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第十章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1.国统区国民党新闻统治的重建与新闻界的抗争

国统区新闻事业中心的转移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统区新闻事业的中心向上海、南京一带转移。这是抗战胜利后新闻事业发展出

现的第一个动向。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凭借其手中掌握的政权与法统，抢先在收复区扩展它们自己的新闻事业。1945年9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颁布了《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规定：“敌伪机关或私人经营之报纸、通讯社、杂志及电影制片、广播事业一律查封，其财产由宣传部会同当地政府接收管理。”根据这一法令，原沦陷区的敌伪报馆、电台、通讯社等各类新闻机构全部成了国民党的囊中之物。9月5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总编辑陈训志以出席南京受降仪式为名，由重庆飞回南京，接收了汪伪《中央日报》、《中报》和兴中印刷所的设备与资财，在战前旧址重建起忡央日报》馆。在广播事业方面，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也早在1945年8月下旬就开始派员分赴各地接收日伪电台，并将其改建为国民党的官办电台。至1946年5月，国民党当局接收并改建的广播电台共ZI座，大小广播发射机41部，总发射电力为274千瓦。

上海历来是中国新闻事业的中心。在战前，《申报》、《新闻报》等民营商业性大报地位巩固，影响广泛，国民党报纸根本无力与之竞争，成了国民党当局的一块心病。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仅恢复出版自己的报纸，还抓住上海民营大报为敌伪劫持的把柄，将它们改造成国民党的准党报，使上海成了国民党党报的天下。1945年8月23日，即日本宣布投降后第九天，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吴绍澎接收、利用伪《平报》的设备资财，恢复出版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机关报《正言报》；8月30日，安徽屯溪《中央日报》社长冯有真派人回沪接收伪《新中国报》，出版上海《中央日报》；10月6日，《民国日报》在胡朴安主持下复刊；1946年元旦，《和平日报》上海版创刊；6月，国民党人主办的《东南日报》也跻身上海滩，出版该报的上海版。蒋介石亲自审批国民党中宣部拟定的《上海敌伪报纸及附过报纸处置办法》，并对如何处置《申报》、《新闻报》多次作出指示。据此，国民党中宣部拟定了《管理申报新闻报办法》和《申报新闻报报务管理委员会组织规程》等文件，在名义上保留了《申报》、《新闻报》的名称，同意两报于四四月间恢复出版，但两报必须组建由国民党要人任主任的报务管理委员会。《申报》的报务管理委员会主任由潘公展担任，《新闻报》的同一职务由肖同兹担任。通过这一措施，国民党实际上接管了申、新两报及其附属事业。 至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时，国民党在接收敌伪新闻机构的基础上，重建起一个较战前更为庞大的国民党新闻事业网。以报纸为例，国民党中央直接主办的报纸即中央直辖党报发展到23家，总发行数约45万份，省级党部主办的报纸27家，总发行数约14万份。此外，国民党人士主办的准党报、县市级党部主办的地方党报以及国民党军方主办的报纸，也为数甚多。

国民党报团组织的出现，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战后，国民党集团重新制订了党报企业化计划，实施企业化政策。《中央日报》社等中央级新闻机构，均按照《公司法》改组为企业组织，并逐步发展为报团组织。例如，《中央日报》社，在战后发展成一个拥有12个分社的报团组织，在南京、上海、重庆、贵阳、昆明、桂林、长沙、福州、厦门、海口、沈阳、长春12个城市同时出版报纸，影响遍及全国；《和平日报》社也拥有9个分社，在南京、上海、汉口、重庆、兰州、广州、沈阳、台北、海口等9个城市同时出版报纸。《武汉日报》社。《中山日报》社、《东南日报》社等也发展成小型的报团组织，在其他城市也出有分版。

面对国民党集团大肆抢夺新闻阵地的情势，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9月14日，正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转华中解放区负责人，指示华中解放区尽快派人去上海、南京等地办报：“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根据国民党法令，可以先出版后登记。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除日报外，其他报纸、杂志、通讯社、书店、印刷所、戏剧、电影、学校、工厂等方面无不需要，就近请即先到上海工作，在今后和平时期中有第一重要意义，比现在华中解放区的意义还重要些，必须下决心用最大力量经营之。”

在上海，早在1945年8月16日，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就领导创办了《新生活报》（9月1日后改名为《时代日

报》）。该报以苏联塔斯社主办的俄文《新生活报》中文版的名义出版，并聘请苏商匝开莫担任发行人，但实际负责人则是中共党员姜椿芳。毛泽东、周恩来电报发出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华中解放区立即派出一批新闻文化战士赴沪，同沦陷时期留沪坚持斗争的同志一起，又创办了一大批报刊，将党在上海的办报活动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联合日报》，1945年9月ZI日创刊。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提出的争取在上海办一份民间日报的建议，由重庆派至上海的原重庆中外出版社负责人刘尊棋、王纪华等人筹建，而发行人却是美国新闻处的。该报声称“以纯粹民间资本，无党派立场，发挥民间舆论精神”。11月30日，该报被国民党当局指令停刊，后经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又于1946年4月15日恢复出版，改名《联合晚报》，由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直接领导，刘尊棋、陈翰伯等七人任社务委员会委员，陈任总编辑兼秘密党支部书记。该报的《复刊小言》明确宣称其”始终不移的职志是为人民服务”，“惟一的依靠是广大的读者”，“要讲出人民要讲的话，报道人民要知道的事情”。《建国日报》，1945年10月IO日创刊。《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于9月22日返沪筹划出版，原拟恢复《救亡日报》原名，后经周恩来交代改名《建国日报》，但报头栏标有“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一行字样，以示其与抗战初期创刊的《救亡日报》一脉相承。周恩来还就该报的办报方针与宗旨作了指示：要争取公开合法，重点放在反对内战，争取民主；是民报，与党报（指《新华日报》）分开。这张4开的报纸一出版，即因其内容充实、文字简短、敢于说话等特点而吸引了大批读者，但仅出版了15天，于10月24日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查封。《文革》周刊，1945年10月9日创刊。该刊是一份文摘性刊物，以转载重庆、成都等地报刊的进步文字为主，旨在将内地之民主运动扩展至上海。初由孟秋江主持编务，1946年6月改由黎澎接编，后又陆续吸收陈子涛等参加刊物工作，并逐步改版为时事政治性刊物。《消息》半周刊，1946年4月7日创刊，该刊以报道时事政治新闻为主，姚臻等主编，在形式上独具一格，具有报纸与杂志的双重特点。在此期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还在民营电台纷纷申请复业之际，秘密创办起党在国统区惟一的一家广播电台??“中联广播电台”，以上海市文化运动促进会的名义开办，1946年3月初开始播音，至7月间被国民党当局借口整顿而查封。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电报的精神，《新华日报》社于1945年底派人至上海、南京两地设立筹备处，筹划上海版和南京版的出版事宜。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代表团迁至南京。上海工作，并将《新华日报》总社迁至上海，拟出上海版与南京版，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则改组为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报。5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等抵沪专事筹办事宜。对此，国民党当局百般阻挠与刁难，致使上海、南京两地的《新华日报》始终未能面世。由于《新华日报》的出版困难重重，因而中共中央决定先将《群众》杂志由重庆迁至上海。6月3日，《群众》第问卷第5期在上海出版，并由半月刊改为周刊，担负起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宣传重任。

在北平，国共两党于1946年1月签订停战协定，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接着，中国共产党利用在北平可以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立即筹办党的新闻事业。2月22日，中共在华北地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解放》报创刊，初为3日刊，自第27期起改为双日刊，由徐特立任社长；北平《解放》报宣称“以致力于和平民主建设为宗旨”，其发行量高达5万份，超过天津《大公报》。同日，新华社北平分社也宣告成立，钱俊瑞任社长。但是，北平《解放报》和新华社北平分社自创建第一天起就开始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钳制与破坏。4月3日，国民党当局竟以“查户口” 为名，逮捕了北平《解放》报和新华社北平分社的39名工作人员，后经全国新闻界抗议和中国共产党的交涉，才被迫释放。5月29日，北平《解放》报和新华社北平分社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在华南地区，党的新闻事业也迅速发展。1945年9月初，中共中央电告中共广东区党委：迅速派人去广州、香港开辟宣传阵地。根据这一电报的精神，中共广东区党委立即作出决定，由东江纵队《前进报》派出骨干赴香港办报。两个月后，战后党在香港创办的第一家党报《正报》于 1945年11月13日创刊，初为4开3日刊，自第15期起改为双日刊，1946年7月ZI日起改为杂志型旬刊，后改为周刊。出至1948年11月13日，因党在华南地区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而自动停刊。该报除了在港澳和华南地区广泛发行外，还远销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在海外华侨中也有巨大影响，最高发行量达2万份。1946年1月4日，《华商报》在香港复刊，并由晚报改为早报，是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报纸。 抗日战争胜利后，其他进步人士和民主党派的报刊也纷纷创刊或复刊。在重庆，中国民主同盟先后创办了《民主星期刊》、《民主报》，人民救国会创办了《民主生活》周刊，民主建国会创办了《平民》周刊。《民主星期刊》创刊于 1945年10月5日，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刊物，邓初民任主编，陶行知任发行人。《民主报》创刊于1946年2月1日，初为 4开小报，后扩版为对开大报，为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的机关报，由张澜任发行人，罗隆基任社长，

