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认识

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认识(一)

胡甫臣

-------------------------------------------------------------------------------- 引 言

我心中早存在一个问题，我们的政治运动这么多，究竟该怎么评价？我统计了一下，建国后经毛泽东批示过的运动大致有多少（现列名附在文后）。从这些文稿中，大致可以看出每次运动的来龙去脉，方针政策。这些运动在某些方面又似乎有些成绩，有些成功之处。但运动之多，运动中整人之多又成了这些运动突出的特点。毛泽东的这个发明，是不是我们党成功的思想工作经验，成功的教育干部工作经验，成功的管理干部工作经验和成功的治党治国经验呢？我很希望思考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太大，自己好像无从思索起。因此，这问题存于心好久好久了。

我曾看到于光远在《文革中的我》一书中谈到他受批判时，顺便说到的一句话：“颠倒是非，无情打击，在极其错误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领导下，干出极其错误的行动，是那些年历次政治运动共同的特点。”李锐在一篇文章中也说：“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恶果之一。”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一书中也指出：“过去的经验证明，这种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经常成为妨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的政治运动、群众运动虽然表面上看都能说出某些成果，但从总的看，全面地看，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左的。他们的话倒好像击中了要害，值得探索、思考。总结和认识失败的、错误的教训，也是我们十分珍贵的遗产，是我们共产主义运动中宝贵的精神财富。文化大革命运动后，中央总结历史经验，决定今后不再进行这种政治运动，不仅大得人心，也是党和国家怎样执政的重要收获。

我在读中国工人出版社《外国学者评毛泽东》一书时，国外称为毛泽东学，对毛泽东思想称为毛泽东主义。第四卷上有个美国的学者马德森，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群众动员》一文中说：“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没有什么现象比群众动员运动更独特、更重要（至少对局外人来说）、更令人迷惑不解的了。他认为从建国到毛泽东逝世的26年中，“这种全国性的运动计有70多次（地方一级的运动则要多十倍）。”他是看到政治运动在中国的重要性了，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重要部分：“当你问及一个经历过毛时代的中国历史的中国人的生活经历时，他一般都是把自己的经历不自觉地与由中国主要的政治运动所标志的历史时期联系起来。”他这篇文章评议了两个西方学者关于论中国政治运动的专著：一个叫查尔斯·塞尔，写了《目前的革命：中国的动员运动》一书，认为这种运动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具有积极的边际效用。他认为中国的政治运动分三类：经济的，旨在增长生产率；意识形态的，旨在改变人民的思想方式；和斗争的，旨在铲除敌对阶级或集团的权力基础和地位。他根据毛主义领导们的言论，选取了表示成就的和表示缺点的各22个标志，检验了36场运动，得出了上面的认为是有效的结论。而另一个叫托马斯·伯恩斯坦的，论我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书中，认为这是失败的做法；认为这是西方学者不能接受的，是中共特有的不好的做法。因为大多数城市青年不想下乡，大多数农民也不希望他们去，这是中国领导人犯的一个严重的错误。马德森说他自己正在写的一本书，将不像他们两人这样把群众动员运动简单地视为实现目的的手段，他将从更广泛的层面去探寻这复杂的内涵。

他们对毛泽东学这种严肃的研究态度是可取的，但他们对中国社会缺乏深刻的了解，只是采用了西方社会科学的某些研究技术和方法，是很难探索出最本质的经验教训的。

大搞政治性的群众运动，曾被作为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已多次宣称不再运用了。但它不只是执政的方式方法问题，因而认真总结经验教

训，还是非常需要、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反思课题，我们亲身经历过这些运动的人，应该对这个重要的课题，应该进行反思、探索、研究，得出必要的经验、教训。 -------------------------------------------------------------------------------- 附：我所记忆的建国后开展的运动： (1)土地改革运动 (2)镇压反革命运动 (3)抗美援朝运动

(4)建国后第一次整风运动 (5)连队民主运动 (6)三查运动

(7)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 (8)清理“中层”运动 (9)民主改革运动

(10)电影《武训传》和宣传武训的批判运动 (11)三自革新学习与教会民主改革运动 (12)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

(13)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 (14)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5)文学艺术界整风学习运动 (16)爱国增产节约运动

(17)教育、文艺、科学等方面在三反运动中仍进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18)中央希望华东、中南、西北三大区在大规模的学校教师思想改造会议上，推动学校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

(19)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20)反对违法乱纪运动（又称新三反） (21)整党建党运动 (22)学习运动

(23)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到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 (24)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 (25)胡适思想批判运动 (26)整风运动 (27)反右派运动 (28)工商界整风运动

(29)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30)大跃进运动 (31)人民公社化运动 (32)农村工具改良运动

(33)农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 (34)反对右倾思想运动 (35)增产节约运动 (36)养猪运动 (37)整风运动

(38)整风整社运动（又名农村三反运动）

(39)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40)爱国卫生运动

(41)工业企业学解放军运动 (42)学习雷锋运动 (43)干部参加劳动运动

(44)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名四清运动，在城市叫五反运动） (45)群众性设计革命运动 (46)增产节约运动 (47)文化大革命运动

(48)清查“五·一六”运动 (49)批陈整风运动 (50)批林批孔运动

(51)开展对《水浒》评论的运动 (52)“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 (二)运动知多少--搞运动成了党领导全国的基本方法 (三)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四)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怎样领导发动的--乌托邦思想代替了实事求是思想(上) (五)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怎样领导发动的--乌托邦思想代替了实事求是思想(下) (六)开展政治运动的负面影响(上)--极左思想造成了极左氛围

(七)开展政治运动的负面影响(下)---禁锢和控制思想扼杀了思想的创新(文学艺术和文化方面的一些例子)

(八)试析运动多的根源--阶级斗争为纲和个人独断专行

运动知多少

--搞运动成了党领导全国的基本方法 胡甫臣

-------------------------------------------------------------------------------- 我这里统计的建国以来我们究竟开展了多少群众运动，是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经他本人批示过的运动的数目，共52次。这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建设进程，可以看见我们的最高领导是怎样领导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是怎样开展起来的。我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大本，好像毛泽东总在指挥各种运动。他是各种运动的总指挥，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就是运动员，人们都生活在运动中。他是我们这个大党和大国的最高领袖，他领导着我们党和国家，好像主要就是领导运动，或者说就是通过运动来领导。似乎可以说我们是运动治党，运动治国。要稍分析一下，这些运动中，有整风型的群众政治运动，这便是有检查、批判、斗争的群众思想政治运动，这就有一般所说的整人的内容（在上面所列统计中，占32次）；有一般工作或学习号召型的群众运动，这就只是叫人一律开展什么工作、搞什么批判和进行某种学习（如抗美援朝、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增产节约、学雷锋、批胡适等，约占20次，当然，在号召开展这些工作的群众运动中，也常常有群众性的批判、斗争、整人）。这些运动，有的时间长，几年或上十年，有的只是突击性的几个月或一二年。作为运动就都有集体行动的规模和气势，这些运动，特别是较大的运动，基本上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或由他提出经党中央决定，用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开展起来的。当然，也有他心血来潮，突然发动的。有的还是他自始至终亲自坐镇指挥的。

他要求下面的干部做工作要搞试验田，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而他的领导则只是根据下面的报告，最多也就到下面去时听各级领导的汇报和他本人走马观花的视察，或有时派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下去做一些专项调查（而调查回来的材料，他还不一定相信和采用），他便在文件上作批示或在会议上作口头指示。有的运动就是根据这样的批示、指示，并未经过集体讨论，他说要搞成群众运动就开展起来的。更要看到的是，这种搞运动的做法已经属于全党的工作方法，各部门、各地方、各系统莫不照此办理。这样的运动，面广数多，真要计算起来将是个很大的数字。而那些运动，其实也都是经过毛泽东点头才能开展的。就拿工会系统来说，便有过批判李立三工团主义、经济主义运动和批判赖若愚扩大李立三在全总的错误，犯了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错误”的运动。在军事部门有批判刘伯承、叶剑英、肖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等军事教条主义和以肖克为主帅、李达为副主帅的反党宗派集团的运动。文艺、文化方面批判某方面问题、某个人问题的运动，诸如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风反革命集团、丁陈反党集团、批胡适、梁漱溟、马寅初、罗尔纲、翦伯赞、杨献珍、孙冶方以及什么现实主义广阔论、中间人物论、时代精神混合论、资产阶级人性论和批判鬼戏、批判《早春二月》等几十部电影，哲学上批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异议、批“合二为一”，等等，那就更多了。重庆市在七千人大会后，清理不合乎那次大会精神的文件，清理出单是1960年就布置搞“全民运动”的文件33个，试想想，一个市一年就搞这么多运动，真要全部统计，那数字肯定会是很惊人的。并且，这些批判，都带有特殊的政治色彩，都是小政治运动。建国前延安整风运动、三查三整运动、新式整军运动、减租减息运动、大生产运动等等群众运动的老传统、老祖宗更没有统计在内。所以，从群众运动的数目来说，我这是很不完全的统计。

大搞群众运动，这确实是我国发动群众开展各种工作常用的也可说是主要的做法。毛泽东认为只要发动群众，什么事情都能办到，和苏联见物不见人相比较，这是我们的优势。所以，我们什么都爱大搞群众运动。要全面认真分析研究，探究其利弊，全面加以评说，这可是个十分巨大的工程。这里只能择其大要举例谈谈某些重点问题和有代表性的问题，大致说说我们大搞群众运动的基本概况。我觉得还是用事实说话好，一般已经讲得比较多的，哪怕是十分重大的运动（如反右派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我未选，我选了几个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也比较典型的群众运动作例子。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随心所欲的强迫命令代替了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 胡甫臣

-------------------------------------------------------------------------------- 毛泽东在1951.11.20和1952.5.10半年多的时间里，亲自领导了三反运动，这期间他代中央、军委和以他个人名义起草有关文件、回答下面的请示、转发下面的计划和经验等的批示大约185次（其中以毛泽东名义签发的130件，以党中央名义签发的51件，以军委名义签发的4件），现摘要选择一部分可看出他领导这个运动的指导思想的批示看看。 1951.11.20毛泽东为中央批转高岗关于三反斗争的批语中有：要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三反运动的三反就是这么来的。

