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自己一个悬崖

有一个人捡到一只小鸟，就将这只小鸟带回家里，给他的孩子玩耍，孩子将小鸟与小鸡一块饲养。慢慢地，小鸟长大了，人们才发现，这只小鸟原来是一只鹰。虽然这只鹰和鸡群相处得很好，但总有人家里丢鸡，人们就怀疑是这只鹰吃了鸡，强烈要求主人将这只鹰处死。这家主人舍不得，但迫于大家的压力，他决定放生这只鹰。但是，不管主人将它放到什么地方，它总能回到村里来。有一个人说他有办法，将鹰带到了一个悬崖边上。他将鹰向深渊里扔去，那只鹰一开始，就像是一块石头掉下悬崖，直直地向下坠落，眼看就要到崖底了，鹰突然展开了翅膀，竟然奇迹般地飞了起来，而且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再也没有回来。

鹰本来是有翅膀的。能飞很高很远，但是，在一群鸡的世界里，它已经被同化了。没有经过锻炼，又贪恋温暖舒适的鸡窝，渐渐地，也就失去了翱翔蓝天的勇气和信心。要是没有人将它扔下悬崖，它永远不可能飞上蓝天，寻找属于自己的世界。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敢面对这样的悬崖。

美国有一个作曲家乔治·格什温。他从来没有写过交响曲，而当时美国最著名的斯坎德爵士乐团的著名指挥家，却对他十分赏识，邀请他为交响乐团写一部交响曲。但是，固执的格什温声称自己对交响乐一窍不通，不肯从命。这位指挥家竟然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说20天后，音乐厅将上演格什温的交响乐《蓝色狂想曲》。格什温看到广告，大惊失色，质问指挥家为何令他出丑，指挥家微笑着说，反正，全城人都知道了，你看着办吧。格什温没办法，只好将自己关在屋子里，硬是用两周的时间，完成了这部作品。谁知首场演出竟大获成功，格什温的名气也迅速传遍美国。

有些时候，我们确实需要紧逼的力量。使自己获得重生，让生命之树开出更加绚烂的花。

人总是对现有的东西不忍放弃，对舒适平稳的生活恋恋不舍。但是，一个人要想让自己的人生有所突破，就必须明白，在关键的时刻，应该把自己带到人生的悬崖边上，在看似深渊的边缘，才有可能获得另一片蓝天。

父亲难得来一次城里，我陪着他去公园游玩。公园很美，芳草如茵，鸟语花香。可惜的是，有人把垃圾随手扔在草坪上，一片狼藉。我指着垃圾，摇头叹息：“这些人素质真是太差，让漂亮的公园大煞风景。”说完，我继续往前走。走了一会儿，发觉父亲并没有跟上来。赶紧回头去找，看见父亲正弯着腰，仔细地把垃圾一点一点地捡到一只塑料袋里。直到捡完了，他的脸上才露出淡然的微笑。看见我回来找他，父亲认真地对我说：“不要总是哀叹世风日下，自己却始终不去动手。有时候，我们只需举手之劳，就能改变许多。”我听了面红耳赤。

是啊，有多少人像我这样，总是哀叹世风日下，却不愿意付诸行动去改变这一切呢？

在拥挤的公交车上，你看见猖獗的小偷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贼手伸进了别人的拎包。也许你心里会愤愤不平：“真是世风日下，小偷竟然如此胆大妄为？”可是，你“路见不平一声吼”了吗？正是我们的胆怯和漠视助长了歹徒们的嚣张气焰，如果我们面对邪恶和丑陋现象，不再漠然视之，不再甘当看客，用良知用勇气用热血大吼一声，罪恶定然闻风丧胆。

在公共楼道里，路灯坏了，一直没人来修理。每天晚上进出，你总是小心翼翼，摸索着行走。也许你心里很不满，忍不住抱怨：“真是世风日下啊，连个灯泡都没人修。”可是，光抱怨有什么用，你有没有想过去买个灯泡换上。也许小区门口的超市里就有，不过一两块钱。换个灯泡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几乎每个人都会。你的举手之劳会换来整个楼道的光明，如果只是抱怨，楼道永远是一片黑暗。

贪污受贿、卖官鬻爵也许你也为这些官场腐败现象而义愤填膺，慨叹世风日下。可是你仔细回想下，你是否也曾经对你的领导阿谀奉承、点头哈腰？你是否因为领导的意志而放弃了原则，干了一些不应该干的事？你是否也在逢年过节，提着礼品来到领导家里走动走动？你一方面看不惯官场的腐败，另一方面却又无奈地为腐败推波助澜。如果你真为世风日下哀叹，那么你制止不了腐败，你最起码也要独善其身。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了澳大利亚的大头苍蝇。一提起苍蝇，人们自然会生发出厌恶之情。然而在澳大利亚，苍蝇不但不会传播疾病，而且还是一种对人类有益的昆虫，并被印制到了50元面值的钱币上，受到与伟人同等的尊崇。在很早以前，澳大利亚的苍蝇也喜欢生活在肮脏污秽的场所，并且数量惊人。为了避免苍蝇传播疾病，每个澳大利亚人都自觉地行动了起来。他们首先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认真地搞好个人卫生和家庭卫生，然后他们又不遗余力地将公共场所藏污纳垢的地方一个个清除。最后，整个澳大利亚除了湛蓝的天空、悠悠的白云、遍地的鲜花，再也找不到什么可以让苍蝇寄生的地方。苍蝇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沃土后，不得不被迫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靠采食花蜜为生，并一代代地传袭下来，以致最后彻底改变了以往的生活习性，成了被人类接受的朋友。种种不文明、不道德行为不正像苍蝇寄生的那些污垢吗？面对丑陋，我们不妨学学澳大利亚人，不要只哀叹世风日下，而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看看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没有了污垢的立足之地，文明之花必然香飘四野。

