他说“等一等！”我站住了，而他在犹豫不决，然后喃喃地说道：“跟我来吧。”

我跟着他来到屋子附近的鹅棚。鹅棚用带刺的铁丝网围着，门上了锁，里面只关了一只鹅。

“就是这只鹅,”他说。我听得出他语气加重了。 这只鹅和别的鹅没有什么区别：肥硕、自傲而暴躁。

“这就是它下的蛋当中的一枚，怎么也孵化不了。”麦格雷戈说着从宽大的工装裤袋里掏出一只蛋来，放在掌上。这只蛋比一般的鹅蛋要小一点，圆一点.

麦格雷戈说道：“你拿拿看。”

我伸出手，拿起鹅蛋，或者说试图拿起来。我不得不再用点力，才拿起来。这蛋差不多有两磅重！

麦格雷戈咧嘴尖笑一声，说道：“把它扔到地上。” 我只是看着他，于是他自己把蛋扔到了地上。

蛋重重地掉在地上，却没有摔破，蛋白和蛋黄也没有流出来。它只是躺在落下去的地方，底部陷进地里。

我又把蛋捡起来。着地部分的蛋壳已经摔破，裂开的白色蛋壳剥落，从里面发出的是暗黄色的光。

我的双手颤抖起来。要想指头管用，手就得颤抖，不过我将剩下的蛋壳又剥掉一些，两眼直瞪着那一团黄色。

不必做任何的分析，我的心已经告诉我了。这是那只下金蛋的鹅！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说服麦格雷戈转让那只金蛋。我说道：“我给你一张收据，我保证付钱，我会给你一张私人支票。要我干什么都行。”“我不想政府插手，”他固执地说。

我加倍地固执。我跟着他，我央求他，我大喊大叫。最后我开了张收据，他跟着我出来，一直到我的汽车跟前，站在路中央看着我开车离去。

我所在农业部部门的负责人叫路易斯?P?布朗斯坦（请记住是化名）。我把蛋放在我俩之间的办公桌上。

我说道：“这是一种黄色金属，可能是黄铜，但却不是，因为它在浓硝酸中不起反应。” 布朗斯坦说道：“这是个骗局。肯定是。”“用真金做的骗局？我一开始见到时，它可全包在完整的天然蛋壳里。我稍稍做了点分析，蛋壳的成分是碳酸钙。”于是“鹅蛋工程”开始了，那一天是1957年7月20日。起初我是主管的调研员，但事情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我的控制。

首先，鹅蛋的平均半径是35毫米，金壳大约有2.5毫米厚。壳内是一只真蛋，不是什么骗局。它含有真蛋该有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色素。

马上显示的唯一重要反常之处，是它受热时发生的变化：这只蛋有一小部分一煮就老 农业部顾问、坦普尔大学的鲍里斯?W?芬利说：“蛋白质的状况显然很糟，这得归咎于

金子，因为无论什么重金属，只要一小点儿就会破坏蛋白质。”

于是化验了蛋黄，看看含金量。果然，蛋黄里有大约三百分之一的黄金，呈现出一种叫做氯金酸盐的溶液状。

而蛋壳简直就是纯金。唯一能检测到的杂质是铁，含量只有四百分之一。蛋黄中的铁含量也高出正常含量的两倍，但此时铁的问题没有引起注意。

“鹅蛋工程”开始一周后，调查组首次踏上了前往得克萨斯的征程。这次去了五位生物化学家，带了三卡车的设备和一个中队的武装人员。

我们一到就把麦格雷戈的房子与外界隔离开来。麦格雷戈自然不喜欢所有这些安全规定，这么多的人和设备安营扎寨在他的周围。他不喜欢别人告诉他，说那只鹅和那些蛋是政府的财产。他虽不喜欢，但也只好认了。他有什么办法呢？当然，他得到了补偿。