11.30在批转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的批语中有：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这一事实，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12.8代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中有：应把这一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

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到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请注意，运动要和打击敌人的镇反运动一样；运动还未开始就提出了这么大的预期指标。 1952.1.10转发公安部报告的批语中有：哪一处公安机关（包括警察）的斗争比不上中央公安部，就是那里的领导人不行，方针和办法不对，必须立即加以检讨和改正。 这对下面各级组织可说是严令，谁敢怠慢。

1.24对西南军区简报的批语中有：每个大军区系统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地方上每个大省也可能有老虎几百只，每个大省可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80多只，今天就有150只，可能达到200只。

第一次从上往下提出了估计的(当然是主观的)但是大得吓人的打虎指标。 1.30对山西打虎数目的批示的批语中有：山西这样的省应有大小老虎1000个至1300个，其中应有大老虎100个至130个以上，我以为这个数目只是一个最低的估计，实际上可能大大超过此数。请各省市区党委根据自己的情况都作出一个打虎预算，报告中央局和中央。 2.4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中有：（一）中南军区直属机关部队计划打大老虎106只，小老虎357只，我们认为是适当的，这是一个初步的预算，以后可以按照情况随时追加??（二）??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限于电到三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自动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四）平原省武陟县机关已初步清出1000万元以上的老虎18只，其中有一只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该县继续搜捉，还可能超过此数。此事应引起各级党委的严重注意。凡说县一级无老虎或很少老虎的应即以武陟县的证据驳倒他。（五）根据河北省香河县九个村的初步调查，有贪污行为的村干部，多者达到72%，少者占13%，平均33%。九个支书中7个贪污，九个村长中8个贪污，其中一个村干部独自贪污公粮一万斤以上，是个小老虎。凡说村干部中没有或很少贪污的，凡说乡村中虽有贪污但是没有老虎（当然不是说每个乡一定有老虎），应即以香河县的证据驳倒他。（六）接高岗报告，全东北计划捉大老虎500只，2月3日据报已增至2000只。军委直属系统早几天承认捉大老虎100只，昨天追加150只，共计250只??由此可以估计，每一个小省应有大小老虎几百只，每一个中等省和大省应有大小老虎一二千只至三千只。根据华北局的计算，其中应有大老虎10%以上??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上面提指标往下压，还要求下面做打虎预算，也就是自订指标。更值得注意的是，举了许多虚报数字作为范例，自订预算和上面往下压的预算，规定了下限，只允许上升而没有说不合实际者可以下降。 2.4关于增加打虎分配数目给谭政的电报中有：你们1月31日给我的报告所述对各省任务的分配数目都太小，是不合实际的，必须指导他们逐步增加??你们对各省压力太小迁就他们的右倾思想，特别对广东是如此，望注意改正。

这是要下面的领导向下分配高指标，层层往下压，并要不断增加指标。

2.4对华北区打虎计划的复电中有：你们这个报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大行政区的打虎水平至很高的程度??华北没有政府，华北军区系统也不如有些军区那样庞大，尚能捉虎这样多，其他大区，应当更多??总之虎数增多，证明认识进步，信心增高，劲头增大，请各同志一起注意。

表扬高指标，硬性要求向高指标看齐，要求不断增加指标。

2.5对山东分局打虎报告的批语中有：你们清出了许多中小贪污犯很好，但你们还没有订出各系统的打虎预算，你们对下面督促不严，没有批判干部中对大贪污分子认识不足的右倾思想，这些就是你们打虎无成绩的原因。像山东这样的大省，1000万元以上的大中小老虎，应当不是几百只而是几千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其中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以规定十分之一计，应当不是几十只而是几百只。我提议分局立即召开一次打虎会议，规定打虎数目，限期完成任务。上面每天用电话催督一次，下面每三天用电话或电报汇报战绩一次??

2.5对浙江省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有：你们说浙江全省可能有1000万元以上的大小老虎1000只以上，这个数目作为初步认识是好的，以后应逐步增加。像浙江这样的省，可能有大中小老虎2000至3000只，或者还多，这还没有包括社会工商界。

2.7对中南区打虎报告的批语：你们的打虎计划太小，大虎至少要增加五倍，即不是107只而是500多只。中小虎不是1100多只，而是5000多只。

2.11转发华东局打虎预算的批语中有：规定华东全区须打大虎5000只，中小虎2万只，这是全国大行政区打虎预算的最高数字。华东这一计划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及军区党委一个榜样，必须克服干部中对大贪污犯估计不足的右倾观点，按照自己的情况提高打虎预算。

2.11给中南的电报中有：中南打虎应大致和华东看齐??你们最近规定打大虎3000，中小虎2万，还是低了??

对预算、指标嫌低，就主观提出些高指标，硬逼追加。

2.13转发华东军区增加打虎预算的批语：华东军区增加打虎预算一倍，则大虎1000，中小虎3000，增为大虎2000、中小虎6000。请各大军区按照自己和华东军区人数和军费的比例，酌情增加自己的打虎预算。

2.17转发中南局打虎新计划的批语中有：这个大虎8000小虎42000余的新计划，把全国各大行政区的打虎水平，提到了目前时期的最高度，比过去设想的计划接近于实际。请各中央局在适当时机酌量修改自己的计划。

3.3军委转发华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中有：在三反运动的最后一个阶段，必须号召各级干部关于自己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家庭亲戚朋友）用开会或写检讨报告的方式，交代清楚。这一点很重要，望照办。

连同资产阶级有社会关系都像镇反时一样要交代清楚，可见要让资产阶级绝种的决心之坚决，可见运动范围的不断扩大。

5.9中央转发罗瑞卿关于华南军区纠正三反定案中右倾思想的报告的批语中有：必须将一切真正的贪污犯，贪污嫌疑分子和弄错了的人按照中央历次指示和政府法令认真地如实地加以判处和审查清楚，不得放纵一个坏人，不得冤枉一个好人??务使三反斗争完全胜利结束，不受虎头蛇尾的右倾思想所影响。罗瑞卿同志报告中所订的两条纪律（一是“凡不按原则办事，‘放虎归山’者，经查出后以包庇纵容论，应受到纪委处分”；二是“领导不力，对第二阶段的处理工作马虎草率因而造成损失者，亦应论处”），全党必须一律实行，保证三反胜利。

运动都到收尾了，不强调实事求是，还要求反右倾。所订纪律也只惩右，不提防左纠左。 5.10中央转发重工业部关于三反追赃定案经验指出：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价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一直到结案时候，才强调实事求是。运动中扩大化、错伤害人、影响正常工作等现象都已成事实。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参加三反的人数共383万多人(不急括军队)，贪污10万元以上的10万人，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无期徒刑的６７人，死刑42人。“毛主席原来提出的捉虎指标和估计需要判刑的人数，比这要高。”据另一个地方的材料，说被查处的有102万，这高出的90多万人，就都是不该受审行、一该受批斗的、扩大化了的人。

三反运动是我们党执政后自觉地抵制腐蚀，保持廉洁奉公的一次实践，对贪污，人们都认为该反，一般都认为这是开展得比较好的运动。比如：《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2卷的“编

者后记”就说：[“三反”采取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决定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验。运动中间在追查贪污犯的“打老虎”阶段，曾发生过一些过火的偏差。但总的说来，这次运动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以及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那种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无论怎样，全党重视和全党努力，群众监督和群众动员，始终是有效地进行反对贪污浪费斗争的必要条件。无论为着了解历史，还是为着借鉴历史经验来研究现实工作，阅读“三反”运动的有关文献，都是有益的。] 被党中央、国务院授命主持三反工作的薄一波在他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三反运动在充分依靠群众同犯罪现象作斗争，在坚决惩治腐败、防止腐蚀、从严治党等方面留下的宝贵经验以及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那种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却是值得我们代代相传的。”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在《难得清醒》一书中也说：“我参加革命以后经过的运动，即使目标定得准的，也常常发生“过火”现象??据我观察，解放后开展的各种运动，几乎没有不发生副作用的，唯有“三反”运动偏差最小。??不像思想政治问题可以做随意性的解释。有人说这是一次时间不长、善始善终的运动。”但历史事实却不是像一般人(上面所引的说法可为代表)认为的那样。我们从上面那些毛泽东的批语中可以看出：

（1）毛泽东这段时间亲自领导了三反运动。他领导的方法，主要就是靠这些文件，靠转发下面的计划、报告、经验和他在上面加的批示；

（2）毛泽东是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三反运动他直接管到了最基层。简直就是他一个人在坐镇指挥。半年多一点时间，他一个人就批示了大约185次，有时一天就要批示几次。 （3）在我的心目中，毛泽东是最讲实事求是的，但在这次运动中，由于他把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形势看得极端的严重，用他个人主观想像的高数字、高指标或某个单位已经订出的高预算去推算，层层强压下面达到高预算的打虎指标；各大行政区、各大军区、各省县都强迫让人家向打虎的高计划、高预算看齐；强迫下面层层订打虎预算，并且要按人数多少、开支多少、管钱管物多少的比例去推算，让下面互相攀比打虎的高数字；大老虎和中小老虎也给你规定了一个比例，不准少了、小了；一看打虎数字增加就高兴，就表扬，一看打虎数字不如人家就生气，就批评是右倾；甚至在运动的末期，还把罗瑞卿反右倾的做法转发全国，全部批示中，直到定案中发现许多问题，才提出要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真可说是一左到底了。而这样高压下的群众运动，群众对上面订的政策，几乎总是宁左勿右，生怕完不成指标被扣上右倾帽子。上面本来就左，群众执行起来，便左上加左。因此，三反运动时哪个机关都打出好多假老虎，出现了许多冤案。

（4）在这样长的时间，不断收到党中央和毛泽东这么多显然做不到或一眼就可看出是不实事求是的高指标，竟没有人提出意见，一直到总结的时候都没有人提出搞高预算打虎的教训。是不敢呢或是都左昏了头也没有认识呢？很可能是毛泽东当时的威信已高到谁也不敢有不同、有相反的看法；也不敢总结自己在这个运动中左的教训。后来，回顾当时的这个运动，对它的历史结论还都是歌颂这个正确的经验多，认真总结的少。

