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整合的思考_重读福泽谕吉的_文明论概略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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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卷第1期2008年3月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 unan In ternati ona l E cono m ics Un iversity
Vol 8No 1M ar 2008
[收稿日期] 2007-10-31
[作者简介] 李红霞(1978-),女,河北保定人,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关于文化整合的思考
重读福泽谕吉的 文明论概略
李红霞
(中山大学,广东广州 510275)
[摘 要] 在 贸易和战争 充斥、弱肉强食的背景下,帮助日本解脱于国体即将不保的危机性现实是
福泽谈论文明、进行文化选择的旨归。对于日本亟待摆脱的危机而言,他提出建立欧洲式的民族国家的构想,但在学习西方文明的视野中,本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具有什么独特的价值,如何以本民族的文化基础与西方的文化进行整合, 文明论概略 未能详细加以探讨,从而使其对现代化的理解呈现出一种深刻的片面状态。
[关键词] 福泽谕吉;文明;智慧;道德
R econsi deration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A fter R ereadi ng C ivilization Theory Outli ne by Fukuza wa Yukichi
LI H ong -x ia
(Sun Yat-Sen Un i v ersity ,Guangzhou 510275,Ch i n a)
Abstract :U nder the background t hat trades asw e ll as w ars fl ood and the weak falls v icti m to the strong ,it i s t he pur -pose of Fukuzaw a Y uk i chi s ta l king about cu lt ure and carry i ng on cu lt ura l cho ices to he l p Japan get r i d o f t he critical rea lit y
o f be i ng co llapsed .A s far as the c risis Japan urgentl y needs to cast a w ay is concerned ,Fukuza w a po i nts out the i dea o f bu ildi ng an Europe-st y le nati ona lity .But i n h i s w orks C iv iliza ti on T heory O utline ,he d i dn t expla i n in de tailwhat ki nd o f spec i a l value tha t na tiona l cu lt u re occupies i n t he wo rl d s cultura l syste m i n the process of study ing W estern culture .And he di dn t exp l a i n we ll ho w t o i nteg rate western culture on t he bas i s of nati onal culture .T hus ,his comprehensi on to m od -e rniza ti on appears to be pro found but unilate ra l state .
K ey w ords :F ukuza w a Yukich ;i c i v ilization ;w isdom ;mo ra lity
福泽谕吉是日本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家。曾三次游历欧美,著书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批判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并反对相信神佛等宗教迷信,主张学习对人生实际有用的 实学 ,强调智慧的重要,实现文明是人类的理想。其主要著作有 劝学篇 、 文明论概略 、 帝室论 等。
文明论概略 是一篇关于国家独立和自尊的启蒙宣言。福泽谕吉总结出日本国民风气之病症的一个最重要症状是:由于长期权利偏重导致人民思维的单一化和绝对化。立论之初,福泽就郑重地专门以一章的篇幅先来确立议论的标准,提出要以相对的态度来谈论问题。这本身就是对他概括为 权利偏重 导致的思维绝对化的挑战。书中还有多处体现了他立论的谨慎。比如,承认文明的发展是无止境的,西方文明尚存在很多缺陷,只是在他所处时代是当时最先进的文明。尽
管文明发展要以西方文明为目标,但要清醒意识到,西方文化并非日本追求的止境,而是存在诸多缺陷。比如主动发起战争,盗窃和杀人现象很多,或者党派纷争、外交上玩弄权术等,因此这种文明也要不断进化,但从相对角度看, 现在的欧洲文明,仅仅是以现在人类的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而已 。
[1]
在结论性的 论我国之独立 中,福泽说: 文明的含义十分广泛,凡人类精神所能达到的领域,莫不属于文明的范畴。在世界各国当中夺取本国之独立,只不过是整个文明论中的细枝末节 。他只是针对现有文明阶段的需求而着重讨论这一问题, 至于彻底探讨文明的蕴奥和作深入的研究,只好留待将来以后的学者去完成了。
阅读之初,读者很容易被福泽这种谨慎的相对化思维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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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然而随着阅读过程的展开,却渐渐感到其论述中存在的不容辩驳的绝对性。书中对重点三个问题的阐述都体现了这种明晰的绝对性:一是赋予 文明 以独特的具体内涵;二是主张在学习西方文明时应重精神而轻外形;三是在文明中重智慧而轻道德。这三个问题的解决全部服务于一个观点,即在 战争和贸易 的世界中保持国家政权独立是现阶段最文明的选择。绝对性和单一化是福泽强烈否定的思维方式,但是什么驱使他的论述走向了绝对化呢?