那只鹅也有几桩事情不喜欢，比如取血样。每次取样都要有两个人来按住它。 用尽一切可能想到的实验方法化验了鹅血。血中含有十万分之二我所提到过的氯金酸盐。我们拍了X光片，体内含金较多的器官会阻隔X光，在胶片上呈白色。鹅肝部分呈灰白色，而产蛋的器官完全呈白色。

芬利说：“肝脏把氯金酸盐输送到血液里。由于氯金酸盐有毒，所以血液把它送入生殖器官，生殖器官用它生成蛋壳，排出体外。这样，牺牲了蛋，救了鹅的命。”

他顿了顿，又说：“还有个让人费解的问题。”我知道是什么问题，我们全都知道。肝脏里的金子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一度找不到答案。鹅饲料里当然没有金子，泥土里也谈不上有什么金子，因为在地上搜查了半天我们一无所获。

1957年8月16日，普尔杜大学的艾伯特?内维斯率先取得了进展，其时他将管子塞入鹅的咽喉，检查胃里面的东西。他跑到我们面前，大嚷道：“这只鹅几乎没有胆色素！”

这儿我要稍作一点解释。胆色素是有色物质，肝脏输送到肠子里的液体中含有胆色素，它由血红蛋白分解而成，血红蛋白就是使血呈红色的那种物质。

芬利的眼睛开始发亮。这是鹅的化学作用，而不是金子，反常的第一个迹象。他说了一个显然的事实：“一定是血红蛋白或者肝处理血红蛋白的机理出了问题。”

我们立刻又取了一些血样。这次我们把血红蛋白从血液里分离出来，形成通常的深红色晶体状。然而，经过进一步的处理又分离出来一种微量的鲜橙色物质。

结果是，这种物质类似血红蛋白，却不是血红蛋白。正常的血红蛋白分子里有一个铁原子，而它却含有一个金原子。

看来肝并没有把血红蛋白分解成胆色素。相反，它把部分血红蛋白变成了含金的变体，并通过蛋壳排出体外。

我们尝试着向鹅的体内注射含有放射性黄金的溶液，看能否找到金原子在鹅体内的准确运动路线，但实验失败了。至此我们还没有解决金子从哪儿来的问题。内维斯第一个提出了至关重要的建议。“也许，”他在1957年8月25日的会上说：“这只鹅通过突变（一种成分转变成另一种成分的放射性变化）把铁变成了金子。”也许他说话的时候并不当真，可是我们实在走投无路，只好把他的话当回事。

1957年9月5日，美国最优秀的核物理学家之一、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约翰?I?比林斯来到了农场。他带来一些仪器，以后几个星期里又来了一些。我觉得，不到一年我们就可以围

绕鹅建起一整座研究所。

芬利先向比林斯作了情况通报，然后说：“铁变金的说法有一个问题，比如这只鹅体内总共只含有大约半克铁，而它一天却能生产差不多重40克的金子。”

比林斯的嗓音清脆响亮，他说：“还有一个更糟糕的问题。金原子核所含的能量要比铁原子核多得多，要生产出这只鹅所生产的那么多金子的话，需要相当于一颗原子弹的能量。”

他立刻投入工作。他从鹅的血红蛋白中分离出一些铁，并做了一些试验，其中之一就是对这些铁进行了同位素试验。试验结果令他目瞪口呆。

他说：“没有找到铁-56。”这里我还要解释一下。大多数元素都是由叫做同位素的几种非常相似的原子构成，铁含有4种不同的同位素，其中铁-56的含量最高。鹅的血红蛋白中含有其它三种同位素，惟独少铁-56。比林斯说：“这只鹅的体内一定发生了核反应，但它从哪儿得到能量呢？”我们有两天没有见到比林斯。

他回来后说：“你们看，这个反应有两部分。首先，某个简单的同位素（比方说氧-18）必须转变成铁-56，这种反应会产生能量。然后，产生的能量立刻被用来把铁-56转变成金子。这就像乘过山车，从一边下去，又从另一边上来。鹅的体内有足够的氧-18供它生产所有的金子。”