（5）这可算是我们开展群众运动的典型一例。这也可以说是领导运动群众一例。从后来的效果看，三反连一反也没有反干净，三反最突出的特点是打虎（反贪污），但很快就又遍地是“虎”。可见我们这种搞运动的工作方法，因为是群众运动，随便斗争，随便隔离反省，整的人之多，无法统计。但却并未抓住要害，并未建立起永久防止浪费、贪污和官僚主义的制度。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制度，直到50年后的今天，仍没有总结出一个过得硬的规范。最重要的是没有民主，没有法制，没有监督。但我们长期不曾反思过，以后还认为这是我们的法宝，一个又一个运动，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乱，越来弊端越多越深，直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的天下大乱。

在这样极左指导思想下开展的三反运动，那些老虎是怎么样打出来的呢？从各地向毛主

席、党中央汇报的情况看，主要是不断反右倾，分工包干找线索；内外夹攻忙审讯；小会挤大会突，发动群众搬“石头”；找重点抓弱点，坦白检举相结合；专案专人包打包查；预算数、期成数、必成数，穷追猛打不放松；个别谈话和群众压力相结合；以虎攻虎，深挖成群成窝的老虎；防止逃跑和不断补课；杀、判、赦结合，猛、狠、压配套；斗智攻心和群众挤压，确定任务限期破案；大造声势组织火力，捉不住老虎决不收兵；公开宣战，八方围歼；车轮战术和疲劳战术；打、骂、捆加逼、供、信；打虎队突击，穷追到底等等群众性的大轰大嗡、无法无天的做法。从后期各地报告的结果看，自杀、自伤逃亡都成为要严防的事情，翻案、结不了案、收不了场，绝大多数只好宽大处理不算老虎，原来上报的老虎数字减了又减，甚至减到零。但好多人已经被打虎队“打”得有气无力，“打”得自己抬不起头，家属见不得人，这样搞法，肯定扩大化，伤害好人一定不少。所以每次运动都和这次运动一样，在运动后期都有一个复查、甄别、定案阶段，以便把整错的纠正过来。同时停下工作搞运动，又打得机关人心涣散，工作很难齐心协力，肯定影响正常工作。

群众运动确实威力很大，但在错误思想领导下，不讲法律，由各级领导掌握，危害也很大。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怎样领导发动的(上) --乌托邦思想代替了实事求是思想 胡甫臣

-------------------------------------------------------------------------------- 毛泽东确实曾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有过创造和发展，在革命实践中领导全国人民推倒了三座大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起过巨大作用。为什么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就走向了左倾冒险主义，并且越走越远呢？这我们再看看他是怎样发动和领导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个例子吧。这可说是大跃进运动的挛生兄弟，它们是互相促进、并肩前进的哩。 1958.7.16《红旗》上刊出：毛泽东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期间，毛泽东视察徐水县，曾问县委书记：粮食多了怎么办？7.14对京山县合作乡八一社常年办食堂的经验，批示可以考虑在《红旗》上发表。8.6视察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社长说棉田保证每亩一千斤，争取二千斤。

8.9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公社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13他视察天津大学时说：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办。河南省长葛县已经证明，那里的学校有的搞了勤工俭学，学生成绩好，升学的很多；有的没有搞勤工俭学，学生学得不好，升学的少。不仅学生要搞勤工俭学，教师也要搞，机关干部也要办点附属工厂，不然光讲空的，脱离实际??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8.15视察天津时指示：地方应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他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什么都好办了。8.17对河南省遂平县《（山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的修改和批示发各省、县参考，《红旗》上也发表了。

提出走向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这么重大的问题，事前并未经过集体研究讨论，就这样一个人一边走，一边看，随便赞扬称颂就随便宣传出去了。而当时，他已经是金口玉牙，一言九鼎，自然一唱百诺。这些年，他已批判过那么多人，整过那么多人，谁敢说个不字？人人都生怕跟不上，有的头脑也发热，有的盲目跟，有的看到不能跟也不敢不跟。这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就这么自自然然不知不觉就开始绘声绘色地在中国大地上吹起来了。

1958.8他在中央关于在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稿上加写的话：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然后再经过多少年??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我们看看《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一书所引1958.8.17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协作区主任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对人民公社的设想吧：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鼓励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我们在农业合作化基础上搞起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他们有那么个趋势，想要干起来。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我看叫大公社。大者，人多，几千户、一万户、几万户；地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公者，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房屋鸡鸭、房前屋后的树木，目前还是自己的将来也要公有。人民公社兴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都可以解放。人民公社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不要政权。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当然实行工资制度和吃饭不要钱还要一个过程。部分地区一二年或两三年，大约一半以上的地区需要四五年。到那个时候，农业就像工厂一样，土地国有，工资发给每个人，首先吃饭不要钱。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可能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现在人民公社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有共产主义萌芽。有个文件讲，第三个五年计划过渡到共产主义，我加“第四个”三字，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不然太短了。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破坏。我们过了22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搞供给制，军民一致，官兵一致。自从兴起将校尉多少朵花，还没打过仗。等级制度，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这是资产阶级法权。光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的建立，就是进一步的破坏。公社工资发给每个人，不发给家长；实行粮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开展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不仅工人是产业大军，也把农民组成产业大军，积极性更高，产量更多。我们现在办大公社，统一调配劳动力，这就是战争时期的经验。将来城市也要搞公社，学校、工厂、街道都办成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搞公社这个东西，没有初级社那样危险。关键是初级社，由私有变公有。在合作社的基础上搞公社，没有那么多的困难。这次提出办公社，农民会很快接受。群众要搞，也不能压，压就要犯错误。

这是到现在为止我所看到的表述最完整的毛泽东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乌托邦全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就是讨论了他这个报告后通过的。决议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和我们党相当多的高层领导人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热已经热到了什么程度。

1958.9.6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向毛泽东报送各地电话汇报会议的材料说：目前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已经到来，河南已实现全省公社化，估计九月底前全国均可实现公社化。??这次运动的发展非常迅速，而且很健康。群众情绪非常高涨，现在各地农村到处是锣鼓喧天，又掀起新的生产高潮。只有少数地方由于思想发动不够好，群众有顾虑，发生了杀鸡、杀猪、卖牲口、砍树藏粮等不正常现象。

把群众被领导制造的公社化声势压出来的乌托邦热说成是高涨的热情，把群众根据毛泽东所设想的共产的种种项目掀起的共产风，为了吹嘘群众如何拥护，就说是群众的创造；后来发现越走越远越出毛病时，就说是群众和基层干部乱共产风。即使看到群众中已经出现杀鸡、杀鸭、砍树等情况时，这明显地是农民怕“冒富”、怕“共产”，虽然毛泽东自己也说过

农民这种反抗的形式，实际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但他脑子已发热到这种程度，只把它看成是一个指头的问题，真是捏着鼻子哄眼睛，多会自己哄自己！

9.8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上的结束语中有：人民公社是一件大事。人民公社大概九月就差不多搭起架子搞起来了。看样子，来势很猛，没有办法阻挡，你叫他慢，那不行??这件事要好好领导，要积极领导，要采取欢迎的态度。人民公社的特点是大公社，这是最近几个月出来的新事件。

他9月巡视长江流域对新华社记者说：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还要大办民兵师。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毛泽东到安徽舒茶人民公社看到办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后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公社能做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毛泽东还说如果每年每人没有一千斤、两千斤粮食，没有公共食堂，没有幸福院、托儿所，没有扫除文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能彻底解放。只有办好人民公社，才是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工资发给每个人而不发给家长，妇女、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破除了家长制，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群众中出现的好多乌托邦热的创造，就是毛泽东这样煽动起来的，这样宣扬推广开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农业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它不是真正达到物质的极大丰富和人民生活的极大提高，而只是在低水平上的平均分配。平均主义是中国历次农民革命运动的基本纲领，这是工业化国家在工业革命以前，小农经济的最高理想和要求，也是乌托邦空想社会的物质基础。这种低水平的平均分配其实也做不到，毛泽东还说它含有共产主义因素，并多次在会议上强调，空想社会主义中的一些理想，我们一定要实现。这种脱离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建立起来的空中楼阁，是思想上的大倒退。而且是对先进生产力的大破坏，不但不会长久，实际还造成了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全面紧张。1959—1960年农业总产值年年下降13.6%、12.6%、2.4%，到1962年竟降到1951年的水平，全国人民营养不良、体质下降，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成为全国人民深重的灾难。事实证明，这种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一种反动思潮，严重阻碍了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转化，破坏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

11.6对《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的批语：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太促，只3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照原样印发八届六中全会的同志。原文是范县人民公社党委（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1958.10.28在范县共产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万人大会上作的范县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报告。文中有：一年实现地方工业网，二年实现工业化。完成后我社将是：各地工厂遍地起，处处烟囱如林立，工厂机器轰轰响，大小机器自己使，生产操作按电钮，难分劳动和休息。能产钢铁能产布，能造化肥能发电??农业生产万斤化，保证亩产粮二万斤，争取三万斤；保证亩产籽棉一万五千斤，争取二万五千斤??把全县993个自然村在三年内合并为25个合乎共产主义的新乐园。新乐园真正强，四面八方是楼房；有大学有工厂，公园街上百花香；柏油马路明又亮，汽车穿梭排成行；有电影有戏院，劳动以后去听唱；冬天室里有暖气，夏天开开电扇乘乘凉??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这样的乌托邦诗居然都被表扬称赞，可见它多么合乎毛泽东的乌托邦热。有时他也觉得有点热，但他说这是群众可贵的热情。其实，是下边干部想讨好上边，好压迫群众跟着发烧。 11.10、12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修改和信件中有：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中表现，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县办工业都是小全民所有制，应当逐步地增加全民性部分和逐步增加产品能由国家调拨的部分。要能实现增加调拨的比例，就必须不断发展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就必须实现公社工业