一、 文明 内涵的逐渐确立
民族主义及其在政治上的实现 民族国家的建立,是19世纪欧洲(英法两国除外)大部分地区追求的主要目标。[2]由自主的个人组成市民社会,它与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一起成为政治共同体即国家的内在结构,之后由国家政治上的主权论和经济上的重商主义同心协力,不断增强国家实力,必要情况下采取战争的方式来扩张自己,这是19世纪欧洲各国现代化的典型图景。乐于不断改进的功利主义、对未来无限的乐观态度和个人独立自由思想,这些文艺复兴为之奠定基础的欧洲启蒙思想因素,在福泽对文明的论述中都明晰或隐约地得到呈现。作为启蒙精神最大体现的政治哲学上的国家主权至上论,在福泽论述下更是被着力强调。福泽对国家主权、对法制、对贸易和战争等的反复强调,都是出于对上述欧洲国家现代化图景的憧憬,从对 文明 的论述过程中可以捕捉到他对日本现代化路径的基本设想。
文明 在书中因论述力度的需要多有变动,成为一个相对的词语。在论述中,作者逐渐将 文明 的内涵缩小,明确了日本文明的迫切任务和发展方向,极大增强了论述的力度。
首先是依据进化论进行文明的比较,确立进化的目标。何谓 文明论 ?福泽谕吉在序言中就开门见山地提出: 文明论 是探讨人类精神发展的理论 。
尽管福泽认为文明包括人类精神的所有领域,但紧接着他就从进化的角度将文明概括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一种 逐渐摆脱野蛮状态而逐步前进的东西 。 文明的本旨,是随着人事的日渐繁杂而前进 , 文明的特点是人事纷纭。交往越频繁,思想活动也必然要复杂起来 。他将文明划分成三个阶段,它们遵循从野蛮到半开化再到文明的发展顺序。 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 空间各异的各国关系被处理成为时间上的 传统 与 现代 的关系。 现代的文明 被描述为这样的氛围:有系统规范但能充分实现人的自由,崇尚将来,学术讲求 实用 ,工商业发达,个人掌握自己命运而不必仰赖权威等。
从进化论角度看,竞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依据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 以及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的法则,每个民族必须不断进步,否则会在残酷的竞争中遭到淘汰。福泽对日本当时的判断是:除了自然风景可以炫耀一番外,与处于 现代 阶段的西方文明相比,日本显然落后了,面临被殖民地化的危机。在弱肉强食的背景下只有顺应竞争的法则,发奋增强自己的实力以摆脱危机求取独立,那就只有向 现代 文明的象征即西洋文明学习。
在 论文明的涵义 一章,文明的含义更为明确, 文明一词英语叫作 C i vili zati on ,来自拉丁语的 C i vilidas ,即国家的意思。所以 文明 这个词,是表示人类交际活动逐渐改进的意思,它和野蛮无法的孤立完全相反,是形成一个国家体制的意思。 文明就是指人的安乐和精神的进步 ,这两者的实现要靠人的智慧和道德水平的提高, 因此,归根结蒂,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 。1862年,日本翻译家崛达之助在 英和对译袖珍辞书 中将 C i v il-i zati on 翻译为 举止优雅 。[3]比较之下,可见福泽将 文明 与 国家 对应是有其匠心独运之处的。
到 智德的区别 ,对日本亟待解脱的独立性危机而言,文明的内涵更偏重指国民的智慧,更确切地说就是所谓 公智 ,即判断事物的轻重缓急,根据具体时空采取相应对策的才能。
在收束全书的 论我国的独立 一章,福泽仍是将文明与公智紧密联系。在国家独立性受到严重威胁的关头,国民齐心捍卫国家独立是当务之急,首先解决这一问题就是最智慧的表现,也就是推进文明的表现。
文明与国家独立在这一章近乎同义, 所谓国家的独立,国家的文明,是指一国的人民团结一致保卫国家独立,维护国家权利和尊严而言 。现今的世界既然是 贸易和战争的世界 ,一个国家只能认清时务,在贸易中争得利益,在战争中夺取胜利,求得 国富民强 ,才能赢得本国人民的自豪和其他国家的羡慕。在这种背景下,战争 是伸张独立国家的权利的手段,而贸易是发扬国家光辉的表现 。[1](P175)西方的文明精神逐渐被抽象为能保住国家政权并勇于、善于贸易和战争的能力。这些能力显然靠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改革军事制度和经济制度就能够形成和提高。所谓文明的精神就又落实为科技和制度。这与 先求其精神,排除障碍,为汲取外形文明开辟道路 中的 精神 似乎有很大不同,更侧重理性的科学精神,而不是国民独立自由的精神气质。
至此,一种颇富明治时代特色并对之后日本国民影响深远的文明观正式确立。