许多东西都可以改变，丑陋可以裂变为美丽，肮脏可以转化为洁净，低贱可以升华为高贵，苍蝇都可以改变，我们人类还有什么不能改变的呢？

我知道自己在高中时化学和数学都学得很差：我感觉这两门课都很枯燥和复杂。但是英语也没能考个好些的分数，就让我很是失望，因为我喜欢这门课。我本想把英语学得出色一些，结果还是失败了，这让父亲更加肯定地认为，我的真正才干也许只有在当了裁缝时才会显露出来。

我是父母唯一的儿子，也是最应该继承父亲在新泽西州大洋城的裁缝店的人——那是我父亲的祖辈们从拿破仑时代的意大利传下来的宝贵手艺。我课余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给学校当记者，而且在高中三年级时的成绩又下降了，父亲就越发坚持让我把时间花在他的工作间里。他让我学裁剪和怎样缝裤腿、开钮扣孔。

他说，当裁缝至少是一个让我可以活命的“铁饭碗”，并且重复着我说过的一个愿望：“你不想高中毕业后到巴黎住吗？”其实我知道，即使到了巴黎，也不过是在我大伯的公寓中的一间客厅里住。大伯在1911年时离开了意大利，在巴黎开着一间红火的裁缝店，很多名人都是他的顾客，我可以到那里当学徒。

但是，我看着父亲干活，觉得当裁缝是件无聊、费时而又要求很高的事，父亲一针一线地缝着每一件衣服，在缝一件丝绸或毛料衣服时，他要用手指感觉出针的走向。如果他觉得衣服做得不够完美，还要把它拆了重新做。

我从没想过要当一名裁缝，但每当父亲提到巴黎的时候，我还是恭敬地听着。在有一次我认真地写了一篇关于《纽约时报》的发行人和元老级人物阿多夫·奥克斯的论文后，父亲更是不厌其烦地念叨着我的英语成绩——我那篇论文后来只得了个B——。

B——不是老师给过我的最低的分数，我得的多数是C，有时甚至是D。有一次在一篇关于《哈姆雷特》的作文中拼错了莎士比亚的名字后，我甚至得了个F。那位女老师批评我的作文写得太“啰嗦”而且“拐弯抹角”，有时候她还会用红墨水给我写下评语：“语法！语法！语法！”

美国没有哪位裁缝会比我父亲更加推崇奥克斯的了。1920年移民至美国后，父亲每天都会阅读《纽约时报》，通过借助词典，读报扩大了他的词汇量。所以每当他因为我没考好英语而替我失望时，我都会以没时间读报来为自己找借口。

奥克斯本人就是在没有老师鼓励的情况下开始他的事业的——他在上学时也是成绩平平，但在后来的生活中显露出了他的才华。

父母和我还有我的妹妹住在我们商店的顶楼里。虽然家里有宽敞的厨房和餐厅，但我的母亲是她们那代意大利籍美国人中少数不愿下厨房的一个。相反，她是个事业型女人，一位把老顾客视为最好朋友的商业家。

她会在她的女装店里招待顾客，她经常打发我去杂货店给她们买汽水、茶或冰激凌，好像这些人就是她家里的客人一样。她会和她们进行私人交谈，从而赢得她们的信心和信任，或早或晚地就能够说服她们买下大部分她建议的衣服。

我母亲的服装店满足了那些追求品味却又精打细算的女人的需求，这些人当中有牧师的妻子、银行家的妻子、桥牌爱好者等等。这是些戴着白手套的女士，她们一边一件件试着衣服，一边谈论着各自的生活。

在我母亲优雅举止的衬托之下，我们的商店在那种时候就如同在上演着脱口秀一样。我从母亲那里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与人相处之道，这在多年后，当我开始就一些文章和书与作者进行访谈时派上了用场。我知道了，在一个人想解释自己而又一时难以说清时，永远不要打断他们的谈话。在那种时刻，人们通常是很坦诚的，他们的停顿或突然改变话题，可能显示着其中有着令他们尴尬或恼火的事情。这是我小时候在母亲的服装店里跑腿时 “偷听”来的，她们的声音在其后的几十年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想起父母保持了60多年的融洽关系，以及他们是如何把爱、宽容和很多才华结合在一起时，我明白了，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比从课堂或老师那里学到的更多。也正因为有了这些积淀，我才能在后来成为《时代周报》的记者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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