化，农业工厂化（即机械化和电气化）。公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产物，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公社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即一个是由社会主义的目前阶段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一个是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争取十年内（1967年内）达到公社纯收的1/3左右归个人，1/3左右归公社积累，1/3左右归国家调拨。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实现6小时工作，4小时学习，8小时睡觉，6小时吃饭和娱乐。苦战三年期间，农村12小时工作和学习（一般10小时工作，农忙时12小时工作），4小时吃饭和休息，8小时睡觉。采取积极态度在城市中试行人民公社。公社集体化程度高了，干部必须特别注意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严格禁止和纠正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用所谓“大辩论”、“辩你一下”即整你一下的方法来压服群众。干部待遇，在改供给制时，高的要降低些，其余的基本不动，有升有降。郑州会议后我又想了一下，这个决议（草案），宜在武昌会议上征求更多同志的意见，然后发表，较为适宜。

乌托邦设想已经多么具体细致了。越想越急，头脑越热，乌托邦幻想就越起劲，人们简直好像生活在天堂里了。

11.13又写信给少奇和小平，要在北京的政治局、书记处并再增加若干同志开三四次座谈会讨论郑州提出的问题，为武昌会议作准备。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公社这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设计已经不满足于他一个人想得很细很细，而是十分小心，十分注意广泛吸引大家都来注意，他也真是全党全国的领导人，要把大家的心思都引到共产主义的大道上。

11.10对中办机要室关于徐水县劳动所见所闻情况报告的批语：即送林铁、张承先同志：此件是说徐水县情况的，长处短处都有，请你们研究一下。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报告中说，该村一穷二白，群众干劲冲天，实现水利化后生活有显著提高。劳动是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很严，实行供给制，彻底割掉了私有制的尾巴。发现的问题：各社耕作区分散，不便耕作协作；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遇事很少和群众商量，甚至简单粗暴；虚报现象不少；鸡鸭无人饲养；有几个口号值得研究：“1960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建成共产主义！”“到那时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

徐水公社化当中这些严重的问题，本来应该算得是警钟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共产风是最普遍最明显的了。比如湖北沔阳县县委的报告中说，自1958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年年在处理，但始终没停止，还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刮。开始只有县、公社、生产队刮，后来省、地两级也刮，甚至社员之间也刮。开始刮大的，如土地、房屋、资金、粮食等；到后来，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共产风简直是公社 化运动中各种弊病的集中表现，是个不治之症。看来，这些问题当时在毛泽东眼里，可能还是只算一个指头问题，根本不去理它。

11.18对《关于“一个县能否进入共产主义”的辩论》一文的批语：值得一阅。印发到会各同志。中宣部《宣教动态》刊的文章，说山东寿张县、范县先后召开万人大会，提出了一个县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寿张县委第一书记提出“为二年内实现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基本上建设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而奋斗”，范县提出“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参观的宣教干部，有的认为可以，有的认为不行，也不应该，因而展开了讨论。

这样的乌托邦狂想，也说值得阅看，值得传扬。简直在制造现代化的笑话。由于人民公社是在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因而带有相当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军事共产主义色彩和超社会发展阶段的空想色彩。1957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还只有142元，连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就要匆匆忙忙向共产主义过渡，怎么说也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幻想啊！还是小平同志说得好：“过去搞社会主义是搞平均主义，实际上是搞平均贫困，这是搞不好的。”

11.21在中央政治局武昌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有：中国和苏联哪个先过渡到共产主

义？要从各方面慎重考虑。中国早过渡究竟有无可能，是否有利。即使可能，也可用社会主义之名，行共产主义之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要不要划线，如何 划法，是否提三四年、五六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苏联的提法和我们的提法。经济上消灭阶级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消灭阶级。苏联的教训和中国的教训。

已经考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将第一个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的问题了，全国一片假、大、空，已经把人吹到天堂上去了。

11月、12月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有：目前城市中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中许多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相当浓厚，他们对于成立公社还有顾虑，对于这一部分人，我们也应当有所等待。因此，在城市中应当继续试点，一般不忙大量兴办。??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去年农业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只要认真推广深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的经验，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变化。??各个地区的工资水平也允许有相当的差别。目前城市中工资的差额要比农村大一些，这是必要的。到了将来，由于生产有了极大的高涨，所有一切人都富裕起来，无论在城市或者在农村，这种工资水平的差别就会显得没有必要，而逐步趋于消失，那就是接近共产主义的时代了。近代的产业军，是资产阶级组织的，一个工厂就等于一个军营。工人站在机器面前，其纪律之严，不下于军队。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业产业军，是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产业军，去掉了剥削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在工人阶级内部实行了生动活泼的自觉自愿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现在把这个制度应用于农村，这样就建立了没有地主富农剥削、也脱离了小生产状态的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农业产业军。??复杂的阶级斗争，不但在国外，在资本主义世界，严重地存在着；就是在国内。也还是存在着。??毛泽东在修改过程中还加写了两段比较长的话，通过时删去了。一段是农业方面的少种多收将引起农业生产上的大革命。就是实行耕作三三制1/3种农作物，1/3休闲，种牧草、肥田草和花草，1/3种树造林。公社内，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亩产万斤粮，千斤棉，美化全中国，这是一个大概的设想，看来是可行的。一段是人民公社已经搭起了架子这就必须加强和改进公社的思想政治工作、各项组织管理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使生产建设和生活福利事业尽快地走上健全发展的道路。??原决议草案中说，随着全国工农业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日益丰富，全国实行全民所有制，供给标准由少到多，由低到高，商品经济逐步缩小，教育发展，觉悟日高，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逐步缩小——这都是共产主义因素和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条件逐步增长的过程。忽视甚至阻碍这个增长过程，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将来，无疑是不适当的。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怎样领导发动的 --乌托邦思想代替了实事求是思想(下) 胡甫臣

-------------------------------------------------------------------------------- 早在1956.11在八届二中全会小组会上的发言中就谈到：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反右时毛也说：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这可以看出，都是把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等同的。难怪他在周恩来、陈毅、聂荣臻都说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之后，他始终不表态，他自己更始终不说这句话。

11月，在一份摘录斯大林论述共产主义三个基本条件的材料上的批语：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三个基本条件：“增加社会产品，首先是生产资料；将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能掌握全部社会产品；

高度文化水平，全面发展体、智。意见：基本点是极大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品。”问题是怎样多快好省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整风运动和没有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提的三个条件是不易达到的。有了这些，加上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过渡条件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11.7、10为印发《张鲁传》时，在前面写过两个批语，后来他划去了第一次写的，用了第二次写的。第一次批语中有：晋，陈寿三国志张鲁传。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1600年了。解放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但就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对他们的领袖们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他在第二个批语中有：我国从汉末到今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毛泽东没有见过资本主义社会，满脑子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古代社会，他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很多是来源于中国古老文化，连张陵的孙子张鲁这种五斗米道，黄巾的太平道等等都这么使他兴味盎然，专门写了两篇文章介绍给到会的高级干部。这无异给大家的乌托邦幻想曲添油加醋，引道开路。这里也充分说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渊源。他年轻时还受过康有为把孔子的大同思想和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达尔文进化论糅合在一起的《大同书》的影响，又曾和蔡和森、张昆弟等描绘过建设新村这个理想社会的空想的蓝图。(毛泽东在北平曾参加王光祈、李大钊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有过为创造新生活建设“小菜园”的乌托邦设想，毛泽东很快就和蔡和森等在新民学会的会员中开始规划在岳麓山开辟一个类似的“新村”，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几乎可说是从这种青年时候的萌芽组织延伸出来的)

1959.2月，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有：由互助组到高级合作社经过了四年（1953—1956），由高级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到公社集体所有制的完成可能也要四年，或者还要多些时间——要五、六、七年??公社是1958年秋季成立，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还有三是猪鸡鸭无偿归社，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无偿归公共食堂，以及自留地归公。2.27讲话中有：“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很大的恐慌??农民总还是农民??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1958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出现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还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人民公社现在正在进行整顿巩固的工作??首先肯定大跃进的成绩、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然后才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郑州会议期间3.2给少奇、小平等同志的第二封信中有：鉴于河南省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的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地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郑州会议纪要规定了14句话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

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计划，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3.9、15、17、27、4.29、5.2连续6次党内通信，都是探讨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问题。9日信中有：总之，三月份可以基本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触问题。四月全党全民就可以一个意向地展开今天的大跃进了??总之，慢了不好要快。这些信中还谈到包产，节约粮食，少种、高产、多收（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讲真话（老实人，爱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等等 3月同江西省委负责人的谈话提纲中有：破坏程度（牛少30万头，母猎少1/3，鸡少2/3），山林破坏。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提纲，上海会议的讲话提纲都是探讨人民公社如何管理、如何过渡等问题。

3.30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旧账一般要算等问题的批注中有：在郑州讲话中旧账一般不算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掉。有百害而无一利。还有：牢骚也罢，反动议论也罢，放出来 就好。牢骚是一定要让人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之后，他们立刻就会感觉孤立，他们自己会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里已经照下了他们的尊容，跑不掉了，故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这一条法律。现在是1959年，不是1957年了。

3.31关于改变集体所有制的几条原则。毛泽东看到谭启龙给舒同和谭震林的信上说，鸣放中反映的情绪主要是怕再变，原因在于，办初级社不到两年，生产刚有劲了，就转高级社；高级社不到两年，就转公社；国家统购政策曾宣布三年不变，实际上年年变；每年夏收前说不变，秋后就变了。有人说：“共产党和孙悟空一样，多变。”毛泽东在旁加注(1)不得群众同意不变；(2)变的时候一定要有利于生产队，不使生产队、小队、群众任何一个单位一个个人吃亏为原则；(3)以公社级大发展和穷队大发展为基础，这是从不使富队吃亏反而有好处这样一个原则出发的具体措施；(4)先变乡，后变区。三、五、七年之后群众要变的话先变到乡，何时变到区不能定，现在设想，大概要在十年、十五年或者二十年之后，才有可能变。因此，不要怕。