西方文明赋予日本的巨大压力激发出福泽等启蒙者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这种自尊心没有导致他走上保守的抵制西方文明的道路,而是驱使他呼吁日本国民深刻反省本民族的文化,积极广泛地与西方人交往,在磨练中保持实力,但他提醒人们,交往的时候必须时刻铭记:一切是为了自保,而不是为了世界大同。 也许有人认为,人类不应该仅仅以本国的独立为目的,而要看到更远大而高尚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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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不错,人类智德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当然应该是崇高的,不应计较国家的独立这样的事;不应仅仅以免于受外国的欺凌称为文明。但在目前世界的情况下,在国际关系上,还谈不到这样高远的问题。
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从一个时空对另一个加以客观的评价总是比较容易的事情。我们今天用全球化的、世界一体的眼光去批评这种观点,可以说福泽尚未从整体上对世界文明进行观照。但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实体性的世界又何尝存在呢?世界存在于各国关系之中。在国家的存在尚属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世界就显得更虚幻了。福泽强调,在救亡图存的阶段,最迫切的是独立,切不可误以为存在与国家不相干的文明,甚至因此对危害国家独立的文明现象置若罔闻。看到停满西洋各国船只的本国港口或陆上雄伟的大厦就沾沾自喜,殊不知本国只是西方文明的侨居地,而这些侨居的文明会从商业上迫使日本走向贫困,甚至吞噬日本的独立,如同美国对待印地安、英国对待印度那样。
他所提倡和实践的相对化思维,到了书的结尾,悄悄滑向绝对化,国家政权成为文明的目的和标准。然而,民族国家的确立是否是现代化的唯一途径?所谓独立,除了指保护国家的政权,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外,是否更包括形成一国在世界事务中独立的思想和主张,创造一条独立的现代化道路?
二、由文明 精神 入手渐及 外形
福泽谕吉认为 文明的外形易取而文明的精神难求 , 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 (P14)。这一观点对各国进行现代化改革都是很富启发性的。
西洋文明的来源 和 日本文明的来源 集中对两种文明 精神 层的明显区别进行论述,以唤起读者的社会批判意识。福泽认为,比较起来,西方文明的特点是 对人与人的交往问题看法不一,而且各种看法互相对立,互不协调 ,最终融为一体,成为产生民主和自由的源头;而日本文明的特点是身份、门第等 道德纲常 支配着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上古以来从未改变的权力的偏重导致智慧受到窒息,产生了思维的单一化以及长期单一氛围造成的思维绝对化。产生这种风气的原因要从国家体制方面寻找,西方文明是君民共治的政体,宗教、贵族、平民等都可以各执一词,互相辩驳;日本文明是所有权力完全集中于王室,属于专制统治,王室下又分成无数等级,宗教、学术、贵族、武士、平民等都附属于政府,绝对没有独立发言的权利和意愿。
西方文明精神中国民独立自由的精神面貌与 智 所包含的理性思维一起,成为西洋文明胜利的秘诀。日本人则被 权力的偏重 严重束缚而止步不前。导致这种区别的原因很多,其中作为日本文化核心价值之一的儒学格外值得注意。儒学被福泽进行了全面有力的批判。在不否认其历史贡献的前提下,福泽指出了儒学的几点弊病:一是本身的发展完全附属于政府,没有学术独立;二是以自己注重等级划分(包括社会阶层的关系和性别关系)的学说鼓吹和助长了权利偏重的风气;三是以 礼乐 之法教化民众,使其奴化,达到愚民效果;四是崇古思想导致文明止步不前;五是在学术风尚方面崇尚理论, 专讲人伦社会的道理和礼乐六艺之事,一半是属于有关政治的学问 ,与西方以实验为主明显不同。由此福泽甚至得出结论说儒学 只是在古时有贡献,时至今日已经不起作用了 。
那么最困难的精神问题如何顺利解决?显然不能靠外部的或说是 器物 层来完成,也不能完全求助于政府的政令法律等 制度 ,唯一的方法就是 顺应人民的天性,消除弊害,排除障碍,使全国人民的智德自然发展,使其见解自然达到高尚的地步。 这里说到的 人民的天性 很值得琢磨,毕竟没有类似一张白纸似的纯粹的 天 性,日本民族的精神已经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了稳定的个性,要进行改变,只能是在已有的文化特性和西方的文明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才是。 今天我国的文明,将是一种所谓从火变水,从无到有的突变,这种变化似乎不应单纯叫作革新,而应成为首创。 这话对技术的引进来说适用,但对于伦理价值的变革而言就过于简单化了。令人遗憾的是,恰恰是这最重要的问题没有被予以充分深入的讨论。