马哲民任总编辑。在上海，民主进步力量出版的报刊主要有：《文汇报》，是上海。‘孤岛”时期创刊的著名抗日报纸，于1945年8月18日恢复出版，以号外形式出版，至9月6日正式复刊。《周报》，创刊于1945年9月8日，唐投、柯灵主编。《民主》周刊，创刊于1945年10月13日，由生活书店出版，郑振锋任主编。在其他地区，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出版的报刊还有在香港（后迁广州）出版的《人民报》、在成都出版的《民众时报》、在桂林出版的《民主星期刊》等等。

资产阶级民营商业性报刊在夹缝中求生，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战前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大城市出版的一批著名商业性大报，在抗战胜利后纷纷迁回原地，其中不少报纸还在其他城市增设分社，出版分版，力谋事业上的发展。《大公报》在战后发展成为一个拥有4个分版（上海、天津、重庆、香港）的报团组织。陈铭德、邓季惺夫妇主办的《新民报》战前仅在南京一地出版，抗战期间在重庆、成都两地同时出版，战后发展成为拥有南京、上海、北平。重庆、成都5个分社和日、晚刊8种的报团组织，报纸总销数约12万份。成舍我的“世界”报系、天津天主教报纸《益世报》等，也都有一定的发展。

资产阶级民营广播电台也不例外。为了遏止民营电台的发展势头，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于1946年2月公布了《广播无线电台设置规 则》，对电台的设置、公布、数量、功率以及广播内容等各方面均详加限制。国民党交通部上海电信局还奉命自3月起对上海民营电台进行整顿。6月，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决定，“由交通部限制上海民营广播电台数目，绝对不得超过20座”，并“由交通部指令10个频率（在700千周以上）分配以上20台轮流使用”，“余由凇沪警备司令部执行封闭”。据此，上海54家民营电台被封闭，仅剩的22家民营电台中绝大多数电台必须同其他电台合用一个频率。

“拒检运动” 与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仍沿用战时的一套办法，严密控制新闻界，国统区新闻界对此掀起了一次又一次争取

新闻自由的浪潮。其中以1945年八九月间发生的“拒检运动” 声威最大。8月7日，重庆国讯书店在其他进步出版机构的支持下，不送国民党当局审查而自行出版了黄炎培撰写的《延安归来》一书，揭开了“拒检运动” 的序幕。该书是作者应国讯书店之请，将其7月访问延安的见闻整理而成的访问记，翔实地记载了中国共产党各项政策的实施情况和解放区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成就。接着，进步人士张志让、杨卫工、傅彬然三人又起草了重庆杂志界宣布“拒检”的联合声明，由《宪政》月刊、《国讯》杂志、《中华论坛》、《民主世界》、《再生》、《民完》半月刊、《民主与科学》、《中学生》、《新中华》、《东方杂志》、《文汇周报》。《中苏文化》、《现代妇女》、《战时教育》、《国论》、《学生杂志》］6家杂志社联署于8月17日发表，宣布自9月1日起不再送检，并将这一决定函告国民党中宣部、宪政实施协进会和国民参政会。同时，《宪政》月刊、《国讯》杂志、《中华论坛》、《民主世界》、《民宪》。《再生》、《东方杂志》、《新中华》、《中学生》、《文汇周报》10家杂志社还决定出版一份不向国民党政府办理登记手续、稿件全部不送检的《联合增刊》。8月27日，重庆杂志界联谊会集会，在拒检声明上签名的杂志社增至33家。9月15日，《宪政》月刊、《国讯》杂志等10家杂志社联合出版、国讯书店发行的4开报纸《联合增刊》第1期问世。9月18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机关刊物《群众》杂志也宣布自即期起不再送检。

重庆16家杂志社拒检声明一发表，立即得到了整个文化界的支持与响应。由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国讯书店等19家出版社组成的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宣布坚决支持重庆杂志界的拒检声明，叶圣陶等进步人士发表了《我们永远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等文章。9月1日记者节这一天，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反映国统区新闻文化界的意愿与呼声，抨击国民党当局实施的原稿审查制度，号召新闻文化界为争取新闻出版与言论自由而斗争。9月4日，《新华日报》社论《走向和平的新中国》再次呼吁：“现时的一切束缚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的法令必须立即废除。”

在成都，9月8日，《华西晚报》等16家新闻出版机构集会，一致决定以行动响应重庆出版界的拒检斗争，宣

布报纸通讯社自即日起、杂志自即期起不再送交任何机关检查，自负言论报道之责，并发表《致重庆杂志界联谊会公开信》予以声援。至此，由重庆出版界发起的拒检运动扩展到成都，并由出版界扩展到新闻界。9月17日，成都27家新闻出版机构集会，决定成立成都文化新闻界联谊会，推举叶圣陶、黎？、沈志远等七人为执行委员并发表宣言，提出了争取“发表的自由”的具体主张。成都文化新闻界联谊会还出版一份联合刊物《言论自由》，于 9月 25日创刊，双周出版。在昆明，《民主周刊》等11个新闻出版单位也于9月15日集会，宣布一致响应重庆、成都两地的拒检斗争，并决定成立昆明杂志界出版界联谊会。22日，昆明《大路》周报等11个新闻出版单位联合致函云南图书杂志审查处，宣布自即日起所有文稿不再迭审。同时致函昆明市印刷业同业公会，请该公会转告各会员印刷厂，此后一切付排稿件概由各单位自行负责，无须再受任何方面的限制，以致影响出版时间。此外，桂林、西安等地的新闻出版界也纷纷成立联谊会，集体投人拒检运动。四川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学生编辑的刊物、壁报也通电响应拒检，不再送交各校训导处检查。

拒检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使国民党当局陷人被动局面。当时，国共两党正在重庆举行政治谈判，国统区和平民主运动日趋高涨，而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时机尚未成熟。在国际上，各国政府纷纷取消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无形中对国民党当局形成了一种国际压力。为了缓和国内外的矛盾，国民党当局被迫于9月12日由国民党中宣部长吴国帧出面向外国记者宣布自10月l日起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但留了一个尾巴，即收复区在军事行动尚未完成以前除外。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第10次常委会通过了废止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决定与办法。至此，拒检运动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为了巩固和发展拒检运动取得的胜利成果，争取更多的新闻自由权利，国统区进步新闻文化界在欢庆胜利之时，进一步提出了新的斗争目标，将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斗争推向新的高潮。10月贝日，即国民党废止新闻出版检查的第一天，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言论自由初步收获》，号召国统区进步新闻出版界为争取更多的民主自由而继续斗争。10月初，昆明《民主周刊》、《人民周报》、《大路周刊》、天野社、诗与散文社、北门出版社、孩子们社、进修教育出版社等十余家新闻出版团体联名发表宣言，提出了新的斗争目标，如废除新闻检查制度，“收复区不能例外”，“取消中央社的新闻垄断政策，民营通讯社和报馆有自由采访、收发新闻和翻译外国新闻的自由权利”，“保障民营出版机构”，等等。11月，上海91名新闻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当局压迫人民自由，要求废止收复区的新闻检查制度，实现言论出版自由。12月，上海三十余名新闻记者联名发表宣言，反对上海市政府实行统制新闻的措施。同月，昆明《民主星期刊》等17家杂志社联名提出废止有关限制出版的一切法令等主张，并建议在新闻文化界开展一场拒绝登记的运动。1946年1月8日，重庆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等35家出版社联名致函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提出废止出版法、取消期刊登记办法、撤销收复区检审办法、明令取消一切非法检扣、取缔寄递限制等五项要求。