对人民公社不断发现的各种问题，因为不从根本上看问题，想方设法去修修补补，当然就不能很好解决问题。

7.29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是：此三件印发各同志??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的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三件材料是指新华社内参上的《增城县重灾见闻》生产生活蓬蓬勃勃；《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和《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真理报》上刊了赫鲁晓夫在一个波兰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有：“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开始建设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大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们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

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农民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现在我们已走上了康庄大道。集体农庄已成为农民的亲切的家。”《纽约时报》驻华沙记者报道，看来可以认为是迄今为止一位苏联领袖对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看法似乎使俄国人感到烦恼，因为苏联报纸有三个月左右对公社几乎只字未提。）

8.1在将此三件给王稼祥看时，写道：此件请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写了几句，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8.19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三位同志；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不明真象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起见，必须向这一切人作战，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为此就需要大量的材料。请新华社、人民日报立即向分社发通知，叫对人民公社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每省市区选择五个典型，特别办得好的公社??写好，一律交给我，由我编一本书，例如1955年《农村合作化社会主义高潮》一样，我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斥全世界的反对派??向世界宣战。

从这两个批示看，毛泽东当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虽然问题成堆，还是十分气壮的，对国内外不同的声音是听不进的，是十分恼怒的。如果真正跃进了，公社真正办成功了，他也真该向世界宣战，他也真会大胜。可是如果他仍像编合作社那本书一样，叫人拿着放大镜去找一些所谓的典型，那又可能凭他主观意识、凭他独具气魄的文风去任意拔高和钦定经验强迫推广了。可惜，实践的结果，是打起灯笼火把也找不到他想像的典型了，他的万言长序终于未能出世。百花齐放要真正实行了或真正想实行，倒是真可以向世界挑战的大题目，但可惜也是个口号，并未打算实行。

12月，对《彻底驳倒富裕中农反对“八字宪法”的谬论》等三个材料的批语：教育富裕中农问题（河南、广东都搞了农业“八字宪法”的大辩论；河北农村整风整社运动中要求对少数资本主义思想严重、坚持走资本主义回头路的富裕中农，必须批深批透。因已发生杀猪宰羊、滥伐树木的现象，这都算在富裕中农的账上了。）

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出现那么多问题，他都不得不要开展整社运动来纠正了，他还坚信绝对正确，还毫无反思和转弯的念头。并且在整社中还要批人家的右倾，还继续搞左的一套，而且还左到对解放后新生的富裕中农都要批深批透了，但细想起来，也不奇怪。因为建国初期新区土改我们一直采取保留富农经济，在政治上则中立富农。刘少奇认为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都要保存富农，毛泽东则只把他看成是为顺利进行土改的一个策略。1953.12毛泽东修改过的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正式宣布“逐步由限制富农剥削直到消灭富农剥削”。土改后的农村自由发展、不愿意组织起来的单干思想，农民热中于发家致富的思想，被各级党组织认为是一种错误思想，普遍否认农民土改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积极性。认为只有互助合作一条道才能发展生产，当时农民如果不参加互助合作就站不住脚，雇工经营、贸易、借贷、租地等现象，都认为是资本主义因素，这样的共产党员则被批评为“走台湾的道路”。富农被定为农村资产阶级，保存富农未能坚持一段时间，薄一波也认为“对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某些不利的影响。”毛泽东认为农村生产水平落后，主要是农民单干思想，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的。只有改变生产关系，消灭生产资料所有制，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结果就不断改变生产关系，揠苗助长，加快从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直到跑步进入人民公社。现在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竟直接斗争到富裕中农头上了。这也是毛泽东要资产阶级绝种，要小生产者绝种的一贯思想。他认为互助合作这条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路正是根绝资本主义的最好办法。

1960.3.2、4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的批语中有：报告写得

所说：“这也许是我们党内许多老同志的共同悲剧。只要毛泽东在思考，他们就习惯关闭自己头脑中相应的那部分机器”。人的思想怎么可能统一，但搞统一思想的恶果却必然到来，刘少奇、张闻天、孙冶方、顾准、马寅初等等，都是极富理论思维，极有独立思考的硬骨头，但他们受到多少压抑和摧残啊！他们这样高的地位都不能发挥自己的才干，更不要说一般的群众了。应该承认，几十年来，我们整肃的精英，远远多于我们培养的精英啊！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在左的思想领导下的悲剧！

政治运动有时也是路线斗争的工具。拿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整风运动来说，本是要批判以王明、博古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思想，以统一党的思想。这之前毛泽东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亲自动手编辑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两大本文件汇编（后来又从中选编成《两条路线》一册），供大家研究党的历史问题，使之成为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毛当时写了九篇文章批判左倾路线，据胡乔木讲：“尖锐、泼辣，毛主席个人的喜、怒、嘲、骂跃然纸上，情绪化色彩甚浓”。后来因为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他几经修改这九篇文章，去掉一些尖锐的话，终未发表。用整风运动来反对党内的派别，反对所谓的错误路线，这可算是毛泽东的发明。列宁是反对派别活动的，但他始终主张党内要有民主自由，当时的《真理报》就辟有“争论专页”，列宁从未把谁打成反党集团（后来斯大林才把党内持不同意见者打成反党集团，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也学习了斯大林，所以中国也就有了许多反党集团）。当然王明的错误和他从苏联回来的所作所为，倒是应该批评的。但用一边倒批判的整风运动形式，却由此开始。

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介绍：广大干部的群众性整风运动分两大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整顿作风，检查思想，持续了一年多。第二阶段是审查干部，清理队伍（搞成了抢救运动），进行了半年左右。毛泽东说，前一阶段注重学风，后一阶段注重党风。在党风学习中，自我批评应更发展，应发动各人写一次反省笔记。党风最后阶段还应发动各人写思想自传，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最后则发动坦白运动，叫各人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很像基督徒向耶稣忏悔一样）。在此阶段内应着重提出反对自由主义错误，从思想上纠正党内自由主义。彭德怀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为他举行了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同志的座谈会。他从严检查了个人在工作上的缺点和失误后，即遭到不公正的批判，断断续续为他开了43天的批判会（14年后在庐山会议上还重被提起）。彭大将军都是如此，王实味听完整风动员报告后，写了《野百合花》等杂文批评延安的缺点，惹出了大祸（先是被思想批判，后升级为斗争会，再打成托派。更把同他来往的几个人打成“反党五人集团”，开除党籍。以后在转移中还被枪毙，四十九年后人早死了才得到平反），就不足为奇了。 借政治运动打击好同志，周扬整丁玲、陈企霞（所谓丁陈反党集团），也十分典型（他还执行了许多毛泽东发起的左的文化方面的错误批判。他曾私下对人说：“如果当时我不打那么多的右派，我第一个就是右派。”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有所觉悟，思想有改变，又曾多次公开流泪忏悔和道歉，特别是他在关于异化问题、人道主义问题的探索中受到胡乔木无理霸道的批判，因而获得过一定的同情。但他整人的表演是有代表性的历史，已是无法抹去的了。有人把这称为“周扬现象”，认为他为权利而斗争时，他是自己的主人、自由的主人；但当他为保住一种权力而斗争时，他就变成了自由的敌人，专制下的懦夫）。在他当中宣部副部长兼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时候，在作协主持了对丁陈的批判，向党中央写了《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所控事实，调查后全被否定，陆定一也说，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情况办。当时周扬曾辩解批丁陈反党集团是毛泽东的意思（毛当时曾把延安整风时丁玲等受批判的一批文章作为奇文拿出来再批判，周扬所说是有可能；但有人也怀疑是周的推脱，反正也无人敢去核对）。周扬却把它拖延下来，不久，反右开始，又把他们作为右派分子批判起来（尽管周恩来在先前审查时曾指示过要注意丁和周之间成见很深）并牵涉到冯雪峰。周扬完全是以个人隔阂整了丁、陈、冯（见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从

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周扬又唯独给丁玲没有道歉。像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这种悲剧存在于20世纪中国许许多多知识分子身上。这种政治运动，哪还有半点共产主义的味道呢！说我们的政治运动是整人运动，是内哄，是自己乱自己，一点不假（连胡乔木也承认：“建国以来，我们在思想文化战线界进行的斗争太多也太过火了）。其实，每一次政治运动，都像蒋南翔在延安给中央《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中所说的一样，“这是一段提起来就叫人伤心的血泪史”。

关于整人，很自然就会想到康生。他在我们党内，整人的时间最长，整的人最多，简直是个整人魔王。党内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就拿延安整风来说，是因为毛泽东对敌情估计过重，整风才由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和思想革命，迅速转入疾风暴雨的组织清党，把阶级斗争和组织清洗联系起来，加上康生的煽风添油，才使运动迅速阶级斗争化的。八届十中全会递条子给毛泽东说利用小说反党掀起清查刘志丹事件的，也是康生看到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投其所好造成的。毛泽东特别欣赏和信任康生，就因为康最能投毛之所好。1943年12 月底，季米特洛夫从重庆和苏联驻延安的代表那里所得消息，心情焦虑地以个人的名义致电毛泽东，其中有：尤其不要相信康生，因为康生所实行的清除党内敌对分子的办法正在帮助敌人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为国民党效劳。毛泽东回电中有：“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的部门并不负责审查干部。他们只调查证据确凿的特务。我们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全面和慎重的。”（1998年《炎黄春秋》第六、七期《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下）毛泽东未听季米特洛夫这个忠告，给季米特洛夫回了个不实的假汇报，在党内留下了个整人的打手，害了他自己，害了党，害了许多忠诚的共产党员。文革中康生点名诬陷的共603人（其中国家领导人一级33人，中央委员、人大政协委员93人，副部级以上干部91人，省市副省长副书记以上干部51人，部队军级以上干部11人，以上共337人，其余266人也都是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康生在党校批杨献珍“合二而一”运动，逼死知名学者孙定国、开除讲师黎明出党后来在文革中投井自尽，整个运动从党校调出或遣送还乡100多人。最初是以学术讨论名义开展批评的，当时《光明日报》曾收到210篇同意“合二而一”观点的文章，康生都要他们单位加以批判。文革中他更挑动群众斗群众，把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动组织，写诬蔑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等，作恶多端。