福泽始终是从日本本国的国家主义的角度来看待文明,在主动汲取西洋文明的积极姿态中,并没有超越日本与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没有以平等对话的姿态来面对西方文化。日本文化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独特价值是什么,书中却语焉不详。日本如何以本民族的文化基础与西方的文化进行衔接,他也未能详细加以探讨。
社会事务的复杂化可以促进身心需要的增加,产生精神活动的活跃,各种事业势均力敌,智力的作用格外凸显,权利偏重的现象也就自然减少。所以使社会事务复杂化是减轻权利偏重的一个途径,至于如何彻底消除,不属于这本书讨论的范围。福泽说自己只是揭出病苦、引起现代政治家疗救注意的作用。在福泽的论述中存在一个循环:权力偏重不是单个统治者瞬时形成的特质,而是全国民众的风气使然,而民众之所以如此又起因于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的长期格局,这样就形成一个逻辑的循环。至于如何颠覆这种局面,又显然涉及到破除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的问题,但福泽又显然是维护天皇制度的。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从1868年开始,经过近二十年对西方思想的反复筛选,日本最终确立了以儒学道德观为基础,以国家为本位的近代社会伦理观[4]日本将儒家的价值理念和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一种奇特的融合。福泽所希望的 富国强兵 实现了,国家政权保住了,但精神的内核变化不大。器物制度层发生了变化,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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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并没有很大改变。
文明论概略 中强调独立和自尊,以赞美的口吻谈到西方的个人奋斗精神,经过比较,认为日本武士没有西方的个人独立精神,从而呼吁日本人突破门第等级观念。但总体上看他并未对无所顾忌的个人主义加以褒奖,甚至是颇有微辞的。他将智和德细致划分为私德、公德、私智、公智,并将公智作为首位。始终把个人和国家联系起来,以国家为前提,以为国家服务为旨归来谈个人,个人是国家独立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这是19世纪欧洲国家民族主义者的重要观点。[5]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个人的自由和选择,个人价值在社会中的全部实现,这些自由主义者反复强调并一度作为西方社会制度重要评判标准的问题,在民族国家创立者包括福泽眼中并不受重视。事实上,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天皇神话也没有被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摧毁。
明治维新前日本的社会结构是 一个很严格的层次组织。这样的层次组织次序分明,而且各层之间有不同的行为模式。日本的这种社会结构准许相对少数的领导人物于一代人之间在军事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做深彻的改革。至于在政治制度方面,日本能够依照西方的民主型模至少作表面的改造。 [6]权力的偏重造成的国民人身依附性格,正好帮助自上而下的改革得以比较顺利的实施,日本人克制自己的意见和欲望,保持全体一致以求取安全感的性格,即对 公德 、 公智 的推崇,在其中或许起了相当大作用。
精神 的改变是为智德提供一个自由伸展的空间,但在上文已经谈到,在 国家独立 的目标统辖下, 精神 要为哪一种智慧提供空间是需要具体考察的,智慧既然已经被福泽具体化为战争和贸易的能力,那令人遗憾的是,他对 精神 的深远用心其实容易被实践者忽视或简化处理,其中的很多余裕是未曾展开的。
三、重智慧而轻道德