为了继续玩弄“和谈” 阴谋，国民党当局被迫再次摆出让步的姿态。1945年10月10日，蒋介石被迫签订的《国共双方会谈纪要》上写道：“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蒋介石又宣布“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等项诺言，政协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更进一步明确规定废止战时实施的新闻出版检查办法、修正《出版法》、“扶助”报刊通讯社的发展等有利于新闻出版事业发展的条文。

但是，国民党政府的这些让步，只是一纸空文。他们在公开宣布给予人民某些新闻出版自由权利的同时，却仍在进行着镇压进步新闻出版界、剥夺人民的新闻言论自由的罪恶勾当。虽然自1945年10月1日起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但其实施地区仅限于西南、西北等抗战期间的国统区，包括中国大半江山的收复区仍处于其新闻检查的刀斧之下。即使在已废除新闻检查的地区，国民党当局也另筹控制方策。内战期间，国民党经常以中宣部名义，向报刊发出有关宣传工作的指示，对于重大事件的新闻言论的处理方法与尺度作出具体规定。凡是有关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社论，也由国民党中宣部组织撰写，交中央通讯社用密码统一播发。有时还由中宣部单独发稿给某一特定地区或报社。国民党各地党部也经常召集当地国民党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开会，传达有关宣传指示，统一各报言论。上海、重庆等地还专门建立新闻党团聚餐会制度，由国民党宣传要员主持，解决宣传上的种种问题。在重庆，国民党当局于1946年春开始筹办新闻党团聚餐会，初夏时正式开展活动。该聚餐会由国民党重庆市党部负责人主持，参加者主要是重庆新闻界的负责人，其中以国民党党团骨干为核心，聚餐会的主要任务是控制新闻发布，聚餐时先由主持人根据国民党中宣部的宣传指示，规定哪类稿件不能发表，要求到会的各报负责人按此办理。

国民党还制造种种借口，公然查禁进步报刊，如 1945年10月22日，国民党上海当局就以“重行登记”为借口，强令《建国日报》停止出版。11月30日，又以同样借口迫令《联合日报》停刊。1946年后，国民党查封进步报刊的事件更是不绝于耳，如5月27日查封上海《消息》半周刊等。最严重的事件发生于5月29日的北平，一夜之间国民党当局就查封了懈放报》、新华社北平分社等75家新闻机构。更有甚者，国民党当局还指使特务密探对进步新闻事业进行迫害与捣乱。《新华日报》曾多次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检扣。1946年2月22日，《新华日报》、《民主报》营业部为国党部特务所捣毁。成都《华西晚报》曾在5天内收到恐吓信两封，并遭特务袭击。西安《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曾一夜之间被纵火3次。西安《民主导报》主编李敷仁被特务绑架，险遭暗杀。令人发指的是，正是蒋介石在政协开幕式上宣布保证人民自由、释放政治犯等项政治诺言之时，著名记者、军事评论家羊枣在杭州狱中被虐身亡。羊枣（1900?1946），原名杨潮，湖北jw阳人。1933年初在上海加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加人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前后在桂林、上海、香港等地从事新闻宣传工作。1945年7月15日，因与新四军浙东游击队秘密联系，被国民党逮捕，抗战胜利后转囚于杭州监狱。他在狱中不畏国民党的威胁利诱，严正拒写“悔过书”，于1946年1月11日被迫害致死。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证明新闻界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在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中，进步报刊还同反动报刊展开过一次又一次的舆论激战。

1945年8月28日，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为了粉碎国民党玩弄的和谈阴谋和最后挽救和平，偕周恩来、王若飞等飞抵重庆，同国民党举行了为时43天的政治谈判，最后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和平团结的方针。对于这次事关民族前途的谈判活动，国内代表各种不同政治力量的报刊、电台、通讯社均作了宣传报道。《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对此寄以厚望，于1945年8月28日下午5时毛泽东到达重庆后一个多小时，即发号外《毛主席今天到达重庆》。8月29日，《新华日报》详细报道了毛泽东为商讨团结大计飞抵重庆的消息和毛泽东在飞机场上向中外记者的谈话，并发表《欢迎毛泽东同志来渝》的社论，指出：“国内外的法西斯残余，一直企图挑拨离间破坏中国团结的阴谋，因为毛泽东同志来渝而被击破了。毛泽东同志来渝象征着中国和平团结前途的胜利愿望。”《新华日报》还发表了一批读者来信，反映了国统区各界民众向毛泽东致敬、响应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政治主张的意愿。《新民报》以《走向和平建国之路，毛泽东为团结而来》为标题，详细报道了重庆各界人民热烈欢迎毛泽东的盛况，全文刊载了毛泽东在飞机场向中外记者的谈话，并在社论《迫切的希望》中指出：“中共领袖毛泽东氏来渝进行团结建国问题的商讨，这是一切关心国事的人所欢迎的消息”，我们“迫切期待在这至好的时机中，见到我们国家能够在团结统一方面迈步前进”。10月12日，国共两党于10日签署的《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公布后，《新华日报》、《新民报》等进步报纸均在头版显著地位予以刊载并发表社论。

与《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的反应相反，国民党系统的《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报刊则完全从其一党私利出发，在宣传报道上表现得十分拙劣。在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事的电报发出后，《中央日报》基于毛泽东决不会赴渝参加谈判的错误估计，采取“假戏真做” 的宣传方针，不惜篇幅，用大字标题刊登蒋介石的电文。毛泽东来到重庆后，《中央日报》立即调整了宣传方针，竭力贬低这次国共谈判的意义，缩小其政治影响。毛泽东飞抵重庆的第二天，《中央日报》不发社论，仅采用了中央通讯社编发的两条共几十个字的消息，用两栏的地位夹排在国内要闻版的中间，以应付国内外的舆论。在谈判期间，即使是蒋介石与毛泽东会谈的消息，帅央日报》也一反往常不惜篇幅地报道蒋介石政治活动的惯例；仅用两栏标题刊登在国内要闻版的不显眼地位，《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公布后，《中央日报》仍不作头条消息发布，而排在国内要闻版的次要地位，并发表了一篇题为《政府与中共的会谈》的社论，对《纪要》的内容加以歪曲，重弹“军令”、“政令”统一的老凋，为破坏国共谈判的成果、发动反革命内战制造舆论。国民党军报《扫荡报》也发表社论《论政府与中共会谈初步结果》，对中共提出的关于对日受降、解放区等问题进行诬蔑攻击。

至于《大公报》，在蒋介石于8月20日再致毛泽东赴渝电后，于对日发表《读蒋介石再致延安电》的社评，对蒋介石的电报作全面支持。毛泽东抵达重庆后，《大公报》的报道则是积极的，其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把毛泽东来渝谈判视作“中国的一件大喜事”，认为它“维系着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的幸福”。但在谈判期间，《大公报》曾邀请毛泽东等中共代表赴宴，席间该报负责人竟公然替国民党政府说话，要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当即受到毛泽东的驳斥。毛泽东还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教育他们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

就国内外十分关注的和平与内战问题，《新华日报》、《解放日报》还同《中央日报》、《和平日报》以及《大公报》展开多次正面交锋。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民党报刊就公然提出“没有内战，只有内乱”，宣传“勘乱”。

以鼓吹内战起家的《和平日报》还解释说：“国家对此乱臣乱民，最后平之以兵，则谓之勘。”为了反击所谓的“勘乱”谬论，《新华日报》自1945年10月30日新辟《小论坛》专栏，先后发表《舆论的责任》、《中央日报的企图》、《向中央社同业说几句话》等文章，针锋相对地作了批驳。1945年12月14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异哉所谓“截乱”！》的社论，指出：“国民党的政权本是由于篡窃而来”，它“抗战无功，建国无能，残民有勇，毁国有余”，在中国造成一片乱象，只是由于人民的宽大，还不主张对国民党政权“平之以兵”，而希望产生人民自由选举的政府。1946年3月，《新华日报》又先后发表《先生此言差矣》、《谁把国民党办坏了？》、《出尔反尔》等社论，进一步清算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中央日报》等御用报刊的荒谬言论。