整人中说恶劣、说绝妙的恐怕还有个李井泉。马识途在他《沧桑十年》一书中，回忆给彭德怀说：“你认错，被戴上帽子倒也罢了，却给四川好多干部带来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我告诉他四川搞这个大运动有了创造性的发展，就是把领导机关的干部集中起来，不告诉会议内情，把你和张闻天在庐山上的发言发给大家讨论，你们是中央领导同志，又说得正中下怀，纷纷发言拥护，记录在案，按记录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抓一大把。彭总听得眉头紧皱，他说，想不到我一个人犯错误，还给你们四川干部带来灾难。我告诉他过两年就“一风吹”了，他才哑然失笑。省一级的领导干部，竟然这样胡乱整人，这可是真正叫人心中流血的政治笑话，这也是我们党的政治运动十分普遍的一个典型写照。

整人的结果，使革命队伍成了无民主、无自由、无温暖、无快乐的整人世界。好像一参加革命就要立即打倒、要立即铲除一切非革命的人，只有革命的恐怖，没有革命的快乐和幸福。只有批判、凶狠、严斥、对待敌人的态度，没有和谐、帮助、情谊和友情。

关于整人，毛泽东也有整人的理论：在反右运动中，他认为整人也是帮助人；他还认为干部必须经常整，他叫做对待干部的不断革命论。他在工作方法60条中，第21条是“不断革命”，他解释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夺取政权开始—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今年7.1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

的时间。??这八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自然，这也和他一贯强调斗争哲学;他自己曾说,我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的只有四个字,“阶级斗争”；他强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等思想有关。

整人成了搞运动的一大特点，仅就平时看到的材料，举例看看有多少人挨整吧(这很难有个全面的完整的数字,只能就看到的分项的可靠数字作例子列出。但另有个数字可作为形象的参考比较，那就是《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一书中，说“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总数即达2100余万人，其中牺牲者近1000万人。财产损失达600多亿美元)。

《百年潮》上有篇文章列出的有个数字就对地方上整人很有代表性。项南1981年去福建当省委书记，他到任时还发现大批解放前在复杂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出生入死的原闽浙赣、闽西南地下党的同志，解放后在受审中蒙受冤屈长期未得到平反。甚至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还把一批原闽中地下党的负责人当作叛徒、特务、内奸开除出党，逮捕入狱。从土地革命一直到解放战争，党先后在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和福建其他大中专院校，发展了1400多知识分子党员，且多为学有专长的专业人才。他们都受地下党三大案的影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查”及海外关系的株连，大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打击，有的生活十分悲惨，工资只二十多级，还不如机关的勤杂人员。项南问，这些同志到底有几个是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他又组织人经过四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才先后为他们平了反。这怎不令人向苍天发问：为什么让这么多革命工作者受这么长期的革命专政？！多少有用的知识分子因为被怀疑成敌人或可能是敌人而搁置不用或大材小用。而这决不只是个别现象。

十分相似的，有广东两次反地方主义迫害人的数字。建国初广东土改时，中南土改委员会主任李雪峰，认为土改缓慢无力，党组织不纯，干部队伍不纯。这个看法影响到毛泽东。1950.9，中央从各省市抽调7000干部南下支援广东，党政干部调整时，以大军、南下干部当第一把手，广东干部只能任副职。 当时叶剑英、方方从广东实际出发，认为执行《土改法》时，要保护华侨，保护商业，团结爱国民主人士。指出华侨多是出卖劳动力的劳苦大众，对侨眷地主的余粮，不追至海外，不没收华侨房屋。但中南土改委认为清算不应只以国内财产为限，没收房屋达80%。1952.4华南分局依靠大军和南下干部开展土改整队运动。普遍查出身、查立场，处理干部6515人，其中广东土改小组长以上干部7703人，处理了781人，占参加整队人数的10%强。毛泽东亲自出面处理，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这次反农民运动中的右倾和地方主义，叶剑英、方方都作了检讨，方方等一批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陶铸取代方方。

1957.5中央发出反击右派进攻，陶铸部署在全省开展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企图彻底解决一些地方干部对省委领导不满的问题，认为可以把反地方主义和反右派斗争结合起来。陶铸认为海南地区有几个县地方干部对整队处理不满向县区政府请愿，是冯白驹为首的地方主义分子向海南党委和行署排斥外来干部，搞独立王国。古大存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主张要多做思想工作。陶铸便把他们说成是“冯白驹、古大存地方主义反党联盟，”报请中央给了处分。七千人大会后，广东省委召开谈心会，号召畅所欲言。冯白驹、古大存提出他们的问题，陶铸报经中央批示，不予平反。直到胡耀邦任组织部长、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才断然平了反。 广东反地方主义受迫害的有2万多干部，反右派和十年文革受迫害受株连的那就不计其数了。 还有四川李井泉整“肖（泽宽）、李（子舟）、廖（伯康）”在市委正式会议上向省委提意见和向中央反映四川非正常死亡等问题，山东整赵建民，吴芝圃整潘（复生）、杨（珏）、王（庭栋）等??这都说明运动整人在各个地方也是很普遍的，要把这些数字都统计起来，那就更多了。但这说明乱搞运动，乱整人的左的做法，是全国性的。

《陆定一传》里说，参加肃反运动的有400多万人，搞出有问题者只4万人，扩大化是肯定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说毛泽东对“斯大林最令世人震惊的杀自己人太多的毛病，他却认为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他估计斯大林不过杀了一百万人，仅仅是个肃反扩大化问题。我们建国以来几年至少就杀了79万反革命，还关了一百多万，管制了一百多万。”

肃反运动就是“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场斗争的毫无间隙的延伸。立案审查140多万人，查出了现行犯3800多人，还不足0.3%(高饶集团、潘杨集团也在内)。140万人约占那时各层次知识分子总数的26%，大致是四分之一。即每四个知识分子中有一个肃反对象。如果加上教育、商业、机关团体脱产人员共670万人，在这些人员中每六个人中有一个肃反对象。每100个人中有6个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即每一个定案的反革命分子，平均有16个不能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对象作陪（所以鸣放中好多人对肃反运动提意见）。罗瑞卿说：全国有专职肃反干部75万多人，还有上百万肃反积极分子。全国参加外出调查研究的达328万多人次，可见规模之大。

据23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直属机关的不完全统计，完成土改后这几年受到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共803万人，其中党员和干部433万人，群众374万人。 1980年7月公安部复查报告统计：“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共触及2100余人，逮捕92人，定为分子的78人，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判刑的3 人（胡风被判14 年，但被关实际24年，阿垅、贾植芳各12年。见《百年潮》第10 期胡晓风文章）。

1978年春，按当时已掌握的资料统计，全国被戴上“右派”帽子的45万多人，而此时经认真查实，被改正的突破了50万大关。后来得知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552877人，是1957年国家干部总数953万的5.8%，超过毛泽东常说的95%以上是好人的界限。（见戴煌《胡耀邦与冤假错案》）其实，挨整的人，还有未纳入国家干部计划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工商界等不拿国家工资的右派不下10万人，还有上万的不戴帽子的内控右派。如果加上全国株连受害者不下600万人的数字，就可看出整人之多了。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有：“十几年内反复整风”“可能还有30万右派”，“可能有成百万有左倾观点的人”。整风是他经常要搞的，像文革是七八年要来一次，反右派已错整了50多万，还说还有30万。有左倾观点的人还更多。可见在毛泽东眼里，经常要整的人，是多大的数。 建国之后，肃反发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划阶级，1957年前后反胡风、反右派、反地方主义，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内多高级知识分子与精英人物。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伤380万人。三年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李锐《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1997年《炎黄春秋》第12期）。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食品匮乏，浮肿病很普遍，农村饥馑死亡增加，据人口方面的统计，1959年人口增1113万，净增率为10.19%, 1960人口减1100万，净增率为-4.5%，1961年又减398万，净增率为-3.78%。杜虹在《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一书中说死亡2000多万；廖盖隆在《炎黄春秋》上的文章中说，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达4000多万。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1962年甄别平反的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而他们都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高级干部挨整的也很多。比如胡耀邦1964.11.30—1965.3.11在陕西工作100天就因纠正陕西社教运动严重的左的错误——1964年逮捕6470人，拘留5000多人，开除公职的干部和教师1450人，开除党籍的3200人。三个试点县斗争中就有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他却被刘澜涛勒令靠边站，在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上连续两年的十次会议上受到批判，先后作过6次违心的检查都未能通过。

文化大革命中整人的数字就更惊人更难统计了。只能有一些零星的例子。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仅1966.8下旬到9月底的40天里，全市被打死1772人，抄家33695户，被驱逐出

北京市的所谓五类分子及其家属85000人。除民建外，所有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有一百人，都被斗争或抄家，并被通牒解散，次日起即停止办公。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指控林彪、江青反革命罪行起诉书统计：“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有744554人，被迫害致死的34766人，受株连的多达1亿人。其中，中央政治局委员22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96人，中央书记处书记13人，副总理12人，军委副主席5人，大行政区第一书记4人，中央监委员34人，人大常委委员60人，政协常委74人??十年内乱经济损失5000亿元。

刘少奇冤案除他全家都受株连外，全国受株连被错判的案件，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9前统计，有22053件，错受刑事处分的28000人，其他批斗、审查、隔离、关牛棚者无法统计。

“文革”动乱，在全国制造了300万件冤假错案，祸及上亿人口。仅北京中央机关即有6000多干部闲在家中无事可做。（见《炎黄春秋》悼曾志文章）

有人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文章中，统计了一下，在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化名人，被逼自杀者约80人，被折磨整死者约40人。