我们可以检验这种理论。你看，氧-18是一种简单的同位素，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取得比普通水含有更多氧-18的水样。

连续一个星期，我们给鹅喝氧-18含量高的水，金子的产量上升了。“毫无疑问，”比林斯说着站起身来，“这只鹅是个活的核反应堆。”

这只鹅显然是个突变体，一个变种 -- 生来具有不同寻常的化学特性。这或许是辐射的结果，这种可能性最大。1954年到1955年间进行的核试验所产生的尘埃曾经从麦格雷戈的农场附近飘过。我们查过记录，这只鹅是在一次尘埃过后不久出生的。

“也就是说，”比林斯说道，“这只鹅能够把任何放射性同位素转变成稳定的同位素，它产生了一套完整的放射性疾病防御系统。”我们对鹅做了γ射线试验。实验后它发了低热，脾气也比平常更加暴躁，但其它并没有什么异常。芬利说：“它就是未来生物。要是人类能够产生这种防御能力，核战争也就不那么可怕了。”

三、垃圾回收

垃圾回收是20世纪后期最成功的环境保护事例之一。如今，道路垃圾回收计划已经触及美国大多数人。事实上，回收家具垃圾的人比参加竞选投票的人更多。全国范围内，普通群众们的努力带来了大量的物质材料。垃圾回收，包括混合堆肥，在1996年改变了5700吨原来要进入废物填充地或焚烧炉的材料的命运，这一数据在1990年为3400万吨——仅仅6年增长了67%。由垃圾回收和混合堆肥带来的材料处理的转换率，预计到2005年为8500万吨，即所有固体废物的35%。

要理解这一数量有多大，想象装满回收材料的3英尺长（27立方英尺）的回收箱一个接一个整齐地推成一列，形成从地球到月亮的桥梁。在1996年，这些箱子可以达到这座桥的3/4。当我们达到2005年35%的回收目标时，填满可回收物的箱子就能达到月球了。

垃圾回收值得这所有的努力吗？创造利润是唯一的底线吗？一些观察员提出，眼下的利润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这种观点只考虑一个单独的回收计划如何影响一个社区的全部垃圾管理费用，与之相比的是另一种选择，即将一切都送往废物填充地或焚烧炉造成的费用。其他一些观察员建议使用更开阔的视角看待垃圾回收利用的费用和益处。

虽然大部分成功的垃圾回收计划经验不一，但是，包括很多具有高垃圾转化率的计划在内，都是经济上可行并确实创造了利润。回收物品的市场不可避免地起伏不定。为了一定程度上防止垃圾回收计划受到市场严重摇摆不定的影响，垃圾回收计划的效率必须不断提高。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参与垃圾回收的社区的目标之一是，鉴定并复制传播决定成功的因素。

举国上下都在努力学习和采用最高效的垃圾回收计划所运用的办法，那么发现垃圾回收已经取得的很多经济和环境的好处就尤为重要。很多好处可能在不细致的观察员看来不明显，或者因为市政的会计结算和税收特点难以理解，或者在城市和垃圾回收人员的合同的市场价格上没能反映出来。比如，回收利用饮料容器节省的全部能源就没有包括在道路垃圾回收合同协商的价格中回收利用固体垃圾的好处同样适用于包括由自治地区管理的，如工业废弃物、建筑废墟、拆毁废墟和农业废弃物之类以及其他一系列垃圾的回收利用。从这些原料中回收的材料还可以增强这个星球和子孙后代的可持续性。

回收固体垃圾的好处至少可以分为8类。回收利用可以： * 减少对肥料填充地的需求； * 防止多种空气污染和睡污染的排出； * 节约能源；

* 为工业生产提供有价值的原材料； * 创造就业机会； * 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 促进更加环保的技术的发明； * 为子孙后代的未来保留资源。