由于《中央日报》等国民党喉舌在民众中毫无威信，而《大公报》标榜“不党不私”，以“超党派”、“文人论政” 的民间报纸面目出现，在一部分人中影响很大，因而《新华日报》、懈放日报》等中共报纸与《大公报》之间的论战最引人注目。1945年10月，国民党表面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团结的政治方针，而实际上对解放区的进攻变本加厉，并无端挑起冲突。对此，《大公报》却把内战的责任推给了中国共产党。1945年10月25日，重庆《大公报》发表《为交通着急！》的社评．不点名地诬陷正在津浦线一带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破坏交通。11月 20日，重庆《大公报》更公开点名指责中国共产党，发表了题为《质中共》的社评，鼓吹“要政争不要兵争”，“只有国家有兵，人民不得有兵”，攻击共产党“争城争地”，“欲凭武力” 造成“南北朝局面”，还说什么“希望共产党放弃军队”，“放弃局部的特殊政权”，“与其争城争地驱民死，何如兵器销为日月光”。对于《大公报》的公开挑战，《新华日报》立刻应战，于次日发表题为《与大公报论国是》的社论予以反驳。社论列举了蒋介石勾结敌伪对人民军队大张挞伐，破坏国共双方协议的大量事实，证明内战的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方面，发动内战的正是秘密布置“剿匪” 的蒋介石。社论还指出，“军队国家化本是跟着政治民主化来的”，现在连《大公报》也承认我们的国家还没有民主化，怎么能把人民军队交给封建独裁的“党国” 呢？《大公报》既隐瞒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事实，又配合国民党在火线上的进攻，制造共产党要“兵争” 的舆论，这是大公还是大私？社论最后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大公报》“借大公之名，掩大私之实，借人民之名，掩权贵之实” 的一贯立场：“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基本立场。” 延安《解放日报》也为此发表文章，指出《大公报》的言论已经背离人民的立场，充当了国民党的帮凶。《新华日报》社论发表后，不少进步报刊转载或用消息的形式向读者介绍《新华日报》的社论，扩大其政治影响。上海《民主星期刊》同时转载两篇社论并加有富于启迪性的编者按语，在编排上将《与大公报论国是》排在令人注目的显著地位，《质中共》则排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其倾向不言自明。 1946年3～4月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先后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公然撕毁政协会议和东北停战协定，重新宣布实行独裁、发动内战的方针。4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驳蒋介石》的长篇社论，8日，《新华日报》予以全文转载，在国统区人民面前公开揭露独夫民贼的真面目，使山城重庆一时为之轰动，人人争读，拍手称快。不久，为阻止国民党军队对东北的进攻，人民解放军发起自卫还击，解放长春。这时，《大公报》仍倾向国民党当局，发表了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于4月16日、17日两天分别刊登在重庆版和上海版上，诬蔑人民的自卫还击是“可耻”，造谣说东北民主联军“进攻的战术，常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并为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内战进行辩护。对此，周恩来指导《新华日报》于4月18日发表了针锋相对的社论《可耻的大公报社论》，严加驳斥。这篇社论的内容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撰写的，题目也是周恩来拟定的。社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公开破坏和平协议，攻占了东北许多城市，《大公报》不说“可耻”，而当人民还手时，《大公报》就说“可耻”，其反对人民的立场昭然若揭。社论还指出，《大公报》的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已堕落到搬用国民党特务制造的谣言来作为攻击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依据，真是“可耻到极点”。这篇社论发表后，同样轰动了重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接着，《新华日报》又选编了一部分群众来信来稿，以《人民皆日可耻》为题予以发表，继续批驳《大公报》的反共言论。许多进步报刊也纷纷发表文章，抨击和嘲讽《大公报》的所谓“民间立场”和“不偏态度”。《新华日报》对《大公报》社论的批驳，有理有据，义正词严，又留有余地，矛头主要指向社论及其作者，使《大公报》在受到反击后不敢贸然还手，自认失败。

国民党新闻统治在内战中强化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新闻统治进一步强化，国统区的进步新闻事业遭到了大肆摧残。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集团一方面玩弄“行宪”花招，于11月至12月间在南京召开伪“国民大会”，通过伪《宪法》，另一方面却发布控制新闻舆论、迫害进步新闻事业的“密令”，取缔一切对反对统治不利的新闻传播活动。据1947年4月22日重庆《世界日报》报道：各地国民党当局以“登记未准”或“尚未办竣登记手续”为理由而查禁的报刊至少有100种以上。1947年后，国民党当局对新闻事业的迫害活动变本加厉。5月19日，国民党政府为了镇压南京＼上海等地学生掀起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运动，公布了修正后的《戒严法》，规定在戒严地区停止集会结社，“取缔言论、讲学、新闻杂志、图画、告自、标语暨其他出版物之认为与军事有妨害者”。6月，人民解放军转人反攻后，国民党当局下达所谓“戡乱动员令?。7月19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规定“对于煽动叛乱之集会及其言论行动，应依法惩处”。12月25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勘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其中规定“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匪徒宣传者，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1947年10月31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出版法修正草案》，规定报刊等出版物违法，均按《刑法》规定惩处。这一时期，有关新闻出版活动的重要法令还有《白报纸配给标准》，旨在通过纸张供应的控制来扼杀进步新闻活动；《特种营业管制方法》，将书刊印刷行业列人特种行业严加控制。

根据上述反动法令，国民党当局动用大批宪兵、特务，捣毁报馆，捕杀报人，在新闻界实行白色恐怖。在1947年2月中旬国共和谈决裂前夕，国民党当局决定在北平市对中共地下党员、民主人士及其他“嫌疑分子” 实行大逮捕，几天之内就逮捕了二千多人。《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是国民党在全面内战爆发后首先要摧残的对象。国共合作破裂前，国民党当局即散布谣言，说新华日报社藏有武器，并多次派军警宪特进行搜查。新华日报社所在地重庆化龙桥，是一片洼地，国民党军队在四周山上构筑了工事，将报社人员的行动置于严密监视之下。更为卑劣的是，他们还让特务、警官办起了一张报名相近的《新华时报》，以图鱼目混珠。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当局于 1947年2月28日凌晨，派军警宪特包围了《新华日报》馆，宣布“限令” 中共人员从当天上午3时起停止一切活动。3月9日，《新华日报》重庆馆和成都营业分处的工作人员，乘飞机离渝返回延安。昆明营业分处的工作人员，则转道上海前往晋鲁豫解放区。同日，南京、上海等地的中共机构也都接到“限令”停止活动的通知。《群众》杂志于3月2日在上海出至第14卷第9期后被迫停刊，其工作人员随后撤回解放区。

民主党派进步团体与个人主办的报刊，也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限制、迫害与摧残。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多次遭国民党特务的袭击和威胁，但它顶住压力，坚持正义立场，并于1946年8月1日起由原来的4开1小张扩版为对开正大张，增加新闻报道与副刊。该报同《新华日报》密切配合，相互支持，不仅为民主运动作宣传鼓动，还多次发起或参与签名、抗议、请愿等进步民主活动。1947年3月二日，《民主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其他被国民党查封的中国民主同盟主办的报刊，还有重庆《民主星期刊》、桂林《民主星期刊》、成都《民众时报》等。在享有中国新闻事业中心之称的上海，遭国民党当局迫害与摧残的报刊为数更多。马叙伦主编的综合性学术杂志《昌言》，1946年5月4日创刊后一个月即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唐绦、柯灵主编的《周报》，郑振铎主编的《民主》，也分别于1946年8月24日和10月31日被令停刊。上海杂志界联谊会为之先后发表《为抗议 惆报）停刊宣言》和《致政协第三方代表备忘录》，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反民主行径。1947年5月24日，上海《文汇报》、《新民报》和《联合日报晚刊》三家报纸在同一天被国民党查封。此后，《新民报》于7月30日复刊，但其总编辑一职被国民党派来的人员占据。在重庆、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6月1日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对新闻界进行大逮捕，一天之内被捕人员达三十多人。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还大力加强其党营新闻事业，以作为强化其反动新闻统治的另一项重要措施。除了从物资上（如配给自报 纸）、人员上增加党营报纸的实力以外，国民党当局还特别注意各报宣传方针上的统一。为了以数量弥补质量之低劣，国民党甚至指使特务、军警以个人身份出面办报，扩大阵地。其中不少报刊还采取鱼目混珠的手法，如重庆的《新华时报》针对《新华日报》等。

为了在国统区坚持进步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刊在国共合作破裂后，转入地下出版。上海《文革》杂志自1947年3月20日起，转人地下出版，并改名《文革丛刊》，每期以一篇文章的篇名作书名（如第一期名《论喝倒彩》），由16开杂志形式改为32仆书本形式。同年7月2回日，文萃丛刊社被国民党特务查获，该看刊工作人员吴承德、陈子涛、骆何民三人被捕，后在上海解放前夕惨遭杀害，史称“文革三烈士”。