胡耀邦在党校报告中举例：内蒙27万党员，被打成“内人党”的35万，打死打伤的达5万多人。（金春明文章）

科学院北京地区170位高研中有130位列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或作为审查对象，在整顿期间为科学家落实政策的有800多人。（李昌回忆胡耀邦整顿科学院时的文章） 建国后搞的这些运动中，总的说是左了，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了。在阶级斗争中毛泽东曾提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但他在建国后的阶级斗争中，他犯了两个最大的错误：一是把农民当成改造对象而不是像革命时期把农民当成主要力量、依靠力量。没有满足农民土改后搞好生产发家致富的要求，没能调动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反而急于搞合作化、公社化（软共产，变相归公），反对他们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反对资本主义对他们的影响，甚至割他们资本主义的尾巴，使他们怕搞生产，怕冒富，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长期生活得不到改善。二是把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作为敌对阶级限制、改造、打击。我们的落后，有一方面就是文化、知识的落后，但他把知识分子当敌人，摧残了大批的知识分子，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延迟了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科技的进步，削弱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再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20世纪中到80年代初历经25年之久，先后有2000多万青年参加，这是在毛泽东左的思想指导下荒唐的政治运动，给学生、家庭、农民造成的困难不说，给财政造成的巨大损失不说，还把这些青年本该接受教育的时间耽误了、耗费了，给国家造成了人材的断流，这对国家的损失才是最大的啊！人应该是最宝贵的财富，但为什么偏偏对人整得这么厉害？这是不是因为是军事战略家，为争战略高地而不惜牺牲人的思想的延伸呢？

运动中，毛泽东爱说整多少人要有个百分比的限制。其实，他没有考虑所谓百分之一、二、三的绝对数有多大；其次，他所谓的百分比实际成为下面追求达到的目标。达不到也要硬凑，反而助长了宁左勿右的思想。反右派运动，北大是一个重灾区。当时党内反右掌握的控制数字，右派分子占单位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可北大打出的右派分子与总数比是百分之十，共800人，比控制数字扩大了一倍。其实，比他所下达的控制数一般都更高，这不过是一个例子。

运动治国总的效果如何呢？邓小平有个说法：“这20年(他是指1957—1978年，要按我的认识，建国后就开始左了)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局面而言，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要不打肿脸充胖子，硬说成绩是主要的，应该承认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我们是失败的。在和资本主义竞赛中，我们是比

人家落后了。

我小时候看到的国民党污蔑宣传我们的东西，乱杀人是一个重要的题目。红军到来之前，很多人逃跑就是因为怕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敌人抓我们的毛病中，杀人多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有人就专门写书统计共产党执政后的各国，共杀了多少人。其中，苏联、中国之外，柬埔寨波尔布特当然是首例。我们党有许多优良传统，但也有不好的传统，乱杀人就是其中之一。第一师范出来的夏曦，长于写作和宣传，1930年领导湘鄂西苏区肃反,却用尽酷刑屠杀自己同志一万多人。与他同乡的老战友柳直荀，就在批斗场被乱棍打死。北大毕业的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肃反，也杀了自己战友一万多。徐向前妻子程训宣就是受各种酷刑后活活被打死的。上海大学毕业的康生，也是整人不眨眼的。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赤色恐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生动的描写，文化大革命时曾再现。陈独秀、柳直荀、瞿秋白等都写过我党因乱杀等过火行动，使一些本来支持我党的人士转而反对我们党。国民党张辉瓒师长被俘后，以铁丝穿手反缚，受尽酷刑后点天灯，然后割下头装于木盒放下河中让其顺流白区以警告国军。留学日本在东京政治大学出来的傅柏翠，1930年在闽西苏区肃反挨整，写信给闽西特委领导人邓子恢诉苦时提到：“我过去是一个做公开斗争工作的，杀人烧屋的勾当不知干了多少。”我们不仅烧杀土豪劣绅，也曾以烧光杀光政策来迫使农民跟党走。他们手上沾有土豪劣绅的鲜血，参军后，有家不敢归，不跟党走就是死路一条。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一军团有个两万字的《筹款须知》，其中有个绑架勒索的九个步骤，也充满了烧杀恐怖的做法。任弼时1948.1.12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上曾大声疾呼：“乱打人乱杀人和使用肉刑，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封建主对待农奴，军阀对待士兵，才是乱打乱杀与使用肉刑的。一百多年以前，欧美资产阶级举行革命的时候，他们就提出保障人权、废除肉刑的口号，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新民主主义者，我们领导的革命比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们当然应当反对乱打乱杀，反对肉刑。”（《土地革命中几个问题》）在早，1944.11.4任弼时在对八路军南下支队的讲话中也说：“过去在湖南老苏区给了老百姓的一个印象，他们觉得共产党好倒是好，就是杀人杀得太厉害。如在湖南暴动时烧了很多房子，杀了很多人；在苏区内也杀了很多人。老百姓对我们有恐惧心理。”“我们不要乱杀人，我们应该检讨过去在苏维埃时代杀人杀得太多。”建国后我们虽然没有那样的乱杀人了。但总的说，我们整人杀人还是给人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的（文化大革命中康生、谢富治制造的“赵健民冤案”就有一万八千多人被打死逼死；历次治运动中都整死人不少。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我们把阶级斗争推崇到绝对的地位，极高的顶点，以致否认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学说，否认人性，鄙视人道，只表面上讲民主自由，骨子里赞扬集中、集权、专政、独裁。比如当今电子世界，电子传输给人类带来无比迅速、异常广泛的传输便利。我们有的人想的却是怎么样能筑起一垛泥巴墙，挡住全世界的电子网络传输，封煞四面八方传来的我看不惯的信息，保住我一言堂的优势。而不把心思、精力、财力用去掌握电子网络技术，用网络去促进传统产业升级，使劳动高级化，服务更加现代化，以提高生产力；不是努力发展电子高科技，使我们能走在世界高科技的前列。这似乎都和我们这些唯我独尊、我行我素的原始野蛮的错误实践有关。有人说，斯大林消灭的革命者，比沙自皇杀掉的革命者多得多。我们呢？我们摧残的人比我们培养的人，这比例怎样？我们对这个不好的传统，应该深入总结经验，彻底抛弃才好。

写《斯大林秘闻》的拉津斯基引过一段柏拉图的话，不知怎么说得那么好，简直就好像今天的人说的一样：“暴君是从名为人民代表制的根中出现的，起初，他面带微笑，拥抱每个人??慷概许愿??但一旦成为暴君并知道已被助他上台的公民谴责时，暴君就只好不由自主地谴责自己的人，直到无友，又无敌”。这可能点出了那些整人、消灭人那么起劲那么狠心者的要害。这也可能是对独裁者的真实写照。

如果要对比着苏联的政治运动来看，虽然运动的方式、做法不同，但运动之多和整人、

害党、祸国却都极为相似。他们除很少时候没有搞政治运动外，其他年份在各个领域都有批判、清洗、镇压，几乎从来没有中断过。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曾经历过20—30年代的意识形态“大转变”，30年代后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大清洗”和1946—1952战后意识形态的大批判、大斗争。这都使苏联科学文化资源受到严重摧残，阻滞延误了改革和发展。斯大林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大清洗”和“干部革命”摧毁了党政军大量的干部资源，30—40年代多次社会政治运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长期没有甄别、平反，有的平反了也留有长长的“尾巴”。不仅整了大批的精华，更严重的是摧毁了人们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培养提拔了大批媚上行事、因循守旧的庸人。大大败坏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精神。

开展政治运动的负面影响(下)

禁锢和控制思想扼杀了思想的创新--文学艺术和文化方面的一些例子 胡甫臣

-------------------------------------------------------------------------------- 我们中华文化，有过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就是因为当时没有一种政治力量可压倒一切，思想言论充分自由，思想家蜂起，学术思想得到大发展的光辉历史。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从思想上统治人民，严酷钳制舆论，便扼杀过思想家,使好文章无法出现。建国以来，我们独尊马列，批倒一切，而且在马列中又独尊毛说。这对我们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的发展，是起了很大的妨碍作用哩！胡乔木就曾指出：“粗暴的干涉不会造成作品??只是造成了许多作品和作家的不幸??任何优秀的作品都不是指挥棒造出来的或批判出来的。”胡乔木也曾指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文艺从属于政治，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把反对国民党统治来延安的作家同国民党、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种不利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他对文艺工作者经常发动一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批判上??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长时期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回顾历史，拿几个著名学者和文学家在解放前后的成就对比一下，就十分令人吃惊啊！

胡绳的一生应该说得上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的一生了吧。让他当了社会科学院院长，当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等等。但这位著名的学者最大的痛苦竟是不能按自己的思想去思想，去写文章。结果是紧跟大一统思想而留下了临死前出全集时含泪向读者诉说苦肠：“从1957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我内心深处的东西。??为顺应当时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脚的文章。”（见《胡绳全书》第二卷“引言”）他分析说，当时自己思想上的矛盾是，不能适应那时候党在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还要写点适应潮流的文章。在编辑全书时，他把那些自认为“站不住脚的文章”毅然裁汰，并且还特意说明，即使收入了《全书》的那时所做的某些文章，“也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丁伟志在回忆文章中说：“胡绳同志的自我批评是诚恳的。”李普在《悼胡绳》一文中说：“史学家蔡仲德教授提出了‘冯友兰现象’：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回归自我。胡绳是不是也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呢？??这几年他说现代史中许多问题需要重新研究。他曾经批评黎澍，说他常常在文章里说些不负责任的话；这几年大改变，说黎澍在当年那种环境中，敢于挺身而出发表自己的意见，了不起！我读了他1998年《毛泽东新民民主主义论再评价》，我忽然好像又看到了当年的胡绳，那个求实的学者和坚强的民主斗士。” 龚育之回忆胡绳的文章中曾指出：1937年胡绳19岁时写过《胡适论》，人们认为论得比较公允（40年代还有过4篇论及胡适，基调同）；1954年冬开始的胡适批判运动时写的《论

胡适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和《唯心主义是科学的敌人》，人们认为批得有深入可取之处，但不够公允。“这是胡绳走过的路，也是我们学术界许多人走过的路。”胡绳晚年给吴江的信中说：胡适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还应大大提高。