20世纪70、80和90年代，垃圾回收业一直是一个增长的工业。垃圾回收并不是一股热潮。到1996年，7000多个道路垃圾采集项目服务了大约一半的美国人。那一年，包括混合堆肥在内的垃圾回收转移了27%——超过1/4——全国固体垃圾的去向。

但是垃圾回收利用并不新鲜，从有记录的历史起它就存在着。在大规模生产之前，各家各户就惯常修理、重新使用和回收利用它们所拥有的材料，这是经济上的需要。至于现在，命脉工业依赖于回收利用，比如，直到19世纪后期，碎布是造纸业所需纤维的主要来源。零售商收集压扁的铁箱，回收利用制成装运容器。废料厂一直高效地回收利用旧的汽车、汽车零件和其他的金属物品。

一战和二战给垃圾回收利用事业带来了短暂的热潮，因为废料收集车收集纸张、金属和一些别的材料以支助战争。战后，垃圾收集车衰减。20世纪60年代末每单个家庭的垃圾回收利用水平和参与率在整体上降到了低谷。传统的垃圾回收利用方式也因为美国20世纪大部分时期的经济暴涨而在衰颓。收入增加，大规模生产的物品让大家消费得起，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富足。这样的富足带来了一个愈演愈烈的趋势——产品在最初使用之后被丢弃或者换掉，而不是重新使用或者回收利用。

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环保激进主义和环保意识的热潮带来了一阵对垃圾回收利用的兴趣。紧接着1970年第一个世界地球日，多大3000个垃圾回收利用志愿中心开幕。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展了超过100个道路垃圾采集计划，其中很多都将重心放在如报纸和瓶罐等一系列材料的回收上。人们对垃圾回收利用和志愿者计划的兴趣日趋浓厚。美国环境保护局和一些州立环境保护局制定了指导原则，提供技术援助，并对地区设定了努力目标。尽管20世纪70年代垃圾的产生增长了25%，但是垃圾的回收利用增长了45%。

20世纪80年代废料填充地开始出现不足，尤其是在人口密集的地区，这导致了垃圾被长途运输，频繁地跨越州际线。垃圾管理公司开始提出回收利用计划，这又常常与新建焚烧炉和废料填充地的提议挂钩。社区组织也常常呼吁投入更大的努力，希望能限制或者避免新建垃圾处理设施。州政府和地区政府在策划垃圾管理的工作中也越来越积极，包括扩展回收利用和混合堆肥。在肥料填充地短缺、抵制跨州垃圾、全国对垃圾管理关注度上升的共同作用下，美国环保局发表了一份国家政策指引——1989年的《行动议程》，呼吁美国人实现25%的垃圾回收利用率。那时，有大约1000个道路垃圾采集计划，废弃物回收站、废弃物加工厂等也在努力。尽管20世纪80年代垃圾的产生又一次快速增长，增加了近36%，但是垃圾回收利用和混合堆肥在那10年间，一并猛增了近132%，占垃圾产生总量的16%。

对可回收物品的采集提高了，创造出的复原材料一开始就比美国生产型公司现成可用的的材料还多。到了20世纪90年代，工业上就投资了百万计美元在处理和制造技术上，这些技术专门用于利用复原材料来生产类型广泛的产品，而不是利用未使用过的生材。消费者也有利于深刻地意识到，购买他们自己为回收利用而手机的材料制成的产品，他们在垃圾回收利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各级政府部门也发挥作用，通过增加对含回收物产品的政府采购，确保回收利用的生命力。从1990年到1997年，垃圾回收利用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达到了估计垃圾产生总量27%的回收利用率——相比1990年，增长了近67%，超过了25%的国际政策目标。

在很多城市和城镇都能看到全国参与垃圾回收利用的趋势。只举一个例子，密歇根的Ann Arbor是其中一个在20世纪70年代由志愿者建立起废弃物回收站的社区。几年之后，一个名为Recycle Ann Arbor的志愿者组织开始了道路垃圾回收计划。如今，Ann Arbor市政府向市民按周收集23类可回收物，按季收集4类院落残垣废料。这些努力，加上家喻户晓的家庭混合堆肥、废弃物回收处理和密歇根的容器处理议案的影响，让Ann Arbor转换了52%的垃圾。Recycle Ann Arbor为提供垃圾回收利用服务的城市合约竞价，一贯地胜出。