北平、上海等地进步学生出版的报刊，成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上的新闻尖兵。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学生导报》、《学生报》、《燕京新闻》等。《中国学生导报》是抗战以来国统区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学生报纸，1944

年12月22日在重庆创刊，复旦大学等大中院校学生主办。抗战胜利后，该报发行上海航空版，自1946年5月起同时出版重庆版和上海版，1947年6月被迫停刊。《学生报》于1947年6月11日在上海创刊，其前身是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的实习报纸《学生新闻》，该报是刚成立的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三日刊（后改为旬刊），秘密发行。在重大事件发生时还出版“快报”、“号外” 以及传单等。《燕京新闻》是燕京大学新闻系出版的实习报纸，前身是1932年创刊的《平西新闻》，后改称《燕京新闻》，抗战时迁至成都出版，1946年回北平复刊，并走向社会，成为一份时事政治。叶新闻刊物，充当学生运动的战斗号角，坚持出版到北平解放。1946年12月沈崇事件发生后，《燕京新闻》针对国民党当局的造谣宣传，发表《沈女士访问记》、《重访沈女士》等新闻通讯，报道了事件的真相，在全国各地影响广泛，并为解放区。国统区以及香港报纸所转载。

中国共产党还将新闻阵地转移到香港，复刊《群众》周刊，进一步加强《华商报》、《正报》的宣传工作，并同民主党派主办的／光明报》等一起，展开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舆论宣传斗争。1947年1月30日，中共在国统区出版的重要刊物《群众》周刊，在香港复刊。为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群众》集中精力宣传党的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民主力量以反对三大敌人的政策，宣传解放区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揭露美蒋互相勾结、反对人民的罪恶行径。该刊不仅风行海外，还以各种伪装封面，大量秘密运进国统区，在上海还有秘密印制的版本。全国解放后，《群众》于1949年10月20日出至第143期后停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机关报《光明报》先后三次在香港出版。第一次于1941年9月18日创刊，同年12月12日宣告停刊。第二次于1946年8月创刊，出至1947年7月停刊。第三次于1948年3月1日创刊，以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为宣传宗旨，及时表达民盟二中全会后确定的政治主张，用事实揭露国民党统治的反动本质，积极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区生气蓬勃的真实景象。

鼓吹“第三条道路” 的报刊的出现，是国共两党激战之际国统区新闻界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又反对共产党的人民政权，试图在中国实现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是一条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道路。早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国统区就兴起了一股宣传“第三条道路” 的潮流，其代表人物中有不少是民主党派成员。1947年2月国共合作破裂后，《观察》、《新路》、《大学评论》。《时与文》。《世纪评论》、《大公报》、《文汇报》等报刊发表了不少鼓吹“第三条道路” 的文章，将“第三条道路”运动推向高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观察》周刊。该刊于1946年9月在上海创刊，其前身是1945年11月至1946年4月在重庆出版的《客观》周刊，储安平创办并任主编。该刊从西方自由主义理念出发，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表示失望与不满，发表过不少揭露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文章，同时对中国革命运动也缺乏认识，反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认为共产党胜利，只能是“以暴易暴”。在人民解放军转人反攻之后，美国帝国主义看到国民党政权已呈崩溃之势，更为积极地扶植“第三种势力”，主张让“自由主义分子”领导中国。因此，在1948年间又出现了规模更大的鼓吹“第三条道路” 的宣传声势。1948年1月1日，《大公报》发表社论，承认“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希望这一年能成为“人类觉醒之年”。接着，该报陆续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帼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等社论，宣传“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强调“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号召“自由分子站起来”，倡议实行多党竞争制，有时还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国民党政府中一部分负责工业生产的官员和一些学者教授，也于1948年3月1日在北平创建“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并于5月15日创办该组织的机关刊物《新路》周刊，宣传走改良主义的“新路”，即“第三条道路”。1948年7月，国民党立法委员刘不同等人在南京创办《大学评论》周刊，也打出了“第三条道路” 的招牌。这些刊物声称既反对共产党的人民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反映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力量借“第三条道路” 的幌子进行政治投机的图谋。

由于“第三条道路” 确实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尚未摆脱个人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要求与情绪，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影响十分广泛。对此，中国共产党组织国统区进步报刊对这一主张进行驳斥与批判。上海《文萃丛刊》、香港《群众》周刊、《华商报》、《正报》以及其他进步报刊公开批评《大公报》、《新路》等的错误论调。1948年5月22日，新华社发表们日中国在灭亡，新中国在前进》的社论，明确指出：“在中国人民和人民敌人的生死斗争中间，没有任何?第三条道路?存在。中国现在只存在着两条道路，或者是继续保存人民敌人的武装和特权，这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领导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卖国独裁路线；或者是消灭人民敌人的武装特权，这就是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路线。” 对于鼓吹“第三条道路” 的宣传活动，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党当局则采取法西斯高压政策，大肆迫害与摧残。早在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转人反攻后，国民党当局于10月下令解散民主同盟，在事实上堵塞了“第三条道路”。1947年11月30日，叫。央日报》发表陶希圣秉承蒋介石意旨撰写的社论，对同情学生运动的《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进行指

名道姓的人身攻击。1948年7月8日，国民党政府下令《新民报》南京版日、晚两刊“永久停刊”。7月10日，王会生在《大公报》上发表题为《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的社评，表示同情《新民报》，讥讽国民党政府的出版法是袁世凯时代的产物。对此，《中央日报》又连续发表了几篇由陶希圣执笔的社评，对《大公报》与王芸生进行攻击和威胁。10月，《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在野党的特权》，攻击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19日，又发表社论《王芸生之第三查》，追查王芸生的政治表现。在此情势下，王芸生被迫于u月离开上海去香港，1949年3月初奔赴解放区，加人了人民新闻工作者的行列。同时，倡导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的《观察》周刊也由于国民党反动真面目的暴露而改变政治立场，不再发表批评共产党的文章，还公开揭露该刊受国民党当局压制的情形，为一些失去舆论阵地的民主人士如吴晗、张志让等人提供讲坛。1948年12月，国民党当局下令查封《观察》周刊，主编储安平愤而离沪去解放区，投身于人民新闻工作队伍。至此，美帝国主义者寄予厚望的“第三条道路” 彻底破产，其宣传活动也噶然告终。

2.解放区人民新闻事业的发展与新闻工作中两条战线的斗争

人民新闻事业的发展、收缩与再发展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人民新闻事业经历了一个发展、收缩。再发展的历程。

抗战一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束缚与钳制，对日本侵略者开展全面大反攻，迅速收复了大片国土，解放区迅速扩大。至1946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面积发展到近 30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l／4，人口约1．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3；。在广大的解放区内，人民新闻事业迅猛发展，报刊的出版条件大为改善，绝大多数由油印改为铅印，不少扩版或改版为大型日报。随着一些城市和工矿区的被解放，城市报刊和工矿报刊也应运而生，成为抗战胜利后解放区报业发展的一个最令人瞩目的新现象。在华北，原在阜平出版的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于1945年9月12日迁至张家日市出版，并改为对开4版，成为解放区第一份在城市出版的大型日报；中共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于1946年5月15日在邯郸市创刊，日出对开4版。在山东、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于1945年8月15日由双日刊改为日刊；《烟台日报》、《新威日报》分别在烟台、威海卫两个重要城市出版。在华中，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中版），于1945年12月9日在淮阴地区的清江市创刊，初为4开4版小报，1946年3月1日起扩版为对开4版的大型日报。在东北，中共吉林省委机关报《吉林日报》，于1945年10月10日在吉林市创刊；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于n月1日在沈阳创刊，但报头所标出版地点为“山海关”，后迁本溪、海龙等地出版，自1946年5月28日起在哈尔滨市出版。

人民广播事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民广播电台网粗具规模。1945年8月下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呼号仍为XN（：R。新华社编辑科内专设日播组，负责编写延安台所需的广播稿件。人民军队收复关内和东北地区的一批中小城市后，这些城市中的人民广播电台在没收、利用日伪广播电台设备的基础上创建。