李慎之同李普谈到胡绳时，也有一个例子：那是在1987年反自由化的高潮中，胡绳（可能是奉命）在《人民日报》头版发了一篇当时可称是传诵一时的大文章：《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得到了中央的表扬，社会上也是一片赞扬声。胡绳却告诉李慎之：“其实我不过只回答了一半问题；还有一半问题根本没有谈呢！”他的大块文章确实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发扬蹈厉，建立了新中国。但是当时许多青年心中怀疑的还有：为什么新中国不实行新民主主义而实行社会主义，不实行市场经济而实行计划经济，不实行共同纲领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为什么会有反右派、大跃进、大饥荒以至“文化大革命”这些大悲剧呢？这许多明摆着的问题，胡绳并没有回答，当时的中国也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胡绳晚年写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论》，是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只是对立关系，还有继续关系，胡绳认为毛泽东过早丢掉新民主主义带有民粹主义思想，主张要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建设社会主义，不是把资本主义的尾巴都割掉。当然，这是胡绳的理论勇气。这已经很不简单了，我们不能责备他还未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改革的问题。

他向读者告白了解放前的高产学者为什么到了共产党当家了反而写得少了！原因就是他不能适应党的左的领导思想。真是哀莫大于思想禁锢，统治人的思想就是堵死人的思想创造。其实，他也有因“六四”时签名要求当局进行政治改革而检讨个没完没了的苦经，那就更只有默默带到棺材里去了。

再说解放前后的茅盾吧。1941年8月《腐蚀》在香港《大众生活》上连载即将结束，韬奋对茅盾说：“不少读者来信，希望你给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茅盾就加了女主人公到某大学区当邮检员的故事。该书被誉为是用血写成的特务罪行录，成为抗战胜利后一本最受欢迎的书。因此在国统区遭到查禁。建国后1950年拍成电影在全国上映，盛况空前。但却说同情特务被停映。编剧的柯灵想不通，认为被拐骗的女主人公是胁从分子，理应宽大；且观众同情失足者，自然会更加痛恨特务。难道文艺作品对天良未泯的失足者连一点同情也不能寄予吗？茅盾对指责无法接受，只得沉默。1954年重印该书时，茅盾未作任何修改。茅盾1949年前，作品浩如烟海，解放后5年未写东西。他曾想：请求给假，先整理成大纲，请领导审查。如可用，再请假专心写作。后来发现自己很难再从事创作，便转至培养文学新人上，于1951年领导创办了中央文学讲习所，请丁玲任所长。茹志娟、王愿坚、白刃、冯骥才等都曾得到茅盾的帮助。1963年12月毛泽东批示，说许多部门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术。茅盾回家后辗转不能入睡：难道解放以来自己所提倡的不是社会主义文艺，而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艺？1964年6月毛泽东另一个批示，说文联各协会所掌握的大多数刊物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沿。茅盾心想，我这15年的文化部长，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结果一无是处（以后他的部长职务也被免去了），真可怕！接着，夏衍根据茅盾原作改编的电影《林家铺子》受到批判，想到30年前夏衍同他第一次合作，改编了他的《春蚕》，这30年后的第二次合作，竟给老朋友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心痛万分，他狠狠地把笔折断，决心绝笔。其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长长12年就没有看到过茅盾的文章了。

再一个例子是曹禺。曹禺一生写了10部话剧，解放前6部，23岁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写出《雷雨》，还有可称为他的代表作的《日出》《原野》《北京人》都写成于40岁前。他说：“我诅咒那个黑暗的旧社会，希望人们得到解脱。”建国后他最早发表思想改造心得文章，挖掘“旧我”、宣誓与“旧我”决裂、塑造“新我”，全面否定自己的《雷雨》《日出》。后来又让他当了官，做了些不能不做和不敢不做的事，所写的《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多为遵命之作，成就和影响不大。画家黄永玉给他的信说：“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

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成一条小溪。你泥溷于在不情愿的创作中。”吴祖光去医院看曹禺的病时说：“你太听话了。”曹回答：“你说得太对了。你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太听话了。我总是听领导的，??可是写作怎么能听领导的？他思想上有苦闷：我们是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但为何不许讲几句良心语言？”曹禺在他《没有说完的话》一书中说：“一个作家到了老年，回顾一下，看看自己走过的道路狭窄，狭窄呀！道路狭窄，也是痛苦的，很痛苦的。”他在《如果》这首诗中写道： 如果大家戴着盔甲说话 我怎能亮出我的心 如果我的心也戴着盔甲 火热的人怎能与我接近？ 我愿死一万次 再不愿终身 这样存有戒心。

他怕，怕什么呢？就是怕犯错误。他为什么那样听话？就是他认为听领导的话才不会犯错误，他不敢用自己的思想去写，不敢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只敢搞遵命文学。结果，写起来苦。苦得人家只好不演了。难怪有个作家苦得口吐真言：人家说，不自由毋宁死。我要说：为自由，毋宁不写！这是在思想统治下苦得从内心发出的呼喊啊！我们掌握了政权，靠行政手段垄断和统治一切，自己堵死了自己发展的道路。 1962年在一次座谈会上，周恩来说：“《雷雨》写于九一八之后，写的是五四前后的封建买办家庭，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这样的戏，现在站得住，将来也站得住。那时还有左翼作家的更革命的作品，但带有宣传味道，成为艺术品的很少。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作品合乎你的思想水平。??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曹禺同志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写作上好像反而有了束缚。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

1978年曹禺在《几点随想》中说：“解放后我们努力改造，13年的时间，应该说有了一点成绩。背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实在是抬不起头来，出不出气来。这个帽子压得我们不能畅所欲言地为社会主义写作，深怕弄不好，就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作家们解放后的苦闷，主要是思想上的压力，这可是普遍现象。一批从国统区欢天喜地来到我们新社会的旧知识分子，当年在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为左翼文化创造过压倒右翼文化业绩的，统统被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看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吧。吴祖光，解放前12年中，写过9个多幕剧、一个独幕剧、创作改编了6个电影剧本、十个散文集，都得到了发表、演出和出版。解放后的三年，他几乎停止了创作，只改编并导演一个电影《红旗歌》、编写了一个评剧《牛郎织女》，再写了一些短文。巴金全集，1949年前所写的超过15卷，1949—1966年加在一起，不足5卷。普遍认为从国统区来到左的屋檐下，必须思想改造，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才能描写新时代的新人物，才能歌颂新社会。这就堵塞了人们的创作，比在敌人的统治下还倒退了。

再看看解放前后的赵丹。我国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有两人：一个是作家老舍，一个是表演艺术家赵丹。

赵丹1933—1949年拍片32部，1950—1965年仅拍了8部，1965—1980年应是他人生的黄金时段，却是一片空白。1978—1980年发病前，他精力旺盛，曾拟拍周恩来、闻一多、齐白石、阿Q、李白等片，结果一部也没拍成。他筹拍鲁迅，1960年就试镜头，反反复复，胡须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终没拍成。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是多么残酷！

1980.10.8(临死前两天)他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管得太具体，文艺无希望》一文。他说：“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吴祖光曾说：“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巴金曾说：“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想说而说不出的话。”(连胡乔木也认为赵丹“这个说法是对的。党是政治组织，对文艺本来不应该具体管??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果都由剧协审查，我想，未必能出那么多好作品)

在科学工作上，除原子能科学、航天科学因国防需要得到发展外，毛泽东提倡“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要求要鄙视、藐视、蔑视之。一边倒时还跟着苏联搞过独尊米丘林学说的蠢事。最可笑的是毛泽东提倡除四害打麻雀，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当时就有动物学家指出，麻雀吃粮又吃虫，有动物学家解剖了一千只麻雀，证明吃虫多于吃粮。还举例说，1744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讨厌麻雀唧唧啾啾，还偷吃樱桃，下令悬赏（每只六分林）灭雀，雀是灭绝了，虫子大繁殖，吃光果树叶，一个果子也结不出了，国王只好下令从国外进口麻雀。19世纪60年代的法国和后来的纽约、澳大利亚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科学家开会呼吁，在报上写文章，竟没人敢去提醒一下毛泽东。后来虽然改打麻雀为灭臭虫，但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还是说谁反对打麻雀就是反对毛主席，因此批斗了好些动物学家，有个动物学家死了，还被挖坟鞭尸，留下了这带血泪的笑话。

清华大学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他本是唐山交大毕业的桥梁工程师，为长江黄河连发水患，遵父亲黄炎培之命，放弃工程师职位，到美国改学水利，1937年获伊利诺斯大学博士学位。 1957年中国请苏联专家设计三门峡水库后，中央召集70多位专家讨论，本来看法并不一致，但敢于提出反对意见的只黄万里一人。他力陈建坝拦河之害：“一定要修将来要闯祸的，历史将要证明我说的观点。”并说，一定要修，请勿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这里开洞。”当时高层听不进黄万里诤言，坚持按苏联专家设计堵死了排水洞，而且把黄万里打成了右派，罚做清洁工，下放务农。1959年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还说：“你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了反骨”。三门峡水库1960年开始运转，第二年泥沙就淤积了渭河流域，良田浸没，土地盐碱化，威胁逼近古都西安。于是只好降低水库水位，排除15万千瓦发电机组，改装5万千瓦小机组，重新打通排水洞，以泄泥沙。“缴学费”不下百亿。渭河平原29万农民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惨剧无数，后遗症至今未能解消。黄万里一辈子念书想治黄，可我们没有听他一个字。他只能浩叹：“我白学一场，真痛心！”

结果，我们不但批判了、扼杀了、摧残了许多精神文化的精英，而且堵住了新生力量的成长。更重要的是权力集中的官僚主义（即专制主义），一言堂，使其他的人不愿用思想，不愿动脑筋，因为动脑筋会受打击，不动脑筋最保险。这就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思维。由于我们长期推行左的政策，把党内外代表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看成革命对象，使整个社会蔑视知识，轻视文化，甚至建国初还以“大老粗”为荣，延误了科技的发展，阻滞了现代化的进程。正像人们评论的，我们只能出驯服的军事家、听话的政治家而出不了思想家、理论家、文学家、文化大师。文化思想控制主义、思想大一统主义和专制独裁主义下，只能出遵命作家、遵命学者和风派专家。

试析运动多的根源--阶级斗争为纲和个人独断专行 胡甫臣

-------------------------------------------------------------------------------- 毛泽东为什么建国后采取了一个又一个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建党建国？我在学习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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