这种大量级的垃圾转换有助于降低费用。比如在1996年，Ann Arbor每吨垃圾回收利用和混合堆肥耗费71美元，较之每吨垃圾收集和处理费用却是86美元。

像Ann Arbor之类高垃圾转换率、低成本的社区，为在全国上下改进地区垃圾回收利用计划的经济可行性的努力提供了榜样。

第四单元：潘伯敦街上的女士 艾伯特?迪巴特罗门 作者与妻子搬到一条叫作潘伯顿的小街上居住后不久,就结识了一位特殊的邻居 -- 梅布尔?霍华德。为了使社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她一生都在与乱扔垃圾、腐朽、混乱的现象

作斗争。下面是梅布尔?霍华德,这位广受爱戴的街区监督员的动人故事。

多年来,我和妻子苏一直想住到费城的中心城区附近。按收入状况，我们只能住在一条叫做潘伯顿的小街上的联体房屋。房子需要修理，但我手工活做得不赖，所以不担心修缮的事。 让我们担心的是这个街区。一些房屋已经失修。这儿的犯罪比我们过去见过的要多得多。但我们的街区似乎还可以，所以我们决定把房子买下来。一切收拾停当后，我们搬到新家。街上空无一人，但我感到有人在注视我们。苏在楼上测量尺寸，好装窗帘，我听到叩门声。 您好？”一个又高又尖的声音喊道。

我打开门，看到一位妇人，明亮的双眼既犀利又透着愉快。她至少65岁，清瘦，但 一点也不虚弱。恰恰相反。 她肌肉强健，看上去像只老鹰盯着它的猎物。 “对不起，打扰您了,亲爱的”，她说，“我是梅布尔?霍华德，这个街区的监督员。” 我对街区监督员的含义所知甚少。但我很快意识到街区监督员的作用就是提出城市的公益服务要求，向警方汇报纠纷以及组织力量保持街区的清洁与安全。 我把梅布尔介绍给下楼来的苏。“我是街区的监督员，”见我忘了提及她的头衔，梅布尔对苏说。

“星期二倒垃圾，”梅布尔继续说道，“星期一晚上七点以前不准把垃圾放到外面。动物有时会钻进垃圾堆，弄得一团糟，实在有碍观瞻。我得设法保持街区清洁。” “我们注意到了，” 我说。 “你们从事什么职业？”

我们告诉了她，我还顺便提到，我兼职做些手工活。 “喔，很好。”她拉长了声音说出最后一个词，语气就象是看到了美味的蛋糕似的。 我们继续客套着，直到我和苏不得不继续工作。我把梅布尔送到门口。 “看到那个牌子了吗？”梅布尔指着一根告示杆问道。只见在一张停车标牌下面刻着“梅布尔?霍华德 - 街区监督员”几个字。 “很不错，”我说。

十分钟后我们离家时，梅布尔正在打扫人行道。 清扫街区

住在潘伯顿街的第一天，一大早我们就被扫地的声音吵醒了。我向窗外望去，只见梅布尔正挥动扫帚沿街扫地。

第二天早晨也是如此，此后天天如此。 不久，我知道梅布尔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开始的。细雨中，她仍在扫地；落叶飘舞的风中，她在扫地；大雪天，她在扫地。这样的天气里，我们只能对她摇头。

然而在搬来的第一天早上，这一切对我来说还都是陌生的。 我睡不着，于是就起床开始换前门的锁。不久梅布尔过来了。 “早上好，亲爱的，”她先开口说。“多好的一个工具箱啊，”她似乎真喜欢它。“我有把锁需要换一下，也许你能帮我？” “当然。”