至1946年6月，哈尔滨、张家口、大连、长春、安东（今丹东）、鞍山、吉林、齐齐哈尔、承德等地先后出现了人民的广播电台。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发动全面内战后，由于人民解放军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主动放弃了一些地方，解放区人民新闻事业由发展转为收缩。许多报刊被迫从城市迁回农村出版，由大报改为小报，由铅印改为油印，由日刊改为双日刊、三日刊、周刊以至不定期刊，发行范围与数量也由大变小，还有一些报刊被迫停刊。1946年6月24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报《七七日报》发表《停刊启事》；10月11日，解放军撤出张家口市，《晋察冀日报》迁回阜平出版，并由对开1张改为对开半张；12月26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中版）被迫停刊。1947年3月后，国民党当局对陕甘宁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延安《解放日报》于3月9日起由原来的1张4版改为半张2版，3月13日在延安出版了最后一期后报社人员撤离，3月15日起在子长县史家畔村出版并改为日出1小张2版，3月27日出至第2130号后停刊。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以及其他地区的人民广播电台也被迫迁址或停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为了保证在战争期间永不中断，自1946年＊月下旬起就开始研究与准备转移事项，其中一部分工作人员转移至陕北子长县史家畔村，中央军委三局的通信技术人员，也开始在陕北查勘台址，为建立延安台的战备台积极准备。因此，国民党军队进犯延安期间，延安台的电波一天也未中断。在延安工作的电台人员坚持至14日中午，已转移到子长县好坪沟村的战备台工作人员则自14日晚上起接替播音，并于ZI日起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继续播音。此时，中共中央已指示晋冀鲁豫解放区与邯郸新华广播电台迅速筹建一座新的广播电台。自3月29日晚起，这座设在太行山麓涉县境内的新建的电台接替陕北台播音，仍使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 的呼号。与此同时，陕北台的人员随新华社大部人员一起离开陕北向东转移，第一批人员在4月底

到达涉县，第二批人员于7月底抵达。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人战略进攻阶段后，解放区人民新闻事业才度过了艰难的岁月，由收缩阶段转人再发展阶段。一批又一批城市、矿山和交通中心的相继解放，使解放区新闻事业获得了新的、更大的发展，其中心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转移。1947年回二月12日，《新石门日报》在华北重镇石家庄创刊，后改名《石家庄日报》。1948年1月豆日，《内蒙古日报》在乌兰浩特市出版；3月15日，《吉林日报》迁回吉林市出版；10月1日，《新民主报》在山东济南市创刊；12月12日，《东北日报》迁回沈阳市出版。194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平山创刊，系由《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改组而成。

新华社作用的加强与军事宣传

抗战胜利后，新华社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组织建设方面，新华社总社的工作机构较前扩大充实，分为国内新闻、国际新闻、英文广播、口语广播4个编辑部门。各解放区的总分社、新的解放区和重庆、北平、南京3个大城市的分社也先后建立。至1946年4月，新华社在国内已建成总分社9个、分社40多个。此后，中共中央又提出了“全党办通讯社” 的口号，制定了《新华社、解放日报暂行管理规则》，对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实行报社合一、以通讯社为主的体制，新华通讯社社长与总编辑，分别兼任解放日报社社长与总编辑。在业务建设方面，新华社总社提出了提高报道水平、改进新闻写作。加紧业务学习等新的任务与要求。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后，新华社兼解放日报社社长廖承志率领两社大部人员于3月14日撤出延安，少数工作人员则留下坚持工作至 18日凌晨，与党中央最后一批撤出。3月27日《解放日报》停刊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新华社的工作，使新华社同时担负起党中央机关报、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的三重任务，不仅报道新闻，还代表党中央发表时事政治评论。接着，中共中央又把新华社分成两支工作队伍，以适应战时需要。一支队伍由廖承志率领，包括了新华总社大部分人员，于3月20日东渡黄河赴太行山地区，实行战略大转移。另一支队伍由新华社副总编辑范长江率领，由新华总社少数精干人员41人组成，同年11月发展至107人，番号为“四大队”，留在陕北，在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中央纵队身边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充当党中央的“耳目”与“喉舌”。其主要任务是：收译国内外通讯社电讯，为党中央及时提供信息；负责党中央同太行新华总社之间的电台联系，传送指示、报告与文稿；抄收新华总社的文字广播，加上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编印供中央机关阅读的《新闻简报》与《参考消息》；代表总社就近指导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西北野战军前线分社的报道工作。在新华总社向太行山区转移之时，中共中央还紧急指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迅速抽凋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太行分社等单位的部分干部，组建新华社临时总社，临时接替在转移中的新华总社的工作。新华社临时总社建立后，每天24小时同陕北党中央保持联系，在范长江的直接指导下，播发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和为新华社写的评论或社论。中共中央发言人的谈话，以及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1947年7月上旬，廖承志率领的新华总社大部人员历时3个月，行程2000多公里，胜利抵达河北涉县，在太行山区重建新华总社。新华临时总社的任务完成，其人员除少数参加总社工作外，大部分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

为了适应人民解放军转人反攻时期的宣传报道需要，新华总社编辑部门的建制扩大，将原来的科、组、室调整扩充为部，设立了解放区部、国民党区部、国际部、语言广播部、英文广播部、英译部等。在工作业务方面，7月下旬起抄收外电工作恢复到延安时期的规模；8月1日起恢复了半月一次国内外的述评性新闻；文字广播增加“新闻情报”项，供中央领导机关及前方部队指挥员参考；口语广播增加了简明新闻，供行动中的野战部队收听；9月11日，新增国内英语口播新闻。

1948年3月，党中央决定东渡黄河，向河北平山县转移。新华总社也分批离开太行山区向平山转移。5月22日，总社在太行山区的工作全部结束，自23日起由已抵达平山的新华社人员接替各项工作。6月初，新华社最后一批人员抵达平山。此后，中共中央恢复与加强了对新华社的直接领导，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与充实，原来的总社社务委员会扩大为管理委员会，由廖承志、胡乔木、范长江等组成，廖为社长，胡为总编辑，下设编辑部和广播管理部，分别由范长江和廖承志（兼）任部长。10月，总社又成立了编委会，由胡乔木负责，处理宣传方针、编辑业务及对各总分社工作的领导。各地总分社和分社发展到20个。在新华总社迁至党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的同时，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也迁至

平山，自1948年5月23日起在平山播音。

在解放战争时期，军事宣传报道是人民新闻工作的一项基本内容。为了做好军事宣传报道工作，新华社的军事报道网迅速发展。战争初期，新华社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等总分社都派出记者组或记者团，随军进行采访活动，后又在这些记者组或记者团的基础上陆续扩建为前线分社。1946年6月l 日，山东野战军前线分社率先成立；8月，鄂豫皖野战分社、豫陕鄂野战分社亦告成立；1947年1月，山东野战军前线分社与华中野战军前线分社合并成立华东野战军前线分社。6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宣部联合发出《关于建立野战兵团新华分社、改进发布战报办法的指示》，要求“各野战兵团均须成立新华分社”。此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普遍建立军事分社或支社，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军事报道网，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49年3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与新华总社发出《关于野战军各级新华社名称、任务的规定》。据此，各野战军新华分社扩充为总分社，各兵团设分社，各军设支社。 新华社成功地报道了许多重大战役与战斗场面，产生了不少激动人心的战地报道与通讯。新华社还发表了大批有影响的军事评论，其中不少还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珍品而永载史册。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新华社以及其他党和人民的新闻机构就开始将军事宣传报道作为中心工作。当时，国民党占据暂时的优势，又有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人民解放战争能否取得胜利，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对此，新华社等新闻机构不仅加强军事评论工作，通过各种评论、社论和述评性报道，分析战局，展望光明前景，还注重运用具体的战例，说明美蒋反动派的“纸老虎”本质，鼓起军民必胜的信心。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转人反攻后，新华社以及其他新闻机构更以全力投人大反攻的报道与宣传，总社编辑部还抽出专人负责撰写军事综合报道与军事评论。7月1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努力奋斗迎接胜利》；7月2日，新华社报道了刘邓大军渡黄河挺进中原的胜利消息。9月12日，新华社发表《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的社论，指出战争形势已发生根本转变。接着，新华社还播发了《四路大军挥戈南下》等一系列有关大反攻的新闻。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期间，新华社以及其他新闻机构的报道，多侧面地充分反映了战役的主要进程、胜利成果和伟大意义，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新闻报道与通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系列新闻报道与评论，如《中原我军占领南阳》（1948年11月5日）、《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1949年4月22日）等消息；《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1948年11月14H）、《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年12月30日）、《评战犯求和》（194年五月5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年8月14日）。《别了、司徒雷登》（194年8月18日）等评论，笔调豪放，有一股撼人心灵之气。而毛泽东以《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博军进扰》（194年10月27日播发）和《评蒋博军梦想偷袭石家庄》（1月31日）两条新闻导演的一幕“空城计”，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掌握时机，巧写新闻的范例。