尽管福泽谕吉把智和德并列为衡量国民文明程度的标准,但他比较的结果是日本人的道德不一定比西方人落后,甚至由于泛道德化导致用道德衡量一切社会问题。上文谈到的儒教弊病的影响,使国民精神中出现了对文明发展很不利的因素,至于宗教救国的方案,他也是从 目前 的眼光出发而予以否定。毕竟,目前国界林立、贸易和战争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 过于狭隘,过于卑劣,过于浅见,过于偏颇 ,而作为德的一种,宗教所主张的四海一家等理想显得 过于宏大,过于善美,过于高超,过于公平 ,此两者是结合不起来的。
所以亟需改进的是智慧: 我们还在流行阴阳五行之说的时候,他们已经发现了六十个元素。我们还在以天文卜吉凶,他们已经制造了彗星历,并进而研究了太阳太阴的实质。我们认为人是居住在不动的平地上,他们已经知道地圆而且是转动的。 [1](P96) 从文学、技术、商业、工业等最大的事物到最小的事物,从一数到百或数到千 ,在他看来没有一样敢于与西洋较量一番。
智德的区别 里对道德和智慧的划分是福泽的独特创造,在人类事务复杂度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比较而言,他对私德的评价较低,而更看重其中的 公德 和 公智 ,对 公智 ,即判断事物的轻重缓急、根据具体时空采取相应对策的才能,福泽更是推崇有加,他对 公智 的解释和强调,更在于为总结性的第十章 论我国之独立 中的结论铺平道路,这前文已有述及。公智在福泽眼中甚至涵盖了道德,被他称为大德。道德依靠智慧的作用而能扩大领域;在提高公智的前提下,探究事物规律的私智才可能得以充分利用。智慧得到充分发展,不仅有助于解放被儒教等伦理道德桎梏的民性,更重要的是,科学发达导致对人生理心理的崭新发现,有助于建立更符合人类天性的道德,这才是智慧的卓越之处。福泽这种观点是颇富真知卓见的。
总而言之,道德的作用 轻而狭 ,智慧的作用却 重而广 ,私德的适用范围限于家庭,公智却适于处理复杂的人类事务。文明的根本在于提升公智,国民精神当以理智而不是道德为重心,将私德转化为公德,将私智传播为公智,才能适应和处理复杂的人类事务,才可以促进文明发展。
福泽对 智 的解释既包括科学技术成果,更包括法制这样的制度层面,还包括西方近代以来的理性、实证、经验主义以及进步观念和科学态度等精神层面。他对文明最广泛的定义和划分文明阶段的角度、标准,与 人类学之父 泰勒的观点非常接近。泰勒对文明的定义是: 文化,或文明,就其最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 泰勒将文明分成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分类的标准主要是 有没有工业,各工业部门发展的程度是高还是低,特别是金属加工制造、工具和器皿的制造、农业、建筑术等发展的程度是高还是低,科学知识的普及,道德基础的确定性,宗教和仪式的情况,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复杂性等 。[7]这种相似不是偶然的巧合现象,而是暗示了日本对自己国家未来的期许。但这相似的结论背后,西方和日本的文化基础是不同的。
西方文明中的理性、进步、实证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人权、科学观念等是欧洲近代以来在自身历史运行过程中自然确立起来的,衡量野蛮与文明的标准也是在这一过程中为总结自身文明而建立的,这些观念也都在不断改变的历史氛围中丰富着自身的内涵。针对技术成就,汤因比曾预言: 经验提醒我们,这种西方技术输出品很可能丧失作为外来文化因素的怪异性质,变成一切或大多数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构成因素。如果这种预见能够实现,那么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的文化接触就将变成这样一个问题:这些社会如何学会对付被西方打开的潘多拉的盒子里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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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及其在全世界产生的令人不安的后果。 [8]在他的预言已经实现以后,有趣的是,上个世纪以来,理性被西方人重新加以审视并予以批判,人们在西方思维传统以外寻找着能够补救理性思维偏失的良方,期待以此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关系,曾被泰勒定位为人类进化低级阶段的原始思维又重新成为西方人敬重、学习和效法的对象。日本没有经历类似欧洲近代以来这样的历史发展阶段,只是在 挑战 应战 的紧急状态中抽离出这些文明特点,使它们脱离了原有的历史性而成为超时空的信条,这种抽象的结果很容易使人陷入福泽特别反对的绝对化思维。比如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价值全盘抹煞,并以这种绝对化的 进步 观去打量周围,对比自己更 野蛮 的国家产生纠正和拯救的责任感等。