梅布尔回去继续扫地。我听到她一边扫着破碎的小瓶子，一边嘟囔着。她说，“渣滓”，厌恶地摇着头。

后来，我帮梅布尔换了锁。第二天早上，我发现门口走廊的地板上有个信封，里面有三美元和一张致谢的便条。便条的最后潦草地写着“爱你的，梅布尔。”

我知道梅布尔想付给我钱，但是我不想收。所以当她在教堂做礼拜时，我把信封投进了她的信箱里。

当天下午，信封又回来了，我再次迅速地退回。很快，梅布尔的丈夫贾维斯出现在我家门口。

“你必须让她付给你钱，”说着，他把那个信封交给我。“要不，她晚上会睡不着觉的。”我不想对梅布尔的失眠负责，于是就收下了那三美元。 小巷的门

一个夏天星期六的早晨，不到七点半我就带着工具箱离开家，朝街道拐角附近的巷口走去。 “早上好，梅布尔,”当我赶上她时说。 “早上好，亲爱的。” “我正要去修巷门。” “呀，太好了，”她说，跟着我向巷门走去。 这扇木门已失修多时， 用她的话说，“只有老天知道”那些“渣滓”是怎么用这条巷子的。好几个星期以来，她一直要我把破木板换掉，在门上加把锁。我终于明白她的用意了。为什么仅仅因为这条小巷是公共财产，就该成为野蛮攻击的目标？

不一会儿，贾维斯手拿日报过来了。他做了一辈子的厨师，早已退休，现在每天在一家天主教学校的自助餐厅工作几个小时。他告诉我，他喜欢那些孩子们。在贾维斯的帮助下，门很快就修好了。梅布尔开始打扫地上的锯末，我则收起工具。

她凝视着整个街道。明媚的阳光照在西边窗户的上半部，窗户似乎变成了赤黄色的距形。蓝色的天空则象是涂满了釉彩。 “我喜欢美丽整洁的街区，” 梅布尔说。 “这街区看上去的确很棒，”说着，我把门钥匙交给她。 街区大扫除

不久，我参加了我的第一次街区清洁工作。提前两个星期，梅布尔就在告示杆上张贴了一张布告，敦促我们在指定的星期六把各自的汽车开走。大扫除的前一个星期，她又把通知投进我们每一家的信箱。星期五，她再次提醒了每一个人。

星期六一大早，我听到梅布尔挨家挨户地敲门，喊醒我们去把汽车开走。她的声音里透着某种好战的情绪，似乎那些不遵从她号令的都站到了黑暗势力的一边，要对乱扔垃圾、颓败、破败负责。

当我泊好车返回时，碰到了邻居迈克?加西亚，他穿着拖鞋，睡眼惺忪的样子。 “我们为什么非得起这么早干这些活？”我抱怨道。 “因为是老板这么吩咐的，”他笑道。

车子都开走后，整个街道都露了出来。消防水龙头喷出大水，邻居们组成方阵，挥着扫把将水和灰尘顺着街道扫过去，原来那种不和谐的景象很快消失了。水珠在晨曦中闪闪发光，整条街道流光溢彩。

大扫除具有感染力。几个邻居在冲洗窗户。其他的则清扫着自家的窗格子。梅布尔好像总能突然出现在任何地方进行指导。

太阳越来越亮，气氛变得欢快起来。那些平时过往时才见面的人，现在在一起交谈甚欢。我在城市生活多年，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

我在擦洗宣布梅布尔为街区监督员的布告牌。“我很开心，”我对迈克说。 “我也是。” 债务

今年，梅布尔上了年纪，她只能在天气好的时候扫扫街。街道有些脏了。 最近，我路过她家，帮她修吸尘器。“你好，亲爱的，”进门时梅布尔拥抱我说。她如今不再是清瘦而是瘦骨嶙峋。我言不由衷地告诉她：她看上去气色很好。