新华社和新华广播电台还成功地组织了瓦解敌军和争取蒋军家属的宣传报道。1946年7月，原国民党上尉刘善本第一个驾机起义飞抵延安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了刘善本对国民党空军官兵的广播演讲《赶快退出内战漩涡》。自1947年1月20日起，延安台又每天播发放下武器、脱离内战的国民党军官的名单。同年9月5日起，陕北台正式开办《对蒋军广播节目》（后改称《对国民党军广播节目》），每天半小时。邯郸台、东北台等也有过类似的节目。这类节目以蒋军官兵为主要对象，采用多种宣传形式，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和宽大处理放下武器人员的政策，报道人民解放军不断胜利的形势，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造谣欺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号召他们弃暗投明。

反“客里空” 运动与新闻工作中两条战线的斗争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将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1947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土地会议，进一步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了彻底消灭封建以及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于是，土地改革运动在解放区全面展开，并成为新华社和解放区的其他报刊、电台宣传报道的重要内容。

但是，在土改运动初期，实际工作中一度出现右的倾向，士改宣传报道也犯了不少右倾错误。主要是没有充分反映农民群众的要求，却宣传地主拥护土改，一派“和平”土改的虚幻景象。报纸上的失实新闻报道也为数不少，出现了一些凭空制造的“英雄” 与“模范”。这一切，不仅妨害了上改运动的展开，还损害了人民新闻事业的形象，广大农民对报纸产生了不信任的情绪。对此，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领导下，《晋绥日报》首先认识错误并予以纠正。自1947年6月起，《晋绥日报》认真检查了新闻报道工作中右的倾向和存在的新闻失实问题，采用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发动群众揭露假报道，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反对“客里空”。6月15日，《晋绥日报》用第四版整版的篇幅刊登苏联剧本《前线》中有关“客里空” 的情节。客里空是一个惯于弄虚作假、吹牛拍马的战地特派记者，从不深人战场，

而是呆在总指挥部，根据从总指挥部听到的一星半点材料胡编乱造，最后终于暴露了马脚，被广大红军官兵从前线轰走了。《晋绥日报》在编者按中说：“我们的编者作者应该更加警惕，并勇敢地严格地检讨与揭露自己不正确的采访编写的思想作风，更希望我们每一个读者都起来认真、负责、大胆地揭发客里空和比客里空更坏的新闻通讯及其作者，在我们的新闻阵营中，肃清客里空。” 6月25日至27日，《晋绥日报》又以《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为题，将报社自我检查出的或群众揭发检举出的失实报道连续曝光。接着，一些记者、作者。通讯员也响应报社的号召，对自己采写的报道失实之处作自我检查与自我批评。许多读者也热情地向报社提供口头的或书面的材料，一些县区的基层政权组织还帮助报社开展运动，发动群众检举“客里空”。《晋绥日报》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赞扬。9月18日，《晋绥日报》在其创刊七周年纪念之际，同新华社晋绥总分社联名发表《关于“客里空” 的检查》，连载4天，将检查的重点指向报社的领导人员，提出把肃清“客里空” 与检查端正领导作风结合起来。

《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得到党中央的肯定，通过新华社的宣传报道，它被推广到各解放区的新闻界。1947年8月28日，新华社发表署名总社编辑部的专论《锻炼我们的立场与作风??学习<晋绥日报>检查工作》，指出：“《晋绥日报》这次反对?客里空?运动，在人民新闻事业建设过程中是有历史意义的”，“各解放区的新闻工作单位部门及个人，均应普遍在公开的群众性的方式下，彻底检查自己的立场与作风，要由此开展一个普遍的学习运动”。9月二日，新华社又发表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分析了解放区新闻工作者的立场与作风发生问题的阶级根源与历史根源，指出：“《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是土地改革中的一个收获，它必将使新闻工作更加向前推进一步。这种自我批评，不仅各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者要学习，而且．一切工作部门都应当向它学习，以便更加改进自己的工作。” 此后，反“客里空”运动向纵深发展，由新闻报道失实现象的纠查深人到新闻工作者立场与作风的检查。自9月起，各个解放区的新闻界普遍展开反对“客里空” 的运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太岳《新华日报》和新华社太岳分社、《东北日报》和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等新闻单位都先后作出学习《晋绥日报》自我批评精神的决定，认真检查新闻报道工作和新闻工作者立场作风等问题。

《晋绥日报》发起并在各个解放区新闻界展开的反“客里空”运动，一直持续到1948年春季才告一段落。这场运动发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检查、纠正了新闻报道失实现象，维护了新闻真实性原则；克服了土改宣传中的右的倾向，改造了新闻工作者的立场与作风，提高了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素质。

但是，在反“客里空”运动中也存在“左” 的偏向，误伤了一些好人，尤为严重的是致使土改宣传报道在1947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出现了“左”的偏向。《晋绥日报》等不少报纸宣传了“查三代” 来划分阶级成分的错误做法，片面强调“走贫雇农路线”，排斥与打击中农和其他工商业者，对上改运动起了误导作用。所幸的是，这一情况迅即为党中央所察觉。1948年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要求各地党的领导机关、新华总社和各地总分社以及各地报纸工作人员，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中央路线，检查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根据这一指示的精神，解放区新闻机构于1948年春普遍开展了一次对于政策宣传中“左”倾错误的检查活动。

1948年3月下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离开陕北赴河北平山，途经晋绥地区。4月2日，毛泽东接见了《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在听取报社工作汇报后作了重要谈话，即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的讲话，对包括《晋绥日报》在内的解放区新闻工作中经历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作了全面总结。毛泽东指出：“《晋绥日报》在去年6月以后进行的反对右倾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后来出现的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总结了反右反?左?的经验，使头脑清醒起来，你们的工作就会有改进”。毛泽东认为：“在我们纠正偏差的时候”，“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应当否定一切”。 毛泽东的讲话，还精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关于无产阶级党报的作用与任务，毛泽东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人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关于办报的路线与方针，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关于无产阶级党报的风格，毛泽东指出：“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关于党报工作者的学习与修养问题，毛泽东认为：“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要使不懂得变成懂得，就要去做去看，这就是学习。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这是很必要的。在没有出去参加群众工作的时候，也应当多听多看关于群众运动的材

料，并且下功夫研究这些材料”。

3.中国新闻事业的划时代巨变 国民党新闻事业在祖国大陆的全面崩溃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在大肆摧残国统区的进步新闻事业的同时，不断强化自己的新闻事业，使1947年、1948年间国统区的新闻事业几乎为国民党一党独占。

国民党党政军系统主办的报纸遍布全国。据1947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统计，国民党中央直辖党报已发展到23家，总销数为45万份。其中以《中央日报》命名的有12家，分布在南京、上海、重庆、贵阳、昆明、桂林、长沙。福州、厦门。广州（后迁海口）、沈阳、长春12个大城市。除中央直辖党报外，尚有国民党各省党部主办的地方党报27家，总销数约14万份。在省级党报之下，各地县级党部主办的报纸则为数更多，几乎占全国报纸总数的一半。湖南省所有的县、江苏省2／3的县都办有县党部机关报。国民党军事系统主办的报纸也为数众多，在1947年已发展到229家，如《党军日报》、《黄埔日报》、《阵中日报》等。老牌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此时已发展到9家，分别在南京、重庆、上海、汉口、兰州、广州、沈阳、台湾、海口9个城市出版。该报虽在抗战胜利前一年宣布改制，名义上不再隶属于国民党军委会，抗战胜利后改名《和平日报》，但在宣传上仍一如既往继续与人民为敌。1949年7月1日，该报恢复了《扫荡报》原名。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还通过投资、改组等方式，使一批有影响的民营报纸沦为国民党的准党报，由国民党宣传大员出任要职。如胡健中主持的上海、杭州两地的《东南日报》、潘公展主持的上海《申报》、程沧波主持的上海《新闻报》等。据统计，这类报纸的总销数也大约有40万份。抗战时期已经出现的国民党特务主办的“内幕新闻性” 刊物，这时也十分流行，除抗战中出版的《新闻天地》外，尚有新办的《新闻内幕》等多种。

国民党的新闻通讯事业也在这一时期进人鼎盛时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国内分社发展到43家，其中战后新创建的有25家，另有分社下设的办事处9家；国外分社和特派员办事处发展到25家，其中战后新建的有13家；全社工作人员人数为2653人，较战前增加一倍。国民党系统的广播电台在战后发展到100多家，其中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直辖的电台有41家。