时至今日,我们对既要承认福泽论述智慧与道德关系时的真知卓见,同时对被他绝对化的 智慧 也需要重新审视。
四、结 语
福泽对西洋文明的赞颂那么明朗,对本国文明的批判那么犀利,他对自我的调整显得非常成功。从整本书中,我始终感觉不到一种熟悉的东西,那就是浸润于一种文明的个体面对另一种文明的那种矛盾感、被割裂的感觉以及伴随矛盾而来的痛苦,而这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如何解释这种阅读的失落呢?福泽的这种简洁明快或许与日本民族对外来文化的一种惯有心态有关联?日本奈良时期曾大量引进了中国唐代的文明,明治维新时期又积极引进西方文明,两次文明的引进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大大增强了日本的国力,对两种差别很明显的文明分别加以引进,日本人这么较小犹疑地大规模地引进外来文化,仅仅出于一种开放的心态吗?这么匆忙而成功的自我调整,是否埋下了什么隐患呢?
对于一个清醒的、真正洞悉西方文化的人来说,西方文明更接近于一种媒介,它使封闭单一的文化氛围中的人受到强烈的思想冲撞,有机会睁眼看世界。这种睁眼看世界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反思,并明确意识到自己的封闭如不加以改变必将被强国吞噬。为了保存自己,只有摸索着在复杂多元的氛围里重塑民族理想、重构民族主体,但重构显然并不意味着对本国文明的全盘否定,否则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表面上领土的独立和国家精神的被奴役。那么唯一的道路就是力争达到对两种文化的融会贯通,夹在外来文化和本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思想者,一方面要积极面对西方文明,另一方面更要回归传统文化,寻找自己的精神血缘,在西方文明能干和传统文明之间找到某种呼应,进而有所选择。这一理想和实现它的思想方法都必须与本国具体社会现实密切联系起来,取舍的标准只能是本国现实,在取舍过程中肯定也伴随着选择主体深刻的精神矛盾,鲁迅的 野草 就表达了这种痛苦。那些更关注当前的疗伤止痛的效果而没有在融会贯通上多加思虑的人,才能那么明朗简洁,几乎没有摇摆、挣扎和徘徊吧?
在西方剧烈的冲击和影响下,面对汤因比所言的 挑战 ,日本人给予了及时 回应 ,为了追求主权独立、跻身强国行列而热情借鉴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也许他们过于沉浸于从 目前 着眼的相对化的思维,对于 文明 的理解过于现实和单一,过于强调国家 战争和贸易 的水平,建立民族国家这条福泽为摆脱存亡危机而设的权宜之计,与日本国民精神中对外来文化很少犹疑的积极引进态度和远未被改变的极端化性格结合,逐渐演化为一条绝对化的思路。
在他们追求主权独立而建立民族国家的努力中,蕴含着对亚洲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 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及其以个人为单位的公民观念一方面是摆脱贵族制度和古代帝国的等级关系的政治途径,另一方面则是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内市场的形成、海外市场的扩展和私人产权制度)扩张的最好的政治形式 这一扩张从未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疆域内部。 在这个意义上, 入欧 的逻辑与 入亚 的逻辑可以视为日本现代性之一体两面。 [9] 文明论概论 不求理论的圆融,而求论述的力度,揭出病苦,呼吁治疗,确实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福泽谕吉本人也被称为 日本的伏尔泰 。正如福泽自己所说的,文明的发展是分阶段的,其内涵是相对的,国家独立的内涵也是如此,在一个阶段它几乎等同于富国强兵、国家主权独立,但从长远来看,独立必须是以审慎而不盲从的国家理想为前提的,主权独立只是全身心投入和实现这一理想的必要基础而不是全部内涵,否则会产生悲剧性的后果,日本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文明论概略 是一束启蒙的光,它的光晕之外,尚有无尽的幽暗和神秘等待人们破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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