第二天早晨，门口地板上的信封里放着三美元。很久以前，我就不再试图把钱还回去 -- 即使我欠她的比她欠我的多。

晚些时候我走到街上，看到一叠广告单随风飘落。我无法忘记这一幕。午饭后，我拿了一只

垃圾袋走出家门。犹豫了一会，我走下台阶来到街上捡拾散落的物品。 我感到有一点不自然，但是，我知道梅布尔波会为此高兴。我自豪地称她为我的监督员。

五、母亲的位置 唐娜?加玛科 多萝西觉得自己老了，开始怀疑起自己在家里的位置。现在她想搬出去住，开始新生活。为什么她要一个人生活？她真的想离开儿子和儿媳吗？阅读下面这篇文章，找找问题的答案。

多萝西掀起卧室窗帘，看看窗面，天灰蒙蒙的，雨还在无声无息地下着。“又是灰蒙蒙的天,又阴又暗，”她喃喃自语道。实际上，去年的干旱后,这雨是大受欢迎的。 “老气横秋，灰不溜秋，郁郁寡欢，象我一样，”她对自己又说了这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她的头发并未全白，只有五十多岁，实际还是中年 -- 这一点，她自己也清楚。她平日的行为举止，远远看不出实际年龄 -- 无论从哪方面都看不出。她象过去一样能干 -- 忙家务,在花园里种花、除草，开着拖拉机帮忙干农活 -- 尽管有些事情她做起来不如以前那样利索。她的儿子蒂姆两三年前就建议她不必再开拖拉机了。不过那是因为确实没有必要，而不是因为她老了。那她为什么会突然觉得自己老了呢？ “都怪这场雨，”她嘟囔着。可是，当她透过窗户，看到蒂姆冒着大雨匆匆从猪圈跑到牛棚时，她就知道是为什么了。当然，昨晚与蒂姆的妻子詹妮吵架过后，她就知道了缘由。 哦，那也不是真的吵架，只不过是争论花园该建在哪儿。詹妮想让花园靠近住房，孩子出生后她也能兼干些活儿。多萝西认为，屋子旁边的那块园地应该空着。她俩让蒂姆作最后决定，结果蒂姆支持詹妮。于是多萝西晚上八点半就气冲冲地上床了，感到苍老无力，孤立无助，从来没有这么想念过史蒂夫。

史蒂夫 -- 多萝西的丈夫 -- 十年前去世了，那时蒂姆年仅二十岁。蒂姆中断了大学的农学课程，回到农场干活。他象特洛伊人一样辛苦地工作，偿还父亲欠下的债务。最初多萝西和他一块干，一直干到他能完全上手；于是，她就逐渐把更多的农活交给蒂姆做，自己专心伺弄花园，种些花草，操持家务。 两年前蒂姆结婚了，但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刚开始，多萝西还在想如何安排才算妥善，因为她呆在家里，詹妮又搬来住。多萝西知道：对詹妮来说，住到婆婆家，还让婆婆来掌管自己的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他们婚后，一切真的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每个人都适应了。詹妮婚前在镇上的土豆加工厂工作，婚后还继续在那里上班。多萝西主动把一部分家务活让詹妮做，偶尔还让她做几顿饭，但是家里大部分的日常家务仍由她自己操持。詹妮白天有时上班，有时睡觉，得看她在厂里上什么班。大多数时候她上夜班，白天她一直睡到下午四点左右。

洗洗刷刷仍是多萝西的事，还有整理园子和花坛的活。她照旧开车到田里给蒂姆送饭。秋收或春耕时她有时候还开卡车。她还没准备退休呢！ “但看来我必须得退休了，”她喃喃自语，一边转过身去穿衣服。“昨晚只露出了冰山一角。剩下的很快就会都显露出来，”她想。

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蒂姆和詹妮的孩子还有两个月就要出世了。上个星期，詹妮辞去了土豆加工厂的工作。“我再也弯不下腰了，”她说。“不管怎么说，我也需要时间为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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