颂扬法西斯统治，大力宣传内战，是国民党新闻机构共同的反动特征。国民党新闻机构惯用的宣传手法，一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早在抗战胜利之初，就企图把内战的责任推给中国共产党，宣传只有“勘乱”，没有内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又诬陷中国共产党“依旧迷信暴力”，“称兵叛乱”。而在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人进攻之后，国民党当局更是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全力以赴进行“戡乱总动员”。二是歪曲事实，造谣中伤。内战爆发前，国民党的报刊、电台和通讯社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内战爆发后，更多的是炫耀其“赫赫战功”，甚至有些国民党军官在战场上已向人民投降，而国民党报刊上却在悼念他们“为党国捐躯”。在人民解放军发起全面反攻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但国民党新闻机构仍然是一片“胜利”之声。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国民党报刊、电台和通讯社把丢盔弃甲的全线溃逃说成是英明果断的“战略转移”。直至大势已去，蒋介石“引退”求和时，《中央日报》还在大喊大叫“不迁都”，“打到底”，“安定京沪”，“固若金汤”之类的谎言。

但是，随着国民党统治末日的来临，刚刚发展到顶点的国民党新闻事业即开始走向崩溃。《中央日报》在 1948年开始筹办台北版，1949年总社社长马星野带着一大批工作人员和大部分器材、设备到台北，于3月12日出版台湾《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在1948年下半年先后关闭了开封、济南、长春、沈阳等分社，12月初，南京总社也开始将重要电讯器材运往台北，大部分工作人员也陆续去台北。1949年7月，中央通讯社在台北成立总社办事处，12月换上“中央通讯社总社”招牌。但这时的“中央社”已非昔比，设在大陆的分支机构已全部关闭，国外分社及办事处也减为10家。中央广播电台也在南京解放前夕运走一批设备，迁往台湾。

人民新闻事业走向全面胜利

1948年秋后，人民解放战争向全国推进，大批城市被解放，人民新闻事业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对此，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城市办报方针的问题。

自1948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中央宣传部、新华总社总结了党在城市报纸宣传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发出了一系列有关城市新闻工作方针的指示与决定。8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提出了关于城市党报工作的三大注意事项：1．报纸主要为工农兵服务，但同时也要为干部、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服务；2 报纸以报道农村与工厂的消息为主，同时兼顾市场、学校以及其他地方；3．报纸副刊，必须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入浅出地对读者做教育工作。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代表党中央作了报告，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各项工作，包括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毛泽东的这一报告，从理论上解决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党在城市斗争中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等重要问题，为进城后党的工作规定了基本方针与任务。这一报告，也为党的城市办报方针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使党的城市办报方针趋于成熟。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重视加强新闻工作者的政治与业务修养，开展新闻业务的学习与研究活动，以迎接新闻事业大发展的新形势、1948年9～10月间，中共中央在其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办由华北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的部分记者参加的学习班。10月2日，刘少奇亲自去学习班作长篇讲话，即著名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刘少奇在讲话中表达了党中央对新闻工作的重视，为新闻工作者适应新的形势、完成新的任务提出了明确的努力方向。一是深刻阐明了新闻工作的作用与任务。刘少奇指出：“我们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而你们的工作、你们的事业，就是千百条线索中很重要的一条。”“党依靠你们的工作，指导群众，向群众学习。”“人民也是依靠你们的”，“依靠你们把他们的呼声、要求、困难、经验以至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反映上来，变成新闻、通讯，反映给各级党委，反映给中央”。二是提出了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必备的四个条件：“第一要有正确的态度”，作为党和人民联系的桥梁，要如实报道与反映实际情况；“第二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要到处去看、去问，做许多研究工作，独立地进行思考、分析和判断；“第三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要学习唯物史观、认识论，学习阶级分析的方法；“第四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要经常学习、研究，时刻注意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

新华社等主要新闻机构，还将新闻业务学习与研究列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提出了改进与加强新闻报道问题。一是新闻报道要有全局观点，在报道上，虽立足于本地区的新闻，还需照顾对全国的意义和影响；二是努力扩大报道范围，要大大加强城市报道，特别是城市工人运动和经济建设的报道；三是新闻报道要有连续性和系统性；四是新闻报道必须准确、迅速、简练。

随着大中城市特别是新闻事业发达的大城市的陆续解放，清理、接管旧有新闻事业的工作也在 1948年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旧有新闻事业的清理与接管，是一项很复杂、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为此，中共中央颁发了一系列文件，从清理接管工作的基本原则、政策界限到具体的工作方法，都作了明确的指示与规定。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指出：清理、接管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是“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故对于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一般地不能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清理、接管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剥夺反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决定》对清理、接管工作的政策界限与具体方法也作了明确规定。11月20日，中共中央又颁布了《对新解放城市的原广播电台及其人员的政策的决定》，规定了清理、接管们有广播事业工作的政策。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与指示，各地党和政府有关部门，以既严肃又慎重的态度，开始着手清理、接管旧有新闻事业，并按照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对于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和反动党派所主办的报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一律由人民政府接管，没收其一切设备与资财，不准以原名复刊或发稿。对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主办的报刊与通讯社，不仅允许其向人民政府登记后继续刊行与发稿，并予以保护与支持。对于私人经营的报刊、通讯社与广播电台，既不采取无限制放任的政策，以防止它们为反动政治势力所利用，也不采取简单地一律取消的政策，而是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长期坚持进步态度的报刊、通讯社，予以保护，准其向人民政府登记后继续营业；对中间的不禁止其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营业，但须依法登记；对反动的则予以没收，停止其继续营业。对于民营广播电台，因其直接联系群众，且可能为敌人作通讯联络之用，故在军管期间一律归军管会统一管理，在军管会管理之下准其继续营业；私营的短波广播电台，则一律停止其播音。对于外国人在华的新闻事业，人民政府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

方法。对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设立的新闻机构，一律予以封闭。1949年7月，人民政府下令停止美国新闻处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设立的新闻机构，8月下令外国通讯社停止活动，禁止它们对中国报纸发稿。对外国私商主办的报刊，如上海的《字林西报》、《大美晚报》、《密勒氏评论报》，则准其继续出版。对于旧有新闻事业的工作人员，采取区别对待、妥善处理的政策。除少数查有实据的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依法处理外，其余均由人民政府安排，明显的进步分子与确有学识的中间分子留用；一般的编辑与记者，其比较容易改造者，应经过短期教育后分别留用，然亦不应轻易使其担任编辑与记者工作，其思想顽固、生活腐化不易改造者，应听其或助其转业；技术人员（出版、经理、广播、电务等方面的技术人员）则按对待一般技术人员的方针办理；私营新闻单位的工作人员，原则上由原单位自行处理。

1949年是中国人民革命走向全面胜利的一年，也是人民新闻事业走向全面胜利的一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领导的新闻机构陆续迁至北平。2月1日，华北《人民日报》北平版内部试刊，2月2日公开出版。3月15日，华北《人民日报》迁人北平出版。8月，中共中央决定该报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胡乔木、范长江先后任社长，邓拓任总编辑。新华通讯社于1949年3月25日随中共中央迁人北平，并根据中央决定，逐步调整全国各地的分社组织，在各大区建立总分社，各省、市、自治区建立分社，在解放军部队中也建立总分社、分社、支社各级组织，努力组建一个统一的集中的国家通讯社。6月24日，新任社委会成立，社长由胡乔木兼任，副社长为范长江、陈克寒（兼任总编辑）。在新华社迁入北平的同一天，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也迁人北平，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音。6月5日，中共中央将原新华社的口语广播部，扩充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廖承志任处长，领导与管理全国的广播事业。此后，广播事业与新华社脱离，进入了独立发展的历史阶段。9月27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再次改名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在此前后，其他全国性报刊也陆续迁至北平出版，或在北平创刊。还有一件大事是，1949年7月13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在北平成立，胡乔木任筹备会主任，胡愈之、廖承志任副主任，萨空了、徐迈进分别任正、副秘书长，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进步新闻工作队伍胜利会师。筹备会还推出12名正式代表、2名候补代表，代表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新闻界参加新政协，共筹建国大计。

学习思考题

1．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迅速在上海等地办报有何重要意义？ 2 评述“拒检运动”的经过与结果。

3．标榜“第三条道路”的报刊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的？结局如何？ 4．新华社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 5．评述反“容里空” 运动的经过与意义。

6．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两篇文章分别阐述了哪些重要问题？对无产阶级新闻学有何贡献？

7．中共中央是怎样正确处理新解放城市中旧有新闻事业的？制定了哪些原则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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